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朝廷又派出了名将秦翰来到益州。秦翰的身份是两川捉贼招安使。他在益州考察形势后，向雷有终提出了一个建议：在城北再筑造一座土山攻城。雷有终同意。
土山建在城北鱼桥。建成后，当月即攻进了外城。于是在外城又设计了高大的敌棚。所谓敌棚，也称敌楼、敌台，乃是一种攻守防御设施，土木金石各种材料都可构筑搭建。秦翰的敌棚呈“雁翅势”，高处左右张开，覆盖“洞屋”进逼内城。
王均见状，也有样学样，在城墙上端建造敌棚，隔河与官军敌棚近距离相对，互相射杀。王均似乎还有幽默感，为这种敌棚对峙起了个诗意的名字，称“喜相逢楼”。
秦翰大怒，亲督各军猛攻。
王均制作了很多毒药浸泡的“药矢”，史称“中者必死”。秦翰在督阵中，也曾被流矢射中，但却奇迹般地未被毒杀，反而组织火箭部队，焚毁了“喜相逢楼”的敌棚。
官军攻克了益州北部的羊马城，这是益州城防的重要阵地，相当于一片外城，敌棚一毁，此地一失，叛军从日前巷战中获取的一点自信转为恐惧。但越是恐惧，越是顽固。
王均指挥叛军加固内城，做出了最后之战的悲情决定。
雷有终招募敢死士，在敌棚的掩护下继续使用“洞屋”，挖掘内城。工兵和敢死士顶着毡子，手持火炬，穿透叛军城墙，焚烧了王均苦心经营的大部分守城器械。随后，四面攻城总攻时刻开始。
除了敌棚射箭、抛石机甩掷巨石、云梯攀城之外，官军始终没有放弃“洞屋”，继续挖城。大将石普还指挥麾下偷偷地制造了一个隐秘的暗门，准备从此攻入。叛军发现后，长槊、大戟锋刃外置，塞满洞口。偷袭者见状，不敢前行。但此际出现了两个无畏勇士，请求从这个暗门突入。石普知道凶险，当下允诺给予丰厚的赏赐。两位勇士于是呐喊着挥动长戈，突破叛军的封锁，直接冲出洞口，进入城中，史称“贼锋稍靡”，叛军的锋芒稍稍有了退却。就在这“稍靡”的短暂过程中，宋师赢得了时间，一队队后续者涌进城来。
攻取内城时，秦翰督阵，史称“五战五捷”，连续攻城五次，五次都获取了阶段性胜利。他身中流矢时，伤势很重，但仍不退却。
到了旧历十月一日，这是中秋凉爽的一天，凌晨，宋师大部队攻入并占据了益州内城。雷有终还记得不久前的那次巷战，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余悸中，他担心城内还有伏兵，就派人在城中一路纵火，将可能的伏兵，连同民居、官廨，一炬炬化为焦土。随后与秦翰一起登上城楼，居高指挥朝廷大军，搜索并肃清残敌。火光中，雷有终在高处发现益州城内天长观前，还有叛军的营寨，文翁坊附近还有隐秘的炮架，向着宋师的方向抛掷巨石。
随军转运使马亮指挥将士，带着秸秆、火油，勇士们手执长戟、巨斧，燃烧起火炬，将炮架焚毁。杨怀忠则焚烧了天长观前的敌营，一直追击敌众到大安门，前后杀敌三千余人。
这天的二更时分，王均率领残部二万余人，付出重大代价后，拼死突破城南杨怀忠原来布设的防线，向益州南部逃去。
但是究竟要逃到什么地方去？
这位曾经的大宋都虞候、当下的“大蜀国”的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皇帝”，以及他的“智囊”，昔日的太原老兵、自称通晓阴阳的“大蜀国”的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宰相张锴，除了“向南逃”，各自都没有了“战略”意见。“大蜀国”全体精英，方寸已乱，没有了主意。
雷有终此际还是担心城内有伏兵，继续纵火。益州城内到处都是火焰。
天亮时，雷有终与秦翰都在城楼上。这时士兵们抓来一位“大蜀国”的三司使，也即主管财政的大臣。雷有终在城楼下积起一垛硕大的柴薪，点起火来，让这位大臣站在城堞门楼前。
城楼上，能感觉到熏炙而上的烟火。
雷有终命令，将俘获的男子，从中挑选出魁梧些的、看上去带着官相的，一个个捆绑着被拉上城堞，推到门楼处，让这位三司使辨认：是不是“大蜀国”官员。这位“大蜀国”三司使，几乎认识所有“大蜀国”的朝中官员。他也似乎很尽职，尽可能一个个认真辨认。凡是被他指认出来的，当即被雷有终左右从门楼上“摔投火中”，捆绑着的“大蜀国”官员们，从高高的城楼抛掷下来，直接摔入火中。一个整天，就这样被“摔投”了数百人。
