所以，李继隆有备。
而且，大阵更凸显了宋师的优势：到处安排了“床子弩”。
我已经在本书第一部中详细介绍了“床子弩”。简言之，这是当时世界范围内顶级远程打击武器，其最远射程可达“千步”以上，“一步五尺”，宋尺，一尺约31厘米，五尺就是155厘米；千步，则达到1500米以上。“床子弩”最少要用两张弓，最精致的则是一盘机器，有绞车。“八牛弩”，需要上百人才能拉动绞车。它的箭杆也特殊，短小、粗壮，如现代体育竞赛的半支标枪，后带铁翎。最夸张的记录是，“床子弩”射到墙垣之上，会直直地钉入，攻城将士可以攀缘这些箭杆登城。这种战弩，弓弦当用上好牛皮或青麻绳索制作，挂上钩楯之后，那种扳机，不必担心“走火”，因为扣动它，要用斧头才能敲开。操练“床子弩”的，是比大宋“神臂弓”更强壮的人，是大宋特种兵队伍。
契丹统军、顺国王萧挞凛，这次为侵宋先锋，换上靓丽的先锋旗帜，亲自出阵督战，那一身豪迈之气，在两军阵前赫赫生威。他甚至从阵中骑马走了出来，那一种傲慢气场，瞬间令大阵屏气。十几万人都在看着这位“战神”。
曾经战胜耶律休哥的李继隆，面对萧挞凛，并不慌张。此一时刻，他的身上，寄托了大宋的未来。优秀人物，在特殊时刻，应能感受到背后君臣士庶的焦虑与期待。他手持令旗，镇定地等待机会。
此时，宋师大阵西偏营栅中的威虎军头，一个名叫张瑰的小校，在弓弩阵中。他调转手下的几台“床子弩”，暗暗地瞄准了这位草原“战神”。当他指挥部下，大喝一声，用斧头敲开几个扳机时，“床子弩”连续飞出了几支横排标枪般的箭，其中一支正中萧挞凛面额。
两军同时惊呼起来。契丹方面赶紧派出百数十人，奔到阵前，将主帅抢回，抬到营栅中去。
草原“战神”在昏迷中呻吟，但箭镞深入头颅，已经神鬼无术，挨到夜半，死去。从此，世上已无萧挞凛。
从这一天起，契丹受到极大心理挫败，退却到德清军，不敢动。只不过偶尔派遣轻骑来大阵之前侦察一番，迅疾离去。
真宗“进辇”北城
真宗再向澶渊开进过程中，再出示两份阵图给殿前都指挥使高琼，要他相机布阵。两图，一份是行阵图，一份是营阵图。显然，真宗在做大军挺进的准备，而不仅仅是在布防。
就在这时，得到了李继隆的捷报：萧挞凛已死。
李继隆在奏章中还建议真宗如果到澶渊，就在南城驻跸，不必到北城，因为北城门巷湫隘，不便圣驾行动。
真宗得到奏报后，当天到达澶渊南城，接受李继隆的建议，以当地的驿舍为行宫，不准备过河进入北城。
寇准坚持要圣驾过河“幸北城”。他说：
“陛下不过河，则人心危惧，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四方征镇，赴援者日至，又何疑而不往？”陛下您如果不过河，那么我军人心就会生成畏惧（诸军会想：皇上吓得不敢过河），敌军人心就不会受到震慑（敌军会想：宋主害怕不敢过河），这可不是大长我军威风而决策胜利之道啊！眼下征兵于四方诸镇，纷纷赶来勤王的部队每天都有人到来，陛下又有什么疑虑而不往前呢？
高琼也坚持请求过河，他说：
“陛下若不幸北城，百姓如丧考妣！”陛下如果不到北城，老百姓会像死了父母一样悲痛。
这话说得粗俗，也算是“失礼”，所以随驾的签书枢密院事冯拯听后，在旁呵斥高琼。但高琼反而大怒，对冯拯说：“君以文章致位两府，今敌骑充斥如此，犹责琼无礼，君何不赋一诗咏退敌骑耶？”先生你因为写写文章得到中书、枢密两府的官做，现在敌人的铁骑充塞在京北澶渊，你还责备我高琼无礼，有能耐你写一首诗歌咏一番让敌骑退去？嘁！
说罢，高琼更不待冯拯搭话，也不问真宗意见，直接挥动卫士“进辇”，拉着辇车往前走。
到了两城相接的浮桥上，辇夫见大河横亘，真宗不语，不免心生疑惧，于是，停住辇车，等待真宗命令。
高琼见状，就用手中的铁挝敲击辇夫的后背，大声喝道：“干吗不赶紧走！现在已经到这里了，还犹豫什么！”这话不仅是说给辇夫们听的，也是说给皇上听的。
真宗很平静，要辇夫“进辇”。于是，真宗过河，到达澶渊北城。
还在浮桥上时，北城的南门楼就已经有士兵们欢呼起来。
呼声一波一波传导到北城四面。
真宗进入北城后，不休息，按照寇准安排，直接登上北门楼，楼上张黄龙旗。城内城外，敌我几十万人都看到皇上来了，诸军在李继隆带领下，皆呼万岁，史称“声闻数十里”。当下宋师受到鼓舞，士气百倍提升起来，而契丹远远地看到大宋皇帝来了，知道后面的战事如果打起来，就是一场死仗，继萧挞凛死去之后，人人更加恐惧，史称“敌相视益怖骇”。
真宗在城楼上，遥观李继隆方圆数十里壮观的大阵，甚为叹赏。于是召见李继隆、石保吉、秦翰、张旻等人，慰劳一番。
