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此可知，大宋开国以来，承续五代乱世文明沦丧之“亡天下”，那时节，君不像个君，臣不像个臣，父不像个父，子不像个子，藩镇谋乱，一哄而起，朝廷易姓，大臣投敌，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尽皆流失。当此之际，大宋君臣，一点一点“提醒人心”，将传统伦理、圣贤大义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于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三代以来推演的中原文明开始渐渐回归。
一般来说，乱世之后，文明重光，需要制度建构和道义推演两个方向。制度建构，向文明渐进，此义人多熟知；但道义推演，足以加持文明更化，甚至是根本性更化，却鲜为人所重视。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君王公侯在道义推演方向上，负有更多责任。国家从鱼烂世界走来，百废待兴中，道义推演，是培养人心须臾不可忽略的慢工。
清代思想家李颙有言：“天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 “肯綮”，指的是“根本要害”，“重要关键”。清政府出于“部落政权”（钱穆语）之私欲，在世界大格局变化了的条件下，不肯火中涅槃、自我更化，失去了把握这个“大肯綮”的机会，渐渐将中国演成一个鱼烂世界，局面几乎相当于五代乱世。李颙这个思想，后来被民国领袖和卿士所接受，包括“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所谓“四维八德”，成为官方推演文明重光的重要主题词。
真宗时代一如太祖、太宗时代，对“文明重光”有不同于凡品帝王的思考。他们是恪守“天下为公”的政治家，不是不择手段的野心家。前者可以称之为“贤君”“圣君”“仁君”，后者则属于“昏君”“暴君”“庸君”。这是两类不同的物种。从人性恶中寻求支援力量的即属于后者，百变中不忘提醒人心道德的即属于前者。世界史上，印度孔雀王朝的创始人旃陀罗笈多，曾在马其顿-希腊联军入侵时，在战胜敌人时订立了合约，没有将流血进行到底。罗马“五贤君”，史称“待民宽仁，治国依法”，他们所在的时代，被人誉为“人类最幸福的年代”。（“五贤君”是公元1世纪末期到2世纪治理罗马帝国的五位皇帝。有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毕尤、奥勒留。五人在位八十多年。彼时，政治清明。而他们之前百年，很像五代十国，是一个狠戾的乱世。“五贤君”对臣民有超乎以往的关爱，他们统治的时期成为罗马帝国最强盛的时期之一，史称“罗马治世”。）阿拉伯阿尤布王朝的平和大度，富有骑士精神的国王萨拉丁，也曾在占据优势的条件下与十字军签订合约。旃陀罗笈多、“五贤君”、阿拉丁等，都是恪守“天下为公”理念的君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爱和平、重民生，有所不为而不是无所不为，更重要的，他们对价值理性，也即道义原则格外珍惜。他们以他们各自的品行为士庶做出了富有圣贤气象的选择，这也是一种“提醒人心”。因此，他们当得起“贤君”的称谓。显然，真宗力求“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就是在“提醒人心”；坚持在优势条件下，推动地缘和平，实现“澶渊之盟”，也是在“提醒人心”；宁肯减少宫廷收入，也要蠲免天下“宿逋”，还是在“提醒人心”。
赵诲、赵超案，真宗视父子人伦为重，令父子保州团聚，仍然是在“提醒人心”。
宋真宗刘恒，列入世界范围的“贤君”谱系，毫无逊色。
宋辽南北修好之后，不断有因为战争而离散的家庭重归团圆，到了大中祥符七年（1014），有河东安抚司向朝廷汇报，说“北界”也即契丹自从景德二年（1005）“和议”之后，被掠走的中原汉人“自归者”有1625人。
真宗为汉人的回归高兴。
不久，夏州的首领也派遣亲信牙将来奉表归款，认同了大宋宗主国地位。真宗也很高兴，赐给了夏州来使锦袍、银带等等，待遇优厚。
神童晏殊
大宋这一年开科取士，还收到了一个来自江西抚州的神童晏殊。
他就是后来写过“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名句，影响词坛千年的人物。这一年他只有十四岁，与他同科的另一名进士姜盖，来自河北大名府，只有十二岁，二人都以“俊秀”声闻天下。但整场考试下来，晏殊成绩更为优秀，而且不仅是文采了得，他的诚实品质也得到满朝赞赏。
