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人物，列入“五鬼”，我是持有异议的。
显然，“五鬼”是名相王曾的“创意”，林特、陈彭年、刘承珪是沾了丁谓的晦气，所以史上有了如此并不靠谱的编排。
肆
真宗之死
此刻皇上伸出五个手指，又加三个手指，颇费思量。而就是在这种“思量”中，史上就有了种种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大宋帝国，即使“奸佞”如丁谓，也不期望看到这类风景。但是青萍之末已有风起，祸患很可能起于不可测度的某个微末节点。
“神道设教”并未“祸民”反而“惠民”
“五鬼”之中，丁谓比较复杂。这是一个史上褒贬参半的人物。理解大宋帝国的“神道设教”，就要理解真宗，理解王钦若，还要理解丁谓。他们三人，涵有了太多奇诡丰富而又理性清澈的信息符码，解读这些符码，可以最大限度地认识“澶渊之盟”以后的大宋帝国，以及中原的精神世界、政治生态，甚至，认识人的多重变异性格与面目。
“神道设教”运动中，丁谓与王钦若先后为相，二人都在心照不宣地“献瑞”。王钦若是始作俑者，“功”高盖世，丁谓应该明了这一格局，于是紧随其后，不断地花样翻新，将一个个“祥瑞”上奏真宗。如果说真宗赵恒是“神道设教”运动的主角，王钦若就是运动的首倡者，而丁谓，则是运动的后期推手。
当真宗犹豫不决，担心此一运动将动用太多国帑时，丁谓奉上了“大计有余”的定心丸，鼓舞了真宗的决心，催动了真宗的行动步伐；更在随后的日子里，不断完善了运动的细节，让更多“祥瑞”也即“怪力乱神”频频出现在帝国记录中，欺骗天、欺骗地、欺骗士庶、欺骗君主，也欺骗自己。帝国在一片巫术与谎言交织的格局下，走入了前所未有的癫狂。这是任何接受孔孟之道熏陶的史家人物不愿意给予丁谓正面评价的主要原因。
大中祥符五年（1012）六月壬子日，修玉清昭应宫使丁谓上言，说正在修建中的“天书阁”前面，水池上面，桥梁栏板间的望柱忽然腾起“真气”一千多条，黄白相间。望柱似乎有了生命，又吐出银丝一般的白光，上有轻轻的白云覆盖。正观察时，忽然变成了五色云。
这一“祥瑞”汇报给真宗，真宗高兴得专门做了《瑞应》诗，赐给群臣。
玉清昭应宫，主要功能是祭祀，祭祀的主神是玉皇大帝，其次还有圣祖赵玄朗以及太祖太宗，“天书”也要在此祭祀。正殿要造像，最初令江淮发运使李溥在江南各地寻访巧匠，得到杭州工匠张文昱等人，就在建安军（今属江苏仪征市）西北小山建造一个冶炼场，由李溥管理。一年多以后，李溥上奏，说冶炼场有“神雀”“异光”“庆云”等“祥瑞”。真宗就令丁谓驰往建安军建坛答谢天地神祇、宴犒江淮官民、赏赐役夫缗钱。丁谓随后即与李溥“相为表里”——丁谓在朝廷，李溥在地方——开始搜寻奇木怪石以丰富玉清昭应宫；更招揽东南巧匠以附会真宗潜意识。为了让真宗信任李溥，丁谓向真宗汇报，说李溥自从领受冶炼道场之职务后，一直在坚持吃素。真宗很高兴，下诏嘉奖。
玉皇大帝、圣祖、太祖、太宗四尊神像铸成，由四艘巨舟从建安军运往汴梁西北玉清昭应宫，那种舟船的豪华、庄严，一路上动用的人力物力之巨，宋代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
我在这里要为宋真宗和朝臣包括丁谓在内，不怕重复地说句公道话：在运送神像以及所有的“神道设教”活动中，大宋都没有“加赋”征调，更没有“摊派”聚敛，相反，总是为了上报天恩，多次为地方蠲免赋税，哪里有活动，就在哪里蠲免。有时蠲免夏税，有时蠲免秋税，有时两税皆免；有时蠲免部分，有时蠲免全年。除此之外，还常常给活动主场地区和车驾经由地区的士庶、役夫、工匠赏赐，有时赏赐器物，有时赏赐钱帛，有时赏赐粮米。蠲免的数额极大，以至于财政管理者丁谓都觉得吃不消，担心国库钱帛捉襟见肘，但真宗坚持民生理念，坚决蠲免；赏赐的数额更高，但真宗仍然坚持赏赐，先后“返还”于民间的钱帛，巨亿不止。所以，就“民生”这个主题而言，“神道设教”整场运动，不但没有“祸民”，反而是在“惠民”。
“祀汾阴”的回程路上，真宗在洛阳附近的巩县祭拜了太祖太宗和赵氏祖先的陵墓。离开洛阳向汴梁走时，他对辅臣说：“顷者朝陵，车舆所过，并从官给，其不得已，或假借于州县。朕潜遣使询访民间，皆云无所搔扰，此甚慰朕心也。”
这几天朝拜祖陵，车驾所过之处的钱帛财力需求，都从国库调用，遇到不得已的时候，偶尔向附近州县假借。朕担心因此而有聚敛摊派行为，于是暗中派出使者去寻访民间，得到的回馈是：都说没有官方骚扰。这是很让我欣慰的事。
