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下社首山，设“封祀坛”，祭祀三百一十八位神祇。这是“禅地”所在，设皇地祇也即后土神正座，太祖、太宗配座，祭祀五方帝、日月神、神州各类自然神，从祀的也在内，总七百三十七位神祇。坛四层，十二个台阶，阶面用玄色装饰，迎面也按“方色”处理。整个形制与郊祀相仿佛。周遭设三面壝。
山下燎坛形制一如山上。
山上，主要祭祀昊天大帝和太祖太宗；山下，主要祭祀地祇和五方帝；太祖、太宗都在配座。
大典主场所的“壬”地，壝之内，设计一个藏埋礼器的“瘗坎”。
“封天”要用玉牒、玉册。
用玉做成祭祀天帝的玉牒，每一枚玉简长一尺二寸，宽五寸，厚一寸。玉牒上刻字，用黄金填实；再将每一枚玉简用金绳连缀起来。由于黄金脆而难用，故用金粉涂在绳子上替代纯金之绳。
还要用玉做成祭祀天帝的玉册，每一枚玉简长一尺二寸，宽一寸二分，厚三分。玉简的数量则根据文字多少而定。
正座、配座，祭祀时用六副玉牒、玉册，各一式三份，统由玉简组成。正座，祭祀昊天上帝的玉牒、玉册各一份，礼毕，要分别放入玉柜。配座，祭祀太祖太宗的玉牒、玉册，同样内容，各两份，总四份，相当于是祭祀文的副本。礼毕，要将副本带回京师，放入金匮，置于太庙。
玉柜形制，长一尺三寸，刚好放入玉牒、玉册。
玉柜外有玉检。玉检的长度同玉柜一样，厚二寸，宽五寸，连同玉柜，用金绳缠绕五周。在应当缠绕金绳的地方，刻出五道凹痕，让金绳卧进，再用封泥涂封。
封泥由金粉和乳香混合制成。
涂封之处，用“受命宝”，也即封禅大典皇帝专用印玺，钤印封存。用于钤印的地方，要刻出二分深的凹穴。
玉柜完成后，放入石 之内。
石 用两块五尺见方的大石制成，每块大石厚一尺，凿空中间部分，其大小刚好可以放入玉柜。
石 之上，有石检，放石检的地方，刻出七寸深的凹痕，宽一尺；南北侧各放三条检，东西侧放二条，距离四角都是七寸。总十一条检，均为三尺长、一尺宽、七寸厚，放入石 的预制凹痕中。石 也用金绳缠绕，缠绕处也刻出凹痕，让金绳卧进。每条金绳都缠绕五周。金绳的直径为三分，也用封泥封住。封泥由石末和“方色”之土混合制成。因为金绳缠绕后，在“东南西北中”五面，故选配“青赤白黑黄”五色土做封泥。
石 之上的接缝处，也有封印，预先刻出二寸深凹穴，可以放置印宝。印宝有小石盖。印宝由黄金铸造，上刻四个字：“天下同文”，形制如同皇帝平时所用的印玺。
玉柜用一方印，石 用一方印；两方钤印所用印玺，都是实物制作。印痕皆据实物摹写、翻刻。大典之际，当有“钤印”仪式；大典结束，两个实物印玺要带回京师，奉置于太庙“本室”，也即真宗未来的祭室。
石 放入瘗坎之中。
距离石 十二分、距离四角都是二尺，厚一尺、长一丈，做一斜行外射的行道。与石 相对应，分为上下两层填土，填土也按“方色”处理。封土圆形，圜封石 ，顶上直径为一丈二尺，底面直径为三丈六尺。
金匮形制略似玉柜。
“禅地”也有玉牒、玉册，规制应如“封天”。但我在封禅大典的记录中，只看到了玉册，没有看到玉牒。
“禅地”在社首山。山上有“社首坛”。此地是泰山的附属神山。“封禅”，“封”为祭天，在泰山顶；“禅”为祭地，就在社首山。地祇乃是后土神。1951年，中国大陆在社首山堕山取石，从此世上已无社首山，仅存遗址。
昔日唐玄宗祭祀地祇在社首山。大宋太平兴国年间，曾有人在此地得到唐玄宗用过的玉册、苍璧（青玉），真宗也诏令制作石 、玉柜，将唐玄宗时代的遗物继续埋在这里。还在此地建造八角祭坛，三层，每层高四尺，上宽十六步。有八面台阶，上层台阶长八尺，中层长一丈，下层长一丈二尺。有三道围墙四扇门。真宗“禅地”也在这里。
整个工程由直史馆刘锴、内侍张承素负责主祭场所的圜台和石 封护；直集贤院宋皋、内侍郝兆信负责唐玄宗时的“社首坛”和石 封护。
真宗同意了这个“仪注”，并下诏，要王旦、冯拯、赵安仁等分别撰述上述玉牒、玉册的文字。真宗还特别晓谕起草的大臣说：“向天帝吁请的文字主要就是两条：第一，感谢天降天书和各种符瑞；第二，大宋皇帝为民祈福。”“感恩神祇”“为民祈福”成为封禅大典的总诉求、基本主题。
有司再上一个有关“仪注”的规划：
