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雍乃是一介儒臣，虽然生性不免“鄙吝”“苛察”，但重名誉，做事“勤恪”，敏于公事，有恪守。选他来守秦州，合适。
真宗曾指着北壁与西夏有关的《灵州图》对辅臣说：“你们看灵州地势山川，如此险要，怎样才能得到智勇之士为朕守卫此地呢？”
显然，真宗经制西夏，为始终没有得到合适的人才而嗟叹。
他又指着南壁挂着的甘州、凉州等府州地图讨论了半天。
最后，他引辅臣来到东壁，指着幽州以北的《契丹图》说：“契丹据守之地，南北一千五百里，东西九百里，封域面积并不广大，但是我们的燕蓟地区却遭遇沦陷。这真是太可惜啦！”
史上这一故实记录，可以令今人了解到：真宗在他的“地图室”讨论天下形势，有三个忧虑：第一，他担心汉人与蕃人的族群关系，他期待能在族群杂居地区相安无事、和睦相处；第二，他一直忧虑，守卫西北，遏制西夏的人才在哪里？第三，石敬瑭割地以来，给中原造成的地缘压力太大啦！
尤其是燕蓟，这个中原北部的广袤地区，现在不属于中原！此事让富有天下意识的宋真宗赵恒寝食难安。
“长城口之战”后，大宋渐渐滋生了一点轻敌情绪；真宗也有了试图收复失地、剪灭燕蓟之敌的念头。毕竟，那是中原王朝一个久远而又正大之梦。
按照儒学理念，以战争手段，恢复旧地、巩固金瓯，乃是圣贤精神结构中，不可省略之正道符号；但战争事大，有如五帝三王的变易，阴阴大道的转旋，自有其“运”，此“运”可称之为“礼运”（实即“战略机运”）。
古有“五礼”，军礼是其中之一。邦国有战事，与之相应的国家行为皆与“礼”有关。战时，统计人口，调节赋税，为“大均”之礼；检阅车马，演习田猎，为“大田”之礼；完善城垒、兴举战备，为“大役”之礼，此外还有“命将”“出师”之前的“告太庙”“马祭”等，都与“礼”有关。所以，战争，在古代（今天亦然），是一种规则化的“严肃游戏”，也是一种“礼”。
儒学认为，“礼”，名正言顺很重要，此之谓“称”；比“称”更重要的是妥当、合适，此之谓“宜”；比“宜”更重要的是国家纲纪、文明原则，此之谓“体”；比“体”更重要的是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也即行动符合人心，此之谓“顺”；在这一切之上，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机运，也即一切具备，但机运未临，即使人心所向，但没有到达应运时机，也即没有感觉到天命之召唤，也不宜有变易、旋转之大动作，此之谓“时”。
尧将天子之位禅让给舜，舜禅让给禹，商汤流放夏桀，武王讨伐殷纣，这类革故鼎新的大事件，就是因为“时”之所至。
综合而言，儒学将这种“礼运”也即“战略机运”的次第顺序表述如下：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
——《礼记·礼器》
大宋此时讨伐契丹，名正言顺，符合“称”道；收复失地，符合“宜”道；保存文明，符合“体”道；顺应人心，符合“顺”道；唯一不符合的是：机运未临，不符合“时”道。
“时”道与“天命”有关。“天命”未到革故鼎新之际，怀抱希望，韬晦等待，是圣贤姿态。
周武王征伐殷商，曾在黄河边孟津这个地方，会集了天下同盟军八百诸侯。盟邦所有的首领都认为“纣可伐矣”，但周武王感觉到“天命”还没有来临，也即机运之“时”未到，于是改变了征伐规划，“还师”，回到封地。两年之后，再次兴兵，一举克灭殷商（此类故实有传说成分，不论）。
现在已经可以看清楚：公元1937年，国府如果不是迫于国内或邪或正之种种激情压力，对日战争再晚几年，譬如，晚两年，到1939年9月，德军袭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时，中国再对日宣战；甚至可以更晚，到1941年12月，日军袭击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中国再开始对日宣战；如此，更加成熟的中国军队在兵精粮足的准备下，乘时而动，也许将会有更大战果；吾土吾民也许不必付出那么惨重的代价；中国也许有望在战后“雅尔塔体系”格局中，获得更重要的政治利益。
懂得何时动，何时不动，是一种极高智慧。乘时，是顶级政治谋略。它需要理性清明的“政治成熟”。这种理性，潜隐之际，在坊间、在庸常之辈看来，往往被认为是“怯懦”或“软弱”。
