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人说：“这是皇上赐给的，要等相公回来看看再分。”说罢，又将那两壶酒拿了回去。
这位哥哥大怒，拿了根棍子过来，把十个酒壶全部打碎，美酒流了一地。
王夫人很窝火，不让人收拾，留着这个局面给王旦看。
王旦回家看到，听左右说了来龙去脉，就对夫人缓缓说道：“人生光景几许时？其间何用较计！”
只有这一句话，其他的话不说。
事情也就如此不了了之。
在很多时刻，“不了了之”是最好的结局。读书、读史，也应该在这类“故实”的字里行间看到生活的艺术和智慧。能看懂、参透王旦这种雅量，以及“不了了之”背后的吉凶祸福，是智者。
但这种雅量还不算什么。他最宏旷的雅量是对寇准的姿态。
他与寇准先后为相，但他在寇准罢相后，还是多次推介寇准。
寇准在枢密院时，王旦在中书。中书有文件送往枢密院，格式上违反了制度规定，寇准就拿着中书的文件向真宗汇报；王旦被皇上责备，同列被责罚，王旦只是拜谢，不解释。
等到不久，枢密院也有文件送往中书省，也犯了同样错误。中书朝臣很兴奋，拿着文件给王旦看，意思是要王旦也送给真宗，报复那个“山西老西”！
王旦很安静地说：“送回枢密院。”
寇准接到后，很惭愧，见到王旦时不免真诚地夸赞了他，但王旦不做回应。
寇准被免去枢密职务后，又托人私下找王旦，求官，而且还求做地位极高的赠官：使相。
王旦感到不可思议：将相这么高级的任命，怎么可以强求呢？他对来人说：“我不接受私人请托。”
寇准得到消息后，不免对王旦有了恨憾，多次说王旦坏话，王旦一律不计较。王旦深知寇准是不世之材，当朝无人可及，而且也理解寇准这种“敢以天下为己任”，无所深藏的性格，所以还是很认真地推荐了他。
不久，寇准出任节度使，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再次入相。寇准入朝向真宗拜谢，说：“如果不是陛下了解臣，哪能到此！”真宗于是告诉他来龙去脉，王旦怎么怎么推荐了他。这次，寇准对王旦有了深深的愧服。
宰辅之职，哲学一点说，是“燮理阴阳”，也即让国家阴阳和谐，人才各得其用，万物各得其所。王旦撇开寇准的“小德”亏惭不论，全以大宋国运为考量，故推荐寇准不遗余力。
但寇准却是个不拘小节的人物。他在外郡任职，自己生日那天，建造巨大的喜棚，大宴宾客，所用的服饰奢侈不说，还出现了制度僭越。他得罪人太多，于是被他人告发。
真宗很不愉快，对王旦说：“寇准这厮事事都想仿效朕，这可以吗？”
王旦很安静，仿佛在听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缓缓答道：“寇准贤能是贤能，但对他的‘傻呆’你说有什么办法！”
一番话，说得真宗心意疙瘩全消，也说道：“对，这正是‘傻呆’而已。”
一场可能的大狱消弭于无形之中。
这就是避免“焦头烂额”的“曲突徙薪”之举。一代名相，为护持大宋的人才和元气，为推动大宋帝国“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堪称不遗余力。
寇准再次拜相，也源于他的临终推荐。
王旦病重时，真宗命人抬着轿子将他请入禁中，让王旦的儿子和近侍搀扶着他，在延和殿讨论未来的宰辅人选大事。真宗问他：“爱卿现在病情这么严重，万一有不讳，让朕将天下事付给谁呢？”
王旦感谢皇上信任，但他觉得任命宰辅还是应该皇上自己拿主意，就说：“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择之。”
真宗再三问他，王旦就是不回答，他就是要知道一下真宗自己的心思。当时，名臣张咏、马亮都是尚书，都可以是丞相平章事的人选。
真宗就问他：“张咏如何？”
王旦不回答。
真宗又问：“马亮如何？”
王旦还是不回答。
真宗再恳求他：“爱卿试着说说你的意思啊！”
王旦这才勉强坐起，费力地举起朝笏，说：“以臣之愚见，宰辅一职，莫若寇准。”
真宗一下子流露出失望的表情，对王旦说：“寇准性情刚猛、偏执。爱卿再想想，还有谁？”
王旦很肯定地说：“他人，臣所不知也。”
说罢，就请求道：“臣病得厉害，不能这样硬撑了。请允许臣回府。”
王旦不久病逝，真宗思前想后，最后还是任命了寇准为相。