泰山上下十几里路，大典当天，仪仗队伍将列满山路。皇上登山封禅那天，为了使山上、山下同一时刻行礼，山上圜台要设立“黄麾仗”，是为一种迤逦排开的仪仗队伍；山下祭坛设“爟火”，就是据说有祓除不祥功能的火炬。将要行礼时，爟火开始点燃，从山脚一直排列到山上。又特制一种漆牌，派遣黄麾仗队伍中人依次传付山下。漆牌到了山下，公卿就位，皇帝站到圜台的位下，目视燎坛开始燔柴。执事即将柴火点燃。燃烧中，山上传呼“万岁”。燃毕，皇上走还行在座次，解严。
然后再传呼到山下，一众祭祀官员开始退下。
社首山，也设置爟火三处。
真宗也批准了这个建议。
但这个建议开始时没有设计漆牌，一律以山上山下传呼为节制。真宗认为神祇需要庄静，于是将传呼改为漆牌，直到礼成，才开始传呼。但是又担心漆牌不能即时传到，时刻有差，于是派遣司天官员在山上、山下设置计时的漏壶和日晷，两相校订，再于坛侧击敲木板呼应。又从南天门的山顶到山下的岱庙，几个重要节点设置了长竿，高举灯笼下照，以此传递信息，使一路各处执事不至于误了时刻。
山下往山上，一路临时设置门栏，不是封禅工作人员不能进门上山。
皇帝乘御辇，有司考虑安全问题，拟重新制作一种利于登山的“天平辇”。真宗看到报告后，担心这个辇太过沉重，会使抬辇人辛劳费力，令裁减规模。有司认为登山过于险峻，怕辇不坚固，不安全。真宗说：“登山路上，只要稍稍艰难，朕即下辇步行。”同时下诏，各类日用制作，都要在形制上限制规模，不必贪大。史称“小其制”。
最后这个天平辇比原来规制减去了七百多斤。下诏以后皇帝就常用这个辇乘。又说：因为没有诏旨规定，所以这个辇的坐褥用了金绣作为装饰。那就不变了，还用这个，等到用旧了，改造，就用素的罗代替，不再用金绣。
契丹方面也有动静。河东转运司报告说：侦察报告，契丹在点集兵马，边民有些恐惧，期望朝廷能在边境增兵。
真宗说：“近来朕也听说，北面报告契丹听说国家东封泰山，调发兵马、辇运粮草，因此担心我们实际上会讨伐他们。于是契丹率众坚壁清野，并以打猎为名，到边境巡逻。但朝廷自从与他们修好，并没有仇恨裂痕，如果听说他们惊疑自扰，就马上增兵防卫，他们就会更加猜虑。”于是下诏：边臣一如往常之时，“无得生事”。
但兵形无常，国家安全，不得不加意留心。于是，按照臣下建议，封禅路上一些重要州郡，可以临时增兵，强化安全措施。车驾巡幸泰山，京东、京西、淮南诸路，地当冲要之处，也需要临时增兵屯驻。且命令殿前司、马步司等诸司使以下官员为冲要之处的驻泊都监。又因为泰山之北有大路直抵齐州（今山东济南），为防备北部可能的骑兵突袭之威胁，特命内殿重班刘文质为齐州驻泊都监兼都巡检，增强泰山北部的警卫。
增兵屯驻之地，由地方长吏安排犒设，赐给军士缗钱和酒水。
封禅未行，关于仪仗的规格问题，就多次被讨论。真宗已经下诏说到“惟有祀事丰洁，余从简约”的敕令，但还是多次有人提出要提高规格。
有关部门请求依照大唐封禅体例，皇帝告庙后出京，到泰山、社首山从事大典，都用“法驾”。
天子车驾
汉以来，天子车驾有“大驾”“法驾”“小驾”之别。
“大驾”是皇帝出行的最高规格，配套卤簿仪仗，相当繁杂，以至于专职此事的礼部官员，也需要查勘图文，才能复验。一般南郊大典需用“大驾”。宋太宗时，为了方便随驾官员彩排，特意命人绘制了三幅《卤簿图》，藏于秘阁，出行前，供有司查看。宋仁宗时，曾编写《卤簿图记》，用了十卷的篇幅。根据现在流传下来的宋代《卤簿图》（非太宗时代，应该是仁宗之后的年代成图）看，这个“大驾”仪仗有官兵五千四百多，马匹二千八百多，此外还有大象、黄牛等数十头；乐器达到一千七百件，兵仗旗罗伞盖之类一千五百件以上，各类舆服堪称惊艳。
“法驾”规制略小于“大驾”。这是“多事”官员估计到真宗会不听劝谏，且降一个规格，因此早做准备。按说，泰山封禅，理应高于南郊祭祀，但真宗还是坚持原来的规定：只有现场祭祀的具体事宜可以丰盛、洁净，其余事，一律从简。于是，他没有接受有司的建议，既不使用“大驾”，也不使用“法驾”，坚持使用最低规格的“小驾”。朝臣拗不过皇上，于是袭用“小驾”规格准备，但因为“小驾”这个名称似乎不雅，于是改为“銮驾”。所以，真宗封禅乃是“銮驾出行”。
但即使是“小驾”或“銮驾”，也有麻烦的地方。