当时有规定，十五岁以下，能通经学、作诗赋的学子，诸州要推荐到朝廷，由天子亲试。当时殿试时，试诗、赋各一首，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廷中，但晏殊毫不怯场，史称“神气不慑”，下笔而成，用的词语允当而又丰富。过了两天，再试诗、赋、论。晏殊拿到试题后，很真诚地说：“这个赋的题目，十天前我曾经做过，请给个别的题目。”真宗喜爱这个小家伙的“不隐”，觉得晏殊淳朴正直，就改了题目试他。题目完成后，真宗看过，多次赞赏不已。这样试下来，证明这个小孩子确有真才实学，国家得士，真宗更高兴了。
晏殊的“不隐”，是他的本性。真宗晚年时，立第六子赵祯也即后来的宋仁宗为王，亲自批示要晏殊充任王府记事参军。执政宰辅不明白，馆职文臣很多人，不乏名流，真宗何以看上了他呢？原来，当时的馆阁臣僚都很喜欢嬉游宴赏，出入于汴梁酒楼歌舞之地。此事，大宋不禁，但真宗更喜欢端谨之人充任东宫文职。晏殊接受任命的时候，真宗将这一层意思说给他听。不料晏殊回答道：“臣不是不愿意宴游，真是因为家道贫寒，办不起宴席。臣要是有钱，也会出去，无钱是不能去的。”真宗更嘉赏他的诚实，史称“眷注日深”。
大宋沿袭唐代制度，设“童子科”，从此出了不少“神童”。
太祖朝时，贾黄中六岁中童子举，太宗朝时，杨亿十一岁中举，真宗朝有晏殊、姜盖，仁宗朝有李淑、宋绶等人。其实寇准中进士也不过十九岁，而且早在七岁时就跟着父亲登华山，写下名诗：“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俯首白云低。”至今为人传诵。
且说晏殊、姜盖应“童子试”后，晏殊成绩更佳，赐进士出身，姜盖低一级，赐同学究出身。更赐晏殊秘书省正字，相当于国务院机关秘书。同时要晏殊在秘阁继续读书深造，命当时的直史馆官员注意考察与晏殊往来的人物，后来知道，晏殊虽然小，但非士人不交，来往者都是儒士文人。真宗非常欣赏，甚至为他而改变了一个制度规定。原来，朝廷南郊祭祀大典，为了表示对神的敬畏，特意下诏：所有参与的行事官员，必须身体健康，不得用“老疾幼弱”者。而新任秘书省正字晏殊先生只有十四岁，属于“幼弱”行列，不得参与南郊活动。晏殊于是上章，声称愿意“观大礼”。史称“上怜其意”，真宗喜爱他的这种心意，破例允许他参加，为此另下一道诏旨：京官中有年未及十五岁者，如果愿意赴南郊陪位观礼，可以自由参加活动。
寇准从一开始就心情不爽，很想“抑制”晏殊、提拔姜盖。他给出的理由是：晏殊是江外也即南方人。按传说中太祖时的意见，南人不得为官，但真宗太喜欢晏殊了，就回击寇准说：“朝廷为天下取士，只求有才干之人。四海一家，岂能以南北远近而限制？大唐名相张九龄，更在岭南僻陋之地，难道能弃置不用吗？”一番话说得寇准没法答对。
寇准生于太祖建隆二年（961），晏殊生于太宗淳化二年（991），寇准大晏殊三十岁。看着这个十四岁的天才少年，他也许在陡然之间有了某种难于言表的心事。真宗心存天下，认为寇准此议不公。此事很有可能在真宗心里伏下阴影，似乎为以后王钦若的谗言预先做了意味深长的铺垫。
以百姓为念
“澶渊之盟”后，真宗感到中原到处都是令人愉快的好事，期待中的“天下太平”似乎渐渐出现曙光。他本来就不喜欢战争，对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打仗，只有一个信念——“庇民”。当初“长城口之战”大捷之后，他没有“乘胜追击”“犁庭扫穴”，得到宰辅吕蒙正的称许，吕相表扬真宗说：“日前河北兵团会战，我们没有深入讨贼，保全的利益反而更大。”真宗回答他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朕熟计之，北鄙屯盛兵，止为庇民耳。
《尚书》有言：庶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坚固国家就安宁。朕已经想明白了，我们之所以在北边边境屯驻大兵，就一个目的：庇民而已。除了“庇民”，不做其他想法。
现在，太平景象出现，老臣吕蒙正身体却越来越差，七次上表要求退休后，真宗才允许。吕相察觉到真宗有欣喜之心，担心他生出奢靡心思，就在赴西京洛阳养老之前，乘坐轿子到殿门外，下轿子后，让两个儿子搀着他升殿来见真宗，提醒说：“北戎请和，从古以为上策。今先启诚意，继好息民，天下无事，惟愿以百姓为念。”
北边的异族请求和议，这类事，从古以来就是上策。现在我们能够开启诚意，和好之后，南北罢兵，与民休息，这样，天下会越来越太平无事，臣只愿陛下以百姓为念。
真宗很欣赏吕相这一番语重心长的告诫，嘉赏了他。
但是“以百姓为念”的价值取向，在“王钦若-丁谓时代”却渐渐有了变异；而当下，真宗的一番好心情，也因为寇准对晏殊的“抑制”而生出不快。很快，王钦若的谮毁接踵而至。
