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册府元龟》记录宋代之前历代君臣的事迹，结构上分为若干门，其中一门为“仁爱门”。张杨是东汉末年的一位将军，曾与袁绍合兵讨伐董卓，但是被匈奴单于捉住送给董卓，董卓用他为地方太守。他官至大司马，与吕布友善。曹操征吕布，他策应吕布抗击曹操，被部将所杀。史称此人“性仁和，无威刑”。下人中，有人谋反，他发觉后，对着谋反者哭泣，还原谅对方，不问不追究。
息侯是春秋早期的小国国君，郑国算是大国。二国有“违言”不和之处，息侯竟然怒而兴兵，结果大败而还。《左传》给息侯的评价是，这个国家早晚要完，因为息侯“不度德，不量力，不亲亲（不对自己的亲人友爱），不征辞（不去明证其辞而责问），不察有罪（不审查国内有罪之人）”。
显然，张杨乃是东汉奇葩，息侯乃是春秋奇葩。史上说张杨“性仁和”，王钦若等人望文生义，将其列入“仁爱门”，是不妥当的。真宗饱读诗书，又有大见识，一望而知其非，让编修官们改易，有道理。虽然真宗自己也常常“不察有罪”，“和气”过头，总是放过犯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的文武官员。
锦褥
大中祥符八年（1015），负责卤簿仪仗的机构仪鸾司来奏，说大驾外出，皇上乘坐的御辇上的“锦褥”即坐垫太旧了，要更换一个。真宗对主管财政的三司使林特说：“朕在内廷所用的东西，未尝有锦绣织品，这个‘锦褥’，只在外廷使用，当时没知道爱惜。从今下诏，告诉礼官，坐褥使用黄紬、紫紬就可以了，不必用锦绣。”
“紬”即“绸”，可以没有花纹图案。“锦绣”事实上就是在绸缎布帛上再织花纹图案装饰，较“绸”更为精美华丽，然手工时代，所费织工不少。
真宗又对林特说一事：
“仪鸾司所管理的什物，如道场中的锦绣供具，本来是侍奉神祇圣君的，但掌事者常常自己拿了去用，有人甚至当作地毯踩踏。过去卫绍钦曾经掌管仪鸾，有一天傍晚，朕听到黄门外语声喧杂，一看，原来是小黄门们在私自拿取锦褥，被卫绍钦夺走放入管库。还有，过去魏朝易掌管御膳，内侍也跟着朕用膳，但有一次，内侍小黄门多次要求换吃的，魏朝易坚持不给。这些，虽然都是小事，但官员执法守纪，也不容易。国家一厘一毫的用度，尽出于民，典司者能够吝惜费用，乃是‘薄赋之原’（减轻民间赋税的根源）啊！”
直道而行，至公相遇
龙图阁直学士陈彭年，有一次与真宗对话，说到“儒学的兴衰、君臣的难易”两个传统主题。真宗发布议论说：“朕常常念及太祖、太宗极力更化乱世衰俗、崇尚斯文、垂世教人，实在是有深奥的旨意啊。朕谨遵圣训，绍继前烈，希望以此来警示学者。朕认为：人君之所难，在于批评来临时，和气听取和接受；人臣之所难，在于困境来临时，坚守忠诚和正直。人君当以宽大接受下议，人臣当以诚明呈献奏上。如此，君臣之心，都能够归结于正道。上下之际，没有人会失去平衡允当。‘直道而行，至公相遇’，这是‘天下之达理’‘先王之成宪’。能做到这一步，就像孔子的意见，‘如指诸掌’，就像指掌之间的活动，容易得很，否则就很难。”
“直道而行，至公相遇”，是政治伦理的优良状态，即使在现代宪政邦国，这也是一个值得推许的治理境界。
石熙政直言
西北常年对付西夏，有一要塞名清远军（今属宁夏同心县），在一次战事中失利。辖境知州石熙政上言，认为此役之所以失利，是因为“朝廷素不留意”，因此要求增益边兵几万人。
真宗接到奏章后说：“西边事，吾从未敢忘记。石熙政离我太远，他不知道朕的想法啊。”
枢密使周莹就来讨好说：“清远军一时失守，是因为将帅不和。石熙政敢如此出言不逊，一定要给他个罪名。”
真宗说：“群臣中有如此敢言的人，也很难得。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置之。如果一定要加罪，以后还有谁敢于直言呢？”
于是，不但不罪，反而下诏书褒扬嘉奖了石熙政。
“求直言”，是真宗一朝，事实上也是大宋各朝一贯的国策。
真宗即位之初，史称“首下诏求直言”，首先要做的事，就是下诏“求直言”。
贬谪近臣
真宗一个近臣名叫边肃。“五年战争”期间，边肃出知邢州（今属河北邢台），此地屡次遭遇地震，城堞摧毁，没有守备，而邢州当时兵力有限更无法出击。当时真宗在澶州，知道此地形势严峻，就给边肃下了一道密诏：“若邢州不可守，可根据形势南下保其他州郡。”
