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平六年（1003）四月，西夏李继迁正在袭扰大宋陕北的时候，契丹南府宰相耶律诺衮、南京（也即幽州，今属北京）统军使萧挞凛，率草原铁骑数万人，来攻河北定州。定州是大宋部署在河北的行营指挥部所在地。都部署王超，闻讯当即起兵，先派出精锐步兵一千五百人，北上百余里，到望都狙击来犯之敌。
望都，在北平寨与定州之间。
这一千五百宋师，当头遇到的是契丹的先锋骑兵，一战，契丹败绩。史称“杀戮甚众”，契丹被斩杀很多。
而契丹另一支骑兵到达定州附近要塞康邨，在这里遇到了大宋领云州观察使、定州副都部署王继忠。
耶律诺衮与王继忠的遭遇战，从日落时开始，一直战斗到二更天，史称“敌势小却”，契丹的兵势有了小小的退却。天黑不战，似乎是古时阵地战不成文惯例，双方收兵，扎寨。到了天亮，继续战斗，但这时契丹的后续部队已经陆续到达。耶律诺衮发现这支宋师很有战斗力，就集中兵力专门攻击王继忠大阵的东偏方向，并派出精锐骑兵从阵后包抄，焚烧宋师粮草，一时间由南往北临时开通的运输线，被契丹卡断。这样，王继忠部当晚就将没有饭吃。形势危急，王继忠率领麾下对契丹实行反包抄，跃马驰赴粮道，接应转运部队。
但王继忠的穿着打扮与众不同，一身统帅将军戎服，靓丽得很。契丹辨认出来这人是个军中大员，于是将这支驰援部队隔断，调动各处草原兵，包围了数十重。草原兵一层层压过来，王继忠部与敌人作“殊死战”，杀掉一层，又围一层，层层都是草原生力军。而附近的王超、桑赞部队，都没有在大阵之南做策应。更危险的是，与王部协同作战的镇州副部署李福、拱圣都指挥使王升，远远地发现形势不利，竟然率众撤出战场。他们放弃了救援副总司令王继忠的战场职责。王部成为孤军，渐渐不支，于是回战，试图与原来部队会合。但契丹铁骑裹挟着这支人数不多的宋师精锐，往东、再往北，绕开了王继忠留在康邨的主力。王继忠在败退中，且战且行，试图跳出包围圈，但“数十重”草原骑兵，似乎志在必得，王继忠跳不出。于是东北败退百余里，直到一个叫白城的地方，筋疲力尽，士马皆困，被契丹击败、擒获。
随后，契丹退出宋境。
王超等闻讯，带领战场上的士兵回到定州，并派出使者向真宗汇报战况，王超以为王继忠已经战死。
真宗听到前线副总司令战败且战死的消息，受到震动。下诏赠王继忠大同军节度，并加侍中，送给家属钱财公费办理丧事，还封赏了他的四个儿子袭父荫为官。王继忠得到了“战殁将军”的待遇。
一直到第二年，真宗和朝廷才知道王继忠没有死，他不但没有死，还在草原见了契丹的萧太后，萧太后爱他的才干，授给了他户部使的大官；不但做了契丹的大官，还接受了契丹的封赏，做了“楚王”；不但做了“楚王”，还接受了契丹女人做妻室，成了人家的异国女婿；不但做了异国女婿，还“激昂”宣称，愿意为草原“尽力”；不但宣称“尽力”，还改了契丹族的名字，叫什么耶律显忠（后来又改为耶律宗信）。
王继忠与四年前“关南之战”的康保裔，几乎是同一个故实，都是“先死后生”——朝廷得到的消息是“战死”，后来知道是“投降”。
康保裔在战前慷慨激昂，激励将士“不惜死”，但战败后被俘，也得到了契丹的封赏，据《辽史》记载：“……以所俘宋将康昭裔为昭顺军节度使。”已经有人说明：康昭裔，就是康保裔。昭顺军，今属安徽合肥，当时由契丹封康保裔为这个地方的节度使，乃是“遥领”，也即荣誉头衔，并非实职。事实上，王继忠在大宋为“云州观察使”，这个“云州”，在当时也属于契丹领地，因此，王继忠也是“遥领”，而非实授。
