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类变乱需要时间，在酝酿中，就有人向朝廷告密了。真宗听说后，就召集中书、枢密二府官员来讨论如何将可能的变乱抑制在萌芽之中。
宰辅王旦说：“如果诏下，给张旻定罪，自今以后帅臣如何御众？如果马上缉捕谋逆者，则震动京师，此尤为不可。”
真宗认为他说得对，就问：“那么，应该怎么办？”
王旦回答：“陛下此前多次要任张旻为枢密院官员，臣一直未敢奉诏。现在似乎是时候。如果擢用他为枢密院官员，解除他的兵权，那么反侧者就会安心，变乱就会消弭于无形之中。”
于是张旻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军士果然安静下来，没有了下文。真宗因此对左右说：“王旦善处大事，真宰相也！”
这是一场“未遂变乱”。如果起事，就少不了一场“阴谋拥戴”中的“藩镇割据”之战。
秦嬴政之后，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到了汉代，有了“州牧”“刺史”，主要负责地方监察，而监察的范围大于一般郡县，略相当于“省”。这类临时派出职官，渐渐在地方做大，成为“藩镇”。从此中国有了相当于“省”一级行政单位（相当于“省”，并不是“省”）。但西周“封建制”影响深远，即使在“郡县制”行之有效之后，依旧有人在怀念“封建制”。西周“封建制”下的诸侯，俨然一方“家国”；延及战国，“家国”之独立性凸显出来，再也没有了“宗主国”周王朝的限制，于是，分立的“独立国家”获取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权力快感。短暂的秦政过去之后，即使在楚汉相争之际，战国诸侯的后裔，还在梦想着试图恢复分立的“独立国家”天下。即使西汉时代，也仍然有吴王刘濞式的人物试图“独立”。从两汉魏晋南北朝以迄于中华民国，那种拥有一方领地，称雄于诸侯，争霸于天下的权力分配模式，让传统政治强人梦想不断，以至于整个中国历史，历朝历代，几乎很少有过割据的空白。
大宋帝国的特殊性在于，地方割据，在两宋三百一十九年间，从未有过大规模的“成功”。宋代是经由理性治理，解决藩镇割据问题最成功的王朝，甚至比进入现代国家管理的中华民国还要出色。
考中国史，藩镇割据，尤其是“成功”割据后“独立王国”性质的行政现实，是政治方向给予“民生”最重苦难的国家形态。藩镇割据，即意味着乱世、末世。而乱世政治，全无章法或规则，野蛮程度几乎近于丛林；末世伦理，全无道德或义理，堕落程度几乎近于禽兽。
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就是藩镇割据下的历史事实。
这种“独立王国”梦想的诱人之处在于：公权力可以转化为私权力，因此可以将人性之私欲在权力保障下，得到尽可能的放纵，史称“作威作福”。在可能性这个条件演绎足够充分时，这种诱惑，很少有人能够拒绝。割据者经由刀头舔血般的种种冒险，侥幸“成功”之后，即可以享用私权力以及私权力之下的种种特权，那是人类省略政治文明之后的贪欲满足。所以即使在仁政如大汉、如大宋，这般文明时代，仍不乏大胆不逞之徒在追逐割据之梦——那一场生命的富贵梦，万一要是实现了呢？
真宗时代，做这类富贵梦的武夫悍卒，仍不乏其人。
历史的惯性一至于斯。
人性的贪戾一至于斯。
了解这类历史惯性、人性贪戾，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赵匡胤“陈桥兵变”中的无奈、机断与仁勇，以及天降大任后“逆取顺守”，恪守“天下为公”，以“民生”为重的圣贤理念和政治风格；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两宋王朝为了抑制藩镇割据，在外来侵略危机加重时，也断然不肯推演武力治国的苦衷；甚至，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岳飞、秦桧和宋高宗，理解他们共同演绎的民族悲剧。
我来说说真宗时代的几场“兵变”。
怀安刘旴之变
史称“刘旴之变”的四川叛乱发生在至道三年（997）的八月间。
这是真宗一朝经历的第一起“兵变”。