边肃得到诏书秘而不发，都督丁壮登城，周围几个州郡都壁垒不出，老幼奔邢州者，边肃都把他们放进来。然后大开城门，让所部兵马列阵，从城里到城外，穿过城门，做出待机出兵掩杀的姿态。契丹来到城下，边肃与契丹在小范围内接战，小胜后，不出击。契丹莫测，不知这是个什么战法，围城三日，退去。
边肃因功被擢为枢密直学士，徙宣州。后来又出知天雄军，徙真定府，累迁给事中。但边肃以前曾经私自以公钱做边贸获利，进入私囊，还派遣属吏强买民羊等。等他做了朝官，被人告发。真宗知道后，不想让他得到被审判的结局，就派遣官员带着揭发他的奏章给他看，边肃服罪。因为他过去有守卫邢州的功劳，就连夺他的三个职官，贬谪为岳州团练副使。
到了天禧元年（1017），国家有大赦令，要边肃知光州。
当时的刑部上奏，认为他是贪污犯，似不可赦。真宗说：“边肃在邢州时，正赶上契丹侵扰，朕曾屡次诏令可以弃城，进入南部大郡自保。但边肃能固守，颇著成效。虽然犯有贿赂之罪，但赶上赦宥还是赦宥吧，所以特意给他一个州郡。”
但是边肃始终没有回到朝廷做官。
老臣向敏中曾经对宰辅王旦说：“边肃是我们的同年，现在受责遭贬已经多年，丞相可以稍稍提拔一下他吗？”
王旦说：“边肃为皇上近臣，因为贪污而败，岂能更为升职奖拔？”
但是向敏中还是多次来说这个事，希望能得到更宽大处理。
王旦说：“我王旦并非对自己的同年无情，公如果一定要用他，要等我王旦死后才可。”
向敏中这才打消了援助同年的念头。
真宗朝，可能是宋帝十八朝中贪渎案例较少的一段时期，但从国君到臣辅，对此类官员，继承了太祖太宗两朝的风格，必加贬谪处理。真宗与太祖太宗的不同在于，他更多诉诸于羞耻心，让贪渎者自省，然后给予降职处分，并与臣辅采取一致措施，控制使用，但较少动用极刑。
反对酷刑
真宗践祚之初，对近臣说：
“朕乐闻朝政阙失，以警朕心，但是看到的臣僚奏章，多是自陈劳绩，大多说自己如何严厉治理。在我看来，这就是以此来获取‘干练’的名声。但国家政事，自有大体，如果能做到不严而理，不肃而成，这才叫作善！岂可以惨酷虐待下面，来邀为己功呢？这样的官员，让他到地方去‘临民’，徒伤和气。此辈真酷吏也！”
酷吏代代有，真宗不喜欢。虐民朝朝见，大宋有禁忌。
大中祥符七年（1014），真宗又对宰辅说：“我听说永兴军（今属西安）陈尧咨用刑峻酷。关中之地，近年来多次丰收，此际更应该宽抚地方，不宜严急。有一个叫窦随的人，在那里提点刑狱，总是伺察人的过失，然后激怒处理，他这是想叫内外都畏惧他。这事不可不责！”
然后，窦随受过训导后，转徙他地。而陈尧咨引导一条沟渠进入治所的城内，便于民用。有诏嘉奖他的治水成就，但诏书中又说：“决渠济之，不若省刑以安之，乃副朕意也。”
你陈尧咨开掘沟渠周济城内士庶用水，很好，但是不如省刑来安定地方士庶人心，更能符合朕的愿景。
真宗一向反对酷刑。
大中祥符四年（1011），内侍杨守珍在京东捕获盗贼，向应天府发文，要造刑具“木驴丁架”。州府将此事上报朝廷，真宗认为此事“非法”，于是派遣使者到州郡告知：不得制造惨虐杀贼之具。
大中祥符八年（1015），又是这位内侍杨守珍，在陕西都督剿匪，抓获贼盗后，上表请求：罪行严重的，请凌迟处死，以此警戒凶顽。真宗回信说：“法有常科，岂于安平之时，而行惨毒之事！”法律有正常规定，岂能在和平之际，行惨毒之事？于是诏令杨守珍要将捕获的盗贼送到所属部门，“依法论决”。
同一年，御史台审讯一位官员杀人犯，情节属实。当时的御史台官员王随请求将此罪犯“脔割之”，也即凌迟处死。真宗说：“五刑自有常制，何必为此！”宰辅王旦也说：“王随执掌御史台审讯工作，抨击、弹劾官员，自有案例可循，现在这话，不是他应该说的。何况这个贼犯，一死已经到了极点了。”
帝国需要和气，以养成中原衣冠文明之邦。此例，再一次证明，文明，是一点点“养”成的，而不是“建”成的。
用人之道
有一位官赠左仆射的老臣宋白病逝，有司议论，上谥号为“文宪”。但有一个密奏得到真宗批准，传了出来。密奏说：宋白素无检操，不当获此谥。于是有司重新讨论，改为“文安”。
按古人谥法，“宪”，意思是“赏善罚恶，博闻多见，行善可纪”；而真宗和“密奏”者认为宋白不具有这个品行。作为盖棺论定的谥号，一般都在褒贬之际尽力向褒扬方向靠一点，以此来表示圣朝的宽大，以及对家属的安慰；但宋白个人品行与“行善可纪”似有距离。国家刑赏，乃是治理天下之重要权柄，更是推演共同体道义天下的制度性杠杆，因此，所有的文明邦国对死后评定的用词用语都格外讲究。