“銮驾”所用的“金玉辂”，是祭祀当天要用的车辇，应该在十月之前先行运抵泰山。这车辇高二丈三尺，宽一丈三尺。这个尺寸，可以出入京师大门，但由京师到兖州乾封县，所经城门都有障碍。如果按规格运抵，就要对这些城门建筑做拆改。那样，动静会相当大。
负责的官员赵安仁很头痛，他将球踢给了皇上。
皇上批示说：“如果这样，那就烦劳很多人了。銮驾可在城外走过，但遇到有坟墓的地方要避开。”
另外下诏：路上的行宫，只用已经有的旧屋，加以粉刷，不必另外建造。
诸州按照“东南西北中”方位贡献的祭品，都要在十月之前汇集到泰山下。
真宗还在龙图阁召见王旦等人，拿出礼官制定好的《封禅图》给他们看，并且说：“过去，郊祀时，因为是对天地神祇和祖宗神的‘合祭’，所以至高神昊天上帝并没有在正座位上。现在封禅，祭祀天帝，昊天上帝理当坐在‘子位’；《大中祥符》天书放在东侧；太祖、太宗神位要偏向西北，以此向上帝申明祖宗恭敬侍奉上帝的心意。”
重要祭祀中，都有祖宗神陪祭。在封禅大典中，太祖、太宗神位不居于正位。昊天上帝，乃是封禅的主神，所以坐在“子位”。“子位”，按照“后天八卦”说法，就是位于正北方向“坎”位的正座。
《大中祥符》天书出京时，一直到泰山之下，要有日用道家门的“威仪”，也即懂得道家法仪的道士，一百人礼送；路上护送者为三十人。
有司又设定：天书出京之日，要制作崭新的案几、褥垫，放到玉辂车中。要有仪仗导从，七百五十人为前后鼓吹；中使二人夹侍天书左右，还要继续任命官员充任专使。真宗接受了这一意见，随后任命宰辅王旦为天书仪仗使（又称“天书仪卫使”），王钦若、赵安仁为副使，丁谓为扶侍使，蓝继宗为扶侍都监。有司申请的夹侍天书侍者为入内高品周怀政、皇甫继明。
有司又言：“平时皇帝告庙，按照礼制，出乘玉辂，归乘金辂。但是这次因为要奉安天书，用玉辂，所以，皇帝赴太庙，往来都要乘金辂。”
真宗同意。并告知各地：车驾离京到封禅之前，不举乐；经历各州县不得以声伎也即舞乐队伍来迎接。
到了六月，“封禅仪注”已经详细拟定出来，真宗认真浏览一遍说：“这个仪注已经废掉很久了。如果不是这次典礼，哪能做到尽善尽美。”
他亲手注明十九个细节还需要请五位专使进一步讨论，确定后施行。最后，在官员具体参与的人数上也做了规定。真宗认为泰山是神山，需要清洁，命祭祀官员减少了人数，有些具体工作可以兼做；有些家中有丧事，还在服丧期间的官员，不要参与了。这样，统计下来，内侍诸司官，除了宿卫扈从之外，直接登山者只有二十四个人，诸司执掌者九十三人。
如此大事，又有军队从行，恐怕契丹不察，妄生猜虑，因此有必要向“盟国”通报一声。于是派出都官员外郎孙奭，带着礼物到契丹境上，告诉他们“将有事于泰山”。
不久，契丹回报道：“中国自行大礼，何必麻烦告谕？所赠礼物，担心有违当初的誓文，不敢随便接受。”
真宗说：“异域之人，能够经常恪守信誓，实在值得嘉赏啊！”
又见“天书”
真宗有一个自备的记事簿，亲自记录下要做的大小事情。封禅启动以来，更是尽量多做“好事”，以此报答“天恩”。
“好事”中，最重要的指标是：清静无为。
有一天，他拿出记事簿对辅臣说：“宫禁之内，与历朝比，人数虽然不多，但毕竟还是有人在幽闭之中，很是令人同情。昨天已经令人选了一百二十人，给了她们丰厚的钱帛，遣回家去了。这也是‘节用’的一个方向。朕正在崇尚清静以治天下的道理，以此符合《大中祥符》的书训啊。”
不久，又亲自在崇政殿“录囚”，将御史台、三司、开封府、殿前侍卫司四处所抓捕的囚犯带上来，一个个了解详情，尽量给予赦免或减罪。古时有五刑，最重的是死刑，其次为流刑（发配远方）、徒刑（苦役）、杖刑（打板子）、笞刑（小木条打）。真宗给这批囚犯的“恩典”是：流刑以下递减一等，也即流刑改为徒刑，徒刑改为杖刑，杖刑改为笞刑；而原来的笞刑则免刑释放。
各地有饥馑灾荒之事报来，当即下诏赈灾，或发国库粮贱卖救济。
为了纪念大中祥符的改元，朝廷还发行了“纪念币”，命名为“祥符元宝”，这四个字，由真宗御书。铸币完成后，还赐给了部分辅臣作纪念。
