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的诚信，有其一贯性。他比太祖、太宗还要仁慈。所以，我宁愿相信：卢成均没有死。
贰
| 打仗！打仗！ |
到了初冬季节，有情报告知：契丹将过去抓俘的宋卒若干人捆绑在木柱上，向他们射箭。宋卒被射死后，身上插满了箭镞。这在契丹名为“射鬼箭”，是出征前的一种仪式。又有消息告知：契丹主耶律隆绪已经到达了幽州，并以他的兄弟耶律隆庆为先锋，率师“南伐”。
这一情报意味着：契丹不宣而战，“五年战争”开始了。
契丹不宣而战
真宗时代，是契丹率先挑起了“五年战争”。
契丹的借口就是收复瀛州（今河北河间市）、莫州（今河北任丘）“故地”。
而真宗在战争发生之前，正在开始谋划和平。
咸平二年（999）的夏天，大宋第一名将曹彬病重，真宗带上了万两白银，到曹府去看望他。
曹彬此时正做着枢密使，是国家国防大臣，当真宗问他“后事”时，曹彬回答说：“臣无事可言。臣子璨、玮，材器皆堪任将帅。”臣没有私事要求。但臣的两个儿子曹璨、曹玮，他们都属于军事人才，可以担任将帅职责。
真宗相信这位大宋的功臣。就问他曹璨、曹玮比较，谁优谁劣？曹彬回答说：“曹璨不如曹玮。”
知子莫如父。以后的战事证明了曹彬判断的正确。
此时，河北雄州前线司令官何承矩已经有情报，说契丹有“谋入边”，谋划侵入边界的动作。真宗就来问曹彬，该如何应对。
曹彬给出了一个战略意见，他说：
“太祖英武定天下，犹委孙全兴经营和好。陛下初登极时，承矩常发书道意，臣料北鄙终复成和好。”
孙全兴，是太祖赵匡胤时代的雄州太守，那时节，他得到了契丹边帅的“主和”信件，向太祖汇报，太祖命他以个人名义答对。后来，契丹派使者“交聘”，主动与大宋和好。何承矩为三朝边帅，到了真宗时代，也多次有书信表明契丹“非战”的意图。曹彬更从昔日“北伐”失利的教训中知道：契丹，是一个不可能消灭的劲敌；而契丹也无法颠覆大宋。如此，战略上的平衡就只有一条路：和好停战。所以，他向真宗表示：“臣预料：北边的这个草原帝国，最终会与我大宋恢复太祖时代的和好。”
曹彬有洞识。对大宋与契丹未来的前瞻性思考具有政治家的现实主义品格，不简单。但真宗更不简单，他回应曹彬，举重若轻，说出了一番闪耀着圣贤精神的政治家意见：此事朕当屈节为天下苍生，然须执纪纲，存大体，即久远之利也。
这件事朕会为了天下苍生而自我委屈，可以与契丹和好；但必须要恪守衣冠文明之纲领法度，坚持大宋社稷之义理尊严，求得国家长远的根本利益。
《诗经》有名句：“吁谟定命，远猷辰告”，国家的大政方针、长远国策，须按时公告天下。真宗此言，可以当得此义。用魏晋人的话语评论此境，真宗很有“雅人深致”。真宗之“雅”，是圣贤之“雅”，真宗之“深”，是圣贤之深。“执纪纲，存大体”，是对帝国文明、中原本体之政治伦理的深切肯认与自信。一场超级政治游戏，如此博弈，才有了规则性质的竞争——各自规则不同，在力量、智慧与耐心的较量中，互相趋近，守住底线，即为赢家；博弈中，双方皆守住底线，就是互赢。未来的“澶渊之盟”就是最终结果互赢的一场军政大游戏。在这场游戏中，真宗赵恒始终没有放弃他的底线规则：执纪纲、存大体。
曹彬在农历六月的夏夜病逝。
陕北宁夏方向的西夏开始频繁入侵。
到了七月，秋季来临，契丹有了动作。
大宋开始两面应敌。
西夏在灵武（今属宁夏银川市）附近飘忽来往，宋廷有了“守卫灵武”和“放弃灵武”的争论。
争论中，真宗拿不定主意；但契丹这边正在危及国家安全，于是真宗安排了西夏的攻防任命后，重点还是放在了契丹方向。他任命马步军都虞候傅潜为河北前线镇州（今属河北正定）、定州（今属河北保定）和高阳关（今河北高阳东）行营都部署，即关南前线总司令，又派出了一位刺史张昭允为前线都钤辖。钤辖，是行营军中负责屯戌、警捕、营防、守御的武官，略相当于分管行政与安全的副总司令，但也可以带兵攻防。
现在看，派傅潜为前敌总司令，用人不当。
大敌在前，真宗似乎并不忧惧紧张，他还好整以暇，召来学士讲《尚书》，并设置“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当初，太宗赵炅时代，就有“翰林侍读”，但没有给予较高职官，真宗命为“学士”，在宫禁中设“秘阁”，学士们轮番值班，讲读或顾问，每天都给“珍膳”。真宗读书，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召来咨询、访问，有时会到夜半。如此，“学士”就成为一种荣誉性质的职务职称，还有俸禄。读圣贤书的学士们，待遇又超过了太宗时代。
