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有司曾制定“仪注”，要皇上“肃揖”，只需向孔子偶像庄敬地作揖即可，但是真宗特意表示要“再拜”。“再拜”就是拜两次，这在古礼中用于表示对尊贵的人物的敬意。
又来到孔子父亲叔梁纥的祭室“酌献”。
随后，诏令刑部尚书温仲舒等人分别祭奠了孔夫子的七十二弟子，以及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和母亲颜氏。
真宗又将写好的一篇《赞》交给有司，刻石留在孔庙。
车驾再到孔林，因为此地树木拥挤道路，真宗从御辇下来，乘马来到孔子墓前，“奠拜”，祭奠而后再拜。
下诏，加谥孔夫子为“玄圣文宣王”，并诵读了祝文。
追封叔梁纥为“鲁国公”，颜氏为“鲁国太夫人”；伯鱼的母亲，即孔子夫人亓（音齐）官氏为“郓国太夫人”。
同时下诏拨款，修葺孔庙祠宇；附近十户人家免赋税，负责孔庙及坟茔的杂役工作。还将祭奠孔夫子的所有礼器全部留给孔庙。
第二天，又派遣吏部尚书、老臣张齐贤等人以最高规格的“太牢”礼节再次拜谒孔墓。
赐给孔家三十万钱，帛三百匹。以孔子四十六世孙、同学究出身孔圣佑为奉礼郎，孔家近属受官或赐出身者六人。
真宗孔庙之行，特意封孔子的夫人亓官氏为“郓国太夫人”，此中有深意。
亓官是复姓，亓官氏在鲁昭公九年即公元前533年时与孔子成婚，那时，孔子十九岁。亓官氏生产那天，鲁公赐给孔子一条鲤鱼，孔子就给儿子起名为孔鲤，字伯鱼。孔子与亓官氏在一起的岁月不多，他常年离开妻子，周游列国。鲁哀公十年即公元前485年，孔子在卫国时，亓官氏病逝。
后七年，孔子病逝。
孔子是否“出妻”，与亓官氏离婚？
此事为史上一大聚讼，迄今各有言说。“出妻派”的证据主要有二：一、《礼记·檀弓上》：“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
孔鲤的母亲亓官氏病逝一年之后了，孔鲤还在穿着孝服祭奠时哭泣。孔夫子听到后问：“是谁在哭啊？”门人回答说：“是孔鲤在哭。”孔子说：“哎呀，这是违背了礼，过分了啊。”孔鲤听到后，就除去了丧服并停止了哭泣。
唐人孔颖达在解释这段话时认为：“时伯鱼母出，父在，为出母亦应十三月祥，十五月禫（音但）。言期而犹哭，则是祥后禫前。祥外无哭，于时伯鱼在外哭，故夫子怪之，恨其甚也。”当时孔子已经“出妻”，父亲还在，这时，作为儿子为“出母”也即离婚的母亲服丧，应该“十三月祥”，即在“出母”死后十三个月的时候祭祀；“十五月禫”，到了十五个月的时候，祭祀并脱掉丧服。
二、因为孔子不准儿子哭自己的母亲，所以证明孔子与亓官氏无感情，所以“出妻”是很可能的。
但这两个证据都有问题。
一、《礼记·檀弓上》那段话并没有证明孔子“出妻”，只说孔鲤“期而犹哭”，孔子制止了他。“期”是十二个月，也即一年。
孔颖达所谓的“祥、禫之礼”就是“守丧之礼”，但并不是对“出母”而言，乃是对“生母”而言。孔颖达经学极为精深，但此处拈出“出母”来说话，于是让后人误解甚深。无法理解孔颖达从哪里得到亓官氏为“出母”的证据。但有意味的是，也恰恰是这段引文证明了孔子没有“出妻”，因此亓官氏也不是“出母”。
《仪礼·丧服》明白记录：“出妻之子为母期……出妻之子为父后者，则为出母无服。传曰：与尊者为一体，不敢服其私亲也。”
“出妻”的儿子为母服丧穿戴孝服十二个月……（但）“出妻”的儿子没有跟随母亲而跟随父亲且为父亲的宗法后人，则不为“出母”穿孝服祭祀。
显然，孔鲤是孔子的宗法后人，如果亓官氏被孔子“出妻”，按礼法，他是不应该为“出母”亓官氏服丧的；但现在孔鲤不但服丧，而且满了“期”，这不正好证明亓官氏没有“出”吗？
所以，第一条证据不成立。
二、孔子并非不准孔鲤哭母，而是认为“其甚也”，过了。为何“过了”？因为礼制规定，十二个月之后，丧服哭奠期满，不应再哭。
“礼”的很多设计非常人性化。孝子思亲，人之情；但哀毁过甚，伤己身，也是背离孝道的行为，圣人并不欣赏。丧事活动中，圣人之“礼”，主张“哀戚之情”，悲哀戚惨真情流露，但更主张“毁不灭性”，悲戚之际不能过度，以免毁伤身体和本性。《孝经》最后一章论“丧亲”就说：“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丧不过三年，示民有终也。”无论怎样悲哀，三天以后也必须进食，这是告诉士民不要因为死者而伤害生者，哀毁之情不要遮蔽生命的本性，这是圣人的政教；守丧不得超过三年，也是向士民讲述：丧礼，是有终了期限的。