刘旴，是西川都巡检使（略相当于四川公安厅厅长）韩景佑帐下一军士，名不见经传，史不载起因，熟悉五代史的人就知道，他应该与十几场叛乱中“阴谋拥戴”的人没有更多区别，他也试图胁迫主帅称帝，以此获取一票富贵。
现在知道的是韩景佑率部来到怀安军（今属四川金堂县）巡视时，刘旴忽然与几位铁杆兄弟“谋作乱”，夜半带着众人闯入主帅府邸。韩景佑睡梦中惊醒，勉强翻过墙头跑掉。刘旴没有胁迫成功，就自做草头王，在怀安要塞获得军械武器，开始了梦想中通往富贵的劫掠生涯。
但他的富贵之梦只有短短十天。
太宗朝，川中已经有过王小波起事、李顺之变，刘旴似乎并不比他们更有德能，翻检史料，在他短暂的圆梦历程中，看不到宏图大略。他占据怀安后，不过是率众袭破附近几个州郡，城中没有多少守军，所以史称“所至城邑，望风奔溃”，郡守都逃出了城池，不作抵抗。他并没有与官军交锋的胜利记录。
当时益州（今成都）武官马知节，与韩景佑一样，也在做着诸州都巡检，麾下有兵三百人。闻听怀安兵变后，马上前往平乱。刘旴有众三千，也不敢迎敌，开始逃跑，马知节一直追他到蜀州（今属四川崇州）。刘旴不得已，反身迎战，从午后一直战斗到晚上天黑。最后，尽管刘旴有十倍于官军的力量，他还是害怕了，于是继续逃跑。败兵到了邛州城下，准备攻克城防，据城死守。
这时，马知节收到了益州招安使上官正的加急书信，要他火速返回益州讨论退敌之计。
马知节不奉命，回信说：“贼党已超过了三千人。如果他们攻克邛州，一定会越过大江，离我九十里，凭险据守。那时，官军即使比他们人数多一倍，制服他们也会有难度。不如你也出兵迎敌，一定会击破他们。”
当初川中王小波、李顺起事时，上官正即被太宗派往蜀中。现在又赶上刘旴之变，他并不想出兵平乱。益州知州张咏见他有逗留之意，就用言语激励他，要他尽快展开征讨。大兵顿迟一日，粮草就要靡费一日，而且，贻误战机。
于是上官正开始行动。
张咏为他举行送行仪式，饯行酒正酣，张咏举杯对下属慷慨陈词——实际是说给上官正听：“汝曹蒙国厚恩，无以塞责，此行当直抵寇垒，平荡丑类。若老师旷日，即此地还为尔死所矣。”你们蒙受国家恩典，战事中是没有办法推卸责任的。此行，应该直抵敌寇营垒，平荡那些丑类。如果旷日持久，锐气全失，川中这个地方，可就成为你们的葬身之地啦！
经由张咏一番砥砺，上官正知道必须积极对待，于是收到马知节回复后，当即率军前往平叛。
马知节夜半渡江，几百人屯扎在一个叫方井镇的地方，就在这里遇到了刘旴。恰好上官正也领兵赶到，于是两下合击，斩杀刘旴，史称“其党悉平”，刘旴的党羽也全部被平定。
发生在至道三年（997）八月一场闹剧般的叛乱，十天以后，结束了。
九月，真宗得到消息，对朝臣说起西川叛卒的事，有辅臣认为：蜀中诸州郡大多没有像样的城池，所以刘旴这类骄悍猛卒，就容易攻克州郡。
真宗回答说：“在德不在险。倘官吏得人，善于抚绥，使之乐善，虽无城可也。”地方安全，在德化不在险要。如果得到循吏管理地方，善于安抚当地士庶，使人乐于向善，即使没有城池也是可以平安无事的。
真宗不主张在川蜀修建高大城池，事功上也有抑制藩镇的深意。地方州郡做大，如果遇到“权反在下”的“阴谋拥戴”，据守大城，就是一方割据势力。那时官军讨伐会困难重重。
真宗继承了太祖太宗的“心法”，“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不待“焦头烂额”，先做“曲突徙薪”，在防患未然方向上，做足了功夫。大宋帝国三百年，所有“偃武兴文”之类的努力，都可以在这个方向上得到解释。唐末五代以来的藩镇割据，在富有远见的帝国君臣看来，几乎等义于苦难之源。所以“偃武兴文”，必须作为第一国策，时刻保持警戒惕励，不可马虎。
缺犒赏部下作乱
自古蜀中多事。刘旴之乱后三年，也即咸平三年（1000），大宋与契丹在山西、河北、河南有了战事，“五年战争”正酣，战事胶着中，川中又有了王均之变。
此案几乎就是五代乱世“权反在下”“阴谋拥戴”的又一个真宗朝翻版。
叛乱者的心路，变乱过程，那种奇异的“偶然性”，几乎就是五代藩镇造反的重演。宋真宗正在领导一场卫国战争，大宋帝国十几万优秀儿女正在北部边境与契丹殊死搏斗，川中叛卒利用了这个机会——与五代乱世中藩镇造反，勾结契丹的战略态势相仿佛。
这时候，“澶渊之盟”还没有到来，夷夏和平还未见曙光，中原大地不逞之徒在“国难”中谋求权力再分配，野心勃勃。
当时川蜀一地经历了太宗朝的王小波、李顺之乱后，“人心未宁”。真宗时，张咏之后，是新任益州知州牛冕。
