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这也不可能。
考王钦若行状，此时虽然“同平章事”，但只是虚衔，实衔乃是“判河南府”。而河南府治所在洛阳。有意味的是，此时的王钦若已经与丁谓有了矛盾。王钦若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丁谓的时代。鉴于王钦若此前的“功勋”，丁谓有忌惮，所以史称王钦若“与宰相丁谓不悦”。步入老年的王钦若身体欠佳，多次要求回到京师汴梁养病，朝廷没有答应。这事也很可能是丁谓在阻拦，不想让王钦若在京师影响他的仕途。但丁谓却转弯抹角给王钦若一个信息，说皇上很关心他的病，很想尽快看到他。等到王钦若私自“舆疾”，病中乘着轿子回到京师，丁谓反上奏说王钦若这是“擅去官守”，朝廷于是下命御史中丞薛映到王府来按问。王钦若惶恐伏罪，受到了降职处分。
所以，永兴军献“天书”一事，不可能是王旦鼓励真宗“收买”寇准，也不可能是王钦若。最有可能的是参知政事丁谓。
丁谓明白得很，如果寇准来献“天书”，真宗重新起用寇准，寇准就会对我丁谓感激涕零。而寇准“洗心革面”，由不赞同“神道设教”转为“敬献天书”，这就等于向我们丁谓一派做了投名状，不怕不跟着“我们”走。此外，王钦若作为我丁谓最大最实在的竞争对手，引入他的“宿敌”寇准，也是最好的人生战略布局。此之谓“一石三鸟”。
如果可能，丁谓期待的是能够升一格，与寇准同时拜相。
所以，永兴军献“天书”，是周怀政劝导寇准的结果；但创意人物是朱能；怂恿真宗的，可能是丁谓。
而寇准则另有打算。一方面，他“实事求是”，极力推出朱能，言“天书”为朱能所发现，所拟献；我寇准作为一方太守，愿意乐观其成。于是，史上记录就出现了这种或寇准或朱能的两存局面。另一方面，寇准在地方做了多年太守之后，也期待重回朝廷执政。调和鼎鼐，燮理阴阳，天下宰辅，舍我其谁！寇准像所有宋代社稷臣一样，有“以天下为己任”之道义担当，但也同样有对“名位”之觊觎和追求。“名位”在，自可以做一番圣贤大业。社稷臣们不仅要与君王博弈，更要与朝中各类“佞臣”“奸相”博弈。“自命正当”是大宋社稷臣的集体性格，寇准并不例外。所以，他认为可以“以屈求伸”，暂且借助“天书”事件，重回中书，经略天下。
但寇准来献“天书”，此事于士林之间，太过于耸动。而且他落在王钦若、丁谓的后面，摇身一变，忽然成了被人讥笑十几年的“佞臣”“奸相”之同党！这事无论如何也无法让清流接受。
传统论“仁义礼智信”，其中的“智”，除了“权道”“权变”，为国计民生谋利益之策略考量外，也包含着对自身正当利益与名誉终始的考量。宦海风波是一险，老而不去是恋栈。老人退出官场，也可以让更多后进入场。所以传统主张“急流勇退”。寇准，在这里少了一点这类智慧，他在当退之际不退，成为个人品性上的一道“惭德”。
耽于“名位”的寇准
有两个故实，可以看到寇准耽于“名位”的颟顸。
他的女婿王曙，是一个很庄重的人物，史称有“大臣体”。仁宗时，名流钱惟演留守西京洛阳，欧阳修、尹洙都是一时才俊，为钱惟演属下。这是一群生性风流倜傥的人物，公务之余，喜欢宴游。王曙后来也来到钱府，看不惯这种年轻人“不求上进”的样子，就“厉色”训诫这一帮游山玩水、醉卧花荫的“浪子”。他说：“诸君纵酒过度，难道不知道当初寇莱公晚年的祸事吗？”寇莱公就是寇准，寇准晚年与他人宴饮也是一道风景。欧阳修听罢，离席，站起，拱手，回答王曙一句话：“以修闻之，莱公正坐老而不知止尔！”按我欧阳修听说过的事，寇莱公正因为老了老了还不知道急流勇退啊！欧阳修的意思是：宴游不是错，恋栈才是错。
另一个故实，说寇准听从周怀政的意见，敬献“天书”，果然得到真宗赏识，被召回朝廷。临行时，他的门生有人来劝导老师说：“公如果回朝，走到河阳地界后，称病不行，坚决要求外补，不做朝官，这是上策。如果一定要入朝，马上变卦，就来揭露朱能发现乾祐山‘天书’乃是诈妄骗局，如此，尚可保全平生正直之名，这是中策。而因为敬献‘天书’，再入政事堂做宰相，乃是下策。”史称寇准听后“不怿，揖而起”，不高兴，随便做了个揖，站起走了。寇准最后终于因此而“及于祸”，史称“自取”。
这一次在寇准辖境乾祐山发现“天书”事，动静太大，乃至于遭到了更多名流的反对。
朝廷准备仪仗到琼林苑迎接乾祐山来的“天书”时，入内太子右谕德（辅导太子的职官）鲁宗道上疏反对。他说：“天道福善祸淫，不言示化，人君政得其理，则作福以报之。失其道，则出异以戒之。又何有书哉？臣恐奸臣肆其诞妄，以惑圣听也！”