所以，在“慎终追远”中“节哀顺变”，是古来丧礼的真相。
孔子在这里维护的是“礼”，更是“情”。过于哀毁的儿子，哭坏了身体，不仅孔子不希望看到，亓官氏的在天之灵也并不希望看到。
但孔子与亓官氏有感情吗？
回到《礼记·哀公问于孔子》这一章，可以听到孔子教导鲁公说：“昔三代（夏商周）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亲之主也（妻子是亲族之主要人物），敢不敬与？子也者，亲之后也（儿子是亲族繁衍的继承人），敢不敬与？君子无不敬也，敬身为大（敬爱自身极为重要）。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与？不能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伤其本，枝从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推敬爱自身之心而敬爱他人之身），子以及子（推敬爱自己之子而敬爱他人之子），配以及配（推敬爱自己之配偶而敬爱他人之配偶），君子行此三者，则忾（通‘迄’，普遍、遍及的意思）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则国家顺矣。”
一个如此主张“敬爱妻子”的人，即使与妻子偶有冲突，也不会动辄“出妻”。在孔子这里，“敬其妻”，是一种“礼”也是一种“爱”。
在妻妾成群的春秋时代，孔子曾经做过鲁国高官，出入于鲁公府邸，有厩马高车，如果纳妾、续弦，都不是问题，但考察下来，孔子一生，只有亓官氏一个女人。亓官氏在世，孔子没有纳妾；亓官氏先孔子七年而死，孔子也没有续弦。如此孔子，与亓官氏可谓“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经》）。如此动人的爱情，居然被人猜度为“出妻”“出母”，未免不伦。
亓官氏，自从孔子死后，在鲁国就进入孔子所居之祭室，与孔子一道得到祭祀，但从未有人想到给亓官氏一个荣誉名号，直到宋真宗赵恒出现。
我大胆猜测：真宗赵恒，之所以给亓官氏封号，是因为他知道：女人与男人一样，需要尊敬。孔子说：“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必须尊敬。我的刘娥，将来也需要收获世人的尊敬。
皇后刘娥“摄政”
说真宗尊敬女人，还有一个旁证。
当初真宗下诏编纂君臣事迹，成《册府元龟》，但内中都是男人事迹；史称真宗“不欲以后妃妇人等厕其间”，是希望女人事迹能够单独做成另外一部书，所以，在《册府元龟》之外，并比照着《册府元龟》，专门收录史上女人事迹，成《彤管懿范》七十卷。“彤管”是传统女史所用之笔，借指女子文墨；“懿范”是指美好的风范。
当时，在李氏预产期之前几个月，真宗就宣称刘娥已经怀孕。但官员们还是反对刘娥被册为皇后，刘娥也只好一次次地“固辞”。直到大中祥符五年（1012），李氏诞子已经三年，才勉强给刘娥晋封为“德妃”。随后，真宗再不断地讨好百官，给百官加官进爵，顺带着给刘娥再进一步，简化一切“册后仪式”，这年年底，顶着满朝反对的压力，四十四岁的刘娥做成了真宗皇帝的皇后。
天禧二年（1018），不到十岁的赵受益改名为赵祯，正式立为皇太子。在资善堂接受太子太保王钦若为资政殿大学士的经筵讲读，同时，太子坐殿接受群臣参谒。到了天禧四年（1020）二月，真宗病情加重，已经很难处理军政大事，就将皇太子赵祯推向前台。诏书中告知大臣，太子听政，皇后辅助。
这时的军政大事，都由皇后决定。朝廷内外有了忧虑。很多人担心皇后“夺权”做成吕后、武则天那样的泼天事业。参知政事王曾就来对钱惟演说：“太子幼，非中宫不立，中宫非倚皇储之重，则人心亦不附。后厚于太子，则太子安，太子安，乃所以安刘氏也。”