第二天，真宗过吊桥，进入李继隆大营。李继隆部并不失序，兵士们严整肃立，很有古代周亚夫细柳营的风采。真宗很高兴，就在营中召集群臣与守将们宴饮，并赐给诸军酒食、缗钱。
“主和派”思路
且说曹利用来到德清城南契丹营寨，见到国主耶律隆绪和萧太后等人。他发现萧太后与宰相韩德让坐在一辆大车里，群臣与国主坐在另一辆大车里，礼容很是简略，对熟悉中原衣冠文明、男女有别习俗的曹利用来说，这种“礼”几乎近于“化外”。用餐也很简单，就在大车的车辕上横放一块木板，上面就是“食器”。而曹利用、张皓等坐在车下，另外赠给食物。就这样，一边吃，一边讨论“和好”之事。前前后后说了一堆左右迂回的话头，各自的讨论底线都没有说，似乎一时不方便出口。因此并没有做出决定。耶律隆绪就提出，由契丹这边派出一位大使，与曹利用等一起返回去见真宗，直接谈。
于是契丹派出左飞龙使韩杞与曹利用一起南返，到澶渊来见真宗。
真宗得到消息，派知澶州何承矩安排在郊外接待，翰林学士赵安仁负责陪伴。一应接待仪式，都由赵安仁负责。
赵安仁是父子相承的“主和派”。他的父亲赵孚就曾在雍熙北伐之际向太宗进言，主张与契丹“和好”。
赵孚的说辞大致是：将士们屯戍边陲，与契丹开战，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战争中无数尸体暴露原野，岂是圣贤愿意看到的风景？所以，希望朝廷能与契丹通联协商，更期待太宗皇帝能“近鉴唐高祖之降礼，远法周古公之让地”，近代人物学习唐代高祖李渊礼让突厥之事，远古人物学习周人古公亶父避让戎狄之事。“圣人以百姓之心为心，君子见几而作”。可以向契丹晓谕祸福之道，向他们宣示恩威，议定边疆，永息征战。“养民事天，济时利物，莫过于此”。
赵孚还认为：契丹虽然与中原嗜好不同，但是躲避危险、屈就安定，厌恶劳烦、喜欢安逸，都是一样的人情。意思就是：契丹会同意和好息战。
赵孚这个意见很有代表性。它基本上说清了有宋三百年间“主和派”的基本思路。理解这一番话，就可以理解“主和派”的思想资源和来龙去脉。
在太宗雍熙北伐之前，向契丹示好，是有可能的。种种信息证明，契丹不想与这个新崛起的大宋王朝为敌。在太祖时代，已经有了双方息战的简略“盟约”——虽然那时节并未互派正式和谈使节，但在边境已经互相约定：不战，通商。太宗如果继承这份“和平”遗产，可能“澶渊之盟”会提前几十年到来；那时，大宋将有希望全力西向，解决西夏问题。以后的事，再看时机。
但太宗虽然表彰了赵孚，并认为他是一代“名士”，但却没有接纳他的意见，在“惟有战耳”和“乘胜取幽蓟”“径指西楼之地，尽焚老上之庭”的豪迈激情鼓舞下，战败。显然，太宗时代，虽然兵强马壮，但还不具备扫灭契丹的“天时地利人和”。
有意味的是赵孚这两句话：“近鉴唐高祖之降礼，远法周古公之让地”。
唐高祖李渊，事实上包括他的儿子唐太宗李世民，都有向突厥“称臣纳贡”的故实。李渊起兵太原，南下争中原，突厥人领袖颉利可汗亲率十五万铁骑入侵并州（包括今日山西，以及河北北部、内蒙南部等），掳掠男女五千余人，李渊毫无还手之力；颉利可汗又率骑兵十万大肆掳掠朔州、进袭太原，李渊也没奈何，只好“卑辞”“称臣”，讨好突厥，愿意以财帛女子贡献。到了李世民时代，“玄武门之变”刚刚过去，这位突厥可汗又率兵二十万，来欺侮大唐新任天子。大唐将军们虽然做了抵抗，但突厥人还是打到了长安城外渭水便桥之北，此地距离大唐首都长安城不足四十里，比目前的“澶渊之役”，形势还要危险。唐太宗亲率臣下及将士来到渭水，隔河与颉利对话，“啖以金帛”，用财货利诱突厥，讨论和谈条件。颉利见李世民背后的唐军军容还很严整，又听说可以得到“金帛”，这才答应结盟、退兵。此役，史称“渭水之盟”，发生于公元626年，比“澶渊之盟”早了三百七十八年。
但“渭水之盟”严格说，不算是一场和平运动，实在是一场“城下之盟”。而李世民更在屈辱中早有成算，他在回答臣下疑虑时说：突厥经由我们这次纳贡，会“志意骄惰”，从此以后，他们将“不复设备”，失去战备意识，我大唐“然后养威伺衅，一举可灭（突厥）也”。李世民引用《老子》的话说：这就是“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我们要想得到他们的土地钱帛，先给他们土地和钱帛；以后，他们拿去的土地和钱帛都会加倍还给我们。