此人很善良，但管理地方并无方略，史称为政“宽弛”。
牛冕的搭档是前朝老将符彦卿的公子符昭寿，此时以凤州团练使身份出任益州钤辖。钤辖是负责地方防御、管辖军旅屯戍的派遣武官。但此人却对军政军情无所用心，有什么地方军务，就随便让下人传递消息，也不监督监管。生活还很奢侈，市上买东西常常强行赊账，往往过了半年还不付款。更放纵部下巧取豪夺。他还试图玩期货，平时购置稻麦之类，囤积居奇，准备粮价高时再卖出。不过有时粮价高不起来，他就让人指示僧道来为他埋单。他的下人更对军校们无礼傲慢，所以，有符昭寿在，整个益州人心不满，军人们更牢骚满腹。
地方上的武装力量，有部分为朝廷派出。禁军中的神卫军就有驻扎在益州的兵众，分为两支，由两位都虞候王均和董福各带一支。董福还算有军人责任感，统御部下严整有序，对士兵待遇按规则处理。王均则好饮酒、赌博，常常克扣军饷，军人的着装费用，往往就被他“饮博”挥霍掉。
真宗朝的第二年冬天，牛冕与符昭寿按规定在成都东郊阅兵，牛冕麾下的地方军，所谓“牙队”；符昭寿麾下的野战部队，所谓“神卫军”，开始进入阅兵程序。
神卫军董福部和王均部，在对比中有了滑稽之相。
董福一部军装整齐，有一种雄壮的劲头；王均部下则衣装不整，在十二月的寒风中，不免有瑟瑟冻缩的模样。
蜀中士庶爱看热闹，见到官军搞检阅式，就从四面八方赶来围观。他们看到同一个演兵场上，两拨军人竟是如此不同，就有了讥评、嘲弄或窃笑。王均所部见此，不免“惭愤”，惭愧而又气恼，于是，士兵中开始流布种种“不逊”的话头。一传十，十传百，王均麾下的军士们在恼羞中开始簸扬起一股悍气、戾气，甚至传导到了董福部众。
阅兵结束，牛冕搬出牛酒犒赏州府的牙队，而符昭寿这边的神卫军啥犒赏也没有准备。史称“军士益忿”，军人们更加愤怒了。
愤怒中，一个默默无闻的士卒走进了《宋史》，他叫赵延顺。
他认为符昭寿这位益州武装部主任，太不拿弟兄们当回事了！人家地方牙队都有酒有肉，我们野战部队神卫军凭啥就吃不上这一口？就是这一股恶气，让他顺不过来。
史上武夫似乎特别在意“这一口吃的”。春秋时那位郑灵公熬了一锅鼋汤，也即大个王八熬的肉汤，那时节算是一种难得的美味，但他就是不给大将姬子公吃。姬子公已经“食指大动”，赌着气伸出指头在鼋汤里染了一下，吮指而去。郑灵公大怒。但姬子公更是愤怒，决计要顺顺气，于是联合郑国大臣，杀了郑灵公。史上因为“这一口吃的”反复上演着快意恩仇的故事种种。
赵延顺没有捞上这一口吃的，就像姬子公一样，纠集了铁杆哥们儿八人，也要顺顺气。按照他的生命格局推想，他能想到的最好的顺气模式就是“作乱”。虽然“作乱”之后怎样还没有想过，但怎样作乱，却有了主意。
腊月将尽，有个朝廷派来的中使，要从峨眉返回京师。
中使，乃是皇上身边的人物，符昭寿就严肃地责令地方驿站的小吏准备鞍马，要送中使出川。
赵延顺八个兄弟认为机会来临，待到正月初一这一天，暗暗将马厩中的马匹全部解开缰绳，让马儿在钤辖办公大院中跳跃，进入庭中。赵延顺等人就假装追逐马匹，跟随着也进入府厅，喧呼中，符昭寿不辨虚实，乱兵登上大厅，将他击杀，同时杀了几个仆从。随后，八人占据军械库，取出兵器。说话间就要进入州事办公房。
知州牛冕与朝廷派来的转运使张适正在接受官吏祝贺新年，听说兵变，赶紧逃窜。他们不敢走城门，担心被劫，就寻到僻静处，放下绳子，从城上溜索而下，史称“缒城”，逃往益州北近百里的汉州（今属四川广汉）去了。
这时城中只有一位巡检使，负责治安的地方官员刘绍荣，猝不及防，挺刃与乱兵格斗。但乱兵越来越多，刘绍荣虽然越战越勇，但终究气力不支，手中刀剑也没有了，就捡起一张弓来，做最后的搏斗。
此际，赵延顺忽然觉得可以拥戴这位益州公安局长来做头目，就停止战斗，向刘绍荣赔上效忠的恭敬，要他来做这次变乱的首领，出任元帅。但刘绍荣从契丹领地投奔大宋而来，是那种认祖归宗，有气节、有忠义心的将军，于是提着长弓大骂道：“我燕人也，比弃彼归朝，肯与汝同逆耶？亟杀我，我宁死义耳！”
我本来是契丹那边的燕京之人，早就抛弃契丹投奔大宋了。我岂肯与你们这班宵小做那等叛逆之事？赶快来杀我吧，我是宁肯死于道义的！
赵延顺等人闻言，受到震慑，一时也不敢就来杀害这位将军。但下一步怎么办？也没有主意。
益州的都监王泽，知道是都虞候王均的部下作乱，马上派人召来王均，对他说：“你的部下在作乱，干吗不快点前去招安、平乱？”
王均闻言匆匆赶到钤辖府厅。
