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正是在唐明皇之后“祀汾阴”，所以孙奭有此联想。
真宗的学术成果《解疑论》
史上记录曾有八位皇帝，先后十九次祭祀汾阴祠。
汉武帝祭祀次数最多，先后五次，唐明皇先后两次。有意味的是，唐明皇祭祀后不久，安史之乱发生，诗人李峤看到国家兴衰，联想到汾阴祠，写了长诗《汾阴行》。诗中只说汉武帝为了求长生而祭祀土地神，后来还乘着“玉辇金车”去求黄老，但最后还是一去不还而死掉。即使“四海为家”，求取长生之事也没有可能。最后，诗人感叹道：……
自从天子向秦关，玉辇金车不复还。
珠帘羽扇长寂寞，鼎湖龙髯安可攀。
千龄人事一朝空，四海为家此路穷。
豪雄意气今何在，坛场宫馆尽蒿蓬。
路逢故老长叹息，世事回环不可测。
昔时青楼对歌舞，今日黄埃聚荆棘。
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
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
唐明皇读到这首诗时，心中当有“哲学式”的感慨。
此外，唐明皇时，还曾在洛阳城北翠云峰上建造著名道观上清宫。
真宗紧接着唐明皇祭祀后土神，又紧接着唐明皇建造昭应宫，此事让孙奭不得不展开联想。但他一番话，将唐明皇的“下场”摆在那里，几乎等同于咒诅。但真宗却很学术又有风度地回复他说：“封泰山，祀汾阴，谒祖陵，祭老子，并非始于唐明皇。唐明皇之前就有啊。这些大礼，在《开元礼》中都有记录，今世所循序而用，不可以唐代天宝之乱，就认为丁谓所做是错误的。譬如，秦代，无道甚矣，但今天的官名、诏令、郡县都还在袭用秦代的旧制。岂能以人而废言乎！”
甚至，真宗还为此特意写了一篇学术文章《解疑论》，像个学者一样条分缕析，来说明虽然与唐明皇行动相似，但并不能因此而说今事为非的道理。后来他还把这篇论文出示给群臣看，仿佛在与孙奭“商榷”一个学术命题。
至于孙奭的言辞峻烈，指斥皇上，态度上的“狂妄”，真宗不做任何评价。
孙奭是真宗朝与杜镐、邢昺齐名的大儒。他的经学成就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也占有不俗的地位。他著作不少，而且很多都流传了下来，其中最著名的是今天的《十三经注疏》中的《孟子注疏》。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家赵岐著有《孟子注》，但注文深奥，且年代久远，已经很难为时人认知，孙奭在这个注本基础上，再做疏解，于是成为“十三经”注疏本的一部经典。孙奭喜欢孟子，更认同孟子，他身上，有那种“说大人则藐之”的浩然正气，对校正大宋“歪风邪气”有重要的德业功勋。
宋人笔记中记录孙奭一事，颇有意味。
千年以来，朝廷礼官祭祀天地神祇，主神往往难定，到宋代真宗时，总算命名为“昊天上帝”。但在“昊天上帝”之外，又有“东西南北中”之“五方神”，无论郊祀还是封禅，都要同时列出神位祭奠。孙奭认为：这六位天帝，只不过是天帝的六个名号，实则为同一个天神。现在名号重复，不合典礼。因此他主张祭祀活动中罢掉五帝名号，只祭祀“昊天上帝”即可。并希望以此与群臣议定。但当时修习礼制的官员很少，一般又担心改作太麻烦，结果没有实行。
孙奭这个意见，其实质，是由“多神信仰”转为“一神信仰”，意义重大。假如宋代能够借着孙奭这一番议论成就单一神信仰，则中国在“唐宋变革”这一场世界史意义上的大转型中，有希望在信仰天地开辟出更具现代性的前景来。但这个机会稍纵即逝，应该属于人类永久性的遗憾之一。
真宗的学术文章《解疑论》发布后，孙奭感到人家皇上似乎也有道理，不再多言，但还有反对之声，这个人就是知制诰王曾。
王曾感觉这个事似乎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国家治理问题。因此他不同意真宗意见，再上一篇奏疏，反对大规模建造宫观。他认为虽然宫观工程已经动工，似不能全部停工，但万一能采用他的建议，能够省出工用，减少预算，也是利国利民的大事。王曾意见前言后语不算，干货共有五条：宫观建筑所用的名贵木材，在全国各地收购，搬运到京师工地，所费人力太大。虽然说用的都是军人，不去烦扰黎民，但军人也是从黎民中来的啊。此为不便建宫观理由之一。