知河阳孙奭，在多次上书反对“神道设教”不果之后，这一次又来上书，不怕煞风景，不怕在举国欢庆的大好局面下，唱衰帝国。他是“神道设教”以来，一贯的反对派。他的上书，直接指陈朱能乃是“奸险小人”，说他是一个从未有过官场历练的人物，骤然做了地方官，就开始“妄言祥瑞”，最后，他说：“天且无言，安得有书？天下皆知朱能所为，独陛下一人不知耳！乞斩朱能，以谢天下。”
真宗根本不听。
三月降“天书”，四月献“天书”，五月迎“天书”，到了六月，寇准被授予“行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景灵官使、集贤殿大学士”，这就是再次拜相之开始。
这之后，八月，乾祐山“天书”再降！
大宋又是一番忙碌。
但随后就有了参知政事丁谓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寇准“溜须”的事件发生。丁谓很快就由“挺寇派”转为“倒寇派”。
“倒寇”同盟军
寇准“自取”其祸，与他个人性格有绝大关系。他太刚愎、骄狂，且喜欢掩饰自家过错，甚至做过让士林“齿冷”的事。
有一位知制诰李谘，这是中书的大秘。但寇准在不了解他的才华时，很不喜欢他。李谘每次撰写文件，寇准都挑毛病，让他拿回去重写。
有一次李谘起草的文件中使用了“淑慎”这词。这是表示“贤良、和善、谨慎”的意思，最初在《诗经》中出现，说女士，也说男士，因此，这个词男女通用。但寇准执着一端，责问李谘道：“淑慎，妇人事也。”李谘愤不过，拿着《诗经》中的毛氏注解质问寇准：“你看毛氏解释《诗经》‘淑慎君子，其仪不忒’，明明说‘君子’，哪里有‘妇人’的事啊？”
但史称寇准性格“强固”，又用别的例证来诋毁、讥诮李谘，最后还是李谘改了过来。
寇准此事为过。史上美誉男士，用到“淑慎”的例子不少，寇准囿于一偏之见，以总理权势强压秘书学问，是丑陋之行。
李谘积愤，不愿意在他属下做事，上表要求外放。真宗了解到这类情况，就让李谘到荆南也即今日之湖南去做太守。过去到湖南长沙，每月的俸禄不高，真宗还特意下诏给他增加了月薪，还安慰他，说荆南之地往往有“蛮族”扰乱，因此，常常或剿或抚，又有赋税催缴之难，凡此种种，都有赖于新任太守为之下心治理，说朝廷对他寄予厚望云云。等于真宗在帮寇准摆平人力资源方向上的麻烦。
但寇准的“麻烦”更糟糕。
他先是因为“溜须”事件得罪了丁谓，不久又得罪了曹利用。
当初，“澶渊之盟”时，曹利用职官很小，不过是一个右班殿直。但他前往契丹行营与耶律隆绪和萧太后谈判和议事，真宗许他一百万底牌，他听从寇准意见，以三十万谈成。按大宋与契丹百年和好“成本”计算，每年省七十万，百年可省七千万，几乎可以建筑多半个玉清昭应宫，也算功勋一件。所以后来他因功而得到擢升，渐渐做了枢密副使，而寇准为枢密使。这时二人的职位只差一个级别，但寇准卖老，很是瞧他不上。二人议论国事，总有意见不一的时候，寇准就说：“君一夫尔，岂解此国家大体耶！”你不过是一个匹夫而已，哪里识国家大体！
这话说给谁听，估计也难受。
参知政事丁谓了解到这事，正为“溜须”事寻找同党，于是，很快就与曹利用走到了一起。“倒寇”有了同盟者。
翰林学士钱惟演，多年来看到了丁谓的权势正在上升，于是也开始“押宝”，将女儿嫁给丁谓之子，钱、丁成为姻家之好，于是也参与到“倒寇”阵营中来。他多次对病中的真宗“谮毁”寇准，说寇准“交结中外”，说寇准的女婿还是太子宾客，朝廷内外对他都有戒惧，“今朝廷人三分，二分皆归附寇准了”。
钱惟演说来也是贵胄，他的祖上就是吴越国的钱镠，而吴越国的最后一个君主钱俶就是他父亲。此人也颇有才，为诗家“西昆体”领袖级人物。而他的妹妹又嫁给了当朝马军都虞候刘美。而刘美，乃是真宗最宠爱的刘娥刘皇后的“表哥”。
寇准撞上了丁谓、曹利用不算，还撞上了以刘皇后为首的皇亲国戚一干人。
此时真宗已经病重，精神已经错乱，时好时坏，刘皇后于是走入了帝国政界前台，史称“政事多中宫所决”，国家大事多由中宫皇后来决定。
丁谓捉到了帝国的漏洞，开始与“中宫”建构权力联系，史称“交通诡秘，其党日固”。
刘氏的宗亲在巴蜀，有“夺民盐井”的恶劣记录。真宗因为皇后家人的缘故，准备赦免其罪；但寇准不准，必要皇上“行法”，不得偏袒后宫家人，说要将刘美送到御史台去受审。
真宗发怒道：“哪有都虞候受审的事啊！你要送他到御史，你自去送！”