狂者寇准
寇准很自负，“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确系他性格真实写照。他做宰辅，不循常规办事，包括用人，他也往往打破制度规定，大多按照自家考量予以升迁或贬黜。按照磨勘制度，某人到了年限，应该晋级，同列中就有人拿了考功档案给寇准，要求按例办理。寇准不同意，同列认为章程如此。
寇准回答：“宰相是干吗的？就是要黜退不肖之辈，进荐贤良人才。如果都按照章程做事，那还要宰相何用，一个普通的小吏就可以干了。”
他这话也有道理。
按寇准本意，是要为国家“取士”，取那种“以天下为己任”，有德有能且有志的“国士”。史上的吏部工作一向就存在悖论，完全按照制度规定，几年几年晋半级，几年几年晋一级，只要不出错，反正到时候就升职多拿俸禄，这就容易使得一群吃饭不做事的庸人升官，“国士”混在这样的官员行列中会有耻辱感，不愿意为“五斗米”而折腰，所以很可能要么借故“致仕”，退休，远离庸俗官场，悠游于山水云林，要么寄情于文字，不再关心邦国命运。故此类制度，令国家“得士”的可能性不大。但完全按照大臣举荐，又容易因为举荐者修养、眼光的差异，被举荐者机缘、运气的不同，最后朝廷也未必顺利“得士”：那些靠近举荐者或夤缘举荐者的官员就容易上位，而多年辛勤工作，无缘接近或不屑于夤缘举荐者的官员就只能默默无闻。像李沆、寇准、毕士安这样的举荐者，当然有眼光，自然可以举荐像样人才；但如果碰到童贯、蔡京、贾似道这样的举荐者，举荐一批佞人上台，则国家必危。千年以来，这个悖论并没有合理完善解决。
因为寇准这种自负，阻滞了一批“到日子”该晋升的官员不能晋升，所以“下面”怨气颇重，史称“同列颇不悦”。
寇准自负的特点，也让他失去了克制。
举朝颂唱“澶渊之盟”的光辉，真宗更因此庆慰有加时，寇准开始了“自矜”，自负自夸自我表彰，恨不能将一场“澶渊之盟”的泼天功劳记在自家名下。这样，就距离“节制”之“礼”越来越远。
古人设“礼法”，几千年传统，养成一个“衣冠之族”的文明。
且不论“礼法”的现代价值，但说在“礼法”盛行的中原，寇准此类作态就有了让人无法相容的后果。谚云：“十履而一跣，则跣者耻；十跣而一履，则履者耻。”如果十个人穿着鞋子，那么赤足的容易被人耻笑；但如果十个人赤足，那么穿鞋的就容易被人耻笑。所以明代思想家吕坤有言：“礼教大明，中有犯礼者一人焉，则众以为肆而无所容；礼教不明，中有守礼者一人焉，则众以为怪而无所容。”在礼教礼法流行的时区，有一个人违反礼教礼法，众人就会认为他放肆而不愿意接受他；如果礼教礼法不能流行，有一个人恪守礼教礼法，众人就会认为他怪异而不愿意接受他。寇准生活在一个“礼教大明”的时区，却不遵守“彬彬有礼”的士君子之行，而是以一种“狂者”态度对待同列和下属，甚至对待真宗，虽然真宗也确实感激他在澶渊的推演之功，但寇准的“狂”却深深地激起了弥漫于朝堂的嫉妒之心。
后来，真宗起用王旦为相。王旦上任那天，真宗与他谈话，说：“寇准做宰辅时，许了很多人升官，将这事当作赏给他人的恩典。你做宰相后，要深刻地戒惕这一点。”
此事证明：寇准一方面举荐了不少人才，另一方面也抑制了不少人才。他不喜欢的人就没有能够升官，这部分人就给了他诋毁性质的恶评，其中一个恶评就是“施恩”，以至于连真宗也相信了此说，最终参与到“倒寇”运动中来。王钦若则在“倒寇”中，给了寇准致命一击。
王钦若巧言“倒寇”
王钦若此时官职是资政殿大学士、尚书左丞，主持编修《册府元龟》和国史。当初他做“资政殿学士”，寇准为相，上朝时站班，寇准将其班序排在翰林学士之下。王钦若内心不平，认为自己曾知天雄军，也算有功之人，却被排在翰林承旨这些朝廷秘书之下，是寇准在“抑制”他，就来跟真宗诉苦。真宗就在他的职位间加了个“大”字，这样就班在翰林们的前面了。
王钦若以“大秘”的身份，得以接近真宗，天天都能看到寇准，我甚至能感觉到王钦若那一双静静地看着寇准的眸子后面，不断冒出蓝色的妒火。
有一次朝会，寇准大大咧咧地奏完公事，先行退下。真宗目送着寇准的背影，久久不语。经历“抑制晏殊”事件后，真宗对寇准有了复杂的感情。王钦若似乎觉察出皇上隐约流露的一丝疑惑，于是抓住时机，对真宗说：“陛下敬寇准，为其有社稷功邪？”陛下如此敬重寇准，是因为他有安定社稷之功吗？
真宗说：“是啊。”
王钦若紧上一步，说：“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反而认为寇准有社稷之功，这是为何呢？”
真宗愕然，忙问：“耻？你这话啥意思啊？”
