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钦若一字损大节
在这一案例中，王钦若做成了“爱民”“仁政”的大功，但除了初心之“工具理性”令人看透他的人格面貌之外，还要知道，他的这个创意来源于毋宾古，也即他剽窃了他人的圣贤思想，以此邀功请赏。
果然，真宗对他“独敢为百姓伸理”的“大臣”之节操甚为赞赏，就要提拔他为宰辅，但当朝宰相王旦不同意。
王旦是大宋可与李沆并肩的一等一的名相，看人有洞察力。他已经知道王钦若的若干丑陋传闻，对他的“抢功”行径深恶痛绝，但他知道真宗正在信任此人，不便于多言，于是借助于“祖宗之法”对真宗说：“臣注意到，太祖、太宗两朝都没有用‘南人’当国参政。虽然树立贤人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但也需要这个人确实是个贤人才好。臣为宰相，不敢阻拦抑制贤人，但关于王钦若，实在是有公论的。”
真宗这才没有过早起用王钦若，只让他做到副宰相——参知政事，一直到王旦死后，才得到大用，做成了执政。所以王钦若对人说：“就因为这个王公，我晚了十年当宰相。”
所谓“祖宗之法”，在宋代，一般指太祖太宗时代的习惯法。王钦若是临江军新余人（今属江西）。有一种说法，认为太祖时代有规矩：不得用“南人”为相。王旦的意见透露出：王钦若口碑不佳。
这个事实证明，真宗看不破他，但有人能看破他。
不但文相王旦能看破他，武将马知节也早就看破了他。
真宗喜欢作诗，有一次久旱不雨，忽然下了雨。真宗高兴，就写了《喜雨》诗（一说《喜雪》诗），有内侍送到中书和枢密，给文武两府官员看。
王旦为首辅，看到后，见那诗误用了旁韵，就装在袖子里，对同列说：“皇上这诗用错了一个字，应该改一下再给诸位看。”
王钦若已经看过，对王旦说：“这个字不改也通，不影响诗意，可以不改。再说，天子作诗，岂可以用‘礼部格’校对？”
所谓“礼部格”，指的是宋初礼部颁行的《韵略》，后世又称《礼部韵略》或《景德韵略》（因为颁行于宋景德年间）。该书是从隋代《切韵》而来的简略本，最初主要适用宋代的科举考试。
王钦若的意思是：天子写的诗，不可以用科举考试的韵格来界定。
王旦想想也是，用韵出入，多大的事啊，又不影响诗之意境，因此作罢。
但当天，王钦若就秘密地给真宗上了书，说那个字用错了，应该改一下。
第二天，皇上面带嗔意，责问王旦说：“朕前所赐诗，如果没有王钦若提醒，几乎就要被众人所笑。朕那诗误写一字，你们都看到了，为何不奏来？”
王旦度量大，遇有误解一般不解释，于是再拜后说：“昨天得到诗，还没有时间再看；有失奏陈，不胜惶惧。”
这一番话就是试图将这一件小事遮掩过去，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如此不伤和气不斗闲气，帝国则可以继续平静运行。如果一认真，就要哓哓辩解，说得清说不清倒在其次，同僚间却会因此而生猜忌，下绊子，风起青萍之末，未免有莫测之凶咎。这就是王旦了不起的“大臣”之体。
诸公也有这类“觉悟”，认为不必为此而起争辩，于是一起再拜。但枢密使马知节不拜，也就是不认错，并且上奏说：“王相公本来要改那个字，但王钦若阻止不让改。现在王相公又不上奏辩解，真是宰相之器！”
王钦若就在这类小聪明的地方，损失了大节，但他似乎根本不在乎大节，只想抢功占便宜，似乎就不在乎他人能不能看透他。
他每次奏事，总是怀里揣着几个本子，但是他只拿出一二个估计皇上能批准的来奏，其余的都在怀里藏着。等到退朝出来，他就用自己的意思说自己怀里揣的这些奏章皇上都同意了。
马知节窥伺到他的“奸状”，有一次当着满朝文武质问他：“你怀里那些奏章何不都拿出来？”
后来的日子里，二人争执越来越多，最后同时受到了责罚，不提。
畏妻的王钦若
王钦若奉旨修纂《册府元龟》，此书成书后，一千卷，兼及经部、集部、子部三大门类，从“澶渊之盟”后真宗景德二年（1005）开始，到大中祥符六年（1013）完成，用了八年时间。此书另外一个修纂总管是北宋一等一的文豪、“西昆体”诗坛领袖杨亿杨大年。修纂中，像太宗当初每天要看一卷《太平御览》一样，真宗每天也要看《册府元龟》，一面督促进度。因此，每成一辑，王钦若就派出自己的亲信书吏向真宗进呈。如果得到真宗称赏，需要上书致谢，王钦若就将自己的名字排在第一列；如果得到真宗批评、责问，王钦若就叮嘱亲信说这一章这一节是杨亿安排做的。他就这样规避责任，贪图功名，邀求恩赏。