时人认为这类官员大多被王均裹挟，虽然在伪署任职，但并非自愿，如果有机会，他们应能倒戈，重归朝廷。“摔投火中”，未免过于惨忍。且那位三司使难免有公报私仇的冤指，故此举史称“冤酷”。雷有终曾在太宗时入蜀讨伐李顺，机敏善断，立有大功；这次继续入蜀，讨伐王均，虽有一次闪失，但最后还是讨平了叛乱，也算立有大功；但如此处理“大蜀国”官员，刑戮手段灭绝人性，应属于历史罪恶。
雷有终晚年曾经读史，某日，忽然感慨万千，扔掉手中的书，痛哭流涕道：“功名啊，不过是贪夫的钓饵啊！将军横戈开边，拔剑讨叛，死、生、食、息，全都顾不上，等到人一死，不过一口棺材藏身，从此万事都已经终了！悲伤啊！”
他的这类伤情，已经有了哲学的性质。我猜想他应该能够想起被他“摔投火中”的数百人。那些被捆绑住，惊恐、绝望而又痛苦的脸孔，一个个从他眼前被几个士卒提起、掷出的影像，他不应该忘记。
平息叛乱王均自缢
王均的最后时刻没有尊严。
他从益州突围后，一路上胁迫军民做一件事：断路断桥。凡有道路，必在狭径之处用树木土石塞住；凡有桥梁，必在叛军过后拆毁。随后，所有经过的州郡，一律将粮仓库房焚毁。他试图用这种手段迟滞朝廷大军的追击。
益州略定，秦翰即带着箭伤开始追击王均。
另一路杨怀忠部也在追击中，他奉雷有终命令，带上本部和朝廷大军中的虎翼军一路南下。雷有终还派出了石普一部，在杨怀忠之后两天，继续追击。
朝廷大军呈现为梯级阵势，务求殄灭所有叛乱分子。
秦翰前锋追及王均后队，这部分多属于“大蜀国”后勤补给人员。秦翰一战，斩首千余人，俘获七千人，缴获战马数千匹。
王均闻讯逃往陵州（今属四川仁寿县），但还没有得到几天喘息，秦翰的大部队也到了。王均继续南窜，直到距离益州约五百里的富顺监（今属四川自贡市），才略略得到一点安顿。
富顺监在沱江下游，此地生产井盐，富甲一方，但在宋时还属于边远地区，有很多“蛮族”居住。朝廷对边远异族实行“怀柔政策”，在富顺监，每年的正月或冬初，都要由地方官动用官银置酒摆宴，犒赏地方归附于大宋的“蛮酋”。王均逃到这里时，正赶上冬初犒赏。小地方没有大兵守卫，王均很轻易进入小城。于是就着这次“犒赏”，吃了一顿饱饭。而后，结扎木筏，准备渡过沱江，直趋“蛮族”之境。此时，杨怀忠的部队到了。
王均似乎有点瞧不上这位大宋朝廷的供奉官、知蜀州杨怀忠。
虽然杨怀忠率先组织地方官军和民兵与叛军战斗，但在多次交手中，双方互有胜负。听说杨怀忠追上来了，为了鼓舞士气，王均故意放出大言，说“很快就可以让杨怀忠投降！”而杨怀忠则很重视这位对手。在距离富顺监六七里的地方，有个杨家市，杨怀忠喜欢这个地名，自己姓杨，在杨家市，仿佛碰了头彩，就整军小憩。王均闻讯，派出叛军的后阵主动邀击杨怀忠部。
杨家市的一侧有一突出的高地，杨怀忠派出精干亲信五人，骑马登山，居高俯瞰敌情，远远地看到王均所部在江边整理木筏。
知道消息后，杨怀忠对左右说：
“纵贼渡江，后悔无及！石侯将至，当以奇兵取之！”
所谓“石侯”就是川峡两路捉贼招安使石普。按照军令，他将于两天后到达。杨怀忠认为叛军一旦渡江进入“蛮族”地界，那时剿匪难度将大大增加。于是，他与王均的后阵不作纠缠，当即从杨家市起行，快速赶到江边列阵进击。
叛军一战即溃，作鸟兽散。有人还仓促地登上小船或木筏，准备渡江。杨怀忠在岸边组织起强弩部队，做远距离射击。宋时强弩射程可达千米以上，很多船只在射击中有了混乱，一些船筏遭遇倾覆。富顺监的外围基本被扫荡一清。而城内还没有来得及布防。宋师开始大张旗鼓，耀武扬威地向城中开进。
王均此时在衙署中与“大蜀国”高官饮酒，党羽中很多人都带着醉意，亲军们号称“天降虎翼”，恰恰遇到杨怀忠指挥的大宋“虎翼军”，很快被歼灭。王均终于意识到：这一票富贵，到头了。走投无路中，上吊自杀。史称王均“穷蹙缢死”。大宋虎翼军的一位校官鲁斌，将王均从吊绳下解下，砍了脑袋，送给杨怀忠。杨怀忠一部还擒获“大蜀国”朝官六十余人，各种僭伪法物、旌旗、甲马之类，俘获甚多。“大蜀国”的余部六千余人，也全部被杨怀忠俘虏。
至此，王均叛乱已定，朝廷大军已经无须前来。杨怀忠于是整军出富顺监北门，迎向后续的宋师诸部。
恰好石普一部刚刚来到富顺监，在北门外看到杨怀忠部有人提着头颅，知道这就是为害地方十个月的王均后，竟夺为己有，献给石普。石普就令人带着王均的脑袋飞奔回成都，悬挂在北门上。这样，石普就有了大功一件。朝廷也给了石普很高的奖赏。
