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这一次“长城口之战”中，大宋动员起了近五万骑兵参战。
从这年的七月开始，契丹在边境地区或静或动，反复出没，最后的情报显示：契丹很有可能从威虏军南下。
大宋枢密使王显此时出任河北边防战时总司令。朝廷给他规定的任务是：在近边地区布防，并负责应援北平寨，控制、扼守契丹来犯之路。
北平寨，今属河北顺平县，在威虏军西偏南不足百里；威虏军又称广信军，今属河北徐水，治所在遂城；长城口，在徐水西北。这样，北平寨、威虏军、长城口又构成一个小三角地带。战役中，契丹前锋已经越过这个小三角设置的亭障，向东攻击威虏军。按照宋廷命令规定，王显没有阻挡住契丹进入中原的锋头，属于失职。但根据后来的战事推测，张斌在长城口的退守，很可能是总司令王显的战略安排，也在事实上成为有利于宋师的态势布局：王显很有可能试图在威虏军，而不是长城口，也不是北平寨，吸引契丹主力，寻机决战。
史上记录的“威虏军之战”，以及此前的“长城口之战”，此后的“羊山之战”，线条不清晰。但有几个事实却可以看出，与太宗时代比较，宋师作战更为理性、自信、沉着，也能在敌情变化之际，迅速应对，机动性更强。
此役，宋师前线指挥机构组织得当。
战争开始于咸平四年（1001）九月，但在七月时，宋师获悉契丹“射鬼箭”，试图南下后，就做出了“命帅”的战争部署：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王显为镇、定、高阳关三路都总管；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天平军节度使王超为副都总管；黄州刺史魏能为镇、定、高阳关三路前阵钤辖；殿前副都指挥使、保静军节度使王汉忠为都排阵使；殿前都虞候、云州观察使王继忠为都钤辖；
西上阁门使韩崇训为钤辖；
宫苑使、入内都知韩守英为排阵钤辖；
保州团练使杨嗣、莫州团练使杨延朗、西上阁门使李继宣、赵州刺史张凝、入内副都知秦翰等人，并为前锋钤辖；如京副使高素、内殿崇班岑保正同为押先锋；冀州团练使石普、六宅副使王德钧同为押策先锋。
王显同时兼任定州都总管，王超兼镇州都总管，王汉忠兼高阳关都总管，韩崇训兼镇州驻泊钤辖，武守英兼高阳关驻泊钤辖。
以上安排完毕后，朝廷又更细致地筹划诸部策应方案，做出如下部署：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河西军节度使桑赞为莫州驻泊都总管；供备库使杨永遵、内殿崇班张继勋并为都监。
马步军都军头荆嗣、供备库副使赵彬、步军都军头刘光世并为北平寨驻泊。
宪州刺史、沧州驻泊副总管陈兴兼雄、霸路缘界河海口都巡检使，内殿崇班阁门祗候王汀也兼做都巡检使；供奉官阁门祗候冯若拙、侍禁阁门祗候刘知训并为都监。
霸州防御使李福为镇州副都总管；
祁州团练使刘用为高阳关副都总管；
德州团练使张斌为定州副都总管；
南作坊使、昭州刺史张旻为镇州钤辖；
崇仪使、顺州刺史蔚昭敏，供备库使、带御器械白守素并为定州钤辖；西京左藏库使刘廷伟，西京作坊使、带御器械石知并为高阳关钤辖。
事后分析，这个组织系统除了个别例外，应该说是部署得当。这是“长城口战役”获胜的“干部保证”。
这一个战时临时指挥机构，极为灵活。
长城口战役
从七月开始，宋廷组织大军在威虏军布防，但契丹似乎知晓宋师部署，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动。大军从河北内地诸州调往边境地区的威虏军，就要粮草转运，动用的人力物力令朝廷心疼。虽然以逸待劳，未免空耗粮饷，九月初，宋师只留下了三万五千骑兵，其余步兵主力开始后撤，回到镇州、定州屯驻。
宋师主力刚刚撤走，契丹就到了。
于是有长城口之战。
张斌主动反攻契丹，获胜，但后来又主动退守威虏军。
契丹又有将近两个月时间没有动。
契丹不动，宋师也不动。
显然，契丹在袭用过去耶律休哥的战术，他们试图用边境骚扰的方式，调动大宋主力，来回布防、撤防，试图要宋师疲于奔命，而后寻求南下战机。但宋师并不上当。边境无事时，前线将士一律在要塞屯驻，以逸待劳；有事时，则由边境守军抵挡，随后按照预定方案，由后续部队做出快速增援反应。心理上有预案，一切不慌。
此外，宋廷也意识到，契丹在等待时机。
这个时机就是大宋的“内患”。
