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牒文更庄重，玉册文更诚恳，当然，二者都无比虔敬。
诵毕，乐起。
真宗向神祇献祭，而后“亚献”“终献”。
“三献”毕，真宗饮“福酒”。
中书令王旦跪称道：
“天赐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复始，永绥兆人。”上天赐给我们大宋皇帝《大中祥符》天书，愿能无穷流转，永远安养亿兆人民。
礼毕，送神。
乐止。
真宗升坛，阅视燎坛举火，表示敬献给神祇的祭品，神祇们已经接受。
山上、山下开始传呼“万岁”，呼声震动山谷。
真宗同时阅视臣下封玉柜。
王旦将玉牒、玉册放入玉柜中。出，将玉柜放入石 之中。
摄太尉，也即代理太尉冯拯将盛装“天书”的金匮捧下来，准备带下山去，祭祀地祇时用。
皇帝暂回行帐休息。
将作监带领工匠封石 ，这事要一点时间。
玉牒、玉册将永久留在山上瘗坎之中。但大宋君臣没有料到的是，千年之后，玉册出土，辗转落在台湾“故宫博物院”。据我看到的资料介绍，玉册共十六简，每简长不足三十厘米，刻字一行，凡十六字。其文与《宋史》记录略异。玉牒则至今下落不明。
石 封毕，真宗再次登台阅视，见石 封闭，回到御幄。
司天监来奏：“庆云绕坛，月有黄辉气。”
山上、山下再次开始传呼“万岁”，呼声震动山谷。
真宗当天回到山下奉高宫。百官在山谷口迎接。
天象极佳，史称“日有冠戴，黄气纷郁”。
壬子日，又到社首山祭祀地祇，一如封祀之仪。
天气一如昨日，石 封讫后，史称“紫气蒙坛，黄光如帛绕天书匣”。
四方所献的珍禽异兽，全部在山下纵放。
法驾回到奉高宫。
但见太阳出现重晕，五色云缭绕于天际。
所有的乐舞鼓吹齐奏。
泰山士庶围观者塞满了街衢，欢呼声震天动地。
下诏：奉高宫为会真宫，增加殿屋，务必保持庄严、洁净。宫中所奉祀神祇都给予加号，如“九天司命上卿”加号为“保生天尊”，“青帝”加号为“广生帝君”，“天齐王”加号为“仁圣”等。分别派遣使者祭告诸神。
癸丑日，在奉高宫之南，真宗登上朝觐台。此地相当于汴梁在泰安的离宫。台上有寿昌殿，在这里，真宗接受百官朝贺。
朝贺队伍庞大，以王旦为首的中书门下之文武官员、所有的皇亲国戚、诸军将校、四方朝贺使者、贡举人、异邦蕃客、僧道、父老代表等，皆在行列。大宋，在庆祝大中祥符元年之“封禅大典”圆满成功。
大赦天下，包括在“常赦”规定遇赦不赦的，也全部赦免。
内外诸军比照南郊祭祀酬赏加给。
文武官员都有“进秩”，增加俸禄。已经退休的官员按照其退休时的品级，赐一个季度的全俸。京官升级，改易服色。
泰山附近州郡免来年夏秋两税和房屋税，并免两年替代工役的税赋。从京师到泰山，所过州县免来年夏税、屋税的一半。河北、京东军州供应东封物资者，免来年夏税、屋税的十分之四；两京（汴梁、洛阳）与河北全境，免十分之三，其他诸路，免十分之二。德清军、通利军在这类免赋税之外再免一年。
命开封府及车驾所过州军，考送有学问的举人，有怀抱材器但沦于下位，以及年高不仕但德行可称的人物，要由所在地报到朝廷。
两浙地区的钱氏，也即前吴越国钱镠后人，泉州陈氏，也即前清源军陈进后人，过去伪蜀国孟氏后人，以及江南李煜后人、湖南马氏后人、荆南高氏后人、广南与河东的刘氏后人，他们的子孙，没有享用国家俸禄的，要选用。
赐给天下三天聚饮。
泰山下之乾封县改为奉符县。
泰山下周围七里禁止樵采。
随后，大宴于朝觐台下的穆清殿。再于殿门内宴近臣及泰山父老。赐给父老们时装（时服）、茶叶、布帛。
甲寅日，车驾离开泰山。
真宗一人吃素
当晚，在泰山西几十里外的太平驿驻跸，真宗开始“进常膳”，停止斋戒，恢复进用荤食。
用膳时，真宗还慰劳王旦等人，说各位都跟着我一起斋戒，吃了好多天简单饭食和蔬菜，都辛苦啦。王旦等人都再拜，感谢皇上表扬。只有签署枢密院事、一路上扈从大驾的总管、名将马知节独自一人揭老底说道：“蔬食唯陛下一人耳，臣等在道，未尝不私食肉。”守斋吃素只有陛下你一个人罢了，臣等这一路上，没有不私下吃肉的。
真宗愕然，回顾王旦等人说：
“知节言是否？”马知节说得对吗？
王旦等人又一次拜谢道：“诚如知节之言。”