泰山、汾阴两场大典刚刚结束，颇花费了国用经费。现在又造宫观，尤其耗用资材。虽然说府库之中，货宝山积，但这些都是历代之积藏，所有钱财都是出自生民之膏血，花出去很容易，积攒起来很艰难。国家财帛丰盈，但更应该珍惜。此为不便建宫观理由之二。
圣人贵于谋始，智者察于未形。灾祸往往起于隐微，危乱往往生于安逸。现在京畿之间，万众毕集，如此劳作，役使的诸杂兵士，多是不逞小民，如果有人流窜城郊，有偷有盗，很容易令圣上忧虑。此为不便建宫观理由之三。
王者抚御天下，自当顺承天地，举动必遵于时令，规划不失于万物当然之态。按古来传统，孟夏之际，不要发动大众，不要兴起土木工役。现在又是开挖地基，又是砍伐树木，冲冒郁蒸之暑气，惊扰安谧之厚土，不免违背古训。何况近来屡有旱灾、雨灾、风灾，这不正是天人感应的明效吗？此为不便建宫观理由之四。
臣听说陛下得到的“天书”，内中符命之文，有“清净育民”的训诫。现在所修宫阁，距离这个训诫很远，各种倾力之功，雕镂之巧，即使用尽人力物力，恐怕也未能符合天心。此不便建宫观理由之五。
王曾的意思是：即使一定要建造这座宫观，也希望能够减损规模，削减用度，不取“瑰奇”，但求“朴素”。只要内心“诚明”，祭祀“严洁”，会更符合天意。而节俭从事，四海之内，也更会知道陛下“爱重民力”之意。
真宗似乎觉得自己辛苦研究的学术成果《解疑论》已经回应了这类问题，于是不再回复王曾，只管盯住丁谓，努力建设玉清昭应宫。
真宗不吝赏赐
有一个数据。
陈尧叟、李宗谔在“祀汾阴”之初，作为朝臣到河中府充实官员力量，后来他们回到朝廷，告诉真宗说：他们在汾阴，经度这一场大典，一直到礼毕，土木工役总三百九十万人次。整个过程，只役使了军士辇运粮草供应，没有搅扰地方，没有调动“编民”服役出工。
对这个结果，“上称善”，真宗认为很好。
但事实上国家花费主要钱财不在此处，而在赏赐。
东封、西封，真宗赏赐文武大臣士卒，极为丰厚，以至于三司使丁谓也感觉到了紧张。他上书说：“东封及汾阴赏赐亿万，加以蠲免各路的租赋，除掉很多个税，恩泽如此宽大，臣恐有司经费不给。”
真宗说：“国家所务，正在泽及下民。但敦本抑末，节用谨度，自当富足！”
大宋帝国是不吝于赏赐的邦国。从太祖时代起，就有这个传统。
太祖时，有一个将军叫周仁美，在关南边帅李汉超麾下，多次抓捕契丹间谍，打仗曾负伤，有战功。有一次到朝廷，太祖赵匡胤奖励了他，并命宦官王继恩带着他在宫中转悠转悠，太祖一时也来了情绪，跟着转，走到一座国家仓库时，太祖忽然问周仁美：“哎，你能负重多少铜钱？”周仁美吹牛：“臣能背负七八万。”太祖道：“可惜压死。”算了吧，七八万压死你，怪可惜的。说着，让他扛了四万五千钱，算是奖励。
按宋代铜钱，太平兴国年间，“七十七钱为陌，每千钱必及四斤半以上”。读史，常见多少多少钱为“一陌”这种说法。解释起来很麻烦，大意是：市面流行各种钱，但一般都越来越不足，或是分量不足，或是成色不足等，于是，根据古来的“五铢钱”作为标准，大致估算流行的钱币多少枚可当“一陌”也即“一百”。按七十七钱为“一陌”，则“十陌”当“千钱”，也即一贯，实际上就是七百七十钱，意思就是这样的一贯也要到四斤半以上。如此周仁美所说的七万钱即七十贯，也要三百一十五斤，如果是足钱，还要增重，一般人根本背扛不动。
太宗也不吝于赏赐。
淳化四年（993）春正月，祭祀太庙，又有郊祀。大典之后，太宗给军士赏赐，当时的度支副使、负责财政的副部长谢泌经过统计后，一条条地将应该颁赏的名单和数量报上。太宗看后即行批准，他说：“朕之所以爱惜金帛，正是要用它们来准备赏赐啊！”谢泌说：“大唐德宗时候，后唐庄宗时候，都因为赏赐不丰，让军士不满，有过叛乱。现在陛下自己生活供应如此菲薄，赏赐却如此丰厚，真历代王者之所难也！”
孔夫子曾有名言：“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应该赏赐人的时候，却出手吝啬，有关部门这么做就是算计过分。
孔子将这种行径视为官吏“四恶”之一。
太祖赵匡胤曾引用过孔夫子这句话，拒绝接受国营场务的“羡余”也即年终结余进入国库。因为他认为预算中的钱财是要按计划发放给场务工人的，现在有结余，就是克扣的结果。国家不应该与民争利，尤其不得与民争这种不义之利。现在看出，真宗与太祖太宗都是格局宏敞的人物。