寇准与王旦没有私交，且曾经多次“诋毁”王旦，但王旦知道这位“寇老西”实在是难得的大才，由他支撑大局，应该能够抑制住王钦若、丁谓之辈不至于祸害天下。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姿态和品质，从第一代名相赵普而来，已经逐渐成为大宋帝国的宰辅传统。
王旦隐忍相位
王旦为国家进荐人才，很多都被真宗起用，很多都成为大宋栋梁。但他也会区别对待。寇准毛遂自荐，可以，他人就不可以。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存在，就知道此事无关“平等”，乃是史上屡见不鲜的“英雄惜英雄”。王旦所“惜”者更在“英雄”之上。王旦重“品”。
有一位谏议大夫名叫张师德，是太宗朝名臣张去华之子，有文采，很想做中书省的知制诰，就两次到王旦家来“访问”，都没能见面。于是认为是有人在王旦宰相前毁谤了他。他找到好友，当朝大臣向敏中，要他帮忙。
等到议论选用知制诰时，王旦对向敏中说：“可惜了，张师德。”
向敏中问他，王旦说：“我多次在皇上面前推荐张师德，说他是名家子弟，很有士子的操行。没有料到，他却两次到我家中。这可不好。已经状元及第，前程已定，就应该静候。他这么为名利而奔竞，那些没有门路求官的人怎么办呢？”
向敏中于是告诉王旦，说可能有人“谮毁”张师德。
王旦说：“我这里哪里有人敢轻率毁谤他人！这是张师德这位后进，待我轻薄而已。”
向敏中坚持自家意见，说：“如果有知制诰的空阙，希望您想着这事。”
王旦也坚持自家意见，说：“必要暂且缓缓，要让张师德知道，奔竞无效，以此来劝戒那些贪图进用的人，更因此而激励一下世俗的浮薄。”
王旦这个儒臣，不乏“五常”仁义礼智信之德，尤其不乏“智”，“明智”“智慧”，但是当他知道皇上一定要迎“天书”之后，就有了局促不安。当皇上在没有任何名义下赐给他一壶珍贵的明珠时，他知道，事情已经不可挽回，皇上是不可能回转心思了。王夫之在《宋论》中就分析道：真宗“欲有所为，而厚贿其臣以求遂，则事必无中止之势”。如果王旦力争，不但没有结果，反而会令事情变本加厉，那些怂恿真宗的人物就会编发出种种“谮毁之言”，危及禄位，也玷污令名。如果辞职不干，则王钦若、丁谓、陈彭年等人就会上位，而国家交给这样人物，则“国益危”。宰辅之位，系国之安危。王旦最后在进退失据中，下决心隐忍于相位，撑持起这一番必将“遗后世之羞”的运动。
王旦在做“不得已”的大事。
寇准之后，他在孤独地撑持大局。
就在这个格局下，王旦应该能够回忆起“圣相”李沆的远见卓识。那时节，李沆告诫他不能让皇上优哉游哉，要经常用一些水旱灾异之类的“小事”来提醒年轻的真宗，以免皇上生出“侈心”来。那时节，王旦还不能深信李沆所言，直到“天书”之事兴起，封禅大典开始，他才觉悟到李沆就是李沆，远远胜过自己的判断。
这不是王旦的自家感觉。史上自有“责备贤者”的春秋笔。
南宋史家王称，在他的《东都事略》中就说：李沆、王旦相继出任真宗朝的宰辅之职，二人执政，阴阳和、风雨时、水土平、草木茂，外患不兴，中原富有，天下安居乐业，可以说是称职的宰相；但李沆还是在太平时日每天上奏一些水旱盗贼之事，以此来防备君主的“侈心”，他的“先识远虑”就到这种地步。与李沆相比，王旦“于此有愧于（李）沆”。
元代史家脱脱，在《宋史》中就说：王旦当国最久，许多事迹他人不及，很多大事，都能一语而定，堪称“伟哉宰相才”；唯有接受王钦若之说，演成“天书之妄”，“斯则不及李沆尔”。
但王旦违心来做这一场神鬼妖妄活动，内心一直很郁闷。
那时，真宗皇帝很信任他，更倚重他，遇到大臣有所请求，真宗必定要说一句：“王旦会以为如何？”但是王旦还是不高兴。史称“（王）旦与人寡言笑，默坐终日”。在中书，他常常默默地坐着，一言不发。即使在朝廷奏事，群臣有不同意见，议论纷纷，他也等到静下来，说一句话就定下，不再多言。回到家里，有时会顶着冠带、穿着朝服，进入静室独坐，家人谁也不敢见他，也不敢问。王旦的兄弟王旭知道这事后，很担心哥哥，就来问当朝的好友赵安仁。赵安仁说：“朝廷议论一件事，你哥哥不愿意推行，但是还没有最后决定。这情况，估计一定是他在为朝廷事忧虑。”
生民膏血，安用许多？
王旦不慕虚荣。
有人要卖一副玉带，很漂亮。王旦的弟弟王旭相中，就拿来给做了大官的哥哥看。
王旦让王旭戴上，问他：“还能看到漂亮吗？”
王旭说：“我系着它怎么能自家看到？”
王旦说：“自己戴这么个沉甸甸的东西，让观看的人称好，这不也太劳烦了吗？”
王旭赶紧将玉带退了回去。