真宗还接受朝官意见，给外任官员“职田”。
职田，是大宋一项特殊的官员俸禄制度。简单说，就是官员在外省任职期间，可以拥有部分私田，离官，私田即归国有，分配给下一任官员。这部分私田，原来属于官方的土地，也有一些是多年无主的荒地。经营这部分土地，收入归自己，国家免赋税。这种职田制度，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地方官的日常生活。但职田有多有少，有丰有薄，所以地方官就有“肥”“瘠”的差异。一般来说，谁都愿意到一个“肥”地去，但官员们似乎大多境界不低，很少挑肥拣瘦（制度也不允许），也很少有人为“职田”优劣而庆幸或牢骚。更有圣贤官员，不取职田收入，或列为官方经费。这类美谈不少。
大宋官员，确较少铜臭味。
到了初冬季节，有情报告知：契丹将过去抓俘的宋卒若干人捆绑在木柱上，向他们射箭。宋卒被射死后，身上插满了箭镞。这在契丹名为“射鬼箭”，是出征前的一种仪式。又有消息告知：契丹主耶律隆绪已经到达了幽州，并以他的兄弟耶律隆庆为先锋，率师“南伐”。
这一情报意味着：契丹不宣而战，“五年战争”开始了。谋划和平的宋真宗，没有阻挡住战争的开始。
杨延朗冰水浇城
第一阶段的战役可以命名为“契丹夺取关南之战”，简称“关南之战”。
大宋朝官王继英认为情况紧急，向真宗提出建议：北巡，即御驾亲征。王继英时任枢密都承旨，这是枢密院的行政官员，负责院内官吏考核之事，也随时侍立皇帝身边，有临机陈奏的权力。
远在山西忻州的太守、文人柳开，也在契丹动作之前，判断敌人将会大举入侵，也飞书朝廷，要求御驾亲征。
真宗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并派人乘驿站车马传旨到关南，安排行宫，准备亲征事宜，并顺便宣慰将士。
此时，宋人得到一个消息：契丹北院枢密使、时任魏王的草原名将耶律斜轸，在南下途中病故。耶律斜轸威名仅次于耶律休哥。此时耶律休哥已经亡故，耶律斜轸素有“草原军神”的声望，他的死，对萧太后和契丹主来说，都是极大损失。此人还是另一位“草原军神”萧挞凛的上级，他一死，萧挞凛的权威更凸显出来。契丹的军威“主心骨”，由耶律休哥转到耶律斜轸，再转到萧挞凛，代不乏人，对大宋，始终是一种威胁和压力。
契丹在萧太后的直接指挥下，大有“不屈不挠”的劲头，无论如何失利，都不管不顾，继续战斗，往互回还，或南或北，纵横在大宋边境州郡。不仅“不屈不挠”，似乎还“愈战愈勇”，不仅“愈战愈勇”，还屡屡做“惊险蛙跳”。第一个回合，契丹就越过了大宋边境要塞遂城（今属河北徐水），“蛙跳”至南部保州（今属河北保定）。
驻守保州的大宋武官似有轻敌倾向。关南总司令傅潜曾安排先锋官田绍斌、石普去戍守保州。石普很想争功，就避开田绍斌，与保州知州杨嗣秘密商定：主动出兵攻击契丹。这么大动静，田绍斌不可能不知道。等二人出师后，至夜半未回，田绍斌就判断：这两人遇到麻烦了。于是，率领本部出城驰援。
果然，石普、杨嗣在一个叫廉良河的地方，已经被契丹包围，军士伤亡不少，余众正在苦斗。田绍斌来到后，宋师势力合为一处，契丹不知底细，听到夜半呐喊之声，瞬间夺气，溃散中，被宋师斩首二千余级，缴获战马五百匹。
“保州之战”后，契丹大军居然又置保州于不顾，拐弯北上至遂城，试图攻克这个边境要塞后，小作休整。
大名鼎鼎的杨延朗，也即杨老令公之子，恰在此地。
他任缘边都巡检使，也即边境治安巡逻部队总司令。
遂城不大，土墙不固，没有预料到契丹忽然来到，城中有了恐慌。杨延朗临阵不慌，迅即组织起城中所有丁壮，上城守卫。
当时正赶上滴水成冰的季节，杨延朗就命人夜半汲取井水，从城里向外墙浇注。等到天亮后，外墙一片晶亮，城下一片冰坨，冰坚城滑，这样的一座水晶城，是无法攻克的。萧太后看到后，也是大吃一惊，以为此事似有神仙助阵，史称“辽师解去”，契丹大军解围而去。《三国演义》谓一隐士献计，帮助曹操在朔风条件下，垒土浇水，层层而起，结为冰土城，抵御西凉马超，很可能就源于杨延朗冰水浇城的故实。
杨延朗还组织了追击，获得契丹遗弃的盔甲器仗不少。
遂城、保州西南约二百里的定州老城也有了警讯——契丹一支正在向此地运动。关南总司令傅潜的总部就设在这里。显然，契丹试图捣毁大宋前线指挥中枢，一旦攻克，继续南下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真宗得到消息，就令朝官南作坊使李继宣领兵三千奔袭、救援。