王钦若不慌不忙，说出了一番早就背得滚瓜烂熟的意见：“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敌人兵临城下，而与之签署和约，圣人修《春秋》，也认为这是国家耻辱。“澶渊之盟”，就是“城下之盟”。您想想，以您万乘大国君主的高贵，而与敌人签署“城下之盟”，这种耻辱到了什么地步！
真宗感到震惊，果然就有了耻辱感，面现不悦之色。
王钦若抓住时机，再紧一步，道：
“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陛下您听说过赌博吗？赌博的人钱快输光了，就将剩下的所有的钱都拿出来，这就是“孤注”，最后的一笔赌注。而陛下你，就是寇准的“孤注”。澶渊之役那个时刻，陛下的处境真是很危险啊！
这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真宗。
从此以后，真宗不再信任寇准，对寇准的看法忽然间就判若二人。但他对朝廷的“法度”还是有敬畏，不愿意一逞个人快意，一直拖到第二年，罢免了寇准的宰辅之职，降级为刑部尚书，知陕州（今属河南三门峡市）。
王旦为相后，虽然继续“抑制”王钦若，但已经不像寇准那么凌厉。王钦若于是得以凸显出来。真宗给他加官知枢密院事。
万国来朝
“和议”之后，大宋有了“万国来朝”的景象。
自景德年间开始，就不断有“外国”前来大宋朝贡。检点史料，荦荦大者计有如下诸国来朝——
蒲端国，也即今天所属菲律宾的一个岛国，国王遣使来贡方物。
于阗国，也即今天新疆所属的部落王国，他们的国主黑韩王派遣回鹘人前来贡献方物。使者还跪奏道：“臣万里来朝，获见天日，愿圣人万岁，与远蕃作主。”这是主动“归附”大宋帝国的意思。真宗问他在路上走了多久，大约距离汴梁有多少里程。使者道：“我自路上走了一年，这一年间，白天走路晚上休息，不知道有多少里路。过去这条通往中原的道路常常苦于为盗匪抢劫，现在，从瓜州、沙洲（今属甘肃酒泉、敦煌）到于阗，道路很清静安全，行旅如流。愿意大国派遣使者到于阗，去安抚远方。”真宗回答他：“派遣使者去，就会给你们添麻烦，让你们太过于劳费。现在降一份诏书，就让你带去，这样就跟我大宋派遣使者没有什么区别了。”
西北的回纥也派遣使者来贡方物。
交州（今属越南）国王黎桓派遣他的儿子来朝贡，并请求大宋派使者赴“本道”（黎桓自称交州为大宋省级行政单位）慰抚远近。真宗答应了他的请求。
占城国（在今越南中部）遣使来贡方物。
甘州（今属甘肃张掖）回鹘国派遣使者来贡方物。当时大宋有禁令不许蕃部私买香药，但这一批来朝贡的回鹘人中有人违禁，朝廷议论应该处决。真宗说：“他们从遥远的地方而来，不知道国法。忽然面临大刑，这样就失去了安抚远人的道义。”于是，只将“罪状”告知违禁者，没有处罚他们。
大食国派遣使者来朝贡。大食乃是今属阿拉伯、伊朗一带的部落王国。此地的王国对大宋很是友好，到了后来大宋到泰山封禅，大食国一个商人船队的舶主也即船长还上书表示愿意带着大食国的方物（特产）到泰山“修贡”。真宗下诏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三佛齐（今属马来半岛）国王遣使来朝贡。
龟兹（今属新疆）国王遣使来贡方物。
……
一时间众多异邦来朝，虽然不及大唐开元天宝年间之盛，但异邦异族的朝贡使团，迤逦一行，等待重重宫禁打开朱漆大门，随后依次列行、升阶、进殿，接受真宗大帝的接见，那风景，也颇有“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之象。
但这些太平景象，并没有让真宗开心。“孤注”这个主题词，让他有了心结。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总有消息报来，契丹那边祭天祭地，各种祭祀活动不断。契丹，在与神对话。
“受命于天”与“天人感应”
王钦若对大礼仪式很有研究，曾著有《卤簿记》三卷。卤簿，就是仪仗及大礼活动的意思。因此真宗又任命他为卤簿使，负责国家大典的礼仪活动。
他才气了得，对天神地祇排座次有独到看法。国家重要的祭祀活动就是郊祀，也即在郊外祭祀天地神祇。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其中以南郊祭天礼最为隆重，仪式也很复杂，需要君臣沐浴，先到太庙告祭，而后到南郊。筑坛，坛上有龛，列出神位；而后将牲体与玉帛放到预先备好的积薪之上，点燃，燔柴，敬献礼器，因烟气上达，表示神已接受。再由执事者根据预先写有神位的神版，唱念天神名号，君臣跪拜，皇帝自称“天子”，执事唱祭词，祭词内容一般就是感谢神祇赐予社稷江山，请求神祇庇佑吾土万民。还需要仪仗中的乐舞唱《郊祀歌》十九章。礼成，退下。
整个礼仪活动，要用几天时间，加上事先的准备，总要一两个月不止。活动中都少不了庞大的卤簿队伍的扈从、保卫，以及庄严肃穆的集体歌舞。郊祀与战争，是国家运作中两件同等重要的大事。