契丹一直在期待真宗践祚后，国内有变。而刘旴、王均、王长寿等人的变乱就是借着契丹的威胁而生事，试图在“国难”中以求一逞。早在太宗朝就任枢密使也即国防大臣的王显看到了内乱与外侮的关系，曾对太宗主张：国家对付内部变乱，要“密谋兴举”，不能让契丹知道本朝军事行动，否则，“则长外寇之奸谋矣”。
契丹南侵，祭天祭地，动员十万兵甲，是草原第一大事。何时出兵，就成为一种军机性质的战略选择。大宋内部变乱，是契丹最期待的风景。但大宋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内战中，除了战区之外，全境几乎都静悄悄的。大宋从不做大众动员，从不要求民众参与战争。所以大宋的战斗人员事实上皆为职业军人。这样，尽管王均之辈很有借助异族威胁而成就自家泼天“事业”的野心，但契丹可能不一定知晓这类地方叛乱。
不过契丹知道西夏。
西夏与中原的战争，也是契丹的机遇。
契丹期待西夏与大宋发生战争，那样，就可以在地缘方向上分担契丹南下的压力。“澶渊之盟”以前，西夏能够“崛起”的现实原因在此。西夏纵横捭阖于大宋与契丹之间，有时接受契丹册封，有时接受大宋册封，它期待的是：以此要挟两大强敌：谁也别对我太凶！而大宋出于仁德的政治哲学，也出于地缘的政治现实，屡屡对西夏采用“怀柔”政策。契丹则为了牵制大宋，尽管向西掠地不止，但一般不与西夏发生战争，而且还多次拉拢。
事实上，西夏也确实与大宋战事不断。契丹南下之后，西夏更开始频频袭扰大宋，先后攻克大宋西北几个州郡，以至于宋廷不得不从北征的部队中调出一部分用于西征。与杨嗣、杨延朗、李继宣等并为北征大军的前锋钤辖，赵州刺史张凝，就临时被调往平定西夏的西征军去了。
尽管宋廷一直试图保密，不向外界透露西征的消息，以免被契丹利用，但契丹还是获悉中原西北有战事。于是，南下。
到了十一月，契丹主耶律隆绪的兄弟耶律隆庆，以南下侵宋的先锋司令身份，忽然越过涿州，向威虏军开来。
面对契丹“闪电行动”，宋师镇定地调整部署，也做出了“闪电回应”：镇、定、高阳关三路前阵钤辖魏能、秦翰，涿州刺史田敏等人迅速组织起王显留下的数万骑兵，做好随时打仗的防御准备；西上阁门使、领康州刺史、前阵钤辖李继宣等人则带领本部，出城，背靠威虏军城墙排兵布阵，这是准备与辽军正面决战的态势。与此同时，莫州刺史杨延朗、保州刺史杨嗣，这两位边塞名将，则悄悄地率领六千骑兵迂回到威虏军西北的羊山设伏，一面准备契丹撤退时伏击，一面也准备伺机从契丹之后发起袭击。
这是宋师在朝廷规定之外的“便宜行事”。
此时的宋师边防军，各个部门那种相互配合的感觉特别到位。敌人一动，我即动，方圆近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信息传递之灵敏，令人惊异。
王显曾经偏袒傅潜，导致宋师局部失利。现在他出任前线总司令，应该对往事有反省，关南之战与长城口之战不同，王显总司令给予了诸将较大灵活处置边事的权力，并一直在寻机决战。他很可能看到了威虏军此地的战机，因此，他宁肯放契丹进来，配合诸将的机动，以期求得战略决胜。
我猜想王显必有“雪耻”的君子动机。
而张斌长城口之后，引诱契丹到达威虏军，也应该有王显的谋略参与。
宋师威武。
与傅潜主导的关南之战不同，此一役，宋师相互配合堪称天衣无缝，而又各自机动寻战。在千变万化的战场上，宋师指挥官们几乎抓住了所有的机会，在草原铁骑的弯刀之下，突入突出，全无惧色。
老天也庇佑宋师。
第一阶段的长城口战役，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淫雨帮助了宋师。契丹弓弦受潮，无法施射，被张斌首战击败。但宋师弓弦也应该受潮，为何未受影响，反而成为一大战机呢？理由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宋师的弓弦大多采用青麻绳，而不是牛筋。昔日制弩，曾有用青麻绳的记录。而青麻绳越是遇水越是抽紧，所以宋师不怕雨。这个推理如果成立，可以解释此役中为何“天佑大宋”。第二个原因，宋师是攻击部队，不用弓弩；而契丹是在宋师攻击中，试图用弓弩稳住阵脚，但弓弩一旦失效，宋师的攻击就显得更加凌厉。本来契丹是侵略者，战略上属于攻击一方，但契丹一旦屯扎下来，张斌发起主动攻击，契丹在这一个节点变成了防御方。失去了弓箭的效能，是无法阻挡进攻部队的。
张斌得手，陡然有了立大功的念头，于是挥动本部直取契丹大阵中军，显然是试图擒住或斩杀耶律隆庆。但契丹毕竟久经战阵，在慌乱中组织反击，总算遏制住了张斌的攻势。张斌或主动或被动，退却百余里，与其余宋师一道扼守威虏军。于是有了长城口之战的第二阶段：威虏军战役。
威虏军战役
在威虏军城西，宋师与契丹再次相遇。