李继宣的到来，令“关南之战”顿增亮色。
他到达定州南部一条河流时，发现契丹已经将桥梁毁坏，试图以此阻滞宋师援军。但李继宣不是凡人，他当即组织工兵架桥，顺利渡河。此时，契丹已经准备攻城。宋师迅即发起敌后攻击。三千猛士一战克敌，契丹北遁。宋师追杀五十里，直到常山。这是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山岭，再往北就是契丹辖境。常山下的唐河有两座桥，契丹过河后，临水扎营。但听到李继宣到来后，吓得将两座桥梁焚烧后，“拔寨遁去”，收拾营寨逃跑了。李继宣继续架桥，先头小分队过河后反身接住主力，做出了随时追击作战的姿态。
这时候，李继宣得到关南总司令傅潜的命令：停止追击。
史称李继宣“锐于击敌”，乃是一员悍将，当年太宗时代，雍熙北伐，大宋第一名将曹彬被契丹“战神”耶律休哥追击，几十万大军溃散，李继宣独独带领本部，在已经溃散的宋师之中组织起来，逆向迎击来犯之敌，居然将锐气正盛的草原铁骑击退，还追出百余里，成为掩护曹彬大军败退的功臣。这位被我誉为“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安德鲁上尉”的李继宣将军（参见本书第二部《文功武治宋太宗》），在关南之地，就要受关南司令傅潜“节制”。他多次面见傅潜，要求领兵袭击契丹，都被傅潜抑制住，不令前行。
历史上的李继宣没有在大战中建立不世功勋，与傅潜的“节制”有关。
任命傅潜为关南总司令，确是真宗布局的一大失误。
大帅傅潜的离谱行动
说话间到了这年的冬天十二月。真宗祭天祭地，大宴从臣后，开始亲征，先锋官乃是大将王超。真宗还给王超看了“阵图”，要他知道本部与大军所在位置。不久，大军离开京师到达河北南端的大名府。此时，真宗一身戎装，坐镇中军，枢密使王显、枢密副使宋湜押后阵。中央禁军连绵数十里，声威甚壮。
此际，西夏在陕北捣乱，而四川也在发生规模达十余万人的王均兵变。契丹则在几次失利后，转战于关南各地，在一个叫狼山镇的地方，攻克了宋军的一处军事要塞。大名府行在收到了这些不利消息，但真宗很镇定。
狼山镇一战，契丹一位不被人看好的将军耶律铎轸为草原帝国立了功。
此人生性疏狂、简易，不拘小节，所在草原各帐不被人器重。萧太后令他统领羸弱士卒跟着大军南行。狼山镇战中，他取来一抹红布裹在头上，特意标显自我。将军掠阵，目标突出，是军中一忌，刀枪剑戟都会冲着显眼目标来，但他偏偏不怕。这位从未有过尊严的草原骑将，在马上挥舞弯刀，驰突而入，驰突而出，他的麾下也跟着将军进进出出，如暴风骤雨，史称“格杀甚众”。宋师吃了亏。萧太后阵后看得清楚，大喜。战后召他说：“卿勠力如此，何患不济！”爱卿如此尽力，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厚厚地赏赐了他。
草原铁骑的第一场胜仗虽然规模不大，却令萧太后和耶律隆绪大受鼓舞，但宋师前线司令傅潜，则出现了令人疑窦丛生的举动。
大敌当前，傅潜在元帅的位置上，却看不到元帅样子。他的辖区拥有八万宋师，堪称兵多将广，这在当时可能是大宋最雄壮的一支队伍。他这一生，最有名的事迹就是“拥兵自重，坚守不战”。
史上记载，说河北转运使裴庄最早看到傅潜“无将略”，认为将他安排在关南总司令的位置上，“恐失机会”。于是多次“条奏”，掰开了揉碎了，分析傅潜这个人，给真宗皇帝听，要他收回成命，改派他人守御关南。
这个意见似并没有被真宗接受。当时的枢密使王显与傅潜有私交，于是力保傅潜。这样，裴庄等人所上奏章往往先到枢密院，王显就按住不报，所以真宗一时没有听到反对意见，依旧任命了傅潜。大宋与契丹在真宗朝的第一场战役，出现局部失利，这个人员安排就成为直接的原因。傅潜，甚至是个隐患。
傅潜的司令部在定州，定州北部的几个边塞，多次飞书告急，拥有八万大宋精兵的傅总司令，却只管将定州城门关得紧紧的，不发救兵。麾下将军们只要慷慨请战，傅潜就“丑言詈之”，用羞辱的语言骂人。契丹攻破狼山镇之后，随后即引兵在方圆百里的地界开始抄略、抢夺，一些游动的草原骑兵似乎与傅潜有了默契，居然敢于放心大胆地进入河北纵深之处。史称“百姓惊扰”，这一片土地上的农民于是相互间扶老携幼避入城镇，四野看不到大宋乡民，农村，俨然成了契丹控制的区域，乃至朝廷的邮递也几乎不能通达问讯。