但原益州招安使、东川都钤辖上官正与石普有矛盾，秦翰知道后，担心将帅不和，滋生变故，所以多次为二人调停。杨怀忠被石普抢夺首级之后，并不辩解，尽管战功被埋没。
上官正为此事抱打不平，他开始四处讲述事情真相，到最后，宋真宗也听到了一点风声，就派遣使者到战时现场勘验、调查，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正好赶上杨怀忠在蜀州的任职期满，被他人取代，回到朝廷等待新的任命，宋真宗就将他的朝官供备副使擢升为崇仪使，并领恩州刺史。虽然擢升的还都是“散官”，知州与领刺史也颇相近，但崇仪使、刺史的荣誉性质毕竟远远高于供备副使和知蜀州。
“王均之乱”的背后故实
平蜀战役，论战功，秦翰、杨怀忠最高；论道义，李继昌和马亮最值得表彰。
李继昌在所有的平蜀部队中，军纪最为整肃。
三月时，这支部队曾在益州城外破敌一寨，斩首千级，缴获叛军器仗甚多。攻破益州后，李继昌随大部队入城，史称“严戒部下，无扰民者”。
李继昌还注意收留战时最易受害的民众——妇女儿童。他派出将士，将他们安排在空空如也的寺庙里，等到益州战事已平，又派人将妇女儿童送还各自家中。此举凸显了军人本质和战时规则，是此役最高亮点，即使纳入现代文明战事案例中，也毫不逊色。
这件事也证明我素来的一个观点：同样的制度环境，人，可以不同。大宋仁政制度下，雷有终部队进入益州，王师可以瞬间转为兵匪；但李继昌部队则始终保持仁义之师的风采。显然，此事与“制度”无关。文明管理是一个耦合系统工程，“政治制度”仅为其一，并不“决定性”地起作用；就像“圣贤精神”也为其一，并不“决定性”地起作用一样。起作用的是“众缘和合”。
马亮在朝中为兵部员外郎，平蜀战役中被任命为西川转运使。雷有终在战役结束后，继续追捕、杀戮叛军士兵，很多时刻不能辨别真伪时，就一体正法，往往就会殃及无辜。马亮总是在这样的时刻为之甄别，史称“亮所全活逾千人”，马亮从刀下救活了上千人。更有一队叛军头目八十九人，被戴上刑具，解送京师。这些人多属于被王均、张锴胁迫的民众。知枢密院事周莹打算将这些人物全部诛杀。马亮对他说：“愚民无知，被胁从的人很多，抓住的这些不过百分之一二，更多人还窜伏在巴蜀山林之中。如果不能宽贷他们，那么所有被胁迫的民众听到消息后，就会更加疑惧。如果有人出头，在州郡中再次闹事，那是消灭了这一个王均，又生出另一个王均啊！”周莹将这些话说给真宗听，真宗本来就在“召天地之和气”，于是，更“敛天地之杀气”，全部赦免了这些叛乱者。
平蜀之后，益州城中无粮，因此导致粮价陡涨。马亮做转运使，手中有粮，就将各州郡转运而来的谷米平价出售，益州城内物价很快得到抑制，史称“人类以济”，民众因此得到救济。
李继昌、马亮，在乱局中展现了圣贤风采，是真宗朝初期两个有和气、无戾气的人物，值得为之永久喝彩。
王均并无多少见识，史称“（王）均起农夫，憨懦无谋”，最初是个庄稼汉，应该是个憨厚懦弱、无甚谋略的普通人，但做了都虞候之后，有了贪掠恶习。赵延顺作乱，他“发现”了张锴。张锴则属于“性狡狯”，且“粗习阴阳”的半仙式人物。在这一场“王均之乱”中，张锴比王均更坚定。据说王均起兵后，也曾有过准备接受“招安”的动摇，他曾对人自我表白道：“大军若至，我当先路出迎，自陈被胁之状。”朝廷大军到了益州那一天，我应当首先迎接，向大军陈述之所以起兵“被胁迫”的状况。
张锴这时已经被任命为“大蜀国”宰相，就指使军中自己的亲信子弟，隶属于警卫班子，事实上专门盯着王均，架空王均，不让他与外人有更多来往。
真宗在王均起事之初，曾出于“召天地之和气”的国家管理理念，多次派遣精干臣僚找到王均的家属子侄之辈，来到益州城下设法招降王均。朝廷大军还将真宗的意见写成书面文件，用箭射入城中，开导王均。可惜这些充满和解的交流意见，没有被王均看到——张锴首先得到招降书。他的处理方式是：全部焚毁。不让王均知道朝廷的公义。王均于是始终处于绝望中——他的渴血戾气、亡命徒精神、偶尔迸发的黑色智慧，以及活命意志，无不来源于他的绝望。大宋帝国因此加重了平乱的生命流血代价。
张锴比王均，罪孽更深。
兵变达十个月的“王均之乱”结束，此事发生在大宋真宗咸平三年正月至十月，时当公元1000年。
土匪遭遇神捕
真宗一朝距离结束五代乱世已经三十多年，但“权反在下，阴谋拥戴”的藩镇造反模式仍然屡屡出现，刘旴之后，是王均；王均之后，是陈进。