但是国家财政用在如此赏赐方向上，而不是用在更急迫更重要的民生方向上，宋真宗还是过于大手大脚了。这与他生于皇室、长于皇室有关。钱帛，对他不过是些数字，至于锱铢粒米之来源，那种辛苦，与“祖宗”比起来，他的感觉还是隔膜了许多。花钱，他不心疼。
有一天，皇上对王旦等人说：“最近朕阅览四方奏章，都说今年物价甚贱，草料三个钱可以买两束，麦粟一斛才百余钱（按一斛有五斗，或十斗说，一斗约合今重十斤以上）。这正是民间储蓄的时机。年头有丰收有歉收，当然是常理。古人之善于教化士庶，不如提早备预。我们‘澶渊之盟’后，就需要备预。现在北边契丹愿意保持和平，已经能看到他们的真实意思了。只要固守边疆，就足以安顿我大宋士庶的民生。有的人说什么敌人很狡诈，形势危急时就会来侵略，这是没有看到更远——契丹也不想打仗了。”
王旦说：“国家接受契丹和好以来，河朔生灵，方才获得安居乐业。我们虽然每年要给他们三十万赠遗，但和年年用兵的费用比较，不及百分之一。日前，陛下东封告成，天地帮助我们如此顺利，这就是‘人事和、天象应’啊！”
这一年，大宋版图内，有户7908055，人口17833401。近800万户，只有不足1800万人，每户平均只有2.26人不到。此事也可以约略见出真宗时代的大宋帝国多是小户人家。
国家赋税，就出自这800万户，以及部分国营专卖。
如果按照王旦所谓，赠遗契丹30万，为一年战争经费的“百分之一”，则战费当为3000万。大宋人户平均需承担3.75。但大宋每年收取的夏秋两税和专卖收入，具体数字很难统计，但有人曾有估算，认为北宋年度财政总收入当在1亿以上。如果这个数字的单位是“缗”，也即“贯”，则每户平均需要负担10缗以上。
按照“一斛百余钱”统计，一斛可以50斤，假定150钱，则百斤为300钱，须300斤以上，值钱1缗。如果每户缴纳10缗，则须缴纳3000斤粮食。有统计资料显示，北宋粮食产量曾经最高达到1000亿斤以上，如是，则每户人家平均生产1.3万斤左右。缴纳赋税，约等于年收入的20%以上。但事实上，户均可能远低于10缗，因为还有一笔财政收入就是国营专卖。这部分也没有具体数字，但约略可占到财政收入的1/4到1/3。所以，扣除种种出入，从直觉判断，农户缴纳赋税可能占到家庭年收入的15%。
三司假内藏
一场封禅大典，花了多少钱？整个“神道设教”活动，花了多少钱？都已经难于统计，但各种史料记录这一时期事件，开始频繁出现一个词语：“三司假内藏”。
可以统计的记录就有——
三司假内藏库银十万两，从之。
三司假内藏库绢二万匹，从之。
三司假内藏库绢三十万疋，从之。
三司假内藏库钱三十万贯，从之。
三司假内藏库钱五十万贯。
三司假内藏钱四十万贯。
三司假内藏库钱五十万贯。
三司假内藏银九百两。
三司假内藏钱二十万贯。
三司假内藏银十万两。
三司假内藏 万五千疋。
三司假内藏库银一十三万。
三司假内藏钱五十万贯、绢十万疋。
三司假内藏钱帛二百四十五万。
三司假内藏金二千七百两。
三司假内藏绫万三千七百四十匹。
这意思就是国家财政部向皇家库藏借款。“三司”是大宋财政机构，“内藏”是皇室用度库藏。
宋代的国库系列在记录中有不同，考核各类说法，可以大略得到如下印象：三司也即财政部管辖下的国库，因为在宫城之左，故称左藏库。到了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左藏库分为三个大库，分别贮藏钱币、金银、匹帛。淳化年间，又分置左右库藏，所以史上有个右藏库。但右藏库存在时间很短，一年后废除，不论。
太祖时，左藏库分出一个分库，为左藏北库。左藏北库再分一个，就是内藏库，而左藏北库的余下部分就是封桩库。
国家每年财政结余的财帛，大多存入这个封桩库。按照太祖时的意思，这里的钱财，主要用来充作收复燕云十六州的经费。后来封桩库改名为景福内库，与内藏库一起，均属于内藏，由皇室管理。
后来又有各种藏库，但国家藏库大略为左藏库、内藏库、景福内库。而后面两个均来源于左藏库分出的左藏北库。
其中的内藏库多为从全国各地收复“僭伪”之国后的收藏。这些“僭伪”之国就是吴越、南唐、南汉、后蜀、后汉等。太祖时有规定，整个左藏北库，是为了“军旅、饥馑”两件大事，属于“预为之备”的国家基金性质的储备，就是为了有事时急用，“不可临事厚敛于民”。
皇室用度在内藏库中支取。
国家用度在左藏库中支取。
但有规定：国家有巨费，左藏库积存暂不足给，则发内藏库佐之。
景福内库则为基本储备，基本不动。