王旦虽然一路支持真宗各种“美梦成真” “拜迎天书”“封禅大典”，甚至还奉诏撰写了《封祀坛颂》，但他还是用违背诏令、坚持吃肉这种方式曲折地向真宗的“神道设教”行为表示了异议。有意味的是：真宗居然并不震怒，更不定罪，似乎也没有谴责。史不载下文，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神道设教”，祭祀天地神祇祖宗神灵，皇帝要求全员吃素，结果，只有皇帝一个人吃素。这事，意味深长。
京师张灯群臣欢宴
车驾浩荡，开始返回京师，路上还特意前往曲阜拜谒了孔夫子，内中一个关节是封赐孔夫人的太太亓官氏为“郓国太夫人”。此事亦有意味，容当后表。且说銮驾这一路上，宴赏不断，祥瑞不断，乃至于有一位名叫彭攀的扈驾士卒也有了故事。他向上司汇报说：“日前在社首坛时，曾遇见一个老叟，衣冠甚为伟岸，对我说：‘升山之路，与往日不同；动不动就有感应，这都是圣德引来的祥瑞啊。’又说，‘跟从皇上的臣辅多是唐代皇帝祭祀东岳泰山的官员后身，只有八个人不是，但这八个人有四个在，有四个不在了。’”
这一番话荒唐之处显而易见，报上之后，真宗没有回应。
车驾来到近畿附近的陈桥驿、再到含芳园驻跸。一路上，全国各地，远至京东、河朔、江浙等地，从泰山到汴梁，一路上奔走围观，要见见“天颜”的士庶，史称“道路不绝”。
第二天，回到京师后，下诏令扶侍使丁谓奉“天书”归于大内。
真宗登上乾元楼，召近臣看着扈从卫士甲马还营。赐给百官放假三天，但中书国务院官员、枢密国防部官员只给一天假日。
据说车驾往还总四十七天，不曾遇到下雪天。严冬时节，居然景气恬和，而且各种祥瑞感应不断。于是，朝廷内外都认为这是“精诚”之心感动了上苍，史称“天意助顺”。
不久，就是真宗的生日，朝廷将这一天设为“承天节”，契丹派左武卫上将军萧永等多位高级官员前来称贺。几天后，正月初三，又是第一次“天书”降赐日，真宗特意将这一天设为“天庆节”，休假五天。在上清宫建道场七天，宰相及重臣们轮流值班，宿于上清宫。道场完成后的第一天，文武官员、内臣官员都集会在一起，赐宴。当晚，京师张灯，五天之内不得用刑，同时禁止屠宰。诸州也建道场三天，群臣也有宴饮聚会。
丁谓又上一道奏章，要求将“天书”降临之后所有的祥瑞之事，都编次为图赞，要于正在兴建的昭应宫内绘制壁画。真宗同意，下诏要众多文采出众的官员协助丁谓来做这一件大事。
大宋，沉浸在连续不断的喜庆之中。
名流才俊，各逞奇才，写出了一篇篇堂皇之文，宋真宗也不落后，写了《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序铭》，王旦则写了《封祀坛颂》，王钦若写了《社首坛颂》，陈尧叟写了《朝觐坛颂》，每一篇都洋洋洒洒，调运绮丽壮美的汉语词汇，铺演为大宋盛世歌功颂德的文章。这四篇大文章至今尚存，翻阅之下，佶屈聱牙之间，但见雍容华贵之声，皇家威仪之象。有意味的是，几篇文字也有明白晓畅之语，讲述了大宋人的见识。如真宗这篇文字就说道：不有神武，多难何以戡？不有文明，至治何以复？
没有神武之霹雳手段，群魔乱舞的中原何以平定？没有文明之德政推演，太平天下的治理何以恢复？
不可辞者天意，不可拒者群心。天意苟违，何以谓之顺道？群心苟郁，何以谓之从人？
不可以推辞的，是天意，不可以拒绝的，是群心。如果违背天意，怎么能称之为顺应天道？如果拂逆民情，怎么能称之为顺从人心？
真宗这类文字，堪称道出了政治治理的大智慧。“神武”革命，“文明”守成，正是太祖赵匡胤写照，也是传统中国“商汤灭夏”“武王翦商”两大“革命”之后，致力“守成”模型的写照。汤王、武王、宋太祖，都是“以下犯上”而得天下，此之谓“逆取”；但“逆取”之后，紧接着的就是“顺守”，随后而有长时段和平建设，令吾土吾民得以欣逢休养生息之时代、中原文化得以欣逢流畅呈现之机遇。而顺天意、从民心，也正是合法政府正当治理的合理性所在。
汾阴“后土神”之争
泰山封禅之后，真宗又一项“神道设教”活动是“祀汾阴”。
所谓“汾阴”，乃是“后土神”所在。地当今天的山西汾阴县（今属山西运城），有一个“汾阴脽（音谁）”。《汉书》中记录，汉武帝时“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唐人注释说：“脽者，以其形高如人尻脽。”“尻脽”，就是屁股。是说此地这个大土丘，形状如人之臀部。后土祠，就在这土丘上。
祭祀“后土神”，自汉武帝始。