宋白在太祖时主持考试，接受了很多请托，因此他担心放榜时人心不平，就将名单先报给太祖，他的意思是，借助皇上的批示来压服那些可能的不服之人。但此事被赵匡胤一眼看穿，当即将其斥退，要他自己去处理。并告诉他：如果不公，就用他脑袋来平息众怒。最后宋白不得不公平处理。
宋白还曾到名臣何承矩家访问，正碰上宴会，席间有一位品行欠佳的进士赵庆，投在何承矩门下。他看到宋白与何承矩关系深厚，于是悄悄出来叩拜宋白，求他向何承矩推荐自己。后来何承矩果然重用了他。此事被士林不屑。
有个大臣王沔，生性苛刻，待人无诚信，口碑不佳，但官做得大。宋白就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王沔。虽然王沔后来被罢官，但宋白联姻王沔的事，却传播得人人皆知。
大宋建构“天下为公”的帝国，因此对于道义一节，极为看中。这与五代乱世中“事当务实”，全然不顾及个人操守的治国用人之道是完全不同的。魏晋时期的曹操曾多次下《求贤令》，大意说：治理天下不一定需要“廉士”，即使像陈平那样，“盗嫂受金”不良品行，但富有才干之人，也可以重用；甚至即使像吴起那样，贪图官位，不惜杀妻自证，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的人，也可以重用。曹操认为：“进取之士未必能有品行，而有品行之士未必能有进取之才。”所以曹操的用人原则就是“唯才是举”，在“品行”与“才干”的天平上，极力向“才干”方向倾斜。这就与大宋有了路径的不同。
大宋并非不重用有“才干”的“进取之士”，但在“进取之士”的“品行”欠佳时，则尽力做到控制使用，不使他担任足以影响共同体道义水平的重要职务。这种控制，是大宋君臣共识。
国家赔偿
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在城西北修建玉清昭应宫，开封府上言：修筑配套工程“谢天地坛”时，占用民田十八户。
诏下：除按市场价给予民户国家赔偿外，另赐钱三十万，并蠲免诸户田租。
又诏：贫民有住在官方租赁房屋者，遇冬至、寒食，免三日租金。
天禧四年（1020），开封府有民居私搭乱盖，有些房屋侵占了街道部分面积。于是府尹上书，要求清除这些违章建筑。史称“上以劳扰不许”，真宗认为此举扰民劳烦，不许。
编敕
大中祥符七年（1014）时，京城有一无赖，娶妇后十天裹挟家产跑路。当时律法有规定：丈夫逃亡，六年之后，可改嫁。但这个无赖之妻迫于饥寒，来到登闻院敲登闻鼓，上诉。真宗特降诏令：“不逞之民娶妻，但骗取其财而亡，妻不能自给者，自今即许改适他人。”
大宋，士庶有冤屈，可以到登闻院上访。
大宋，妇女可改嫁。
大宋，可根据往日所无的案由案例，修订律法，由皇帝下“敕令”，若干年后，将这类散见于各个时期的“敕令”编纂为册，补充律法之不足，史称“编敕”。大宋建国后，“编敕”，几乎每个朝代都不断，是个很繁重的类似“宪法修正案”的工作。如，太祖时，国家编《刑统》三十卷，附《编敕》四卷；太宗时，曾取国初以来敕条纂为《太平兴国编敕》十五卷，行于世；真宗时，曾制新编敕十五卷，雕印颁行……
编纂《敕令》时，编敕官认为“敕令”不合适，可以上奏修订。如大中祥符八年（1015），编敕官言：“监守自盗，过去规定，从盗五匹判处徒刑两年，递加到盗取二十五匹判处流刑两千五百里，盗取三十匹就入绞刑；但法律规定，凡加重刑，都要循次而行，只有这个敕令规定过严，未能循次而行。建议改为：盗取三十匹判处流刑三千里，盗取三十匹判处绞刑。”真宗同意了这个意见。
赃物
大中祥符五年（1012），京东都大巡检胡守节上言：部下庶民王吉，知道群盗的藏匿之所，秘密告官，请求擒获盗贼后，将其赃物赠给他。
真宗接到奏章后说：“如此，则被盗之家不就更加受到伤害了吗？应该赐给王吉官钱三万，赃物悉归其主。”
护生
景德四年（1007），真宗西巡，到巩县。用膳时，有人献洛河的大鲤鱼。多年来流传一句美食名言：“洛鲤伊鲂，贵于牛羊。”说洛水的鲤鱼、伊水的鲂鱼，比牛羊肉都珍贵。但真宗看到活蹦乱跳的大鲤鱼后，说：“吾不忍食也。”命令将大鲤鱼放生。
大中祥符四年（1011），有人上言，说京城杀禽鸟、水族，用来供应食馔，数量很大，有伤爱惜生命的道理，希望能加以约束。真宗说：“如果听说宫中内廷和皇亲及皇亲封地诸县，有人购买此类生灵者特别多，可以令宫中管理部门严加约束，希望能‘自内行外’，由内部做出表率，慢慢影响外面，让庶民知道应该自我约束。”