天下财富多在左藏库，这里是国家税赋的集散之地。但流动性很大，今日收入，明日支出是常态。“神道设教”以来，侍奉神祇需要庞大支出，以至于左藏库往往一时难于拨款，于是开始向内藏库假借。
上述，我很费力地做过统计，从大中祥符元年开始，迄真宗晚年，即从1008年到1022年，总14年间，“三司假内藏”的记录总16次，共借出钱帛如下：黄金0.27万两，白银33.09万两，钱币240万贯，绢42万匹，绫1.374万匹， （绸）1.5万匹；另有“钱帛”混合245万单位（贯、匹）。
这个数字，按通常换算，将黄金折合成2.7万两白银，每两白银折合1贯铜钱，总数则近280万贯钱；绢、绫、绸则统称为“帛”，总数近45万匹。二者之和即为325万，加上混合的245万“钱帛”，总数就是570万。这个不完全统计的数字，虽不中，当也不远。当时规定每年赠遗契丹岁币也即钱帛“30万”，那么钱帛570万则可以支付19年。
三司假借的这些钱帛，主要用来支付“神道设教”以来的各种支出，其中大部分假借发生在大中祥符元年。
大宋帝国的800万户士庶，就要在14年中，承受这份财政负担。
但还不止于此。需要知道的是，用于“神道设教”的钱帛远远超过570万。这些，只是左藏库一时周转不开，暂时从内藏库借出的钱帛，至于左藏库正常的支出，当超过这个数字几十倍不止。其中，最大的支出项目是建造玉清昭应宫以及赏赐官员和军士，二者估计用度，14年间，超过2亿。
百姓日用而不知
真宗“祀汾阴”回程时，在河中府辖境的河神庙附近，登上一个亭子远眺（真宗似乎喜欢远眺），但见黄河之上有渔夫在驾驶小船捕鱼，岸边田野有农夫在操练耒耜耕耘，不禁说道：百姓作业其乐乎？使吏无侵扰，则日用而不知矣。
真宗这一段话，很“哲学”。“日用而不知”，是《周易·系辞上》中的话头。一般以为《系辞》等解释《周易》的文字为圣人孔子所作，今天已经很难考证，但这类文字确实藏有高妙的生命智慧，值得现代人慢慢玩味。
《系辞上》中的完整话语如下：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解释这番话，很麻烦，可以知道几个事实帮助理解。
世界处于阴阳变化之中，这种变化乃是“大德”所在，很难测知；但其正道在“生生”之际，因为天地之“大德”是“好生”。故天下万有“生生不息”，是圣人也是神祇的愿景。
而“生生不息”，是不需要被打扰的。因此圣人与神祇都期待“无为而治”，也即在民间自发秩序原理下，百姓自发呈现生命活力。但达致这个生态，以抢劫、盘剥私有财产为能事的“非生产性掠夺集团”就是一种祸害，如官司聚敛，如墨吏榨剥，如藩镇割据，如契丹南侵……圣人作为邦国精英，百姓让渡于他们的权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寄希望于他们制止各种“非生产性掠夺集团”的巧取与豪夺。而百姓可以不必知晓此中逻辑。
仁政，也即合法权力的“体”就是致力于“无为而治”，“用”就是达致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是一切合法权力最重要的民生诉求。君子之道在到达此一境界的日用伦常中，几乎看不出它的使用，所以称之为“无用”。但正是这种“无用”才彰显出“无为而治”的“大用”。
真宗读书颇勤，对《周易》有心得。可以说，这话头，扪着了圣贤之心，也接近了神祇之道。邦国治理中，“百姓作业其乐”，是公序良俗条件下的最优生态；“使吏无侵扰”，是通往无为而治的法制成效；“（百姓）日用而不知”，是圣贤放弃种种自我旌表后的天下浑仑之象。此象，元、亨、利、贞。
这一段话，透露出大宋君王“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总诉求，是传统中国“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正大自律。所以，他的好大喜功，确实如洪迈所说，与秦始皇、隋炀帝不同，基本不动用黎民力量，不因大典或工程而延误农时，更不像无耻帝王们那样打着冠冕堂皇的种种旗号“白使唤人”。大宋用人，就有赏赐，也即嘉奖，也即报酬，而且还很丰厚。大宋，讲理。因此，他的大典、大工程，几乎相当于开辟了特殊的临时就业渠道，用一种劳役方式给予文武士庶以足够犒赏。这事带有相当程度的“富民”政策性质。
当他面对天神地祇，像孩子一样宣誓，并以“受命于天”的“代表”资格，为天下祈福时，我相信他的真诚。