从思想倾向上论，“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按照章太炎先生的说法，这种“降礼”，实是“道家的阴鸷”，为儒家所不取。但在军事力量暂时达不到抗衡和消灭对方时，“降礼”就不仅是一种“策略”，更是一种“战略”，儒学的说法就是“权变”。所以，儒家与道家在面对天时、国运这类巨大困境时，有智慧的相通处。“卑辞”“降礼”，不仅是一种“阴鸷”，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权变”。事实上，唐太宗还是话多了些、性情浮薄了些，在有些时刻，“阴鸷”或“权变”中的远猷，根本不必说出来。那时节，知者自知。汉高祖刘邦在白登山被匈奴包围，也是“卑辞”“降礼”，但他不说复仇之类的话语，隐忍一生，直到他的重孙子辈，汉武帝刘彻时代，才有了“犁庭扫穴”的辉煌。
《春秋公羊传》有“大复仇”之说，这个说法源于非公正政治秩序下对自然法的肯认，是对“耻感”的“痛感”。史上“卧薪尝胆”的故实、“鞭打楚平王”的故实，就是“大复仇”的飙歌。到了汉唐以后，“大复仇”有了“族群雪耻”的意义。汉代“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说，唐代“养威伺衅，一举可灭”说，都是誓为族群共同体洗雪往日耻辱的强悍话语。但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都懂得“阴鸷”或“权变”；他们知道：时运不济时，面对敌对族群的侮辱，可以“无故加之而不怒，猝然临之而不惊”。刘邦的夫人吕雉甚至面对匈奴首领冒顿单于极为无礼类似性骚扰的“情书”，也在大臣的劝谏下，隐忍住，不怒，反而“卑辞”“降礼”，讨好匈奴。
“大复仇”，需要“智慧”驾驭，而不是“激情”驾驭。这种“智慧”的核心，是对“时机”“机运”的深刻洞察力。
所以，在宋太宗雍熙年间，大臣赵孚深晓此理，太宗赵炅不晓此理。
大唐在“智慧”而不是“激情”驾驭下，等来了“大复仇”的机运。贞观三年（629），名将李靖、李勣趁突厥内部虚耗，开始行动。大唐对突厥人的“与之”转换为“取之”。只用了很短时间，突厥被大唐扫灭，颉利可汗被生擒。十几年间，突厥给予大唐太祖、太宗两代人的羞辱一扫而光。
文明大迁徙
大宋，事实上，从太祖赵匡胤开始，一直到南宋诸帝，都没有忘记“恢复汉唐之疆”，真宗之后，更没有忘记“雍熙北伐”的耻辱。到了徽宗时，甚至也效法唐太宗，撕毁盟约，与金王朝合作夹击契丹，“大复仇”，但宋徽宗时代没有唐太宗时代的人才和国运，也等于时机不对，于是遭遇引狼入室的悲剧。
古公亶父的故实则更为意味深长。
古公亶父是周文王的祖父。他在世时，部族约有万余人，活动在泾水、渭水之间，今天的陕西彬县一带，古称此地为“豳”（音斌）。古公亶父善于种庄稼，很快部族就成为一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农耕族群。但北方有“狄人”，却在觊觎豳部落，要来进攻。
古公就召集父老问：“狄人何欲？”狄人想要干吗？
父老回答道：“欲得菽粟财货。”狄人想要我们的菽粟财货。
古公说：“与之。”给他们。
以后狄人就多次来要，给他们多少也不满足。
古公又问父老：“狄人又何欲乎？”狄人还要干吗？
父老回答：“又欲君土地。”他们又想要君主您的土地。又有人说：“欲得地与民。”他们想得到我们的土地和人民。
史称“民皆怒，欲战”。
古公说：“与之。”给他们。
然后古公开始准备离开豳地。
父老们说：“君不为社稷乎？”君王您不为社稷考虑吗？
古公说：“社稷所以为民也，不可以所为民亡民也！”社稷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万民利益；不可以拿这个为了万民利益的社稷为借口，去打仗、去灭亡万民啊！
父老又说：“君纵不为社稷，不为宗庙乎？”君王您就是不为了国家社稷，难道也不为祖宗宗庙想想吗？
古公说：“宗庙，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宗庙是我宗族的私事，不可拿着宗族的私事祸害我的族民。
说罢，收拾行囊，拄着拐杖准备离开古老的豳地。
临行前，古公对跟从他的人说：
“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
人民拥立君主，是为了能有利益。现在戎狄之所以来我豳地攻战，就是想要我的土地和人民。人民在我这里，和在他们那里，有什么不一样吗？现在人民为了我的缘故要打仗，打仗就是杀人，杀了别人从军的父子，而我再去做这些人的君主，我不忍这么做。