当时康保裔“失踪”后，生死不明。真宗为了论功行赏，需要了解实情，就责成远在太原的“走马承受”，也即朝廷安排在地方的公开的耳目夏守赟，秘密调查康保裔下落。
夏守赟调查后，坚持认为康保裔“定死”，一定会不屈而死。
真宗接受了这个调查意见。
康保裔父祖都是烈士。真宗认为康氏一门忠烈，于是厚待了他的家人，给了康保裔赠官的荣誉；让他的儿子康继英袭父荫为官；褒奖了他的母亲。但康继英得到这些荣誉后，哭着说：“臣的父亲不能在战场上决胜而死，朝廷如能免除我们家人的罪过，我们已经非常庆幸，哪里还敢蒙受这样非常的恩典！”
其他将士也有不同的恩赏。到了赏赐高阳关副都部署李重贵时，这位将军叹息道：“大将陷殁而吾辈计功，何面目也！”大将康保裔等人陷没敌阵，而对我辈赏功，我们有何面目来接受这份荣誉呢！
大宋士人，经由几十年道义熏陶，渐渐有了耻感。可以感觉得到，真宗一朝的文臣武将士大夫，与五代十国时的乱世那种道义沦丧的风景比较，有了全新的面目。耻感，是道德展开的一种标志。
但这个消息透露出：当时对康保裔的生死问题，就存在着两种意见。
但真宗不听康继英的哭诉，还是按照功臣的待遇慰劳了康氏一家。
后来，真宗知道了康保裔、王继忠的真相，依然不对“投降者”做惩罚性处理。康保裔后来的事迹不明，王继忠后来则得到了真宗的赏赐。显然，真宗对战败后的“投降将军”，处理起来与历史上的其他帝王不同，譬如，与汉武帝比较，手段就要柔和、仁慈得多。汉武帝诛灭了战败投降匈奴的名将李陵一家，那种血腥，是宋真宗不愿意做的。
静戎军（今属河北徐水）周靖是本军副指挥使。契丹入寇静戎军时，周靖据守公孙桥，率众击退契丹。但在戍守黑卢口时，再次与敌人战斗，被俘。几年后，他设法脱身来归，真宗不但没有责罚他，反而擢任他为兵马使。
战场投降现象，纳入政治伦理讨论，会有不同于时论的“游戏规则”。简言之，在文明邦国，军人经由战斗而失去战斗能力，投降，是一种选择。在这类条件下的“投降者”，选择成为“战俘”，而不是选择战死或自杀，对自身而言，确属于“耻辱的选择”；但在文明邦国，一旦迎回这些“战俘”时，他们会得到“英雄”凯旋般的鲜花。这之中有一种习惯于极权主义激进思潮无法理解的伦理：生命可贵。对任何人而言，都是一死为难。康保裔和王继忠都曾在战前有过不惜一死的决心，但是事到临头，还是放弃了一死。尽管这种放弃，充满了屈辱。“贪生”而“怕死”，实在是造物赋予生物（包括所有动物与植物）的根性。没有任何生物、任何人，愿意无条件放弃“生”而选择“死”。需要的是“尽力”。“尽力”就是“忠诚”。对已经“尽力”但在死亡关头选择“投降”的战士，文明邦国并不轻视他们、侮辱他们。
当然，愿意选择战死和自杀的战士更伟大。——不过文明邦国并不鼓励战斗人员必须选择战死和自杀。“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的大宋，就从不如此鼓励将士，尽管不少威武的大宋将士选择了战死或自杀。
但宋真宗优厚对待降将王继忠，还另有原因。
王继忠，是直接促成了“澶渊之盟”的有功人士。
他是开封人，父亲就曾戍守过瓦桥关，因此也算得上是将门之后。宋真宗在王府时，他曾在府中做事，生性“恭谨厚道”，因此受到王府赏识。真宗践祚后，他渐次升官，最后做到定州一路的副都部署。十几年来，他与真宗赵恒有私人交谊，能够对真宗知无不言。他对大宋和真宗的忠诚是一以贯之的。
这一次“望都之战”，他的投降与历史上的李陵很相似。