他人的毁誉不是评判自我的尺度，足够自信的人物，不会在意他人东说西说。王旦就用这个方法教育了弟弟。
东封之前，中书、枢密二府讨论要为官员“增饰车服”，以此来让这场法事更大盛大。
碍于众意，王旦也没有反对，但他自己也不做准备，不干这个活儿。
王钦若等人不放心，就派人每天观察王府，看他是否在“增饰”什么。始终没有动静。王钦若就让人做了一副“绣鞯”，也即刺绣精美的鞍鞯给王旦送去，附信说：“前此二府曾议论此事，我怕大人忘记，已经让人做了这个给您。”
王旦让人按照市场价格付给了王钦若银钱，但将“绣鞯”搁置起来不用。
王钦若问他，王旦说：“我平时骑跨的，都是君上所赐，已经不算不华美了，岂可以更做奢靡、超越制度规定。”
王旦此举，一来是不喜欢虚荣，花里胡哨的东西在他看来并不美；二来是他在用“克己”功夫约束自己。至于他人，不问，不用这种道德标格去约束他人。这就是圣相提倡的“身教”。史家之所以记录此事，自有“史心”。中国史家，多是儒家。
王旦做事专注，他的视野、思虑都为天下意识所占据，与李沆一样，也是不愿意为琐事分心的人物。他家中大宅门年久失修，坏了，修门时，暂时在廊下开侧门出入，王旦就骑马俯伏在马鞍上，从侧门进入；大宅门修好后，再从大宅门进入，根本不管不问。他脑子里压根就没有这事。
有一个执鞭坠镫的控马士卒，到了任期，来辞别。
王旦一看，不认识，就问他：“你给我控马多长时间啊？”
控马卒说：“五年啦。”
王旦说：“我不记得有你。”
控马卒遗憾地告别，转身离去。
王旦招呼他回来，说：“你就是某某某啊！”于是给了一笔丰厚的赏赐。
原来，这个控马卒，每天牵着马走在前面，王旦在马上看到的总是他的背影。现在，他辞别转去，王旦再见他背影，才想起他是谁谁谁。
像李沆一样，王旦也不治家产。他说：“子孙应该都想着怎么独立，不要试图分沾祖上遗产。何况田地第宅，更是让后人陷入争夺财产的不义之中而已。”王旦对财富之类，不是不重视，是不关心。
真宗后来知道他的宅子很简陋，就想为他修治。
王旦想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拒绝：“臣这宅子乃是祖宅，为先人旧舍，不忍动。”
真宗这才没有替他翻盖。
胸中自有万千丘壑之大格局者，不仅视财富为身外之物，生活趣味也往往在财富之外。他们不会为财富所累。这类话头听上去像是“大言”，但对古来为数不多的圣贤人物，如李沆、如王旦而言，实是“实言”。财富，对他们个人而言，实在是太不重要的东西了。
他的哥哥早逝，但他承担起侍奉寡嫂的责任；抚养弟弟妹妹们也都尽了亲情。朝廷有赏赐，以及他的俸禄，他都会拿出来，与宗族共享。家中生计全部委托给兄弟王旭管理，他对此类事“一无所问”。
甚至，财富、名望经常让他心生畏惧。他晚年时，经常被加官，每次加官，家人都要祝贺，每次祝贺，他都立即要求中止，并因此而对他的兄弟王旭说：“遭遇如此，愈增忧惧，何可贺也？”遭逢际遇到了这一步，更让我增加“满招损”的忧惧，哪里值得庆贺呢？
功名利禄之前保持“谦抑”，而不是“骄狂”，是美德，事实上，也是智慧。儒学论“五常”，仁义礼智信，这之中的“智”，就包括了“谦抑”的智慧。道理浅显，但践行者不多。所以，史上无数“满招损”的故实，依然挽救不了现世的骄狂之败。考古今之“谦抑”，不得少时庭训谕导，必得幸遇圣贤教化。没有此等经历、阅历，寒酸措大骤然富贵，人性中陡然而起的贪欲往往在“节制”与“当位”缺席之际，自我膨胀而“骄狂”，于是，败德而后败身……王旦警觉者在此。他的“忧惧”源于对人性贪欲的“节制”，而在自省中，复归于“当位”，圣贤应当静居的位置。
但他对财富需求的节制，也因为他懂得民生不易。
传统道义中，节俭，尤其是官员的节俭，具有“民生”的意义。有记载说，朝廷经常会有赐予，而赐予的财帛器物，往往就由有司派员直接送到府上。而王府家人得到这类宫廷赏赐后，喜欢在大厅中迤逦摆开，慢慢欣赏。这也是人之常情，王旦不愿意拂逆；但他不愿意像个守财奴一般，点检、看视。有一次，他闭上眼睛，听凭家人欣赏，自己叹息道：“生民膏血，安用许多？”
于是，他在朝官外放时，总不忘当面训诫他们：爱惜民力。
到了垂暮之年，正是老人贪财的年龄时段，但他有一次面临真宗皇帝给他的巨额赏赐，上表谢绝了。表章中说：“已恨多藏，况无用处？”臣已经很遗憾，家资太多了，何况这类赐予，对臣没有什么用处。真宗不允，他最后还是没有接受。