说罢，带着自己的族属，翻越了几座山几条河，几百里路，在岐山下找到一块地方，命名为“周原”，开始重新经营。从此中国有了“周部族”。
豳人“举国扶老携幼”（按：“扶老携幼”这个成语就是出自这里），跟着古公迁徙的人有三千乘。其他别的小国听说古公这么仁义，也多来归附。很快，在岐山脚下，成为有三千户人家的聚落。
古公亶父离开豳地之后，最重要的大事是“贬戎狄之俗”，完全摒弃在豳地时还沾染的狄人习俗，以“衣冠文明”精神，开始“营筑城郭室屋”，这样就从“游牧”性质转化为“农耕”性质，并开始设立“五官有司”，按照文官制度管理这个迁徙而来的族群。史称“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从此，中原文明开始在“周族”推演下，经由三代人的时间，到周公时“制礼作乐”，完成了中原“礼乐文化”的文明更化。周王朝八百年基业，奠定了华夏以“礼乐文化”为特色的三千年政治文明大格局。“礼乐文化”或“礼乐制度”成为中原与异族的文明竞争中凸显的文化身份识别标志。而这一切，从地缘政治而言，源于古公亶父率领族人由“豳地”向“周原”的一次文化大迁徙。
这一段故实，在中国文化史、政治史、思想史上均有重大意义。它成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案例。远古土地为君王所有，到春秋时形成土地私有。在土地私有之前，古公亶父如此宣称“社稷”“宗庙”与“周民”之关系，可以看成“天下为公”的古典模型。犹如摩西当初带着“上帝的子民”“走出埃及”到西奈半岛；古公亶父身后的“三千乘”，是自愿跟随他“走出豳地”到岐山脚下的“周族子民”。
远古中国的这一次仁爱文明大迁徙，预表了以“尊生”为核心诉求的“天下为公”的价值观。而“尊生”正是“以人为目的”而不是“视人为工具”的价值理性所在。
赵孚向太宗赵炅讲述这两个故实，并期待他能效法。今天看，这两个故实事实上预表了两种模型。
唐太祖李渊“卑辞降礼”，是隐忍中等待机缘，符合圣贤“大复仇”理念，是一种政治征服缓期战略。
周古公亶父“走出豳地”，是委屈中维护和平，符合圣贤“施仁政”理念，是一种文化推演渐进战略。
中国，在地缘困境中，这是两个值得继续向纵深剖析的“意义组团”。它将给予后人足够的智慧和心性。而那种血脉偾张的即时性冲动、豪迈与激情，事实上是最为廉价的道德放纵。
祸国祸民，往往就在举国激愤之际……
契丹的底牌
宋真宗知道赵安仁颇有父风，不乏赵孚式的理性智慧，又懂得恪守纪纲大体，而且还了解太祖赵匡胤时与契丹来往的文书格式，所以任命他来做契丹使节的礼宾接待工作，可谓允公允能。
话说契丹特使韩杞来到宋真宗的行宫，由赵安仁引导进入前殿，然后按照中原礼节，跪下，将国书授给阁门使。阁门使接过后，捧着升殿。内侍省副都知阎承翰接过，启封，交给宰辅浏览、朗读，真宗仔细听过，觉得国书还算得体，但书中所提索要“关南之地”，本来就在算中，于是即命韩杞升殿。
韩杞升殿后，再拜，奏称：“国母（也即萧太后）令臣问皇帝起居。”
然后就说到了国书中关于“关南之地”的诉求。
“关南之地”瀛、莫二州自从周世宗夺回后，契丹屡屡以此演绎悲情，不难猜想，韩杞在索要此地时，也免不了悲情一番。
真宗对辅臣说：“我早有此忧，现在果然如此。你们看，这事怎么处理？”
辅臣回应道：“可以这样回答他们的‘国书’：‘关南久属朝廷，不可拟议（不可提出讨论）。或岁给金帛，助其军费，以固欢盟。’但究竟如何，尚祈陛下裁度。”
真宗回应道：“朕守祖宗基业，不敢失坠。所言归地事极无名，必若邀求，朕当决战尔！实念河北居人，重有劳扰，倘岁以金帛济其不足，朝廷之体，固亦无伤。答其书不必具言，但令曹利用与韩杞口述兹事可也。”
真宗这番话断然否定了契丹索地要求，如果契丹一定要索地，只有决战。不过考虑到河北人民多年在战火中劳扰，所以可以停战，作为一种妥协，可以每年给契丹一笔“金帛”。但回答他们的“国书”不必具体说这个事，就让曹利用和韩杞回去口述即可。
真宗朝第一次与契丹文书往来，需要有合适的格式文体，这也是“执纲纪、存大体”的方向。赵安仁是唯一能够回忆起太祖时“雄州和议”国书体式的人，于是就令他起草了回答契丹的国书。国书很简略，只是礼节性质的通好、问候，并未涉及“和好”的具体条件。
随后，赐给韩杞袭衣也即成套的礼服，还有金带、鞍马、器币等。