大宋“护生”政策是“自内行外”。
放权
大中祥符四年（1011）冬，有个太常博士江嗣宗上言：“陛下躬临庶政，十有五年，殿廷间事，一取圣断，有劳宸虑。今请礼乐征伐大事出于一人，自余细务委任大臣百司。”
这个意见是要皇上放权，除了“礼乐征伐”大事外，其余都可以委放。按政治治理性质言，此类生态近似于“虚君”而“共和”。
真宗回答道：“此颇识大体。”
此言很符合国家治理的根本义理、大局。
史称“乃诏褒嗣宗，从其所请”，于是下诏褒扬江嗣宗，接受了他的意见。
刑罚没有私意
大中祥符三年（1010）九月，真宗到山西汾阴祭祀后土神。一个为真宗特别信任的入内高品也即高级宦官，名叫江守恩，他违背制度规定，购置青苗，私自役使军士六百人，到民田去取麦穗，做粮食倒卖；又擅自参与丁夫的管理，非理鞭打逃亡者二百人；命令役夫蔡文义买驴，没有买到，就将人杖死。
真宗得到消息后，难得发怒，下诏监察御史王迎调查处理此事。
狱成，江守恩应该“抵法”，也即被正法。
但因为他是皇上近臣，所以很多官员都想救助他，一来讨好真宗，二来可以借此靠近侍臣。真宗一律不允，甚至将几个试图“捞人”的官员给予降职处分。史上评论此事道：“守恩虽近侍，上不贷以法，论者以谓朝廷至治，行罚不私，中外莫不悚庆。”江守恩虽然是皇上近侍，但是真宗并不因此而宽贷。评论者认为这是朝廷最好的治理。刑罚没有私意，朝廷内外人人都有了敬畏和庆幸。
奖励雪冤
大中祥符年间，陕西有饥民，不得已卖子，每一口不满千钱。真宗知道消息后，当即下诏：“官为购赎还其家”，由官方出资赎回孩子，还给原来的家人。
景德年间，青神县（今属四川眉山）的小民史光宝，家中被贼盗劫掠。
地方“耆保”（略似后世之“保甲”）提供线索说：史光宝家被劫那天，有大雷雨，但村民延赋、延谊这兄弟俩不在家。显然，雷雨之夜出门的动机值得怀疑。县尉正为破案发愁，当即将二人逮捕。县吏王嗣等人，则利用公权力，对这二位“疑犯”“恣行拷掠”，二人不屈，在酷刑中被折磨至死。
不久，眉州得到了真正的盗劫者七人，这才让延赋、延谊得以雪冤。
执法官员受到处罚；延赋、延谊两户人家，免除三年田租和徭役，算作“国家赔偿”。
大宋帝国，就像今天世界各个文明邦国一样，并不能杜绝冤狱，但它也像今天世界各个文明邦国一样，一旦发现冤狱，必将昭雪。圣贤并不期待人间完美无憾，也从未梦想建造一条通往完美政治生态之路，但总是在做着通往公正的努力。大明帝国思想家吕坤有名著《呻吟语》，内中所载多为圣贤“金句”，其中有一句话长久地感动着我。我已经不止一次引用过他这句话，他说：为人辨冤白谤，是第一天理。
假如为官为吏，可以有一句终身奉行的座右铭，我推荐这一句话。它应该是“官箴”中的“官箴”，“金句”中的“金句”。
现在可以看到：大宋帝国，乃是一个有冤必申的邦国。所谓“政治文明”，就是这样点点滴滴化解着民生“戾气”，慢慢推演“生成”的，不是许愿式聒噪“建成”的。“文明”，尤其是“政治文明”，必须相信眼泪！
但在帝国内部，有人认为“辨冤白谤”乃是寻常事，所以在定期评议职务，以备升迁时，不将此事列为“课最”，也即最好的政绩。著作左郎曹定先生，就持这类意见，他认为官吏令冤死者雪，令判死者活，乃是天然的职分，算不上什么“劳绩”。但是另一位官员，太子詹事、判刑部慎从吉认为：“平反冤案后，误判、用刑的官员都要受责；但雪活、申冤的官员却不受赏。这类政策，未免赏罚不当。期望能够有敕令奖励为人雪冤的官员。”
慎从吉是从“工具理性”方向鼓励“为人辨冤白谤”的，但却符合圣贤理念、孔孟精神，因此，此议又是符合“价值理性”的。
《吕氏春秋·察微》记录的“子贡赎人”的故实，似可说明此案大义。
当年鲁国有法：有人如能将流落诸侯间的鲁人赎回鲁国，可以到国府取金。子贡赎买了一个鲁人回来，却不去取金，表示自己更高尚。孔子批评他说：“子贡你错了。从今以后，鲁人不再赎人了。你取金，事实上无损于行。”
后来子路又在水里救人，人家赏他一只牛，子路接受了。孔子表彰子路说：“从此鲁国人有可能去救落水者了。”
奖励雪冤官员，可以推演天下“祥和之气”。真宗接受了慎从吉的意见，颁诏：“自今诸州官吏雪活得人命者，并理为劳绩。”从现在开始，各州地方官员，如果能为人雪冤、让人活命，都要处理为职业政绩。