事实上，用今天的交往理论和交往经验考察，他这个做法并不智慧，甚至不聪明，如此赤裸裸的目标诉求，稍有观察力，就不难识别。
杨亿就对此人从此知之甚深，在后来的日子里，对他采用了“冷战”战术，不搭理。在馆中，如果遇到王钦若来，杨亿就起身避开，不与他对话、交接，在其他场合亦然，只要王钦若在，杨亿就回避。
若干年后，王钦若大搞封禅有功，以曾任宰辅的身份，加官太子太保出知杭州。按照真宗安排，为他送行前，官员们都要有赠别诗，杨亿不凑这个热闹，不写。王钦若向真宗汇报，真宗特意下诏，要杨亿为宰辅作诗赠送。但杨亿不奉诏，拖延，就是不写；到了送行酒宴，他也不来。
他就是要做一个姿态：我杨亿，不欣赏你王钦若。
读史多了、阅世多了，就知道“利欲熏心”这四个字，实在是对王钦若这类无格局、无操守之小人的真实写照。当利益来临时，他们是随时可以省略道德评判，直奔目标而去的，但这样一来，就要付出为人所轻的代价。此类人物，也许能够一时博得利益、地位，但最后是不可能获得士林尊重的。
有一个故实，恰好可以佐证。
王钦若在做资政殿学士，主修《册府元龟》时，因为有这类抢功推过的劣迹，很为馆职文士不喜。于是当他不在馆里时，有人就编排小品找乐子。
一位陈馆员假装王钦若已经死去，躺着；一位石馆员扮作王钦若的妻子李氏，在旁边哭丧；其余人都在左右哼唱传统哀乐《虞殡》，嘻嘻哈哈地做了一场活人出殡。这等于在咒他死。
王钦若听说这个事后，就找了这些人的“黑材料”，给真宗上了密奏，打算把他们全部驱出纂修班子。真宗将奏章转给政事堂，宰辅王旦看了，不下发，不处理，不了了之。
王钦若如果有一点为人敬重之心，就不会有人这样奚落他、轻鄙他。
史称王钦若的夫人“悍妒”，贵为一品诰命，不孕，家中也不置姬侍。王宅后面有一屋，室号名“三畏”，取孔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意思。杨亿还在跟他“冷战”之前，曾取笑他说：“公之室号可改作‘四畏’。”王钦若问为何。杨亿说：“兼畏夫人。”
科场舞弊案
王钦若主持贡举考试的时候，他的妻子差一点彻底坏了他的名声。
有一个名叫任懿的考生，及第做了临津（今属山西兴县）县尉。但是在他的家乡河阴（今属河南荥阳）有个占卜算卦的江湖人物常德方，得到了一封信，信中内容涉及任懿考场舞弊事。
斯事体大。大宋不允许科场腐败，于是任懿案下御史台审讯。
根据任懿的口供，可以得出事情的原委大略如下：咸平三年（1000）时，任懿补太学生，寓居在僧人仁雅的房舍。仁雅就问任懿：赶考一事，肚子里有货吗？任懿说没有。仁雅就说：“我们僧院有个老和尚名叫惠秦，此人认识不少当朝权贵。你如愿意，我可以拜托他代为‘道达’。”意思就是和尚可以帮他通朝官开方便法门。任懿很高兴，就在纸上署言，答应届时付“七铤”银子。一铤合五十两，七铤就是三百五十两白银。仁雅私自隐没两铤，将数字改为“五铤”，等于从中截留一百两。长话短说，这位惠秦认识王钦若，但惠秦来到王钦若家时，王钦若已经进入贡院考场。于是惠秦就通过王府的馆客宁文德、仆夫徐兴，将这署有二百五十两白银的纸条转给了王钦若夫人李氏。
李氏很高兴，期待能“成交”，就秘密召来家仆祁睿，将任懿的名字写在他的胳膊上，并口传任懿答应的贿银之数——二百五十，然后祁睿就进入考场告诉了王钦若。
等到任懿过了五场，祁睿借着给主人送汤饮的名义，再一次进入考场。王钦若让他转告夫人李氏，让她接受任懿“所许物”。
但是任懿没有马上付款，他及第后，预奏登科，被授予临津县尉之职。也巧，他还没有赴任，就遭遇家中丧事，于是奔回河阴。时间一耽搁，惠秦之流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贿银，就来向仁雅催讨。仁雅没有办法，就向河阴发信，催任懿付款，别坏了江湖规矩。那信写得很严厉，都动了粗口，史称“形于诅詈”。这封信，就在一年多以后，落在了算卦先生常德方手中。
御史台推问清楚，由御史中丞赵昌言向真宗汇报，请将王钦若逮捕归案。
王钦若为自己辩护的逻辑是：
他当初做亳州判官，祁睿算是干事，等到任职期满，就跟着王钦若转官赴任，但他还是亳州的“役籍”。贡举事情结束后，王钦若委托他人到亳州为祁睿解去“役籍”的名录。等到祁睿“休役”之后，这才将他领入家中做仆从，以前都是在办公厅里公干。至于惠秦，根本就没有见过，也没有到过王府。