司马迁就曾为李陵辩护说：“李陵对待亲人很孝敬，对待将士讲诚信。常常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奋不顾身（成语‘奋不顾身’即出自于此）。他平常习性所养，有国士之风。……这一仗，李陵带领步卒不满五千，深入北方戎马之地，与数万精甲骑兵斗战，当其时，甚至来不及救死扶伤（‘救死扶伤’这个成语也出自于此），全部张弓搭箭与匈奴血战。这样转战千里之地，最后用光了箭矢，走进了深谷，还冒着敌人的钢刃，张空拳，战斗不止。如此得到将士拼出‘死力’，即使是古代的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虽然败降，但他所摧败的匈奴也足以让天下人知道。他现在不死，应该是要寻找机会来报答我大汉啊！”
司马迁这一番话，移用到王继忠身上，也是合适的。
王继忠在战斗中主动迎击来犯之敌，又以孤军轻骑去救援粮道，在“殊死战”中杀获甚众，这些都与李陵相似。而更相似的是，王继忠也很想在投降契丹后，继续报效中原。
他比李陵幸运。李陵遭遇了汉武帝朝中的嫉妒和中伤，结果没有得到报效大汉的机会；而王继忠得到了。
一年以后，“澶渊之盟”前夕，契丹有了和议的实际行动，要王继忠向大宋联系和议之事。王继忠当仁不让，承担起了这个责任。他在契丹一年，也明了契丹的综合国力，不是大宋可以战胜的，当然大宋也不是契丹可以战胜的。他也能审时度势，知道中国应该有一个新的格局。于是，他以过去曾在王府工作的旧人身份，对真宗有了诚恳的建议：大宋、契丹两国，和了吧。
真宗这才知道王继忠原来还活着！
据说真宗还在做开封尹时，曾令府邸的旧人张耆、夏守赟、杨崇勋、王继忠等人，到开封街市上一个“揣听声骨”盲人卜者那里去算命，当作游戏。说道诸人，有的很准，有的不准，倒也罢了，独独为王继忠摸相时，盲人卜者大吃一惊，说：“此人可讶，半生食汉禄，半生食胡禄。”真宗当作笑话一听。
事未必可信，但能投降契丹，却一生平安，得到两边的优待，这在熟悉“政治仇恨”与“政治恐惧”的习惯下，理解起来，还需要一点别样的思想资源。
种种因缘，开始和合，王继忠的意见和存在是诸缘之一，在后来的日子里，契丹、大宋，和了，从此南北息兵。朝廷认为王继忠有功，于是，每年派使者到契丹，都要给王继忠带上一份礼品，包括袭衣、金带、器币、茶叶、药物等。而王继忠，对着大宋来使，也一定会流泪。泪水里充满了羞愧、庆幸、感恩。他还曾附奏给真宗，要求召他回到中原。但朝廷认为与契丹的盟约中有一条规定：“双方各无所求”，因此不想背盟，就赐给他诏书，要他在“盟邦”契丹安度晚年。
大宋的“和气”，在在皆是。
但“望都之战”失利后，真宗的“和气”多了一点凌厉。他吸取傅潜“拥兵自重”惩处不严的教训，开始总结此役的经验教训。
他对近臣说：“用兵当然会有胜败，但我听说此役临阵时，有人公然不保护主帅，还带着兵众率先逃跑。这事如果不推究治理，如何可以惩戒后来者！”
于是命令朝官专案调查。结果镇州副部署李福、拱圣都指挥使王升，因为没有救援王继忠而受到严厉惩罚：一个被削去官职流放封州（今属广东），一个被决杖配隶琼州（今属海南）。还用这个案例诏告、警戒诸路将帅。
王夫之的史论
“望都之战”中，战死的将士不少，朝廷对战死者家属做了妥善安排，所有战殁者的子孙都得到优厚抚恤。户部正在忙着为烈士们制定表格、调拨物资时，朝廷得到一个噩耗：名相李沆病死。
李沆，是传统史学评价极高的一个人物。