面对契丹的是宋师魏能所部骑兵主力。而大将秦翰和田敏，更率所部从遂城也即威虏军出动，作大迂回，分别在魏能左右翼也即南北方向，成为准备突袭的援军。名将李继宣所部原来是作为主力部队与契丹正面碰撞的，但在具体作战中，李继宣一部不动，屯扎在一个叫齐罗的小地方隐蔽起来。齐罗，也称赤虏，应该是地名音译的差异，地在长城口、羊山和威虏军小三角地带。此地不显眼，便于机动。根据战后行动推断，李部很可能转换了职能，成为此役一支保障战役必胜的预备队。加上杨嗣、杨延朗已经在羊山待命，此阵也可以理解为：宋师已经对来犯之敌形成了事实上战略包围的态势，而契丹浑然不觉。
傅潜这个可能的“隐患”不在了，宋师恢复了活力。
契丹派出了“铁鹞子”骑兵，也称“铁林军”。
这是草原战斗力最强的精骑兵，统帅称为“铁林相公”。但面对这支凶悍的铁骑，魏能没有流露一点恐慌，史称“无惮色”。当契丹骑兵呼啸着冲锋而来时，宋师也齐喊一声，开始反冲锋。
魏能没有坚守宋太宗以来的车阵战法。
宋人马匹金贵，获致不易。与骑兵对决，处于下风。所以，从太宗时代开始，与契丹的大战，基本采用车阵法，也即由随军的辎重车辆布置为互为策应的方阵，等待草原骑兵来袭击。与此同时，宋师则在方阵内施放弓箭，并伺机在方阵空隙间突出骑兵和步兵，在阵前或阵中与契丹对决。太宗为此还专门制定了《万全平戎阵图》，要求全军按此打仗。真宗时代也如此，每有战争，就将“阵图”出示给统兵将军。王显也应该得到了这份“阵图”，也应该对将士们有“按图打仗”的要求。但王显与历任统帅相比，更具灵活性。根据现有史料重行推演历史现场，还没有发现他用“阵图”的记录。
魏能就在这种宽松的前线战事管理中，获得了机动性。
他不布阵，因此用不着等敌人来掠阵，而是直接与敌方骑兵对撞。
这种战法本来稀松平常，但纳入整个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阵战”历史上，却是较为罕见的。
敌我两支冲锋部队奔腾着越过一片平原，互相撞碎进攻的锋面，形成犬牙交错状态时，很像后世的坦克大战。于是，数万精甲铁骑迎头相遇，那一瞬间的撞击，金属与金属带着力量碰出了脆亮的密集声响，无数肉体被金属撞出了沉重的钝响，切出了闷裂的爆鸣。
一个个生命，在流血。
正当两军胶着厮杀时，秦翰与田敏的援军适时到达。
敌我双方都已经听到了宋师远远的蹄声与呐喊，且越来越近。这动静，在魏能部队听来，雄壮而又坚定；在契丹部队听来，沉闷而又恐怖。
任何战役，适时到达的援军都是富有奇效的生力军。契丹就在这种不曾料及的战场变化中出现了恐慌。“铁林相公”感觉到了危险的临近。但他试图以个人的勇武转变颓势。于是，他也发出了呐喊，并开始向宋师中军做一场希望渺茫的冲锋，史称“薄阵”，迫近宋师中军阵地。魏能看到这位孤胆首领从草原铁骑中凸显出来，于是张弓搭箭，在密集的战场混乱中，定心、运气，一箭命中，阻止了这位“铁林相公”的个人运动，史称魏能“发矢殪之”。殪，就是杀死的意思。主帅命毙，大宋援兵到达，草原骑兵的战斗意志瞬间坍塌。最初一部分草原骑兵开始勒转马头逃遁时，他们成了一道流动的传染源：全部草原兵开始了先后逃遁。契丹大势已去。
身负统军责任的“铁林军”其他指挥官，似乎很想扭转士气，在草原兵潮水般退却时，他们不退，且声嘶力竭地呼喊，全力督战。
此役如从空中俯瞰，应是一场震撼人心的风景——
方圆几十里的沙场上，数万草原兵调转马头，争先恐后地向北、向西、向东奔逃，而契丹指挥官们散布在逃兵中，一个个很像“中流砥柱”，败兵之潮向他们身后流去，他们还立在原地，气急败坏，声嘶力竭，试图挽狂澜于既倒。而北边的大宋援军也迅速向两翼也即东、西两面展开，前锋形成一个扇形突击面，拦截并砍杀败亡中的契丹骑兵。南边的大宋援军则如一枚巨大的楔子，在魏能一部让开的战场走廊中，从后嵌入战场、追击逃敌。魏能率先发现了散处于契丹军阵中的“铁林军”指挥官，于是宋师神臂弓在此役中当即立功——他们在乱阵中负责辨识并击毙不肯退却的“箭靶”。
战后统计，除“铁林相公”之外，魏能一部还射杀了契丹十五名高级将领。
最后，契丹留下了两万具骑兵尸体、无数军马器械，以及多枚代表权力的军中大印，遁去。
羊山战役
耶律隆庆经此大败，无颜面对萧太后和耶律隆绪。但他收拾余众，调动其他后续部队，重新组织起来，待宋师援军退去时，又亲自率领主力，寻得一个机会，再次入侵威虏军。
魏能得到紧急情报，来不及与宋师其他部队商议，仓促间无法调动援军，当即派出他的儿子魏正、都监刘知训，分出一部骑兵，从小道绕行到耶律隆庆的背后，断敌后路，又向大宋前敌司令部和诸州镇发出情报。