在王均与陈进之间，还夹着一个王长寿，模式与藩镇造反模式略有不同。王长寿不打算拥戴什么主帅，他自己做主帅；他似乎没有自立王朝的打算，就想做一个绿林豪杰或江洋大盗。此人乃是大宋王朝名副其实的土匪。
史称王长寿本来是一个“亡命卒”，很可能是一个躲过了朝廷惩戒的逃亡士卒。他有勇力，心眼也多，活跃在京师附近。咸平年间，巴蜀王均事件刚刚平息，契丹有了南侵的动作，黄河两岸，百姓惊扰，王长寿认为时机已到。他也许听说过昔日石敬瑭的故实，勾结契丹是可以要挟中原的；但他不打算勾结契丹，只是借助契丹南侵的外来祸患，趁朝廷分身困难之际，做大做强自家的土匪事业。于是，他聚集了百余人，进入汴梁周边的陈留县，剽劫生涯开始。
陈留官民抓捕王长寿，未能如愿。
朝廷知晓后，当即增加平叛力量，在澶州、濮阳之间加强了防备。
但王长寿随着大宋与契丹对峙的紧张，加快了发展壮大自己力量的动作。他在很短时间内，将一个百余人的剪径队伍扩大到五千余人，而且全部进入胙城抢劫。胙城在今天的河南延津县，距离京师汴梁只有一百里。而这时的真宗皇帝已经离开京师，车驾正行走在通往澶渊的路上，因为已经有消息，契丹已经到达了澶渊之北。澶渊距离汴梁只有二三百里。国家形势已经相当严峻。王长寿祸害大宋、祸害士庶，利用异族入侵，选择了一个绝佳时机。
但他遇到了一个更强悍的神捕许均。
许均是汴梁人，太祖时应募为龙捷卒，曾随大军有过南征北战的经历。跟随大将曹彬收复江南时，率众攻克南唐一座水寨，流矢射穿了他的手掌。征讨河东时，扫荡太原周边小城，他率众第一个登上城楼，身中八处创伤。太宗时，他出屯杭州，参与平定过妖僧绍伦的结党叛乱。讨伐西夏时，大将李继隆擒敌酋，许均率兵看守。他屯扎夏州时，敌兵犯境，一天之内发生十二次战事，击退来犯之敌。真宗朝巴蜀之乱，他隶属于雷有终麾下，曾跟从秦翰追杀叛军，收降敌众数千人。契丹来犯，真宗御驾亲征，到达河阳时，召见了许均。他被任命为“提总诸州巡检捕盗事”，负责京畿诸路治安工作。
随后，围剿王长寿的行动开始了。
过程简单。彪悍多诈的草寇土匪敌不过阅历丰富的大宋老将。
许均的部下得到激励，外患来临之际，必须肃清内乱。
史称许均的部下遇到王长寿这一伙土匪，皆“徒兵裼袒与斗”，步行赤膊与之搏斗。然后许均又施出“方略”，诱擒了王长寿这位试图发国难财的土匪头子，并“斩获恶党皆尽”，一网打尽全部恶匪。
许均为真宗在黄河北岸与契丹签订“澶渊之盟”，免除了后顾之忧。
真宗的战略眼光
“陈进之乱”在“澶渊之盟”后四年。
陈进是宜州（今属广西）一个普通军校。
宜州知州刘永规对待下人相当严厉、酷毒。他似乎不懂得体恤士卒。宜州府廨需要扩建修葺，刘永规为准备建筑材料，就让属下到附近山中伐木。有时砍伐的树木规格不符合要求，他就滥施杖刑。士卒们怕完不成任务，以至于有人带上自己的妻子家人入山伐木，即使遇到风雨天气，刘永规也不放假，劳役不止。
陈进对此早有不满。
真宗景德四年（1007）六月的一天，陈进借着众人发牢骚的机会，怂恿并率领士卒杀掉了刘永规等几个官员，拥戴宜州的通判卢成均为元帅，借着宜州的城池为根据地，开始叛乱生涯。
卢成均在“阴谋拥戴”中，惹不起“权反在下”的陈进，被迫上位，僭号“南平王”。五代乱世的藩镇割据故实，开始重演。
大宋的“省”级行政单位称为“路”。至道三年（997），定天下为十五路，两广及周边地区，设为两路：广南东路，约相当于今日之广东，治所在今广州；广南西路，约相当于今日之广西，治所在今桂林。
宋时，朝廷、诸路都设转运使。皇帝车驾出行，有行在转运使；将军外出征战，有随军转运使。诸路常设转运使，则不仅负责地方财赋、运输，并负有监察地方官吏之责任。诸路转运使甚至可以开府，也即有高居于州郡以上的办公衙署，责、权、利都不轻。
陈进叛乱，因刘永规苛暴而起，事发在广西，故广南西路转运使舒贲知道，此事“失察”，干系重大。
未能防微杜渐，于是亡羊补牢。
他率先行动起来，向本路诸州地方官发出牒文，“招抚”叛军，同时动员几个州郡的乡兵奔赴宜州东部的柳城，讨伐陈进、卢成均。他期待能在朝廷大军到来之前，解决辖区叛乱，以功补过。
一个月后，朝廷得到消息，而舒贲并未解决陈进之乱，真宗于是会同大臣，做出了平叛部署。