这一番话，说得相当委婉，也相当坚定，甚至带有毫不客气的恫吓。它的逻辑是：如果太后夺权，做吕后、武后那样的事，则你刘娥一门凶险莫测。等于警戒刘娥不要试图将“摄政”转化为“执政”。
但王曾的策略在于，他这番话说给钱惟演听，就有了自家人的意味。钱惟演的妹妹就是刘美的太太，他与刘娥是亲家关系。所以这番话应能有安定赵氏，根本不动的意味。史上一般都认为王曾这番话乃是“社稷臣”的大智慧，评价极高。但这话头是建立在假设刘娥可能“篡位”的可能性上，如果刘娥根本不想篡位，这话等于无的放矢，而我倾向于后者。
刘娥可能有过这类念头，但就像每个人每天闪过十万八千个念头一样，并不稀奇。像爱幻想的女人一样，刘娥也许，也应该有过种种幻想，但幻想不过就是幻想，她从未有过效法武后建构“大周王朝”的这类念头，更不要说行径。虽然，她曾经在后来的日子里，问过大臣鲁宗道：“唐代的武后是个什么样的君主啊？”鲁宗道很警觉，回答她：“武后，乃是大唐罪人也！几乎差一点危及社稷！”刘娥听后沉默不语。这不过是她的一次因为飘忽而来的念头，忽然“失言”而已。她要维护的是赵恒的帝王事业，而不是刘娥的帝王事业。
要做吕后、武后那般“事业”，需要培植一群“铁哥们儿”，需要有“劝进”的力量。她没有，也不培植，更不鼓励，甚至遇到这类“劝进”的苗头，就立即打压下去，不令展开。
仁宗时代，刘娥功大，有大臣上表，请刘娥像武则天那样建立刘氏宗庙。当她跟臣辅商量此事时，知道不妥，立即放弃了这个念头。
老臣程琳有一次向她进献一幅图画，打开一看，是《武后临朝图》，这就等于暗示刘娥：你可以这么做，我支持。但刘娥像抓了一把火炭一般，立刻将这幅图摔到地上，呵斥他道：“吾不作此负祖宗事！”
刘娥，有分寸。做事对得起她一生爱着的人，赵恒。
真宗驾崩延庆殿
公元1022年，春正月，大宋帝国由“天禧”改元为“乾兴”。
真宗在病情越来越严重时，还振作起精神，在料峭春寒中，登上东华门观灯。当他听说秀州（今属浙江嘉兴）去年秋天以来，水大，至今为灾，庶民艰于果腹时，一如既往地下诏：免去秀州秋税中尚未缴纳的部分，以此缓解灾情。
到了二月，真宗登上正阳门，大赦天下，各种恩赏实惠，都依照南郊祭祀的办法。去年以来，各地水灾地区，庶民欠缴的租税，全部罢免；有因水灾流离，今春回乡复业的农民，更免除他们的租税和差役，并且还要贷给他们粮种，鼓励适时播种。
不久，又听说徐州有灾，即刻下诏赈济灾民、贫民。
二月甲寅日，真宗进入弥留之际。诸臣前来看望。四天之后，戊午日，真宗驾崩于延庆殿。
尾声
按王曾意思，真宗陵的新穴其实是个“绝穴”，是丁谓试图陷赵家“无后”。如此，则实属大逆不道！但雷允恭的供词中没有这一条，王曾应该有此语之来源的证据，不然，太后也不好糊弄。妙的是，世上已无雷允恭。
皇太子赵祯即位
丁谓、王曾、冯拯、曹利用等中书、枢密两府大臣得到真宗上仙消息后，匆匆赶往延庆殿。一干人的号泣声，回荡在大殿雕梁画栋之间，久久不得平息。
在这场历史性的哭泣间歇，众大臣听到了帷幕后面原皇后、现太后刘娥的严厉之声，她说：“有日哭在，且听处分！”
有哭的日子，现在，且听大事安排！
这个女人不寻常！诸人一时止住哭声，听太后发布意见。
太后令执事宣布大行皇帝口头遗诏，由王曾记录。
遗诏有言：“太子即位。”
于是皇太子赵祯在柩前即位，正式成为大宋帝国第四任皇帝，史称宋仁宗。
诸臣匆匆拜谒新君。
遗诏有言：“皇后刘娥为皇太后，杨淑妃为皇太妃。”
王曾听到这里，搁下笔说道：“适来不闻此。”我刚才没有听到这个意见。这是他在婉转地否定这个意见。他认为柩前宣布“淑妃”升为“太妃”不合礼法，应该“他日议之”，此事不必载入遗诏之中，且此前在先帝面前，不曾听过要“尊礼淑妃”说法。
丁谓则带着怒气说：“参政你这是要擅自改动制书吗？”
王曾与之辩白礼法的制度规定，大意说太子践祚、皇后升级乃是礼法定制，而遽然封杨淑妃为“皇太妃”，并没有经过中书政事堂讨论。此事当往后延宕而定。
丁谓也不服气。各持己见中，同列无人赞同王曾，于是王曾保留自己意见，顺从了太后宣布的遗诏意见。
皇帝驾崩，朝廷内外，议论纷纷，人心浮动之际，只有王曾“正色独立”，所以，虽然人们慑于丁谓权势，但还是在内心倾向王曾，史称“朝廷赖以为重”。