这时，王均看到的是自己部下一伙子人围着刘绍荣，气氛紧张。
赵延顺看到“拥戴”刘绍荣不成，就一手提着符昭寿的首级，一手持剑，转来“拥戴”益州指挥使孙进做统帅。孙进不答应。乱兵哪里肯听！没有主人，他们就是无头苍蝇；好容易找到主人，岂肯轻易放弃？看到王均来到，当即就有机灵点的悍卒迅速杀掉了孙进。
赵延顺满脸困惑——大祸已经闯下，但他已经不知道怎么收场了。一回首，忽然看到自己的上级都虞候王均，就像找到救星一般，马上指挥乱兵“拥戴”王均为主——这时王均克扣军粮之类的恶行，也被抛之脑后了。
王均目睹这个乱局，应该有惊愕的瞬间。
但在现场，他知道已经没有退路，不同意，孙进下场就是前车之鉴。
彷徨之际，乱兵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
刘绍荣当众自缢而死。
知州李士衡剑门迎敌
王均的麾下有一个亲兵小校名叫张锴，是原来北汉时的太原老兵，就像各类小共同体内总有一个貌似“老谋深算”的人物一样，这位老兵张锴，就有一种惯走江湖、经多见广的老成模样。很可能就是这个张锴，怂恿了王均。王均惊疑之间，忽然意识到：也许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河北前线，皇上正在调动禁军与契丹打仗，益州远离河北几千里，皇上眼下应该无暇西顾。于是，他那卑陬的命运格局开始有了自命不凡的演绎，在生命的紧急关头，王均陡起了博取一世富贵的雄心。于是，他拿出都虞候的派头，做出“指挥若定”的模样，慷慨应允，出任乱兵统帅。
赵延顺等叛乱者这才舒一口气出来，以为大事已定。
王均就任命张锴为“谋主”，一时间，仿佛刘玄德得到隆中诸葛孔明，王均似乎有了踏实感。乱卒也应该有了不仅寻得领袖，还寻得军师的欣慰，有了“可以做一番大事”的预期。
于是，史上有了“大蜀国”，还有个年号，叫“化顺”。
王均在张锴的“辅佐”下，在益州府署模仿大宋朝廷建制，也置百官、设乘舆，俨然一番“建国”模样。
随后，以益州为根据地，王均开始了仿佛刘邦斩蛇起义、李渊起兵反隋，攻城略地的“帝王生涯”。
他知道益州知州牛冕等人逃往汉州，就决计攻打汉州。
此举可以看出王均与刘旴不同，刘旴是胡打乱撞，王均则因为出身都虞候的“素养”，似有一点“战略”眼光。叛乱初起，乘乱追击原来的知州，这是向外界传递一个“势不两立”的决断信心，同时，汉州又是通往绵州，并由绵州通往剑门的成都北大门；而剑门，则是中原入川的陆路咽喉。王均此举做出北取剑门之态势。他似乎也明白，一旦占据剑门，朝廷正规军再来“剿匪”就有了难度。他似乎也知道：牛冕已成惊弓之鸟，汉州似不难攻克。
史称王均所部皆“银枪绣衣”，装备豪华。这类设计对骤然而起的乌合之众颇有一点激励之功。果然，王均北上奔袭百余里，几乎没有费太大力气，汉州城被攻陷。牛冕似也机灵，他判断王均的目标可能在北部之绵州、剑门，于是拐弯，折向东部，再次逃跑百余里，到了梓州，避开叛军锋芒，暂时获得喘息。
王均则弃牛冕于不顾，为了实现第一步“战略”计划，继续北上，攻打绵州。
但是绵州城防牢固，急切间不能攻下。眼瞅着十来天过去了，于是，很有可能在张锴的怂恿下，王均连绵州也放弃，直趋剑门。
这是一步“蛙跳”险棋，等于在自家身后留下一个敌方据点，如果剑门与绵州声气相通，南北夹击，王均所部就没有了多大前途。
事后推演王均或张锴此举，必为恐惧所驱使。他们害怕大宋禁军入川，必要扼守中原通往川蜀的第一要塞剑门，再做打算。此外，他们也思量，在益州留下了守军，有黄雀在后之效应，似也可以震慑绵州，令宋师不敢妄动——绵州宋军若北上，则益州叛军也北上；如此，益州随时可以打援，绵州就只能固守。亡命之徒血拼之际，往往冒险。从纯军事角度分析，王均这一计划不算高明，但也没有更高明的办法了——他本来就没有前途。大宋立国已经四十多年，人心思定，昔日藩镇割据，已是昨日黄花。他悖逆政治文明，格局初露就呈现疲态，张锴救不了他，即使孔明在世，也救不了他。刘旴叛乱前后只有十天，王均长一些，前后也不过10个月。
剑门，一代雄关，在嘉陵江西岸、剑州北境几十里。
剑州知州李士衡闻听王均正在攻略绵州时，就忖量了形势——他知道剑州在剑门之南，城小难守，当即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
这个决定有三个连环措施——
第一个措施：全州点检官方仓库钱帛，悉数运往剑门。