一般认为，郊祀这类祭祀活动，是帝王获得与神界沟通的权力，以此来彰显王权来源合法性，利用迷信活动欺骗、压迫、统治万民的手段，云云。
我，不信此类意见。
我不怀疑历来之君臣在郊祀活动中的虔诚。千年圣贤教育中的“三畏”之一就是“畏天命”。所谓“天命”，就是上天赋予皇权的命数。上天即天神、上帝，是为《尚书》以来的信仰之神。殷周以至于唐宋，其超验传统与理念在此。古人相信在“人”之外，必有“神”。这是超越于经验世界的存在。而这个超验存在决定着人间权力的或吉或凶。超验的意思，简言之可获致如下逻辑：帝王“受命于天”之说，到大宋时，已经流衍二千年之久。皇权在万有格局中，并非有理由行使“绝对权力”，相反，必须将权力限制在“天命”之下。“天命”所赐予皇权的利益可以称之为“天禄”，如果治理天下无效，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天禄永终”。因此，从究极方向看，人间的最高权力——皇权——还不过是一种“有限权力”。
皇权，对天命有足够敬畏，并将这种敬畏设计为一种仪式，预表了帝王向天下昭示“循礼”的两大功能：当位与节制。
当位，就是明白告知“我是天帝派在人间的管理者”，因此需要按照天帝的意志行事；节制，就是明白告知“我不敢违背天帝启示于我的神意”，因此需要有效治理天下。
皇权“循礼”，当且仅当做到“当位”与“节制”时，才有希望获得“天命眷顾”。施行皇权，必须要天帝满意。但施政之际，如何才算做到让天帝满意呢？《尚书》给出了三千年“君道”的最强音：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天帝所要看到的，来自我这个天子治理下万民所看到的，天帝所要听到的，来自我这个天子治理下万民所听到的。不要说百姓万民有过错，即使真的有过错，也是我这个天子一人的责任。
这样的逻辑已经内化为一种文明治理传统。在汉代人那里，就是“天人感应”。如果对天帝负责，如果敬畏天帝，就要相信皇权所施行的政治都会在上天那里得到回应。譬如，如果治理无效，上天就会出现灾害示警等等。
郊祀，就是向天地神祇定期或不定期地“汇报工作”（郊祀或三年或一年举办一次）。所以，郊祀是一种指向内心和上天的礼仪活动。在郊祀活动中，君臣同样怀有敬畏之心。
郊祀，是一种信仰活动。对这种信仰，有人真诚，有人怀疑，二者之间存在一种辽阔而又顽厚的文化隔膜，沟通极难。郊祀者，不是无神论者。因此，以无神论话语“批判”郊祀或信仰，事实上是言不及义的。有神论与无神论二者之间的争辩，因为不存在最后的权威的仲裁者，因此，所有的争辩也将在“辽阔而又顽厚的文化隔膜”中两存。所以法国那位概率论者、思想家帕斯卡尔，以他出色的颖悟力告知世人：真理，往往是以矛盾着的形式存在的。
郊祀，无论祭天、祭地，都会同时祭祀群神，故史称郊祀为“群祀”。而“群祀”就需要对群神唱名，而既然要唱名就有了“排座次”问题。
信神的大宋，将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很认真地讨论群神中谁是第一，谁是第二、第三，等等。
有人看到神版上的神位排列有问题，“多不严肃”，于是向真宗汇报，真宗于是下诏，要王钦若“改造”，修改后另外制定。王钦若“改造”之处不少，这里说一个案例。
传统神仙谱系中，至迟到汉代，出现了分别主管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的“五帝神”。按东汉学者郑玄的说法，历来之“王者”，他们的先祖，都是因为感应这“五帝”之精而出生的。所以，汉代以来的祭祀，都有“五帝神”的龛位。王钦若观察到，在郊祀活动中，“五帝神”在第一龛，而“天皇大帝”在第二龛。他认为这个不合理。因为“五帝”乃是“天神”的辅佐，其位格不当居于第一，“天皇大帝”才应该居于第一。
但这个意见遭遇了礼仪使赵安仁的反对。
他的意见是：“昊天”也即“苍天”，因为人间最尊贵的是“帝”，所以托称“天”为“帝”，故名“上帝”。这个“上帝”是没有形质的“元气”。而“天皇大帝”则属于“北辰”也即“北极”之星，是“星中之尊”。这样，按照古礼，“天皇大帝”和“五帝神”，都应该列在第二龛，第一龛应该让出给“上帝”。
王钦若又反对赵安仁的意见，认为“古礼旧制，未必全是”，然后引经据典，说出一番佶屈聱牙的“星经”理论，大意认为“天皇大帝”是“天皇大帝”，“北极”是“北极”，并将自己制作的“天皇大帝”第一，“北极”第二，其他第三、第四的版位图呈上。
真宗做了折中，将“天皇大帝”和“北极”均列入第一龛。
其他诸神，也有位格变化。后来还有一些争议，真宗都做了折中处理。