太后不动声色，看着、听着，但她很快理解了这位反对自己意见的王曾，他恪守礼法的“持重”，让她动容。她暗自认为这是一个值得信托的社稷之臣；而丁谓“绝对服从”的姿态，与王曾比较中，则让她多了一点疑窦。与此同时，丁谓的种种往事，那种附和先帝“怪力乱神”般的“祥瑞”故实，在刘娥这里，开始有了不同的意味。
遗诏又规定：“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
这句话，“军国事兼”是指“军事、国事兼有”的意思。“权”是“暂时代理”的意思。皇太后传达“遗诏”，用了这个“权”字，足见她的襟怀之坦荡。但是诸臣退下，王曾在中书草写这份制书（而后向天下宣布）时，丁谓提出讨好皇太后的意见，要王曾将这个“权”字取消。王曾不干，说：“政令出于中宫皇太后处，而不是君王处，这事已经是国家的‘否运’（也即厄运、坏运），称‘权’，还勉强可以向后人昭示君臣不得已的措置。且皇太后言犹在耳，哪里可以改掉呢！”
丁谓想想也是，不再争论。
此事，太后也已经知晓。史称丁谓因此“忤太后意”。
丁谓在为太后“揽权”，反而让太后不快，通过此事尤其可以见太后立身之正。她受正统理念影响，维护的是大宋社稷之道义天下。丁谓讨好太后反而丢分，此事不仅可以见出大宋君臣之间的风气，也可以令人一瞥命运的加减乘除。
契丹派使团吊慰
《遗诏》颁布，有大赦令，百官进官一等，优赏诸军，并特意规定：建造山陵寝宫所发生费用，“无以赋民”，不许因此给纳税人加赋。
宰臣丁谓为山陵使，负责真宗陵墓建造。
朝廷又安排特使北上，向盟邦契丹“告哀”，并告知契丹继续先帝所定之两朝盟好不变。
但特使还没有到契丹中京，契丹主耶律隆绪就已经得到消息了，他将满朝的蕃汉大臣召来，举哀号恸。
耶律隆绪对他的宰辅们说：“与南朝约为兄弟，近二十年了！忽然报来南朝皇上仙驾的消息！我虽然小两岁，但是余生几何呢？”
说着说着，又一次恸哭起来。
但他在哭泣中忽然想到一个大事，止住哭泣，对宰辅们说：“我听说南朝皇嗣还很年轻，恐怕不一定知道我们两朝通好的来龙去脉，如果万一被好战的臣下所离间，怎么办？”
契丹正为此事发愁，大宋的特使到了，说了大宋继续盟好的意思，契丹主所担心的事，大宋皇太后刘娥早就给他想到了。耶律隆绪闻言，这才放下心来。
然后，耶律隆绪又对他的妻子萧氏说：“你可以给大宋皇太后写信，让你的名字在中国也有人知道。”
于是，设真宗灵堂在范阳（也即幽州，今北京市）悯忠寺，建百日道场。同时下令国中，各类违反真宗名讳的字样，全部要更换。然后，就是派遣文武官员陆续前来范阳吊唁。
契丹还派出了以右金吾卫上将军耶律宁为首的庞大使团来汴梁吊慰。大宋太常博士程琳接伴契丹使者。耶律宁要求面见皇太后“致问”，即当面问候。程琳说：“过去先帝曾经与你们的承天太后（萧太后）通使，现在我大宋的皇太后，乃是你们契丹国主的嫂子。按礼，小叔子和嫂子之间是不能通问的。”
耶律宁不知应如何答对，史称“语屈”。
刘太后垂帘听政
大宋辅臣们请中宫指示：太后在哪里办公？意思就是要太后到另外一座大殿接受文武上朝。太后让内侍雷允恭等人告诉诸臣说：“皇帝上朝，太后当朝夕在侧，不须别御一殿。”于是，中书、枢密二府就为这种前所未有的办公模式“详定仪注”。王曾援引东汉故事，请太后、皇帝母子，五日一朝，在承明殿，皇帝居左，太后居右，垂帘听政。
太后同意这个意见。
但是丁谓开始提出新的意见：皇帝年少，可以在每个月的月底、月中见两次大臣，其余日子，如有大事，则由太后与皇帝召群臣上朝决定，如不是大事，则可令雷允恭宫内宫外传奏。太后在禁中看到奏章，画敕审批即可。
王曾一眼看穿丁谓小九九，雷允恭乃是丁谓好友，如此他则正好专权弄权。但王曾不提二人过从事，只说道：“皇上与太后在中宫两个地方居住，但你这个意见却让一个宦官掌握居中之权。历史上来看，这不正是祸端的先兆吗？”
但丁谓不听。
而皇太后却接受了丁谓这个意见，处分之事，尽如丁谓所议。
从此，丁谓有机密，不想让同列预先知道，就更深厚地与雷允恭结交，让他向太后禀报，最后达到他的意图。而雷允恭也与丁谓有了默契，接到学士们草写的诏令、文件，都先拿给丁谓看，然后再向太后处报告。
丁谓的权力达到巅峰。他开始滥用权力。所有他不欣赏的人物，都被他贬抑、降职。
真宗曾接受丁谓意见，意图将寇准贬往“远”一点的江淮之间。这类地方还算富庶之地，即使贬到此地也不会吃太大苦楚，但丁谓退下来后，却以中书名义将寇准贬往道州做司马。道州，在湖南最南端，紧邻两广，宋时，那里还是荒寒之地。同列慑于丁谓权势，知道他在打击报复，都不敢说话。