王旦说：“朝廷每举大礼，或议巡幸，闾阎小民，无不搔动。比闻群情妥贴，信不扰所至。”朝廷每次准备举行大典，或者讨论巡幸大事，黎民百姓受五代乱世影响，以为又会骚扰民间，因此总有不安。但是臣等得到群情安定、秩序井然的报告，相信这就是我们没有骚扰民间的结果。
王钦若说：“车驾所至，民但忻闻舆马之声，鼓舞道路，岂复有所劳扰耶？”皇上所到之处，黎民听到车马之声，人人高兴，在道路上围观跟随，欢欣鼓舞，哪里有劳烦骚扰民间的举动？
“神道设教”活动中，“劳民”是“劳民”，但是有报酬；“伤财”是“伤财”，但是民间很安静。没有了战争，国家税收，大多用在了“神道设教”中。钱帛如流水，从民间流向左藏库，再从左藏库流回民间。所以，大宋帝国的“好大喜功”，修宫观、做大典，与传统中“劳民伤财”的大兴土木之类，是两种性质。大宋是“市场行为”，所有的劳役、器物，皆来自购买。基本都由三司从国库支取；国库暂时不足，就从内藏库假借；车驾在路，一时经费不足，动用地方财政，也是“假借”行为，而不是摊派。大宋帝国，不是掠夺集团，不会借着“崇高”旗帜巧取豪夺。这也是真宗一朝弄出这么大动静，却没有引发社会矛盾、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
这位被“天下目为奸邪”的财政总长，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总理，丁谓，依仗着对国家财政的熟悉，有效控制住预算，将这场“游戏”一直陪到了真宗晚年。总评一句就是：花钱不少，动静极大，但海晏河清，天下太平无事。
冒险入溪蛮营寨
丁谓在真宗朝先后出任右谏议大夫，权三司使，加枢密直学士，礼部侍郎，参知政事，工、刑、兵三部尚书，最后做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就是宰相之职。但还同时兼任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太子少师，封为晋国公，故史称“晋公”。丁谓成为大宋帝国权势极重的第一宰辅。
他算是平江军（今属江苏苏州）人，督造玉清昭应宫之后，命为平江军节度使，这就等于“衣锦还乡”了。真宗对他有“知遇之恩”，他回报给真宗的就是尽心竭力。
考大宋诸相，丁谓的才艺也是出类拔萃的。他通晓天象，明了占卜，士人的雅玩琴棋书画诗词音律之类，他也可以信手拈来，文章写得也棒，时人认为可以上追韩柳（韩愈、柳宗元），有“今之巨儒”之美誉。
他的诗学杜甫，对杜甫留下的诗篇很多都能背诵。一次，真宗问诸位：“唐代的酒，卖什么价啊？”
别人一时答不上，丁谓脱口而出：“每斗三百钱。”
问他何以知之。
丁谓说：“杜甫诗为证：‘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
这类“急智”，他一生多有。
某日，真宗臣仆们在后苑赏花钓鱼，一些莺鸟见车驾来到，纷纷穿过花丛飞走，鱼也久久不来上钩。真宗大约在内心以此境卜算某事，钓不上来鱼，不免气馁。
丁谓笑着赋诗道：“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钓迟。”
真宗见他这两句诗道着眼前景、当下情，很高兴，欣赏玩味了很久。
丁谓不仅是个才子，他还是个懂大局、善于处理复杂局面的政治家。
太宗时，峡路（今属四川东部，治所在夔州，为北宋省级行政单位）往往有“蛮族”起事，丁谓以太常博士身份前往察访、监察、奏报，“体量公事”。到任后，他没有诉诸武力，而是反复晓谕，最后兵不血刃，平定地方。
真宗践祚后不久，咸平三年（1000），益州（巴蜀）有王均之乱。而地方更有小股边民乘机作乱，可是此际北部契丹正在与大宋展开“五年战争”。形势一时有了莫测的风险。
靠近川东的高州（今属湖北宣恩县），五代时曾有一位名叫田景迁的溪蛮人在此创建割据势力，也算一方藩镇，名义上属于后蜀，但后蜀的军事力量达不到此地，于是田景迁乐得做了多年土皇上。归宋之后，太祖赵匡胤对此地施行“羁縻”政策，田景迁死后，其子田彦伊承袭父职，为高州刺史。