法有常典
寿春县主上言说：“我丈夫的哥哥掌管粮草之职，失职，被有司（有关部门）举报，请求宽恕。”
寿春县主，是封为寿春县的公主，楚王赵元佐的女儿。赵元佐是宋真宗的伯伯。
真宗“不许”求情，“使正其罪”。
而另一位皇亲，秦国长公主，又来为儿子求官，要做“正刺史”，而不是“领刺史”。这位公主下嫁左卫将军王承衍。真宗说：“正刺史系朝廷公议，不可。”
鲁国长公主，为翰林医官使赵自化求官，要做“尚食使兼医官院事”。真宗也没有答应。
鲁国长公主下嫁驸马都尉石保吉。石保吉因此常常有机会在真宗前“请对”，请求说话。有一次，他说他的仆人张居简为驸马府邸掌管私财，但有所侵盗，希望能由皇上下个诏书“重责”。真宗说：“（国家）自有常典，岂可以卿故，法外加刑，乱天下法哉？”
真宗不同意石保吉“从重”处理疑犯的意见。
石保吉又请求，不再想着“法外加刑”，也即不再“重责”了，我石保吉就在家中设刑，按照大理寺的判决，我亲自执行，可以吧？
真宗仍然否决了他。
说来石保吉这个人，后来也颇有功，但作为驸马，他贪财，一点儿亏也不吃。据说他家大业大，常常让仆人用批发价格买了针缕、脂粉等小小的家庭用具之类，在府中开办一个“家庭市场”，家人有需要，就在家里买。他这样做是希望所得“缗钱不出于外”，不令仆婢们赚取可能的“跑道钱”。史称此人“鄙近”，庸鄙而又浅薄。
大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方向上，令人欣羡。
“刑措”“狱空”
咸平年间，天下太平，负责刑狱案件的大理寺上言：“本寺案牍没有处理的，常常积压有几百个事，但近日以来，超过一个月没有公案。汉文帝时，处决死刑四百人，唐太宗时，处决死罪三百人，史臣都认为这是‘刑措’，也即不用刑而天下安。现在四海这么大，而听不到刑奏方面的案子，动不动这种安静就超过一个月。足以知道‘民识礼义’，而不会触犯法律啊！这事可以载诸史策。”
后来，知河南府冯拯更报告说：军巡院，也即汴梁监狱之一，自春以来，狱空，甚至有鸠鸟来此做巢，还生了两只雏鸟。
“刑措”“狱空”，是传统皇权时代努力追求的一种太平景象。从太祖时代开始，常常有这类记载。考真宗朝，开封府与各地报告“狱空”者更是年年不断。但由于太祖以来，国家鼓励“刑措”“狱空”，于是，就像大汉鼓励“孝廉”有人作假一样，大宋也有人在这类题目下作假。两浙提点刑狱、太常博士皇甫选，就将部内拘捕的囚犯，转移到别的拘所或监狱，然后说部内囚犯都空了，以此来换取法制清明的荣誉。此事被知杭州王济告发，罪名是“妄奏狱空”，于是，皇甫选被罚金三十斤，调离两浙路。
真宗对“妄奏狱空”很不满。有一次，他对近臣说：“我听说地方上有人追求‘所部狱空’，因此这些官员就常常告诫诸州，不得拘捕人犯。这不好。今后，如果词讼还没有辨明，一定要弄清曲直邪正；如果不明，就要地方转运使来介入调查。”
真宗是看到了诸道中，还有“非法拷讯”之事，他担心导致冤狱，殃及无辜，更有些人上告无门。于是要求辨清案由为重，并不一定追求传说中的所谓“刑措” “狱空”之类的“尧舜境界”。
与唐太宗追求虚荣名誉比较，大宋自始至终，比较“务实”。帝国领袖对自我旌表行为有警惕。
赈灾契丹
大宋与契丹已经签订了“澶渊之盟”，双方和好为兄弟之国，不再打仗。但双方还是有紧张对峙，边防警惕，始终没有放松。
大中祥符三年（1010）夏，知雄州李允则上言契丹靠近大宋边界的州郡多年歉收，缺食。近来很多人到近边宋地来籴米。
真宗下诏，雄州可出廪粟二万石，贱粜，为契丹赈灾。
真宗此举，颇有古风。春秋秦穆公时，晋献公死，经过多年战乱，秦国扶持夷吾回国即位，史称晋惠公。夷吾多次背约，但在晋国旱灾时，秦穆公还是给晋国运去了米粮赈灾。
当时在河北前线，大宋、契丹两地，生活着一群拥有“双重国籍”的人，史称“两属户”，既属于大宋，又属于契丹。这种“两属户”在雄州一带最为典型。雄州与契丹的分界线是拒马河，隔河与契丹的涿州相邻，中间还有一条河流名叫易水。但在易水之北、拒马河之南，宽约四十里的地带，就是“两属地”。“两属地”内有少部分“全属南”的宋户，但大部分都是“两属户”。为了避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不利结果，自从太宗端拱年间以来，“两属地”的居民，就得到宋朝的宽赋待遇，而契丹也待“两属户”很优厚。