他平时自奉非常俭约，吃的、喝的都不多，史称“饮啖全少”“清苦如此”。
不信“怪力乱神”
王旦，在真宗朝执政十八年，为相十二年。“天书”降临时，他是总管，天书仪仗使；封禅大典时，他是总管，大礼使；玉清昭应宫建成时，他也是总管，玉清昭应宫使。他从头参与了真宗一朝“神道设教”活动。天禧元年（1017）因为病重罢相，但以太尉职务继续掌领玉清昭应宫使。当年深秋，王旦病逝，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魏国公，谥文贞。文贞，与文正相近，都属于一等一的谥号。有人认为王旦谥号是“文正”，误。是因为初谥“文贞”，但他死后，宋仁宗践祚，与仁宗名“赵祯”犯讳，故在书写时改为“文正”。
王旦临终时最后悔的事，就是未能阻止真宗“神道设教”系列行为。
王旦病重，真宗亲手调制汤药给他，派内侍一天到王府三四次来探望，给他送来宫中的山药粥。王旦告诫子弟说：“咱们老王家，一向盛名清德，你们应致力于俭朴，以此保守门风，不要过于奢侈。我死后，不要厚葬，黄金财宝不得入棺。”王旦留给家人最后一句话是：“我别无过，惟不谏天书一节，为过莫赎！我死之后，当削发披缁以敛。”
王旦非常后悔参与从“天书”开始的一系列“怪力乱神”活动，这些都与他受过的圣贤教育相距太远。所以，想用死后削发，按照僧道模样入殓，来消除俗世罪愆。但是后来儿子听从了时贤的意见，没有这么做。
王旦不信“怪力乱神”。当初，他中进士及第后，出任平江（今属湖南）知县。据说，当地官舍一直有怪物占据，而且还时常弄些恶作剧出来，使人无法居住。王旦到任前一晚，看守官舍的官员听见群鬼呼啸，说：“相公到了，我等该避开离去啦！”据说从此怪物绝迹。
这类传说映射出的，不仅仅是“以正压邪”的评价，也包含了对王旦不信“怪力乱神”的清醒认识。
王旦做事谨慎，对人也很有一点识别能力，往往有预见。
大中祥符五年（1012）时，真宗曾经梦见赵氏始祖赵玄朗，据说他是“人皇”九人中的一人，曾经转世为轩辕黄帝；到了后唐时，奉玉皇大帝之命，赵玄朗于七月一日再次降世，主管赵氏家族，总治下界。于是，赵玄朗被真宗封为“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庙号“圣祖”。为此，“玄朗”二字还成为后来的汉字避讳，名将杨延朗就为此改名为杨延昭。赵玄朗的夫人也被真宗追尊为“元天大圣后”。即将建成的玉清昭应宫，主要是奉祀玉皇大帝和“天书”，它的后殿，就成为祭祀赵玄朗的正殿。但为了崇奉这位“圣祖”，特意在兖州界的曲阜附近建造景灵宫，祭祀轩辕黄帝也即圣祖赵玄朗。
王旦，就出任“景灵宫朝修使”，负责到兖州去监修景灵宫宫观。
与王旦同行者为宦官周怀政。此人乃是真宗朝最重要的大宦官，精明果敢。他在后来真宗病重时，联系当朝重臣杨崇勋、杨怀吉，密谋刺杀佞臣丁谓，拥立仁宗皇帝，奉真宗为太上皇，最后事泄，被杀。
王旦很可能预感到了此人气场的某种危险性，或者也因为他是一个宦官，不愿意落一个“交结内侍”的污名，所以，一路上对他始终保持敬而远之的姿态，不做私人情感联络。周怀政倒是很愿意结交这位名动天下的宰辅，所以有时候会找由头“请见”。王旦得到门人通报，就要随从们都来陪见，而且他会在后堂一本正经冠带整齐，等随从们都到了，他才出来到大厅接见周怀政。
人们都认为王旦这种以礼相见、不通私情的做法有点过。但是后来周怀政“谋逆”事发，人们才意识到王旦的深谋远虑和识人之明。
与危险的人、倒运的人、小人相处，都需要特殊的智慧。王旦此案，可以给予涉世不深的君子以启发。
王旦虽然不及李沆那般富有洞察力，但对人的识别也超越流俗甚远。
他的好友大才子杨亿，有一次论及正在风头上的丁谓。王旦说：“丁谓才能不凡，但治理朝政之道就未必。将来他居于高位，如果有德者能帮助他，可以保终身吉祥；如果他独揽大权，必为自身牵累。”后来的事实，证明了王旦的预见性。
王旦厌恶丁谓，对他耗费公帑，推动玉清昭应宫的建设，更心怀不满，但碍于真宗“神道设教”的“总体设计”，他无法中止此事，并且还要跟着一块推动，因此，内心极为郁闷。到了玉清昭应宫建成，丁谓令人准备酒食在宫观门前的帐幕中，为游人免费提供。但游人越来越多，负责饮食的官员备下的各类免费食品质量很差，史称“多薄恶，不可食”。于是有人到丁谓这里来投诉。
丁谓就到相府宰辅办公室向王旦请示应该怎么办。
丁谓说了一遍，王旦不答。
再说，还是不答。
连说三四遍，王旦就是不答。