真宗时，依旧对此地施行“羁縻”政策。但这时，王均之乱正在势头上，高州附近几个州郡以担心贼军战火东播为由，召集数州兵众并高州溪蛮子弟预先做出战略“捍御”姿态。“捍御”不过是对外的理由，事实是，田氏所据之地的食用盐一直需要四川井盐供给，但川盐管理的地方官员制定盐税过重，致使盐民流离，川盐产量下降，无法外供。而朝廷又同意了川盐暂不外供的请求。地方无盐，士民恐慌。田彦伊于是请命朝廷，但朝廷并未重视他的意见，田彦伊无奈，不惜顶上“叛逆”罪名，率众掠夺。一股武装起来的军人不仅需要食盐，也需要解决财政问题，他们匆促之间无法从事生产积累，就像古今各路盗匪一样，只好开始劫掠生涯。
真宗了解到这种情况后，派出夔州转运使丁谓来解决问题。
丁谓认为田氏归附大宋已经近四十年，似乎没有据此偏僻一方谋夺天下的道理；而食盐问题，也应有解决之道。于是，他先到施州（今属湖北恩施），找地方官员寇瑊开始调查，并研究和平解决办法。调查中，丁谓得知：多年以来，夔州、万州的军饷从外地转运，道路险峻，很是艰苦。
寇瑊顺势提出一个“和籴之法”，也即由高州向夔州、万州转运粮草，以盐作为补偿，如此，兵食皆足。
丁谓大加赞赏，高州距离夔州、万州不远，等于就地转运粮草，方便多了！再恢复川盐生产，调剂给高州，岂不万事大吉？
办法奏报朝廷后，真宗同意。丁谓于是冒险进入溪蛮营寨，赠给他们从朝廷带来的锦袍、银帛，并与田彦伊开始谈判，很耐心也很诚恳地向他讲述了“祸福之道”和解决办法，并肯定地告诉他：“诏赦不杀。”
田彦伊被丁谓感化，哭泣着宣誓：世世代代供奉粮草，不敢怠慢。丁谓还与他刻石为盟，这个柱形石碑就立在溪蛮与中原之交界处。刻石上还有皇上手谕的几个字：“以粮易盐”。史称“咸平石柱”。
田彦伊还派出他的儿子田承宝到朝廷贡献方物，自言“不敢犯边”。不久，田彦伊死后，田承宝还率领地方头目官族共一百二十二人，上表归附朝廷。真宗下诏，允许入朝，赐给器币冠带之外，任命田承宝为管辖区域之内的“九溪十洞抚谕都监”。至此，高州取消世袭制，正式处于大宋帝国的郡县制度管辖之下。
高州无事，归并大宋，丁谓为帝国保住了一方平安。此功不小，于是，夔州路转运使、工部员外郎、直史馆丁谓，得到朝廷嘉奖，再加刑部员外郎，赐白金三百两。
但是西南边境，还是有别的部落起事，丁谓与地方剿抚并用，慢慢平息了一些小规模“叛乱”。
真宗有一次手诏问丁谓：如何可得边防久远安宁？
丁谓上言道：“若所委之官，不邀功，不生事，以安静为胜。凡所制置，一依前后诏条，则群蛮必不敢抵冒，妄干天诛矣。”
如果朝廷所委任的边防官，不好大喜功，不打造政绩，实行无为而治、清静之法；凡是已有的制度，都依照前后的规定去做，那么当地土著就一定不敢抵抗朝令，狂妄地自寻死路。
我欣赏丁谓这个意见，真宗也欣赏，史称“上然之”，皇上认为他说得对。
景德免税记录
丁谓对帝国的一大贡献是整顿国家税收。
当时的粮赋虽然承袭唐两税制而来，但人口变动大，粮食单位产量不一，地方官员的征收标准不同，往往就在随意性中增加了农户的负担。丁谓出任三司使之后，与几位财经官员，经由调查，将每户的税收条目和臣民反映上来的农田利弊分析，以及皇帝批示的敕令意见，编成书，命为《景德农田敕》五卷。
真宗看后，诏令雕版颁行，以此规范赋税制度。此书，事实上成为真宗朝征调农赋的“案例法”汇编，史称“民间咸以为便”，民间都认为从此以后纳税有章可循，很方便。
不止于此。丁谓还上奏说：
“景德三年，新收纳税户332998户，流移者4150户，总旧实管7417570户，16280254口；比咸平六年计增553410户，2002214口。农户赋税总收入63731229贯、石、匹、斤。此数比咸平六年计增3465209。期望降诏，自今以后，以咸平六年户口赋税收入的比例为标准额度，每年在此基础上比较赋税浮动的幅度。然后，将收入总额报到史馆留存档案。”
按此数据，咸平六年（1003）人均缴税额度为4.22贯左右。而景德三年（1006），人均缴税额度为3.91贯左右。
这样算下来，咸平六年之后，农户的负担人均轻了不少。但丁谓知道，咸平六年的赋税均额并不高，之所以后来人均缴税额度降低，事实上是连续蠲免的结果，不可作为常法。
景德三年，有很多免除赋税的记录。
“人赉钱（赠钱）两万，给复（免除赋税）三年。”
“诏缘边归民（归附大宋的边民）给复三年。”
“免随州光化县民贷粮二千石，已纳者复给之。”
“免升州江宁县柴荻务（柴薪场务所）所欠咸平四年已前租课钱物二十八万。”
“免简州居民造舍所输竹木税钱，每岁四百三十余贯。”
“诏地课钱特免一万贯。”
“诏东、西两川商税盐酒课利（专卖税费）所纳二分金宜罢之。”
“除两浙州军税鹅鸭年额钱。”
“令京城税炭场，自今抽税特减十之三。”
“度支副使李士衡，言关右自不禁解盐已来，计司以卖盐年额钱分配永兴、同、华、耀四州军，而永兴最多，于民不便，请减十分之四。诏悉除之。”