关于“后土神”有多种不同说法，一般以为就是“大地神”，但也有人认为乃是“开辟神”女娲，女性，可以将“后土”更通俗地理解为与“天神”相对的“地祇”。这是“阴阳”传统下对“后土神”比较合适的理解。汉代即有将“阴阳神”视为开辟神的说法；而“祀汾阴”，又起于汉武帝，所以，昊天上帝可以是“阳”，汾阴地祇就可以是“阴”，如此理解，可以大略接近传统对“天神地祇”的讲述。但“后土”是否因为属阴而即为女性，则可不必胶着。神所示于人的可有多种面目，如观音菩萨，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对“后土”性别的甄别，无意义，因神超越于性别之上。
近世以来，人多谓“中国无信仰”，此言不确。由文字记载考察，殷商有“鬼神信仰”，周人有“祖神信仰”；而“上帝”也即“天帝”，自殷商周秦至明清民国，始终在吾土信仰中。不同的是，吾土信仰与今日日本相近，为“多神信仰”。且自东汉道教兴起后，“多神”开始“谱系化”。但由于传统中国“祖先神”“英雄神”“地方神”“自然神”的介入，令这种“谱系”呈现为神的位阶的种种矛盾。王钦若对“神谱”的“调整”，就是试图令“神谱”位阶统一起来。现在看，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中国神，不可能精准地统一谱系。这也恰恰是“多神信仰”的宗教形态特点所在。“多神信仰”也是信仰。在信仰自由的条件下，一个人，可以同时信仰多个神。现代日本，在统计本国信仰者时发现，“信仰者”人口远远超过了本土实际人口，这是因为，一个人可以选择多个神祇信仰，于是，统计出现了重复。
在中国，在大宋，人可以信“昊天上帝”，也可以同时信“玉皇大帝”“五方神”“如来佛”“观音菩萨”，还可以同时信仰汾阴的“后土神”。假如统计大宋帝国的信仰人口，恐怕也将超过实际人口。“多神信仰”的信仰对象可以五花八门，尤以自然神灵为多，“山神”“树神”“水神”“海神”“河神”“云神”“雨神”“门神”“灶神”“龙神”“虎神”……难于统计。我在日本京都游历时，曾见一所清幽美丽的神社，里面供奉的是一头野猪，塑像在一个高高的台基上，已经做了拟人化处理，穿着汉服，温文尔雅。
因此，汾阴的“后土神”究竟居于“神谱”中哪一品阶，是男是女，与泰山社首山祭祀的“地祇”是否同一神灵，可能是一个言人人殊的文化课题。
“民意”之下真宗“侈心起”
大宋有司，不少人不愿看到国家陷入疯癫一般的庆典中，他们担心“东封”之际再“西封”，于是大中祥符元年八月，也即“泰山封禅”前两个月，他们就上书说：“西汉祭天在甘泉泰畤坛，祭地在汾阴后土祠。后汉开始定南北郊祀祭祀五方神，那么今天的汾阴后土，本来就是汉代以来的地祇所在。不久我大宋东封泰山，还要在社首山‘禅地’，也就等于是祭祀了地神。如此，汾阴的后土祠不应该同时再祭。再说，唐开元十二年、二十年虽然在汾阴脽祭祀后土，但在十三年泰山封禅时，并不另外祭祀后土。臣等愿意东封车驾出京后，派遣官员到汾阴告祭，封禅之日不再到汾阴同时祭祀。”
真宗更知道一场祭祀大典耗费国帑不菲，因此同意有司意见，即在泰山同时祭祀天神地祇，就不再专程赴汾阴西封了，甚至以后也不再西封。所以，最初，真宗是没有祭祀汾阴后土神的打算的。
但，究竟在哪里祭祀地祇算是正宗？
山东地界的社首山上社首坛？
山西地界的汾阴脽上汾阴祠？
这事不免纠结。
纠结中，更出现了“不可违”的“民意”。
民意认为，东封了泰山，也应该抽出时间再来西封汾阴。
真宗开始为民意所迫。
大中祥符三年（1010）六月，知河中府（永济县，今属山西运城）杨举正向朝廷报告：河中本府父老僧道1290人联名上书，请求车驾亲自来汾阴祭祀后土，并且还要到朝廷来亲自请求。当时的宁王，真宗的兄弟赵元偓“领护国军节度使”，而护国军镇所就在河中，所以也接受河中父老拜请，来撺掇皇兄驾幸汾阴。但真宗下诏不允，又诏告河中：不要让父老来朝廷。
但是满朝文武已经被“泰山封禅”这一场大典煽动起来了，热情不退。于是，到了七月，文武官员、将校、僧道、耆老三万多人“诣阙”，即到朝廷请求祭祀汾阴后土。
真宗仍然不许。
他还是担心动用国帑太多，毕竟各种兴作都要用到钱帛。
丁谓似乎看透了真宗心思。
有一次，真宗召集近臣到龙图阁观书，翻阅到一部唐代的旧书《元和国计簿》，这是一册关于财政方面的档案。三司使丁谓趁机对真宗说：“唐时，江淮地区每年漕运米粮到长安，不过四十万石，现在，运到汴梁的达到五百余万。府库充盈，仓廪满实。”