王钦若这两条证据，如果属实，也确实可以洗清自己。真宗当时对王钦若很信任，他认为王钦若不大可能为了二百五十两银子干二百五的事，就对御史中丞赵昌言说：“朕待钦若至厚，钦若欲银，当就朕求之，何苦受举人赂耶？且钦若才登政府，岂可遽令下狱乎？”
真宗不同意逮捕王钦若。
但赵昌言坚持自己意见。
真宗折中，另外组成一个专案组，成员计有：翰林侍读学士邢昺，这是当朝第一大儒；
内侍副都知阎承翰，这是贴身近臣；
知曹州工部郎中边肃，这是很有主意的官员，特意从曹州临时召来；知许州虞部员外郎毋宾古，这个就是当初准备蠲免“天下宿逋”，结果被王钦若抢功的那位财政官员。
专案组又改了审案的地方，不在御史台了，到太常寺去审讯。太常寺，乃是国家负责礼仪的最高官署。这个专案组配置合理。
这一次从任懿那里得到了另外的口供，故实于是呈现为另外的风景：说任懿有一位大舅哥名叫张驾，举进士，他认识当朝的比部郎中洪湛。任懿与张驾就同来“看望”洪湛，并送来石榴二百枚、木炭百斤。至于前一口供中交代的“输银”也即输送贿银事，只不过是听凭仁雅、惠秦两个和尚去交结一位“主司”，至于这位“主司”是谁，任懿是不知道的。
邢昺等人断案为：洪湛收取了这份数额达二百五十两的银子。
案成，上报给真宗。
当时洪湛正在出使陕西的路上，半途被召回。涉案一行人议法当死，真宗特意贷免了他们。洪湛削去官职，流放海南。任懿杖脊，到地方去当兵。惠秦因为年纪已经很大了，罚铜八斤，杖一百，刺面到地方去做矿工。仁雅杖脊，配隶牢城，打了一顿板子，到地方去做杂役。
至于常德方得到的被看作重要证据的那一封仁雅写给任懿的信件，内中提及的银子用度，没有继续追究，史称“不穷用银之端”。显然，这是一个疑点。
洪湛本来也是一条汉子，当初王旦与王钦若共同掌管贡举，但王旦忽然另有安排，就由洪湛代领贡举之事。洪湛进入贡院时，任懿已经试过第三场。案发后官方搜查洪湛家中，并没有发现赃物。洪湛一向与知开封府梁颢友善，曾经借用梁颢家的白银器，结果就将这些银器没收充公。
洪湛“美风仪，俊辩有材干”，是一个心高气傲又有志向的年轻人。真宗也有意要提拔他，对他很是照顾，有时在苑中宴饮，也常常要他参与。他还能写诗，真宗宴饮时，要各位赋“赏花诗”，他能很快草就，而且写得不错，很得真宗赏识。虽然他后来遇赦，但经此大案，身心俱疲，洪湛始终没有恢复元气，早早就病逝了，享年只有四十一岁。
野史记录一事，说比部郎中洪湛，因为王钦若案，被牵连遭贬海南，死在南方。但有认识他的人说，在大庾岭看到了洪湛，还以为他是遇赦往回走，就跟他握手，表示庆慰。洪湛说：“我是去抓捕王钦若啊！”说罢，人忽不见。不久，王钦若病重，口中大呼要“洪卿”宽恕。
这类“神话传说”的背后，是人们对洪湛的同情，也是对王钦若的憎恶。王钦若可能做了手脚，以判处洪湛流放为结局的“科场舞弊案”，可能是冤狱。
说王钦若做了手脚，我无证据，所以我不说“一定”而说“可能”。支持我做这类“不怀好意”重行推演的，是王钦若史上太多“不良记录”，个个都指向了这种“可能”。
大盗不操矛弧
真宗践祚后，很想册立自己心爱的女人刘娥为后，大臣们一直不同意，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后来郭皇后病逝，刘娥此时还是嫔妃，真宗再一次想册立刘娥，但参知政事赵安仁不同意，他认为刘娥出身寒微，不可“母仪天下”。那么立谁呢？他提出一个人选，沈德妃，说这个妃子乃是已故宰相沈义伦的孙女，出身高贵。真宗不高兴，但赵安仁在“澶渊之盟”中接待契丹使者，有功，而且为人也正派，真宗忍了，做了一个小小的反抗：谁也不立，就让皇后的位置空着。
王钦若嫉妒赵安仁——凡在“澶渊之盟”中立功的文武，他都嫉妒——于是，就像找机会要谮毁寇准一样，他也在找机会诋毁赵安仁。他的法子太过于险恶，几乎神鬼难测。他等着，一直等到有一天真宗忽然问他：当今大臣中，谁最厚道，有长者之风？王钦若一看机会来临，就说：“没有人能比得上赵安仁。赵安仁过去被故相沈义伦所欣赏，至今不忘这份知遇之恩，常常想着怎么报答他的在天之灵。”
这一番话，让真宗联想起赵安仁为何要反对立刘娥，而主张立沈妃为皇后的缘故来，于是沉默半天没有说话。
第二天赵安仁就有了感觉，干脆辞职。