现在真宗朝向“两属地”及“两属地”附近州郡赈灾，意味深长。
真宗不是平庸的政治家。“澶渊之盟”后，有些大臣就认为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从此高枕无忧。更有大臣打着“民生”的旗号，认为“养马”已经多余，属于“不急之务”，可以从此罢免“国马”的喂养，以此节省民力。真宗的回复是：“国马戎事之本，宜得大臣总领，不可避也。”
地方治理
中国地大，顾炎武曾著《天下郡国利病书》讨论各地异同及治理之法。这个思路从周王朝兴“封建制”，派遣诸侯治理各地已经有过总体考虑。汉唐以来，都知道一个理：郡县治，天下治。地方治理，事实上是帝国治理的主体和主题。大宋帝国在任用长吏治理地方时，总是慎之又慎。
景德四年（1007）时，两浙路杭州需要一个官员管理。真宗开始与宰辅们讨论合适人选。
冯拯认为：“余杭之地比诸道容易治理，因此选人不难。”
真宗不同意，他说：“地方方面的委托大臣，就是古代的诸侯。平常没有事，比较容易治理。余杭之地，古属吴越，民风轻巧，如果备预不到，哪里会容易治理呢？广西宜州只因为有官员虐待下人，就有了聚众为寇、延及他境的祸乱。如果地方长吏得人，哪里会有这种事！”
于是真宗阅览“班籍”，也即官员花名册，指着孙仅、王济两个人，问王旦：“二人孰优？”
王旦说：“王济有吏干之才，可以充任这个人选。”
于是真宗要工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王济改工部郎中，出知杭州。行前，真宗召见，当面给予宽慰晓谕，说到了朝廷的期待。
吴越之地自唐末五代以来，就崇尚华靡之风。而真宗有一个不变的理念：“国家所谨，俭约为先。节用爱人，民俗自化。”王济与真宗理念一致，到任后，有了化民成俗的志向。他在施行犒赏时，弃玉器细瓷之类不用，特意使用瓦缶木勺为器具。当地吏民有嫌贫爱富者，对此往往背后窃笑，但王济不变，“镇之以朴”，虽然并不能完全更化习俗，但以简朴之风影响了地方是实。
一场大雪
景德四年（1007）十一月辛巳日，真宗对宰辅王旦等人说：“昨晚降雪忽然中止，朕心忧这场雪下得还不够足，夜半让人就宫廷中观察，说又降大雪，雪势甚密。今晨来看，雪深果然已经一尺。看来明年的麦苗，应该有丰收的希望。朕常常惦念农耕的艰难，曾经对儒臣邢昺说：‘耕田的农人总是遭遇很多灾害。’邢昺说：‘农民的灾害大约有四类，一是人病，二是天旱，三是水涝，四是牛疫。四害之中，旱灾为重。因为田间如果无沟渠，沟渠如果无水，庄稼几乎没有办法去救，几乎要全部损失。古人言天灾流行，国家历朝历代都会有。’邢昺长久在乡间，尤其熟悉农事，他对农事的预言很多都能应验，他说有这一场大雪，来年将有好收成。近年来庄稼多次丰收，但朕总是担心有灾患。朕还听说今年积存很多旧麦，国家再得到这场时雪，看来农家应该没有冬旱之忧虑了。”
于是，真宗赐中书和枢密两制官员在政事堂宴饮；又在崇文殿宴请馆阁学士。真宗写了《瑞雪》诗，令馆阁学士们即席和诗，中书、枢密那边的和诗可以次日交上来。
误读经书
邢昺是跟从真宗多年的大儒，但又深通农事。当时官方所定雨涝丰凶之兆，大多不中。真宗很不满意，邢昺于是将自己写的一部关于农时预测类的书《耒耜岁占》三卷进献，经验证，大多灵验。书中所收，多为牧童村老常年在畎亩之间，观察天象与农时的经验记录。
真宗很高兴，咸平年间置经筵侍读，邢昺为第一任第一人。
到了真宗晚年，忽然有一天，看到邢昺形容憔悴、面色衰敝，真宗不禁举袖遮住眼睛泫然流涕，道：“公邸旧日的僚属，沦谢得差不多了，现在存在的只有爱卿你啦！”说罢，赶紧要内廷秘密拿出白银千两、缯千匹，送到邢昺家中。邢昺一向很健康，这之后不久，卧病不起。真宗亲自到他府上去临问，等到邢昺病逝，真宗又亲自来吊唁，帝国对儒者的尊重由始至终。
但真宗也有误读经书之处，这方面，邢昺有一个姿态意味深长。
真宗曾经对近臣说一个读经体会：
“古人都说向神祷告可以延福，未必。在朕看来，能行好事，神必福之。如《礼记·世子篇》注解说：‘文王因为忧勤损寿，武王因为快乐延年’。且圣经的奥旨，必不如此，这是注解者太不思考的缘故。文王焦思劳神，心忧天下，岂能因此而减寿呢？过去大禹也是如此焦劳，但有祥瑞，而享有永年。大约帝王能忧人之忧，不自己放纵暇逸，能不感应上帝吗？郑康成做的这个注解，颇不尽理，哪里值得作为鉴戒？朕曾经与邢昺讨论此事，邢昺不能对。”