真宗了解到这个态势，于是多次派出使者从小道进入定州（大道不敢走，担心契丹游骑半路劫掠），督促傅潜会合诸路兵马合击契丹。关南大军的都监乃是名将秦翰，定州行营都部署（略相当于关南战时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乃是享有威名的范廷召，二人都看不惯傅潜拥兵不前的做派，曾多次催促出兵，寻机歼敌。傅潜一概不听，反而“丑言”不少。惹得范廷召发火，也开始“丑言”反击顶头上司，他对傅潜说：“公恇怯乃不如一妪耳！”司令您胆小怯懦还不如一个老娘们儿！
傅潜似乎并不与之计较。
但范廷召不停地督促司令发兵。傅潜想来想去，从八万众中，分出八千骑兵、二千步兵给范廷召，要他从高阳关出兵，迎击来犯之敌。并商议定：只要前锋遇敌，定州这边就出动援军。——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傅潜根本就没有打算派出援军。我于是倾向于认为：傅潜这种做法，无异于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他就是要断送范廷召、断送大宋帝国这一万优秀儿女。
这做法很奇怪。
继裴庄之后，时任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的名臣钱若水，也从前线发来的战报中窥探出了傅潜的危害。正好赶上真宗下诏要百官上章直言边塞之事，钱若水就上了一封奏章，直接弹劾傅司令。
他说：
“傅潜领数万雄师，闭门不出，坐视契丹俘掠生民，上则辜委注之恩（辜负重托信任的朝廷恩典），下则挫锐师之气。军法曰：‘临阵不用命（不效力听命）者斩。’今若申明军法，斩潜以徇（将傅潜正法，宣示天下），然后擢取（提拔）如杨延朗、杨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加官封爵），分授兵柄，不出半月，可以坐清边寨。然后銮辂还京（真宗大驾可以从大名返回京师汴梁），则天威慑于四海矣。”
钱若水这一番话，应该是挽救后来局部败绩的唯一正确良方。
但真宗不愿意这么做。
时任右司谏的言官梁颢也有类似上言。他说：“用兵之道，在明赏罚。兵法曰：‘罚不行，则譬如骄子，不可用也。’昨者命将出师，乘秋备塞（乘秋天之际在边塞备战），而傅潜奉明诏，握重兵，逗挠无谋（逗留、匍匐，怯懦而没有退敌之谋），迁延玩寇（拖延，视退敌如儿戏），以致边尘昼惊，圣主栉沐（皇上在风雨中梳头洗浴，辛苦奔波），此所谓以贼遗君父者也（让贼寇直接面对君父）。以军法论，合斩潜以徇军中（应该斩傅潜向全军宣示），降诏以示天下。”
裴庄、梁颢、钱若水，都已经看出了傅潜的奇怪，但他们在傅潜投敌尚无行迹时，不愿意“诛心”猜测，只好将他异乎常态的举动归咎于“不用命”“无谋”。傅潜为何如此怪异？为何敢于“不用命”？
如果了解“五代史”，了解后唐末年的石敬瑭、了解后晋末年的杜重威、了解后周末年的樊爱能（《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一部，已经分别写到这几位“规律性出现的人物”），就不会奇怪傅潜的各种离谱行动。
傅潜的“投名状”
我不免强烈怀疑傅潜试图要做石敬瑭第二。
此人心术不正，大有“怀贰”的嫌疑。行笔至此，我无法抑制看透此人心肝肺之后的惊惧。此人万一得逞，大宋危矣。站在历史的后面，看着已经逝去的时光，倒推此人小九九，我有理由认为：傅潜试图以河北八万宋师为赌注，引起契丹注意。如果他与萧太后、耶律隆绪间没有某种难为人知的勾结，没有某种默契，很难获致契丹对他的注意。所以，他的反常举动，主要是做给契丹看的。投敌事大，不可走漏风声。契丹是否有过对傅潜的策反，现在已经不可知，但还是不难透过蛛丝马迹，看到傅潜的“怀贰”心迹。那种认为傅潜不过是“胆小怯懦”的说法，可能不是真判断。说来此人在太宗时代，也颇勇悍，曾有不俗的战绩。
他跟从太宗收复河东时，曾两次中箭而勇毅不减，展现了悍将风格。随后在征幽州时，他先到涿州，与契丹先锋相遇，一战，杀伤甚众，擒获五百余人。第二天，太宗路过他的营寨附近，看到敌人留下的尸体和器仗，知道这一战打得艰苦，就赞叹着嘉奖了他。随后，傅潜得到太宗、真宗的信任，一路被提拔，进入了高级武官行列。
史上认为：傅潜“无将略”，是那种指挥无能的人物。这是连史家都没有觑透复杂人物的“盖棺论定”，不确。