有意味的是，他与“敢以天下为己任”的名相们不同，他一生几乎没有什么建树，相反，往往都是其他官员试图有所建树时，被他抑制、按下不动。这样的人物也算名相吗？熟悉张子房“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智者型宰相，熟悉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苦干型宰相，熟悉张居正“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的改革型宰相，诸如此类，未必熟悉李沆这种类型的宰相。他的特点就是“无为而治”“清静无为”。
理解李沆，与史上人物比类，可以说到顾雍。
理解顾雍，就要说到王夫之，说到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读通鉴论》是王夫之评价战国到五代时期的人物、事件的史论集，《宋论》则是评价宋代三百一十九年的人物、事件的史论集。两书皆有令人惊叹的真知灼见。《读通鉴论》对顾雍的评价，就令人耳目一新。
在王夫之看来，三国之际，蜀汉因为奉行光复汉室政策，所以“义正”；曹魏因为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势强”；而东吴夹在中间，“义”不如蜀汉，“势”不如曹魏，但居然能与蜀、魏鼎足而三，这是因为东吴“有人”，而这个“人”最重要的就是顾雍。
顾雍就是史上居于相国之位的“天子之大臣”，可惜屈于时势，只能服务于偏安之邦。从史上为人称道的三代夏商周往下数，检点“大臣”能够做到像顾雍这样的，太少了。
顾雍平时“寡言慎动”，一般不做自我旌表，很低调。据说他因功封侯之后，很长时间连家人都不知道。过了好久，家人听说咱家户主做了侯爷，不禁大吃一惊。但顾雍还是恬不为意的样子。他沉默寡言，但用人却非常公正，任免官员不分亲疏；看到民间利病，就秘密地向国君汇报并提出改良建议，不自家垄断恩威，一般官员提出改革意见，要弄个小利小功什么的，他都压下不动。国防上有些“便宜之策”看上去可以有收效，但往往手段不正，他也废置不动，一切都从道义远大目标考虑。顾雍的行为很像西汉丞相曹参的简易无为，但又不忽略法度；很像大唐宋璟的静肃公正，但又不丢掉廉介。
从顾雍以后，东吴几十年间没有屠杀劫掠之民生悲剧，也没有苛刻繁杂之朝廷虐政，在整个三国时代，东吴是很独特的。
王夫之慨叹：可惜东吴没有蜀汉之“义正”、曹魏之“势强”，最终处于东南一隅；不然，以有顾雍这样的人物，“平定天下而有余”。
王夫之对顾雍的评价就是如此之高。
说到后来的宰相，能够与顾雍相提并论的，就是李沆。
王夫之说：“求其德之相若者，旷世而下，唯李沆为近之。”但他同时也认为，顾雍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兵争之世”，所侍奉的君王是一个“雄猜之主”。这样看，同为“天子之大臣”，顾雍比李沆难度要大。但这话也从侧面证明了，大宋李沆遇到的真宗赵恒，是一位道义德能远远超过东吴孙权的明君。
王夫之将李沆与顾雍比较的这个史论信息极为密集。简言之，这个案例预表了圣贤理念之下的执政模型应该是什么样的。
就像世人很少知道顾雍有何成功不朽的业绩，或激动人心的“建设性意见”一样，世人也几乎不知道李沆究竟做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圣相”李沆