……
除此之外，真宗皇帝在景德三年的仁政还有：夔州路有人上奏，说居民占了官用土地，可以每年收纳“地课钱”二万三千贯；诏下：免一万贯。又奏夔州城中创建官舍侵占了民田，诏下：所侵占的民田数额多少，要尽快报上来，侵占部分要免除租赋，另外还要将这部分私田按照市场价格给农民土地补偿费。
下诏：沿黄河两岸役使的工匠、兵匠，从今后，除了每人发给“月廪”也即月薪之外，还要“别给口粮”，即每日津贴。
下诏：诸州“职田”招募的佃农，如果有灾伤，也如普通农户一样，要照例蠲免租税。
“五鬼”中的林特、刘承珪曾经管理茶税，并厘定了一个茶叶等级和收茶标准。这种“条制”，应该也是标准化作业的制度性规定，但史称“过为严急”，也即标准极为精细、严格。茶农雇佣没有采茶经验的贫民采茶，可能因为茶叶质量问题跟不上，就被二位官员斥退。
真宗听闻这个事之后，大为不满，对宰辅说：“茶农采撷茶叶，肯定需要人力啊。他们采来的茶叶如果符合等级，就给人家茶钱，不符合等级的，也不必让他们私卖，也都纳入官买。如果一切都特别精细，岂不伤了茶园茶户？再说他们雇佣采茶的人，大多都是贫民，如果不允许他们采茶，没有了收入，哪里知道他们会不会聚为寇盗呢？这种事，要马上重新衡定裁损规章制度，一定要让制度方便、有济于民。”
……
天下目为奸邪
丁谓作为帝国财政总管，心中自有一本账，他在比较咸平六年和景德三年的数据后，以咸平六年而不以景德三年为准，是合理的。他没有一力减免税赋讨好真宗，而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以赋税常法为据，厘定税制，政治正确。
但是这样一个人，却得到时人一个评价：“天下目为奸邪”。
为何？
考丁谓一生，被人“目为奸邪”之由，约略可因如下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否要做一场“神道设教”之政治游戏，真宗心思未定，尤其担忧动用钱帛太多影响国计民生之际，丁谓怂恿他：“大计有余。”国家有的是钱帛，花不完。从此，“神道设教”开始了。
第二件事。“神道设教”活动中最大的一场土木工程，玉清昭应宫，是否应该建设？当真宗犹豫之际，丁谓再一次怂恿他：“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宫奉上帝，且所以祈皇嗣也。群臣有沮陛下者，愿以此论之。”陛下拥有天下的财富，建造一个宫观祭祀上帝，并因此而祈祷上天早降皇嗣，有何不可？群臣如果有阻挠此事的人，臣愿意跟他们辩论辩论。果然，此议一出，无人敢言。宰辅王旦开始给真宗上“密疏”，主张停止玉清昭应宫的建设，真宗将这番话一说，王旦也不敢再劝谏了。于是，动用国帑上亿的浩大工程开始了。
但这个工程得到史上“清流”人物的不断攻讦。
丁谓做“玉清昭应宫使”，担任工程总监、总指挥、总设计师时，曾在斋厅宴请僚属，内中有一位后来享有大名的人物，知制诰夏竦。
宴会中，有杂技戏法演员来助兴，无非舞弄拂尘、瓷碗，就地搬运、挪移，变幻手法，吞吐珠丸之类。丁谓看得高兴，就对夏竦说：“古来还没有歌咏这类杂耍的诗，舍人先生，可以作一篇。”
夏竦也是才子，即席赋诗道：
舞拂挑珠复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
主公端坐无由见，却被傍人冷眼看。
这意思说的是杂耍，暗中所指却是丁谓遮藏自家迎合上意的曲折心思，不惜花费金钱来做这么大一个工程，造假，讨好君王。但你就像庭下那位变戏法的，自以为别人不知道他的手法，其实旁观者看得很清楚。
史称丁谓“览读变色”。
丁谓尚禨祥
但是夏竦认为丁谓造假，即不相信“神道”事，可能不是真判断。史称丁谓“最尚禨祥”。所谓“禨祥”，就是今人所谓的“迷信活动”，观察变异，寻觅先兆，趋吉避凶，祈禳求福，诸如此类。
古有所谓“镜听”占卜法，一般在岁末或岁首一天的夜里，用一个勺子放在水上，祷祝后，轻转，看勺柄所指方向，然后抱着镜子出门，悄悄地听路人所言。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要做的事的“兆头”。但丁谓几乎是天天玩“镜听”，而且自搞发明创造，就像信养生的老人往往自己发明一套养生操一样，每天叩齿66下，甩臂48下，踢腿27下，转腰108下……丁谓的发明是：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听庭外鸟叫，吉凶变化都在鸟叫的频次中。又常常夜观灯芯，看火花变化，试图从中推出吉凶兆头，犹如吉卜赛人看水晶球。每天出门，要密听路人的第一句话说啥；每天归邸，也要密听路人的第一句话说啥。