丁谓此时已经做到参知政事，副宰相，只比王旦官低一级，他见王旦如此“傲慢”，不禁鼓勇变色，质问王旦：“相公何以不答？”
王旦这才徐徐回他：“此地不是与人理会馒头夹子处。”
中书省、政事堂，这个地方是讨论军国大事的地方，不是跟人讨论馒头、夹子、二锅头的地方。
丁谓对王旦怀恨在心，多次败坏王旦。
但是王旦德高望重，丁谓要扳动王旦，还没有可能。丁谓也是权谋家，王旦直道而行，要抑制丁谓，也有难度。最后让丁谓倒霉，替王旦扳倒丁谓的，是另一位谋略家，王曾。这是后话。
祸害大宋的“五鬼”
丁谓并不是邪恶之徒，此人治国有术，关注民生，也忠心耿耿；但他在史上的地位，以及史家的评价，却很低。
他是大宋帝国第二十位宰相。与他先后出任宰相的王钦若一样，也是南方人。前此十八位宰相都是北方人。地域不同，是否存在着气质上的差异？是史上聚讼不已的问题。宋太祖似不相信南方人，所以他有遗训：“不得令南人为相。”但真宗不信这个，他越过了太祖的这一道“家法”，连续任命两位“南人”为相。真宗以后的大宋，南人为相的数量超过了北人。事实应该是，自从真宗之后，太祖“遗训”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但令人讶异的是，真宗朝这两位“南人”，加上林特、陈彭年、刘承珪，被时人虐称为祸害大宋的“五鬼”。似乎证实了太祖“遗训”的“远见”。
事实是否如此？
称之为“五鬼”的“时人”其实乃是“士人”，更具体说，它源于名相王曾的一次奏言。但因为王曾后来的影响力不下于王旦，故“五鬼”说得到了有效传播。但是，当我进入史料中检点这五位大宋名臣时发现，“五鬼”这种评价，作为贬称、严论、“春秋笔法”，可能狠了点。
财务次官林特
且说林特。
林特出生在今天的福建，年少时聪明好学，曾在十岁时带着文章觐见南唐中主李璟。李璟很惊奇，当场出题让他作赋，林特顺利完成。于是被授命为兰台校书郎。进入大宋后，太宗时做到大理寺丞和陇州（今属陕西）通判。名相吕蒙正欣赏他，推荐为三司户部勾院通判。真宗朝时，有一位财政官员管理陕西盐政，有制度变革，地方褒贬不一。真宗就命林特调查此事并给出意见。林特送上来的报告认为：制度变革不佳，既不利民又不利国，请恢复旧制。真宗欣赏这个意见，擢升了他的官职。他在后来管理茶政时，又据实情做了制度调整，让宋代的茶税每年增加收入百余万。
林特从此进入大宋帝国的财政官员系统，成为丁谓的副手，在整个“神道设教”活动中，他都是跟随銮驾的财务次官。
工作中，他发现了丁谓的才干，出于内心的尊敬，他每次见到丁谓一定要施拜见礼，一天之中有时要见三次，每见一次就要拜见一次。这种毕恭毕敬被后人称之为“巴结”。丁谓得到知音，也很受用，于是对待林特也很关爱，总是在真宗面前推举他、表彰他。
王钦若颈上有个大肉瘤，人称“瘿相”；丁谓则长相很猥琐，像个猴子；林特更是身体瘦弱，弱不禁风。这几个人都是一副病态样子，却个个才华出众。林特精敏，做事称职，丁谓几乎离不开他。而林特虽然病弱，却没有请过一天病事假，每天伏案工作，对大宋财政状况了如指掌。真宗也很欣赏他。但史称此人“天性邪险，善附会”，与丁谓、王钦若结为“朋党”，对不满意的人物，就有了小动作。真宗有时要向林特咨询朝廷大事，他们几人就借此机会巧妙地诋毁中伤同僚，为人所惧怕，不知道他们会对皇上说些什么“谮毁之言”，于是，朝中有了“忧谗畏讥”之象。
翰林学士、工部侍郎杨亿，乃是当朝一等一的大才子，而王钦若、陈彭年也是不遑多让的才气纵横之人，互相间不免有了“文人相轻”的恶习。而杨亿从一开始就反对“神道设教”，虽然后来也参与，但那是不得已的违心介入。他与“五鬼”的对头寇准、王旦又是好友，这就让王钦若一伙儿对他有了不满。有记录说，杨亿做翰林时，曾有“新幸近臣”试图拉他入伙，对他说：“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刚。”意思就是要知道隐幽之秘，也要知道明显之势；知道该低头时低头，该耿直时耿直。
这是要他懂得进退之道，争取跟“我们”做成“同党”。但读过圣贤书的杨亿不吃这一套，于是“正色厉声”回答他们说：“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小人是没有羞耻没有仁心，不敬畏天道不施行正义的。
这位“新幸近臣”没有留下名姓，但应该就是士林“春秋笔法”下的所谓“五鬼”之一，而林特也在其中。