世间万物，人之复杂几乎超越宇宙之结构。这之中最大的变量是人心，而人心的变异往往自己都无法预料，甚至无法察觉。看透一个人物实在不是简单的事，古来圣贤也常常为此而困惑。傅潜，哪里“无将略”！他是在边塞做封疆大吏，了解到契丹的国力、人力；也知道太宗时两次北伐的失利；更知道真宗践祚之际，往日的大将如曹彬等人都已经凋零。很可能，有一个属于他的“天赋之夜”，令他陡然间“雄心勃发”。石敬瑭做得的事，我傅潜如何做不得？
后晋时的杜重威，就曾在河北前线“拥兵自重”，在后晋与契丹胶着的关键，放出坚决请战的几千将士，被契丹聚歼，而他就坐镇河边，不发一兵一卒去救援，以此向契丹做了投名状。
果然，随后与契丹达成“合作协议”，得到了虚幻中的那一袭赭黄袍。虽然他没有最后做成“中原之主”，但那心迹与行迹，已经显露无疑。
后周时的樊爱能，在周世宗指挥的高平之战中，负责指挥右翼，但他未战而逃。按照王夫之先生的推测，他就是要置周世宗柴荣于险地，借契丹和北汉之手，灭了后周，他就可以在乱局中窥伺方向，以求一逞——说不定契丹也能赏他一个中原之主干干。而后周大军之右翼，就是他的投名状。
而傅潜，更向契丹呈上一个个连环般的投名状——
傅潜为何在边烽频频告急时，按兵不动，似乎有意让边塞沦陷？
傅潜为何在边将屡屡督促中，詈骂边将，就是不出兵？
傅潜为何挫抑名将李继宣，不使他立功？
傅潜为何在朝廷发令合兵退敌时，继续抗命？
傅潜为何在不得已情况下，只派出十分之一的兵力给范廷召，要他去独自“退敌”？而且答应好的一旦开战，即发兵救援，最后却一卒不发？
……
显然，这一切都有可能是他献给契丹的秘密心包。所以契丹敢于“蛙跳”，置后方宋师于不顾，多次深入河北内地；所以契丹敢于抄略四野，如入无人之境。如果不是事先有某种勾结的话，契丹很可能已经猜测到了傅潜放弃军人守土保民的职责，其动机何在！
萧太后、耶律隆绪不是凡人。
我行文一向不喜欢“诛心”，不喜欢猜测人的动机，但傅潜你如此做，教我如何不疑心你的“怀贰”？
黄太尉寨战役
与傅潜不同，远在西北的折家军，却在契丹与大宋胶着之际，主动出击，袭取契丹后方，有力地配合了大宋帝国的卫国战争。
所谓“折家军”，事实上乃是大宋册封的异族军政独立体。说它是“独立体”，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它的政权世袭。这是一个特殊意义的“藩镇”。唐代以来，黄河上游陕、甘、宁、内蒙、青海一带，族群关系复杂，矛盾对立严峻，地区态势紧张，大略来说，是汉族、羌族、突厥、契丹、吐蕃等几大族群争夺的战略要地。这一地区，长久影响着中原地区的安定。折氏家族就在这个四战之地横亘于黄河以西，并且越来越强盛。
令中原庆幸的是，折氏家族从大唐帝国时代，就倾心结好中原，并在世袭中，心甘情愿地接受中原册封，因此，这个藩镇，事实上形同中原王朝设置于西北地区的一个省级行政区域。
更令中原欣慰的是，每当中原与其他族群发生战事时，折氏家族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中原一边，从未有过漂移。
尤其令中原感动的是，中原与北部、西部异族的历次战事中，折氏家族总是能够在最合适的时机组织起“折家军”来主动而不是被动袭击敌军的后方，策应、配合中原的战争战役。
最令中原钦佩的是，“折家军”在配合中原发起的攻袭中，从来不败。
所以《宋史》称赏折氏家族“独据府州，控扼西北，中国赖之”。
府州，在今天的陕西府谷县，后周时给予了府州节度使的地位。此地靠近内蒙古，北视草原，南接中原，是“内屏中国，外攘夷狄”的战略要地。
宋太宗赵炅时代，折氏家族的府州观察使、永安军（治所就在府州）节度使折御卿就曾主动出击西夏和契丹。在太宗北伐时，更有著名的“子河汊战役”，一战，击败了契丹名将韩德威，斩杀草原入侵者五千余人，其中包括知名大臣、高级将领二十多人，堪称功勋卓著。
折御卿之后，是他的儿子折惟昌袭任府州知州。
此时，契丹南下河北，傅潜拥兵不前，而折惟昌则会同府州的驻屯军司令宋思恭、钤辖刘文质，带领本部兵马浩浩荡荡开往契丹辖境，在一个叫五合川的地方，攻克了军事要塞黄太尉寨，将此地契丹守军悉数扫灭，焚烧了敌帐一千五百多所，缴获牛马羊一万多，铠甲、弓箭等上千副。
大宋派驻府州的朝官卫居实向真宗皇帝快马飞报了这一战事。
折惟昌的军事动作如同乃父折御卿一样，看似不过一个不大不小的战役，但却属于整体战争的一部分，且由于主动袭扰契丹本土大后方，一下子将战线展开到千里之外，契丹对来自后院的威胁不得不顾，这样，黄太尉寨战役就有了战略意义。