但是第二天，韩杞等人要与曹利用向真宗辞行时，还是穿着草原的服装，“左祍”而来。中原“衣冠文明”，一个是“衣”一个是“冠”，“衣”者，右衽，也即右边的衣襟在内，左边的衣襟在外掩覆右衣襟；“冠”者，束发后，可以使用发簪或顶戴帽冠。非中原文明，一般可以“左祍”，也即左边的衣襟在内，右边的衣襟在外掩覆左衣襟；而又不必束发，因此成为披发。所以“披发左衽”成为与“衣冠文明”对应的“异族风尚”。世界多样，中原并不期待异族全部成为衣冠之族，但是天朝赐赠韩杞“袭衣”，他不穿戴，未免对中原文明不敬。所以赵安仁看到韩杞依旧草原打扮后，对他说：“你就要上殿接受皇上给你们国母的回信，天颜就在咫尺之间。如果你不穿皇上赐给你的衣服，你想想，合适吗？”
韩杞当即换上“袭衣”，与曹利用等人一起来见皇上。
真宗与宰辅寇准又单独会见曹利用说：“大宋土地，契丹不可能得到。但是如果要求货财，可以许给他们。”
曹利用回答：“臣以前出使契丹，略知一点契丹语言。这次又秘密观察韩杞，听到他对同来的契丹人说：‘你们看到澶州北寨的宋师了吗？那是劲卒利器啊，与我们以前听说的不一样啊！吁！可畏也！’据此，臣已经对契丹看得很明白了。如果他们另有狂妄要求，一定不答应，那时就请王师平荡北寇！”
真宗很愉快，就给时任殿直、阁门祗候之职的曹利用加官为东上阁门使、忠州刺史。曹利用想了想，就问真宗：“如果契丹要求岁币财货，我们可以答应他们多少？”
真宗沉吟道：“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
曹利用得到这个底牌，辞去。
寇准跟着曹利用出来，又将他单独召到自己的战地帷帐中，“恶狠狠”地对他说：“虽有敕旨，汝往，所许不得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勿来见准，准将斩汝！”虽然有皇上的敕令，但你到契丹，许给他们的财货不许超过三十万！要是超过了三十万，你就不要来见我寇准了，寇准将会斩了你！
曹利用一向知道这位来自山西绰号“寇老西”的家伙，是“刚猛”出了名的，他跟太宗说话，太宗不想听，站起来走，他都敢拉着太宗的袖子，“令帝复坐”。想想这家伙说话是算话的，不禁出了一身冷汗，战战兢兢地走了。
到了契丹设在德清军与澶渊北之间的营寨之后，正式的谈判也不复杂，契丹就是索要关南之地。
曹利用很温和但很坚定地回绝了这个条件，但他主动提出：“北朝既兴师寻盟，若岁希南朝金帛之资以助军旅，则犹可议也。”
北朝契丹你们兴师来澶渊寻求盟好，如果希望我们南朝每年给你们金帛，以此作为替代军旅的资助，这个事似乎还可以议一议。
曹利用所谓“资以助军旅”，事实上是一种委婉的说法，这说法拐了好几个弯，类似于春秋战国年间流行的外交辞令。其逻辑大意是：契丹如果要关南之地，大宋肯定不给；如是就要继续战争，盟好就不可能；关南之地虽然可能出产物资，也有赋税，但战争也要有花费；两相抵押，你契丹也得不到多少便宜，说不定还更吃亏；如果放弃索要关南之地，大宋可以给你们一点钱帛，作为你们得不到关南之地的补偿；这笔补偿，就当是你们这么多年来为争关南之地的军旅支出；事实上，我们给你的会更多，比你们从关南之地得到的赋税合适多了。
但契丹这边负责接待大宋使者的政事舍人高正始忽然吓唬曹利用说：“今兹引众而来，本谋关南之地，若不遂所图，则本国之人负愧多矣！”
现在我们带领大兵举倾国而来，本来就是为了关南之地。如果不能实现我们的愿望，那么有愧于我大契丹国人太多了——几乎没有法子回去向国人交代！
曹利用回应道：
“我曹利用奉命专门来结盟好，条件就在这里，不能实现，我有死而已。但是你们也要想好：如果你们不怕后悔，任性，非要实现所图，到那时，不要说关南之地你们得不到，战争也不会容易停止了！”
高正始将这番话转给耶律隆绪和萧太后，两人听后，知道大宋不可能乖乖交出关南之地，知道如果一定要这个地方，那就只有战争。史称“意稍怠”，当初的决心开始有了松动。又听到韩杞汇报宋师的雄壮精猛，更听到还有“岁币”这个替代方案，尤为重要的是：他们能想起“瀛州之战”伤亡的近十万契丹将士，以及这几年与大宋战争的失利记录，于是，也开始接受大宋的条件，在妥协中，开始讨论“岁取金帛”问题。
似乎没有讨价还价。曹利用“一口价”，答应每年给契丹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契丹听到这笔财富，感到满意：不打仗，每年有这么一笔收入，实在是“和好”的可观红利。于是，答应下来。史称“议始定”，和议这才最终定了下来。
事儿，就这样成了。
赵安仁“舌灿莲花”