王钦若这等“机心”，应了一句古语：“大盗不操矛弧。”顶级江湖高人是不会操练兵器打打杀杀的。他们自有幻化之道。
南宋文人李昌龄著有《乐善录》，记载一些因果故实，其中说到王钦若，就直接给了他一个评价：“阴险而权谲，巧于害人。”书中说翰林学士李宗谔很有才名，宰辅王旦想引荐他做自己的副手，参知政事。出于同僚关系，王旦事先与王钦若通信，告诉他自己的决定。王钦若当面应允，赞同，却在背后向真宗挑唆说：“李宗谔欠了王旦三千贯钱，王旦推荐他，是想索要那钱。”
原来，那时朝廷有一个庆喜的不成文规定，参知政事就职，谢恩，皇上要赏给三千贯。而李宗谔确实欠了王旦这个数，一直没有来得及偿还。但这样的推理一出来，就等于在做“倒王运动”。果然，第二天王旦推举李宗谔，真宗很不高兴，认为王旦作为宰辅不公。史称“上作色而不从”，皇上变了脸色，没有接受宰辅王旦的建议。
李昌龄书中认为，王钦若执政很久，接受四方的馈赠，各种金帛钱财、图书奇玩，多到不可胜数，但忽然在一场火灾中化为乌有，他又没有儿子，一生积攒的财富，都归他人所有。李昌龄认为这就是报应。
“报应”说，或是俗套意见，但于此也可以概见世人对王钦若“巧于害人”的憎恶。
寇准的庙算
王钦若“巧于害人”，最著名的案例是害寇准。
他与寇准的“暗战”，源于“澶渊之役”前。那时节，为了真宗皇室的安全，他主张逃跑，而寇准“官大一级”，在真宗前给予了他犀利的讥讽。他意识到寇准不是能够给予他未来利益的人物，甚至，有可能会成为他升进之途的巨大障碍。大宋帝国，从王钦若开始，有了影响时局的宫廷内耗。赵普、吕端、寇准类型的“以天下为己任”，开始遭遇“奸相”谮毁；李昉、李沆、李至类型的“无为而治”，开始遭遇“佞臣”权谋。于是，大宋有了“内部斗争”。
王钦若在遭遇寇准不客气的讥讽后，“隐忍”着寻找机会。
这个机会被他寻到了。
王钦若暗暗地给寇准设计了一顶“以皇上为骰子，孤注一掷”的帽子，只等合适时机给他戴上。
他不能理解寇准的智慧和担当，在搜罗寇准的“黑材料”时，想象出大宋与契丹胶着的河北战场就是一大“赌局”，不是大宋与契丹在赌，而是寇准与命运在赌。王钦若就按照这思路，罗织寇准的黑色记录，一桩桩、一件件，都指向了“孤注一掷”这顶吓人的大帽子。
当初，契丹“举倾国而来”，有一天边境告急文书报到朝廷五次，寇准那时正与枢密院共同阅读边奏，他却以宰辅名义将文书按住不发，既不上报，也不下行，竟然该吃酒吃酒，该欢笑欢笑。第二天，枢密院、政事堂同列在朝会上讲述，真宗这才知道：契丹来了！于是问寇准怎么回事，寇准很轻松地回答：“陛下欲了此事，不过用五天时间即可。”
于是，请求皇上“驾幸”澶渊。从开封到澶渊，连准备时间在内，大约就是五天时间。
同列听到寇准如此处置，感到害怕，都想退下；寇准喝令不许退，都在这准备着：候驾！
寇准的意思是：皇上，您现在就得走！
果然，皇上没有准备，有点为难，欲先回后宫再作打算。寇准说：“陛下不能入宫了！陛下一入宫，臣今天就无法见到你，时间急迫，那样，大事去矣！请陛下不要还宫，直接起驾！”
真宗这才开始与诸臣讨论当天亲征事宜，召群臣商议方略。
当然，亲征一事早就定了，出驾的细节也都拟订了方案，但何日起行，一直没有具体定下。这一天边书连续五次急报，寇准就正好抓住时机，趁热打铁，迫令皇上当即起行。
在王钦若看来，能保证打赢吗，就让皇上“亲征”？这不明摆着就是拿皇上做“骰子”，试图博取一世的功勋令名吗？这一笔“账”，王钦若暗暗记下。
真宗正在因为毕士安而信任寇准，急切间，王钦若扳不倒寇准。但他有耐心等待。寇准则一些儿不知。
到了澶渊，皇上尽以军事委托寇准管理，寇准发挥了平生才干，“承制专决”，随时以皇上敕令的名义独自调度三军、裁定事宜。史称“号令明肃”，他所发出的军事号令既明确又庄肃，士卒看到宋师严整，必胜信念大增，心生喜悦。萧挞凛前锋几千骑来到城下时，寇准曾以皇帝诏令名义令李继隆出击，当即斩获大半，契丹退去。
日常，寇准留在城楼之上，相当于做起了“前敌总指挥”。真宗则回到城下行宫，多少有些忐忑，就让人悄悄来观察相公寇准，看看他在城楼上干什么。于是，真宗不断得到“情报”——
“相公大白天睡觉，鼻息如雷……”
“相公正在让厨子宰杀鲙鱼……”
“相公正在吃酒……”
“相公正在跟政府大秘杨亿吃酒、赌博、笑语喧哗，直到天亮……”
“相公正在优哉游哉唱曲子……”
“相公正在玩赌戏，掷骰子……”