东上阁门使、忠州刺史曹利用为广南东路安抚使，供备库使、贺州刺史张煦为广南西路安抚使。如京副使张从古、内殿崇班张继能，分别为安抚副使。同时安排虞部员外郎薛颜“勾当”（负责、管理）广南东、西两路转运使。这就等于在舒贲之上，另设一个总管两广的转运使，明示了朝廷对舒贲的不满。舒贲应该感到了压力。
宋真宗担心“南平王”势力过大，又责成距离两广较近的荆湖南路（治所在今长沙）、荆湖北路（治所在今湖北荆州），先期驻屯中央禁军；并令附近几个州郡的厢兵开赴桂州参加训练演习，备战，史称“阅习行阵”。但这几部讨伐军都不得自行行动，一律等总司令曹利用到达桂州后，“合势攻讨”。
平叛部署后，真宗对大臣王旦说了一番话：
“司天屡上占候，言当有兵。方忧远地牧守不得其人，今此贼果作。廷议择官，且言利用精于方略，悉心王事；煦多历边任，尤熟用兵；从古颇知岭外山川险阨；继能勇敢可任。然朕料此贼不出三策：若保其家属，据城距守，一也；略城中货以趋山林，二也。用此二策，皆不足虑。若选募骁果，立谋主，直趋广州，此贼之上策也。然其知识必不及此，但虑为人诱教耳。”
司天监多次上奏占候的结果，说应当有战事发生。朕正在忧虑远方州郡的地方官管理不当，现在陈进这一伙贼人果然开始闹事。朝廷议论，选择讨伐的官员，说曹利用精于征讨方略，对朝廷很忠心尽力；张煦多次在边疆为官，尤其熟悉用兵；张从古很知道岭外两广地区的地理形势；张继能则很是勇毅，足可任用。此一番战事，朕预料叛军行动不出如下三策：保护他们的家属，就在宜州据城固守，是其一；搜掠城中财货，奔赴山林，是其二。如用这二策，朝廷都不用担忧。如果叛军拣选、招募骁勇、果敢之士，再拥出一位军师，由广西带兵直趋广东，这才是叛军的上策。但估计他们的知识还不足以有此见地，朕只是忧虑他们被人诱使、点拨啊！
真宗这一番话，透露的历史信息相当密集，展开分析可以作一篇大文章。要而言之，如下几点值得注意——
司天监在宋代与历代相似，都有介入当代史，讨论政治得失与吉凶的职责。故宋代司天监在神宗之后，改称太史局。
天文观测的目的是探讨宇宙秩序。在宋代，将宇宙秩序与天下秩序相比附，是汉代“天人感应”哲学的延续。历史来看，这种哲学具有警示的功能。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敬天与攻防战争，对古代国家而言，都是大事（即使对现代国家而言，也非小事）。战争一起，或者“乾纲独断”，皇上一人说了算，或者“朝臣廷议”，由诸臣讨论作出安排。平叛两广战事，真宗朝采用了后者“廷议”的方式。宋真宗做大事，善于集思广益。
宋真宗不仅对大宋官员之德能有知人之明，对叛军首领之德能也有出色判断，当得一个“智”字。
宋真宗在此役中，不担心陈进、不担心卢成均，最为担心的是：叛军出现一位富有战略眼光的“谋主”。传统中国，地方上够得上规模和规格的变乱，一般有四个条件：局部政治环境治理的恶化；
富有“人格魅力”，起而倡导叛乱的领袖出现；辅佐领袖“组织”叛乱队伍、制定战略方向的谋主；足以支持叛乱，离开土地或被裹胁离开土地的流民。
“陈进之乱”中，三个条件都具备了，只差一个像样的“谋主”。宋真宗这个推演，是从大格局中看清了平叛中可能的要害所在。
为此，朝廷依据原有的各地驿站，特意增置一条自京至宜州快速通道：马递铺。马递铺与驿站的区别在于，可以承担民间“邮传”功能，但官方继续使用，相当于官民两用的公路节点、服务区。官方使用邮递，需要马匹，而马匹是战略物资，所以一些失去战斗力的马匹，往往都被拨到马递铺使用。当时公路之间，二十里或三十里即有“歇马亭”，六十里左右即有“馆”；水行则有“水驿”。但官方通邮，需要带有公文通行证，史称“驿券”，俗称“走马头子”，一般军事邮件要由枢密院签发。另有“急脚马递铺”，应该备有好一些的马匹。邮传文件多属机密，因此要当官实封，不写题目事件名称，只按照官方文书的序列排出字号和签发日期，用印后，以蜡固定保护，随后将文件装入皮筒或竹筒、纸筒。各个递铺都要签收，签收方式也有不同。一般由铺兵随身携带上铺签收文件，到下铺时批注接收时间。
真宗还派出了内侍周文质为广州驻泊都监，也即广南东路的钦差。周文质行前，真宗对他说：“番禺宝货所聚，民庶久安。万一贼沿流东下，则其患深矣。尔亟往，与本州岛官吏密设备御，缓急寇至，即集近州兵马巡检使臣，控要路以扞之。”