天机秘运，阴阳潜施，非寻常头脑可以感觉，更不是血脉偾张激情四射一味豪迈的人士可以感觉。理解机运，也即“时”之所至，需要天才洞察力。人类，智力方向的差异是经验事实，普通人达不到的洞察力大智慧，对普通人而言，就是令人眩晕的深渊。不承认这种差异，论“复仇”、论“机运”、论“战略”，甚至论“正义”、论“责任”、论“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瞬间即可呈现“平庸的深刻”，此情此景，茶余饭后之坊间常见，传媒评论之专栏常见。快意中慷慨陈词莫甚于此，泛起的群情激奋往往如此，但它却不是洞察力大智慧所在。近代以来，被“民意”裹挟的政治败笔并不少见。
所以《尚书·大禹谟》一面承认民意不可违，一面又坚持天道不可违，统合这两个富有张力的思想，就是这两句著名的古训：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
不可违背天道以求民意的赞誉，不可违背民意以满足一己之私欲。
第二句话，人多耳熟能详，第一句话，则知而行之者寥寥。
“天道”与“民意”可以是一致的，如“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就是这种一致性的表述；但有些时刻，可能是不一致的。当此之际，圣贤人物就要有所担当，宁肯担负起可能的骂名，也要求得政治的平衡。“天津教案”中，“民意”认为教堂“祸害”婴儿，所以该杀传教士，但曾国藩明知“民意”如斯，也要将杀害传教士的“壮士”正法，就是“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
显然，当其时，“民意”是靠不住的；而曾国藩的处理，虽然违背“民意”，但却是符合“天道”的。这类“顺时”而不“顺民”的道义担当，非有洞察力大智慧不可得。
但这种担当也证明，“顺时”如果与泛起的“民意”对峙，往往极为艰难，甚至在多年之后，还会因此而承担骂名、恶名。
在很多时刻，洞察力和大智慧，与知识结构和经验阅历有关。这方面，即使智者和英雄，洞察力大智慧也不能永远降临。
世界史上最出色的智者和英雄之一，拿破仑·波拿巴，他可以有辉煌的奥斯特里茨、耶拿-奥尔施泰特，但也有人所熟知的滑铁卢。
滑铁卢一役，表象观察，他没有洞察到淫雨天气下的泥泞对炮阵不利（这是洞察力大智慧的不足）。事实上，淫雨天气不过是拿破仑败役很外在的原因。那个时期，大英帝国正在崛起中，尤其是金融帝国的确立，让大不列颠的综合国力有了非同寻常的机运。这不是拿破仑能够控御的格局。所以，滑铁卢一役是拿破仑失去洞察力，非“时”而动的一场命运沦陷。
太宗赵炅，两次北伐，特别是第二次北伐，雍熙北伐，准备充分，力量达到太祖以来最强，收复失地的旗号，名正言顺，捍卫中原文明的理念，顺应人心；但契丹此际正在国运上升，萧太后主导下的草原帝国正在一点一滴地接纳中原衣冠文化，政治管理流畅运转；而周世宗从“燕云十六州”中夺回瀛州、莫州之后，契丹上下更有了“悲情”，也在励志“恢复旧疆”，所以契丹的战争动员系统极为有效。所以，太宗北伐，也是非“时”而动的一次悲剧选择。
此际，当真宗赵恒有了非“时”而动的念头时，明了“时为大”的辅臣王显、钱若水等人，展开了劝谏。幸运的是，真宗不是拿破仑，不是宋太宗，没有坚持击破“反法联盟”或“乘胜取幽蓟”的激情决策。他应该意识到：战争，不是当下最佳选择；大宋，眼下还打不赢契丹，更无法“消灭”。
但真正让真宗认识到契丹无法“被消灭”，还是在后来的又一场大战，“望都之战”。
员外郎的“车战之法”
长城口之战，契丹损失两万多精甲骑兵，大宋也损失近一万。但契丹战争成本比大宋低，草原境内有的是马匹，补充起来很容易；大宋辖境基本不产马，所有马匹都需要从有限的关卡购置进口，如此，马匹补充则困难得多。所以，就马战而言，大宋成本昂贵。一役之后，补充原来的整编骑兵部队，需要时间。这样分析，就知道：长城口之战，契丹虽然失败，但并未伤筋动骨；大宋虽然战胜，但已经伤耗元气。
所以当真宗在战后向朝廷官员问询“御戎策”也即对敌战略规划时，一位名叫吴淑的职方员外郎，上疏数千言，要求恢复古代“车战之法”。