真宗听到这个数字，大为高兴，就对丁谓说：“民间康乐富有，实在是有赖于天地祖宗降下祥瑞啊；但是国家有如此储备，也与你这个财政部长尽心尽力有关系啊！”
这件事让真宗觉得国家似乎有花不完的钱。于是，当年李沆担心的事出现了：真宗皇帝“侈心起”。
于是，八月间，诸臣表章上到第三次时，真宗心动，让大臣陈彭年搜寻历代关于祭祀后土的兴衰记录，然后，拿着这个记录给臣辅们看后说：“以前的历史记录，说‘郊天’而不祭祀地祇，有失阴阳对偶之大义。朕这次既然东封了泰山，汾阴脽上的祭祀，恐怕不能缺少，何况河中父老又多次申请。我只担心，泰山封禅事刚刚完毕，这才几年，就要行这个大典，岂不是又要因为地远人众而又劳费了吗？”
众大臣几乎异口同声，都说：“陛下为民祈福，不怕栉风沐雨；圣上之心一定，已经上达于神明了！”
真宗说：“朕但希望万民能够因为祭祀祈福，而获得大吉大利，朕是不怕什么风雨劳顿的。”
真宗认为如果不去汾阴，确可成就帝王谦恭之德，但却违逆了万民心意。最后答应了这个事，史称“诏以来年春有事于汾阴”，下诏告知天下，明年春天，将在汾阴有活动。
西祀汾阴
规模不亚于泰山封禅的一场大典开始了。
又是选任活动总管、总监；派员充实中府官员力量；调拨国库粮草钱帛；发动河中周边郡县工役兴修土木建设；组织翰林文书队伍详细制定“仪注”；安排地方警卫和随驾扈从；推演天象选定吉祥时日；挑选才兼文武大臣留守京师；拟定各类注意事项，如汾阴路禁止射猎，车驾不得侵占民田，诸如此类，一如东封之制；还要征召玉匠、石匠等各类手艺人，制作玉柜、石 之类。
道路选择也颇费周折。西幸之路多山、多水，较东封险途为多。一般行动，从京师汴梁到河中府，有两条路，一条经陕州过浮桥翻山；一条经三亭渡过黄河。司天官员认为，这两条路都不佳，山路险峻、水流湍急；不如过洛水、渭水，出潼关，直抵河中，这里道路比较平坦。虽然要在渭水、洛水兴工，但不过几十里路，过去后就是平川。
真宗要陈尧叟等人讨论决定。陈尧叟选定了司天官员的意见。
但是这几十里工役也不是简单事，渭水有很多滩涂石坎，因此要从此地往南而绕出十几里路，遇到渭水狭窄之处，可以联舟捆缚为浮桥。洛河之上，也可以做浮桥，而后抵达河中，但路上村落稠密，桑田遍布，车驾行过恐怕不方便。旧路则靠近山崖之南有峭壁，有些已经年久失修，泥石流毁坏道路，行走不易。于是换一条路，从灵宝县南进入虢州路，到函谷关，与汉武帝庙前的当年旧路汇合。
汾阴脽上的祭坛开始建设。恰好脽上庙北有两株古柏，就在古柏旁起坛。
“仪注”规定，在正式祭祀后土之前七天，要派官员到河中府境内祭祀伏羲、神农、黄帝、禹、汤、文王、武王、汉文帝；还要祭祀周公庙；汉唐时有六位帝王祭祀过地祇，这次也一并祭祀这六位帝王。
各种神迹、瑞应开始不断出现，一如泰山封禅之前。
十月，就有河中府庶民王沼来见州官。此时陈尧叟恰判河中府，就接待了他。
王沼说他的五世祖王诚，在大唐德宗时曾经夜里有梦，梦中人对王诚说：中条山苍陵谷有“灵宝真文”帛书，用黄金缠绕。明天应该去取。等到以后有“天书”红色的篆字降世，可用来互相参验。这位王诚就到山里去寻。据说来到苍陵谷地三四里路，晚上看到了黄色的光芒。到光耀处，发现下面有块石头，敲碎后，看到了帛书。缠绕帛书的黄金有一斤多。帛书藏到家中，王诚亲手写了封条。后来两百多年，世上屡屡有兵荒马乱和灾害饥馑，但是因为有黄金一斤，所以家里没有吃太多苦。
帛书长两丈，宽九寸。河中府另一位通判曹谷审视后说：“这是篆文，但不是寻常书体；文词类似道经。”
有中使到河中府，陈尧叟就让中使返回时带上这份帛书，献给皇上。
真宗下诏，王沼命为本府助教，赐给衣服、银带、器币。
群臣得到消息，纷纷“诣阙”上表称贺国家得到“灵宝真文”。
河中府附近的宝鼎县有黄河流过。黄河，千年浑浊，这一天，忽然变得澄清透亮。经度制置副使李宗谔赶紧将这个“祥瑞”报告给真宗，古语有云：“圣人出，黄河清。”真宗高兴，为此而作诗，近臣都来唱和。
……
种种“祥瑞”，难于穷尽细说。
“祀汾阴”程序一如泰山。
车驾之盛令汾阴父老为之振奋，祭祀大典完成后，远近来观光的士庶甚至有人为天下太平感动得哽咽。有父老说：“河东这个地方，自五代以来，就是战场，现在看到天子巡祭，这种太平景象，‘实千载一时之幸’啊！”
大典顺利成功，恩赏也一如泰山封禅之时。