他这类“尚禨祥”的心理被时人所知，结果还被人利用了一次。
有一个无赖名叫于庆，贫寒而不能自立，冻馁中，向一个落第的老儒求计。老儒说：“你要想自振，改变命运，必须改名才可以。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做，但你将来得志，不要忘了我。”于庆答应，拜听，于是，“于庆”不存在了，改做了“丁宜禄”。然后老儒让他投身到丁谓门下做杂役。
丁谓一听他的姓名“丁宜禄”，大喜，收入门下。
巧的是，不久丁谓果然拜相。随后，丁宜禄也享有了不可思议的富贵，做到一个大郡的太守。老儒也得到了引见。
“宜禄”，就是“应该享有官禄”的意思，这是汉代以来宰相府的仆人常常被人呼叫的吉祥名字。老儒深通此道，丁谓读书渊博，一见姓“丁”的“宜禄”来投，以为天降头彩。
丁谓信这类东西。
但夏竦说他“遮藏巧便百千般”，也不是捕风捉影。丁谓确有遮藏真实意图，耍动心机以求一逞的阴鸷一面。
说他以随驾三司使的身份跟从车驾东封，礼成之后，有诏要赏赐辅臣玉带。当时辅臣有八人，但车驾行在的临时金库只有七条玉带，除此之外，就是一条更珍贵的玉带在尚衣监，价值数百万。
真宗为了足额奖赏八位大臣，就想将这条尚衣御用玉带拿出来。但丁谓一核计，这条带子如果在此时发放，似乎很难轮到他，那一定是给当朝第一宰辅的东西。
丁谓于是就对有司说：尚衣带不必发放，我自有小一点的私人玉带，可以足数；等到回京后，再另行颁赐给我即可。
有司将他的意见说给真宗，通过后，别人都荣耀地有了宽大而又漂亮的玉带；等到上朝时，皇上一看，丁谓的私人玉带只有一指宽，对比强烈，想想丁谓的功劳种种，真宗就对近臣说：“丁谓的玉带跟同列太不一样了，赶紧找一条来给他换上！”
有司报告：“都发光了。现在只有尚衣玉带。”
皇上说：“那就给他吧。”
于是，丁谓得到了宫禁所藏最珍贵的玉带暨御带。
这事为沈括《梦溪笔谈》所记录。
鹤相献龟
第三件事。“神道设教”过程中，屡上“祥瑞”，推演种种“怪力乱神”故实，愚弄真宗皇帝，愚弄朝中臣僚，愚弄天下黎庶，愚弄清明理性。
这方面，史上流传了他不少故实。
他献白鹿、献灵芝，说现黄云、现真气，但他最有名的是讲述“仙鹤来翔”的故实。
丁谓奏上的“祥瑞”中，动辄有仙鹤出现。
仙鹤，是传统中国的吉祥大鸟。殷周时，已经有仙鹤的图案和器物造型；东汉时，道教领袖张道陵天师学道的地方“鹤鸣山”，享誉天下，而他骑鹤往来的故实也广为人知。从此，仙鹤成为中国动物图案中仅次于龙凤的公侯级别的瑞鸟。龙凤无品，属于帝王；仙鹤一品，属于高官。群鹤来翔，象征拥戴皇权，大吉大利。要紧的是宋代皇帝多信道教，仙鹤故实几乎贯穿帝国始终。宋太宗赵炅，就曾因为精注读书感动仙鹤来翔（见《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二部），到了百余年之后，一个傍晚，汴梁上空竟然出现群鹤飞鸣，更有盘旋着的仙鹤落在宫殿鸱吻之上。据说宋徽宗亲眼看到了此情此景，于是欣然作画，命为《瑞鹤图》，此图至今尚存。
丁谓对仙鹤这种道教吉祥物、国朝一品鸟，更是情有独钟。
道教崇奉的仙人中，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丁令威。
据说，西王母宴请周穆王（或汉武帝）时，神仙麻姑弹琴，丁令威唱歌来作陪助兴。说这个丁令威是辽东人，远道赴灵虚山学仙成仙后，化为仙鹤，飞回故里，落在城门前的华表柱上。有少年操弹弓想射它，仙鹤就飞到天上徘徊，并作人言念诵打油诗一首：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
念罢，一飞冲天而去。
这个故实千余年来流传不衰。
丁谓自称他是“化鹤之裔”，也就是丁令威的后裔。
他也许是真心喜爱，也许是投真宗所好，也许是真的感动了上天，反正他与仙鹤有了不解之缘。
史上记载——
“天书”《大中祥符》降临那天，有十四只仙鹤来翔，丁谓更上奏说有两只仙鹤在供奉“天书”的特制辇车上“飞舞良久”。帝国还从此由“景德”改元为“大中祥符”。
不久，丁谓又上言，有仙鹤二百余只在供奉“天书”的大殿上盘旋，还有百余只飞集在太清楼上。
丁谓做江宁府知州时，上言说：中使来人做道场，有七只仙鹤在法坛上飞翔。真宗闻讯高兴，写了诗给丁谓。
……