有司详细拟定“仪注”时，不忘记前代封禅帝王和地方神，又上章提出：正式大典前七天，请派遣官员分别祭祀“天齐渊”湖泊等八位地方自然神，天齐渊位于临淄境内，当初秦皇、汉武泰山封禅时，都曾在此祭奠。有司还主张分别祭祀“云云”等五位山神，云云山在泰安境内，也是当初帝王封禅祭奠过的地方。有司又建议：正式大典前一天，用隆重的太牢礼祭祀泰山神、少牢礼祭祀社首山。所谓太牢，指祭祀用牛、羊、豕三牲全备；少牢，可以少一牲牛。因为所用牺牲祭祀前都要在牢中饲养，故称之为“牢”。少牢规格低于太牢。
真宗对“天书”的“趣味”不减，像个游戏中的孩童，乐此不疲。此前，五月，他曾再次梦到神人，告诉他说六月上旬会继续在泰山赐给“天书”。于是，真宗秘密地告诉了兖州的王钦若。
果然，到了日子，王钦若来了奏章报告说：
“六月甲午这一天，有个叫董祚的木工，在醴泉亭的北面看到草地上有黄色的布帛飘带，上面有字不能辨识，就告诉了皇城使王居正。王居正亲自去查看，发现黄帛上有皇帝的名字，当即飞马驰告钦若。钦若等人当即将黄帛‘天书’取来，并在发现‘天书’的地方建造道场。第二天，跪拜中使，让他捧着回京师，献给陛下。”
真宗赶紧召王旦，通知这一大事，打算亲自出城迎接“天书”。
于是，王旦为导卫使，与原来任命的扶侍使以下官员都准备仪仗，到含芳园的西门去奉迎“天书”。虽然有雨，但一切顺利，群臣都来到含芳园，迎的迎，导的导，将“天书”恭敬地请到大殿。
含芳园，乃是北宋四大苑囿之一。另外三个是琼林苑、宜春苑、玉津园。含芳园初名北园，太平兴国二年（977），改名含芳园；但在大中祥符三年（1010）又改称瑞圣园。这是一处景观特别漂亮的皇家园林，在汴梁东。
一天吃斋后，转天，备銮驾出，面北，正式拜迎“天书”。导卫、扶侍使从殿上将“天书”捧到圣上面前，圣上再拜授陈尧叟跪读。“天书”文字为：汝崇孝奉吾，育民广福。赐尔嘉瑞，黎庶咸知。祕守斯言，善解吾意。国祚延永，寿历遐岁。
你赵恒很崇敬孝顺侍奉我，为万民祈福。我特意赐给你各种祥瑞，让黎民百姓都知道。我这话你要秘密守住，好好地理解我的意思。祝大宋国运延至久远，你也能有个很长的寿命。
这时，淅沥密雨顿时转晴，遥望天际，景色澄澈而辽阔，禁苑中，有五色云出现。读罢“天书”，有一股神秘的“黄气”形状如一只凤凰停在殿上。使臣向百官出示“天书”，再一次捧着升殿。用酒祭祀完毕后，真宗先退。而后，王旦带领诸臣再到朝元殿，真宗从里面迎接诸臣。
这年夏季，群臣认为真宗皇帝功高，于是五次上表要给圣上加尊号，真宗答应下来，所以，此时的真宗皇帝全称是：“崇文广武仪天尊道宝应章感圣明仁孝皇帝”。
“游戏规则”不得破坏
说话间进入了初秋农历七月。有司不断有各种“仪注”改进意见提出，真宗均一一答复，认为合理的就“从之”“奏可”，不合理的就提出自己意见，要求整改、完善。有些问题，甚至需要真宗亲自去调动资源解决。
玉牒、玉册的制作就遇到了麻烦。
这是两个极为重要的封禅礼器。但玉制器是个慢工，手工操作时，因为质料坚硬、纹饰复杂，比铁杵磨针功夫几乎不差。所以礼部将工作交给玉工时，玉工反复掂掇、实验，最后告知：半年内完成七件玉牒、玉册不可能。
宰相王旦早知道这件“大事”不过是一场庄严的游戏，于是不经意间暴露了他的“率意”，没有将“庄严”的“角色规定”坚持到底。他向皇上建议：“既然玉工无法完工，那么就用别的类似于玉的东西代替，譬如，珉石就不错，可以直接从阶州（今属甘肃陇南）采进。这东西雕刻起来就容易多了。可以加快进度。”
皇上一听就不高兴了。大戏还没有收场，就这样掉以轻心，真是应了那句话：糊弄鬼神。于是很严肃地对大臣说：“阶州产的珉石，都属于‘珷玞’之类！拿这种东西冒充真玉来祭祀敬奉天地神祇，对于大礼来说，是可以的吗？嗯？”
严格说，在本案中，真宗、宰辅各有道理，但就“游戏”本质言，按照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中的意见，则真宗似更在理，王旦属于“游戏规则的破坏者”，是在“搅局”，而真宗，则坚持了“游戏规则”不可变更。既然进入这个“游戏”，“规则”就是控制进程，使之合理、文明的大宪章。“搅局”，是对“游戏”给定的合理性和文明的背离。