广南一代财赋积累很多，当地人民长久居于安乐之中。万一陈进等叛军沿西江东下，有了财政支持，那两广的祸患可就太大了！你赶紧到广州去，迅速与本州地区官员秘密地预作安排，万一叛军由广西进入广东，你们就召集附近州郡负责治安的兵马巡检，在各个要害地点设防，抵御叛军。
真宗允许周文质“便宜从事”，军情紧急时，可以不必上报，独立解决。
为了确保战役胜利，真宗还安排了潭州（今属长沙）、桂州（今属广西）的驻泊都监。因为宜州用兵，这两个州郡都属于湖、广要地。与此同时，更下诏，要久居广南两路的幕职和诸州、各县的官员，军校及发配、流放的待罪之人，都要接受曹利用等朝廷派出讨伐官员的“延问”，以此获取地方信息，寻求利便之方。如果有人能提供可以采用的意见，要尽快报到朝廷。到当时的两广岭南之地，接近罪犯，听取“利便”，等于给了他们立功的机会，这做法罕见。一方面体现了对罪犯的尊重，一方面也有防范罪犯因缘际会而附逆叛乱的可能。
诏书并告知曹利用和两广官员，将士必须整肃纪律，无得“妄伤平民、焚荡闾舍、蹂践田亩”。所有立功者，由所在地方，以“官物”而不是“民财”赏赐。诸州县官属，如果叛军到达所在地，能够规划战事，不逃逸，战而胜之者，由朝廷厚加酬赏。
天气炎热，南征不易。诏书特意说明：各随军将校，可以每日颁赏肴酒，而且要足够“丰饫”。真宗一朝的将士出征，考虑到恩格尔系数，饮食待遇优厚得可能不次于现代美国大兵。
真宗，此一役，防微杜渐，算无遗策。
战争，抛开天时、地利，具体的技术操作，以及与异族的协作及地缘政治不谈，很大程度上是双方主导者生命格局的竞争。美国南北战争，不仅是北方军统帅尤里西斯·格兰特与南方军统帅罗伯特·李的竞争，也是北方领袖林肯与南方领袖戴维斯的竞争。就像戴维斯遭遇林肯，没有胜算一样，陈进、卢成均之流，遭遇真宗赵恒，也是没有胜算的。
叛军奔袭包围象州
愿意“敛天地之杀气”而“召天地之和气”的真宗，像对待刘旴、王均一样，还是愿意为叛军网开一面。
在曹利用大军到达广西之前，真宗还派出了内侍带着诏书，飞马驰驿赶往宜州，劝降陈进、卢成均，告诉他们如能回归朝廷，当由地方长吏“倍加安抚”；如果违抗朝廷旨意，那时即派遣曹利用大兵征讨“进兵擒戮”。
陈进似乎没有接受，或没有来得及接受这份诏书，于是战事不可避免。
广南西路转运使舒贲向朝廷发来战报、战况说——
当月陈进、卢成均率众来攻取宜州旁的柳城县，有官军韩明、许贵、郝惟和等率领所部千余人抵御，结果韩明、许贵战死，郝惟和勉强逃生。战事结束后，卢成均却使人捧着宜州大印来见舒贲，说是要请求赦免罪行，接受招安。但舒贲认为这是假的，是诈降，根本不相信。更没有想到的是，当晚，叛军再一次来到柳城，最终官军不敌，柳城失陷。官军退保象州（今属广西柳州市），期望朝廷赶紧发兵讨伐。
真宗得报，回复诏书说：
“此诚诈也。能解甲归降，尽赦其罪，仍加转补。”
卢成均求赦罪，固然可能是诈，但他们如果能够卸甲归降，还是要全部赦免他们的叛逆罪，给他们转官、补官的机会。
可以看出，真宗认为卢成均并不一定有诈，即使有诈，也还是要耐心等待，如果日后真的投诚，也还是要网开一面，甚至给他们做官的机会。政治家对叛逆者仁慈到这个地步，古今中外罕见。
随后，真宗在大军等待期间，派遣使者队伍到前线，赐给曹利用等将士衣服，这举动等于后世的战争间隙的慰问。
一个月后，真宗没有等来叛军“归降”的消息，这才下令曹利用会合诸路大军，向宜州出征。
叛军闻讯，开始从宜州向西北方向四十里许的怀远军发起攻击。此时新任知怀远军任吉，已经以朝廷阁门祗候、殿直的身份到任；附近诸州巡检张守荣与任吉互相支持，在险境中组织了有效城防，固守待援。叛军屡攻不下，史称“贼退而复集者累日”，多次退回又多次围集了很多天。显然，叛军希望拿下怀远军，与宜州形成所谓“掎角之势”，相互声援。
几个回合后，张守荣等人在守城中看到了叛军的半斤八两和小九九，认为他们虽然攻克了柳城，但也不是不可战胜的强寇。于是等到叛军再次来到城下时，张守荣带着早有准备的官军，开门迎击。叛军没有防备，没有预料到官军会出城死磕，大败。张守荣缴获了叛军不少器甲。
怀远军附近有一小城天河寨，驻兵很少。叛军城下失利，又转趋天河寨，试图攻取小城，提振军心。但知怀远军任吉闻讯后，整肃部队，亲自率众出击，天河寨内官军也遥相呼应，两下夹击，叛军再次被击败。
两次战役后，叛军开始有人向官军投降。