根据后来的事实推演，可以知道，杨亿遭遇了反对力量的“倒杨”运动。
说有一天，杨亿在学士院值班，忽然夜里被真宗召见，来到一个小阁。见面后，吃茶，很私密地聊了会儿天，真宗拿出几箧文稿来给杨亿看。杨亿看时，都是真宗手迹。随后，真宗静静说道：“爱卿认识朕的手迹，你看看，这些文件，都是朕亲自起草的，可没有让他人代笔啊！”
很显然，有人在真宗前进了“谮毁之言”，大意应该就是杨亿认为宫禁传出的旨令、诏书，很多都是他人代笔，真宗没有那文采，诸如此类。而真宗只是向杨亿证实一下：我赵恒也会写文章呢！
说起来这事有点“孩子气”，但帝王有此举动，让敏感的文人不免心惊。本案真宗不计较，以后别的案子呢？那些“谮毁”者，还会有什么举动呢？莫测。这就是宫廷内耗中，进谗言的基本模式。
如果“天性邪险”的林特参与了“倒杨”运动，这事可为做一注脚。但如果林特没有参与此事，则“五鬼”的标签安在他头上，可能不合实际。
九尾狐陈彭年
陈彭年是丁谓的另一位“死党”。
他是江西人，也是一个爱读书、“幼而岐嶷”的神童，而且是独子。母亲疼爱他，不让他夜里读书，他就设法在密室遮住油灯偷偷读，常常读书到天亮。显然，这个孩子对世界有强烈的好奇心。他关心治道，十三岁时写下讨论天下大事的《皇纲论》。江西在南唐管辖之下，后主李煜听说他的事迹后，就召他入宫陪伴皇子读书、交游。进入大宋后，他跟从著名学者徐铉修习“小学”，也即“文字学”。后来他著有《大宋重修广韵》，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音韵学专著之一。
他才华太出众了，因此两次科举都被黜落，原因是他曾写诗讥讽时贤和人事，主考认为此人年纪轻轻太轻浮。科考时正赶上京城喜庆，有聚会宴饮，他骑着驴，从东华门到城墙下，一边走一边吟诵作赋，就像当年王勃在众目睽睽下书写《滕王阁序》，一句句被人接力书写传递，短短的一段路，居然成赋数千言。此事在考生中传为佳话。
第三次考中进士后，好容易做了小官，但因为受某案牵连又被罢官。直到真宗践祚，他才渐渐做了朝官和知州。
陈彭年也是一个颇有“社稷臣”格局的人物。
真宗朝时，居安思危的臣辅们大多能在繁华的背后看到国家弊端。就像西方不乏“理性批判”的知识分子一样，大宋帝国也总是不缺乏批评朝纲的人物。陈彭年也在这个谱系中。
他看到了国家的问题，提出了五条“改革措施”，包括官员铨选、慎择法吏、简化格令、汰省冗员、公开选举等，都能切中时弊。
他与真宗还一起探讨儒学与国家治理的关系，以至于真宗提出了“君之难为，由乎听受；臣之不易，在乎忠直”的观点。国家领袖对不同意见，首先是和气倾听，而后是选择性接受；国家精英对天下之弊，首先是忠诚进言，而后是直道而行。这类局面，从太祖以来就开始推演，历代不乏“明君”与“贤臣”反复讲述，互相戒惕，几乎成为大宋帝国三百一十九年的优良传统。陈彭年为了使真宗这个意见足以训诫后人，就鼓励真宗写成两篇文字《崇儒术》与《为君难为臣不易》。拿到这两篇御制后，他当即请求辅弼大臣，在国子监刻石永存。
大儒杜镐也看出陈彭年学识渊博，就推荐他进入崇文院，修《起居注》，更与王钦若等人一起修《册府元龟》。
后来，他在主持贡举时，还提出了“糊名制”，就是将考生考卷的籍贯姓名等个人资料做“弥封”处理后，再交文员誊录，然后交给主考官判卷。这样就从制度上避免了可能的科场舞弊。显然，这是实现公正的制度化规定。
像林特一样，陈彭年也是个“工作狂”。他后来升入内阁，事务更为繁忙，以至于精疲力竭，衣服都会穿颠倒。他应该是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家中常年培植的石榴花他都一时忘记这是哪儿来的什么东西。“神道设教”以来，他从头到尾参与了“天书”“封禅”等活动。朝廷改元天禧时，他陪同真宗祭祀天地神祇，又祭祀“天书”、祭祀太庙，结果在走向太庙途中，晕眩倒地，不久病逝。这样的人物，怎么会被纳入“五鬼”之列呢？
犹有意味的是，他不仅被人纳入“五鬼”，还有一个更糟的绰号——“九尾狐”，意思是说他“非国祥而媚惑多歧也”，不是国家祥瑞，又足以迷惑人心，诡计多端，高深莫测。
