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倒丁”立威
后来丁谓稍稍知道了一点风声，一天退朝后，丁谓也留下，对着垂帘听政的太后开始自我辩解。说着说着，内侍将垂帘卷起，对丁谓说：“相公这是跟谁说话呢？太后大驾走了很久了。”
丁谓惶恐不知所为，举着笏板磕了几个头，退出了。
不久，辅臣又在仁宗办公的资善堂“会食”，聚餐，独独没有召唤丁谓。
丁谓这才知道“得罪”了。于是在一次朝会中，当着众人的面，向钱惟演“哀请”帮忙疏通。
钱惟演大大咧咧地回答道：“当致力，无大忧也。”我会使劲儿的，应该没有大的问题。
冯拯听后，不以为然，“熟视”钱惟演，不说话。把钱惟演看得直发毛。
这个细节证实，丁谓要倒霉，冯拯先知水之冷暖，于是也参与到“倒丁”阵营中来。
调查雷允恭的专案组将有关材料报给朝廷，太后看后，内中涉及丁谓的“黑材料”不少。于是，太后在承明殿与大臣们有了一次决定丁谓命运的讨论。
太后对冯拯等人说：“丁谓，身为宰相，却与内侍雷允恭交结来往。”
然后出示了一堆金酒器，这些都是丁谓委托雷允恭令禁中后苑工匠所造。还出示了雷允恭写给丁谓的信件，其中有些信件就是公开向丁谓求官，求为管勾皇城司、三司衙司等。
职官予夺升降，乃天下公器，现在二人如此交通，沆瀣一气，眼见已经脱离了古来“天下为公”的圣贤教诲。太后很不爽。她对臣辅们说：“以前丁谓经过雷允恭奏事，都说：‘已经与卿等议定’，所以我才准了他的奏章。近来才认识到他的矫诬。后来，要他做山陵使，营奉先帝陵寝，那应该更尽心才是吧？嘿，他反倒擅自迁移皇堂！差点误了大事！”
冯拯顺着太后的话茬说：
“自从先帝登遐（远去），国家政事都是丁谓与雷允恭同议，回来说在禁中得到旨令，臣等莫辨虚实。现在，赖太后圣神省察其奸，这是宗社之福啊！”
太后这时候，想到王曾对她说丁谓的“包藏祸心”，不禁又想起真宗在日的光景，怒气难平，话语间就有了杀气，似要诛杀丁谓。
但“杀大臣”，乃是太祖以来的大事，终太祖、太宗、真宗三世，几十年间，极少有过“杀大臣”的记录。真宗一朝更是零记录。如今要杀丁谓，此例一开，“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的大宋帝国，就将升腾戾气、沉伏危机。幸好有宋三百年，君臣有共识，冯拯虽然并非大贤，但在这个决定大宋国运问题上，他还有清醒认识。于是，鼓勇对太后说道：“谓固有罪，然帝新即位，诛大臣，骇天下耳目。谓岂有逆谋哉？第失奏山陵事耳。”丁谓固然有罪，但新帝即位，就来诛杀大臣，难免骇动天下人心。再说，丁谓哪有谋逆的形迹啊？他不过是山陵之事没有及时奏准、擅作主张而已。此罪，不应当斩。
太后本来也不想开杀机。考虑到她的一系列作为，“立威”倒是真的。从真宗“登遐”，她召诸臣到柩前，在一片哭声中，她不哭，一声断喝“有日哭在，且听处分！”有如一声霹雳，当即镇住文武辅弼。这是太后“立威”之始。当初从巴蜀而来的小女子，除呈献给真宗赵恒的千娇百媚之外，却别有冷如冰霜，透溢巾帼不让须眉的吕雉、武曌之相，眼角、眉梢，威容动人。
流露杀机，并不刑杀，借冯拯之言，虚惊一场，太后再次“立威”。
从此，宋廷几乎无人不对这位昔日“拨鼗”的冷美人敬畏有加。
于是，丁谓正式罢相，贬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
因为丁谓而遭遇罢黜的官员十数人。
王曾“反经合道”
“倒丁”一案，王曾居功甚伟。后人评价甚高。他“使诈”栽赃丁谓，说丁谓怂恿雷允恭，将真宗葬于“绝地”，目的是“使无后嗣”。这类构陷也多被后人理解，认为这是不得已的办法，不如此，奸佞不去；不如此，大宋不安。