回程时，真宗发现诸处递解来的犯人脸上刺字，且是很多大字，几乎等同于毁形。他认为这事不文明，令人悯伤。于是下诏：“自今不得更然！”从此以后不要这样。并且规定：“律令编敕内条目失于重者，宜令法官详定闻奏，务从轻典。”即使是《宋刑统》大法和修正条款规定的条目，有此类刑罚过重之处，也要令法官重新“详定”报上来，能够轻刑就务必轻刑。
“祀汾阴”之后，真宗又有重修北岳庙的“神道设教”活动，将北岳恒山之神由“王”升格为“帝”。五代之际称北岳神为“公”，唐时称“王”，宋时称“帝”。但这种由人给神封号的行为，逻辑上似乎不通，所以到了大明时期，朱元璋改了规矩，不再对北岳以及诸山诸水之灵称“王”称“帝”，一律重新回归“神”位。假如正经论“封神之礼”，窃以为，朱元璋的“礼”合“理”。神，无以命之，所以称“神”，为“神”上人间帝王公侯爵位，不伦。
玉清昭应宫
“北岳神”封“帝”之后，大宋帝国开始建造“玉清昭应宫”。
当初要建造玉清昭应宫这个道家宫观时，丁谓负总责。
丁谓报上来的规划极为浩大，史称“欲殚国财用”，要用尽国家钱财。于是，朝廷审议时，近臣大多认为这事不能干，规模之大，太恐怖了。真宗召丁谓，告诉他诸臣的反对之声。丁谓回答：“陛下富有天下，建一宫崇奉上帝，有何不可！且今未有皇嗣，建宫于宫城之乾位之地，正可以祈福。群臣不知陛下此意，或妄有沮止，期望用这个道理晓谕诸臣。”
建造宫观，一是为了置放“天书”，二是为了“求子”，特别是后面一个理由，让诸臣望而却步了。果然，王旦给皇上上了密疏，要求停止宫观建设，真宗兜出丁谓的一番议论，史称王旦“遂不敢复言”。于是，特意为宫观建设设了一个使名，“修昭应宫使”，并铸了“使印”，可以专权使用。这个“使”也即总管、主任，就是丁谓。
于是，真宗在拜谒赵氏诸陵后，开始动工修建史上规模最大的地上建筑——玉清昭应宫。
有些批评意见，主要来自朝臣。真宗“原则上”都没有接受，但意见中有关于暑热之际不宜施工的建议，所以，昭应宫役夫们夏季施工问题引起了真宗重视。他下诏说，执作土石工程的役夫们，三伏天全部暂时停工；其余工匠，如果天气转凉，可以不必停工。
丁谓不同意，他督工严厉，务必期求早日完工，所以请求三伏天也不放假。宰辅王旦说：“当顺时令。”真宗同意王旦意见，说：“理固然也。”大宋的工程建设不是“奴隶制”。
从大中祥符元年（1008）夏四月开始兴议建造昭应宫开始，二年（1008）四月正式动工，到七年（1014）冬十月落成，原来规划要用15年时间完工，但在丁谓严格催督和科学管理之下，每天3万多人同时服役，只用了7年时间。宫观在皇城西北天波门外，建成后房间总2610楹（按古来计算房屋，一楹即为一间）。占地，东西310步，南北430步。按古人“一足为跬，两跬为步”，“一步五尺”的说法，一步约等于1.5米。如此，则玉清昭应宫的面积为465×645=299925平方米，近30万平方米。
这就是玉清昭应宫的建成规模。
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到秦始皇作阿房宫，隋炀帝造宫室，都很奢靡，于是说到丁谓造宫观，所用木材、石料几乎来自全国各地，有秦、陇、岐、同、汾、阴、潭、衡、道、永、鼎、吉、温、台、衢、吉、永、沣、处、越、郑、淄、衡、莱、绛……遍及数十州郡，更有吴越之奇石，洛水之石卵，宜圣库之银朱，桂州之丹砂，河南之赭土，衢州之朱土，梓、信之石青、石绿，磁、相之黛，秦、阶之雌黄，广州之藤黄，孟、泽之槐华，虢州之铅丹，信州之土黄，河南之胡粉，卫州之白垩，郓州之蚌粉，兖、泽之墨，归、歙之漆，莱芜、兴国之铁。京师则置专局化铜、冶金、锻铁。天波门外土地多黑土，土质疏松不佳，于是又在汴梁东北取良土调换。挖土自三尺至一丈六尺不等。书中又引用沈括《笔谈》说：“温州雁荡山，前世人所不见。故谢灵运为太守，未尝游历。因昭应宫采木，深入穷山，此境始露于外。”这意思就是：今天作为旅游景区的雁荡山，乃是因为修建玉清昭应宫而伐木，才被人发现景致幽美的。
洪迈评价此事说：“是时，役遍天下，而至尊无穷兵黩武、声色苑囿、严刑峻法之举，故民间乐从，无一违命，视秦、隋二代，万万不侔矣。然一时贤识之士，犹为盛世惜之。国史志载其事，欲以为夸，然不若掩之之为愈也。”这一场工役，用遍了天下的人力和财富，但是因为真宗没有穷兵黩武，也不爱好声色、狩猎，更无严刑峻法，所以民间乐于兴工，没有一人抗命怠工。这方面与秦始皇、隋炀帝比起来，要合情合理得多，根本不能比。但尽管如此，真宗时的贤良俊才们，还是认为盛世有此劳役，德行有亏，不免为之痛心、可惜。国史记载此事，还当作好事夸耀，但实在是不如遮掩一点更好啊。