受命于天
帝王与帝王不同。
大宋帝王与历代帝王不同。
真宗更不同于其他大宋帝王。
他一方面需要按照时代给定的精神资源、思想资源和知识资源寻求超越于自我的力量，以“神道设教”的模式“恫吓”可能的异族侵略者，最大限度地争取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他也虔敬地相信：这个超越于自我的力量一定存在——虽然他还不可能知道，这个超人力量，这个绝对力量，是单数还是复数，他更无以名之，这个力量究竟是“昊天上帝”还是“玉皇大帝”还是“太一真君”还是“后土神”还是“五方帝”。但他知道的是：在“我”赵恒之上，定有一种力量。能够庇护大宋帝国的不是“我”赵恒，而是这个“力量”。为了获取这个力量的支持或恩典，“我”赵恒必须“爱民”！从《尚书》以来的传统，就已经早早告诉了他：天心即民意。天下人都应该是天之子，而“我”赵恒，不过是“受命”来管理这方民庶而已。
简言之，“我”赵恒“受命于天”，对天而祈请的，是“佑民之道”。
这种真诚，了解真宗一朝种种故实，就知道并非虚言。
说到“受命于天”，安于百年激进思潮的人物往往认为这是统治阶级欺骗民众的措辞，认为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但在我看来，这类讲述或书写，乃是一个“天大的文明”。
《自由大宪章》第一句话就是：John，by the grace of God。这位约翰，英格兰国王兼爱尔兰宗主，就认为他的权力恩典来自上帝。通常，by the grace of God这句话即翻译为“受命于天”。
事实上，美利坚的《独立宣言》虽然将主题指称由君王替换为人民，但《宣言》所引入的“超验维度”仍然是“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旨意”，且认为人的权利乃是“造物”所赋予。
更早于《独立宣言》一百多年，奠定了“美国精神”的《“五月花号”公约》，那是百多位来自英国的北美殖民者，在上岸之前为了寻求约束与自治，起草的宣誓文本。它也同样引入了“上帝”这个超验主体。《公约》的第一句话就说：In the name of God。通常，这句话被翻译为“以上帝的名义”。
在世界范围内搜索，会发现，自诩“受命于天”“天赋人权”“以上帝的名义”，开始讲述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的政治文本，很多。这类讲述，就是“政治文明”。理解人间秩序的“超验性”前置，需要一点植根于人类心底，也即植根于“集体无意识”的冲动。抱持一点敬畏之心，抱持一点对人类“理性有限性”的感觉，甚至不必一定是多么深刻的认知，对这种“超验性”的肯认也会获得趋近它而不是背弃它的——能力。真诚说：谦卑，敬畏，对超验的肯认，是一种能力。在“无法无天”流行长久的时空，一些人渐渐失去了这种能力。
真宗很可能明了中原衣冠文明，其源头，是接续《尚书》《周易》传统的。在那里面，有敬畏，是在“畏天”感觉中，试图对人间的混乱做出神圣的救赎。所以，“神”“天”“帝”总是频繁地被讲述、被推演，甚至，被建构。
但是，中原，自嬴政以来，将封建制破毁之后，万代承袭秦制，而诞育于先秦封建制的天道敬畏，在离散中不断稀释，吾土渐趋一统，而吾民渐趋散分。领主庄园的消失，集权冷酷的高压，让社会也一点点分离。“绝地天通”在秦后成为现实，吏治无情而冷硬，民间苍白而无助。很多官员少操守，不少士庶无信仰，普遍社会不自治。是不是可以回归《尚书》《周易》传统，召回敬畏感，在秦制千年传统下，重新凝聚散沙而成磐石？
自从“五胡乱华”之后，中原迭经战乱，异族入侵成为中原不得不防的祸害；而藩镇更往往借助异族力量一逞私欲。如是，中原，现在已经越来越呈现为异于“他者”的存在，这是古圣没有遭逢的格局。但天下可以由契丹来安排吗？可以由西夏来安排吗？可以由大食、占城、蒲端、日本来安排吗？契丹人的殉葬制行径，井下投毒残害大宋子民的行径，射鬼箭行径……让真宗大帝感到不安。他能想到：当我“受命于天”开始治理中原天下时，事实上，正承受着一种沉重的责任。中原如果是“散沙”而不是“磐石”，就没有力量；而在我之上，更有一种无限而绝对的“大能”，我需要寻找这个“大能”来启示我、保佑我、推动我，救赎秦始皇嬴政以来“散沙”化的中原，也救赎遍布野蛮勍敌的世界。