真宗闻报很高兴。他知道此役意义何在，于是重重地赏赐了折惟昌等人。
康保裔身陷敌阵
真宗大驾驻扎到大名府之后，诏令大将高琼等分屯冀州、邢州河北等地。此举意在巩固河北边防，等于在傅潜之外，另外安排了一道防御阵线。
范廷召为宋方主将的一场大战即将开始。
这一场大战，有关宋史的若干材料，记录中出现了混乱。梳理史料，可以大略得到如下“复盘”结果。
此役与一位名叫康保裔的大宋将军有关。
康保裔此时官职是高阳关都部署，相当于常设机构高阳关边防总司令；傅潜是镇州、定州和高阳关行营都部署，相当于临时机构河北前线战时总司令。“关南之战”中，康保裔应该接受傅潜的调遣，但有相对独立的机动性。所以范廷召在出师前，无法调用傅潜的兵马，但可以邀请康保裔参战。
范廷召与康保裔，似有共同的神功——箭术了得。
范廷召从军四十余年，从后周显德年间以来，就因骑射而知名。他有怪癖，不喜欢听驴叫，凡听到驴叫，必杀驴。还厌恶飞鸟，所到之处，见到禽鸟就射杀之，住宿之地几乎能把禽鸟射杀干净。他射鸟技艺绝伦，有一次出猎，见到天上飞鸟，他运气、发矢，一箭居然串联三只飞鸟落地。史称“观者骇异”。
康保裔为人谨慎、厚重，喜欢结交宾客。他的善骑射更有绝活，射飞鸟走兽几乎没有失手的时候。这倒也罢了，有一次他表演神射，手中先后握住三十支箭，拉满弓依次射出，那结果是“筈镝相连而坠”，箭头、箭尾连缀为一条线般落地。史称“人服其妙”。
康保裔的祖父、父亲都是中原英雄，已经先后战死沙场。太祖赵匡胤时，他曾经参加过著名的石岭关战役，随诸将大破契丹。因为父祖之荫、自身之功，到了真宗朝，他升任为并、代二州的都部署。并州、代州在山西中北部，属于河北之外的另一处北部边防。守边又有功，就被真宗擢升为高阳关都部署。
果然是英雄惜英雄。康保裔得到范廷召助战消息，当即率一万精兵奔赴瀛州。
瀛州在莫州之南百里，高阳关在莫州西南五十里，三地围合在河间府北境，略呈一个倒置的锐角三角形。面积略相当于今日北京六环内之区域，但就是这一点点狭小平原，竟屯驻着契丹的主力。三角形的北部，就是大宋的保州、雄州、霸州；西部，是大宋的永宁军（今属河北蠡县）；南部，是大宋的永静军（今属河北东光）；东部，就是大宋重兵所在的沧州。从纯粹军事角度看，契丹从本土“蛙跳”到四边皆有大宋武装守卫、随时都有可能被宋师“包饺子”的纵深险恶之地，如果没有某种难言的“默契”，他敢？
傅潜，在这种有利战机的条件下，不动。
但康保裔则看出了战机，他动。
兵贵在奇。康保裔决计绕出契丹屯驻之三角形地带，到瀛州之南，北上仰攻；他给范廷召回复信息，要他南下夹击；如此可以一战破敌。
但康保裔到达瀛州之南后，范廷召没有到。有一种说法认为范廷召到了瀛州西南，看到契丹之后，偷偷逃遁，我不信此说。理由有三：一、有很多史料并未记录范廷召逃遁事；二、真宗后来惩罚败将，但没有惩罚范廷召；三、范廷召种种事迹表明：他没有那么。
但范廷召确实没有在康保裔约定的时间到达，这应有技术性原因：康保裔速度太快了；范廷召收到他的信息太晚了。
所以，当康保裔在瀛州之南扎营时，数倍于康部的契丹大军，已经从三角地带缓缓地，但却坚定地围了上来。
第二天拂晓，康保裔打开营门，观敌瞭阵，发现一夜之间，他已经被契丹“包了饺子”。麾下见势不妙，就有人建议康保裔换了甲胄突出重围——事实上就是突围逃跑。
康保裔神色严峻，他拒绝了这个建议。
他说：“‘临难毋苟免’，此吾效死之日矣！”
“临难毋苟免”，是古来圣贤教诲，语出《礼记》。与之相联的还有一句话：“临财毋苟得”。这两句话串联起来，意思就是：陡然面临钱财，不要苟且贪取；陡然面临危难，不要苟且偷生。此语看似简单，但践履极难。古来成就圣贤，必先过得“财”“命”二字关口。南宋时，金瓯残缺，天下不宁，有人问岳飞“何时太平”？岳飞回答：“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着眼处也在“财”“命”二字。此二字非对庶民诉求，乃是对圣贤诉求。康保裔身为武将，深通圣贤道理，危难来临之际，“不惜死”。
宋师在康保裔的激励下，也有了赴死的勇气，于是随着主帅大声呼喊“决战！决战！决战！……”在契丹铁骑重重围困中，突入突出几十个回合。他们并不南遁，尽管那里有大宋辽阔的后方，真宗皇帝就在大名府；他们也不北逃，尽管那里有大宋著名的军事要塞，杨嗣、杨延朗就在北境；他们也不东进西退，尽管那里都是大宋重兵防御之地。