曹利用从契丹辞行时，契丹国主和萧太后又通过王继忠来见他。王继忠向曹利用转达了契丹的一个意见，他说：“南北通和，实为美事。契丹国主年少，愿意将南朝当作兄长来侍奉。但契丹忧虑南朝可能会在边境开挖修筑河道、大力疏浚城壕。这样别有举动，契丹国内会生疑，请南朝对此有个誓言。并希望能派遣近臣来契丹回访。”
王继忠希望这件事能秘密奏报给真宗。
为了让大宋能够派遣更高级别的官员来访问契丹，契丹首先提高了回访大宋的规格，这一次与曹利用同到真宗行在的是契丹右监门外大将军姚柬之。
曹利用以三十万谈成了合约，入见真宗时，真宗正在行宫用餐，没有马上召对，先派内侍出来问曹利用“所贿”也即“岁币支付额度”是多少？
曹利用回答：“这是机密之事，应该当面奏上。”
内侍报给真宗，真宗对内侍说：“你先让曹利用说个大概。”
但曹利用就是不肯说，只用三个手指头贴在脸上示意。
内侍见状，回来告诉真宗：“曹利用三个手指在脸上比画，难道是三百万吗？”
真宗闻言，不禁大吃一惊，失声叫道：“太多了！”但是停了一会儿，又说：“如果能把这个事了了，也可以。”
行宫陈设简单，宫帷之间，就是几道布帘，曹利用已经听到了真宗与内侍的对话。等到真宗召见他时，他假作不知，再三“称罪”，说自己没有把事情办好。真宗问他到底许给契丹多少贿赂？
曹利用战战兢兢说：“三十万。”
真宗闻言，“不觉喜甚”。
于是，给了曹利用很丰厚的奖赏。
姚柬之带着契丹的国书和各种礼品来到澶渊，大宋给予姚柬之的礼遇一如韩杞，接待他们的还是赵安仁。
姚柬之与韩杞不同，很有“民族自尊心”，他多次对赵安仁夸耀契丹“兵强战胜”，言下之意，如果开战，契丹似还略胜一筹。
赵安仁本来可以将斩杀契丹两万余众的长城口之战、伤亡契丹近十万人的瀛州之战、射杀萧挞凛的澶渊之战拿出来说话，但此际的赵安仁一番言语却不是炫耀胜似炫耀，他回应姚柬之说：闻君多识前言。老氏云：“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乐杀人者，不得志于天下。
我听说先生您也很知道一些前贤的名言。老子有言：“再有利的兵战，也是不祥的东西，只不过圣人实在不得已而用它罢了”。战胜，因为毕竟死人，不是个美事，却把它打扮成一件美事，这是乐于杀人的行为。而乐于杀人者，不会得志于天下。
读史至此，很愿意浮一大白！古人称能言为“舌灿莲花”，赵安仁此语于此时，堪称不易之论，妥当而精深、委婉而得体、蕴藉而铿锵、大度而高妙，那是一种基于圣贤传统而来的理念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一句话，结构性质的自信。折冲樽俎之际的外交对答，并不诉诸于剑拔弩张、针锋相对和所谓的“国格”尊严，更不斤斤计较于大国“硬实力”之竞赛，而诉诸于文明格局之真实袒露、圣贤气象之自然呈现，这就是“正心、诚意”下“大宋魂”也即“大宋价值观”暨“大宋软实力”的从容讲述。即使是敌人，也会尊敬这样的对手。
史称“柬之自是不敢复谈”，姚柬之再也不敢跟赵安仁奢谈渴血战争之事。
赵安仁在“接伴”即接待陪伴姚柬之时，还有一次应答，也非常漂亮。
姚柬之多次谈王继忠的才干，认为这个汉人是个栋梁之材。赵安仁听过几次不答。最后一次，赵安仁回答说：“继忠早事藩邸，闻其稍谨，不知其它也。”
王继忠啊，早年在皇上藩邸也即太子府上做事，听说此人还算谨慎，至于其他种种，不知道。
这样一番答对，对投降了契丹的宋廷高官，做了一次不失礼数的巧妙“矮化”，让契丹人感觉到：所谓人才，不过尔尔。但又知道了“谨慎”乃是王继忠的特点，这样也就巧妙地保护了王继忠。假如想“坏”，想借刀杀人，只需要捏造一两个实例，说“此人险诈”，则王继忠危矣。
真宗作《回銮诗》
且说姚柬之将国书呈上后，真宗看到书中称曹利用所答应的条款与当初王继忠所言“和好”之利，还有距离。但这正是不便于在国书中讲述的内容，就是王继忠让曹利用“密奏”真宗的两条：不要在边境开挖河道；不要大力疏浚城壕。否则，契丹人以为会有战争准备，对两国“和好”容易误解。
真宗认为契丹放弃关南之地，那么这事可以答应。
当天，很高兴，就登上澶渊北城的南楼，观看大河。在城楼上宴请跟从的官员，并召姚柬之也参与了这次宴会。
这一次与姚柬之去回复契丹国主和国母的宋使，是西京（洛阳）左藏库使、奖州刺史李继昌，行前，又给他加官左卫大将军。李继昌就是在平定巴蜀王均叛乱时，军纪最为严整，并注意在战争中收留妇女儿童的峡路（四川东部峡江一带）都钤辖。他的儿子娶了真宗的妹妹万寿公主，因此也算是皇帝的近臣。他带上大宋《誓书》前往契丹“报聘”也即“回访”。真宗注意到每一次契丹来人，总是说“契丹国母问候大宋皇帝起居”，因此，除了给契丹主耶律隆绪的问候书信外，另外也给萧太后发去了问候书信。