寇准听后，长叹一声，惶恐而退。
曹利用、丁谓就乘机一起上奏，说：“天正大旱，不宜更起大狱，中伤他人。祈求皇上下诏，罢狱。”
真宗听后，也不耐烦，就说：“便罢！便罢！”
但寇准想想此事不能就此罢了，再次上殿，但是真宗已经被疾病和刘美事弄得很头痛，根本就不想跟寇准再论此事。史称“寇沮丧甚”。
因为这件事，刘娥这位皇后，对寇准有了女人家家的怨恨。
丁谓于是乘机“媒蘖之”。“媒蘖”就是酒母、酒曲，可以酿酒，于是这个词就有了“酿造事端”的含义。丁谓在等待、寻找机会。
大事败于“不密”
真宗病重昏沉之际，寇准秘密来见，提出了一个重大建议，他要求尽早“传位”，也即在真宗在世时，完成最高权力交接。他对真宗说：“皇太子人望所属，愿陛下思宗庙之重，传以神器，以固万世基本。丁谓，佞人也，不可以辅少主，愿择方正大臣为羽翼。”
寇准不愧为“能断大事”。整个宋史中，寇准这个意见都是极为大胆的。他要求真宗皇帝“传以神器”，就是将大宋帝王的权杖交给太子。这在皇权时代，是臣辅左右皇帝的罕见案例。霍光当初左右皇权，也是在皇上死后，而寇准竟敢于在只有五十四岁的皇上生病时提出权力转移的提案，这就是要求真宗“禅让”。但是非常可惜，此时的皇太子赵祯，也即后来的宋仁宗，还只有十一岁，如果赵祯真的接受这种禅让，也需要更有权力的人物“摄政”，帝国才有希望和平过渡。而寇准，当此第一宰辅之地位，正是特别容易被人因此而“媒蘖之”的箭垛式人物，多少冷箭都会向他射来，何况丁谓，这位饱读史书、又因“溜须”而受辱的“奸相”“佞人”？
寇准的“禅让”意见，得到了真宗的认同，史称“上然之”。
寇准很兴奋，马上要翰林学士杨亿撰写过渡性文件，请“太子监国”。并且期望杨亿能来做参知政事，替代丁谓。
杨亿赞同寇准，但知道此事关系重大，等到夜深人静时，屏去左右，才开始草拟文件。撰稿时，要措辞，词语要庄重，还要婉转、准确。这事让大才子杨亿也颇费思量。蜡烛芯烧得久了，要剪一剪，此事往常都需要仆从来做，但他坚持自己起身来剪烛，以免被人偷看文件文字。
史称杨亿撰写此文“中外无知者”。
但丁谓还是知道了这件事。
他是如何知道的？有两个不同的版本记录此事。
一说还是源于杨亿。说杨亿在草写文稿完毕后，很兴奋，老皇上让位，太子监国，丁谓下台，自己素所钦佩的寇准总揽朝纲，帝国当有新气象。于是他忍不住对大舅哥张演说了一句话：“数日之后，事当一新！”然后张演就在跟他人的吹牛中，将此事神神秘秘地透露了一星半点，但“太子监国”的主题词却开始在政要圈子里有了窸窸窣窣的响动。
一说乃是寇准自己透露。说是寇准自己酒喝高了，“漏所谋”。
总之，此事不密，丁谓手眼通天，耳目遍朝野，很快就知道了这么一个“太子监国”的“君臣议定”。
开始，丁谓想找一个有力量的人，一道“倒寇”。他找到另一位宰辅李迪，说：“寇准要弄‘太子监国’的政变，如果皇上身体恢复好了，朝廷将何以处置此事？”
李迪一直厌恶丁谓，于是对他说：“太子在外，可以统率大军，在内，可以代理朝政，有何不可？”
但丁谓很恐惧寇准做成此事，就联合同党，一起极力攻讦寇准，认为寇准这是在诅咒皇上，发动政变。
于是，就在真宗身体好转，正常上朝的时候，上奏，要求解除寇准的执政资格。
而真宗也忘记了与寇准的“君臣约定”，史称皇上不记得与寇准“有成言，诺其请”。这样一来，事情的性质就有了变化，成为寇准一个人的政治谎言。
真宗似乎也来了气，就召中书知制诰，年轻的才子秘书晏殊来禁中，起草解除寇准相职的文书。晏殊虽然曾经被寇准贬抑过，但他还是敬重寇准的为人，不肯起草这个可能遭遇千年骂名的“解聘令”。他找到了一个理由：知制诰，是国务大秘；翰林才是禁中大秘。知制诰负责起草国务文书，翰林负责起草皇上诏令。解除相职，属于皇上之职，因此，应该由翰林起草。他以此为由拒绝起草。
真宗于是召翰林学士钱惟演来。钱惟演草诏，选用了很多丑词，极力贬低寇准。此事为士林所轻鄙，成为钱惟演的“污点”之一。
但真宗即使在病中，糊涂中，还是愿意秉承天地之“和气”。他只罢免了寇准的相职，却给了寇准更高的荣誉：太子太傅，莱国公。
钱惟演乘机为丁谓谋官，说：“如此，中书就只有李迪一个宰辅了。恐怕还需要另外任命一位。”真宗朝总是同时有两位以上宰相，这也是“分权”的一种模式。那时节，相权极重。
但真宗似不愿意马上命相，就说：“姑徐之。”姑且先慢慢来。
如此，寇准在职一年多，再次被罢免相职。
这是天禧四年（1020）六月间事。到了七月，真宗任命李迪同平章事，不久，又任命丁谓、冯拯同平章事。帝国此时，有了三个丞相，但寇准已经不在此中。