职方员外郎，相当于枢密院下属兵部的参谋官员，吴淑是太祖收复江南时，从南唐过来的才子，历仕南唐后主李煜，大宋太祖、太宗和真宗，经多见广、通古知今。他看到了马战的奢侈，于是在太宗《万全平戎阵图》基础上，将“车战”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严格说，“车战”，在实战中可攻可守。作为守势，以战车围合为军阵，对防备契丹骑兵的“驰突”有优势；作为攻势，如果契丹骑兵不多，马车布阵后，腾出辕马为预备战马，也可以与契丹骑兵对决；这样，似乎可以解决马匹稀缺的被动局面。吴淑的意义在此。但如采用守势，则必须提前布阵；遇到敌骑来袭，仓促之际的混乱，战车远远比战马严重。而实战中，遭遇战是经常发生的。如果采用攻势，则战车又不如骑兵灵活。战国时赵武灵王之所以采用“胡服骑射”，实在是基于实战的思考。实战中如果需要展开战术追击，车是跑不过马的。而且，拉车的辕马转换为坐骑，有一系列技术问题要处理，很麻烦。且辕马与战马几乎就是两个品种。辕马由厩夫管理，战马由骑士训练，并非一个系统。吴淑的建议有实操难通之处，所以真宗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但称赞了他所上奏章的“博赡”，文采渊博而丰富。
“望都之战”前一年，大宋预感到边境有事。但真宗已经开始考虑和平之后的安排。民生问题，始终是真宗大帝思考问题的核心。有一天，他在崇和殿开始阅读名臣张去华所著的《元元论》和《授田图》。张去华是当朝大臣，是宋代最为重视民生的政治家、思想家之一。这两部书，就是张去华对民生问题思考后的文本。真宗读后，很感动，对近臣说：“经国之道，必以养民务穑为先。朕常冀边鄙稍宁，兵革粗足，则可以力行其事，使吾民富庶也！”
治理国家之道，第一要务就是养民、重农。朕常常期待着边境烽火稍稍宁静，国防力量稍稍足用，就可以尽力推行这件事，要让我的国民富庶起来！
随后，张去华得到真宗嘉奖，真宗还让他将两部书誊录在绢上，装帧为十八轴，挂在龙图阁四面墙壁上。龙图阁，真宗一朝建立，专门用来收藏太宗的墨迹以及与太宗有关的典籍、图画、文物，具有皇室档案馆性质。
即使在西夏屡屡骚扰西北，契丹已经开始南侵之际，真宗还是坚持“偃武修文”的国策。他瞩目的不是一时一地，而是万世太平。
国家开科取士，真宗亲试礼部举人，得到以王曾为首的进士三十八人，《九经》诸科一百八十一人，全部赐“及第”。所谓“及第”，就是中选。古人考试得中后，要排名，这个叫“次第”也即顺序。“及第”就是“进入了这个次第之中”的意思。这之中有一个来自代州（今属山西）的进士李光辅，此人善于击剑，到了面见皇帝时，唱名，礼仪官介绍他“有何特长”，真宗知道了他的武功。真宗一朝虽然已经有了“武举”的考试，但他还是希望文武分开，不希望文官习枪弄棒、耍刀舞剑。真宗说：“如果奖励重用这样的人，天下百姓都好耍剑术了。”所以，坚持不用，李光辅被遣返回乡。
而这时候，西夏李继迁已经攻陷了西北重镇灵州。知州裴济独守孤城多日，给朝廷写血书求援，朝廷派出名将石普、秦翰等多人率骑兵数万去援，但到达之前，灵州沦陷。
随后，契丹又一次开始南下，为首者乃是北府宰相萧继远。契丹主耶律隆绪则从草原深处到达今属河北张北县的鸳鸯泺（音落）。鸳鸯泺，又称鸳鸯泊，此地南北有两个湖泊，故有此称（另一说法是此地多有鸳鸯聚集，故名）。草原帝王狩猎之地往往在此。而狩猎，又有军事演习的性质。契丹主如此迫近中原，等于在南侵之前向大宋耀武扬威，意思是随时可以御驾南下。
国家正在用武之际，真宗却做出一个姿态：不用尚武的进士李光辅。不仅不用李光辅，甚至还专门表彰了一个隐士种放（姓种，音冲）。历史上的隐士们，都是“高尚其事，不事王侯”的人物。尽管此人后来颇有劣迹，但此际真宗奖励他自有深意。
“三纲五常”的规则
咸平五年（1002）的正月，真宗一边听取辅臣“御戎”的意见，还一边宴请当朝儒臣、淮南两浙巡抚使、国子祭酒、翰林侍讲学士邢昺。
邢昺乃是中国经学史、儒学史上的一流学者。三国魏国的何晏曾著有《论语注》，邢昺在此基础上再为之作《疏》，故史称《论语注疏》。邢昺还另外著有《尔雅注疏》《孝经正义》，都是儒学史上经学之重要专著，三书都流传至今，并收入儒学最主要的合刊《十三经注疏》。
这一次宴请是因为邢昺“侍讲”《左氏春秋》完毕，真宗听后很受用，于是为他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宴会，将皇室的宗亲、翰林侍讲学士、王府的官员、辅臣等，都召集到崇政殿，当面赏赐给邢昺器币、衣服、金带，并加官工部侍郎。还对辅臣们说：“从此以后，可以要南北宅将军而下，各选纯儒，授以儒学经义，这样希望能让他们都知道‘三纲五常之道’也。”