这么大的工程，民间没有反对之声，还“乐从”其事，其中有道。
此道有三：
一、真宗恪守“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以史上最为优厚的待遇给役夫和官员。除了“暑假”之外，前后更是赏赐不断。动工兴建的七年间，史料上屡屡可见赏赐记录。全部工役，几乎只动用了中央禁军和地方厢军，没有骚扰黎民。大宋从来不在高调标格噱头之下“白使唤人”，更不在高压威权之下“白使唤人”。这事，大宋不干。禁军、厢军都是雇佣军，本来就有薪俸，参与工役更有奖赏。而役夫们的工期，禁军开始每个季度一换，史称“更代”。后来改为一个月一换，因为真宗要让更多人都得到赏赐。换句话说，兴修昭应宫，是人人都想干的活儿，只有缩短“更代”时间，才能让更多人轮到机会。而厢军则到了冬天要休息。所以，昭应宫工役不是苦役。劳有所得，人有期待，故天下无怨气。
二、整个工役，黎民不动，不误农时，故天下无怨气。
三、“神道设教”对役夫们也有“化成”之功。玉清昭应宫，主要功能是祭奉“天书”，此事几乎可以无言激励役夫。这不是在为盘剥私财的藩镇做工，也不是为贪图享乐的皇室做工，而是为“昊天上帝”做工。人有敬畏，乐于祈福，故天下无怨气。
除了上述种种，真宗大帝雍容大度、和气宽宏的人格力量也让役夫们口服心服，前后无数父老“诣阙”请求封祀的记录可以证明这一点。真宗之外，“鬼才”丁谓的管理才能，也让役夫们钦佩。
三司使、修昭应宫使丁谓，虽然催督严厉，但从未有过刑罚役夫的记录，而且他在土木工程方面，也有不凡的天才设计。
宫观建设需要大量泥土，京师平敞，无山无丘，何处可得？到郊外掘取，增加运距，工程量就要翻几番。还需要大量石木建材，往往从外地水路运来，但是到达汴河后就要离岸，一搬一卸，工程量又要增加；再由陆路运往天波门外，再增工程量。最后，工程前、工程后的建筑垃圾，山一样积存，如何处理？
丁谓的办法是：先挖一条人工沟渠，直抵汴河。这样，外地到汴河的船只不必停留，直接到天波门外指定地点，石木建材上岸即用。大船进不来的地方，就用小舟或木排将石木物资运到工地。而人工沟渠挖出来的泥土又恰好作为工程用土。所有物资运输完毕，即开始排掉沟渠存水，将各类建筑垃圾填入沟渠。全部工程完工后，沟渠重新成为平敞之地。三项工程目标，一个系统内完成。
泰山东封前，也是这个丁谓，发明了“随驾使钱头子司”，保障了士卒在京家属能够及时拿到赏赐钱帛。现在的役夫们，有不少就是当初扈驾士卒，不免心存感激。
遇到这等人物来主持这个“神圣工程”，江湖间传扬开来，几乎只有赞美。我几乎能够听到，天波门外，工地上，几万役夫看到丁谓这个瘦小的财政大臣、总设计师，佝偻着腰身走过时，那些充满钦敬的窃窃私语。
叁
王旦·丁谓
宰辅之位，系国之安危。王旦最后在进退失据中，下决心隐忍于相位，撑持起这一番必将“遗后世之羞”的运动。王旦在做“不得已”的大事。寇准之后，他在孤独地撑持大局。
反对派们
由真宗、王钦若、丁谓三人为核心推导的“神道设教”活动，士林反对，但敢于直言反对的声音，不算多。寇准曾经反对，但后来也主动加入进来；王旦开始反对，但后来成为重要赞襄力量。能够提出异议的大宋臣僚，很少，尽管“腹诽”者比比皆是。
这些少数“反对派”，其实代表了士林的基本意见。
孙籍是一个。他是一个普通的进士，真宗东封泰山回来后，他向朝廷献书，同时进言：“封禅是帝王的盛事，但臣希望陛下要在满盈有成之际能够谨慎，不可因此而恃功自满。”
这是提醒真宗“神道设教”事可以就此终了，不要继续扩大开来，没完没了。
周起是一个。他是当时的政府秘书知制诰，泰山大典后，他不怕煞风景，真诚地对真宗说：“天下之形势，常常因为恬于安逸而忽于兢畏，导致祸患。愿陛下不要以大典告成为精神上的仗恃。”
崔立是一个。他是朝廷小官大理寺丞，负责执法工作。泰山封禅之后，士大夫争着来献“符瑞”、献“赞颂”，崔立却上言说：“现在徐州、兖州连续有水灾，江淮之地连续有旱灾，无为郡有烈风，金陵州有大火，这些都是上天用来警戒骄矜的兆头啊！但朝廷内外却来奏上云露、草木、禽虫诸物的什么‘祥瑞’。这些‘祥瑞’何足有益于国家治道呢？期愿下诏，敕令有司，草木之异，虽大不录，水旱之变，虽小必闻。”