李沆在太宗时期就已经有了清名，史称此人“器度宏远”，是一个气场很强大的人物。太宗时，他判吏部铨，算是个组织部的司局级干部。太宗爱饮酒，常有“曲宴”，也即宫廷中帝王召集的私人性质的宴饮。李沆有一次参加，宴罢，诸臣退下，太宗看着他的背影很久，赞叹道：“你们看李沆这风度，端庄而又稳正，他确实是显贵之人啊！”
所以太宗要他和李至做太子即未来的真宗的老师，“太子宾客”，并要太子向老师跪拜。李至与李沆都是生性严肃、不苟言谈的人物。按太宗意愿，就是要培养自己的儿子养成端正的风格，所以对“二李”很有期待。宋人笔记曾记录，李至做过一篇文章，说自己曾有一梦，梦到在一个道观里游赏，进入一座大殿，看到一个宝床，床上有一个金色的大龙盘踞。有一个道士两眼像放电一样，对李至说：“你马上下拜——以后你要侍奉这个金龙。”李至正要下拜，没想到金龙却从床上下来，先向李至下拜。这个故实很可能是后来的文人附会，但其起意，却是真宗做太子时，向两位太子宾客下拜的史实。太子向老师下拜，历代罕见。这一故实预表了宋代“偃武修文”“尊师重道”的太平景象。
真宗践祚后，李沆升官，做到宰辅级别。契丹来犯，御驾亲征，真宗就要李沆做京师留守。留守，相当于“监国”，在过去传统中，都是由太子来充任。现在由李沆来做，可见君臣一体的那种信任和托付。而李沆也确实不负所托，皇帝不在京师，李沆不杀一人，而将偌大一个京师治理得井井有条，不见任何动乱迹象，史称“京城肃然”。
真宗曾向李沆询问治国方略，李沆说：
“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此最为先。”最重要的是不能重用那些浮华浅薄和好大喜功的人。
真宗问他，当朝，谁是“浮薄新进喜事之人”？李沆一向不愿意言人之非，但是事关国家命运，于是不客气，提到了三个人：梅询、曾致尧、李夷庚。真宗认为他说得对，因此，一直到晚年，都没有重用这三个人。
事实上，按这三人的表现，当时也并没有大恶。但这就是“识人”的本领。当然，三人后来也没有大恶，李沆一番话，等于“断送”了三人的更好前程。
梅询，曾做进士考官，得到真宗召见，君臣有过尽兴的谈论，真宗也很欣赏他。当时西夏袭扰中原，梅询也有方略，他的意见是：将西夏与大宋之间的朔方一地授予第三方势力吐蕃。主要是想要吐蕃人从后方来牵制西夏，所谓“蛮夷攻蛮夷”。这个战略思想也是汉代以来“以夷攻夷”的思路。
真宗开始觉得这个意见不错，就问谁可以去做吐蕃人的工作？
梅询又自荐，愿意做这个事。真宗觉得此事危险，不想让他去，梅询就慷慨激昂道：“苟活灵州而罢西兵，何惜一梅询！”如果能够盘活灵州这盘大棋，何必可惜我梅询一条性命！真宗还是没有派他去，而是另选一人前往西北，但是还没有成行，灵州已经被西夏攻占，此事不了了之。
梅询的这个西北国防韬略，与李沆不同。
当初真宗问诸臣灵州问题时，李沆主张放弃。他认为只要李继迁这个西夏首领在，灵州孤悬绝域，与中原相距遥远，必定会失守。所以，不如将灵州城中士庶迁往内地，留下一座空城给李继迁。如此，省得劳师远征，靡费粮饷，而西北之民就可以得到休息了。
李沆这个意见固然过于怯懦，但也是实实在在看到了固守灵州的“时势”未到。而后来的灵州失守，也印证了李沆的判断具有天才的前瞻性。而梅询的意见，未必不可取，但在以“偃武修文”“清静无为”为政治哲学的李沆看来，就属于“好大喜功”，是有可能将国家推向“穷兵黩武”之路的危险萌蘖。而“以夷制夷”，历史上看，也往往成本过高，存在着“引狼入室”的可能性。唐太宗曾以薛延陀部落制裁突厥部落，但后来薛延陀部落与大唐也开始兵戎相见；唐肃宗时，曾以回纥部落牵制胡人安禄山，但后来回纥部落几乎血洗了东都洛阳；这都是最近的案例。所以，李沆对激情四射的梅询并不欣赏。当他向真宗讲述“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此最为先”时，真宗应该是明白了人与人格局的不同。