在威虏军南关门，魏能与耶律隆庆遭遇。
这一仗，魏能打得极为艰苦。史称“战数十合”，双方都不退却，互相突入、突出，几十个回合，那是需要时间的。而时间作为一种资源，眼下对大宋有利。魏能尽力拖延时间，待援。这就需要咬牙撑持。当魏能与契丹在宽大的战场平面拉锯时，魏正、刘知训率领的一支人数不多的骑兵，至少绕出百余里路，出现在敌后。他们来不及休息，直接入阵参战，从契丹背后发起了袭击；而大宋的援军，先锋部队也正在马不停蹄地匆匆赶来。
四野围合，天边隐隐传来大宋骑兵勇悍威武的杀声。
耶律隆庆感觉大事不妙，留下了沉重的辎重器甲十八万件，向西山也即边境方向的羊山逃去。
于是，有了长城口之战的第三阶段羊山战役。
羊山，在今河北徐水偏西几十里。羊山战役在史上记录中尤为混乱，很多线索互相抵牾。现在知道的是，保州团练使杨嗣、莫州团练使杨延朗，曾“轻骑先赴羊山”，也即带领轻装骑兵先到羊山山下屯驻。显然，这是预先知晓契丹退路后的设伏拦截。
杨嗣、杨延朗，史称“二杨”，是真宗一朝比较能战的将领，杨延朗又名杨延昭，是杨老令公的儿子，后世戏曲中对此人多有褒扬。但在“羊山之战”中，这一支有准备的轻骑兵，却没有阻拦住败退的契丹铁骑，反而被敌人击败，史称“为敌所乘”。
杨延朗带领余部退出战场，向齐罗李继宣部靠拢；杨嗣的一部扼守要塞，阵亡大半，一部也在后面退出战场。整个长城口之战中，“二杨”损失最重。他们只有六千骑兵，而耶律隆庆有几万骑兵，且都属于战败后的“哀兵”，逃命心切，故必冒死一搏——只有突破“二杨”的阻击，他们才能幸存北逃。困兽之斗是极为凶悍的。他们打败了北宋名将“二杨”。但“二杨”也成功地消耗了契丹的生力。这就为后来的李继宣“大破”契丹，做了重要铺垫。
但也有史料认为，杨延朗没有败，反而战胜，并斩获了契丹的统军将军，还把这位将军的首级装入木盒献给朝廷。但《续资治通鉴长编》则明白记载李继宣替代“二杨”终结了羊山战役。并记载真宗在战后还召“二杨”到廷，“引见诘责”斥问了他们，很有要将二人“治罪”的倾向。但最后，真宗对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等人说：“嗣、延朗素勤荩，勇于战斗，今特宥之，庶收其后效也。”
杨嗣、杨延朗一向勤勉而忠诚，勇于战斗，这一次特意宽宥了他俩，希望他们以后能将功折罪。
胜败乃是兵家常事，羊山一役，不影响杨延朗传说中的威名。
且说李继宣。
负有预备部队战时使命的李继宣接住了“二杨”。
战事初起，李继宣即派出联络官与追击敌兵的宋师联系，保持信息通畅。他要随时知晓契丹“铁林军”的行动方向，以便策应诸部。
在这一场大战中，宋师各路将军都在呈现主动精神。
雄州（今属河北雄县）的藩帅何承矩在战役之初，就提出了一个大胆建议：从今属天津塘沽的海河南岸过河北上，或派出水军沿渤海东北行，可乘“刀鱼船”也即小型快船，伺机登陆，袭击今属河北东北、辽宁西南的契丹本土。这是史上“围魏救赵”的谋略。
真宗答应了这一请求。现在推想，何承矩的这一构想，战略目标主要是牵制契丹南下，并非实际攻取。所以，这一部水军不过是做了战取的佯动，并没有发生战事。不过，由此可见宋师各部主动配合主战场的情怀与智慧。
李继宣得到快马情报是：
“二杨”战败，契丹现在羊山南麓，正在与秦翰、田敏所部作困兽之斗。
李继宣闻讯当即起兵，与秦翰、田敏合为一处，契丹不支，开始奔逃。
李继宣则适时展开追击。他动作比契丹要快。
很可能，他在奔袭羊山之前，就已经发出命令，要麾下一部黏住敌军，另一部则绕开羊山南麓，提前登山，截击敌军退路。这样，当契丹开始败退时，在羊山之巅遇到了宋师。李继宣就这样从山麓追击到山顶，又从山上翻越，追击到山阴也即羊山北面。山北有相对开阔的谷地。契丹在恐惧中组织起密集的弓弩射击追兵，宋师全面散开，俯冲。冲锋中，李继宣战马被射中倒毙，他换了战马继续指挥、冲锋——在指挥中冲锋，在冲锋中指挥。他的坐骑连着被射倒三匹，也连着换了三次战马。
李继宣和他的麾下日前驻扎在齐罗，安静得无人知晓；一旦动作起来，山呼海啸。他的军事作风，确可用到“静则如林立，动则如山倒”十字褒评。
在羊山北这片谷地，契丹不敢再招架，于是，于威虏军战败之后，再次战败，李继宣鼓勇追击，史称“大破之”。
契丹逃回了草原。
有一种说法认为契丹从羊山退往威虏军，而不是从威虏军退往羊山；“二杨”被契丹击败，退保威虏军，李继宣独自与契丹大战，黄昏时也到达威虏军。这样就将羊山战役视为长城口之战的第二阶段，而我认为威虏军战役才是第二阶段，否则，史上很多记录无法逻辑自洽。
长城口之战三大战役，结束。