第二个措施：焚烧粮库，坚壁清野，不给叛军留下一粒粮草。
第三个措施：发出榜文，招集叛乱以来流亡的士卒。
三个措施很快就见出成效。
宋代将士精锐都在京师，地方只有很少武装力量。但是等王均到了剑门关下，李士衡已经召集了数千流亡士兵，加上原来的守军，组织起来，很有了阵容。李士衡与剑门都监裴臻并不畏惧王均，甚至都没有做出守卫关口的准备——他们不守卫，他们出击，史称“逆击之”，迎着王均的乱军出击。这时还在正月，巴蜀连降雨雪，天甚寒，而王均一路来奔，满以为到了剑州可以补充粮草，没有想到遇到了一座空城。叛军人马全城搜索，只能随便吃些李士衡遗弃的“败糟”，腐烂糟渣之类，粮库中一片焦煳，偶见的一点陈粮也杂满烟尘。腹中无食，人困马饥，叛军与李士衡一战，不敌，被斩首数千级。
到了夜半，各自扎营后，乱军已经疲惫不堪，王均想想第二日必无力再战，于是乘着月初的朦胧夜色，往回逃跑，史称“宵遁”。
“能吏”的多重人格
李士衡的剑门保卫战，规模不大，却展现了他的统御才能。
此人算是大宋的一位“能吏”。
他对经济管理也有办法。
他后来做到河北转运使时，发现了地方上的一个弊政。当时规定，河北一路每年要调运军用布帛七十万匹，民间往往要预购丝麻用来织造布帛，穷人家一时没有钱帛的，往往要到豪民大户去借贷。但富豪们要收取成倍的利息。到了应该收缴布帛的时间，要穷人家先将利息兑现。这样一来，织帛的利润就少得可怜。为此，李士衡向朝廷提议：由官方预先给织户垫支丝麻钱，这样可以做到及时输送军用布帛，民间也获利，而官方也足用。
真宗表彰并采纳了他这个意见，还将“河北模式”推广到全国各路执行。
这个法子，事实上开了神宗朝王安石的“青苗法”先河，但比“青苗法”要厚道得多。“青苗法”由官方垫支青苗钱，但到了税收期，要加20%的利息，而且地方执行起来，往往要强制，即无论你有钱没钱，想贷不想贷，都要从官方预贷青苗钱，地方官员就为了收取那20%的利息指标。李士衡的垫支意见，没有提及利息多少，但从史称“民获利”推想，即使有利息，也应该是织户可以接受的范围。此事是李士衡推出的一项有利于民生的仁政措施，值得嘉许。
李士衡有一趣闻，夹带在这里说说。
当时大宋与高丽有来往。宋朝与契丹的东部，那时以天津的海河为界；大宋往高丽派遣使者，不能走陆路，只能走海路，要从山东或江苏出发，走黄海。李士衡时任馆职，是文官，真宗任命他为大使，另外为他配一个武职为副使。返回时，高丽赠给两人不少礼物，但李士衡并没有做出受宠若惊的样子，似乎不怎么在意那些丝绸绢帛之类，只把它交给武官副使去处理。航船船底比较潮湿，副使似有鄙吝之心，担心自己那一部分获赠礼品受潮，就将李士衡的那部分布匹放在船舱下面，用来隔潮，自己的布匹都放在上面。没想到船行至大海，遇到风浪，船重而小，摇摆中，险象频生，大有倾覆的苗头。船工就要求把装载的东西扔到海里，轻载而行，否则一船人谁也活不成。副使也吓蒙了，就指挥部下赶紧扔东西。扔了一半，风浪停息，然后一检点，副使的东西全扔了，而李士衡的东西在仓底，毫无损失。
这故实见于沈括的《梦溪笔谈》。
但史上也记载，李士衡曾经分管西京洛阳政务财务，虽然才智过人，但“素贪”，一向很贪婪，善于敛财，家资“至累巨万”。李士衡更在长安城里建造府邸，豪华程度仿佛宫府，这也被士林讥评。士大夫过于富有，是一种“惭德”，因为有可能巨额财产来路不明。
李士衡还在巴蜀出任转运使时，动过“小人”手脚。彼时，有一贤明的官员叫刘随，做永康军（今属四川都江堰市）判官时，有政绩。永康军下属县城的县令贪赃枉法，被刘随逮捕入狱。李士衡与县令有交情，就来向刘随求情，被拒绝。李士衡大怒，就以转运使的身份奏告朝廷，罗织了刘随一堆为政“苛刻”的证据，说他“不堪为政”，不适合从政。结果刘随被朝廷罢免。
进入严肃的历史文本，会发现，那种戏剧编排或坊间流传的“好人万好，恶人万恶”的人格清一色模式，几乎不存在。史上往往看似矛盾的叙述，其实往往讲述的正是真实人物的复杂性。
李士衡就是一个复杂的存在。
他的贪婪是真实的，对高丽赠品做出不介意的样子也是真实的。像俄军统帅库图佐夫火烧莫斯科一样，李士衡火烧剑州，不惜毁掉粮库多年积攒，给叛军留下一座空城，这决心也是真实的；他家资“巨万”，营造豪宅，那一种贪鄙也是真实的。而他对河北一路征调军用布帛，珍惜民力，为民请命，那一种爱民之心，也是真实的。