寇准之败，乃是“自取”；而行事不密是直接原因。国事运作，往往有“密勿”之处，古今中外皆然。王旦在时，曾与真宗讨论“为君难，为臣不易”这个话题。真宗说：“汉光武帝善于保全功臣。”王旦说：“光武帝之所以保全功臣，是因为他由始至终没有赋予功臣过高‘威柄’，分封领地，不过四个县。所以功臣能够保全始终。”真宗说：“汉高祖时，分封领地过大，超过制度，所以有个‘七国之乱’。光武帝吸取了这个教训。”王旦说：“晁错知道七国分封领地过大，准备削藩，但这种忠心很快被七国知道，所以不能免祸。后世论此事，认为七国的谋逆已经很明显了，但还是诛杀了晁错，这是杜绝忠臣之口啊！”真宗说：“此事再一次证明：为君难，为臣不易。削藩一事，如果晁错能秘而不宣，谨慎缓慢推行，何至于此啊！”
寇准是太过于自信的人物，虽然做事磊落，富有超人般的人格魅力，但在进入“宫廷斗争”宦海风波之际，泄密，就是愚蠢。古来败于“行事不密”者，案例屡见不鲜，所以圣贤论“智”，要说“好谋而成”。大汉时代晁错“削藩”，行事不密，为千年之后的宋真宗所叹惜，大宋时代寇准“倒丁”，行事不密，同样为千年之后的笔者所叹惜。
帝国惊天大案
但丁谓并不就此止步。他认为寇准只要还在朝中，就是威胁，于是，盯着各种蛛丝马迹，继续“媒蘖之”。
随后，帝国发生了一桩惊天大案：“周怀政谋逆”。
大中祥符末年，真宗开始生病，到了天禧四年（1020），病情越来越重。有一次，竟然卧在大宦官周怀政腿上，难以正坐。就在周怀政腿上，真宗头痛不堪，但还是想到了帝国命运。月前罢免寇准，按丁谓的意见，寇准是要“太子监国”——此时真宗已经想不起，这是他与寇准商议的结果——现在想想，真要如此，似也不错，至少我似乎可以静静去养病了。于是就与周怀政商议此事。周怀政一向敬重寇准，听到此议很高兴，就秘密泄露给寇准。寇准认为此事重大，自己又已经罢相，不便讨论。但丁谓再一次知道了详情，于是上书斥责周怀政，大意无非就是不得要宦官参政云云。但当时周怀政正在辅导太子赵祯，又是真宗特别喜欢的大宦官，所以，丁谓还没有痛下辣手。但周怀政却心怀畏惧，不能自安。于是，他决计铤而走险，同时做五件事：一、谋杀宰相丁谓。
二、推戴寇准复相。
三、废掉刘皇后。
四、太子践祚。
五、真宗做太上皇。
他认为能够做成这些事。
于是，与他的兄弟礼宾副使周怀信定计，召来平时非常信得过的朋友客省使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阁门祗候杨怀玉，一同议论。最后定在当月二十五日同时举事。但是到了二十四日，晚间，杨崇勋、杨怀吉害怕了，二人跑到丁谓府上，告变。丁谓夜半换上便装，乘坐妇人的小车秘密来到曹利用府上，开始合计此事，拟定了周怀政的罪证。到了天刚蒙蒙亮，曹利用先到崇政殿，向正拟上朝的真宗做了密报。此际，周怀政就在大殿的东庑。真宗当即令卫士将周怀政拘捕。整个过程相当流畅。于此可见，帝国运转自有常法。
事出突然，真宗临危不乱，下诏，令宣徽北院使曹玮与杨崇勋就在附近御药院开始审问。不到一个时辰，事情水落石出，具如曹利用上奏报告所说。真宗亲临承明殿问讯，周怀政“但祈哀而已”。但这种“祈哀”并非怕死，根据种种迹象“重行推演”历史场景，他很有可能在保护寇准，将一切揽在自己身上，并不牵连老相公。
但丁谓不干。他从周怀政当初到永兴军怂恿寇准敬献“天书”的故实，决计将永兴军巡检朱能勾连出来，以此侧面打击寇准。于是，朱能“所献天书”成为一桩“妖妄事”。朝廷派出了特使急赴永兴军捉拿朱能及其“同党”。
朱能听说朝廷使者到了，知道完了，这一场灾祸是免不了了。于是穿戴好盔甲出来，趁朝廷使者不备，杀了一干人，然后，率领所部巡检兵马带着家属“叛逸”，叛变逃逸。
但天下之大，哪里有他可去的地方。
朝廷再派使者发兵追捕，朱能麾下的百十来人，当即溃散，朱能跑入一片桑林，自缢而死。
朱能死，周怀政被押赴城西普安佛寺斩首。
周怀政，就是最早从承天门鸱吻上取下“天书”的大宦官，他很可能参与了“天书”的出笼活动，所以真宗派他去晓谕寇准，并接受朱能的“敬献天书”活动。此人有一记录，颇奇。
说他曾经在真宗病重期间，拿出怀里揣着的小刀，“对上自割”，对着皇上自己割自己。史称“上因是疾复作”，皇上因此疾病复发。