而仙鹤，似乎对帝国也有特殊的喜爱，总是频频来访——
真宗向太庙告知“天书”这一特大喜讯时，行礼之际，庙室之上，又有仙鹤十四只来翔。
真宗祭祀玉皇大帝后，赐酒给百官时，有“神雀”和两只仙鹤来翔。为此，真宗还写了诗记述此事。
从浙江往河南运送圣象的船头，“有鹤回翔”。
皇上到玉清昭应宫拜谒时，紫云如盖，覆照在大殿之上，有三只仙鹤飞集到大殿的门槛上。
……
“瘿相”王钦若似也不甘落后，曾在很多要紧时刻对人讲述，说他出生在黄鹤楼，就是那个“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黄鹤楼。
仙鹤作为“祥瑞”，在真宗朝推演得几乎成了“大宋吉祥物”，为此，主要推手、神仙丁令威的后人丁谓，落下一个绰号：“鹤相”。
道教论养生，其中一大诉求就是求长生。仙鹤之所以被视为“祥瑞之物”，还在于它被崇奉为长寿之鸟。与仙鹤同时被视作长寿象征的还有龟。至迟在晋代，从道教领袖、那位半人半神的葛洪先生开始，就已经将“龟鹤”同举并称。
真宗“泰山封禅”回到京师之后，在延寿寺连续两天宴请百官，丁谓拿着几个很小很小的小乌龟来进献，说这些小乌龟居然爬上了当地儿童的衣袂之上，吉祥。皇上在“延寿寺”，又有“寿龟”，而且还是“幼龟”，而且还与“儿童”有了联系，这不都意味着未来还有很长很长的“遐龄”空间吗？于是由内侍拿着，向群臣出示。
丁谓甚至设计了“老子转世为龟”的故事。
他家里养着一个女道士名叫刘德妙，丁谓对她说：“你所做的事，不过都是巫术。你不如干脆就假托太上老君之言来说人间祸福，这样做，就很容易影响人啦！”
刘德妙认为不错。于是丁谓在家中设神像，夜半在后园中打醮，设坛念经做法事，请老君下凡赐言。
有一个心怀叵测的宦官雷允恭也多次来到丁府，参与了刘德妙的“法事”。
真宗病逝后，丁谓弄了只从河塘里挖出来的乌龟，通过雷允恭由刘德妙带到宫中，说这龟是太上老君的化身。
丁谓对这位女道士说：“如果皇上或太后问起你，说你怎么知道这乌龟是太上老君。你就说丁谓相公不是凡人，他应该知道。”
丁谓还写了两篇“颂”，题目是《混元皇帝赐德妙》。所谓“混元皇帝”就是指太上老君。这两篇“颂”有很多“妖诞”的胡话，无非是借着表彰刘德妙的功德，转弯抹角地赞誉丁谓有德有能之类。
但这位刘德妙就是凡人，并没有清心寡欲的本事，反而勾引上了丁谓的儿子，不免做了些或恩爱或龌龊的情事。
这些“罪证”，都是刘德妙亲口供述。
因为这个刘德妙，丁谓的宦海生涯走到了头。
“溜须”典故的由来
丁谓最大的“奸邪”是打击异己。
让他最后负担不起的是，他打击的这些异己中，有李迪，有王曾，还有寇准。这些人，谁都不是简单人物，丁谓在一片祥和气氛的帝国官员场域中，制造了麻烦。大宋后来兴起的“党争”“内斗”，丁谓这里都算是一个起点。
丁谓生相不佳，带着“猴形”，瘦弱，很像总也吃不饱的样子。但他文章写得好，可以称为才华盖世。
年轻时的丁谓与名流孙何齐名。孙何做过两浙转运使，坐镇杭州，据说柳永写那首著名的《望海潮》“……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就是投给孙何的“干谒词”，也即试图依附请求提拔的典雅投名状。太宗时，孙何中第一名，丁谓第四名。二人带着各自的文章来拜见当时名满天下的文人王禹偁。
王禹偁看后，惊叹赞赏道：“自唐韩愈、柳宗元之后，二百年始有此作！”
随后还给二人写了诗：“二百年来子不振，直从韩柳到孙丁。如今便可令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经。”
寇准早年也很赞赏丁谓，觉得他猥琐之相的后面，有着不凡不俗的见识，就多次向名相李沆推荐。
李沆就是不起用他。
寇准问为何。
李沆说：“顾其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你看他为人处事的样子，可以让他居于他人之上吗？
寇准不服气，回应李沆道：“如谓者，相公终能抑之使在人下乎？”像丁谓这样大才干的人物，相公您能始终压抑他让他久居人下吗？
李沆难得笑了起来，对寇准说：“他日后悔，当思吾言也。”
但随着丁谓对“神道设教”事的大力推行，寇准对他有了轻鄙。
“天书”事后，丁谓总是奏报吉祥大鸟仙鹤飞舞，这时的寇准遭贬在陕州做太守。一天坐在山上亭子间观赏风景，忽然有乌鸦数十只飞鸣而过。寇准笑着对僚属们说：“要是丁谓在此地看到这些老鸹，就会当作黑仙鹤奏报祥瑞了！”丁谓应该是知道此事，但他对寇准内心有敬畏，知道这个“山西老西”不是等闲人物，所以诸事尽量让他三分。