王钦若精心制作了神版，郊祀的高坛摆放神位的前四位神版都是朱漆金字，其余都是黑漆。第一位阶之神的名号用金字，第二位阶用黄字，第三位阶以下用朱字。所有的神版都放在漆盒里，外面覆盖黄色的缣帊也即布帛。真宗走下台阶来看，很满意，当即交付有关部门（史称“有司”），叮嘱他们要恭谨从事。
真宗对王钦若的信任前所未有。
而这位喜欢“神道”的瘿相则因此有了更为野心勃勃的规划。
封禅——太宗的“未竟事业”
事实上，王钦若也许对真宗有一种男人之间的友情。他比真宗大六七岁，因此行事风格很像一个“大哥哥”，对真宗有发自本性的照料与呵护，这个意思的另一种说法就是“揣摩帝意”。
他能感觉到真宗对契丹的忧虑更多不是来源于军事，而是文化。他知道契丹一面在“汉化”，一面还在坚持草原风格，在务实精神之下，也将国事管理得井井有条，士庶似乎也颇安居乐业。契丹似乎正在向着古来圣贤向往的那种民生境界渐渐攀升。令人吃惊的是，契丹解释他们的国名“契丹”“大辽”时，居然有“大中央”的意思，那意思是说，他们才是“中国”。更令人惊异的是，他们居然宣称他们也是炎黄的后裔！他们说他们乃是“轩辕后”。最令人惊异的是，他们从耶律阿保机开始，就不断宣称有上界神祇下凡，他们是受到天神保佑的邦族！说有一位名叫“君基太一”的大神，就多次降临过草原。据说这是位福神，可以保佑契丹建构国统制度，可以令臣民敬畏信服，国家将因此而大为兴旺。至于这个“君基太一”大神的来历，则几乎无人知晓。
将这几个片段联系起来，契丹几乎就是想说：我们契丹才是源于轩辕黄帝并得到天神保佑的“中国”。
契丹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并不是“中国”之外的“外国”。所以“和议”之后他们自称“北朝”，称大宋为“南朝”。
契丹人似乎特别相信“天神保佑契丹”。
这事给予宋廷很大压力。两个势均力敌的邦族，在“和议”条件下对峙，谁更为天神所眷顾？
“不语怪力乱神”的朝臣并不关心这类问题，“尽人事，听天命”是他们千年以来的习惯姿态。但大宋真宗皇帝感到责任重大，他感觉在力量的消长中，江山社稷来源于天道的“合法性”将会越来越凸显。
而在举朝无人对此有感觉时，大宋名臣王钦若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他知道真宗对道教有特殊的偏爱。
有几个实例。
有一个名叫贺兰栖真的人，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世背景。此人自称道士，说自己已经百岁。寒冬不怕冷，炎夏不怕热，更善于呼吸吐纳，往往辟谷不食，但又可以游走市肆，纵酒，可以一顿吃几斤肉。他曾经居住在嵩山紫虚观，后来又迁到济源（今属河南）奉先观。名相张齐贤跟他有交游。真宗听说此人后，非常想见他，就给他下了一份措辞友善的邀请函，大意说：“大师您栖身于岩壑烟霞之间，志向高尚，观心于众妙之门，弃世至浮云之外。朕敬奉虚寂玄妙而为教宗，效法清静无为用来治国，一直期望能遇见有道之人，向他访求无为之理。早就听说了上士您，渴望见到真人风采。于是命特使驾车，前往您处礼聘。请大师暂时作别林谷，来至阙庭。您一定要接受这个请求，不要怕路途辛苦。”
贺兰栖真来到朝廷后，真宗很愉快，还专门为他写了诗赠给他，赐封号为“宗玄大师”，赐给紫服、白金、茗茶、布帛、香料、药品等，并下诏，济源奉先观的田租全部蠲免。
此人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去世。据说，他死的那天，天寒大雪，但是三天过去了，他的头顶还很温热。人们都很奇怪。
真宗一朝，这类道士或隐士不少，如陕州善于辟谷长啸的紫通玄，河中讲授经传而又躬耕的刘巽，敷水精于药术的李宁，华山炼气不避寒暑的郑隐等人，都被真宗召到“阙庭”给予封号、奖赏。这些人都曾隐居在穷乡僻壤或深山老林，多有一技之长，或精通道术，属于出世隐遁的“高士”。
真宗景德四年（1007）十一月的一天，有个殿中侍御史名叫赵湘，忽然心血来潮给中书上言，请真宗封禅。中书得到这份奏章，说给真宗听。真宗端坐，两手揣在袖子里，略作一个“拱揖”的动作，一言不发。
宰辅王旦试探着说：“封禅之礼旷废已久，若非圣朝承平，岂能振举？”
王旦的意思是说：封禅大典，古来不多，至今已经停止很多很多年啦。如果不是天下太平的“圣朝”，谁敢做这样一件大事？封禅，其规模之大，耗费之广，动员人力物力之多，不亚于一场战争。王旦不想做这一场法事，所以话里话外有婉言否决的意思。
真宗能感觉到中书和朝臣的心思，也不想违拗诸人，就淡淡回答道：“朕之不德，安敢轻议！”
朕这个没有大德的皇上，哪里敢轻易议论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王钦若看到这里，估计有了异样心动。