那个不识自家庭院石榴花的公案，就被人解读出了另外的意义。记录者认为他被真宗信任，就竭尽忠诚和思虑，以求巩固这份恩宠。于是大力赞襄佞臣王钦若、丁谓之辈的“符瑞”运动，急求能够被重用。在他困思焦虑试图大展宏图之际，即使是寒暑燥湿都置之度外，一些儿感觉不到。所以有一天到了“休沐日”也即洗头洗澡的休假日——顺便说，宋代的公务员假日可能是历朝历代最多的，各类假日五花八门，加在一起，每年约在百日以上——他洗漱完毕，在自家庭院转悠，忽见红英坠地，竟惊讶问家人：“这是什么花啊？”
人告诉他：“石榴花也。”
他更惊讶：“这个地方有石榴啊？”
史称他“锐进专一如此”，一门心思想着能做一番大事业。
但我是没有看出这个故实与“九尾狐”有何瓜葛关联。
我也试图从野史记录上去搜寻他的“劣迹”，但发现的一些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梦溪笔谈》《墨客挥犀》记录了他同一件事，说他博学书史，对礼制文献尤其熟悉。他在做太常卿职官时，有一次行仗的导驾走在了皇帝出行的黄土铺街的御道上，被有司制止。没有想到陈彭年很严肃地说：“自有典故。”我这走法是有典故有根据的。
有司一见，想想他的渊博，估计是有典故，于是不敢再问，放过去了。
这事是否有典有据不论，即使无典无据，此举也无非是大言欺世，强辩搪塞，不肯认错而已，距离“五鬼”“九尾狐”似还有距离。野史中很多皮里阳秋的指责，也不过是些猜测动机的诛心之论，不足为凭。
考陈彭年一生形迹，应该是三件事得到士林不满。
第一件事，陈彭年主持贡举制定科场条目。
这事对推动科举公正自不待言，但也有弊端，就是对士子腾达的“荐举”通道可能造成不良影响。寇准就是主张“荐举”人才重于科场考试的。王旦也有此类认识。他一生举荐人才不少，重要人才尤其不是科举能够得到的。因此，官员任命全赖科场，可能并非万全。事实上也不存在万全。在官员擢用方向上，各类制度都不过是“次优方案”。
但就像寇准当年与人争执一样，王旦也看不惯陈彭年的这类“文牍主义”。
有一次，陈彭年将拟定的《科场条目》呈给中书王旦审阅，王旦直接将文案丢在地上说：“翰林先生你做官才几天啊，就想要隔断天下进士吗？”
陈彭年心高气傲，但对王旦还是敬畏三分，吓得惶恐而退。
第二件事，陈彭年大力推进“神道设教”运动。
当时向敏中也在中书，有一次就拿出陈彭年的文案给王旦看，王旦居然闭上眼睛，拿出一张纸将这文案遮住，表示根本就不想看。向敏中请求当朝宰辅看一看，过过目，万一有可取之处呢？
王旦说：“不必看。无非就是要说兴建符瑞，以图进献罢了。”
显然，王旦对“神道设教”的来龙去脉看得很清楚，他自己参与，是不得已，已经很羞愧，并成为终生憾事；他人有此行径，必是躁竞图进无疑。于是不看。
第三件事，陈彭年到真宗那里状告王旦。
王旦在中书政事堂，做事直接负责，有文件拿来往往批示后就执行。这事在陈彭年和几位同事看来未免大权独揽，且不经请示皇帝就执行，未免独裁得可以。所以，在他参知政事之后，就向王旦提出了这个意见。
王旦极为自信，只是对他们的批评表示感谢，但坚决不改。
随后，这几位同僚就在向皇上奏事时，不退。
等到王旦走后，真宗发现他们不走，就问：“你们有什么事，怎么不跟王旦在一起？”
几个人就向皇上说了王旦不经皇上预览就批旨奉行的事。
这事要是遇到秦始皇汉武帝明成祖清世宗，估计王旦危矣，但真宗对当朝宰辅的信任真是无以复加。他听后对这几个告状者说：“王旦在朝廷多年，朕知道他在政府，从无丝毫私欲所求。自从东封以后，朕已经告诉他一些小事可以独自裁定奉行。你们就去恭敬谨慎地奉行好了。”
现在来看，这几件事都与王旦有关。没有办法，王旦在史上人望太高了，千秋之下仍然能够感觉到他的气场。陈彭年不幸与丁谓走得比较近，又没有得到王旦的尊敬，他还向皇上告状，这就有了“害人”的嫌疑。这些事，又加上他对“神道设教”事过于热心，试图经由这一场“怪力乱神”运动谋求事业宏图，结果就得到了士林的轻鄙。
甚至几十年后，大宋士庶间居然开始流传一个故实，这个故实由宋英宗时的名流张舜民在他的《画墁录》中首先讲述。作者说，他在太学时，曾看到一个名叫陈逵的人，带着一个孩子来卖书，这个孩子又冷又饿，几乎难以支撑，而陈逵带来的书也很一般。有人说：这个陈逵就是当年参知政事陈彭年的嫡孙。陈逵的父亲陈彦博做汀州太守时，因为贪渎败露，受了杖刑后，流放海岛，所以他的后代就这样落魄了。当时张舜民很年轻，不知道陈彭年的为人，后来见到一个名叫刘贡父的人，知道了陈彭年乃是“所谓‘九尾狐’者”，并认为这是陈氏作恶的报应，所谓“乃知天之报也不差”。据说后来陈逵更加贫困，就跟他的兄弟一起挖掘了祖父陈彭年的坟墓，取出随葬的金带，分了钱财，用以“抵罪”。