叛军首领担心军心动摇，人心溃散，于是，做出了一个大胆、沉毅而又智慧的决定：抛弃宜州，趋赴柳州、象州，固守梧州等地，而后，进袭广州。
但在实施这一“战略”部署时，叛军又做出了一个邪僻、愚蠢而又罪恶的决定：史称“沉家属之悼耄者五百人于江”，因为担心成为累赘，叛军在转移时，溺死叛军家属儿童和老人五百人。
“悼耄”，悼，指七岁孩童；耄，指九十岁老人。
随后，叛军来到了柳州，但看到大江横隔，对岸如果狙击，很难渡过。正犹豫间，柳州知州王昱看到叛军的旗帜，吓得不敢固守，竟然弃城逃遁。叛军不费吹灰之力，居然大摇大摆地渡江，玩笑般地得到了这座城池。此前两役的损失，在柳州城里得到了补充。
被拥戴的“南平王”卢成均心里有数：虽然有此一胜，但叛军面对正在强大起来的大宋王朝，必不能成气候！于是，卢成均带着自己家属，夜半逃出柳州城，准备渡过柳江，回到宜州，向官军投降。但他的眷属不少，财富又多，看到舟船太小，犹豫中，没有登船，又返回了柳州城里。
广南西路转运使舒贲将上述战况写成简报，由马递铺急送真宗。
真宗闻听柳州太守王昱，在有柳江天险的有利条件下，居然还是不战而逃，认为这是怯懦行为，更属于“所任非才”，所任命的这位地方官不是管理人才。至于卢成均再次请降，叛军这类动态，可能很容易令官军萌生轻敌情绪。当叛军遇到官军后，一旦奔逃进入山林，实现真宗当初判断陈进、卢成均的第二策，那时也会为平叛带来困难。所以，真宗认为，叛军逃遁，当然需要追逐，但“不可便无节制”。因为毕竟是北军打南军，而北军对南方地形地物并不熟悉，“不测山川险易，地理远近，苟师人劳顿，则事益可虑也”。不熟悉当地山川的险要平易，不知道地方各处的远近，万一大兵行军劳顿，那事情就更要忧虑了。所以，真宗主张：大军远行，要恪守万全之策。现在的万全之策就是：叛军已经走投无路，尽量推演有利形势，让叛军“自溃”。
真宗将这些想法写成手诏，让使者递送给曹利用等人。
一个利好的消息是：几月前真宗派往广州的驻泊都监周文质，正在增筑城垒，缮修器甲，并召集东西海巡检战棹、渔船，在珠江上游扼守峡口，严密防备“南平王”东进。而“南平王”听说周文质有防备后，也放弃了袭取广州的念头。这样，真宗最担心的叛军优势就消弭于无形之中。
叛军的主力这时只有几千人，于是集中几个占据点的兵力，看住后方几个小城，开始攻取象州。
象州在广西中部，境内有柳江、运江、水晶河等可航水路，其中柳江可南下、东向，威胁梧州、广州。陆路也有多条可通往广西各处。此地物产也颇丰富，足以养活几千军马。叛军如果攻克象州，还是能够有机会在喘息中翻盘的。
曹利用和舒贲都决计要保象州。
他们采取了积极防御措施，派出了内侍于德润带领精兵千人，从小路迎击叛军。叛军屡败，已经夺气，与官军略一接触，即退回柳州等附近小城，一段时间不敢再出。
消息报给真宗，真宗对左右说：
“这些叛贼不能离开自己的巢穴，简直就是自我放弃！”
真宗言下之意，认为“南平王”叛乱事，已不足为虑，因为这格局，正是当初判断的叛军行动之下下策。
朝中大臣在分析叛军前途时，看法大致相近，同意真宗意见。
王旦认为：“叛军如果离开据点，没有人心支持，几乎没有一粒粮食可以供给他们。”因此叛军除了待在据点，无处可去。
冯拯认为：“有人猜测，叛军可能有趋向交趾的意图，但那是不可能的——叛军去了也是死路。因为交趾的兵甲远远胜过叛军。现在叛军就在柳州附近，很好，正好可以集中主力打击叛军主力。万一王师到了，他们剽掠其他州郡，不再固守一地，那就麻烦，就要考虑持久打算了。”
王旦认为这一伙子“凶党”肯定不能长久，不可能再去剽掠其他州郡，现在固守几个州郡，不过是在苟延残喘而已。
真宗愿意在叛军的最后时刻，继续给予他们机会，又派出使者去“诏谕”叛军，放下武器，归顺朝廷。
大约过去了一个多月，叛军除了三三两两的投诚者之外，陈进、卢成均等还在恐惧中恪守军团危难时刻的特殊控制力，叛卒一时没有集体溃散的动静。
已经到了深秋九月。真宗得到消息，就对辅臣们说：“宜州贼闻官军至桂州（此处桂州泛指广西），势颇穷蹙。可令曹利用等分兵追捕，以便宜从事。”宜州的叛军听说官军到了广西，已经走投无路。现在可以命令曹利用等分兵追捕，并可以便宜从事。
真宗并为此降下“敕榜”四十张，要曹利用等张贴在叛军出没的要隘、路口，并派人直接送往叛军阵营。