“三纲五常”，是近代激进思潮以来备受知识界诟病的儒学理念，为时下知识界误解最深。所谓“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在这个系列中，“五常”已经作为正价值，渐渐被时下所慢慢接受——“仁、义、礼、智、信”的反面，稍作考察就不难发现它的反道德性质，故理解“五常”不难。“三纲”，假如愿意回到人类责任伦理，分层考察社会分工，就会发现，“三纲”道出的乃是人类分工之经验事实。所谓“纲”，最初的语源学意思就是一片网具之“网目”相对的“纲绳”。提起一片网时，如果一个个网目去提，网会乱；所以提网要提纲绳。故古人有言：“一引其纲，万目皆张。”所谓“三纲”说，是引用这个语源学意思，将“纲”讲述为事物之关键，事理之要领。也即在一组关系中，应有主要责任方。
生存，总有困境，总有“严重时刻”。“三纲”就是讲述人类在困境中、在“严重时刻”的责任伦理和责任原理。
一国之间，国君必须负起主要责任，此之谓“纲”；不可能想象，国家在困境中，在面临“严重时刻”之际，国君放弃责任，听凭臣下承担责任。
一室之家，父亲必须负起主要责任，此之谓“纲”；不可能想象，家室在困境中，在面临“严重时刻”之际，父亲放弃责任，听凭儿女承担责任。
夫妻之间，丈夫必须负起主要责任，此之谓“纲”；不可能想象，夫妻在困境中，在面临“严重时刻”之际，丈夫放弃责任，听凭妻子承担责任。
所以，“纲”是一组关系中，责任方明确责任的意思。
而责任方之所以必须承担责任，乃是一组关系中共同利益的自然法契约。违背这个契约，就是“搅局”。因此，“三纲”事实上是一种规则，一种进入人类族群应对困境、应对“严重时刻”的严肃的“游戏规则”。
按照荷兰文化史学者约翰·赫伊津哈的意见，各种文化都可以呈现为“游戏”，而文明则是在游戏中并作为游戏而兴起而展开的。文化需要经验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均衡”，失衡，就会导致社会危机。这样，就需要“游戏规则”。而规则的衰退或破毁，则危及社会的存亡。
假如“三纲”中的主要责任方不再承担责任，即意味着规则的衰退或破毁。但幸运的是，即使在百年激进思潮不断诋毁“三纲”的运行中，“三纲”还是静静地伫立，如砥石般不动，任凭流水冲过。美国总统、中国领袖，在困境中，在“严重时刻”，还是要比美国臣僚、中国高官负有主要责任；美国父亲、中国父亲，在困境中，在“严重时刻”，还是要比美国儿女、中国儿女负有主要责任；美国丈夫、中国丈夫，在困境中，在“严重时刻”，还是要比美国妻子、中国妻子负有主要责任。而那些不愿意承当责任的总统、父亲、丈夫，则进入了“败德者”行列，俗称“人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三纲”所揭示的乃是人类最正常的经验形态，万古不易。
但为何如此显而易见的经验形态，却遭遇百年激进思潮贬抑呢？这是试图全面否定“封建社会”（事实上，连这个“封建社会”描述也不准确：秦以后，是郡县制，而非封建制）而推演的一场思想混乱。
谢德权改造京城
暂且打住这个话题，且说大宋真宗皇帝。
真宗在契丹、西夏两面侵扰中，似有足够自信，认为不必依靠民间力量，不必动员全民尚勇，不必鼓励官员讲武，就依靠国家税收武装起来的边境屯戍部队和中央禁军，足可以抵御外族侵扰。终大宋南北两朝，除了必要的“武举”考试，一般不从制度上鼓励“武风”——当然，也不取缔“武风”。也可以换一个说法：民间好武，朝廷不干涉，但无论武功怎样高强，朝廷也不表彰。不但不鼓励武风，还奖励隐士，更倡导修习儒家经学，明了“三纲五常之道”。
大宋君主和辅臣都相信：文能统武，而武不能统文。国家力量必须掌握在文人而不是武人手中。
这一次“望都之战”前，朝廷开科取士，虽然没有用李光辅，但最重要的成果是得到了王曾。
王曾是本届科考，解试、省试、殿试皆“及第”并取得第一名的头牌状元，史称“连中三元”。当时的主考官是吏部侍郎也即组织部长陈恕。陈恕乃是一代名臣，他取士不多，但赞赏王曾的文采，取为第一。科考为求公正，又有“糊名考校”，相当于初试过后，将试卷卷首部分封住后，再次评卷。如此，考官看不到考生的姓名、籍贯，以及初考的“及第”等级，从制度上杜绝了徇私舞弊的可能性。但王曾连这一关也过了，还是第一名。陈恕为此很得意地叹息道：“王曾，名世之大才也，我得到王曾，不愧有‘知人’之名啦！”
有人来祝贺王曾说：“嘿，你中了状元，一生吃着不尽啦！”
王曾“正色”回答道：“平生之志，不在温饱！”
就是这个王曾，在后来的日子里，扳倒了权相丁谓，让大宋平安度过了潜在的危机，有了仁宗一朝的天下太平。历史上看，王曾是一个消弭隐患的大智者；是那种少数不被人清晰理解、但有办法旋转机运、燮理阴阳的大智者，是政治舵手级别的人物。此人故实，容后慢表。
且说真宗。
真宗在西夏、契丹两面夹击中，焦虑或有，但并不慌张。读真宗一朝历史，我特别钦佩他那种自信国家安全、“该干吗干吗”的从容镇定。