时任吏部侍郎兼太子宾客的王曾，也参加了御前会议，本来也不想说话，但丁谓此事做得太过，就用真宗的意见质问丁谓：“本来圣上说可以考虑贬谪到江淮地区嘛，你怎么将寇相发配到道州？”
丁谓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改。
此际，寇准已经被贬往道州了，丁谓恃权，继续往南发配，让寇准到雷州去做司户参军。而另一个他不喜欢的宰辅李迪，此前已经因为一次“廷争”被贬到郓州去了，这一次，则趁着大权在握，再一次将他贬为衡州团练副使。
俩宰相廷争
说到丁谓与李迪的“廷争”，也可以看出丁谓的险诈。
丁谓揽权用事之后，升迁罢黜官员，很多都是自作主张，知制诰文书都下达了，宰辅李迪居然都不知道。这不等于架空这个新任宰辅吗？
性情刚烈的李迪不禁越想越怒，对同列说：“我李迪起自布衣，做到宰相，受国恩深重，如果有报国之处，死且不恨，怎么能党附权幸，求自家平安呢？”
从此以后就留心观察丁谓，不让他随意妄为。
如前所述，按照一种意见，真宗朝，王钦若与刘承珪、陈彭年、林特、丁谓等人交通往来，“踪迹诡异”，时论谓之“五鬼”。当时这“五鬼”，王钦若在外，陈彭年已死，刘承珪失势，只有林特还在朝中。
林特曾以权三司使身份为“同玉清昭应宫副使”，是丁谓的副官。林特勤于吏职，善于承上接下。丁谓很欣赏他。后来，丁谓奏请，将林特的“同玉清昭应宫副使”的“同”字取消，为正式的“玉清昭应宫副使”、尚书左丞。
史称林特“性邪险，善附会”，所以丁谓始终善待林特，有机会就极力引用、提拔。现在，丁谓更想援引林特为枢密副使，原来推举他兼任的太子宾客一职不变，而李迪也即将出任太子宾客。
早晨上朝，百官在待漏院等待时，李迪才知道这个决定。这是要林特坐上国家武装力量副总司令位置，李迪坚决不同意。
待漏院中，俩人就争吵起来。
李迪说：“林特去年迁官为右丞，今年改尚书、入东宫，这些升迁，都不是‘公选’，物议沸腾还没有止息，况且他已经为太子宾客，怎么可以改官？”
丁谓还在与他辩白，李迪已经怒火中烧，于是大骂丁谓，还举起手中的笏板要敲击“佞臣”丁谓。史称“谓走得免”，丁谓赶紧跑开这才没被他敲中。
同列中有人认为大臣争执如此，又打又骂，未免有失体统，为法礼不容，于是极力劝解，争取息事宁人。但二人此时都已经心火烧起，断无熄灭之机。
这时，已经是天禧四年（1020）的冬天，售卖早餐的小贩在待漏院外清冷的寒风中，一声声的吆喝都暂时停了下来，听着从大院里传出俩宰相的詈骂、争吵，一个个感到很纳罕。早朝时间到，随后，小贩们看到丁谓和李迪在百官的劝解中，磕磕绊绊向宫中走去，而两位宰相一脸不忿之色。
进入长春殿，真宗坐在堂上，很痛苦的样子。此时，他头痛脑昏。
内臣从禁中拿出一份文件，对李迪和林特等人说：“这是给你们兼任东宫的任命制书。”
李迪带着怒火未消的神色说道：“臣要求不接受这份任命。”
此语一出，庙堂一时惊住。
李迪干脆打开愤懑已久的话匣子，先是斥责丁谓“奸邪弄权”，说他现在搞得朝廷内外“无不畏惧”，皇上若不信，“臣愿意与丁谓一同下到宪司去对质”。然后，他开始滔滔不绝，将朝中“奸佞”一个个剥皮数落开来，他说：“昨天，林特在三司任上，非理决定惩罚，乃至于一人致死，死者家属到朝廷来告状，结果被按下不处理，这都是丁谓死党在庇护，所以人不敢言。……寇准呢，则属于无罪被免。朱能的事呢，也不应该正法。东宫那里也不应该增置新的官员。还有那个钱惟演，他也是丁谓的姻亲，也没有做什么好事。”
说罢，意犹未尽，又道：
“臣愿意与丁谓、钱惟演同时罢免执政之职，希望陛下另选贤才作为辅弼。”
朝堂之上，还从未有过如此“无礼”的争执，真宗已经被他气得不知说什么才好。而李迪回顾一看，曹利用、冯拯也在，就补充说：“曹利用、冯拯，也是丁谓的同党。”
曹利用则傻乎乎地想起自己当初“深入虎穴”与契丹谈判，每年省下七十万的“丰功伟绩”，于是，当即驳斥李迪道：“呵呵，以片文只字遭逢圣世，我曹利用是不如你李迪；但是张奋空拳，舍命捐躯，入不测之敌，你李迪不如我曹利用也！”
真宗忍着头痛和愤怒，问丁谓：“你们中书有什么不当之事吗？”