“珷玞”“珉石”，都是似玉不是玉的石头，用它们来替代美玉，即为造假。这个活儿从战国时代就开始了，一直遭到圣贤人物的反对。战国时，西门豹按照魏文侯命令出任地方官，魏文侯对他有期待，希望他能明辨是非。魏文侯说：“夫物多相类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骊牛之黄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类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很多事情总是似是而非的：莠草，在它还是幼苗时很像禾苗；黧牛，它的毛色就像老虎；白骨，疑似象牙；珷玞，好似玉石。这都是似是而非的事物啊！唐人有诗言：“荆璞且深藏，珉石方如雪。”美玉在石头包裹中深藏于大山之中，珉石却因为白得像雪一样而为世人所欣赏。宋人有笔记记录，忠州（今属重庆）那地方出产玉石，外地舟船到了忠州，当地人拿着玉石来出售，但都是珷玞。
鱼目混珠是一种悖德行为，真宗反对这么做事。
但就政治本身之运作而言，王旦在理。“天书”本身就是造假。真宗已经造假在先，我王旦造假在后，又有何不可？且如此造假，还能在“游戏”中节约成本，令“游戏”流畅运作，难道不也是可以的吗？
真宗不同意。此事可以考见真宗在一本正经的姿态背后，事实上内心有着难言的巨大压力。“游戏”至此，必须扮演到底；所有“规则”，不得破坏。否则，一旦穿帮，被大宋士庶讥笑事小，被契丹士庶讥笑事大——那样，和议之后的和平就会处于不可测的危险之中。所以，真宗必须为此负起比王旦大得多的责任，一点一毫也不敢掉以轻心。王钦若、丁谓之所以得到真宗信任，主要就是因为他俩以贴心贴肺的知己感觉，将一生的荣辱押出去，在鼎力支持真宗造假，以此换取契丹的敬畏，试图令契丹不敢觊觎大宋，从此保持和议的长久。
但是这事怎么办？玉匠们是完不成这个事了。真宗于是令中使去所有的玉匠中调查，看看有谁手快，可以争在十月之前完工。
不料这一调查，竟爆出一个陈年好消息。一个名叫赵荣的玉匠说：“太平兴国年间，也曾经要做东封大典。那时节，太宗令玉匠用美玉做牒册，一年多才完工。就藏在崇政殿的仓库中。”
急忙去翻查，果然找到了这批旧物，正好用！
真宗高兴地说：“这是先帝早有‘圣谟’，了不起的规划啊，这是垂赐给我这个渺小的君王来用啊！”
于是，将先帝旧物拿来出示给辅臣们看。这时王旦正好在中书值班，不在朝堂，真宗就让中使到宰相办公室去告知王旦。
负责圜台和石 建设的直史馆刘锴、内侍张承素等人，已经设计好了图纸，圜台上的石 是个重要礼器，刘锴等人带着图纸、模型来请真宗定夺。真宗知道后，起床，换了素净的袍子出来，认真审查，通过。
真宗闲时，也有细节考虑。泰山作为神山，是不能轻易伤动木石的。于是下一道诏令：如果升山有大石头难于逾越，就筑土填平，或转弯迂回而过；如果有大树挡道，就用财帛包裹树干，不要伤动。
当时孔子四十六世孙孔圣祐，作为圣人之后，东封大典，似应该参加，但他当时只有十几岁，朝廷赐同学究出身，不属于朝廷命官。于是，真宗就问王旦：“封祀之日，孔圣祐是否可以陪位参加？”王旦说：“孔圣祐只不过‘赐’了一个同学究出身，没有得到官员命服，按礼，难于班在大典序列。”真宗于是特别赏赐孔圣祐“服绿”，即可以穿上六品或七品官员的绿色朝服，跟随京官陪位参加东封大典。
根据各地报上来的不文明行为，真宗又下诏：京城寺院，禁止道俗光膀子、四仰八叉，不遵律法坐卧；僧尼们要谨饬修洁，不得破戒。
有个内侍名叫邓文庆，在监督泰山道场施工时，在制置使席上言辞轻率，不够庄重，皇上特意下诏：勒令停职。制置使，是朝廷临时派出的统管官员。
太常礼院大儒杜镐，在大典临近特别紧张的时刻，也许更加紧张，居然将九宫神位的祭玉位置搞错，也被真宗罚了一个月的俸禄。
又有一个御史中丞王嗣宗，当班时“失仪”，不够检点。他知道违背了真宗要求官员“谨饬”的规定，就来自首，承认错误。真宗责备了他，说：“纠察他人的御史宪官，应当懂得谨守礼法！”但他知道此人性格一向较为粗鲁，没有给他更多处罚。
殿中侍御史赵湘上书说：“过去在含芳园迎奉‘天书’的那天，街上曾布置黄土为驰道，用横木为栏杆，是为了担心有人践踏。但是群臣往来，前驱导引往往将栏杆去掉，在驰道上行马。每次遇到辂马大车，这些官员们也不听传呼，就在驰道上分路而过，这都不是人臣之礼。但现在驰道设计，如果完全依照古制，不许他人践履，恐怕京师人口繁多，车马浩穰，也容易造成交通堵塞。请从此规定：自今开始，凡遇到大型典礼，有司在天子专用驰道布置黄土，群臣不得在上行马；导驾者不在此限。群臣彩排、阅习时，辂马大车不得冲过道路，但可以在驰道两侧行马。违者御史台要纠察举奏。”真宗同意了这个意见。