这年河北闹灾，出现了流民。真宗派出使者队伍，到闹灾比较严重的雄州、霸州、瀛州、莫州、深州、沧州等地救灾，并设粥棚，救济饥民。
京师汴梁人口越来越多，成为那个时代的超级大城市，但街道衢巷就显得越来越狭窄了。真宗就派朝官谢德权去搞拆迁，拓宽道路。
说来这个谢德权也是人物。他善于搞工程，咸阳桥出了问题，别人弄不好，他在两岸筑土，夯实堤岸，又用石块为砖，将堤岸包起来，再用古来“河中铁牛之制”，也即临水浇铸铁牛状柱础，这铁牛腹下有铁柱，一直深入桥柱底仓丈余。最后用竹编缆索横跨渭水两岸。大功告成了。
京师草场囤积草料，但地下潮湿，多有腐烂，常年解决不了。他“累甓为台”，将烧制的砖瓦做成矮台，用于通风，问题解决了。
京城汴河常有淤积，每年都要疏浚河道，用工达三十万人。但主事者因循旧法，只不过在枯水期将河中细沙往两岸转移而已。但涨水期来，细沙被冲击，重新回到河道。谢德权命令将河床细沙全部挖出，倾倒于河堤外侧，直到见沙下泥土为止。工程采用“包干制”，规定完工时间，并派出官员分段负责。验收时，他制作了一个大铁椎，往下穿凿，沙软土硬，一试便知。那些不好好干活的官员因此而遭到遣免。又植树数十万株，用来固定堤岸。事就这样成了。
这次又负责京城改造，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拆迁。他从权贵宅邸开始动手，一时不免议论纷纷，权贵们到处放风，说他的不是。真宗闻讯后，下诏停止拆迁。谢德权于是面奏说：“臣己受命，不可中止。今阻事者皆权豪辈，吝屋室僦资耳，非有他也。”臣已经接受命令，不能中止啊。现在干扰这件事的都是权贵豪强之辈，他们很多房产在出租，现在不过是舍不得那些房屋租金而已，没有什么其他大事。
真宗接受了他的意见。
京师汴梁，就在战争威胁中，再一次得到拓宽改造。
杨覃上奏蠲免国税
真宗似从不慌张。
遇到败仗也不慌张。
耶律隆绪到达鸳鸯泺之后，契丹就进入了河北前线，由文班太保达哩斯和南京（也即幽州）统军使萧挞凛率领的两标草原铁骑，与宋师接触，在梁门和泰州（皆属今河北保定）两战，皆有斩获，宋师败退，据守城池，小心设防。
契丹退回草原。
有一种记录，说萧挞凛南侵之“梁门泰州之战”，乃是“望都之战”的组成部分，但考《续资治通鉴》，两战之间相隔整整一年。前者发生在咸平五年（1002）夏四月，后者发生在咸平六年（1003）夏四月。按照契丹善于“侵扰”的习惯，《续资治通鉴》记录可能是准确的。
真宗在得到前线败报后，给边防军的诏命是：好好将边境田野改造成阡陌纵横的“方田”，用这个来限制草原骑兵的驰突。
随后，又开始“简政”，首先从河北开始，减免太祖以来的“冗官”。
两个月后，已经到了夏季五月，有一位负责督催诸州欠款欠税的正局级“催欠司”财政官员杨覃，给真宗上奏，要求蠲免全国各地欠缴的“国税”八百万。真宗批准了这个建议。事实上，此前一年，也即咸平四年（1001）时，“催欠司”曾将各地欠缴“国税”也即“官物”的官民带到京师，并进入大殿，由真宗亲自“辨问”，当面核对、辨析、问讯。这样的“辨问”进行了七天，结果是：释放二千六百余人，蠲免“国税”二百六十余万。
一般来说，负担这些“国税”的地方官民士庶，可能遇到了缴税困难，故多年抗税不缴。此事如果遇到无道邦国，那是无论如何也必须要缴纳的，不论你是否缴纳得出缴纳不出，拆房卖地砸锅卖铁还是其次，酷毒用刑百般凌虐都是常事。在无道邦国，督债官吏的狠毒往往令债务人生不如死。
不仅如此，无道邦国还有“加赋”的恶习。所谓“加赋”，往往都打着国家的旗号，强行搜刮民间，钱粮入官，用以支撑皇室开支、朝廷开支、官员开支，以及战争开支、大典开支。后晋的“括率”、马楚的“加税”、西蜀的“追督”，都是五代乱世以来的催债兼加赋的案例，那种血腥，是大宋无论如何做不来的。
胜出无道邦国的政策，不仅是大宋不加赋，甚至在正常税收之际，遇到实在缴税困难的地方州郡，无论官民士庶，朝廷还网开一面，往往予以蠲免，即使面临着契丹、西夏两面的战争威胁，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大宋瞩目于民生的政策也丝毫不动摇。大宋从不悬扬崇高，尤其不以悬扬崇高为旗帜、为借口而动用民间私财。大宋一直在做应该做的事，从不自我旌表。
这是大宋文明的展开中，至为动人的一面。
但大宋也有制度制定，“仁政”过头，最后不得不修正的地方。
就在这年五月，西夏闹得厉害，边兵不足，辅臣要求从河北召集“强壮”也即“乡兵”充任禁军职能，开赴前线。但真宗回答说：“初置强壮，尝谕以永不充军。”