明人孙绪评论圣贤之“智”，有一段话极为精彩，大意是：做事情如果智谋不足，孔子也不赞同。用兵出奇，是老子所讲述。很多紧要关头，间不容发之际，能够解除艰难，建立勋业，安定反侧，适合事变，往往需要“权谋”在场。这样的时刻，即使舍去“正道”而随从“诡道”，被《春秋》大义所讥评，只要合于“道”，对当世有功，就可以做。所以《周易》要说“见机而作”，孔子要说“好谋而成”。明白这个道理，不仅仅可以施之于“用兵”而已。
此说等于在为王曾式的“权谋”做注。读懂这段话的意思，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王曾“反经合道”的“权谋”。
另一位明人谢肇淛在他的《五杂俎》也有一段话，可以帮助理解王曾此举。
他说：“事功之离学术，自秦始也，急功利而焚诗书；学术之离事功，自宋始也，务虚言而废实用。故秦虽霸而速亡，功利之害也，宋虽治而不振，虚言之害也。”
这话是说秦政重“工具理性”，而大宋重“价值理性”。用这番话来衡量剧秦和大宋，似扪着要害之处；但是核定大宋种种“紧张”，种种恪守与变通的艰难，可以看出，大宋一直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间寻找某种平衡，并非一味倾向于“价值理性”。而历史深处，更细密的节点，往往出入更大。譬如王曾，就不是一个“务虚言而废实用”的人物。他的“倒丁”可以为例。
此外，在王曾后来的日子里，他对帝国利益几乎就像一个精心的看家护院者，其重“实用”处，往往要与太后做艰难博弈。
“天书”从葬永定陵
“天书”，在真宗之后，怎么办？
这事，成为帝国的一大难题。
继续保留“天书”，那就要坚守“神道设教”的几十年政治逻辑，不得变异；而运作起来，各类“伪造天书”事件，在国家鼓励下，还会陆续发生。那时节，怎么办？更有太后还在。她跟着真宗完成了“神降天书” “泰山封禅”“祭祀汾阴”“建造宫观”种种“神道设教”活动。怎么办？天下都知道，太后刘娥虽然有所控制，并不奢靡，但她事实上乃是一个喜欢排场的人物。
人人都看到了这一步。但是，怎么办？
由于真宗永定陵旧穴改新穴，现在又重新改回旧穴，耽误了时间，所以，原定于七月完工的陵寝，工程后延到了十月间方才完工。
就要让真宗安寝了。
新任皇帝宋仁宗，此时只有十几岁，他与皇太后诏谕辅臣，将问题提了出来。
王曾，还有未来的名相吕夷简，提出了解决方案：“天书”从葬真宗永定陵。
理由是：这么贵重的东西，只有先帝可以独享，他人不得染指。
皇太后细细思量，接受了这个意见，于是，内廷降旨：前后所降“天书”，都是先帝尊道奉天，所以天帝显灵，赠书作答。现在就要安葬先帝了，所有的“天书”都有玉刻的副本，都已经奉安在玉清昭应宫。原本真文，只在宫禁大内中供养。由此可以看到先帝的意思是什么啦。何况如此特殊的祥瑞之极，只能专属先帝，不可留于人间。当从葬永定陵，以符合先帝的旨意。
事，就这样解决了。
玉清昭应宫大火
八年之后，已经是仁宗天圣七年（1029），这一年的六月丁未日，忽然大雷雨，玉清昭应宫被雷劈失火，宫观凡2610间房屋，除了长生崇寿殿之外，全部焚毁。如此，连“天书”的副本也化为灰烬。
第二天，太后刘娥召来辅臣，哭泣着说：
“先帝力成此宫，一夕延燔殆尽，犹幸一二小殿存尔。”
这时的枢密副使名叫范雍，他估计太后的意思是想重新修葺，于是抗言道：“那还不如全都烧光呢！”
太后闻言一惊，问他何故。
范雍说：“先朝因为这个玉清昭应宫，而竭尽天下人力，现在这么快就成为一片灰烬，显然，这是天意，不是人意。如果仅仅因为有那么几间尚存的房屋，而整体修葺，则民不堪命，这也不是对‘天戒’的回应。所以不能修。”
太后不爽，希望能获得真宗朝老臣的支持，但王曾很严肃地支持了范雍的意见，吕夷简也支持范雍。
史称“太后默然”。
整个“神道设教”活动中，凡富有清明理性的臣辅，基本都从内心持一种反对意见，并且知道一旦参与此事，必有损于后世令名。真宗朝第一宰辅王旦，在参知政事丁谓频繁上“祥瑞”事时，不得已，附和真宗；但他还是给自己的未来机智地留下了一点亮色。