丁谓说：“这事可以问问我们同列。”
于是真宗问任中正、王曾等人，这些人都说：“我们中书供职之外，并没有什么旷缺之事。”
随后，中书丁谓、李迪等人退下，独留下枢密官员来议论。开始，真宗很愤怒，要将“失礼”的官员付诸御史台解决。冯拯和曹利用都劝导真宗不要如此处理，并分别为丁谓和李迪做了宽解。真宗说：“二人曲直还没有结果，怎么能不去分辨？”
说着说着，火气略消，就对诸人说：“这事，朕应该有了解决办法。”
钱惟演上言说：“臣与丁谓是姻亲，忽然遇到宰辅排斥，臣愿意退出班列。”
真宗反过来安慰他。
于是命学士刘筠马上起草诏令：
“丁谓、李迪罢相；各降一级；丁谓改知河南府，李迪改知郓州。”
但制书没有立即发出。一般来说，这种重大任免诏书，都需要中书审议，要一段时间。丁谓就趁着这段说罢相还没有罢相的空缺时间，来承明殿再见皇上。真宗此际已经火消，就质问丁谓干吗要在朝堂与大臣争执。
丁谓说：“不是臣要跟他争执啊，是李迪骂我啊！臣实在不应该跟他一起罢免啊，请求皇上留下臣啊！”
皇上于是让他坐下，史称“赐坐”。当时有不成文法，宰辅可以坐在“杌子”上，其他官员只能坐在“墩子”上。左右不知，要设个“墩子”给丁谓，丁谓不客气地说：“已经有旨，恢复了我的平章事。”于是左右给他换了个“杌子”。
对话完毕，真宗要内都知、副都知两人传诏，并送丁谓前赴中书政事堂，令依旧在此“视事”办公。
而李迪，则依旧贬谪郓州。
丁谓要皇上再传学士刘筠，要他草写“恢复丁谓为相”的制书，刘筠“不奉召”，丁谓换一个翰林学士，晏殊。晏殊惧怕丁谓权势，赶紧来见丁谓。
刘筠从政事堂大院出来，遇到晏殊从枢密院南门那里经过，正在向中书走去。见到刘筠，晏殊侧面而过，不敢作揖施礼，史称晏殊“盖内有所愧也”。
吓人的“尚方剑”
真宗驾崩之后，丁谓再次贬谪寇准、李迪。王曾认为贬抑太重，提出反对意见。
丁谓受够了王曾的顶撞，此时，他已经获得了向太后直接传递信息的通道，开始有恃无恐，于是，很傲慢地看了王曾一会儿，史称“熟视”，然后给了一句狠话：“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
“居停主人”就是租赁房屋给他人的房东。王曾曾经将自己的宅子借给寇准居住，所以丁谓这样说他。显然，丁谓对王曾也早已有了戒备。
王曾听到这话之后，一时恐惧，史称“遂不复争”，不再与丁谓争论。但是，丁谓这一句话，却最终让自己付出了代价。王曾，可能是大宋帝国所有贤相中，最富有“权谋之道”的人物。他在宫廷斗争来临时，不是那种简单的为价值观而袖手无为的人物。他的辣手，甚至比丁谓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遂不复争”的王曾，此际相当诡异。他居然并不坚持正见，为寇准、李迪辩护，也不在此际开始“倒丁”。他有更成熟的思考。否则不斗，斗必胜，这是王曾当下之心理写照。按照后来的时态发展，“重行推演”王曾的心态，似应如此。
所以，他宁肯要寇准、李迪先来铺垫，“牺牲”二人，也在所不惜——他也知道，按他眼下的实力，还救不了这二位贤相。他必须在全胜把握下，为朝廷清除丁谓团伙，现在，还远不是时机——丁谓势力太大了。
此刻，丁谓因为贪婪、狠毒以及愚蠢，为自己种下了恶种，没有办法，他只能在未来的某一时刻，收获自己的恶果了。
中书当时的值班知制诰是宋绶，他负责起草贬责寇准的文书。
丁谓看后不满意，认为“不切”，不准确，就对宋绶说：“舍人都不解作文字耶？”你这位大秘书都不懂得怎么编排文字吗？
宋绶很谦逊，请求丁谓“笔削”，修订。
丁谓当即加入自己的意思，将文书改定。
于是，人们看到的诏书就有了“当丑徒干纪之际，属先皇违豫之初。罹此震惊，遂至沉剧”这类文字，是将“先帝之死”归咎于寇准等人，认为是他们的“违法犯纪”惊动了病中的先皇，所以先皇才一病不起。文字如此罗织，透露出的狠戾，令人惊心。
丁谓担心寇准、李迪东山再起，很想将二人置之死地。但大宋帝国并无诛杀大臣的习惯，二人所犯之罪，也没有条文可以处死。于是，丁谓就想出了让二人“被自杀”的权谋。
他得到贬谪寇准与李迪的诏书，又经由雷允恭设法派出中使，带着诏令去见这二人。
中使领会了丁谓的意思后，就用一个锦囊藏着宝剑举在马前，模样仿佛是把“尚方剑”，做出将要“有所诛戮”的样子。