如果这个记录是真实的，那么真宗的精神疾病也可能因为周怀政而加剧。也许他无法接受一个精神病人管理国家的现实，试图以一己之力，重新分配国家最高权力——过去的大宦官王继恩可以行“拥戴”之权，我也可以；也许他更崇敬寇准，试图以一己之力，重新洗牌，改变朝廷丁谓专权的现状；也许他自己就有精神疾病，属于那种间歇性发作的迷狂之徒。总之，这个细微的难于证实的记录，还有太多的疑点。
据说他以大宦官身份照顾太子赵祯即后来的宋仁宗时，赵祯似也隐隐地不喜欢这位“周家哥哥”。只有十来岁的小小赵祯，跟父亲学得一手“飞白体”好字，臣僚中，就有人向他“乞字”。赵祯随手一写，就是六个大字：周家哥哥斩斩。
后来这句话竟成为谶语。
据说周怀政的父亲，内殿承制周绍忠，很早就看不上这个儿子，从种种迹象推断，这位老爸觉得儿子会惹大祸，曾经骂他说：“斫头竖子，终累及我！”你这个砍脑袋的家伙，早晚会牵累到我！
周怀政的兄弟周怀信，在周怀政到西北联络寇准、朱能，伪造“天书”时，就对他说：“兄天书事必败，当早请上首露，庶获轻典。”哥哥您这个“天书”的事，早晚必然败露。你应该早一点告发此事，也许可以获得轻一点的处罚。等到“谋逆”事作时，周怀信又趴在地上苦苦哀求哥哥不要做这事，哥哥不听。
周怀政被抓捕，他的父亲和兄弟都因此而“免死”。
参与到周怀政案中来的亲卒、仆人等，都被“决杖”，发配海岛或远方州郡。其余受牵连者几十人，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周怀政案之后，有人认为太子虽小，但也应该承担责任，毕竟等于“谋逆”。真宗受到蛊惑，这时李迪从容地对真宗说：“陛下有几个儿子，要做这件事？”
真宗虽然病重糊涂，但听了李迪一番话，还是一下子明白过来，太子东宫一旦有此追责，则册立大事就会有不测之祸，觊觎这个位子的人太多了。于是不动。史称“东宫得不动摇，（李）迪之力居多”。
李迪还在寇准艰难的时刻，为争取“从轻发落”，多次与丁谓发生争执。
寇准因为受到周怀政和朱能的牵连，由太子太傅降职为太常卿，知相州（今属河南安阳）。后来丁谓又上奏，认为寇准不应该到内郡去，应该到更远的外郡去。真宗折中，说“与小州”，给寇准一个小的州郡吧。丁谓退朝后，在诏令后写道：“奉圣旨，除远小处知州。”给寇准一个远处的小州。李迪看后说：“刚才皇上可没有说‘远’这个字。” 丁谓耍无赖，回应道：“君面奉德音，欲擅改圣旨，你想庇护谁呢？”他倒打一耙，反说李迪“擅改圣旨”。后来将寇准转知安州（今属河北定州）。
丁谓仍然不甘心。他还在谋划着如何让寇准失败得更惨。
帝国情种
真宗赵恒很可能得了精神性质的疾病。史称“上久不豫，语言或错乱”，而且常常失忆。
有一天，他居然在大臣面前述说刘皇后的坏话：“昨夜皇后以下都到刘氏那里去了，独留朕于宫内！哼！”
这是说刘皇后大约有什么事，一招呼，宫中女眷都过去了，只留下皇上一个人守着大空房子，孤零零的。这话说得可怜巴巴。但史称“众知上眊乱误言，皆不应”，众臣都知道皇上一时昏头，精神错乱，事实肯定不是这样，所以没有人回应他。
但是李迪此时正为刘皇后的“揽权”感到不安。真宗病重，很多军政处分都要经由中宫决断，虽然有大臣看守，但朝廷内外，近来议论已经越来越多。史上“红颜干政”“惑乱朝纲”的故实，让这位新任宰辅有忧虑。
李迪大概有“曲突徙薪”的担当。他猜度的逻辑不难推演：真宗病重，早晚驾崩，而太子年幼，刘皇后免不了要“垂帘听政”。那时节，如果这个名叫刘娥的女人来了野心，称制称帝，如何了得？李迪这类预判不为无因。如果不能消除隐患于未然，这位名叫刘娥的大宋刘后，就会与那位名叫吕雉的大汉吕后、名叫武曌的大唐武后，鼎足而三，成为史上三位最具权威权势的女流。史鉴在此，不得不忧。于是，听到皇上忽然编排皇后故事，李迪便来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勇气，贸然回应道：“果如是，何不以法治之？”
李迪的意思就是黜免皇后，另立她人。
真宗在迷乱中，看着李迪，过了好一会儿，似乎清醒起来，回答他说：“无是事也。”没有这回事。
刘皇后此际正好就在大殿屏风的后面，听到李迪这么说话，女人家家的那一点小小怒火就噌噌地冒出来了。从此以后，她对李迪有了憎恶。后来的日子里，李迪未能久留中书，不仅有丁谓的“媒蘖”之由，刘皇后的意思也左右了这件事。
但众臣为何知道真宗此语不是事实？