有一次，丁谓呈上《新修祀汾阴记》五十卷，内中编联各种“祥瑞”，总有一百四十六幅配图。真宗将这部厚厚的大书，放在龙图阁内，召宗室、辅臣和文武百官都来观看。王旦上言说：“臣一直为东封西祀活动的大礼使，但这里所奏上来的‘祥瑞’，臣非亲见也，都是根据司天监邢中和描摹的形状罢了。愿令史官并书其实。”
王旦在这里耍了个心机，他留下的一句话“臣非亲见也”，是对后世名誉的一种洗刷。
他怜惜身后名，而丁谓则不同。他如果真心信服“祥瑞”，什么话也不用多说；如果不信，还来频繁“献瑞”，实在是“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心态。这个记录，将王旦与丁谓区别开来。
“神道设教”时代结束
冬十月，终于到了奉安真宗的时候。
仁宗痛哭流涕，拿出一部手抄十卷的稿件，对辅臣说：“朕躬阅先帝的圣政记录，抄录了这些，编纂为《政要》。请将它放到先帝的皇堂里。”
发引之前，有司报告，说灵驾体积很大，从汴梁城里往巩县发运，经过的道路城门、庐舍，都要拆迁扩大，以方便灵驾通过。
当即就有侍御史知杂事谢涛反对，他提出：“先帝东封西祀，所用仪礼器物那么多，但是还没有听说有所毁坏拆迁。且遗诏有‘务从俭薄’的说法。现在有司制作的陪葬冥器太过于侈大，以此来烦劳州县拆毁城门屋舍，不是先帝的意思。请下少府，根据道路城门状况，裁减一下规格。”
这个意见，太后不从。
她太爱赵恒了，要给一生中唯一爱着的男人一个尽力风光的葬礼。
这时，仁宗与太后都坐在阁子里，听到这里，仁宗说道：“城门卑者当毁之，民居不当毁也。”
小小宋仁宗，就在太后摄政的当口儿，提出了自己的第一条政治意见，预表了他的折中能力，以及民生理念。事实上，这也是太后亲自调教的结果。所以，当他的意见与太后有“冲突”时，太后还是理解了这个非亲生儿子的“岐嶷”之处，史称“太后以为然”。
乾兴元年（1022）冬十月己酉，葬真宗文明章圣元孝皇帝于永定陵。
“天书”在真宗的皇堂里。
王曾就这样结束了一个时代——真宗“神道设教”时代。
但“春秋责备贤者”，此案也被王夫之所批评。
王夫之认为丁谓是个小人，这是“万世”都能认同的事，王曾骗丁谓，说要独自留下来与太后讨论自己侄子的过继问题，然后密陈丁谓的种种恶行，如“兴淫祀、营土木、陷寇准、擅除授、毒民病国、妒贤党奸”等大罪，如果这样，也可以理解为是王曾在恪守圣贤的“权道”，属于“不诡于正者”；但是王曾却编排了山陵改作、包藏祸心、令帝无后这类谎言，最后导致丁谓失败。这是小人陷害君子的诈术，王曾读圣贤书，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正因为有王曾这样的恶例在先，所以后世纷纷效法，章惇、苏轼，交相指摘为“党人”，略有文字之小疵，就污蔑为大逆，很多大狱的兴起，毒流于士林，不知道有多少。所以王曾“计出于此，操心之险，贻害之深”，谁还能说大宋有“社稷臣”呢？这样的“君子”，不过是逞“气”而已，其“小人”，不过是施“毒”而已。逞“气”和施“毒”，又能相去多少呢？
那么，面对施“毒”的小人，君子，怎么办？
一向通达的王夫之，在这里给出了传统士大夫常有的姿态：如果不能在正大方略中惩治小人，那么，就应该暂时搁置起来，等待他“自毙”。如果自己没有罪错，那么得失、理乱都可以听天由命。这时虽然得不到什么，但也不会失去什么；虽然不能治理什么，但也不会毁坏什么。“自靖”而已。之所以要“正大”，是为了恪守理法的平衡；之所以要“刑赏”，是为了尽得忠厚的极致。君子于此“不可不慎”。
这就是王夫之的结论性意见。
我一向敬佩王夫之，对他这一番意见，沉吟良久，不知该如何回应。