真宗这番话的意思是：帝王行好事，神必福佑，可得长寿。
邢昺的“不能对”，是“不好对”。按圣贤理论，人之长寿或夭折，与“行好事”并无必然关联。孔子的意见就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但圣贤不会因为福佑与否而放弃“行好事”的努力。对圣贤而言，“行好事”之后，是否长寿、夭折，不是题中应有之义。此事，圣贤不考虑，不回应，不强作解人。这是孔子“予欲无言”的“无言”范围，是儒学必须搁置的题目。邢昺的“不能对”，实是“不应对”，故此际沉默是最佳姿态。
真宗读儒学经典，也读道家、佛学经典，学问驳杂，对“因果”有坚信。此案，可见真宗迷恋佛道之深，可见邢昺恪守儒学之正。
君臣之论
直史馆陈靖上言，说有一位州官陆晔得了狂躁的疾病，被人评论，认为此人不适合在地方任职，希望能在史馆给他安排个职务，让他在文字研究中工作。
真宗听后大怒，回答他道：“国家文馆，以待天下贤俊，岂养疾之所邪？陈靖妄有陈述，当严戒之！”
在大宋，文史馆是国家贤俊所居之地！
真宗即位后，他的办公习惯是：每天早上到前殿上朝，中书、枢密、三司、开封府、审刑院，以及要求“请对”的官员，依次奏事；大约上午九点钟以后，回宫，吃早餐。然后出来到后殿，“阅武事”，到日中休息。晚上召侍读、侍讲学士，询问政事，有时要到夜半还宫。
史称“其后率以为常”，也即以后没有大的活动，基本就以这个程序周而复始地工作。
真宗曾对近臣说：
“朕听政之外，从未有过虚度时日。探索研究传世典籍，朕素来耽玩于此。遇到古来圣贤所论的深奥之旨，弄不懂，不免废寝忘食。日前置侍讲、侍读学士，自今令秘阁官员，每天值班，朕都想去召见，得以访问。”
后来学士当值，遇到真宗召见，往往到午夜才退。
真宗读书多，每观毕一书，还要写诗歌咏，使近臣赓和。所以有《看尚书诗三章》《看春秋三章》《看周礼三章》《看毛诗三章》《看礼记三章》《看孝经三章》，还有《读宋书二首》《读陈书二首》《读后魏书三首》《读北齐书二首》《读后周书三首》《读隋书三首》《读唐书三首》《读五代梁史二首》《读五代后唐史二首》《读五代晋史二首》《读五代汉史二首》《读五代周史二首》……史称真宗“可谓近世好文之主也”。
但在这些书中，真宗认为最值得重视的是《史记》和《汉书》。
他曾对宰辅王旦说：
“经史之文，里面有国家治理的龟鉴，保邦治民的要点，都在这里了。但是三代之后，典章制度、声明文物，参考古今而适合时用，莫若《史记》《汉书》。学者不可不尽心于此啊。”
王旦补充真宗的意见说：
“孔子在周王朝衰敝之后，历聘诸国，不成，退而删《诗》《书》，定礼乐，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为万世立法。后来的王者，即使是上圣，也必以此为师范。古人云：‘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孔子所谓‘志在《春秋》’，实在是要以褒贬极笔为终古诛赏之法，使乱臣贼子观此而生畏惧。褒贬，这是儒学立教的深奥之旨，更为国家极为重要的治理法则。司马迁自为一家之言，那是因为他知道孔子修《春秋》，那时的凡例不可完全继承，所以另创‘本纪’‘书’‘世家’‘列传’，但《春秋》的褒贬惩劝深奥之旨就在其间。班固以下，没有离开司马迁的这个方法，不过增加词采而已。”
真宗回应道：
“孔夫子的‘道’，不可须臾离开呢！有些迂腐的儒者说，尧舜那时候，还没有孔子呢，不是也可以达到国家治理吗？嘁！这真是浅识得很。殊不知，夫子之道，就是尧舜之道。所以说‘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孔夫子尊尧而宗舜，到极点了，不是说夫子之道与尧舜之道不一样啊！”
这是史上记录下来的一段君臣就儒学思想史的讨论。
恭己待士
真宗平时很端正，穿衣打扮中规中矩，但有一天，晚召学士坐承明殿，完事后，真宗让中使宣谕道：“朕适才坐殿忘了御袍带，爱卿不要惊讶啊！”学士退出，按礼拜谢，真宗因为礼服不周，坚持不接受学士拜谢，令中使说：“上深自愧责，有旨放谢。”皇上很为自己的失礼而惭愧、自责，有旨免拜谢。
大中祥符元年（1008）冬，真宗行泰山封禅大礼，驻跸泰山，知制诰、集贤院学士晁迥因为要草写赦书，按例先进呈裁定。旧礼仪规定，学士当值的日子，如果遇到宣召，就系上鞋子去见，皇上则戴帽子接待。这一次，晁迥自己忖度，皇上正在奉祀天地神祇，而且正在斋戒，穿戴也一定很严肃。于是，他特意穿上朝服持笏来见。