崔立前后上书四十多事。
张咏是一个。他就是多次治理巴蜀，历经太宗、真宗两朝的大宋名臣。大中祥符八年（1015）秋，他年老病逝，当时真宗已经完成了“天书降临”“泰山封禅”“祭祀汾阴”“建造宫观”四件“神道设教”的大事。张咏临终时，呈上最后的奏疏，批评真宗道：“陛下不应当造玉清昭应宫，竭天下之财，伤生民之命。此皆贼臣丁谓诳惑陛下，乞斩丁谓的脑袋放置在国门以谢天下，然后斩我张咏的脑袋放置在丁氏之门以谢丁谓。”
这都是对“神道设教”中“怪力乱神”事不满的人物。
但在“反对派”人物中，最坚定的是孙奭（音是）。孙奭的理性批判声音和激情反对姿态，是真宗朝整个 “神道设教”运动中，最富光彩的圣贤亮色。
大儒孙奭奏疏
当各地纷纷呈献“祥瑞”时，大儒孙奭实在忍无可忍了。
他已经忍很久了。
在他看来，“神道设教”可以，但不可以“怪力乱神”，后者是孔孟之道不赞同的政界现象。时任龙图阁待制的孙奭，从做官那天起，就“守道自处”，这个“道”就是“孔孟之道”“圣贤之道”。道是他的终极依归，因此他的所有言论，都不离大经大法，必在孔孟格局中论仁，必在圣贤苑囿中取义，即使面对皇上，他也不愿意苟苟且且，史称孙奭所言“未尝阿附取悦”。
早在“天书”事件之初，连宰辅王旦都被“收买”，真宗更希望这位大儒也能支持他一下，不料当真宗向他咨询时，孙奭回道：“臣愚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也！”臣虽然愚笨，但也听过圣人教诲说：“天何曾有过言语。”由此而观，哪有什么“天书”！
孙奭此言，好比一针见血，更似一剑封喉，确是一矢中的，话是说到了点子上，一语击破了“怪力乱神”的命门，更有意味的是：这话也映射出儒学内部之紧张所在。一方面，“神道设教”有族群自我教化的功能；自汉代董仲舒以来，赋予天道与人事以互相感应之功能，史称“天人感应”，并演绎为不仅教化天下，也同时制约皇权的超验维度；但另一方面，“神道设教”也有了让谋略家们以此为方法，敢于挑战神祇的性质，终于令谶纬流行，淫祀蜂起，迷乱之信胜过正大之信。“怪力乱神”的局面下，天道神意与权谋造作混同难辨，真实敬畏与工具理性纠缠不清，政治治理与宗教信仰合而为一。这样，就让中原文明在丰富中呈现为昏妄，在清明正大之主流中支离出浑浊芜杂之一脉，神圣，从此不断面临亵渎与流失；道德，从此不断面临蚀毁与危机。
孙奭一言，不啻癫狂之际的棒喝，但真宗已经被王钦若蛊惑得不能自已。
孙奭的意见已经不能纠正这位受过圣贤教育的真宗赵恒，皇上在清醒中继续推演疯癫。
主张“纳谏、恕直、轻徭、薄敛”四事的孙奭，对民生看得极重，“祀汾阴”那年，恰恰赶上“岁旱”，京师附近的郡县粮价开始上涨，冬天的时候还打了一个炸雷，孙奭坐不住了，在家中拟定好一篇措辞尖锐的奏疏，递了上去。
奏疏大意是说“祀汾阴”之事有十个理由不可施行，约略为：一、先王在祭祀征战后，要有五年的修德时间，现在东封才毕，所以不适合去西封。
二、“汾阴后土神”这事，经书不载；汉武帝不过是在封禅泰山之前做热身，所以“优游其事”，但最后还是以东封终结。现在皇上已经东封，所以不适合去西封。
三、自周代以来，就有“郊祀天地”的传统。郊祀可以替代祭祀土地神，所以不适合去西封。
四、汾阴遥远，京师为天下根本，不应远离，所以不适合去西封。
五、唐代之所以祭祀汾阴，是因为汾阴所在河东为大唐事业起家之地，与我们大宋龙兴之地迥然不同，所以不适合去西封。
六、遇到灾害要有敬畏，今年以来，水旱相继，陛下应“侧身修德”来回应“天谴”，岂能远劳民庶，忘民生这个社稷大计，而羡慕那种弄着箫鼓，借祭祀理由去游玩？所以不适合去西封。
七、冬天打雷，这是人君“失时”的象征，这个奇异天象乃是上天对人君的叮咛，“陛下未悟”，所以不适合去西封。
八、民，乃是“神之主”，所以先王都是先成就民事而后致力于祭神。现在国家土木之功，多年没有停息，水旱灾害，饥馑不少，这样还要“劳民事神”，神能享用你的祭祀吗？所以不适合去西封。
九、陛下必行此礼，不过效法汉武帝、唐明皇，刻石颂功而已，这都不过是些“虚名”。陛下英明，应该效法尧舜二帝、夏商周三王，岂可模仿这种虚名？所以不适合去西封。
十、朝臣引用唐代开元年间“祀汾阴”的故实认为是一种政治“盛烈”，以此来倡导陛下，臣，“窃为陛下不取”，所以不适合去西封。