当初在地方招募乡兵，曾告诉他们：永远不以乡兵充军前线打仗。
所谓“强壮”，就是地方兵。由地方招募，地方管理，守卫地方。一般情况下，敌人来了，“强壮”们就被召集起来入城守卫；敌人走了，就退出城中，回家务农。
但真宗这一条“谕旨”就“仁政”“仁”得过了头。国家野战军（禁军）总要捍卫国防，四境有事，必要打仗；打仗，就有兵员损失；有损失，就要补充。这是“国家性质”决定的合理性、合法性与正当性。当然，国家应有预备军队，但紧急情况下，临时征兵，是任何合法政府都不可免的意外法案。从“强壮”中征调正式国家野战军，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真宗有“克念作圣”之心，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当初许愿过头，显然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所以当朝大臣吕蒙正反驳真宗道：“阙（缺）兵非取于民，不可得也！”
如果缺少兵员，不到民间去征用，那是不可能得到的！
吕蒙正捍卫了政治家的责任伦理，并令真宗付出“食言”的代价，让他改变了当初的“谕旨”。
最后的结果是：折中一下，没有改变当初对河北乡兵的许愿，改用了河南乡兵，补充西北兵员。
即使如此，还是遭遇朝中其他大臣的抨击。一位叫田锡的朝臣就对皇上上言说：“点集乡兵，人情不安，实伤和气！”这话说的，对致力于“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的真宗来说，实在是伤害太大了。但真宗无奈，他知道吕蒙正是正确的。田锡是一个敢言的朝官，史上也确有不俗的见解贡献，但在这个问题上，与大宋三百年各种“主和派”的官员犯有同一个毛病：胶柱鼓瑟。接受一个正确的理念，时时宣称，不论宣称的时机妥当与否、合适与否。所以，儒学有一个极为精湛的方法论演绎：权变。
《论语》记载孔子语录：“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可以同学，未可以到达“道”的境界；可以到达“道”的境界，未可以事事依礼而行；可以依礼而行，未可以与他一道通权达变。
这是孔子儒学，也是传统文化中特别出色的一种思想。“权”就是秤砣，是可以用来衡量轻重的砝码。所谓“权变”也即应时而变，特殊镜况中，不固守一义之隅。所以后人称颂“政治成熟”的圣人有言：“圣人者应时权变，见形施宜。”现代管理学将此展开为“权变理论”，影响世界深巨；但这个源头却来自孔夫子。中国圣贤，其义理，往往有莫测之高深。不能“通权达变”，就是“胶柱鼓瑟”。史上的“腐儒”就是这样炼成的。
两宋，乃至传统中国，当朝辅相，往往“一言兴邦”，他们往往只有一句话，却改变了国运的走向。这样的辅相，被称为“大臣”“社稷臣”。吕蒙正，就是这样的“大臣”“社稷臣”。而田锡，虽然史上贡献不俗，也常有真知灼见，但在这一个回合中，他所“附呈”也即连带着呈献的，则是一个寻常可见的“腐儒”姿态：高贵，但是颟顸。
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
现在是咸平五年（1002）夏末。
契丹始终保持边境压力。而西北李继迁攻陷灵州后，又派出两万骑进围麟州（今陕北神木县）。大宋不得不派出附近州郡屯戍部队增援。与此同时，为了防备契丹南下，又提前安排大将王超为河北定州路驻泊行营都部署，王继忠为副都部署，韩守英为钤辖。但还有个高阳关，缺少一个都部署。朝廷选将，以知枢密院事周莹充任永清军（今属河北邢台）节度使，并兼任高阳关都部署。
周莹麾下有一仆从借势与一位虎翼小校争气斗胜。这事在军旅中属于“扰乱军政”，统帅周莹负有控御不力的责任。大宋有互相监督、按程序弹劾的制度性规定，于是，此事被人放大，成为一个案件报到朝廷。
真宗了解详情后，下诏告知枢密院与御史台部门，不必继续追究，只将这个仆从调离，到其他军中服役。
真宗自有大事化小之手段。
河北前线按照真宗谕旨，讨论后提出了御敌方案。基本意见是：如果契丹君主率大军来袭，河北宋师就在保州（今属河北保定）以北的徐水、曹水之间列寨，以防御为主，在防御中寻机歼敌；如果契丹君主不来，只派统军来袭，就令保州、徐水、曹水三路兵呈“掎角之势”，主动邀击。与此同时，河北边境当根据敌来形势，伺机派选“骁将锐旅”从东路入攻北境，在契丹本土实施打击。
现在来看宋师的这个战略安排，并无出奇之处。战略奇谋，不是战前就可以随意规划的。实战往往平易。