……
得到这些情报，左右不解，但真宗很踏实。史称，帝喜曰：“准如此，吾复何忧？”寇准能这么放心，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事后契丹退去，人们才意识到寇准如此轻松，原来早有庙算，史称“时人比之谢安”。当时人将寇准比作东晋名相谢安，王钦若却将寇准比作“赌徒”。有意味的是，后来的王夫之先生在他的《宋论》中，也认为寇准此举缺少“戒惧”之心。皇上御驾亲征，本来就是件充满危险的大事。过去，后唐末帝李从珂亲征契丹，大败而归，自焚而死；后晋末帝石重贵亲征契丹，诸将争叛，成为战俘。这样看，寇准最后能够保护天子南归，做到“一兵不损，寸土不失”，实在是“天幸”。所以寇准每天跟杨亿在帐中饮博歌呼，“孤注者之快于一掷”，拿真宗做唯一的骰子，在豪赌中快意一逞，这就为王钦若进谗言提供了机会和把柄。
王夫之理解寇准的“庙算”，但认为寇准不应失去“戒惧”，白白地给人以口实。王夫之为寇准而可惜。
但是时人比寇准于谢安，大有道理。
那时节，前秦大帝苻坚率领近百万大军进攻东晋，建康城里一时处于恐怖之中，谢安时任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长官，事实上这五州尽在长江下游，也几乎就是东晋当时仅有的北部防线。当此人心摇动之际，谢安派自己的侄子谢玄率他麾下的八万“北府兵”前往抵敌。八万对百万，兵力悬殊，谢玄不免紧张，于是来见谢安讨教作战韬略。谢安神情泰然，一如往常，只对他说：“你打你的仗，此事朝廷另外有安排。”然后就不再多言。谢玄还是吃不准，就派自己的好友再去问谢安。谢安招呼亲朋好友驾车到山中别墅聚会，坐下后，甚至开始笃悠悠地下围棋，跟人赌别墅，谁输了就输一幢别墅。最后不分胜负，谢安就让自己的外甥替自己继续赌，而后带着一行众人，登山游玩。直到晚间，他才将谢玄等将领召来，当面分析战局，鼓励他们大胆前往。此后，就是著名的“淝水之战”，东晋大胜，前秦败北。
如果按照王钦若的思路，谢安此举也是在“孤注一掷”，用八万“北府兵”去打一场实力悬殊的大战，还那么若无其事，这不是赌徒故作镇定的“心理战术”吗？根据后来的记载可以知道，谢安确实是在故作镇定。当捷报传来时，他正在跟人下棋，看后，就将捷报放到一边，继续下棋。人问文书写了啥，谢安还是带着那种笃悠悠的腔调，慢条斯理地说：“嗨，小孩子们刚刚攻破了来寇。”说罢，继续下棋。但是下完棋，他返回屋里，要过门槛，内心高兴，实在没有掩饰住，脚步急了点，结果脚上穿的木屐被门槛撞掉了屐齿。
越是大战，越是紧张，统帅人物就越是要镇定从容。此举至少有三个重要功能，一是控制自己可能的焦虑和焦躁，在危局中做到理性决策，以免失误；二是“示人以不测”，不能让敌对方知道自己的忧虑，以此增强敌方的困惑；三是有效安定己方，增强必胜信心。
所以具有兵家大智慧者，往往越是在前所未有的险象面前，越是能够举重若轻，镇定从容。最紧张的时刻，最从容镇静的往往就是这些天才智者。
在“博罗季诺战役”中，俄国统帅库图佐夫与法国皇帝拿破仑，二人都表现了出奇的沉静，甚至冷漠。库图佐夫在阵地前的指挥所内，坐在大方凳上，做出了昏昏欲睡的模样，只不过偶尔晃动一下手里的马鞭。在他身上，丝毫看不到大战的紧张气氛。
敦刻尔克大撤退中，英军统帅亚历山大在海滩上安放了帆布躺椅，啃着苹果，平静地目送英法联军登船，而头顶，就是战机呼啸，身旁，就是炸弹横飞。在紧急撤退中如此蔑视德军陆空力量，对麾下将士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以至于有些军官效法他，在海滩上开始修理胡须，而勤务兵则为他举着镜子；另一个完成任务的官员则干脆坐在船尾，从容垂钓。
库图佐夫、亚历山大，以及类此的统帅们，他们就是“欧洲的谢安”“近代的寇准”。他们内心的紧张，是只有自己知道的。
所以，尽管寇准已经做足了“前瞻性研究”，知道此役必胜，愿景必能达成，但是战场局势瞬息万变，很多偶然性非人力可以控驭，他的内心，一定还是非常紧张的。但他必须迷惑契丹、影响宋师，因此，必须“演戏”。这是作为统帅人物必须修炼的一门功课。
但以王钦若的智商和格局，他无法理解这类天才。所以，他的妒忌混合了真诚，实心实意地认为寇准就是在玩大胆“孤注一掷”。
推演天下太平