不存在“单向度”的人物。贤者与小人也不例外——贤者可能在自我砥砺，也即自我养成之际，趋近道义，但备不住一个跟头把持不住，做了一次小人；小人则在自暴自弃自我沦丧之际，远离道义，但备不住一个瞬间良知呈现，做了一次贤者。在我讲述的故实中，读者会看到更多这类“复合性格”的真实人物。他们不是小说戏剧的“人物创造”，而是史上曾经存在的鲜活生命。
人类生命格局万年以来呈现的多样性，是可以经验到的真相。意识到这一真相后，个体开始进入选择：我，想成为哪种人？存在主义对此赋予了哲学解释，而经典哲学的“自由意志”说，则更早为个性化选择（生命方向）提供了丰富的思考。人无不在自由中，故放弃选择也是选择。你无法不进入选择。而选择的犹疑则成为“布里丹的驴子”——这是由经院哲学家布里丹讲述，而后流布于欧洲的一个熟典。说驴子在两束青草或青草与池水之间无法选择，而它的饥渴同样强烈，最终饥渴而死——故，人类生命格局的多样性，玩笑或正经说，很可能是神在巴别塔之后，为人类安排的一场趣味悖论。神，偶尔也会调皮。他知道人面对悖论时的捉急。也许只有犹太人窥视到了神的意图，所以他们留下一条著名的谚语：“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没办法，人类在宇宙中的处境，是亘古无解的超级母题。
事实上，即使“我想成为哪种人”，也是不可能的。阅读历史文本，就会发现昔日的生命，正在一个个走来，而他们的格局，一个个全然不同。类型化存在，不过是一种修辞性意见，世上绝不存在两个完全相似的人。近代以来，过分注重人类生命格局类型化的修辞性描述，是违背“多样性”观察经验的。李士衡的“样本”证明：即使是一个独立个体，他的生命格局，也会呈现为复杂性。试图用一种模型将人类的某种结构统一起来，是无意义的，也是枉然的。
汉语需要纯洁化，包括百年激进思潮影响下的种种话语模型，以及此类“类型化”书写，都是应该摒弃的模式。我的书写、讲述，我的文化自觉，如果有一个“标签”的话，我愿意将它概言为“汉语纯洁化个人运动”。因此，在我的书中，极力避免对人物生命格局作类型化处理。
禁军入川“逆击”叛军
且说王均。
他起事之后，川蜀民众被叛军裹胁，不得已成为朝廷的对头，但也有清醒的民众，自发地组织起来，反对王均，保卫家园。这类民众组织还为子弟兵起了个名字：“清坛众”。在“清坛众”的抵御下，王均迅速扩大根据地的“战略意图”被迟滞。
这时候，朝廷的供奉官，早年派到川中的知蜀州杨怀忠，正在调集乡兵，准备进讨王均。
乡兵是地方军，很少经过训练，没有多少战斗力。杨怀忠又汇集川中十一路巡检兵，也即治安队伍，开始向益州进发。
蜀州在益州之西不足百里，杨怀忠在此地讨伐被叛军占据的益州，对王均是一个有力打击，所谓“变生肘腋”，在他盘踞的胳肢窝下出现了反对力量，是王均没有想到的。
但杨怀忠手下没兵，所以一面集合乡兵，一面召集巡检兵，当他听说有“清坛众”时，又专门派人与之联络，从中挑选了七十余人，临时封官，名为“巡检将”。但封官要有朝廷任命，于是又派出蜀州的判官经由驿站，飞马向朝廷汇报请示。
王均在攻打剑门期间，杨怀忠率众来到了益州。
这时，益州的叛军首领名鲁麻胡。他被王均任命为益州的“招安巡检”，相当于成都市代理公安局长。
杨怀忠焚烧了益州北门，到了一个叫三井桥的地方，与“大蜀国”的“招安巡检”鲁麻胡有了正式的对阵。两军从上午一直战斗到下午，杨怀忠临时凑合起来的杂牌军，有些人是过去王小波、李顺之乱时的旧党，这些人进入成都外城后，大多开始抢劫民间私财，杨怀忠节制不住，于是与鲁麻胡的胶着中，渐渐出现颓势，不得已率众退出战场，在益州城南附近一座小城江源屯扎。
王均与李士衡对阵失利，跑回成都，与鲁麻胡合兵一处。
契丹此时已经进入河北。真宗赵恒从河北前线大名（今属邯郸）指挥宋师与契丹对峙，局势稍定后，回到京师汴梁，听说了川蜀之乱。
中央禁军迅速组织起来，入川讨伐，首领是工部侍郎雷有终。
他被任命为泸州观察使，代替牛冕知益州，并兼任“提举川峡两路军马招安巡检捉贼转运公事”。“提举”是宋代常见临时职官名称，意思就是“掌管”“管理”。雷有终任此职，负责川路、峡路两路军马的军事和后勤，“捉贼”是此行之目标。
与他同时入川的还有朝官李惠、石普、李守伦等人，并步兵、骑兵总八千人。
杨怀忠在雷有终入川之前，向附近州郡发出檄文，调集了七个州的军士和民工，从江源北向仰攻成都。
王均则派出了赵延顺率领叛军袭击杨怀忠的后方邛州。