这场战役，契丹损失两万多精甲骑兵和数不清的军用物资。
但这一战果在史上记录中，分别记在王显、王超、魏能、秦翰等人名下。有些史料认为，这一战果是威虏军战役或长城口战役的独立成果。这是不确切的。“重行推演”历史现场，这一战果应该是长城口之战三场大战暨长城口战役、威虏军战役、羊山战役的综合成果，指挥官是王显，主战场是威虏军，战功最大的是张斌、魏能和李继宣。张斌独立完成了长城口战役；魏能则在威虏军战役中发挥了决定性主导作用；李继宣则在大兵团互相配合作战的羊山战役中，最后击溃了侵略者。
这样理解，长城口之战就清晰起来。
当然，主帅王显功不可没。
宋时将士在外，命令规定一般比较具体，甚至如何布防、列阵，都要按朝廷指示处理。这种做法固然死板，固然会失去歼敌机会，但可以防范边将做大，防范边将转为藩镇之害的可能性，终大宋三百年，效果不错。大宋始终没有出现藩镇割据的成功者，与朝廷这类控御边将得法有直接关系。
“藩镇割据”
了解五代史，了解大汉、盛唐甚至春秋战国以来，类型相近的“藩镇割据”，它所带给民生的无边无量之劫难，再来看大宋对待武将之姿态，至少可以完成五个判断：一、武将们“兵强马壮”即试图与中央分庭抗礼，行“藩镇割据”之实，是史上规律性出现的军政现象。
殷商末年的岐山周人、周朝初期的封邑郑国、春秋末年的三家分晋、秦代胡亥时的六国贵族、大汉初年的吴王刘濞、东汉末年的节度使世袭、晋朝的八王之乱、隋朝的边将拥兵自重、大唐盛世的安禄山史思明、唐末演绎而来的五代十国，都是在做“藩镇割据”的大梦。大宋时，太祖时代有泽潞李筠、淮南李重进。太宗时代除了被平定的北汉王国外，还有纳土归宋的吴越王国和清源军，也是事实上的“割据”着的“藩镇”；更有川蜀王小波、李顺之乱，还有佞人李飞雄之乱等等。到了真宗时代，刘旴、王均还在做梦。
野心家那里有一个小九九：造反，“成本”固然太高，但一旦成功，那“利润”也是天下第一丰厚；所以，出自五代后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之口的那句话：“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堪称一语道出了野心勃勃的武将们的黑暗心思。当然不是所有的武将有了权力都会造反；但造反的都是有了权力的武将却是事实。
二、“藩镇割据”直接造成“民生”苦难。藩帅们要的是富贵，与“天下为公”无关。因此，“无法无天”成为最为真实的藩镇地区写照。“无法”即无规则；“无天”即无敬畏。如此，官即匪，于是有财产掠夺、生命戕害。藩帅们的作威作福给地方士庶带来的痛苦，难以言表。
三、“偃武修文”，控御武将，尤其不使边将“专权”，作为防患于未然的军政第一大战略，大宋比任何历史上的王朝都做得更成功，甚至比奉行“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还要成功。大宋作为负责任的军政政府，有责任剪灭历史上的“藩镇割据”之可能性（不仅剪灭“藩镇割据”，更曲突徙薪，剪灭“藩镇割据之可能性”）。大宋做到了。
四、警惕“藩镇割据”，消除其可能性，不仅结束了五代乱世，也结束了历代乱世，并使大宋政权得以存在三百年之久，更使这一时期的“民生”获得极大改善。大宋之所以繁荣昌盛、士庶幸福，遏制“藩镇割据”成功，是第一保障性条件。而“民生”，按照孙文先生的说法，是“一切政治的中心”。
五、大宋将消除“藩镇割据可能性”视为第一大战略，束缚了军事指挥官的机动能力之自主呈现，导致军事天才的被埋没。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失误是：地方武装力量从结构上被削弱。这就引起了两个无法弥补的决定性后果：北宋末年，地方没有可以“勤王”的武装力量来拯救大宋；南宋末年，地方也没有可以“勤王”的武装力量来拯救大宋。大宋遇到了此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地缘劣势，北境的异族太过凶悍了。
“聪明”点的大宋将军往往明白朝廷和皇上的良苦用心，一般都能遵守规定任务，知道奉命比战功更有意味。如大将曹彬，在雍熙北伐中，之所以失败，就与恪守太宗规定任务有关。但优秀的大宋将军更能在规定任务之外，战机忽然出现时，置“规定”于度外，承担可能的失败之责，勇毅对敌。如大将崔翰、李继隆、赵延进等，在满城之战中，就敢于违抗太宗“万全平戎阵图”，重新布阵，获得击败契丹的大捷。