讲述这个故实的人将陈彭年褒贬得一钱不值。但陈彭年究竟“恶”在哪里，实在看不出更多线索。就“春秋笔法”这个历史场域而言，将陈彭年列入“五鬼”，且赋予一个“九尾狐”的差评，可能有点冤。
刘承珪修订“秤法”
“五鬼”之一刘承规（本名刘承珪），江苏人。
此人乃是一位宦官，地位相当高。他出入禁中，但更多工作却是负责外联，经常代表皇上意旨出京做事。太宗时，他甚至带过兵，率师屯驻定州接应大军。天雄军修筑城垒时，他也前往规划。西北兵力部署问题，他也提出了建设性意见。真宗咸平六年（1003），契丹来犯，高阳关守军前往望都增援，失利，刘承珪前往按问，处理了几个失职的将军。景德二年（1005），宋军在瀛洲打败契丹，他前往核实，朝廷据此嘉奖了几个立功的将军。黄河决口时，他也曾奉命治河，有功。他还制定“茶法”，有《茶法条贯》呈给真宗。内藏库的管理制度，也在他任职时，有了制度规定，后来管理这个内库，都按照他制定的《内藏库须知》五卷执行。国家修《册府元龟》，他与王钦若、杨亿等人都是重要编修人。
刘承珪最大的贡献是修订了“秤法”。这是优化度量衡的一个技术工作。太宗淳化年间，刘承珪时任内藏库崇仪使，在“详定秤法”中，做了极为细致的推演，将称量单位精密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是有章有节的人物。
他死后被赠为左骁卫上将军、镇江军节度使，谥号为“忠肃”。大中祥符七年（1014），玉清昭应宫建成后，他又被追赠为侍中。宫观中有太祖太宗二圣殿，真宗特下诏，要塑刘承珪的像，立在太宗像旁，接受祭祀。宦官得谥号，更在祖宗像旁同享祭祀，罕见。
这样一个功臣，为何也被列入“五鬼”呢？
原来，他也是在“神道设教”活动中配合丁谓，成为种种“怪力乱神”的主要推手之一。建造玉清昭应宫，敬奉“天书”、玉帝、赵玄朗、列祖列宗，这么“光荣”的工程，丁谓主持，刘承珪为副，二人都有“精益求精”之心，决计将史上罕见的这一超级大工程做到尽善尽美。而刘承珪比丁谓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花起国库的钱帛来，那种大手大脚，令知情者无不咋舌。工程中，他在现场督导，已经建成的屋舍，尽管已经有了金碧辉煌的模样，但如果他看到哪个地方稍稍有点不合格或不称意，就要毁掉，重新建造。下属二级主管根本不敢跟他理论费用问题。有材料记录说，宫观中的长生崇寿殿，内中的三座塑像，因为多次返工重塑，就用去了黄金一万两、白银五千两。即使按照今天的黄金价格计算，也超过了一亿元。掌管内藏库，就这样挥霍，所有反对奢靡，并“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子们无论如何是看不惯的。在后来的宰辅王曾那里，除了王旦，他人参与“神道设教”活动，挥霍国帑，几乎成为“原罪”，所以，他不客气地将刘承珪列入了“五鬼”。
但这事从另外一个方向考察，等于他在追求工程质量，似不算太大的过错，更不是什么邪僻罪恶，与“鬼”是不搭不靠的。
若从“动机”考察，他则是实心实意地效忠于帝国的人物。与真宗皇帝一样，他也有“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的宅心仁厚之举，与帝国精英们一起，在推演太平天下的国家工程中，尽心尽力。
他本来很精明，对部属的各类“鸡贼”小九九都看在眼里，了解他的人都很怕他，但他却以一颗“恕心”在慢慢软化这可能的戾气。甚至在“情与法”的冲突中，他可以以一种个性化的智慧，向“情”倾斜。
督造玉清昭应宫时，有一位铸铁工匠向他告发本监，说这位铸造监先后盗取黄铜几千斤，都暂时埋藏在地里。此事一旦进入司法程序，监工必死，且连累不知多少人。刘承珪听罢，不动声色，令人秘密地将盗铜取走，归公，好像不曾发生这种事。工地一切照常。这位铸造监虽然没有受到追查，但他心中对刘副总管却更加畏惧，但同时也更加感激。
整个宫观工程，就这样，在一片祥和气氛中，夜以继日，进度加快，人无怨言，原定十五年的大工程，结果只用了七年即告完工。
“神道设教”活动中，封赏有功臣僚时，刘承珪功高，但他却谦逊地要求退休。真宗不允，还写了诗给他，敦勉他留下来，继续为帝国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