到了真宗晚年，寇准再次拜相，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事，这是宰相的正职；丁谓为吏部尚书、参知政事，这是宰相的副职。从此，寇准与丁谓同在中书政事堂工作。
丁谓侍奉寇准相当谨慎小心，尽力做到礼数周全。有一次中书臣僚们在一起会餐，寇准的胡须不慎被羹汤沾污，丁谓当即起身来为寇准擦拭胡须。
寇准笑着说：“参政，国之大臣，乃为长官拂须耶？”参政，你是国家的大臣，竟然为长官清理胡须啊？
这就是“溜须”典故的由来。
丁谓当时羞愧得无地自容，史称“由是倾诬始萌矣”，从此有了“倒寇”的心思。
此事史上记叙历历在目，今日来看，此案，二人各自丢分。
丁谓，不说以副手的身份为宰辅拂须有失体统，即以寻常士庶身份来为国家重臣拂须，也不成话。胡须被污，自家擦拭即可，这类过度关爱非礼非情，士不可为。
但此事也透露了丁谓厚道的一面。史称丁谓虽然险诈，但也有长者之风。有一次真宗对一位朝士很不满，甚至很愤怒，就来跟丁谓反复说此人可恶，意思是寻求宰辅支持，办他个什么罪过，贬一贬那个家伙。但丁谓稍稍退退，就是不回应。真宗作色道：“如此叵耐，辄问不应？”你这厮如此可恨，真没法忍受，朕这么说，你就是不搭腔！丁谓这才进言道：“雷霆之下，臣若更进一言，则其人齑粉矣。”皇上正在雷霆之怒中，臣如果附和陛下再进一句什么话，那人估计就完啦，粉粉碎啦！真宗听了这话，阴转晴，史称“欣然嘉纳”，很高兴地接纳了他的意见。所以，丁谓拂须，也可做厚道理解。
下级官员，或真诚或虚伪，或谄媚或厚道，放下身段，为之拂须，已经在自我贬损的低调行为中付出了场面上的敬意，寇准此际正确的做法乃是婉拒致谢，其次可以坦然受之颔首示意，最次也不过是严词拒绝，也算维护士子尊严。但他却来讥笑讽刺，将一位国务大臣最后的尊严剥离得干干净净，可称过于骄狂。
春秋责备贤者，同是丢分，寇准所丢为多。
不学无术，暗于大理
寇准一生的“畏友”是张咏。
张咏是大宋历仕太宗、真宗两朝的大臣，蜀地难治，他治蜀功勋极高。他待民有宽有严，民待他则有爱有畏。苏轼评价他就说：“以宽得爱，爱止于一时；以严得畏，畏止于力之所及。故宽而见畏，严而见爱，皆圣贤之难事而所及者远矣！”张咏不愧为大宋栋梁，人中龙凤。仁宗朝名相韩琦评价他说：“魁奇豪杰之材，逢时自奋，智略神出，勋业赫赫，震暴当世，诚一代之伟人也！”此人一生做事奇逸，但却合理得法，几乎不越雷池一步；深通圣贤之道，又能明哲保身，做成一番异于常人之功业。所以，他在几十年间，得到朝野赞誉不少。《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二部中有此人专章。
寇准心高气傲，但唯独对张咏，则毕恭毕敬。寇准拜相之初，张咏在成都，听说这个消息后，一面为寇准高兴，一面为寇准担心。
他对亲密僚属说：“寇公乃是天下奇才，可惜学术不足。”
后来寇准出知陕州，张咏正好从成都回京路过，寇准就准备了盛大的仪式欢迎他。张咏离开，寇准一直将他送到郊野，并诚恳地问他：“张公就要走了，有什么要教训寇准的吗？”
张咏慢慢说道：“《汉书·霍光传》不可不读。”
寇准接受这句话，回来就翻看《霍光传》，内中说到霍光这位大汉权势人物“不学无术，暗于大理”，意思是说：霍光没有学问因此不通官场智慧，等于不明事务大局道理。
清代学者汤鹏著有《浮邱子》一书，第一卷就有史论，说到霍光与寇准的关系。汤鹏是一个富有保守主义精神的人物，他认为要向古人学习，“不学者否，善学者臧”，不学古人的人，结果恶；学习古人的人，结果佳。又说：“灭古者灾，则古者祥。”颠覆古人经验的人有灾；效法古人经验的人吉祥。他认为国家治理，“任人”必须要辨别其才干类型，“理政”必须要考察其学问方向……而寇准不读《霍光传》，所以“其功不终”，这是因为“短其术而陋者也”，任人、理政的方法短缺而且过于浅陋了。（按“不学无术”的“不学”，不是“不学习”而是“没有学问”的意思。）
霍光乃是名将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兄弟，辅佐汉室，主导“废立”——废一个皇帝、立一个皇帝——人称有功。但他生前提拔亲党，遍及朝廷；以至于新任皇上对他都有所忌惮。古人乘车，主人居左，警卫居右，御者居中。汉宣帝乘车去汉高帝庙祭祀时，因为霍光居右，甚至觉得犹如“芒刺在背”而不安。霍光死后，家人亲党以为仗恃往日门阀，可以继续骄狂，最后在汉宣帝时遭到满门抄斩，“家无噍类”，霍氏家族几乎没有留下活口。史称“孝宣亦少恩哉”，汉宣帝也太少仁慈恩典了！