大宋君主心明此理，所以对武将因为奉命而失败，不予惩戒，或薄薄惩戒，或先惩戒后奖赏。同理，对武将“偶尔”的抗命，一般也都比较优容，不会过分惩戒，有时甚至还给予表彰。太宗时的崔翰就得到了表彰。
长城口之战，真宗曾有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诏令，并曾向部队出示“阵图”，要求总司令王显在边境部署扼守力量，不能放契丹进入北平寨以南，并在战时按“阵图”作战。但王显随机应变，甚至放契丹南下几百里，直到威虏军，也没有向诸将展示“阵图”。事后取胜，真宗赏赐时，王显还心怀忧悸，担心受处分，于是主动承认“违诏”。但真宗安慰了他。
筑京观
长城口之战结束后，王显做了一件大事。
他在边境线上，选择一条道路，将两万多具契丹精甲骑兵的尸体收拢起来，堆积在道路两旁，而后盖上泥土，层层夯实。由于需要夯实，所以堆积起来的这一景观顶部呈现为平整状。这样，远远看去，就像两个高大的门阙（而不是一般史料中讲述的呈金字塔状）。此即史不绝书的所谓“京观”。
“京”是高大的意思；“观”是门阙的意思。用阵亡者的尸体“筑京观”，是上古以来即有的战争行为。史上所谓“坑杀”，就是杀戮之后“筑京观”而不是“挖坑活埋”。“京观”的主要功能是向战败者夸耀武功，试图以此达致震慑效果。这个做法不脱野蛮习气，终大宋三百年，见于记录的“筑京观”，我仅见此一次。
但王显此举大有深意。
他在向契丹示威，也算是一种战争报复。
太宗时代，契丹“战神”耶律休哥，战败大宋名将曹彬后，就曾在易州边境“筑京观”，堆积了数万大宋阵亡将士，向宋廷示威。
那时节，大宋悲风号啕。现在，轮到契丹哭泣了。
史称契丹在留下两万多具尸体之后，逃北者不禁“号恸满野”。
示威，在战争时期，是正当的。战争报复，也是合理的。但“筑京观”则是野蛮的，反人道的。但王显不管这些，他需要让契丹知道：天道好还！
向契丹展示实力，告诉契丹：你们能做的，只要我大宋愿意，也可以做。
以这种纯粹暴虐渴血的方式谋求未来的和平，是战争规则之一，尤其是“霸道”（而不是“王道”）规则之一。与敌对邦国谋求和平，一般只能处于势均力敌条件之下，必须双方都能认识到对方的凶悍。双方必须同时认识到：如果不和平，这种“筑京观”没有人能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如果大宋不够凶悍，不能震慑草原，契丹没有理由推演和平。
王显此举的意义在此。
真宗一朝，王显是少数富有战略思考的统帅人物，但他同时也是富有国家命运担当，宁可自我负起恶名，也要为国家谋取安全利益的人物。从赵普开始，大宋王朝三百年，不乏“以天下为己任”的大臣，但王显这种以“自我下地狱”的模式推演大宋最佳前途的做法，还是太罕见了。
有一个故实说王显。说还在太宗做晋王的时代，他曾在晋王府邸工作。有一天，门卫递上个道士名片，说要求见。王显见了他，只见这个道士，穿着破衣服、戴着破帽子，一笑起来嘴角能拉到耳根，鬓发胡须倒着长，像一根根钢刺儿。此人自称是“酆都观主”。酆都，乃是阴曹地府之鬼城，显然，这位道士乃是一位做着冥间“事业”的人物。道士对王显说：“昨天我看到上天的牒文，说有蕃人的灵魂两万，要到我酆都观来。人数这么多，我还没有敢将他们直接列入‘冥籍’（死人名单）。现在来问问你：这些人可以死在你手里。你如果一定要杀他们，那就成就大名啦，堪称功冠于世；但要减去你的阳岁十年。杀，不杀？这俩选项，你现在挑。”
王显认为这位道士乃是一个疯子，就呵斥他退出了。
后来的事，就是王显指挥的“长城口之战”，斩杀蕃人（契丹）两万。这个故实后来说：王显“筑京观”，还将此事写成不缄封的文书，也即“露布”，一路上递送到京师。说朝廷知道消息后，召他回汴梁，但他没有来得及到京，走在路上几天后死去。
这个故实说王显之死的时间不对。史载王显病死于1007年，而“长城口之战”发生于1001年。但这个故实作为“神话传说”揭示的因果意义之外，更转达了一种价值观，也即“筑京观”是不道德的，是“人神共愤”的。王显应该明了此理，但他宁肯有损阴德，提前下地狱，也要“筑京观”，就是以个人之“损”回报大宋以“益”。
王显的战略谋划
王显是一个性格“谨介”，谨慎而又耿介的人物。他“不好狎”，无恶习，甚至不愿意到市肆中去。他本来也是儒家子弟，但年少时遭遇五代动乱，未曾读书学习。太平兴国年间，太宗赵炅让他熟读《军戒》三篇，算是有了文化。太宗可能看到了他的才干，所以提拔他很快，不久就做到枢密使的位置。当时的枢密副使有寇准等人。寇准乃是一个词锋锐利的人物，嘴上不饶人，对王显或有不恭；而王显工作也有失误，寇准就抓住他辫子讥讽他，但他“护短”不肯改。太宗知道他这个毛病，多次批评他。