梅询虽然没有得到大用，但他还是做到了龙图阁待制、翰林院侍读学士，而他的门生、部属，很多人都做到了宰相或副宰相。史称梅询为人“严毅修洁，材辩敏明”，严格，沉毅，有修养，廉洁自好，是富有洞察力、能言善辩的人才。他在翰林院工作，常要起草文书，有一次才思忽然困住，苦思而不得成文，就带着笔到汴梁大街上散步构思。看到一个老兵偎在墙根晒太阳，伸伸腿、抻抻筋的，很舒服。他不禁羡慕这个老兵，叫一声“畅哉”，适意呀！然后问这老兵：“你认识字吗？”老兵说不认识。梅询不禁羡慕道：“那就更快活了！”
此人也有雅趣。他喜欢焚两炉香，然后用公服罩住，香烟灌满宽大的两袖，他就提着这两袖香上班。就座挥袖，满室生香，人称“梅香”。
曾致尧，则属于“能臣”系列。但他太过苛刻，所以太宗那时对他就有不甚满意的看法。有一个案例似乎能够说明问题。
太平兴国年间，他以朝官身份出任两浙转运使，负责督收地方租税。两浙，是浙江东路、浙江西路的统称，辖境包括今浙江、上海全境，并江苏长江以南地区。不久，他向朝廷发来一个奏章说：“去年臣所管辖的区域，收秋租，只有湖州一郡按期缴纳，其他地区，如苏州、常州、润州（今属江苏镇江）等，都有拖欠。请按此予以赏罚！”但太宗了解到江淮地区已经多年水灾，苏州、常州的灾害特别严重。曾致尧这个意见，看似为朝廷效力，但却有伤大宋仁政，因此认为他的意见“刻薄不可行”，并特意给他下诏：告诫他不要扰民。
史称曾致尧是一个“性刚率，好言事”的人物。他还不太懂“礼”，前后多次上章奏，言辞间很多狠话，更多激情攻讦之词。
这样的人物，也是“清静无为”的李沆所不喜欢的。
李夷庚则是一个被人称为有“贪凶之状”“多不法”的“人”。所谓“人”，就是有着奸佞之心的小人。邦国治理，此类人物充斥其间，是很容易走向天下昏乱的。司马光曾有言：“夫端士进者，治之表也；人进者，乱之阶也。”端正之士升官，是天下大治的表征；奸佞小人升官，是天下大乱的开始。制度一律之际，“端士”当朝还是“人”当朝？那政治局面是不一样的。而李沆，不愿意真宗一朝任用这类人物，正是在为大宋未来可能的政治局面预作思考。所谓防微杜渐、曲突徙薪，将可能的祸患消弭于无形之间，正是李沆之所以被王夫之等有识见者赞颂的主要原因。
李沆举荐人才不少，如杨亿，就是他推荐后，做出一番事业的名臣。但他也抑制了很多人。梅询等人之外，还有石保吉。
石保吉乃是太祖时代的一等功臣石守信之子，当时乃是驸马都尉。此人品行不佳，又到真宗那里求官，想做一名“使相”。
使相是虚衔，但却是地位极高的虚衔，一般赠给地位很高又有功德的亲王、留守、节度使，具体职衔则有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这类使相不行使宰相权力，但却与宰相并称。
赠“使相”是干部任免之大事。真宗就问李沆。李沆说：“赏典之行，须有所自。保吉因缘戚里，无攻战之劳，台席之拜，恐腾物议。”赠官这种奖赏的典仪，应该有来源。石保吉来自皇亲国戚，但没有战功勋劳，如果让他来做使相，恐怕舆论不服气。
真宗过些日子又来问，问了多次。李沆还是坚持这个意见：不能让石保吉做“使相”。结果石保吉就没有做成“使相”。