“和议”之后，真宗很高兴，也很认真，他试图将“和议”推演为符合中庸之道暨圣贤之道的“天下太平”，真正实现父皇“太平兴国”的未竟之志。和平，也可以是一场文化英雄的壮举。真宗对这一场崇高的事业有近于英雄情怀的感知。他知道应该怎样去做。作为推演和平的标志性动作，宋人甚至将几个带有“侮敌”性质的地名做了改动，如：改“威虏军”为“广信军”；
改“静戎军”为“安肃军”；
改“破虏军”为“信安军”；
改“平戎军”为“保定军”；
改“宁边军”为“永定军”；
改“定远军”为“永静军”；
改“定羌军”为“保德军”；
改“平虏城”为“肃宁城”；
……
真宗还下诏，要缘边诸州军都要遵守与契丹的誓约，不得随便往来于境外与大宗之间，谋求物质利益。更禁止边民进入敌界掠夺财物牲畜，有违犯者要追捕，有罪要按法律规定处理。
边境有守将提出要修整旧日田地为方田，也有将军上书要修筑河堤，以防止契丹战马驰突，但是真宗认为这事违背誓约，不许。
边界有民事，契丹行文到达缘边诸州，朝廷规定：小事不必上报朝廷，没有什么疑难，可以直接回复契丹；但如事关机要，则需要尽快上报，等待朝廷回复后再回答契丹，但也没有必要让契丹知道大事小情都在请示朝廷。真宗的意思是：如果所有的边事决定都“出自朝议”，未免令契丹小觑了缘边州郡。
真宗诞辰日，史称“承天节”。到了这一天，契丹国母萧太后，派遣左金吾卫上将军耶律留宁等人率庞大使团来贺。按规定日期，耶律留宁等人要到崇政殿面见皇上，宋廷派出的接待主任，也即“馆伴使”是李宗谔。此人乃是名相李昉之子，为人极为儒雅。他看到耶律留宁等人都带着佩刀，就下令“不许带刀入殿”，耶律留宁等人很顺从，并无埋怨牢骚，到了殿前的上阁门，愉快地解下佩刀，暂存于此。事后，真宗听说此事，说道：“戎人佩刀，是其常礼，不须禁以令式。”契丹人随身佩刀，是他们的日常之礼；我们不必用中原法令、程序去禁止他们。
随即传诏，令契丹使者“自便”。耶律留宁等人闻言后，大为“感悦”。
真宗还对李宗谔说：“圣人对人推心置腹，就是要向远近昭示诚信。”
按过去旧的制度规定，外邦使团来贺，只令首领几人入见，其余人物都在殿外拜见。这一次，真宗特许契丹使团内的几十人全部进殿接受接见。到了“承天节”当天，正式上寿，排定班序，耶律留宁以“上将军”的身份排在宋廷“上将军”之下，“大将军”之上。
这个排序有意味。
按宋代，“上将军”为从三品，“大将军”为正四品，“上将军”略高半级。耶律留宁在契丹为“上将军”，到了大宋，怎么排序？宋廷目前的安排是：契丹的“上将军”在大宋的“上将军”之下，而不是自轻自贱，让大宋的“上将军”排在契丹的“上将军”之下。
此类安排即是传统之“礼”。
“礼”义极重，其要旨在“节制”“当位”两个核心诉求。
契丹“上将军”来访，大宋没有将其视为附庸性质的“蕞尔小国”的使者，令其叨陪末座，也没有将其视为宗主性质的“可汗大国”的使者，奉为座上贵宾，而是折中平衡，将其视为大宋“上将军”与“大将军”之间的品阶，这是契丹使者最合适的位置，大宋礼宾司处理得当。
真宗做事“允执厥中”，深得“中庸之道”的折中与平衡原理。他的所有举措，都昭示了“和议”的诚意，同时也昭示了“执纲纪，存大体”的大宋尊严。
“和议”之后，瀛洲、代州按规定将战争前后俘获的契丹国降人押送到京。这些人怎么处理？
按照“和议”精神，是不是应该全部遣还契丹呢？
没有。
真宗给出的诏令是：“和议”以前的俘虏，按照大宋的旧日规定，一律收编，从此隶属于宋师军籍；“和议”以后的俘虏，付给部署司，遣还契丹。
这就是深通“中庸之道”的“政治智慧”。
还有更漂亮的“政治智慧”。
宋辽谍战
南北虽然已经议和，但是暗中的谍战并未停息。
谍战，自有一种“游戏规则”，一般来讲，谍战作为战争的辅助手段，各方都不敢轻视，一般都会部署己方优秀的头脑展开于“看不见的战线”，以获取敌方最有价值的情报为主要目标。“彼此彼此”，各方都有这一基本认识和判断，因此，互相间并不以谍战为“侵略”，一般也不会因为对方“搜取”情报而发动战争。但是不妨以此作为指责对方的堂皇借口，而对方也无须如妇姑勃溪、叔嫂斗法般咒天骂地、交詈聚唾，相反，越是遭遇指责，越是需要呈现高妙的策略。就像美国人抓获俄苏间谍诉诸“法办”之后，俄苏往往也会找一个不知真假的“美国间谍”，将其“驱逐出境”，称之为“不受欢迎的人”。
谍战，需要预案，需要“外交辞令”。