王显并不是完人。他做枢密使时，太祖时代的老臣张永德也同时为枢密使，但在朝廷宣读任命书时，王显的名字居然在张永德之上，史称“时人讶之”，当时名流很惊讶为何会这样。据说王显为了“自固”其位，常常矫情，厚待下属买好。他在出任藩镇时，也曾有过纵容部下扰民的记录。史称“论者非之”，宋代的清议，说到当朝人物时，对他的作风有非议。在我看来，王显最大的错误是与傅潜互相攀附，以至于蒙蔽了时人对傅潜的批评。导致傅潜一直在河北前线充任总司令，折了大将康保裔，更将契丹放过防线，令其纵马中原，甚至越过黄河，抄略了山东。
但他在治理地方时，也有政绩。
咸平三年（1000）春，他被改授山南东道节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定州路行营都部署、河北都转运使兼知定州。就在这里，他将前线的边镇治理得井井有条。到了任期满时，当地吏民都跑到朝廷派驻在当地的驻泊都部署孔守正那里，去自发表扬王显的治理成果，并表示愿意让王显继续留在定州。
孔守正珍惜人才，就将王显的事迹上报，第二年，真宗就任命王显做了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并允许他“便宜从事”。而王显果然领导了一场真宗朝最重要的卫国战争——长城口之战。
战后，他“筑京观”一事，也可以看到他对契丹有足够估计，应该属于他战略性思考的一部分。
说他有“战略性思考”，也有佐证。
当初，他在西北做地方官时，西夏李继迁曾于太宗淳化、至道年间，两次“归附”大宋，但两次背叛大宋。当他“归附”大宋时，王显就表示对此人的不信任。他给太宗上书认为，虽然朝廷允许他“内附”也即“归附”大宋，但此人“狼子野心，未可深信”。必须继续谨守屯戍力量，加固边境城防，继续准备战略物资，遴选武勇人才，赋予守边责任，以此来提防李继迁的反复无常。后来的事实证明王显已经将李继迁看透。
王小波、李顺之乱时，王显率先向太宗建议：兵贵神速，速期荡平。并且严格保密，不得令北方契丹知晓国家内乱。同时，他还发现，巴蜀物产殷富，派往征剿的将士很有可能在“骄怠”中“迟留顾恋”。对此，他提出建议：不要怕往来之劳累，尽快派出新的将士前往“更代”，轮流征剿。这样，既可以“均其劳逸”，也可以“免于迁延”。
王显并非恋栈之人。“关南之战”前，他再次被任命为枢密使，后又领河阳三城节度。他曾经提出“致仕”，也即退休，真宗不允。而这时傅潜正在做前线总司令。王显一方面包庇傅潜，一方面也在关心前线战事。当时有人提议真宗御驾亲征，并完成太宗一朝的未竟事业：收复燕蓟旧地。应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时刻”。如果真宗接受这一意见，未来实在凶险莫测。而在双方势均力敌情况下，收复旧地的主张可能并不现实。于是，围绕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朝中出现了“主战”“主和”两大政治派系。
王显是“主和”派，他向真宗提出了他的建议性意见。
他认为当今西夏未灭，西部不宁；如果北边契丹与西边夏人结援，那中原的祸患，实在难以度量。所以，朝中有议论说“于此时请复幽蓟”，不是个妥当的战略意见。国中有建议大事，应该上下同心协力，这样才能一举成功；但现在公卿大夫以至于庶民百姓，对此事何时启动，还存在着不同意见，这可不是“万全之举”。现在只应该选择将帅，训练士卒，完固城垒，修缮甲兵，等待时机。如果一定要收复燕蓟旧地，就必须先修文德、养勇锐，人和以后，选择天时地利，那时才可奉行“天罚”。
这个意见不是泛泛而谈，其主题词是“天罚”，也即征讨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几十年来，契丹拥有燕蓟之地，已经将生地做成了熟地；且草原政权也在认同中原文化；并对私人财产和法制理念，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认知。简言之，契丹，自称辽国，已经是一个与大宋并存的国家政权。地缘分割，作为历史，不是这一代人能够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大宋始终没有忘记燕蓟旧地，到了北宋末年，认为“天罚”时机已到，就会同金兵灭了大辽王朝，但那后来的政治现实是：北宋灭亡。战争，实在是“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凶器。因此，如果“天罚”的理由不够充分且必要，发起战争的一方就是问题重重的。王显看到了这一步。因此，他的意见，在此时此地，就是“中庸之道”，也即最合适、合宜的平衡之道。也可以换一种说法：没有比王显这个意见更合适、合宜的平衡之道了——无论从政治哲学还是政治现实考虑。