孙奭这十条，最后一条的理由是“我孙奭认为不可”，所以也是一条理由，口气很大。但真宗毕竟气量更大，所以根本不计较他，当然，也不听他的。
孙奭更在奏疏后面说：臣还是担心所说的这些不够充分，愿陛下能继续来问，我想说个痛快。奏疏中的说法就是：“以毕其说”。
真宗果然派内侍皇甫继明来晓谕孙奭，说你要是还有话，尽可“具条上之”，罗列出来，写成奏疏给我。
孙奭狠狠心，再上一篇，这一篇文字说得就更重了，内中说道：“往往大兴土木之际，就有劫夺盗匪之行。黄巢起事是因为灾后的饥馑；陈胜倒秦是因为异地的徭役；隋炀帝贪图远方之功，导致唐高祖借机成事；后晋疏于边防，导致契丹侵略中夏。陛下现在听从奸佞之言，远离京师，不顾民生疲敝，不念边境隐患，非要到河东那个连年饥荒之地，去修什么长久废弃的神祠，怎么能知道此时饥民之中没有效法黄巢那样的巨贼呢？役徒之中没有类似陈胜那样的图谋呢？肘腋之下没有仿佛唐高祖那样的英雄窥伺呢？边疆之外没有天骄可汗那样的劲敌在等待机会呢？就说这契丹，如果陛下祭祀后土，驻跸河中，如果敌骑猖獗，忽然来到澶渊，现在的魏咸信，这位河北行营都部署，能坚守黄河吗？周莹，这位边防大帅能摧锋却敌吗？”
这一番话把个真宗赵恒，这位太平天子，比配成了“乱世暴君”秦始皇、“浊世昏君”隋炀帝、“末世庸君”石重贵！但真宗并不恼。
孙奭意犹未尽，更在奏章中直接对王钦若、丁谓这一辈人开骂，他说：“群臣不过是借着‘神道设教’来‘出奇’。过去太宗因为恭谨而畏惧，看到天灾流行，而停止泰山封禅，所以群臣就怂恿陛下力行东封，所谓‘继成先志’。但当初太宗往北要追讨幽州等失地，往西要追歼西夏等顽寇，这个‘大勋’还没有完成，就要留给陛下去做，群臣却不在这方面献一谋、划一策，以‘继成先志’，却卑辞重币，向契丹求和；封地姑息，向西夏让步。于是，‘主辱臣死’的忠荩大义成为空言，‘诬下罔上’的奸佞行径成为现实。他们伪造祥瑞、假托鬼神，东封西幸，轻易就来劳烦圣驾，虐害饥民，只是寄希望于往还顺利无事，就可以自谓大功已成。这是将太祖太宗艰难中所创之基业，当作了奸佞邪僻为个人谋利的资本，臣所以为此而长叹痛苦啊！”
直斥奸佞之际，还不忘夹枪带棒，奚落真宗皇帝。但真宗并不恼。
孙奭觉得还不够犀利，最后甚至给出了带有诅咒的警示，他说：“天地神祇，聪明正直。一般来说，人间作善，神祇会降下各种吉祥；人间作恶，神祇会降下各种灾殃；但这种感应，并不在陈列各种礼器的祭祀大典中啊！古圣贤有言：‘国之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这话可不是愚臣敢于随便议论的啊！”
他说真宗皇帝如果一意孤行，非要“祀汾阴”，没完没了地去犒劳神祇，那也到了大宋“将亡”的边缘了！但真宗还是不恼。
史上没有记录真宗对孙奭这一番泣血进谏的回应，但没有接受他的意见是事实。于是，孙奭不满，更借助后来群臣不断上奏“祥瑞”的事，再上奏疏，痛陈一家之见。他说：“相隔五年做祭祀封禅，虞舜有此常典；观察万民成神道设教，伏羲有此明文；但哪里需要什么这个那个‘祥瑞’，才能做这种庄严的大事？但现在，来个野鹰山鹿，也算‘祥瑞’，还要弄成国家档案记录；有个秋旱冬雷，也叫‘祥瑞’，还要相率上奏集体称贺！这是要欺骗上天吗？但上天不可欺！这是要愚弄下民吗？但下民不可愚！这是要糊弄后世吗？但后世必不信！只要有点智识，就会‘腹诽’，就会‘窃笑’。这样一来，玷污圣明，不是小事！”
但是奏疏呈上去了，真宗的反应是：不报。不回应，既不批评反驳，也不虚心接纳，就当什么事没有。
修建玉清昭应宫时，孙奭这位老儒继续反对，他上奏疏说：“陛下封泰山、祀汾阴、躬谒陵寝，现在又要修建昭应宫。陛下可知道外议纷纷，都认为陛下事事都效法唐明皇。难道您以为唐明皇是一个有美德的君主吗？那个唐明皇种种祸乱败亡的形迹，不仅仅是臣一个人知道，近臣不说这个事，那是怀着奸邪之心在侍奉陛下啊！那个唐明皇的无道之事，居然没有人敢说。可知他被安禄山追赶着跑到马嵬坡，军士已经诛杀了佞臣杨国忠，唐明皇这才下诏说自己识人不清，见理不明，所以流离失所。当时虽然有这么个罪己之言，但是觉悟已晚，还能挽回什么呢？臣，愿意陛下早早觉悟，抑制贬损自己的虚荣浮华之心，斥退远离身边的邪佞奸宄之人，罢兴土木，不去效法那种危乱的故实，不要再做唐明皇那种不及的悔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