当我这个“受命于天”的帝王与祭司一般的士大夫们共同治理这个帝国时，遭遇了他们那么多的批评和反对之声。我，赵恒，是正确的吗？在赵恒“这个人”那里，他自己存在于此岸的“成”与“败”，不是他行事的主要考量，“是”与“非”才是。做重要的事，但要做正确的事。如果这件事正确，也很重要，“这个人”可以不畏惧面临失败。
“受命于天”，说明世俗的权力并非至高无上，甚至，连江山社稷也不是图腾，不是信仰对象，不是无条件效忠的实存。终极至高之绝对，在人类精神结构中，只能是神。“受命于天”之后，可以藉此而生成或培育超验信仰的萌芽。通往信仰的逻辑在此。真宗似乎有意要将“大宋帝国”由一个“世俗帝国”漂洗为“神圣帝国”。而“神圣帝国”，乃是恺撒与祭司合为一体的宏大叙事。当萨满巫术传统已经式微，而“一神教”还没有机缘进入世俗世界时，这种宏大叙事是建构性质的，而不是演绎性质的。因此，它先天性地缺少神恩惠顾与时间浸淫，没有支撑这种叙事的根脉、逻辑与普适精神；相反，在“多神信仰”久远而又辽阔的背景下，不过又添加了一种信仰而已。
当他不自觉地试图将“大帝”与“祭祀”两副担子同时挑起时，事实上是力不从心的。
所以，我相信这位11世纪的帝国领袖，有一种为他朦胧感知但无法指陈的隐秘的悲壮感。他用“神道设教”的方式去相信神。他对神的最高吁请，就是“天佑大宋”。他已经被他推演的逻辑萦回旋绕得进入了圣洁的迷狂，也许，他以为这种感觉就是“神召”，是神在他自造的“天书”中，召唤他成为合格的“受命于天”的俗世领袖。而他的“使命”，就是救赎这个混乱的天下，在与“他者”共存的世界上，安排中原华夏以“敬畏”为主题词的未来。
辽阔而顽厚的隔膜
敬畏，以及敬畏的对象，不是假象。那是金星与火星之间，人类能够感觉到的基本实在，就像一个人感觉到了晕眩和坚硬一样。对星辰大海，对天命神道，对上帝或昊天上帝的敬畏，并非简单的“假设”，那同时也是人类对宇宙真相和“绝对”力量的知性理解与实在感觉。
嘲笑宋真宗“神道设教”是可以理解的；嘲笑他是否真的“受命于天”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嘲笑他的虔诚敬畏之心，就如同嘲笑英王约翰、美利坚领袖杰斐逊和“五月花号”上的一百多位大不列颠清教徒一样，实在是没有认清人性源于自然求索真相的真相。政治文明之所以需要“超验”前置，也即对“绝对”的敬畏，是对文明的一种自动趋近，是对野蛮的一种自我剥离和制衡，是走出犬儒和厌世藩篱、不可承受但必须承受之“重”。当“敬畏”开始照耀时，生命会获得一种赏心悦目的感恩。祖荫或是神创，生命之来源会与当下共时存在。于是，一种克己性质的道德律令让敬畏者变得洁净而又丰富。即使他在积建的大厦注定失败——如玉清昭应宫——那“敬畏”的道种还是会氤氲存在，游荡于大地、升腾于天空，在大海星宿之间迤逦穿行。所以，神享用的不是“太牢”，不是“燎火”，不是“大典”，不是跪拜匍匐，而是——敬畏。
有此敬畏与无此敬畏，中间横亘着的，（如我曾经说过的那样）是“辽阔而顽厚的隔膜”。
基于此，我甚至愿意同情理解真宗大帝以“敬畏”为主题词，大搞“神道设教”这一场“劳民”而“不伤财”的求神祈福运动了——之所以说“不伤财”，是因为借助真宗毫不吝啬的赏赐和蠲免，以及种种商业性购买，财富，已经重新回到了民间。
左藏库大火
但神祇似乎有意给予这位“受命于天”的地上君王更多考验和锤炼。
玉清昭应宫落成的第二年，大中祥符八年（1015）夏四月壬申日，荣王赵元俨的府邸忽起大火，火势太大，扑救无效，燃烧了十二个小时，一直蔓延烧到左藏库、内藏库，以及朝元门、崇文院、秘阁。难以计数的财帛和文物化为灰烬。
王旦听到消息，急忙驰入宫禁。
真宗对宰辅说：“太祖太宗两朝积累，朕不敢随便乱用，不料一朝殆尽，实在太可惜了！”
王旦安慰他说：“陛下富有天下，财帛不足忧；所虑者政令赏罚之不当。臣备位宰府，天灾如此，臣当罢免。”
王旦更担心的是朝臣对管理国库的人动杀机，怂恿皇上杀人。于是特意强调：“我听说这次火灾，主管国库的官吏都在收拾、抢救钱帛，诸班军校也都奋力向前，人人都使出了百倍的勇气。很不简单！”
真宗说：“朕所忧者惟军储尔，钱帛所伤不多，至于大礼赏给，亦可以渐致，若军储不足，须至累民，此朕所甚忧也。”
显然，这一场大火，由于库守抢救及时，钱帛损失不算太大；但大典礼仪物资和军备物资，各类布帛、帐幕、油伞、服装、旗帜之类，损失严重。