长城口之战后，景德年初，王显又提出一个迥异于寻常的荐举意见。
他认为以后任命大臣统领军旅，应该选择通晓边事的“近臣”。因为这样的“近臣”位置高、威名著、见识远，容易立功。但“近臣”中往往有因为罪过而遭遇贬黜的人物，这时，应该加以宽贷，不要因为一个罪错而废掉国家人才。如果这样的人再能得到起用，“必得其死力”。王显因此而提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建议：“使功不如使过。”这个意见在古代曾有案例。春秋时期的秦国就多次起用西乞术、白乙丙等几位败将，最后打败了宿敌晋国。所以王显所言可称有根有据，也应该有效。此外，针对大宋临敌命将，往往随时撤换，不能专任的往事，他提出必须“专任”。这就与大宋朝廷一力防备武将发展为藩镇割据的心结有了冲突。严格说，有千年武将造反的无数案例在，谁也不敢保证给予武将足够权力之后，武将能够高尚到视权力如敝屣，不动心。但大敌当前，如果不能“专任”，则无法提升战斗力，这也是事实。王显对此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主帅“专任”之后，必须从制度上令他“出师应敌”。这一条意见显而易见是针对他曾庇护过的傅潜而言。“出师应敌”，就可以保证主帅不能援引敌国为筹码，再做石敬瑭第二。不能再出现像傅潜那样“拥兵自重”的现象。而历史上的藩镇割据之始，往往就是“拥兵自重”。为了保证主帅“出师应敌”，无后顾之后，还必须从制度上（军法上）“约束将校，使相应援”，避免下级将校不听号令，拒绝应援的故实发生——而在过去，这样的故实很多。著名的“君子馆之战”，就因为大将李继隆拒绝“应援”，而导致整个战役失败。
王显认为，能够做到这三条，也即起用懂边事的“近臣”，并“专任”之，同时约束将校听令“应援”，则一定会收到“军威倍壮，人心增勇”之效。
后来契丹南下，“澶渊之盟”的前夜，王显七十三岁高龄，已经垂垂老矣，还有着“沙场秋点兵”的勃勃雄心。他提出三个解决方案：一、御驾亲征，但只驻屯在澶渊，要镇州、定州前线将士出兵，会合河南的中央禁军，合击之。这是常规套路，但稳妥。
二、如果契丹萧太后与儿子耶律隆绪这娘俩“虚张声势”派出尖刀部队来澶渊袭扰我圣驾前的诸军，则令镇州、定州之师从契丹背后发起袭击，配合中央禁军，直取敌兵中军大营，如此，则黄河北岸的草原兵就将不战而降了。
三、直接派遣精甲骑兵一千人、步兵三千人，在澶渊渡河，横掠澶州之北，后面则以中央禁军跟进追击，动作要快，这也是“出其不意”，敌兵必溃。
现在看，最具战略意义的是第二策。历史上的“澶渊之战”没有动用镇州、定州的屯戍部队，直接放过契丹兵众来到澶渊，是一大吊诡案例。这个暂不去说，要说的是，王显在与契丹的国家对垒层面是智慧的“主和派”，但在具体战争之时，则是坚定的“主战派”。这种个人内在的紧张也好解释：一切以大宋利益为重。所有的思考，都源于大宋的根本利益所在。
“澶渊之盟”三年后，王显病逝，年七十六。他的儿子王希逸借助“父荫”，补了供奉官，史称“好学”，尤其对唐代历史很熟悉，家中藏书万余卷，还参与了编修宋代的四部大书之一《册府元龟》的工作。他为老王家赢来的文化光荣，让老王家又回到了书香门第。
叁
| 李沆 |
李沆，是传统史学评价极高的一个人物。
有意味的是，他与“敢以天下为己任”的名相们不同，他一生几乎没有什么建树，相反，往往都是其他官员试图有所建树时，被他抑制、按下不动。这样的人物也算“名相”吗？
大宋地图室
真宗内殿四壁都有地图。长城口之战前，真宗曾多次在“地图室”里，面对中外地图与辅臣讨论天下形势。
有一次，他展示陕西二十三州的地图给辅臣看，指点着一个个地名，讨论西北地区各州郡山川的险易，以及异族居住区域。他考虑的是，在这一片土地上，如何与异族和平共处。当他指点到今属甘肃天水的秦州时，对辅臣说：“秦州在陇山之外，号称富庶，且此地与羌戎部落接壤，应该是族群关系比较复杂的地区。日前已经派出户部侍郎、知审刑院张雍前往出守，希望他能在此地治理有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