这一篇《誓书》，应该是宋廷派人与契丹来人共同拟定。赵安仁和姚柬之可能是主要起草人。
行前，姚柬之还特意说：“我国收兵北归，恐怕大宋缘边将士截击。”
于是真宗下诏：诸路部署以及诸州各军，不要私自出动兵马袭击契丹归师。
但此前几天，契丹还在派人攻打并攻克了澶州附近的通利军，因此，真宗一面下诏不得袭击契丹归师，一面还在部署猛将荆嗣等人在河北、山东交界处屯扎，防备契丹南下骚扰。
几天后，河北北面诸州报来军事简报：
“侦察得知，契丹北去，还没有出塞，很有几拨游骑骚扰乡间和州城。贝州、天雄军两处的居民，受到惊扰，都已经转入城中。”
真宗从容下诏：
“以高阳关副部署曹璨率所部取贝冀路赴瀛州；以保州路部署、宁州防御使张凝为缘边巡检安抚使，洛苑使、平州刺史李继和副之。同时选天雄军骑兵两万为曹璨后继，跟随戎寇。如果发现戎寇敢于放肆劫掠，则所在诸军合势翦戮！”
同时，又派遣使者晓谕契丹：因为朝廷得报中原民庶尚有惊扰，所以出兵巡抚，并非邀击。
再紧急赐王继忠手诏，令他告知契丹：此前所掠老幼，一律放回。
给契丹的文件，全部以急件形式，由澶州马铺校官乘驿站快马递送敌寨。
大将李继隆奏报：龙卫指挥使刘普，领兵从戎寇处夺回人、车、牛以及“生口”也即活人“凡万余计”。真宗对此不加褒贬。契丹回师途中劫掠我大宋民庶，此际“夺回”，就是一场“摩擦”，但民庶必须得到保护，作为对等原则，李继隆可以这么做，虽然已经下诏不得邀击契丹回师之众。
盟好重要，很重要，极为重要，大宋等待这一天很久了；但是，民生更重要，尤为重要，最是重要。所以，宁肯冒着“合约破灭”的危险，宋师也不会放弃民庶，更不会要求将士或民庶“大局为重”，而放任戎寇肆虐，相反，宋师必要一如既往地保护民庶。这也是“执纲纪，存大体”。民生，永远是有道邦国的政治核心。放弃这个核心，一切政治治理即自动失去合理性、合法性、正当性。
但盟好在即，太平有望，真宗毕竟心生欢喜。起驾回京之前，他作了一首《回銮诗》，命近臣唱和。这诗有几种版本，其中之一是：我为忧民切，戎车暂省方。征旗明夏日，利器莹秋霜。
锐旅怀忠节，群胡窜北荒。坚冰消巨浪，轻吹集嘉祥。
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上天垂助顺，回旆跃龙骧。
真宗诗才一般，但却准确描述了帝王之忧戚喜乐，气度雍容，有和穆之象。诗中第一句“我为忧民切”，我相信真宗赵恒流露的是真实情怀。
这时节，河北诸路都部署王超才率领大军返回澶渊。甚至，他还在诡异地拖延。当时名将马知节屯镇州，王超在定州，二地相距不远，马知节多次讽劝王超出兵抗敌，王超不动；接到真宗诏令回师澶渊，他也不动。马知节催促他，他说“中渡无桥，天冷，徒步涉水难度很大”。中渡，在镇州、定州附近的滹沱河上，马知节听说后，马上将早有准备的工匠派出，一个晚上架起了桥梁。王超这才慢吞吞地过河南下。在天雄军，王超又被早就怀疑他的王钦若、孙全照将其全军“散尽”。而王超见到真宗之后，即被解除了兵权。
随后，命翰林学士，大儒邢昺祭奠黄河。表示战事结束，感恩神祇。
接下来，在行宫大宴群臣。宰辅毕士安因为病重，未能跟随大驾，但还是奉召从京师赶来参加这一场盛宴。宴会中，真宗向诸臣宣布了“三十万岁币买和平”的来龙去脉。有人议论认为三十万太厚重了。
诸臣锵锵之际，毕士安说了一句话：
“不如此，则契丹所顾不重，和事恐不能久也。”不给契丹如此厚重的岁币，则契丹也不会考虑重视，那样，和议之事恐怕也不会久长。
话不在多，毕士安一言，解去诸臣疑忧。
真宗的“家园叙事”
为何要给契丹“岁币”也即“钱帛”？
此事在后世遭遇不少诟病，尤其近百年来，此事更被激进思潮讲述为中世纪王朝之耻辱。事实上，此事可以从三个方面来为真宗一朝辩护。
一、“岁币”替代“对外战争”，是一种成本利益的“经济”考虑。按后来的约定，每年支付三十万钱帛，这个数字远远低于一场中等规模以上的战争费用。那时候，一场大战，各地输送的粮草动辄几十万单位、上百万单位，而战马、器械、战前战后的赏赐还没有计算在内（有些时候，一场赏赐就超过了三十万）；战争所过之地，往往还要蠲免当年或多年赋税，也没有计算在内。那时，一场战争，动员的地方储备，动辄一路，甚至几路（也即几个省级单位的战略储备）。而赏赐和蠲免，则等于在动用国库。战争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其总和，不知道要超过多少个“三十万”。