李沆甚至还抑制真宗最爱的情人，甚至为此敢烧毁皇上手诏，以此反对手诏中的旨意。
《宋史》记录，宋真宗想封自己心爱的女人刘氏为贵妃，就在一个晚上，写了份手诏，派使者传给李沆，试图获得当朝宰辅的支持。但刘氏当时乃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皇室“内部”之事，吃喝日用算了，立皇妃，相当于选干部，属于“组织工作”，大臣有权干预。李沆就认为刘氏做贵妃不合适（至于到底合适不合适，是另外一个问题，容当后表）。于是，看过真宗手诏之后，当着来使的面，用蜡烛点燃，烧了，史称“引烛焚诏”。而后，对来使说：“你回去就对皇上说：‘臣沆以为不可。’”这个册封刘氏为贵妃的事，就这样按下了。
李沆被后世称为“圣相”，道理在此。
宰相无密奏
由于李沆做的事情主要是消弭祸患之可能性，所以，几乎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因此，他的“功业”也几乎不被人知，甚至不被人理解。考历史经验，可以知道：富有远见也即政治洞察力的人物，往往欣赏“曲突徙薪”式的防火者；相反，缺乏远见的人物，则更愿意欣赏“焦头烂额”式的救火者。圣人，就是把可能的灾害指给你看的人物。
李沆与宋太祖、太宗、真宗有相似的理念，就是“偃武修文”，致力于国家太平。太祖赵匡胤，曾有一次对近臣说：“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但近臣们不知道如何答对。李沆在太宗时代知道了这件事，懂得了太祖的孤独。太祖从五代乱世而来，“兵强马壮者”都想割据一地，无人理会“天下大治”。但李沆理会。他对人说：“过去汉光武帝中兴大汉王朝，开始时不对功臣们讨论国家管理问题；等到天下已定，就多次带领公卿郎将讨论圣贤经义，往往到夜半。这是因为从创业到大治，自有一个逻辑程序。现在太祖让武臣读书，可以说是有意于大治了！近臣们不懂太祖，不能答对，实在是不及格啊！”
李沆与大宋君王一样，一生致力于天下大治。
但他的方略与顾雍相似，不是“兴利除弊”，而是“清静无为”。
他曾经有言：“居位无补，唯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可以报国。”我在宰辅这个位置上，没有做什么大事，唯有朝廷内外所陈说上奏的兴利除弊之事，一切都按下不动。自以为可以以此报效国家。
这样做的理由是：“朝廷防制，纤悉备具，或徇所陈请，施行一事，即所伤多矣，陆象先曰‘庸人扰之’是已。人苟一时之进，岂念厉民耶？”朝廷防微杜渐，各类制度大大小小都已经具备，用不着再做制度性更动。有人提议更动，如果我向众人宣示他们的更动意见，并实行他们说的一件事，那大宋的制度根本就会受到很多伤害。正像大唐名相陆象先说过的那样：“天下本自无事，只是庸人扰之，这才开始变得是非繁杂起来。只要从根源根本上静止不动，天下就会靖简得多了！”那些心怀叵测的“人”们只图自家一时之利，要立功要升官，哪里会顾及事体纷杂之后对人民的虐害呢！
李沆念念之中，存有天下黎民百姓，他之所以“一切报罢”，目的也是避免“厉民”，即避免因此而虐害黎民。所以他在反复阅读《论语》，有人问他为何总在读这本读了不知多少遍的老书时，他回答说：“我李沆身为宰相，如《论语》中‘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两句话，尚未能践行。圣人之言，终身诵之可也。”