“封禅”，两个汉字，“封”是“祭天”，“禅”是“祭地”，都是动词，合起来就是“祭祀天地”。封禅，是帝王行为，但比起郊祀，规模要大得多。郊祀就在京师南城；封禅则必到东岳泰山。五岳中，泰山最为雄峻，史称“五岳独尊”，为天下第一山。所以“祭天”必要到泰山最高峰，才可以接近上帝。“祭地”则到泰山下的小丘社首山，平整一块土地，以此接近地祇。封禅的扈从、仪仗、法器、祭品、祈祷文和各类告敕，地方迎送，官员封赏，以及封禅前后的“告庙”活动等，都是足够规模的国家动作。所以，从古到今，试图封禅者甚多，但真正有始有终做完这一场大事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帝王。夏商周的封禅，年代久远，渺茫而不可寻，有记录的是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是最后一位。南宋之后，郊祀替代封禅，不但“祭天”而且“祭地”。从此之后，中原取消了封禅大典。而魏明帝、南朝宋文帝、梁武帝、隋文帝、唐太宗等，虽然都很热衷封禅，但没有成行。
大宋，太祖赵匡胤不做此想，但太宗赵炅却曾有过积极谋划。
太平兴国四年（979），太宗扫灭了太祖都没有扫灭的北汉这个五代十国中最难对付的顽梗之邦，举国欢庆。到了太平兴国八年（983）夏季，兖州的泰山父老以及附近七个县的士庶4793人，组成请愿团，说要到京师请求太宗封禅。一位观察判官廖文铎亲自护送这批人物来到汴梁。太宗当时很谦逊，表示自己的德行不够，不敢接受这份“民意”，赐给每人一束帛，让他们回去了。但是到了雍熙元年（984）四月，又来了千余人的“泰山父老”，坚决要求太宗皇上封禅。这时，群臣也认为大宋文盛，太宗功高，可以封禅，于是“群臣上表”，奏请封禅。连上三次后，太宗答应下来，告知冬季十一月“有事于泰山”，也即前往封禅，从现在开始，有半年的准备时间。当时还安排翰林学士承旨扈蒙、学士贾黄中、散骑常侍徐铉等名流一同详细拟定封禅的仪式流程。更派出朝臣四人开始主持修筑从汴梁到泰山的道路，此外，泰山之下要修建宫墙。当时的封禅大礼使是宰辅宋琪。但是到了第二个月，宫中的乾元殿、文明殿遭遇火灾被焚毁。太宗不安，很想中止封禅，可是已经准备了一个多月，很多大典工程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如果中止，很担心冷了满朝一片热情……太宗犹豫了一个月，最后，对宰辅说：“封禅之废已久，今时和年丰，行之固其宜矣。然正殿被灾，遂举大事，或未符天意。且炎暑方炽，深虑劳人。徐图之，亦未为晚也。”太宗这番话并没有完全否定封禅，只说两座正殿遭灾，很可能是天意示警，此时又当盛夏，劳役太苦，可以暂缓，等以后再说。于是，下诏暂停封禅，所有“祭天”“祭地”活动，都等到冬至时到南郊去搞。
说话间二十一年过去了，现在是景德四年（1007），一个叫赵湘的家伙居然有了这么漂亮的创意。可惜这个创意让他得了先，而不是由王钦若率先提出。但王钦若决计怂恿真宗封禅，那就等于你赵湘提议在先，我王钦若底定在后，也是大功一件！何况，真宗若能完成太宗时代的这个“未竟事业”，估计心情也会好起来。
人造天瑞
真宗自从“城下之盟”事件后，史称“自是常怏怏”，心情不佳。王钦若就像“大哥哥”一样，开导皇上。
有一天，真宗向他提问：与契丹签订的“城下之盟”，该如何雪耻？
王钦若觉得机会来了，就故意慷慨大言道：“陛下以兵取幽蓟，乃可以刷此耻也。”
他知道皇上“厌兵”，一定不会同意这个意见。
果然，真宗回答他说：“河朔生灵始得休息，吾不忍复驱之死地。卿盍思其次？”
河北生灵这才刚刚安居乐业，我不忍再驱使他们进入充满死亡风险的战争环境。爱卿何不想想其次，还可以怎样刷洗耻辱？
王钦若道：“陛下苟不用兵，则当为大功业，庶可以镇服四海，夸示远人也。”陛下您如果不愿意用兵，那就应当做一番泼天大事业，这样才有希望镇服天下，向“远人”夸耀展示我们的大功。
他这里说的“远人”，包括契丹。
真宗问：“何谓大功业？”
王钦若说：“封禅是矣。然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乃可为。”那就是封禅了。但是封禅需要得到天降瑞应，并且是世上罕见唯一的瑞应，才可以来做。
真宗沉吟不语。
王钦若知道皇上有点失望，因为这个“希世绝伦”的“天瑞”，眼下，没有啊！但他早已筹谋成熟，就等着皇上这个时刻。所以，当他成功地“导演”出皇上的情绪后，又不失时机地“教唆”道：“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人力为之。若人主主而崇奉焉，以明示天下，则与天无异也。陛下谓河图、洛书果有此乎？圣人以神道设教耳！”“天瑞”哪里可以想得到就得到？前代有些“天瑞”那是人力策划的结果。但君主如能主持此事并极力崇奉，以此来明白地告示天下，那么人力制造的这个“天瑞”，就与上天下降的“天瑞”没有什么两样。譬如，那个传说中特别有名的“河图”“洛书”，真的有这回事吗？没有的！那是圣人用神道奇迹来设计教化天下罢了。