此一役，康保裔的战法很像千年以后孟良崮一役的张灵甫。他试图在契丹的合围中，中心开花，由内向外，四面突击；如果宋师足够机动，且心领神会，有能力从契丹之外，以反包围的态势向内攻击，耶律隆绪、萧太后，很可能不过是一盘菜。为了坚持推演这一战略优势，康保裔坚持了一个整天。夜晚扎营，双方息战，到了第二天黎明，继续战斗时，宋师将士们手中的武器已经在反复驰突中失去，史称“兵尽”；他们可以射出的羽箭也已经用光，史称“矢穷”；于是将士们手持劲弩继续格斗，史称“杀伤甚众”。他们在刀光剑影中格杀了两个整天，援军没有来，四围没有动，一万宋师在孤独中阵亡。
康保裔，还有一位将军宋顺，被契丹俘获。
古稀老将范廷召
战役结束时，范廷召从高阳关派出的援军，高阳关副部署李重贵、钤辖张凝，从“三角地带”的北部接应康保裔，但已经错过了战机。契丹借余勇再次包围了他们，李重贵等人与契丹“力战”，侥幸突围而去。
而范廷召也率本部兵马，在瀛州西与契丹死磕。他与契丹相遇后，扎住营盘，结成方阵，分兵御敌。
对手是契丹先锋耶律隆庆。
此人乃是契丹景宗耶律贤的次子、耶律隆绪的二弟。据说此人“生而岐嶷”，出生年幼时就有聪明之相，曾经多次与小儿们游戏，自己会指挥伙伴们排列为阵，居然没有人敢于违背他的命令。景宗耶律贤看了奇怪，对人说：“此吾家生马驹也。”现在，这位“生马驹”面对范廷召的万人方阵，有了幼时指挥战阵、克敌取胜的感觉。他环顾左右说道：“谁敢当者？”
谁敢面对大宋这位老将范廷召呢？
耶律隆庆麾下一员大将名叫萧柳，闻言回道：“若得骏马，则愿为之先！”
耶律隆庆大喜。当即从军中调出一匹骏马给他。
萧柳试马，似感到坐下战马不俗，于是揽辔对耶律隆庆和诸将说：“我去掠阵。待到宋师阵脚有了动摇，你们就赶快率军来攻击！”
这一幕，仿佛演义小说中的场景，但《辽史》中确有此场景之记录。
《辽史》还说这萧柳乃是契丹皇族后裔，也确为一代名流。做地方官时，“政济宽猛”，为政或宽或猛，相辅而行，所以部落中的人对他又爱又怕。到了他该升迁移镇时，当地百姓都愿意他继续留下不走。
他还曾跟随契丹大军讨伐高丽，路上遇到大蛇，有人主张避开，萧柳说一句“壮士安惧此”，勇壮战士哪有怕这玩意儿的，于是拔剑斩蛇。
有意味的是，此人文采还不错，曾有一部《岁寒集》，收录他写的一千多首诗。他为人滑稽，即使君臣在一起饮宴，他也玩笑话不断，且多有讽喻，无所顾忌。有人将他比喻为“俳优”，也即戏子。事实上，他是看到了契丹在强盛中的隐患，试图在逗笑中批评时弊，用心很像大汉强盛时的东方朔。所以他后来病重时对人说：“吾少有致君志，不能直遂，故以谐进，冀万有一补，俳优名何避！”我年轻时就有辅佐君王到尧舜境界的志向，但不能直言，所以用诙谐的办法来申述我的政见，希望能对国事万一有点补救作用，就是得了“俳优”这个名号，我也不会回避。
说他死的时候也颇传奇。他穿上睡觉的衣服，端端正正地坐起来，大叫一声：“吾去矣！”话音一落，众人看时，已经逝去。
与范廷召的一战，是他从军生涯中的巅峰时刻。
话说他骑上耶律隆庆给他的骏马，率领本部，驰突而前。他的速度很快，范廷召没有来得及稳住阵脚，史称宋师“少却”，稍稍有了退却。但布阵后，军士乃是一个整体结构，没有天纵英才，很难不被局部“少却”而牵连。结果整个方阵有了动摇。耶律隆庆远远地看到，乘势挥军冲阵，史称“南军遂乱”，宋师大阵于是出现混乱。
范廷召组织起来的弓弩手乱箭齐发，其中一枝流矢射中萧柳，但他在战斗中临时包扎了伤口，跳上马继续战斗，宋师大败。
说话间到了咸平二年（999）年底，连续多日，契丹打败了康保裔，又打败了李重贵，这一番又打败了名将范廷召，不免有了傲慢轻敌之气。于是，在冬日凛冽寒风中，南下奔袭几百里，直到德州、棣州（今属山东滨州），过河，抄略了山东的淄州、齐州，很可能还准备继续南下。但是他们听到了真宗御驾亲征，已经到达河北大名的消息，这才不情愿地带着裹胁起来的士民、激获的器甲、劫掠的财富，开始撤退。辗转几个月，契丹在大宋境内，在傅潜防区，如入无人之境。
真宗到大名府后，得到契丹在山东退兵的消息，马上下令驻守贝州、冀州（分属河北邢台、衡水）的行营副部署王荣率五千骑“追蹑之”，待契丹北去，就跟踪追击他们的殿后部队。但这位王荣得到命令后，很害怕，连续好几天不敢前行。等到契丹反身渡河北上，这才有了动作，但也不过在大河的南岸做做追击的样子，就慢慢回来了。
契丹北撤的部队带着从山东掠夺来的战利品，晃晃悠悠就回到了瀛州之西。这时候已经是真宗咸平三年正月，公元1000年初。
令契丹没有想到的是，此地再见范廷召。
原来，范廷召败退后，在契丹南下期间得到了休整。这期间，他激励士气，以逸待劳，横在了这支试图溜溜达达北返的草原兵之前。