详细制定“仪注”的官员，开始组团到泰山圜台附近的都亭驿多次彩排封禅的仪式。
兖州王钦若报来消息：山上的道路、祭祀的坛台、行宫御幄，都已经准备完工，就绪。真宗对辅臣说：“每次有泰山来的使者，朕必首先询问役作的劳苦。使者都说泰山景色异常，众人都乐于在泰山做成大事。”王旦等人因此就来称颂“圣德”。真宗又谦虚地说：“这真是上天护佑、祖宗积德所致，朕，何足以当之。”
真宗告庙
眼看到了深秋九月，距离十月大典只有一个月时间了。真宗下诏：文武官员中生病的，年老的，都要留在京师。又将各地献来的吉祥物，如灵芝、嘉禾、瑞木等，都陈列在“天书”的辇前。到太庙告知大典时日时，又将吉祥物陈列于祖宗牌位所在的堂室。召兵部侍郎、西京留守、老臣向敏中到京师，为权东京留守，即日赴内廷起居，熟悉工作。
京师气氛在喜庆中似乎多了一丝紧张。祭祀天地，要有祖宗“配享”，个中的仪式自有法典，但真宗孝心发自天性，大典在即，他对此事容易动感情。
皇城使刘承珪到崇政殿进献新制作的“天书”法物，当天有十四只仙鹤在殿前飞翔。其中有两只仙鹤在“天书”所在的辇上飞舞而过，正好与真宗的座位相对。时任天书扶侍使的丁谓来奏，说：“双鹤度天书辇，飞舞良久。”
当天，真宗没有说话，第二天，真宗回顾丁谓道：“昨天看到仙鹤，不过在天书的辇上一飞而过，如果说‘飞舞良久’，文采是有文采，恐怕不是实录。爱卿应当将这个奏章改一下。”
丁谓再拜道：“陛下以至诚奉天，以不欺临下。纠正臣的这几个字，所关系到的大体实在很深刻。皇帝的深谋密勿之处，莫大于此。恳望将此事记录到《时政记》中。”
真宗不说话，但俯首答允。他可能还在想着“配享”的仪式。
按照日程，要在东封出京之前告庙。告庙前要斋戒。
当天，将“天书”捧到朝元殿，真宗在大殿的后阁住宿，开始斋戒。
九月甲子日，扶侍使等人奉“天书”升玉辂，赴太庙南城门内幄殿。随后，真宗车驾到了，进入幄殿酌酒祭献，奠告六室列祖。到了太祖、太宗的庙室，特意告知“严配”，也即祭祀神祇以祖宗“配享”的仪式，说话时动了感情，忍不住哽咽号啕，涕泗交下。连左右的执事都受到感动。
几天后，真宗又到生父太宗的独立牌位供奉处启圣院去朝拜，再向父皇之灵告行。
大典所用的醴酒，早就开始酿造，此时，令有司选择精良器用，到时进用。真宗一个个亲自题检封存，交付有司。
癸酉日，诏文武官员奉使到兖州，在登山行列中的，都要穿着公服，王钦若要负责这件事。
随后，步军都虞候郑诚率部先赴泰山。
甲戌日，命诸司副使一人检察大典时诸坛所用的牲牢、祭器等，如有不恭敬其事的，一律获罪，即使将来遇到大赦也不赦免。
同日下诏：“诸司奉祀升山之人，由朝廷配给衣服，到了祭祀之日，须沐浴后穿戴。从官、卫士，到了郓州之后，就要开始禁荤，食素。公私所有的羊、豕等，不得带到泰山之下。”
己卯日，以签署枢密院事马知节为行宫都部署。
同日，诏给事中张秉、左正言知制诰王曾，负责接待所经州县父老诣行在者；一律送到阁门引对，赐给酒食。各州县所有的禁囚，要开具所犯事由向行在汇报。
辛巳日，诏外州的军士，因为大典而到京服役者，等待大典结束，要赐给锦袍后遣回。
壬午日，开始给所有升山的行事官和扈从卫士发放钉鞋，这是因为秋冬之际山路险滑，预为防备。
乙酉日，真宗在崇政殿亲自参加大典的演习，等于彩排一遍过程。
过去，都是礼官反复演练，所谓“职在有司”，大典成功与否，主要职责在有关部门，从未有过帝王参加演练的故实。但真宗为了表示对天地神祇和列祖列宗的恭敬之心，不怕辛劳，坚持参加这个活动。
演练之后，真宗发现了程序上的几个问题，还提出来与礼官商榷。礼官做了解释，真宗听从了礼官的意见。
到了冬初十月戊子朔这一天，车驾即将出京，真宗对王旦等人说：“朕以封禅非常祀，自今日素膳。”朕认为封禅不是平常的祭祀，从今天开始，朕将素食。
王旦等人说：“陛下即将冒着寒冻东行，要走好几天的路程。需要养护身体，现在素食，恐怕不合适。”于是多次上表要求皇上不能断荤，但最终真宗还是没有答应臣下的请求，在出行几天前开始食素。