我知道的是：存在，常有困境，在困境中选择并恪守中庸之道，极难。所以孔夫子要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论语·雍也》）“中庸之道”乃是“平衡之道”，不是“中间之道”。所谓“平衡”，是指事务间比较而言，最为合适、妥当、准确的那个节点。而“权道”也即变化通达之道，就是通往这个节点的“方略”。“权道”与“中庸”有同等重要的性质。它也是人类处在困境中，亟需明了的选择与恪守。能够“合目的性”而又不背离圣贤价值大经大法，不是人人都能达致的境界，所以，很难。所以，孔子也同时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王曾的案例、王夫之的解释，印证了“中庸之道”那种难以穷尽的存在秘密、体用秘密，以及背反性质的秘密。
作为“意志自由”的人类，无往而不在选择中。
丁谓贬谪崖州
丁谓，他的“选择”让他在后世的名声褒贬参半。
他与另一个大人物王钦若，后来也有矛盾。但“瘿相”王钦若似乎比“鹤相”丁谓更善于处理君臣关系、同僚关系。事实上，王钦若比丁谓更“阴”，丁谓比王钦若更“险”。王钦若往往暗中让对手栽跟头，丁谓则明着就让对手吃大亏。但细考这二人的往事种种，似从未动过杀机。换一句话说，王钦若、丁谓，为人贬为“奸相”“佞臣”的这两个人物，他们搅动起来的宫廷斗争，可能尔虞我诈、钩心斗角，但还不至于你死我活、刀光剑影。他们都有各自的底线。
所以，大宋帝国在真宗一朝，不论如何“内耗”，与秦汉隋唐元明清以及中世纪欧洲的宫廷斗争比较，依然算是和平的。而且，所有的被贬官员，包括寇准在内，他们在斗争失败后，呈现的度量和智慧，也依然让人感到：毕竟是中国士大夫。
丁谓后来继续被贬，贬到了比寇准的贬地雷州更远的崖州去做司户参军。雷州在今天的广东湛江，崖州则在今天的海南三亚，是当时中国最南端的荒凉之地。
史论、时论，对丁谓与寇准的斗争，同情的天平大多倾向于寇准。史论不少，所在可见；时论中，在寇准被排挤出朝廷后，即有“民谣”开始传唱：“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钉；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
但二人似乎都很相信自己的正当。
丁谓到崖州，要路过雷州，据说寇准闻听这个曾经屡屡抑制、陷害自己的“佞臣”丁谓来了，特意准备了一只整羊送他。丁谓很感动，想见寇准，但寇准拒绝相见。寇准的家僮知道消息后，想要在路上杀掉丁谓，为寇准“复仇”。寇准表面上不说什么，但让人锁上大门，不准出入，然后在院子里摆上酒菜，与童仆们一起吃酒，直到估摸丁谓走出雷州了，这才放家僮出门。
丁谓到达崖州后，看到海浪滔滔、禽兽出没之地，偌大一州竟往往不见人家，甚至还来了诗性，留下《到崖州》一首：今到崖州事可嗟，梦中常得到京华。
程途何啻一万里，户口都无二百家。
夜听孤猿啼远树，晓看潮浪瘴烟斜。
吏人不识中朝礼，麋鹿时时到县衙。
这是三亚市这个著名旅游景区，在大宋真宗朝时的风貌。
曾经作为大宋第一宰辅，习惯了汴梁风华，以后的日子怎样过？他开始写诗，而且“日赋一诗”。写好诗，方便时，就寄回洛阳家中。崖州无甚文化传承，他就将各个地方的州郡，配上古人名字，写诗，歌咏，竟有百余篇。还开始“游于艺”，玩香道，聚集海南各种香料，品赏，写了《天香传》。他还帮助当地人读书写字，算是文化扫盲。史称丁谓到崖州，“未尝一日废笔砚也”。
面临厄运，他那种淡定，让人钦敬。
丁谓之量
丁谓在崖州待久了，隔着五指山和琼州海峡遥望京华，常有感慨，但他也有自救的法子。一段时间之后，他开始给洛阳老家的亲人写信，信中深深地克责自己，叙述国家的恩典，教训家人不要动不动就抱怨。然后，他让人将这封信带到京师给宰相王钦若（《宋史》中的说法是给洛阳太守刘烨，传闻异词，常有之事）。但他千叮咛万嘱咐，要送信人务必在王钦若与众官僚聚会时，将此信送达。果然，王钦若得到信件后，不敢私自送到丁府，而是将它上交给朝廷。最后，信到了宋仁宗的手里。而信中，还有专门给仁宗的上表，表中有两句话是：“虽迁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