当契丹缓过神来，试图决战时，他们发现，这是一支“哀兵”——范廷召正在为日前的战败雪耻，正在为阵亡的将士复仇。史有名言：“哀兵必胜。”复仇雪耻中，那种惊天动地的呐喊；料峭春寒时，散发着血腥与汗臭味道的凶悍，让草原兵们再一次看到了中原将士“不惜死”的风景。而连续十几天的抢劫，也早已让这一支虎虎生风的草原骑兵滋生了惰气。再加上南北奔波的劳碌和疲倦，契丹，已经丧失了战斗力。
于是，瀛州西一战，成为老将范廷召一世辉煌的顶点。他以古稀之年，败将之身，率领不屈不挠的血性儿女，在帝国领袖真宗领导的卫国战争中，一举击溃傲慢的契丹大军，斩杀二万余众；又追击百余里，到莫州不止，再往东追击三十里，一路上再斩首一万余众。并将契丹在河北、山东掳掠而来的“战利品”，包括老幼人口数万人，悉数夺回。此一役，史称“莫州之战”。
莫州之战后，契丹遁去。
真宗得到捷报，特别高兴，所以范廷召还师后，真宗给了他朝廷的最高荣誉：录功加检校太傅。这是三公的位置，从周秦汉唐以来就是极高的尊荣。真宗还为此役专门创作了《喜捷诗》，群臣称贺，一时间成为大宋帝国的年度大事。
可惜的是，老将范廷召于第二年，咸平四年（1001）正月病逝，享年七十五岁。
“关南之战”，由一系列战役组成，包括田绍斌参与的“保州之战”、杨延朗主持的“遂城之战”、李继宣主攻的“定州之战”、康保裔支撑的“瀛州之战”、范廷召组织的“莫州之战”，以及折惟昌策应的“府谷之战”等。宋师胜多负少，契丹先后折损近四万人，宋师先后折损一万多人。
“命帅”的战争部署
契丹为何战争不止？
当初宋太宗攻取北汉之前，警告契丹：你们契丹不来援助北汉则罢了，如果来援，那就一句话——“唯有战耳”！这话让契丹蒙羞。但随后太宗对契丹先后发动的两次战争，都以失败告终；晚年还主动向契丹求和，契丹没有答应。可以说，终太祖一朝，契丹基本保持了与大宋的口头盟好关系；终太宗一朝，契丹则与大宋互为敌国。现在是真宗时代，契丹继续与大宋为敌，多次主动挑起战事，是何居心？难不成他们一定要夺取关南之地？
事实上，整个真宗咸平年间，契丹已经有了寻求和解的动机，不然就不能理解后来的“澶渊之盟”整个链条的流畅。
大宋期待和解。
契丹期待和解。
双方都需要一个高调，也需要一个姿态。
契丹是在攻击中寻求和解的机遇，大宋是在防御中等待机遇。双方都没有试图吃掉对方的野心，知道那力量达不到。
契丹在找机会。
大宋在等机会。
契丹比大宋更需要一个“澶渊之盟”，但他们要做出攻击的姿态，以求在和解中赢得更多有力的筹码。
所以契丹就在一个接一个的战役中，巩固内部的力量，试探外部的诚意。
随后，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契丹发动了这一场“长城口之战”。
宋代的野战军主力部队史称“禁军”，隶属于“三衙”也即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管理。所谓“三衙”，是从唐、五代藩镇习称而来。“三衙”的首长可分别简称殿帅、马帅、步帅，史称“三帅”。之中的马帅掌管骑兵和马政。历史上中原王朝都很重视马政。冷兵器时代的马政，是军事方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管理制度。大汉继承秦代边郡设“牧马苑”的马政制度，更扩大这类军马场，提高养殖数量，并以制度性规定鼓励民间养马，所以到了汉武帝时，可以动辄十几万战马出塞与匈奴死磕。汉代的战马存量很可能已经超过了匈奴。唐代战马存量也超过突厥，高峰时达到七十万匹以上。汉唐在对北方异族的战斗中，屡屡获胜，原因种种，其中之一是：有质量的马匹保持了足够数量。王夫之在他的著名思想史专著《噩梦》中就提出一个精当意见：汉唐之所以张者，皆唯畜牧之盛也。
大宋就没有这么幸运。
蒙古马战斗力很强，但在五代时，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令中原牧养、获取蒙古马的渠道几乎中断，只有西北一带尚留有可以交易的窗口。延续到了宋代，西北的西夏也开始捣乱，战马进口渠道越趋紧张。此外，也要知道，大宋豢养战马的能力也不如汉唐，这是宋代马政的问题。总之，可以用于战斗的马匹很珍贵，但大宋能得到的战马有限，全国存量数额远远低于汉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