使者来到道州后，寇准正在与客人宴饮，客人大多是道州的州吏，起来迎接中使，中使回避不见；州吏又问来这里的原因是什么，中使也不答话——他就等着吓唬够了，让寇准进屋自尽呢。但寇准神色自若，让人对中使说话：“如果朝廷有‘赐死’的意思，请出示诏书、敕令。”哪里有“赐死”！中使不得已，拿出敕令，不过是贬官继续南下雷州而已。
寇准当即将道州司马的官服脱下来，换了一个短到膝盖的小吏服装，在庭下“拜敕”。而后，升阶，接着宴饮，谈笑如常，直到黄昏才结束。
李迪此时被贬在郓州，接下去要贬往衡州。
他刚刚听到有中使举着锦囊“尚方剑”来郓州，就认为完了。他性情刚强，不想吃那一剑受辱，于是决计自裁。但是还没有实施，被他的儿子救了过来。
中使到了李迪府上，不走。有人来看望李迪，中使装模作样地让来人留下姓名、报上籍贯，意思是你们这一伙人跟李迪是同党，小心秋后算账。但是李迪才高品正，很多人不顾可能的危险，还是来看形同软禁的旧日相公。有人带来一些盒菜、美食之类，中使留在厅堂，一直到放臭了，也不给李迪吃。
李迪的一个门客叫邓余，看出门道，大怒道：“竖子欲杀我公以媚丁谓耶？邓余不畏死，汝杀吾公，我必杀汝！”这小子是要杀我家相公，以此来谄媚丁谓那厮吗？我邓余不怕死，如果你杀我家相公，我必杀你！
于是邓余跟从李迪一直到衡州，一路上不离左右，李迪这才得以活命。
李迪是一个享有清名的人物。有人对丁谓的大胆狠戾不解，问他：“迪若贬死，公如士论何？”李迪要是真的被你这么折腾，贬谪而死，你如何应对士林公论？
丁谓的回答全然是一派商鞅、韩非、马基雅维利口吻，他说：“异日好事书生弄笔墨，记事为轻重，不过曰‘天下惜之’而已！”
他的意思是：似李迪这等人物，死就死了，他日有人论起这事，有好事的书生摆弄笔墨，记录此事的轻重与否，不过就是四个字而已：“天下惜之”！所以，没什么，死就死了。
丁谓膨胀得厉害。
但是他的时间，不多了。
雷允恭擅改皇堂位
天禧五年（1021）四月时，宦官雷允恭以内殿崇班升职为皇太子宫都监，同管勾资善堂左右春坊司事。这是一个侍奉太子赵祯的中使之职。
一年后，真宗崩，丁谓结交雷允恭后，二人都有了“绝对权力”在手，进而有了实施“绝对腐败”的趋向。丁谓认为得到皇室“内助”，雷允恭认为得到宰辅“外助”，各自“倚势”，于是“日益骄恣无所惮”。没有什么畏惧、敬虔之心了，这就什么都敢干了。
兴修真宗山陵，工期紧，很多宦官都被派在外面督修陵寝，只有雷允恭没有外派的职务。于是他向太后请求去修陵。
太后不许。
雷允恭哭泣着说：“臣这一生得到先帝恩典，做事并不在他人之后，而现在独独不能为先帝效力，是不是臣有何罪过啊？”
太后刘娥道：
“我不是对你有什么吝啬。实在是因为你很小的时候，就得到皇上恩幸，从来没有在外面出任过什么职务。现在官品已经很高，小气不然的差遣，不足以安排你去；大型项目工作给你，我担心你不懂得国家法禁，如果妄有举动，可能反而牵累到你！”
太后刘娥这一番话，足见她识人之明。
但是雷允恭似乎鬼使神差，还是泣告不已。
太后想了想，一般的职务都已经安排出去了，就给他个“特命”，与一位叫张景宗的共同管勾山陵一事。
这个期间，雷允恭就有了出入于山陵使丁谓家中，与女道士刘德妙来往，请神下凡等昏妄事。
三月的一天，雷允恭骑马来到修建中的山陵视察工地。这时，判司天监邢中和对他说：“现在这个山陵啊，上去一百步，按风水阴宅之法，应该有利于子孙。很像汝州秦王的坟陵。”
秦王，就是赵廷美，乃是赵匡胤的四弟，他生有十个儿子，而他的孙子辈似也兴旺。
雷允恭问：“那么好的风水宝地，为何不用？”
邢中和答：“怕下面有石头有水啊！”
雷允恭说：“先帝只有今上一子，再没有其他后嗣。如果真的像秦王坟，那就应该用！”
邢中和犹豫，说：“山陵事重，反复查核、勘探，需要时间。怕一耽误，那原来规定的七月完工之期，就赶不上。”
雷允恭不知轻重，当即拍板定案：“你们就来改穴，改换神道入口，我走马去见太后说这个事，太后哪有不从的道理。”
雷允恭向来“贵横”，无人敢违背他的命令，当即吆喝着，役夫们开始“改穴”。工地上一片人潮涌动。
陵寝在巩县，距离汴梁近四百里。等到雷允恭来见太后说这个事，并告知已经先斩后奏，太后道：“这是大事，怎么敢如此轻易处理！”
雷允恭道：“让先帝的后嗣子孙繁衍昌盛，有何不可为？”