这也是很聪明的表白，他不否认“迁陵”之罪，因为一旦否认，则朝臣议论纷纷，变数莫测。干脆承认，但又特意拈出他当年拥立仁宗与太后共同执政的功劳。果然，此语打动了年轻的皇帝，当即诏令将丁谓的贬地由崖州北移到雷州。
这正是丁谓善于揣摩的心机所在。但出于自救，我能理解这种小九九，不算恶，当然，也不算善。它就是一种智慧型存在。丁谓早期通判饶州（今属江西），曾经遇到“异人”对他说：“君貌类李赞皇。”看了看又说：“赞皇不及也。”
李赞皇，就是唐代名相李德裕。李德裕是一个非常有政治头脑的人物，算是影响了大唐乃至于中国的政治家，梁启超曾评价李德裕，认为他是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并列的“中国六大政治家”之一。梁启超此议肯定有争议，但说李德裕是重要政治家，是允当的。这个“异人”将丁谓比况于李德裕，而李德裕也曾经被贬崖州，与他一样，做司户参军这样的小官，并病死在崖州。这段经历，大约给了丁谓不小刺激。当他得到赴雷州的消息时，大约能够想起“异人”又说“赞皇不及也”的话头，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丁谓可以东山再起呢？
所以，丁谓从崖州乘船渡海往雷州，面对万顷波涛，浩瀚南海，他留下了两句诗：“九万里鹏重出海，一千年鹤再归巢。”
可见，丁谓即使面临绝境，也不怨天尤人。他甚至到达雷州后，与友朋聚会，论及天下形势，他居然来一段幽默自嘲。他说：“海内州郡，何处最为雄胜？唯崖州地望最重。”
听者不解其故，丁谓说：“你们想啊，宰相才刚刚有资格到崖州做司户参军，他州何可及也！”
后来丁谓又转迁道州，再转迁安州，被仁宗赐予秘书监，再迁光州（今属河南），等于经历了十五年贬谪，又回到了中原。这颠沛流离的十五年，他居然髭鬓不见斑白，如果没有从容心态，能够养生到这地步，不容易，所以史称“人服其量”。
丁谓临终前半月，辟谷不食，但焚香危坐，默诵佛书。用沉香水煎汁，偶尔“呷少许”。端坐后，启动手足之际，神识不乱。最后，“正衣冠，奄然而逝”，等于“坐化”。
王曾此时为相，听到光州奏报说“秘书监丁谓卒”，就对同列说：“斯人智数不可测，在海外，犹用诈得还。若不死，数年未必不复用。斯人复用，则天下之不幸，可胜道哉？吾非幸其死也！”
这是王曾自认为看透了丁谓的为人，他认为丁谓之死，是天下幸事。
丁谓一生，究竟当如何评价？
有两个故实，可以算作盖棺定论。
第一个故实：丁谓生前认为曹操、司马懿是“圣人”。这个记录出自清初学者王士祯《香祖笔记》。是否可靠，可以参见下一条记录。
第二个故实：丁谓曾经有言：“古今忠臣孝子事，皆不足信。乃史笔缘饰，欲为后代美谈者。”这个记录出自王曾的《笔录》。王曾是丁谓同时代人，但他又是丁谓的“政敌”，那么，这个记录是否可靠呢？
就在这样弯弯绕般的史料记录中，回到现场的“重行推演”，因此就特别需要讲述者的倾向了。如果可以由我给丁谓一个评价，我倾向于这四个字：奸而不恶。
真宗的后稷事业
大宋帝国的真宗时代结束了。
真宗赵恒，他领导中国二十五年时间做了几件大事，其中影响中国深巨的是“澶渊之盟”。他为中国赢来百年和平，真实地做到了中原士庶“安居乐业”。
有意味的是，王夫之认为宋仁宗时代“有大德于天下，垂及今而民受其赐”的功勋是：“航海买早稻万石于占城，分授民种”。
占城，略相当于今天的越南中南部，古称“象林邑”，简称“林邑”，唐时曾称为“环王国”，五代时又称“占城”。这里是水稻产区。
王夫之认为：占城稻播种较早，其时正与江南梅雨相当。引用这种稻谷，可以及时完成种植之功。过去周朝之有天下，就祭祀农业时代的“文化英雄”“后稷”，后稷当时是可以配享“天帝”的神祇。又在土地立社祭祀“后稷”。于是，中国享有农业养民的“万世之报”。
他认为宋仁宗在这方面可以与“后稷”相提并论，甚至超过“后稷”。如果后代有圣明君王起来，正道祭祀天地神祇，品论历来有功德的人物，宋仁宗就是。宋仁宗足以代替“后稷”而享有祭祀千秋。