所谓“敕榜”，也即皇帝发出的招安榜文。榜文需要公开，要尽可能地传播开来。榜文内容就是寄希望于最后，要叛军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归顺大宋帝国，不要做割据岭南的梦想，以此争取“免于屠戮”。
“敕榜”最后影响了卢成均，但没有影响陈进。陈进还是担心不可测的后果，因此最后一次出城，奔袭并包围了象州。按陈进“战略”部署，如果攻克象州，就可以与柳州形成“掎角之势”，或可侥幸于一时；如果再能拖到官军疲惫，退师，那时再做打算似乎也还不迟。所以象州，势在必取。
但象州，对官军而言，也势在必保。曹利用闻听叛军围象州后，不久即派出大军前来救援。
很快，官军与叛军在柳州属下的武仙县附近一个小镇相遇了。
“南平王”卢成均投诚
叛军发现官军后，卢成均没有动，陈进独自率领一群装备奇特的队伍来迎击，颇有一点雄赳赳的模样。
曹利用见叛军一个个身穿顺水甲胄，手执巨大盾牌，即令麾下指挥骑兵分左右两路纵击。
骑兵们前锋与叛军远远相遇后，即开始发箭射击，但飞矢却在叛军身边纷纷掉落，箭射不入。那所谓“顺水甲胄”设计巧妙，箭镞射中后，即迅速滑落。官军一时也没有准备强弩，所以远距离武器失效。曹利用前锋见状，即组织起第一轮冲锋，准备近距离格杀。但两军相遇后，长槊、大戟却被叛军的大盾牌挡住，枪戳不进。
前锋回马，向曹利用汇报战况。
曹利用与将士们研究后，当即从军中调拨大砍刀、开山斧，交于军中身强力壮的甲士，组织起一支特殊队伍，与叛军的顺水甲、大盾牌搏斗。很多盾牌被一劈两半，但叛军虽然心慌，却在陈进的有效指挥下，拼命死战，不退。
两军于是在开阔地之间有了进进退退的对峙。
曹利用麾下的一位内侍使史崇贵见两军胶着，厮杀得难解难分，发现近处有一座孤零零凸起的高丘，他灵机一动，就快步登了上去，大声呼喊道：“贼走矣，急杀之！”
叛贼逃跑啦，快快追杀啊！
这一声呼喊堪称瓦解敌心、鼓舞我心的经典。呼喊中，只说“敌人逃跑”，不说“我军来援”，这就给不明真相的敌我推演了一种虚假的真实：敌人正在开始逃跑。如此，敌人恐慌，就要争先逃命；我军振奋，更想追杀立功。于是，宽大正面几公里的战场，在高丘附近，这个局部战场发生了形势变化——听到史崇贵呼喊的敌军，一时心惊，有人就开始逃跑，这就像传染病一样，迅速扩大开来，影响到更大范围；而官军局部也发现了敌方的动摇，开始奋力追杀。战场有了形势变化。史称“贼心动，众遂溃”，叛军士气被夺，敌众开始溃败。
曹利用的大军一直将敌人追击到象州城下。
陈进躲进营寨固守，稍事休息后，还有人在寨中登上瞭望塔，俯瞰象州城。官军发现，他们似乎还想继续攻取象州，作垂死一搏。
这时，“南平王”卢成均得到一个机会。
他应该在叛军营寨中，设计出了一块安全地带，避开了陈进。而后，官军看到敌垒一侧打出了白色的降幡，手持“敕榜”的“南平王”卢成均，向官军大营走来，他的身后，跟着卢氏的族人老少。
曹利用接纳了卢成均。随后，趁着敌营混乱，不失时机，就向着卢成均投诚的营垒一侧，展开攻击。此地已经无人守卫。很快，敌营破，擒杀了陈进等“贼帅”六十余人，获得器甲、战马甚众。
叛军作鸟兽散。
官军进入象州，四方发文安抚地方；且分兵追捕余寇；同时派出于德润飞马驰奏朝廷，让真宗宽心。
真宗得报，很高兴，下诏褒奖有功将士，广南西路转运使舒贲虽然有功，但因为没有察觉原来的知宜州刘永规有“虐政”，被御史台弹劾，最后在宜州任上被罢免。卢成均的后来，则史无明文，各种记录，但说“斩陈进”，不说“斩卢成均”。这位被胁迫称王、手持“敕榜”的叛乱者和归降者，应该平安。
我判断卢成均没有被“正法”处理，缘于对真宗“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管理哲学的理解；也缘于真宗对平定“陈进之乱”多次下诏以“招安”为主、进剿为辅的敕令。后来，在大中祥符年间发生的另一场叛乱处理结果，也为我这个推演做了实例证据——
那时，泸州有“蛮夷”作乱，杀害了地方上一位相当于公安局长的巡检，真宗派出一位朝官名叫侍其旭去平叛。侍其旭用漂亮的衣服和绸缎作为诱饵，诱降了“蛮夷”的首领和部下。随后，打算按照叛乱罪诛杀这些人。有人向真宗汇报此事，真宗当即下诏，晓谕侍其旭等：“有来招安者勿杀。如敢抗拒，即进兵讨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