杨怀忠没有攻下成都，闻听后方来敌，即挥师南向迎敌。
赵延顺开始退却。
杨怀忠立功心切，似有意在雷有终大军到来之前解决川蜀叛乱，于是，再次攻入成都外城。他甚至一度拿下城南军资库，贴了封条，派人驻守。
但“银枪绣衣”的叛军似有“与益州共存亡”的悲壮，他们在王均的调度下，编排为几个战斗队列，然后打开内城城门，冲出来与杨怀忠死磕。
两军一直战斗到黄昏，杨怀忠不敌，开始向南撤退。
为了唤起士气，他学当年韩信的做法，在江北列阵，大有背水一战之决心。
此地有一竹木绳索建起的笮桥。杨怀忠担心南面邛州、蜀州方向赵延顺来攻，那样就与益州王均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局面未免凶险，于是，又分出兵力过笮桥，在江南扎寨。但邛州、蜀州目前还在官军手上，而且还在按部就班地征集附近州郡的援军，赵延顺不过活跃在城外。这是杨怀忠之所以在南北方向都有敌军的战场形势下，敢于分兵列阵原因所在。
王均或张锴也明了眼下的形势。成都到邛州，自北往南，迤逦近二百里的战场上，官军目前还不算雄壮，但在更北的剑州还有李士衡。如果李士衡与杨怀忠连成一气，扑灭邛州城下的赵延顺，益州就成为围棋中“待剔”的死子。而已经走在路上的雷有终大部队一旦入川，判军没有了“根据地”也就没有了胜算。所以，这二百里“根据地”所在必争。叛军使出吃奶的力气，集合了三队人马，试图一举消灭杨怀忠。其中一队绕到杨怀忠营寨后面，焚烧了江源的神祠，断绝了邛州、蜀州可能来增援杨怀忠的官军之路。
杨怀忠已经召集了更多乡兵，士气略振，于是，也分出三队兵马，分头抵御叛军。一战，斩首五百余级，叛军气馁，一时失去战斗力，被官军驱赶坠入江水很多人。官军有了战利品，收缴兵甲箭弩甚众。杨怀忠乘胜追击，一直到成都南门外五里方才停住，并就在此地扎营，等于堵住了成都南大门。
这时，曾经被王均攻克的汉州，又在官军的急攻下被收复。成都又失去了北大门。而汉州、绵州的守军已经与雷有终的前锋会合一处，从东北方向浩浩荡荡地开来，距离成都已经不足百里。
王均知道决战时刻即将来临，就在王师要来攻取的东门加固工事。
雷有终在成都城北十里的升仙桥扎住营寨。杨怀忠在城南。如此，成都，已经处于官军南北夹攻之中。
但王均并不畏惧，他在千难万难之际，还在试图争取战斗主动。
这时已经是初夏季节。
王均派出了一支精悍部队，组织了“升仙桥战役”。叛军张着绫罗伞盖，将士们则操练银枪、穿着锦绣战服，气势汹汹、咋咋呼呼地来袭击雷有终一部。王均试图在官军展开行动之前，消灭官军。这一“战略”不能说不当，可惜天命不在他这一边，从起事那一天开始，他就气数已尽。
此时官军聚集于升仙桥偏东，雷有终闻讯后，亲率大军迎头攻击，一战，击破叛军，斩首千余人，史称王均“单骑还城”。
雷有终很高兴，自以为此役有泼天之功，就派出使节将夺得的伞盖、银枪等送到汴梁入奏。雷有终认为已经胜利在望。
真宗皇帝看到这些东西后，将它们展示给左右，并对他们说：“此鼠窃耳，虽婴城自守，计日可擒矣。”这些叛军不过是老鼠般的窃贼，虽然现在固守城池，但很快就会被擒住了，不足为虑。
耍弄银枪的武装力量也会有前途吗？戍守益州的官员是不是也太无能了！随后，朝廷做出了惩罚决定：原右谏议大夫、知益州牛冕被削籍，流放海南儋州；原西川转运使、祠部郎中、直集贤院张适被削籍，贬为连州参军。
当初，名相张咏从蜀州回朝，听说代替他的是牛冕，就感叹道：“冕非抚众才，其能绥辑乎？”牛冕不是管理民众的大才，他哪儿能安定一方呢？至此，张咏所言应验，牛冕果然被他说中。
雷有终轻敌遭伏击
升仙桥战役后，雷有终极度轻视王均。他以为这些群氓很容易扫荡一清，于是，“大意失荆州”的故实就需要重演。他没有料到王均、张锴会不屈不挠，不因袭击失利而丧失斗志和智慧。所以随后的一次战斗，成为王均生命中的一道华彩，而雷有终则遭遇了耻辱。
王均从升仙桥退还益州城后，当即组织“银枪绣衣”部队打开西城门，做出逃跑的态势。雷有终获悉情报，认为王均此举符合升仙桥一役的逻辑延伸——叛军与我雷有终一战，领教了官军神威，不敢再战，故放弃守城准备遁走。他认为官军一旦进城，叛军很快就会作鸟兽散。
于是，雷有终与原益州招安使，新任命的东川都钤辖上官正，以及川峡两路捉贼招安使石普、李惠，峡路都钤辖李继昌等人率兵径直入城。