太后不大信这个事，就对他说：“你出去问问山陵使丁谓，听听他的意见。”
雷允恭来见丁谓，说了过程。
丁谓本来认为不可以改动。因为现在这个穴位，乃是很久以前就已经查勘后的定案，真宗在世时都知道这个位置。现在改，万一出事，麻烦，耽误工期，也麻烦。但他不愿意违背雷允恭这个内侍的心愿，以后俩人还要在一起“合作”更多事情呢。于是，他不给具体的反对和赞成意见，史称“无所可否，唯唯而已”。雷允恭没有得到丁谓的决断意见，但回到宫中，却诓骗太后说：“山陵使无异议矣！”
太后见此，就答应下来。
但是，还就是出事了。
改穴后，发现石头，役夫费尽力气，碎石掘进，忽然出水。这就意味着，这个陵寝根本不能用。
工役艰苦，役夫们议论纷纷、牢骚满腹。步军副都指挥使、威塞节度使黄守忠是修奉山陵部署，也即工地总指挥，看到这个情况，担心不能如期完工，干脆停止施工，派人快马回汴梁告知山陵使丁谓，工人原地休息，等候消息。
这时，已经是农历五月了，距离工期到期只有两个月时间。
丁谓庇护雷允恭，打算迁就这个地点，勉力完成此役，因此不敢将实际状况告知太后。
但是工地上另有内侍不少人，回到汴梁后，将这个重大工程问题向太后作了汇报。太后来问丁谓，丁谓一直在京师，于是派出按行使和副使二人前往巩县调查并参定，根据工地实情做出方案。太后又派出亲信杨怀玉等人一起去调查。这时，太后已经知道是雷允恭私自决定改方案闯下大祸，就另派人调查雷允恭的“罪状”。
雷允恭拿着他与邢中和二人画出的图纸，准备入奏，太后不允，已经不想见他了。不但不想见，还成立了专案组开始对雷允恭进行审讯。与此同时，又派遣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吕夷简，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鲁宗道，以及中使若干人，前往视察皇堂即先帝的墓室。这些高官调查后都认为，应该继续用原来的旧穴。
于是，太后令诸臣到丁谓府邸去议决此事。
第二天，特命参知政事王曾再往山陵看视，并做道场祭告神祇祖灵。
丁谓给出的意见是：等王曾祭告回来，与众人议论没有异议再开工。他的意思还是想保雷允恭，能用新穴就用新穴。只要用新穴，雷允恭就可能不算大罪，如此，则自己也能平安。
但太后已经不想用这个出水新穴了，下诏，要恢复工役如初，但是穴道里面的墓室须议定后再来修筑。
王曾回来后，接受了众人的意见：恢复工役如初。
而雷允恭的大狱审讯结果也出来了：
一、擅自挪移山陵穴道皇堂；
二、盗窃工程款，库金3110两、库银4630两、锦帛1800匹、珠43000颗、玉56两；三、盗取山陵陪葬品，常进皇堂犀带1条、药金（即黄铜）70两；四、昔日曾经让他取玉带赏赐辅臣，却被他窃取其中3条。
而雷允恭与丁谓家中刘德妙来往的事，也被查出，报到太后处，暂未宣布。
诸罪并罚，在巩县杖死，家资没收。他的兄弟雷允中决配柳州编管。
邢中和免死，决配沙门岛。
王曾论“绝穴”
王曾等到雷允恭案结束后，开始酝酿“倒丁”谋略。
这一谋略必须要在雷允恭死后，必须要与太后单独面对，单独谈。
但是丁谓把持与太后的对话通道，要想单独见太后，有难度。王曾就用了几天的时间，有意无意地说自己无子，想以侄子过继过来承接香火。说得丁谓都同情了他，就鼓励他单独跟太后说说，给个敕令，就算正式过继了。
王曾答应，说明天退朝，当留下来说这个事。
等到第二天，王曾与太后“独对”时，开始说丁谓“包藏祸心”，原来是他故意“令雷允恭移动皇堂于‘绝地’”。
按王曾意思，真宗陵的新穴其实是个“绝穴”，是丁谓试图陷赵家“无后”。如此，则实属大逆不道！
但雷允恭的供词中没有这一条，王曾应该有此语之来源的证据，不然，太后也不好糊弄。妙的是，世上已无雷允恭。
此事终于惹恼了太后。
她对真宗的爱与忠诚，天下第一，丁谓背后给死去的真宗如此“下绊子”，令太后怒不可遏。当她试图寻找王曾是不是挟私报复时，却没有找到王曾与丁谓“结梁子”的记录。甚至，过去，丁谓与李迪在朝堂争吵时，王曾还向着丁谓说话，说“谓无过，曲在迪”，丁谓没有错，错在李迪。此际王曾来说丁谓，应该没有打击报复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