契丹从“野蛮”的部落时代走来，还没有如此“文明”的“游戏规则”意识。他们在入侵河北以后，甚至有过在井水中下毒，使用“化学武器”残害大宋军民的记录；他们以往抓住大宋间谍，也多将其残忍处死，如“射鬼箭”，就是将人捆绑在开阔地的一根独立木柱上，当作“箭垛”，然后由众多骑手远距离射箭，直到人身插满了箭镞。
真宗的处理办法是：如果抓获北界间谍，可以问清楚他所来的“事状”，然后押送到京师。但可以免去他“盗取大宋情报”“颠覆大宋政权”之类的罪恶，以一种“羁縻”手段安置在内地。所谓“羁縻”，就是带有怀柔倾向的软性控制。真宗要留着这些人。
他对辅臣们说：
“朝廷虽与彼通好，减去边备；（但）彼之动静，亦不可不知，间谍侦候，宜循旧制。又虑为其所获，归曲于我，朕熟思之，彼固遣人南来伺察，自今擒获，当赦勿诛，但羁留之，待彼有词，则以此报答可也。”
真宗这番话说了几层意思：
一、虽然与契丹通好，也减去了边防战备，但是对方的动静，还是需要知道。所以关于间谍的工作，仍然按照朝廷以前的安排处理，不变。
二、但是如此一来，我们的间谍被他们抓住，就会指责我们破坏“和议”，如果有摩擦，就会将过错推到我们身上。
三、所以，我们抓住契丹间谍，赦免而不诛杀，等到契丹那面拿我们的间谍说事，我们就展示他们的间谍，回应一下即可。
显然，真宗无意指责对方的谍情活动，但却做好了回应对方指责的准备。这就改变了处理间谍的报复性的“规矩”，将其转化为一种游戏性的“规则”，并由此展现出大宋“后发制人”的镇定、从容。
“澶渊之盟”的“盟约”中有规定，双方不得在边境修筑军事要塞。但真宗更担心的是意外，尤为担心的是河北边境将士因为有了“和议”而放松边界警惕，因此专门下诏：各地要塞，原有的敌楼、战棚等设施，如果有隳坏，马上修葺，使之完善。
大宋遵守合约，没有修筑新的要塞，但旧有的要塞内部设施有问题，应该修的还是要修。军事家政治家自有一种担当，此之谓责任伦理。虚名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安全。因此，在军政游戏中，有些行动是没有必要公开的。
有一次，真宗就对辅臣说：“和议之后，减去边防屯戍兵众不少，朕担心此后难于恢复到原来的数量。以后要这样处理：边境要塞的屯兵驻守两年以上，按规定该更代（轮番驻守）就更代，但是要用整编部队更代已经残缺的部队。这样，虽然增兵了，但是不会有‘破坏合约’的嫌疑。”
同时，他还给河朔边防军指挥官下密诏：凡是部队人数缺失，就要广招补缺军人，不要认为与邻敌通欢了，就懈怠了守卫边防的军机大事。
中央禁军，是保卫大宋国家安全的武装力量，该训练则继续训练，该拣选则继续拣选，要不断淘汰老弱，练成精锐。
至于契丹在边境明显“违规”，边臣一定要恪守大体，要契丹方面做出答复，如果需要惩戒，则有礼有节地要求必须严惩。
有一次，雄州边境的容城县，有契丹人驱赶着很多马匹越过拒马河到草地放牧。他们也知道此事“违规”，但为首者带着几只雉鸡、野兔当作礼品，来请求大宋边防军借给他们一块草地。消息报到朝廷，真宗回复说：“拒马河距离雄州四十里，很有一些两地的输租民户在此地居住。但河上的桥梁乃是我雄州所造，早就在桥上划定了边界，他们怎么还敢于越界渡河搞畜牧？这就是他们仗恃着已经通好，认为没有了障碍，所以敢这么干。这件事要马上命令边臣形成文书，将合约的《誓书》列上，让他们的首领知道这回事，并须严加惩戒。何况现在是欢好刚刚开始，尤其需要严格执守《誓书》，不可拖延！”
大宋，在真宗领导下，恪守中道，不卑不亢，在坚定地与契丹和好的同时，也在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
孙仅出使“得体”
在“和好”方向上，事实上，契丹做得比大宋还要“出色”。
真宗诞辰，契丹来人称贺；契丹国母诞辰，大宋也派出了使节称贺。
这一次派出的使节是开封府负责司法的推官、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孙仅。
这是大宋第一次派出特命全权大使。
孙仅是个儒生，读圣贤书，有士人风。史称此人“性端懿，中立无竞”，性情端正醇谨，恪守中庸之道，与人无争。当时朝野间对他都有推崇，口碑相当好。他也能文，著作很多，后人也多欣赏他的儒学思想和文采造诣。他有一篇《骊山诗》，被欧阳修的《归田录》收入。诗中言：“秦帝墓成陈胜起，明皇宫就禄山来。”意思是说秦始皇建造庞大的陵墓，刚刚造成，就有了陈胜吴广的倒秦运动；唐明皇修建豪华的宫殿，刚刚建成，就有了安禄山史思明的叛唐战争。整个诗篇就是对宋真宗大兴土木建造玉清昭应宫的批评。此是后话，容当后表。