按照天人感应的传统，这是上天示警，宰辅首当其责。王旦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于是开始上表“待罪”，听候真宗发落。
但真宗认为责任在帝王，不在宰辅，于是检点近年来的所作所为，降下一道“罪己诏”，并请求朝廷内外直言得失，以求改进帝国工作。
君臣抢着承担责任，这种政治风景，罕见。
朝廷开始调查失火原因，后来知道是荣王府邸大火“延烧”所致，不属于天灾，因此需要厘定责任。
专案组成立后调查发现，这一场大事故中，应有百余人要获极刑。真宗不忍，在犹豫。
王旦请奏，说：“开始大火时，陛下已经降下罪己诏，昭示天下；臣等也都上章待罪。现在反而将这一场灾祸归咎于他人，如何向天下昭示诚信？何况，大火虽然有延烧的痕迹，但又怎么知道这不是一场‘天谴’呢？”
史称“当坐者皆免”，应该判处死刑的人全都赦免了。
江湖妄人说宫禁之事
王旦与赵普以来的大宋宰辅一样，都是负有“以天下为己任”道义担当的人物。他们与宋帝一道，在推演天下太平时，特别注重“和气”。所以，与历朝历代相比，大宋帝国是最少酷毒戾气的时代。“杀头”“灭门”这类狠戾心机，似乎很难出自帝国精英之口。他们很难说一句“拉出去杀了”，很难潇洒一挥手，说什么“该杀杀，该抓抓”，尽管他们有这个权力。在这方面，就像王夫之评价太祖赵匡胤用过的那句话，“蹈仁者之愚而固不悔”，他们宁肯陷入“仁者之愚”，也不愿意一逞“凶暴之气”；宁肯因为“仁者之愚”而贻误良机、而面临不测、而遭遇后人视为“迂腐”的嗤笑，也不愿意在当下启动杀机。
流血，对帝国精英而言，是一种感同身受的——疼痛。
曾有懂阴阳习八卦的江湖妄人，上书说宫禁之事，无非是说谁当立、谁当潜，谁的天命在某时，谁为邪、谁为正，谁的八字藏天机，诸如此类。这类事有蛊惑性，是特别容易酿成宫廷政变的“舆论”。在一个谶纬流行的邦国，此事为重要禁忌。于是，按大理寺拟定，这位妄人犯罪当诛。更严重的是，他还与朝士有往来书信，而书信内容大多为占问吉凶祸福之说。
真宗罕见发怒，要将这些朝士付御史审讯。
此事大案一成，就要流血。
王旦不安，于是上书说：“占问之事，乃是人之常情；何况这些书信并没有涉及朝廷，不足以定罪。”
但真宗怒气不解。王旦于是将自己与江湖术士曾经有过占问的书信呈上，说：“臣年少时，也不免于此。如果一定要为此而定罪，请将臣一道付之于大狱。”
真宗沉吟道：“此事，朕已经发下诏令去了，怎样可以免掉？”
王旦说：“臣为宰相执国法，哪里敢将诏令随便下达。幸好，臣还没有下发而让这么多人获罪。”
皇上的诏令要发到中书也即政事堂，由宰相签发。如此宫禁与中书一体，可使国家政令统一。诏令一般由翰林拟写（政令则由知制诰拟写），到了中书，遇到“不合”之处，可以“驳回”重拟。此一层意思，是保证国家法令的严肃性与妥当性。所以王旦可以“压”下皇上诏令，暂时不发，来争取圣意变更。
史称“帝意解”，皇上不再坚持己见。而王旦回到中书，将江湖妄人与朝士往来的书信全部焚毁。不久，皇上又想反悔，想看看那些书信到底都写了什么，就派人跑来调取。但是书信只剩下了一堆灰烬，于是众多朝士们都得到了保全。王旦此举，得到士林赞誉。
王旦留守京师
与李沆相似，王旦也不喜欢多事。
有一位都尉，很好与士人交游。有一天，都尉招呼从官，叫了几位官妓吃酒，一直吃到夜半。这事似“有伤风化”，于是有台官即负责监察的职官准备弹劾之。王旦的好友杨亿在上朝的闲暇说到这个事。王旦不发表意见，退朝后，用红笺写了一首小诗给这个都尉，并且注明以未能参加这个风流夜会为遗憾。第二天，真宗将台官弹劾都尉的章疏拿出来给王旦看。王旦说：“臣知道这个事。也曾经给都尉写了诗，遗憾的是臣没有去参会。人们总说天下太平，但太平是什么样子的？人们不知道。这事可能就是太平之象吧！”
真宗一听也是，多大个事啊！于是这事也就过去了。
就像古今中外，文明邦国从不禁妓女卖淫一样，宋时也不禁此类事。
王旦在宋太宗晚年时，就已经做到兵部侍郎。到真宗践祚，即拜为中书舍人，几个月后，又调任翰林院学士兼知审官院、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前者是吏部事，负责官员考核升迁，后者则属于门下，直接归中书省即宰辅管理，是掌受天下奏状的机构，而封驳则是银台平行机构，主要负责封还皇上有问题的诏令，驳回朝臣有错误的奏章，每天的工作就是审核重要文件，国家的尊严在政令之确当与否。王旦掌管此事，成就不错，所以真宗很能理解他的贤能。名臣钱若水也很欣赏他，曾认真推荐王旦，说他适合做大事。真宗后来就一步步提拔他，直到做成当朝宰相，平章事。