但这个夏季传来了两个好消息。
西夏李继迁终于没有攻克麟州，在宋师打击下，损失一万多人，逃遁了。
契丹属地大林砦（地点不详）的守卫司令王昭敏率部下投降了大宋。
真宗很高兴，再一次召集辅臣到“地图室”，拿出《河北东路图》来讨论前线形势。
宋代，“路”是略相当于省一级的行政单位称。太宗时，全国分为十五路，在此基础上，后代又有析分，神宗时为二十三路。南宋丢了北部大半，保住了这二十三路的十五路，又将浙江分为东西两路，总十六路。路越分越多，辖区也就越来越小。
为何有“路”？“路”为何不断析分？原来也与抑制藩镇有关。
“路”在唐代称“道”，也是朝廷下设的监察区域，所谓“藩镇”，就是诸“道”的节度使“监察”之下行政单位。但节度使权力越来越大，垄断了地方的行政、军事、钱粮、司法大权，渐成“独立王国”，甚至出现世袭。史上之“藩镇割据”，直接的源头就是这类“省部级”官员权力太过集中——既是“省长”又是“省军区司令”“省财政厅厅长”“省法院院长”“省公安厅厅长”“省检察院检察长”，还是“省监察厅厅长”，等等。“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这一政治哲学名言，在藩镇割据史上得到丝毫不爽的印证。
大宋决计杜绝这种腐败。于是，宋太祖后，开始限制并分化节度使权力。宋太宗后，改称“道”为“路”，节度使权力被继续分解，并由中央派出，除了西北少数地方之外，一概不允许世袭。而路一级单位又渐渐分化为不同职能权力的四个职官执掌，史称“帅、漕、宪、仓”。安抚使，掌军事与民政，简称“帅司”；转运使，掌财赋与运输，简称“漕司”；提点刑狱，掌地方司法与刑狱，简称“宪司”；提举常平，掌地方钱谷与水利等，简称“仓司”。
就分权和集权之矛盾而言，这种设计可谓达到最佳平衡。
大宋“路制”有三个巧妙之处。
第一，“帅、漕、宪、仓”四司，同时负有监察地方之责，故有时又统称“监司”。各监司之监察权极重，几乎握有地方之生杀大权，但谁也不敢滥用监司职权。四司的第一长官，几乎相当于中国共产党省级单位的“党委书记”，但由于四司分权，譬如，诸司之“使”也即主要长官，有“经略使”与“转运使”之不同，这样，诸司就带有了监察方向不必言明的竞争性。因此，四司之间，也存在着互相监察的功能。
第二，诸路各司，往往与诸路辖境并不重叠吻合。如“帅司”负责统管区域有时会小于“路”一级单位，而“宪司”负责统管区域有时会大于“路”一级单位等等。这样做的目的是：朝廷派出的诸司长官，仅仅带有临时性质，随时可以收回；任命之际，也可以临时划定权力范围，这个权力范围并不作为国家行政单位长期存在。这样，诸司们就不大可能将“生地”做成“熟地”，诸路演绎为“地方独立王国”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第三，虽然全国划分为十几路、二十几路，但地方之具体治理，仍实现州、县二级制。这个意思是说：路一级，只是相当于省级单位，但不是省级单位。四司，也仅仅是临时派出的“省部级”官员，州、县级的地方官员仍然直接对朝廷负责而不是对四司负责，有事时，知州、知县仍有权力直接与朝廷对话。
这样的设计，体现了传统中国文官治理天下，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的巧妙平衡。大宋三百年，无藩镇之祸，与这种设计关联极大。
真宗拿出《河北东路图》来讨论，是因为这一“路”太过重要。
河北，史上就存在着东西两路，宋仁宗时将其合并为一路，神宗时，再次划分为东西两路（有人认为神宗时始将河北划为两路，不确）。河北东路，包括了今天河北省的拒马河与天津的海河以南、滹沱河以西大半个河北省，向南，包括了河南濮阳和山东北部地区，东部到渤海。从东到西，从今天的天津塘沽区、河西区，到河北的霸县、雄县、容城、徐水、满城，迤逦近五百里，是为大宋紧邻契丹之边界重镇。这一区域，地势平坦，为华北最大面积之冲积平原，利于骑兵驰突，故契丹入侵，往往选择此“路”，甚至一直驰突到平原的南端，进入山东、河南之北部区域。“澶渊之盟”，契丹的铁骑就一直驰突到河北东路的最南端，濮阳。历史上，太宗、真宗两朝，与契丹的主要战事，也多在此“路”发生。故大宋在河北东路投入了最为重要的地缘防御力量。
但大宋倾尽朝廷全力，由于道义方向的原因，不愿意穷兵黩武，不愿意做民间大众动员，不愿意“加赋”；也由于政策上的原因，不愿意崇尚武功，不愿意要边帅做大成为石敬瑭第二，不愿意天下再出现汉唐以来藩镇割据的噩梦；在面临凶悍的草原帝国时，除了强化防御、除了御驾亲征，似乎也没有更出色的“良策”。可以讲，终大宋三百年，没有“良策”。