李继昌从城北向城西运动，到达西门时，有了疑心，他认为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这事顺利得让人恐怖。于是，他试图制止雷有终，认为益州城大而街巷复杂，叛军可能有伏兵，不可轻进。雷有终不听，但李继昌非常相信自己的直觉，他已经进入西门了，还是带着麾下独自撤出城外。
官军陆续地进入益州，没有看到多少叛军，但看到了市肆布帛、民间财货。那一瞬间，贪婪之心，陡然而起。雄赳赳的官军当即转化为匪军，史称“部伍不肃”，部队已经没有了军纪，散开在城内开始了强盗勾当——劫掠。
官军进入一部后，“银枪绣衣”部队开始出现。他们悄悄地从街巷内、拐角处，将笨重家具、床榻桌椅之类摆上路口，封闭城门，官军无法前行，又无法退出，本来就没有队列的部队，开始了惊惶。叛军则在熟悉的街肆胡同开始了有效狙击。官军失去了组织，几千散兵，在遭遇战中，一个个成为叛军的战术打击目标。王均、张锴组织起一次次的精准打击，李惠将军也在巷战中被杀。雷有终等人见大事不妙，从原路返回是不可能了，在扈从的死命捍卫中，寻得一处偏僻地方，勉强登上城堞，拽着绳子坠下，保全了性命。
此时，城中还在屠杀。已成瓮中之鳖的官军还在与叛军殊死格斗。
李继昌率领麾下在西城外屯扎，军士们听到城中兵器撞击的声音，知道敌势不小，担心王均等人出城发生不测的战事，纷纷劝导李继昌赶紧逃跑。李继昌刚刚违背军令，没有进城，现在主帅遇到麻烦，他感到自己也有责任，于是不听。麾下甚至有人开始哭泣，劝告，要他赶紧撤退，脱离危险。李继昌说：“我在讨伐军中，官职最低，现在，要听主帅的安排。”
雷有终出城后，也派人找到李继昌，命令他屯扎在雁桥门，雷有终则率军退保汉州。
官军抢劫，叛军也抢劫。益州市民大多逃往附近村落，但叛军派出骑兵四处追杀流民，更有人将流民抓回城内，肢解示众；还将逃跑的一家一族全部杀死，试图以此“立威”。叛军用这种恐怖手段，震慑益州士众，而后开始征兵。
他们在士民、僧道中挑选身体结实点的，强迫入伍。每人都要在手背上刺字，然后又剃去头发，在脸上刺字，这样易于辨识。新兵入伍后，就被驱赶上城楼，与老兵混合在一起，守卫益州。
雷有终知道后，开始严格管理麾下，并发榜文秘密传入城中，招集被王均胁迫的士众。这样，城外总算安定，没有了过去官匪行为。而城中被胁迫者三三两两地开始逃亡，进入官军营中。官军就在逃来者的衣服上写字，表示他们虽然被叛军刺了字、剃了头，但已经回归朝廷，不属于贼军。而那些来不及回归者闻讯后，则有了担心。他们知道，将来算账，他们是要按“叛贼”处理的。于是，更多人开始逃亡，每天都有几百人千难万险地从城中跑出来。真宗皇上也配合前线政治攻势，下了赦免令：天下死罪的囚犯都降一等罪，流放罪以下的罪过则全部赦免；而益州的乱军，除了王均及其同谋不赦之外，其他被胁迫的军民如能归顺朝廷，立即释放，不问罪。
叛军闻言，有了动摇，但王均则开始了更绝望的挣扎。他甚至开始绝地反击，准备再一次出城袭击朝廷大军，试图南遁。
杨怀忠则在城南加强工事，布设大块石头、带刺的篱笆。这些精心构筑的工事发挥了作用，王均的袭击遭遇了阻遏，未能得逞，南遁不成。
益州城破叛军南逃
朝廷大军此时从清远江架桥而来，屯驻城下，在城北夺得了一片草场。雷有终已经不敢轻敌，就在草场地修筑土山，一面用以屯扎军士，一面准备近距离居高攻城。
护城河成为益州与土山的分界。官军在土山下的护城河边构筑了鹿角，做出久居大营的模样，一面又开始修造云梯、冲洞车等攻城器具。
城北攻势由石普主持，其他东、西、南三面也安排了主攻总指挥。
叛军困兽犹斗，最坚定的首领人物中有当初率先叛乱的赵延顺。史称他“尽驱凶党以拒官军”。战斗激烈。但赵延顺被不知从何而来的流矢射杀。王均又任命“大蜀国”的“神卫军使”丁万重替代赵延顺，但很快又被官军射杀。
此时已进入秋季，川蜀淫雨不断。官军攻城时，往往因为雨水太滑不能攀城。官军又组织民兵用“洞屋”攻城。所谓“洞屋”，乃是一种带轮子的房屋。护城河的一段被草木土石填平后，“洞屋”被推到城墙根下，民工在“洞屋”保护下挖掘城墙，穿洞。但王均又指挥乱军挖地道出城，掩杀“洞屋”民工。上千民工被驱赶到没有填平的护城河淹死。
官军有了挫折。
乱军为了鼓舞士气，开始在城内大宴，敲鼓吹角，庆贺胜利。一时间，喧杂之声透出城外。
这个湿漉漉的季节，很多官军开始感染疾病，雷有终到其他州郡购置药品，亲自调制，为军士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