这一番话对真宗触动很深。
他沉思很久，渐渐明白过来，可以在以后的日子做些什么了。他觉得这件事值得去做。必须向天下、主要是向契丹，展示大宋帝国的合理性、合法性、正当性。上帝保佑大宋。此念一出，他很快由一个哲学意义上的“信神者”，变成了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怀疑者”，并且参与到王钦若的格局中来，成为哲学意义上的“信仰游戏者”。
但是他对宰辅王旦有些担心，史称真宗“独惮王旦”。他说：“王旦得无不可乎？”对这种早晚涉及造假的事，王旦恐怕不会答应吧？
王钦若说：“臣请以圣意谕旦，宜无不可。”臣请求就将圣上的意思晓谕王旦，应该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于是王钦若就找个机会，向王旦暗示了圣上准备“神道设教”的来龙去脉，主要是威吓契丹，与契丹争“神佑”之正当之排场之必要。
读圣贤书的大宋第一宰辅王旦，此际开始犹豫。如果真要搞什么幺蛾子，欺骗谁呢？欺天？欺人？封禅倒也罢了，可“人造天瑞”该如何正当讲述？岂不既背离孔子“丘之祷久矣”的那种敬神的虔诚，也背离圣贤主张“敬鬼神而远之”的理性传统？那样，岂不就陷入一场既亵渎神灵，又推演迷狂的疯癫中去？何况“子不语怪力乱神”！王旦知道，一旦与王钦若沆瀣一气，这一世的令名付诸东流还是小事，带动国家走入疯癫可是大事！
王旦很郁闷，很想找个时间私下与真宗“从容”聊聊这个事。
一壶珠宝搞定当朝宰辅
“圣人以神道设教”，这事直接改变了真宗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让他对治理天下的运作秘密有了全新的认识。
按照传统说法，黄河有龙马背负“河图”出现；洛水有神龟背负“洛书”出现，圣人（一般指伏羲氏）看到这个“图”“书”之后，开始效法，于是有“八卦”。传到周文王时，又有了“六十四卦”和卦辞，于是演绎为中原文化的源头之一，史称“河洛文化”。“河图”“洛书”至今尚有未解之谜。儒学内部对这个问题也素有争议。真宗曾经接受的就是原始神秘说法，但经王钦若这么一“点拨”，于是对史上成说有了怀疑。
他在犹豫中，还需要找到一个儒学大宗师来印证，于是在一个晚上到了秘阁。
这是国家珍藏重要图书的地方，常有大儒在此地值班。这天正好赶上帝国大儒杜镐在此。真宗就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跟他东拉西扯，然后，话题一转，忽然问他：“卿博达坟典，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果何事耶？”爱卿通达“三坟五典”古籍奥秘，所谓的“河出图，洛出书”，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所谓“坟典”就是指“三坟五典”，“三坟”是传说中伏羲、神农、黄帝时的典籍，“五典”是传说中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时的典籍。
杜镐听到皇上骤然发问，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就选择古来的流行说法，随口一应：“此圣人以神道设教耳。”
不料这个说法恰恰与王钦若的意见吻合！一个是自己喜欢的大臣，一个是自己信任的大儒，都如此说法，真宗于是对“神道设教”不再怀疑。
但他对王旦还是有点吃不准。要做一个大局，必须有中书支持，如果当朝宰辅不支持，那事是做不成的。真宗皇帝赵恒决定贿赂当朝宰辅王旦。
他先派出王钦若去劝说王旦，王旦作沉吟状、犹疑状。真宗了解到情报后，找了一个机会，邀请王旦到内殿宴饮，席上，君臣谈笑甚欢。临别时，真宗赐给王旦一壶缄封的美酒，并对他说：“此酒极佳，拿回去跟你家人一块享用吧。”
王旦拿回家，打开一看，里面是满壶的珠宝。
王旦应该有忖量，但这事比诏令还吓人。诏令可以驳回，不服从；但皇上贿赂你了，你怎么办？王旦，虽然是一代贤相，也很有“以天下为己任”之担当，大宋王朝那些优秀的宰辅都不缺这个品质，但他们也都同时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弱点：对“名位”的贪恋。王夫之认为这是宋代大臣的通病。王旦也不例外。他思前想后，患得患失中，决定加入这个棋局，做一枚过河卒子——只能向前，不能后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