修德以来远人
大驾东封之前，除了各种准备工作之外，有三件事很让真宗高兴。
第一件事。
远在西南的黔州地方官来报，说溪洞的磨嵯蛮、洛浦蛮首领龚行满等人，率领族人二千三百人“归顺”大宋。黔州，治所在今四川彭水县，但其辖境却相当大，今湖南沅水、澧水，湖北清江，重庆黔江诸流域，都在其范围内，甚至跨着贵州东北部的一部分。此地行政历来有变化，但地广人稀，“蛮族”众多，长时期来不接受“王化”。溪洞的几个蛮族，甚至从唐代以来，就没有向中原归顺，现在他们却主动承认大宋宗主国地位，这是“修德以来远人”的实在案例。
真宗高兴。
第二件事。
刑部尚书、知陕州寇准奏来表章，请求跟从东封。寇准是一向反对“神道设教”的，因此也反对“天书”、反对封禅，当朝这么重要的人物，前宰相，如今却姿态一变，证明了“神道设教”的合法性更为巩固。
真宗高兴。
第三件事。
以权三司使事丁谓为行在三司使。丁谓乃是天下“鬼才”，对国家财政似乎有一种天才的管理能力。由他负责三司工作，可谓得人。当初鼓励真宗大搞“神道设教”，不要担心财务问题，说“大计有余”的，就是丁谓。
真宗銮驾东行
东封前，丁谓还做了另一个载入史册的重要贡献。他创意设计了一个崭新的金融机构：“随驾使钱头子司”。
所谓“头子”就是凭证。封禅活动，随从的士卒、役工，很多都要当天结算酬金、奖赏。那时都用金属币，大典要进行几十天，携带不便，于是开始实行记账制度，该给钱的时候暂时不给，只给“头子”，上面标明酬赏数目，指定支取的地点机构。至于支取时间，则在信息由泰山传回京师之后。那时节，应该每天都有信息传到京师留守诸处。这时，士卒、役工在京的家属，可以到指定机构去问询，如果泰山那边有人员得到酬赏了，所在机构就马上支付。
这“头子”就等于是一种具有远程支票性质的有价证券，而且支取者不必是本人；而由此一来，东封也不必带着沉甸甸的铜钱同行了。
开始时，真宗还疑心这个方法合适不合适，曾经要殿前都指挥使曹璨调查一下诸军士卒，如此是否可行。士卒都说：“随驾能得到酬赏，但是带着这些钱难以参与大典。我们的骨肉都留在京师大营，能够得到酬赏帮衬家用，圣恩太厚啦！”
于是真宗同意了这个做法。大典期间，车驾往还京师与泰山之间，信息很快两地输送，有了酬赏，即向士卒、役工家属支付，从未有过缺付。
真宗高兴。
冬十月辛卯日，凌晨，銮驾开始东行。真宗带着愉快的心情走出宫来。
有司来报，说昨晚天象甚佳：五星“顺行同色”。
有司夜里就已经将“天书”的仪仗位设在了乾元门，小心翼翼地宿卫值更。昼漏未上三刻，就从宫中将金匮“天书”捧出，升玉辂。这时，黄麾仗、前后部乐舞鼓吹、道门威仪、扶侍使等，开始导从，迤逦而行。
从臣在殿下拜望。
不一会儿，真宗出来了，只见他头顶通天冠，身着绛纱袍，从容登上天平辇。
盛装“天书”的金匮放在玉辂上，走在前面，真宗走在玉辂后面。
这一套銮驾仪仗，包括太常寺325人，兵部566人，殿中省91人，太仆寺299人，六军诸卫468人，左右金吾仗各有176人，司天监37人。不算先到泰山的卫戍将士和杂役、扈从，总2000余人。
走到含芳园时，小憩。休息中，真宗还不忘提醒百官：各行事官、执掌人员，要尽恭奉祀，如果有人涉嫌懈怠傲慢，当即令宪官及监察官纠举、定罪，而且以后遇到大赦也不赦免。
随后，是连续的行程。
壬辰，次陈桥驿。
癸巳，次长垣县。
甲午，次韦城县。
乙未，次卫南县。
丙申，次澶州。
丁酉，次永定驿。
戊戌，次濮州。
己亥，次范县。
庚子，次寿张县。
辛丑，次郓州。
壬寅，在郓州驻跸。
三天后，再从郓州出发。
一路上，灵异事迹不少。但也出现一些问题。
车驾过澶州时，城门太小，进不去，有司想撤掉城门，真宗不同意，说此前已经说过，遇到矮小城门，车驾要绕城而过。
几千人的仪仗队伍，路上也有人在民房宿营，破坏性行为开始出现，真宗再次下诏：所有扈从夜宿之时，不得毁坏民舍、什器、树木，犯此令者，将从重治罪。