张咏对寇准了解得透透的，他要寇准读《霍光传》，应该是一桩“友道”经典。按寇准行事，对太宗，他敢拉着皇上袖子，“令帝复坐”；对真宗，他敢居功自傲，讥讽皇上说：“使臣尽用诏令，（澶渊之盟）兹事岂得速成！”到了真宗晚年，寇准甚至也有了近似于霍光的“废立”嫌疑。这等做派，即使在现代民主邦国中，也是罕见的非礼傲慢。寇准一生“左右天子”，能量、气场都超过了霍光。张咏期待的是寇准不要出现霍光式的悲剧。他甚至知道寇准的天敌就是丁谓，所以临终时还对真宗上书，试图扳倒丁谓，保住寇准。作为朋友，张咏堪称仁至义尽；作为大臣，张咏堪称竭忠尽智。
寇准读《霍光传》，读到评论霍光“不学无术，暗于大理”八个字后，也能感觉到张咏这“哥们儿”的诤言分量，感恩一笑道：“此张公谓我矣！”
经验，往往是不可借鉴的。寇准秉性难移，到老未改，最后还是吃亏在这八个字上。幸亏他遇到的是“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的大宋帝国，如果他在汉昭帝、汉宣帝时代，恐怕凶险莫测。
真宗朝，寇准第一次被罢相在景德三年（1006），出知陕州，“幕后黑手”是王钦若等人。第二次罢相在天禧三年（1019），流放海南，“幕后黑手”就是丁谓。
寇准献“天书”
天禧元年（1017）年底，有两个巡查皇城的亲从官，发神经一般动了怪心思。
他俩被玉清昭应宫的“天书”和各类法物、珠宝、金银诱惑得忘了生死，决计要“盗宝”。很难设想他们盗了这类东西要做何用场，放在家中，胆战心惊；倒手出卖，没有市场——谁敢买？但这两个不逞之徒，却要做这么一场泼天大胆的梁上事业。到了他俩夜宿长春门时，就用一把钢刀，慢慢撬开了墙壁，进入玉清昭应宫，居然还就将“天书”等物盗走了！但大宋神探很快破案，盗贼被砍断双手示众三日，而后正法，二人所部主管将校降职处分，皇城司官被罚铜。
“天书”之事，举国上下沸沸扬扬，但除了朝廷重臣、近臣之外，很少有人看过“天书”的模样。这俩监守自盗的家伙，有没有可能是想见识一下“天书”的长相，而后也来如法炮制，“发现天书”？很有可能。不然就无法理解干吗要盗走拿到手里毫无用处的“天书”。
此事很有可能启发了一个叫朱能的人。
朱能本来是一个团练使家中的仆人，史称此人“性凶狡”，不是善茬。当时宫廷的大宦官周怀政正在内庭用事，很得真宗信任，不少人都在巴结他。朱能就想尽办法贿赂周怀政的亲信，得以见到这位大宦官。在“神道设教”的举国气氛中，朱能也开始大谈神鬼怪异之事，周怀政被他诱惑，就推荐他来做官。当时真宗晚年身体欠佳，朱能做了御药使，领了一个刺史。
朝廷有命在陕西终南山兴修道观，朱能以永兴军巡检身份，经营其事。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殿直刘益，他俩在一起就开始施行“头脑风暴”，大搞神怪创意，造作“符命”，假托“神灵”，指点社稷之“吉凶”，评说臣辅之“善恶”，凡此种种，仿佛在朝廷之外，另外设立了一个带有巫术性质的清议机构。
终南山所在地，恰是寇准第一次罢相外放的永兴军暨陕州辖境。朱能知道寇准大名，又在寇准麾下，很是讨好老相公。
寇准一生自信，喜欢人来趋附于他，所以对朱能这类“怪力乱神”行为，“依违”而已，或赞同或反对，不做更多干预。但朱能却想借助寇准的名望，将神道事坐实，因此一力拉寇准下水。
天禧三年（1019）三月，朝廷收到了寇准的一份奏章，说有“天书”降在辖境乾祐山中。朝廷内外一看这奏章，就知道不应该是寇准干的事，因为寇准一向反对“神道设教”。但真宗不怀疑。
史上记录此事，多种文本互有出入。例如有人记录说，“天书”为朱能所献；有人说为寇准所献。甚至史家刘攽曾有《寇准传》说，真宗得到永兴军也即陕州来献“天书”消息后，问宰辅王旦，王旦说：“开始不信天书的人，就是寇准；现在来献天书的地方，就在寇准所在地，可以让寇准来献，如此百姓将会更加信服。”真宗于是派出周怀政去晓谕寇准，要他而不是朱能来献“天书”。而寇准开始不答应，是女婿王曙来劝导，寇准这才答应。按此记录，乃是永兴军寇准来献“天书”。但考诸史实，王旦病殁于天禧元年初，而永兴军来上“天书”在天禧三年。所以《续资治通鉴长编》作者李焘认为刘攽“误甚”。但李焘猜测，说这话的人不是王旦，很可能是王钦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