圣贤人物大多都有孔夫子“温而厉”并“恭而安”之相，温和而又庄肃，谦恭而又安静。王旦也在这一行列。他很少对家人生气、发火。有时遇到饮食落了尘埃或有了污染，他也不去追问责任，只不过不吃而已。家人恶作剧，曾试着将少许墨汁投放到肉汤中给他。王旦一见，只是吃饭，不吃汤。家人问他为何不吃汤，王旦从容道：“我今日偶尔不喜欢吃肉汤。”后来家人又把墨汁投放到米饭中，他就对家人说：“我今日偶尔不想吃米饭，可另外备点米粥什么的。”
“澶渊之盟”前，真宗亲征，王旦开始跟着真宗一道，后来京师留守患病，王旦驰回京师“权东京留守事”。临行前，王旦见契丹举倾国而来，形势莫测，就对真宗说：“期望陛下宣召寇相，臣有重要陈述。”寇准到后，王旦正经奏请道：“我离开澶渊，如果十天之内，没有得到捷报，臣应该怎么办？”这话说得实在令人惊悚，笔者读史至此，也感到行宫气氛瞬间紧张起来。
真宗听后，也是一惊，沉默很久后，说道：
“立皇太子。”
一言既出，大事已定。国家已经不必担心最高权力之一日空白。王旦飞马驰回京师。
他到了京师之后，带着皇帝手谕直接进入宫禁，下发命令，不准任何人传播“留守换人”的消息。真宗返回时，王旦的家人子弟以为他就在凯旋的队伍中，都到郊外去迎接。没料到身后有了巡警的呵斥，原来是早就到京师“权东京留守事”王旦也来迎接凯旋大驾了。
契丹来使“借款”
王旦与大宋以及史上所有受过圣贤教育的大臣、社稷臣一样，也是“民生主义者”。有一位官员要到江淮去做转运使，临行，向宰辅王旦辞行。王旦没有更多话，只是说：“东南民力已经很困乏了！”这位转运使退出后说：“这可真是宰相应该说的话啊！”另一位官员调到江西去做转运使，也来辞行，王旦说：“国家专卖这事利益很大啊！”这位转运使在任期间，想到王旦这句话，从来不敢以权力谋求私利。后来大家都夸赞他，说这个转运使“识大体”。
东封泰山之前，契丹得到消息，来使请求岁币之外再“借”些钱币。真宗不明白契丹何以要到大宋“借款”，问王旦。王旦说：“东封事很紧张，车驾就要出发，他们这是在试探朝廷的意思，以为我们钱多得花不完。”真宗问：“如此，怎样答对他们呢？”王旦说：“只需要用微小的数量表示我们并不重视借款这件事，即可。”于是，让有司报给契丹，可以在岁币三十万这个数量之外，分别再“借”钱币、布帛各三万，总六万；但要从第二年的数额内扣除。
契丹拿到六万后，感到很惭愧。
第二年，诏令再下，说：“契丹所借财帛六万，事情很微小。今年可以依照原定常数三十万给他们。但要告诉他们，以后不许如此。”
契丹因此而知道大宋“有人”。
西夏对大宋反复无常，宣誓效忠大宋，又背叛大宋。当时首领叫赵德明，有一次忽然来表，向大宋求粮一百万斛。朝议的意见是：赵德明总是敢于违抗朝廷，请下诏责备他；粮食，不给。皇上问王旦。王旦说：“请让有司在京师粮库准备百万斛粮粟，指定囤位，下诏要赵德明来取。即可。”赵德明得诏，哪里敢来京师，于是惭愧得向来使下拜，说：“朝廷有人。”
朝廷议论，王旦就是这样，话不多，但说出来，往往朝议即定，事后看，他还真就说得对。有一次，天下闹蝗灾，近臣得到一些死了的蝗虫揣在袖子里，朝议时出示，认为蝗虫已经死了，蝗灾结束了。于是有宰臣级别的官员就要率领群臣“称贺”，只有王旦不同意。第一宰辅不同意，只好作罢，但在群臣和真宗那里，这事多少有点让人扫兴。但是过了几天之后，正在上朝，忽然间，飞蝗蔽天，从大殿前密密麻麻地扫过天空。真宗见此情景，叹息道：“假使那天百官称贺，现在飞蝗忽然而至，岂不为天下所笑！”
荐寇准不遗余力
王旦的雅量也让这个宰相在历史上“得分”不少。
他家中养着厨子，可能有克扣肉食的毛病，于是王府子弟就向他告状，说一家人吃肉总觉得不够饱。
王旦问：“你们一天吃多少肉？”
子弟答：“一斤。但现在只能得到半斤。”
王旦又问：“如果满一斤，能饱吗？”
子弟答：“那就应该能吃饱了。”
王旦说：“以后每天准备一斤半肉。”
有一次，他在朝还没有回府，皇上派人给他家里送来十壶御酒。王旦的哥哥马上让人见王夫人，取了两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