初离京师，临时启动“速寄业务”，以方便仪仗扈从与在京家属联系。一路上就有“急脚递铺”忙了起来。仪仗东行者要往家里寄东西，家里也有人给东行者寄东西。但有人不仅仅快递书信，还借此捎带寄送酬赏或路上购买物资，结果“速寄”邮递员们扛着沉重的包裹往返奔走，形同被役使的苦工，史称“咸不堪命”，都受不了这种累死人的任务。真宗了解到情况后，下令“急脚递铺”人，可以不接受“负重”驰驱，只接受传送书信文字。而且没有皇上宣旨，其他官员都不得随便私自役使“急脚”。
乙巳，夕次迎銮驿，此地已经进入泰山乾封（今属泰安）县境。
丙午，次翔銮驿。此地在泰山之下（今岱庙附近）。
路行半个月，到达目的地。
于是下诏，命行宫都部署马知节在山门驻泊，都大管勾山下公事殿前副都指挥使刘谦、都大提举山下军马马军都虞候张旻、步军都虞候郑诚带领扈从升山，同时即管理宿卫士兵。
丁未日，真宗来到泰安（乾封县）奉高宫，献给昊天上帝的玉册就暂时陈列在此。真宗焚香再拜，感谢神。
当天，占城、大食诸蕃国的使节，带着异国方物迎献在道左。其中大食国（大食，读如“塔石”，为阿拉伯地区王国之一）的蕃客李麻勿所献方物最有意味，是一个玉圭。此物长一尺二寸，据李麻勿介绍说，这个东西是他的五代祖从“西天屈长者”那里得来，并且告诫后世子孙：“谨守此！俟中国圣君行封禅礼，即驰贡之。”
史不载这个玉圭的下落，估计真宗是笑着接受，而后藏于秘府了。
第二天，王钦若等人又献来泰山灵芝38250株。
登泰山斋宿山顶
己酉日，但见五色云从泰山之巅盘起。真宗与近臣登山后亭遥望，于是命名后亭为“瑞云亭”。
此时，知制诰朱巽恭敬地奉玉牒、玉册，与行事官率先登山。
真宗随后开始登山。
初乘辇，后步行。
在回马岭处，看到通往天门一线，道路险绝，于是每人给两块横板，两端系上彩帛，斜套在后背。选出身强力壮的亲从士卒，穿着钉鞋，前后推着、拽着，像拉纤一样，帮助官员缓缓登山。
山中间，休息一日。
庚戌日，昼漏未上五刻。真宗穿着原来的打扮，通天冠、绛纱袍，乘金辂，备法驾，到达山门后，开始改服靴袍，一种绛红罗袍配黑革皮鞋的祭祀礼服，乘步辇登泰顶，上天街。
此时，卤簿、仪仗都列在山下。黄麾仗卫士、亲从士卒，从山下盘道直到太平顶，两步一人，彩绣相间。供奉马都在中路御帐处。
大典祭祀要向神祇献酒，总“三献”，真宗“初献”，而后宁王赵元偓“亚献”，而后舒王赵元偁“终献”。他们都跟着真宗一起登顶。宰辅王旦、卤簿使陈尧叟等官员也跟从在后。王钦若也在真宗身旁。山高坡陡，步辇常常停下，真宗步行。跟着真宗的官员和导从都累得神色疲顿，但真宗“辞气益壮”。
到达山顶御幄，真宗带着近臣观看玉女泉，周览历代碑碣，看到一块碑的开首引用《尚书》中的文字：“朕钦若昊天”，真宗不禁回顾王钦若，笑着说：“原来此事前定，只是朕与相。”
前一天晚上，山顶大风，吹裂了帟幕，到了早上，风还没有停止的意思。但是到了真宗登上山顶，天气忽然转为温和，无风，帐幕丝毫不动。
奉祀官们布置圜台，摆上供品，史称“祥光瑞云，交相辉映”。
当晚，斋宿于山顶。
封禅大典
第二天，辛亥日，开始祭祀昊天上帝，以太祖、太宗配享。
仪卫使奉“天书”于昊天上帝座位之左。
真宗着衮冕，盛服祭奠、敬献。
昊天上帝在正座，座下为黄褥；太祖太宗在配座，座下为绯褥；皇帝真宗跪献的座位为紫色。显然，上帝在此享用了人间至尊的待遇；太祖太宗次之；真宗享用的是臣子待遇。大典，就用这种谦卑的姿态向天神和祖灵进奉虔敬。
侍从们都恭敬地站在壝门之外。笼烛前导也撤下。
摄中书侍郎，即代理中书侍郎周起，开始诵读玉牒、玉册文字。
根据现存史料所见玉牒文、玉册文看，二者文字内容很接近，都是对上帝的宣誓，表示要“好好工作”，更“感激不尽”。共同的主题是吁请上帝保佑“黎元”也即百姓，玉牒文的说法是“恵绥黎元”，玉册文的说法是“祈福黎元”。
为何都是写给上帝的信，却分成两份呢？
因为主诉求不同。
玉牒文内容像是写给昊天上帝的“保证书”，向上帝保证：我这个叫赵恒的人，一定“以仁守位，以孝奉先”，用仁爱来守住天帝给我的大位，用孝敬来侍奉奠基大宋的始祖。
而玉册文更像写给昊天上帝的“感谢信”，告诉上帝：我这个叫赵恒的人，“谨以玉帛、牺牲、栥盛、庶品，备兹禋燎，式荐至诚”，恭敬地用美玉布帛、牛羊牺牲、五谷食粮、更多物品来敬献，更备下专门祭神的烟火，来向上帝奉上我的至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