此时真宗派他出使，就有“行中道”，展示大国风采的意愿。
孙仅出境之后，所到之地，契丹刺史级别的官员都来“迎谒”，迎接、拜见。
刺史，是州郡级的官员，约略相当于今天的正局级，大州刺史，则相当于副部级。更多的幕职人员、县令和境内父老，都捧着酒器在孙仅的马前恭敬献酒。孙仅路过的地方，契丹百姓则使用“斗”来焚香迎接，家家都在门前、路边置放饮用水，水盂、木勺齐全，方便使团随时饮用。从边境即开始接伴的契丹官员，则一路观察大宋使团的需要，一有发现，即刻调运，马上供应。食品都有两种风格，一种是草原的“蕃食”，一种是中原的“汉食”。“蕃食”用木器盛装，“汉食”用金器盛装，使团成员可自由选用。契丹还下令沿途居民不许跟使团成员做生意，不得接受使节钱财，违者全家处斩。
此时正当夏季，契丹国主耶律隆绪一般在含凉殿避暑，听说大宋使团要到幽州，就特意从草原深处赶来接见。他多次召见孙仅参加宴会，大张乐舞，给予了孙仅一行极高的礼仪待遇。
孙仅完成使命，辞别的时候，契丹国送给他们的礼品更是丰厚，各类器服不说了，光是草原名马就有五百匹。从入境到出境，所有接待者都是皇室亲信，言辞、礼节相当“恭恪”，恭敬而又谨慎，为的就是向大宋致以“勤厚之意”，那种殷勤、敬重，史称“礼或过当”，孙仅一定要“抑而罢之”，不让这种礼仪礼节太过隆重，力求让它“丰约中度”，丰盛、简约都合乎中道。
孙仅代表大宋并不傲慢，当然也不自轻。后来他出使的一套程序都被记录下来，成为大宋和契丹交往的一种模式制度，当时朝野对此以两个汉字评价：得体。
传统中国对“士行”也即士大夫的德行相当重视，在圣贤理念中，“士行”的第一标准不是“任重道远”，用孔子的话说，而是“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行己有耻”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德行，它包括了恪守中道不使偏离中原价值观的选择与坚守，也包括了对邻邦不偏不倚不卑不亢的权利尊重，能够准确传导（不是传达）中原衣冠文明的礼仪精神。这些，孙仅都做到了。孔夫子如在世，当能首肯他的成就，赞一句：“可谓士矣。”
安有子归父而致疑耶
南北“和议”之后，还为士庶带来了不同以往的悲欢离合故实。
大宋霸州官员得到契丹永清官员发来的牒文，说永清的部民李加兴，此前曾经用了两万钱赎买了一个契丹掳掠来的“战利品”——大宋的妇人阿杜，二人成为夫妻。“和议”之后，二人一同到霸州卖草席，被阿杜的前夫齐鸾发现，将阿杜抢走。永清官员要求霸州官员追捕阿杜，还给李加兴。霸州官员认为：阿杜本来就是齐鸾的妻子，现在很难追还。就行文用这个说法回应了永清官员。
显然，霸州官员是在“偏袒”齐鸾。此事对齐鸾而言，不为过；但对李加兴而言，则未免不公。霸州官员将处理意见整理为卷宗，报到朝廷，试图如是结案。但真宗批示说：“这是与契丹修好之前他们做的掠夺之事，不能算在修好之后的账上。但如果他们不再多话，就算了；如果再有求索，应该由我们官方拿出当初那两万赎钱来，还给李加兴。”
真宗的意思就是：给钱可以；但人不能给。
保州有一个中级武官名叫赵诲，他的儿子赵超早年曾经“陷寇”，即投降了契丹。“和议”后，赵超从草原跑回了中原家中。但赵诲担心儿子有诈，过去你投降，现在又回来，是不是来做奸细啊？他吃不准，又担心朝廷给他个“通敌”的罪名，于是，命部下亲兵将自己儿子送到京师，请求朝廷讯问处理。
真宗对这个案子，只有一句话：
“安有子归父而致疑耶？”
哪里有儿子投奔父亲，而遭致猜疑的道理呢？
下诏，给这个赵超补了一个“殿侍”的小官，发放盘缠和干粮，让他重新回到保州去，父子团聚，至于是不是“奸细”，连问都不问。
制度建构和道义推演
按照顾炎武先生的定义：改朝换代，变换君王名号，不过算是“亡国”，那不过是“一姓”的覆亡；但公道、仁德价值观没有了，传统伦理不见了，人与人之间互相仇恨、咬噬，像丛林野兽一般，这就是“亡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