这一次，真宗面对《河北东路图》，对辅臣们指点山川要害处说道：“契丹侵入，一直到滨州、棣州（皆位于今山东北部，宋时属于河北东路），让此地人农业损失很大。今冬如果他们再来，朕一定要北上邢州（今属河北邢台市）、洺州（今属河北永年县），再往北，一直驱逐他们出境，以此来安定生民，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但吕蒙正等辅臣一致要求真宗不要御驾亲征，只需要精选将帅，要求他们完成战争成效，皇上车驾则不必北上。
真宗对辅臣们说：
“若此，卿等宜各画必然之策以闻。”
如果是这样，爱卿等人每人都规划一个万全必胜的意见给我看。
真宗在他那个时代，是一等一的头脑。在整个大宋历史上，真宗也是文武双全的天才，他想不出“必然之策”来，辅臣们也如此。
事实上，在此之前，真宗已经多次向朝臣们问询御敌“良策”，甚至还专门与吕蒙正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期待着这位当朝第一辅臣能有超一流头脑，琢磨一个“良策”出来。
史上记录了咸平五年（1002）开春，真宗在便殿与吕蒙正的一番话：“每岁防秋，全师聚于定州，此国家旧制也。若散屯士马，分路进讨，又恐兵力不一，难遏贼锋。去岁会兵列阵，逼近边陲，议者又称飞挽刍粟不易偕行。朕每遇将臣，未尝不与细论利害，然多是众所共知及已行之事，未有能出奇策者。国家甲兵之数，卿等具知。今已复春时，汲汲经营，至将来犹虑不及。中书、枢密院可各述所见，且今岁防边宜如何制置，条例以闻。”
每年到了防卫契丹最重要的秋季，全国精兵都集中在河北定州一线，这是国家多年来的惯例。如果不这样，将屯戍部队散置，分路进讨，又担心兵力不集中，难以遏制契丹兵锋。去年长城口大会战，我们就将战线推进到边境，没有放契丹进来，但朝臣们又议论向边境输送粮草很难，不容易与大军同时展开。所以朕多次与朝臣们讨论此事的细节利害关系。但朕听到的，都是众所周知的道理，或者是已经行之的意见，没有什么人能拿出奇谋良策来。国家有多少兵马，这些数据你都知道，现在又到了春天，即使现在就细细谋划，到了秋季，还恐怕来不及。你带着中书省文官和枢密院的武官，一起来讨论这事，看看今年的边防大事如何设计。可以将讨论后的结果制成文书一条条地向我汇报。
吕蒙正能够想到的是：第一，反正不能御驾亲征，当初隋炀帝、唐太宗都曾御驾亲征，都失败了。所以，真宗不能亲自出马，再蹈覆辙。第二，河北东路乃是战略要地，战时转运辎重很仓促，因此，应该预为筹谋，在边境地区屯戍足够支持一场大战的粮草。
其他辅臣包括钱若水、田锡等当朝一流头脑，能够想到的也只是：一、修德，做好大宋内功；二、积蓄粮草，训练士卒；三、选将，任命合适的统帅，信任他，给他足够自主权力。
辅臣们认为“时”未到，所以大多不主张与契丹全面决战。这个心理背景是符合圣贤理念，也是富有现实精神的。这个“时”未到，不仅是说帝国力量未到，契丹衰落未到，也隐含着帝国还没有出现一个秦皇汉武那样的铁血领袖。
战争，是国力之拼，也是领袖格局、气质之拼。大宋帝国经济发达之际，如果遇到嬴政、刘彻那样的领袖，对付契丹，大约会选择全民总动员，拼尽国家底气的激情国策与战略。秦代男子十七岁后，即开始服兵役，每人都有一年以上的役期，做“更卒”或“正卒”，随时准备劳役、屯驻、戍守、打仗。退役后即为“预备役”士兵，遇到战争，还可以临时征调。各种罪人也往往列入战斗序列。汉代承袭秦制，都是全民皆兵制度，不过从二十三岁开始服兵役。但汉代兵种大略可分为禁军、戍卒、地方兵，地方兵主要做劳役，从二十岁开始。汉代还有花钱请人代服兵役的习惯法。很多人家不愿意服兵役，就投靠富有人家，要富户出钱另雇他人。这些投靠者，就成为所谓“奴隶”，其实是自愿卖身的穷人。
秦皇汉武要开疆拓土，不惜最大国民牺牲。这种事历来有两种评价：一种是承认其合理性、合法性、正当性，认为国家要强大，必须有牺牲；一种是以民生为核心，以仁政为诉求，宁肯屈己，也要仁民。大宋帝国君臣选择的是后者，故以牺牲民生为代价的开疆拓土，终大宋三百一十九年，他们做不到。
所以，帝国之“时”未到，也意味着帝国以牺牲民生为代价而开疆拓土之国策，制定之“时”未到。在这样的政治政策政治生态条件下，要大宋帝国君臣们想出“奇谋良策”，是不现实的。
“战殁将军”王继忠
就在帝国君臣费尽心思谋划“奇谋良策”时，契丹进入了河北边境，“望都之战”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