到了行宫门口，由中使入奏，一会儿，中使出来说：“皇上刚好在问，听说学士盛服而来，皇上已经赶紧进入内室换衣服了，学士可以在此等候。”
等到中使再入、再出，晁迥已经等了一会儿时间，随着中使来到帷幄，真宗已经换上了礼服，改御巾帻而坐。史上的说法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看上去很严肃庄重的样子，接近后，说话，感觉很温和温暖。史称真宗“恭己待士之德，发自于清衷而然”。真宗恭敬对待学士，这种德行，是出自纯洁的内心，自然而然。
有一位儒臣杜镐，在龙图阁值班。真宗因为沐浴完事，吃一樽酒，将余下的封起，派遣使者送到杜镐的阁中。杜镐平时不善于饮酒，但得到皇上赏赐，很高兴，居然一饮而尽。不料因此而引动老毛病，忽然僵卧不省人事。
真宗听说后大吃一惊，步行到龙图阁，亲自调药喂他服用，并诏令他的儿子来阁中侍奉。有一会，杜镐醒转过来。杜镐见至尊在座，要起身答礼，但真宗抚着他让他躺下。直到杜镐病情平稳，真宗这才回宫。
史称“方镐疾亟时，上深自咎责，为由己赐酒致镐疾也”。杜镐病倒严重的时候，真宗深深地自我责备，认为是自己赐酒给杜镐导致他病倒。
常平仓
景德三年（1006），真宗朝在太祖、太宗两朝基础上，完善了“常平仓”制度。
“常平仓”，是传统中国由来已久的粮食政策。一般做法是，每年税赋粮食收入的一部分，多时可达十分之一，归入“常平仓”。如果歉收，粮价上涨，则低价卖出“常平仓”存粮；如果丰收，粮价下跌，则以高于市场价购买之，以此平抑粮价。
真宗朝在京东西、河东、陕西、江淮、两浙等地，计户口多少，量力留出由三司征缴的赋税一部分，自一千至两万贯，令转运使在每个州郡选择清白守法的官吏管理，国家司农寺总领，三司也即财政部不得挪用这部分存储。每年的夏秋两季，就按粮价高低做卖出买进。
为此，司农寺开始在诸路创建廨舍，收藏账簿，三司下属的度支部，另外置“常平仓”案卷。一般规定是：万户人家要有万石的准备，但上限到五万石。如果三年以上，“常平仓”的粮食还没有出粜，那就意味着市面上粮价一直很平稳，这时，就将粮食划拨为国家粮库，另外以新的粟米充入。
制度规定：如果十年之后，存储有多余，就将本钱还给三司也即国家财政部。真宗朝于是在“常平仓”制度保障下，米价贱则加价入籴，米价贵则减价出粜，市场粮价终真宗一朝，没有大的波动。
壹
| 割据之梦 |
割据者经由刀头舔血般的种种冒险，侥幸“成功”之后，即可以享用私权力以及私权力之下的种种特权，那是人类省略政治文明之后的贪欲满足。所以即使在仁政如大汉、如大宋，这般文明时代，仍不乏大胆不逞之徒在追逐割据之梦……
武夫悍卒的富贵梦
公元997年，农历三月，宋真宗赵恒称帝后，沿用了他的父亲宋太宗赵炅的年号“至道”，七个月后，新年伊始，才改元为“咸平”。
真宗使用过的年号计有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乾兴五个。除了天禧年间之外，每一个年号，包括至道年间，都有变乱发生。在所有这些变乱中，除了大中祥符年间的“泸蛮之变”属于“民变”，其他变乱都属于“兵变”。无论“民变”“兵变”，规模虽然不大，但朝廷出兵“平叛”就是战争行为，因此从性质上论，平定“民变”与“兵变”的活动，都应属于“内战”。
有意味的是，“民变”不论，平定“兵变”的这些“内战”，依旧是五代乱世“权反在下、阴谋拥戴”的模式再现——下层军士谋求富贵，要挟长官做首领，起而造反，称王或称霸，割据一方，重做“江东孙坚”“西凉马腾”“荆州刘表”这类藩镇勾当；首倡变乱的武夫也因此“拥戴有功”，借机升官并发财。至于道义、后果、民生灾难，在这类武夫们心中，似乎很少想到，或从来就没有思考的位置。
大宋建国已经三十多年，但五代时期武装割据的遗风犹在。
直到大中祥符九年（1016），甚至还有兵士“谋欲为变”。
当时有个马军副都指挥使张旻，负责在京师选兵。他的军令特别峻急，士兵们害怕。惧怕，也是一种力量，人们往往在惧怕中陡然而生勇气。他所拣选的军士就因为他的刚狠暴躁而恐惧，于是“谋欲为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