真宗与刘皇后，恩恩爱爱一辈子，刘皇后对真宗，真宗对刘皇后，那份情、那份爱，史上罕见。天下皆知，二人乃是相思蚀骨类型的帝国情种。而真宗冷不丁冒出这一句话，乃是精神病人的常态，却也更真实地折射出他对刘娥的依赖、依恋之深。刘娥当时可能有什么一个小事情或大事情，要宫中女眷们去庆贺或听令，宫中女眷本来又不多，一时离去，撇下赵恒先生一人，寂寞与孤独，瞬间袭击了帝国君王。长久被呵护被爱戴的大皇帝、大男孩，在深宫忽然呈现静谧的那一刻，寂寥中独处的时光，让他有了“落单”般的伶仃感。我甚至能够想象，病恹恹的赵恒先生，在高大的寝殿内环顾，看到窗外冬日的阳光和落叶，或许还有离群的飞鸟掠过，他忽然有了恐惧。如果我写的这部书，在此际有一幅插图，应该是：落寞中茕茕孑立的皇上在——害怕。
大宋皇帝赵恒，已经须臾不能离开大宋皇后刘娥了。
刘娥，出生在太原，时当公元968年，太祖开宝元年正月初八，赵恒出生于开宝元年十二月初二。算起来，刘娥几乎大赵恒一岁。
刘娥的祖父刘延庆，在五代后晋、后汉时，曾任右骁卫大将军，父亲刘通曾任宋太祖时的虎捷都指挥使。但后来刘通因功又做嘉州（今属四川乐山）刺史，于是年幼的刘娥随全家从太原迁往川中。刘通不久出征战死，无子，家道于是从小康跌入困顿。母亲庞氏带着女儿寄居在娘家。刘娥在母亲教育下，知书达理，但她还学会了一门手艺：拨鼗。所谓“拨鼗”，就是手持一枚拨浪鼓，控制节奏左右摇，流珠敲击皮面，发出悦耳的声响。
这之后，有一段历史，记录不详。一般认为，庞氏将女儿许给了一位银匠龚美；另一种说法是龚美乃是刘娥表哥或亲眷。我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说法。刘娥与龚美不一定有私情。后来的事就是，龚美带着刘娥从巴蜀来到京师汴梁，继续锻银为业。这时，赵恒刚刚被封为襄王，正在做着开封尹，龚美因为制作银器，得以见到赵恒。年少的赵恒听过川中女子很优秀，就对龚美说：“蜀妇人多才慧，汝为我求一蜀姬。”龚美于是将刘娥介绍给赵恒。
二人初见之下，就有了贾宝玉见林黛玉、阿尔芒见茶花女、渥伦斯基见安娜·卡列尼娜那般，一见钟情不可救药的自我坍缩和痴痴的昏迷。当此之际，全世界都被层层剥离，天潢贵胄、契丹赵宋、河图洛书、星辰大海……全都化为虚无，地老天荒间只有他和她，一个赵恒，一个刘娥。人间至美，酣畅淋漓。赵恒当下山盟，刘娥当下海誓：这个人，我要定了！他俩在用一生做抵押，将生命欲望推向了阴阳和合之美。他们决计要用自己的性命去交换、去掠夺、去熨帖对方的性命，他俩，要在一起。
今人难得见刘娥，但她的美丽不妨在“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八个汉字中展开想象。有资料说这个“才慧”美人出生的正月初八是公历1月28日，按时下乐于做占星游戏的说法，应该是水瓶座。根据她后来的行事风格，可以发现她有难以捉摸的幻想和出奇的理智。她那种大胆而又自由，对新鲜环境的好奇与向往，行事的果断，理解力，都应该迷住了年轻的赵恒。更美妙的是，当他们相互予取、倍加呵护之际，他俩发现：他们还是知心朋友。他的一切，她都理解；她的一切，他也都理解。
真宗生时处理文案，刘娥会陪着他，有时就会发表一些意见，大多公允可取。遇到思路不通的地方，刘娥还会引经据典开导赵恒。
“八大王”之谜
真宗病重“大渐”之际，臣辅们都来看望。真宗不能说话，就用手指点点自己胸膛，又展开五指，再出三指，大臣们面面相觑，猜度合为八的这个数字，不知何意。这时仁宗只有十几岁，而皇八弟燕王赵元俨，乃是赵恒的兄弟，此时只有三十九岁，正当年。赵元俨长得也身材风俊，脑门光亮，下巴丰满，为人“严毅”，有“不可犯”的气场，史称“天下崇惮之，名闻外夷”，国人都很崇拜他畏惧他，名声传到异域，人称“八大王”。
真宗临终，伸出这八个手指头，是不是暗指“八大王”呢？如果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要提防“八大王”篡位，还是“兄终弟及”，将皇位传给他呢？
而这时，“八大王”也恰恰总是入宫来看望皇兄。以至于大臣们对他有了猜忌。这时节，李迪、丁谓、王曾等人都宿在宫禁内殿，为真宗祈禳，看到“八大王”总是出出进进，有时在宫中一待几天不出来。众人不免有了恐慌。这时，翰林司偶然用金盂盛了开水，给“八大王”送去。李迪当即取案上墨笔，在水中略搅搅，让人送去。“八大王”看到黑色的开水，怀疑有人下毒，当即判断：诸臣中有人在猜忌我了，此地看来不能久留。史称“即上马去”。