“岁币”与“战争经费”比较，《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了名相王旦对真宗的一个说法，或可令人深省。王旦说：“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每年给契丹的三十万单位，不到一场战争费用的“百分之一”。这个数字，其真实性，套用一句老话的说法就是：“虽不中，亦不远矣。”
不仅如此，按照“澶渊之盟”之后的中原与草原的口岸通商统计，大宋的贸易顺差，其数额更远远超过了三十万。尤为微妙的是，契丹很少铸币，口岸通商，往往需要大宋货币，这样，宋币几乎已经等同于今天的美元，成为一种奇异的“硬通货”，大宋只需要将“铸币”运往雄州口岸，就可以换回来大宗实用物资。从后来真宗一朝经济实力不断上升、宋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事实来看，停战加贸易，大宋这个和平代价事实上“成本”极低。那种动辄批评“岁币”，说给有宋一代带来巨大经济压力之类话语，属于“坊间论说”，实在是一种距离真相很远、很远、很远、很远的“平庸的深刻”。
二、“岁币”替代“将士流血”，是一种生命价值的“民生”考虑。血比钱重。这方面的重要性，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
三、“岁币”替代“历史问题”，是一种维系政统的“道义”考虑。政治政统，是否合法、合理、正当？理由种种，其中之一是：是否有勇气承担前朝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负面问题？
可以略说说德国故总理勃兰特。
希特勒的德国，显然不是勃兰特的德国，勃兰特在“二战”伊始就是一位坚定的反纳粹战士，希特勒开除了他的国籍，他被迫流亡挪威。但勃兰特仍然将德国作为他的“祖国”（注意：不是“国家”，是“祖国”。“国家”与“祖国”是两个差异显豁的不同概念）。所以，当勃兰特在访问波兰期间，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为纳粹德国杀害的犹太死难者默哀时，他已经承担了日耳曼德国从《尼伯龙根之歌》（德国十二世纪史诗，史称“德语之《伊利亚特》”，代表远古德语文化）到“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的全部遗产——遗产中包括日耳曼祖国的理性与癫狂、壮美与丑陋、光荣与罪恶。勃兰特这种对祖国遗产浑沦一体的整全性继承，让他那时代的西德也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此成为备受国际社会尊重的日耳曼祖国的合理、合法、正当的继承者。
勃兰特华沙一跪，重于泰山。关于勃兰特的下跪，人们说得挺多，我的贡献在于，它让我想起里尔克的诗来：“双膝弯成直角 / 赋予世界一个全新的尺度。”
这是赋予“和平”为“英雄事业”的价值尺度，也是提醒人类由隔膜和仇恨的黑洞走向和解的文明尺度。
勃兰特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实至名归。
真宗继承的前朝，不仅包括太祖太宗，也包括了后周，更远一点说，他也继承了《尚书·尧典》的传统。就像《尼伯龙根之歌》是日耳曼的“神灯”一样，《尚书》几乎就是古老华夏的“神灯”。《尧典》中的一段话：……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大意说：尧帝能够发扬大德，使家族亲爱和睦；家族和睦之后，又辨察各族百姓的政事；众族政事辨明之后，又协调万邦诸侯，使诸国在协调融洽的政治生态中共存；于是，天下众民也相续变化，友好和睦起来。
这是传统中国政治治理最为要紧的思想所在。“和”与“睦”是天下治理的核心诉求。这才是传统中国的“英雄事业”“圣贤事业”，质言之，它就是中国的“和平事业”，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纲纪”所在。
西哲有言：“废除战争的唯一途径是使和平成为英雄的壮举。”宋真宗赵恒践祚之初即提出“召天地之和气”，就是对内对外的和平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