王夫之感慨说：宋仁宗这么伟大的一项利民功德，“惜乎无与表章者”，可惜竟然没有人给予表彰！甚至史书说到此事，也往往“略记其事而不揄扬其美”，只是简略记载有这么个事件，但并不褒扬传播他的美德。这事，实在是“后王之过也”，是后来的王者之过失啊！
王夫之所论深得我心！
盖水稻早熟品种，于11世纪引进，在江南地区迅速普及，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大宋帝国之所以富裕程度甲天下，与早熟水稻品种之引进，关联甚大。这是实实在在的“民生事业”。如国父孙文先生所言：“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王夫之以圣贤理念为思想资源，以一个史论家的宏阔视野，看到大宋帝国的水稻引进之意义系统，我很赞赏钦佩。
但王夫之先生这里却犯了一个“张冠李戴”的错误。
史上率先引进占城水稻的不是宋仁宗，而是宋仁宗的父亲宋真宗。
历史记录如下——
大中祥符五年五月：
上以江淮、两浙路稍旱即水田不登，乃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令择民田之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仍出种法付转运使，揭榜谕民。其后又取种于玉宸殿，上与近臣同观，作歌毕和，又遣内侍持稻示百官于都堂。
真宗认为江淮、两浙路，这些地方稍稍有旱灾就容易导致水田歉收。于是派遣使者到福建，取占城进口的早熟稻三万斛分给江南路、淮南路、两浙路，让地方选择地势稍高的地方种植，这就是早稻。并将种植的办法交付诸路转运使，让他们揭榜告知农民。后来真宗又在玉宸殿，与近臣一道观赏种植出来的占城稻，还做歌诗，请群臣咏和。再派遣内侍在都堂向百官展示。
玉宸殿，是真宗“宴息之所”，其中有一张御榻，所用帷幄都是黄缯，但没有“文彩之饰”。殿东、殿西聚书九千余卷。因此这个地方事实上是真宗的私人书房。不过在书房之外，另有苑囿，可以行稼穑之事。因此，这里的园子也种上了占城稻，相当于一小块“试验田”，真宗有时会亲自打理。他不一定动手种植，但会观看，观察。
为引进占城稻的成功，真宗喜悦之情真是“溢于言表”。
此后，关于真宗朝与占城稻的记录不断出现，荦荦大者，计有——
大中祥符五年冬：
丙子，出玉宸殿新稻赐辅臣，上曰：“禁中植稻，暇日临观刈获，见其劳力，愈知耕农之可念也。”
丙子日，真宗将玉宸殿中的新稻赐给辅臣，说：“禁中种植水稻，闲暇日来观看收获，见到劳力，更知道耕农的辛苦是应该惦念的。”
大中祥符六年秋：
丁酉，出苑中占城稻示百官。
大中祥符六年秋，丁酉日，真宗拿出苑中的占城稻向百官展示。
天禧二年冬十月：
庚子，诏近臣观玉宸殿刈小香占城稻，遂宴于安福殿，上赋诗，从官毕贺。
天禧二年冬十月，庚子日，诏令近臣观看玉宸殿收割“小香占城稻”，就在附近安福殿宴饮。真宗赋诗，从官都来庆贺。
天禧三年冬十月：
壬辰，召宗室、近臣于后苑，观西天绿豆、小香占城稻。上作诗赐之，属和。
天禧三年冬十月，壬辰日，召皇家宗室人员和近臣到后苑，观看“西天绿豆”“小香占城稻”。真宗作诗赐给从人，要他们写诗唱和。
天禧四年十月：
丙午，召皇太子、宗室、近臣赴玉宸殿翠芳亭观稻，遂赐宴。
天禧四年十月，丙午日，召皇太子、宗室和近臣，到玉宸殿翠芳亭观看占城稻，就在此处赐宴。
……
即使没有震古烁今的“澶渊之盟”，大宋这位农业帝国的领袖，宋真宗赵恒，也注定不朽。
2005年12月初稿于京师安贞桥
2011年10月二稿于津门体院北
2015年9月三稿于海盐江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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