但这件事给顾命大臣留下了阴影。此刻皇上伸出五个手指，又加三个手指，颇费思量。而就是在这种“思量”中，史上就有了种种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大宋帝国，即使“奸佞”如丁谓，也不期望看到这类风景。但是青萍之末已有风起，祸患很可能起于不可测度的某个微末节点。
刘娥在帷幄之后，看到了这一幕。
她从大臣们的窃窃私语中，能够感知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我的赵恒兄弟啊，你这是啥意思嘛！忽然，刘娥意识到：无论赵恒啥意思，猜疑骨肉，都是危险信号。一生以“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为主诉求的我主赵恒，断不应打莫测之险牌。于是，她决计要对群臣说清此事，但她起身后，却发现诸臣已经离开了病榻，到附近便殿去了。于是，她赶紧令近侍追上去，传谕群臣说：“适才官家展五指，又出三指，只是说‘三五日来，病势稍退’。除此之外，别无他意。”
丁谓等人听后，相信皇后所言，算是当即释惑，不再深究。
刘娥深知赵恒如斯。
刘娥初进入襄王府时，俩人都已二十岁（一说十五岁），正是恋爱的季节，汉语中“如胶似漆”就说男女二人的“黏”度，此际用在他俩身上正好。记录中甚至说到赵恒因为与刘娥日日在一起，以至于“容貌瘦瘠”。这迹象被太宗看出端倪，就问乳母：“太子近日如此景象，左右都有何人？”这位乳母似也关心太子，认为是刘娥勾引了帝国嗣君，就向太宗说了实话。太宗就下命令，让刘娥离开赵恒。赵恒不得已，就将刘娥藏在殿侍张耆家中。
十几年后，太宗晏驾，赵恒践祚，当即将刘娥引入宫中。
这十几年中，二人不免相思蚀骨，而意有未甘。我相信他俩应该有私密会晤。在这方面，人性的力量远远大于礼法的力量。梦里常有悲悲语，醒来难见痴痴欢。当爱情来临时，世界，没有力量可以阻挡。乳母不能阻挡，太宗不能阻挡，玉皇大帝也不能阻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他俩的默契，应该是得到天地神祇保佑的。十几年难得一见，情不变、爱愈深；一旦缘到时到，不做商量，直接接入宫中，终成眷属。中国的帝王皇后，他俩的爱，最真挚、最完美。
也是与赵恒同年出生的潘后，乃是名将潘美的女儿，是赵恒的第一任夫人，婚后六年去世，那时太宗还在，又为赵恒续娶的郭氏女儿。赵恒践祚，按礼法，确立郭氏为皇后，刘娥则被封为美人，后来一直封为一品德妃。
刘娥的表哥龚美，赐姓刘，故史称刘美，成为刘娥的正式兄长，继承刘氏香火。刘美出居外任，除了家人有“夺人盐井”一案，其余不见善恶美丑，一生平安，无功无过。
真实的《狸猫换太子》
赵家帝王，似乎特别艰于立嗣，总是很难诞育健康儿子。真宗的儿子有几个，但大多夭折。景德年初，郭皇后生子，九岁后病逝。前后总五个儿子，都没有活过十岁。皇后也接连病逝。潘夫人后，郭夫人也早薨。而刘娥，跟了赵恒几十年，一直也无子。这时她的侍女李氏与真宗有了儿子，刘娥就与李氏商议，将孩子秘密收为己有，将来立为皇上，李氏应允。
这个儿子就是后来的宋仁宗。
李氏不敢言，有数的几个知情人也不敢张扬。
但事情事实上更为复杂。简言之，李氏不像时论讲述的那样，似乎是个受害者。事实上不是。一方面，她应该有失去儿子，不能享有天伦之乐的痛苦；另一方面，也有来自博大母爱的安慰：孩子算到皇妃刘娥的门下，地位提高、前途远大，如能做太子、做皇上，自有真相大白之日，即使不能真相大白，自家儿子能有如此前途，对一个没有办法“挤”入皇后位置的女人而言，还有什么能比这个结果更令做母亲的欣慰呢？所以，理解此事，必须理解“母亲”。足以告慰李氏的是，她活着看到了儿子做了皇上。宋仁宗于1022年践祚，李氏病逝于1032年。她看着自己的儿子做了10年皇帝，守口如瓶。这种隐秘的幸福感，让一个善良的母亲心安！
更足以告慰李氏的是，在她死后，忽然出现了一批“社稷臣”，要为她正名，而且也终于做到了为她正名。宋仁宗终于知道了：原来自己的生母，就是这个平时用一种善良的目光，默默地看着他的“李宸妃”。真正的悲恸之处在这里——仁宗赵祯明明与亲生母亲在一起，却从未喊过她一声“娘”。
在传统京剧以刘娥与李氏为原型讲述的《狸猫换太子》故事中，刘娥成为一个邪恶的女人。但这种“坊间”模式，并不真实，事实上，也不动人，其间不见人性的悲剧力量。真实的刘娥，待李氏相当优厚，从未有过虐待，更没有动过“灭口”的心思。李氏在时，已经被她升职为“顺容”。真宗仙驾，起永定陵，她让李氏去守陵，这等于默认了李氏特殊的身份。
李氏是一个出身贫寒的女子，幼时只有一个弟弟。而她进入宫中时，才十几岁，临别，她用“刻丝”技术，亲自制作了一个“鞶囊”，给只有几岁大的小弟弟，拍着他的肩膀说：“姐就要走了。你以后就是沦落到颠沛流离，也不可以丢弃这个鞶囊！以后，姐姐如果有了好的前程，一定会寻访你。那时，就以这个东西来找你！”后来她的弟弟在一“凿纸”小店佣工，这是一个类似于售卖剪纸工艺品的小商店。弟弟在这里不幸得了病毒性痢疾，似乎没有治好的希望了，店家狠心，将他遗弃在路边。这时，刘娥宫中一个宦官看到，很可怜他，将其收养，见他衣服穿得疙疙瘩瘩，胸前却悬挂着一个精美的鞶囊，一问，才知来龙去脉，不禁大吃一惊。原来，他曾经得到太后刘娥和李氏的旨意，让他寻找这个小兄弟。宦官拿着鞶囊来见李氏，皇室之中，一片悲喜。
真宗知道后，就给了这个小弟弟一个职官右班殿直，到了仁宗时，到地方做了刺史，史称李国舅。此事，刘娥从中斡旋，很仗义。
李氏病重时，刘娥赶紧派遣太医前往诊治，并为了安慰李氏，再给她晋封为宸妃。李氏封妃后，病逝。刘娥甚至知道身后之事。在大臣的建议下，对李宸妃的葬仪做了足够规格的安排，遗体也做了特殊处理，李氏在棺椁中，穿的是皇后的服装。刘娥内心要对仁宗说一句话：我刘娥是对得起你的生母的。
她一生“宠爱”真宗皇帝，是真宗皇帝的情人、皇后、朋友、“监护人”。真宗病重时，她毫不吝惜地将宫阁中属于她的私人财产全部拿出来，派遣使者到全国各地的宫观、佛寺，以及名山胜境去为爱人祈福。史称这样的活动“不可胜记”。为爱人祈福，动用私财不动用国帑，证明了她的虔诚，也可以因此而看出，她恪守大宋法条。所以真宗曾对大臣表彰自己的知音刘娥女史说：“皇后所行，造次不违规矩，朕无忧也。”
但她在真宗时代，更多地看到了帝国的“软肋”：帝国之长治久安，在宪政模式之前，君主制度之下，君王的个人品质，就是富有极大权重的砝码。刘娥的生命诉求，就是要为帝国“制造”一个“真宗第二”。她要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及进入皇室之后的经验阅历，为帝国“复制”一个赵恒那样的君王，做一个够资格“奉天承运”的皇帝。
刘娥，在无子的隐秘痛苦中，以“秘密过继”的方式，为自己，事实上，也为赵恒和李氏，培育了一个有资格出任帝王的后嗣。那时节，太子一动一息，刘娥都要亲自调护，如果跟随真宗外出，一时离开小太子，也一定会派遣使者去询问详情。至于喂养看护的乳母、陪伴照应的小臣，她都要亲自挑选那种谨慎小心忠厚，宫中历练时间较长的人来担任。只要跟小太子在一起，就一早一晚很认真地教育他，培育他的“恭恪”也即恭敬、谨慎的习性。而“恭恪”，正是真宗赵恒的习性，事实上，也是优秀帝王的习性。
而她做的这一切，来源于她对真宗赵恒的爱和理解。
李迪理解不了这个襟怀阔达、长期受真宗影响的杰出女人。
王曾也不能理解。
丁谓也不能理解。
所以，当李迪试图“法办”刘娥时，真宗皇帝在短暂的懵懂之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此之后，他屡屡在儿子代理执政时，要臣辅们听从中宫皇后的意见。赵恒知道：自己心爱的女人，不仅仅是一个女人，她还是一个懂得经营帝国的政治家，而且，很多见解远远超过当朝臣辅。其心性，更是很多男人们无法比拟的。多年的依恋和依赖，让真宗赵恒懂得，这个“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女人，不简单。
帝国储君尚幼，必须有人摄政；这个有能力摄政的人物，只能是刘娥。于是，赵恒与刘娥，在政治家责任伦理的推动下，共同上演了“借腹生子”的宫廷剧。其目的，就是要在臣辅一片反对声中，在艰难的“君臣博弈”中，将刘娥正式推上“皇后”的位置。
真宗追封的深意
有一个细节，可以窥见真宗对刘娥的爱。
大中祥符初，“泰山封禅”结束，真宗在返回汴梁之前，按照预先设计的行程，特意安排了到曲阜谒见文宣王孔夫子。泰安到曲阜，只有百余里路，几天后，十一月戊午日这一天，真宗一行到达孔庙。
真宗穿着祭祀昊天上帝的靴服，即红罗袍、黑革靴，头顶平天冠向孔夫子偶像“酌献”，敬酒。庙内外，设有黄麾仗，孔子后人陪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