李沆反对更动，尤其反对制度性更动。国家有问题，一个个解决问题就是，用不着动辄“十条意见”“八条意见”的，试图一揽子解决天下问题。
有谁能懂李沆这种“一切报罢”“无为而治”的大智慧吗？
刘安世懂。
刘安世乃是司马光的崇拜者，一生行事效法司马光。他后来成就卓著，是北宋时四位最负盛名的大臣之一。他的门生马永卿记录他的话成书，名《元城语录》。书中介绍刘安世与他议论“本朝名相”，刘安世说：“本朝名相固多矣，然最得大臣体者惟李沆丞相！”
马永卿问为何？刘安世说：
“李丞相经常对人说：‘唯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这话看上去好像失言，但却有深意在。要知道，太祖太宗以来，经过的国家变乱太多了，所以建立的法度相当稳便。好像老医生看病，临床经验太丰富了，所以用药时，不至于莽撞孟浪而杀人。虽然太祖太宗的法度可能有‘小害’，但是‘其利’也多啊！后人不知这层道理，轻易就想更改，所以祸患就纷纷而至了。另外，李丞相还常上奏四方水旱盗贼不孝恶逆之事。这两件事，最能体现‘宰相大体’。你看后来那些做宰相的就不然了，一个个多‘好逞私智’：喜欢变乱太祖太宗的法度，常要蒙蔽当朝天子的视听。变乱法度，则纲纪开始败坏；蒙蔽视听，则君主骄奢。这都是导致大患的做法啊。”
王夫之也懂李沆。
他在《宋论》中表彰李沆这个“一切报罢”的做法，认为“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此可以当之矣”。
理解李沆这句话，需要有一点对大宋创始人太祖太宗，在五代以来经验形态下点滴立法的温情体认，还需要有一点对士大夫阶层好大喜功、躁竞求名弱点的审视，更需要有一点对史上“无为而治”之圣贤理念和现代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思想领悟力。理解这些，可以知道：李沆此语，不仅当得“以道事君”的大义，也印证了“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话语权重。
不仅如此，李沆在“不动心”之定力修炼方面，也相当出色。
他于公事完成，从政事堂回家后，经常坐在一个地方不动，“入定”一般。他住的房子，堂前有个小花坛，四壁倒塌，不很雅观。他的妻子告诫家人，不要跟李沆说花坛这个事，看看这“老家伙”到底动不动心。李沆每天都能看到，但他就是不说这事。过了一个多月，妻子忍不住对他说了这个事，李沆道：“岂可以此动吾一念哉！”
李沆的定力到什么程度？他在接见宾客时，常常只是倾听，很少说话，所以外间给他的绰号：“无口匏”，没有嘴的大葫芦。李沆的兄弟李维将听到的这个话转给哥哥。李沆对自家兄弟吐露心里话：“现在朝议大事，朝士们都知道，说到国家大事，我都会很详细探究讨论，像士人间如李宗谔、赵安仁等，都是当世的精英，我与他们谈论，都不能启发我的创意。其他那些宾客，起坐进退，都拘谨失措，这类人，有什么利国利民的建议值得我与他们讨论呢？如果我故意委屈自己与他们对话，那就是所谓的‘笼罩’。而‘笼罩’之事，我是不愿意去做的。”
所谓“笼罩”，应是宋时习语，意思是被人情所笼罩还要假意欢洽。
这一番透露，李沆其实是相当自信的。
李沆对人无私议，对皇上也没有密奏。
但真宗经常接到朝臣各类密奏，想了想，似乎只有李沆没有密奏，有一次就问他：“人皆有密启，卿独无，何也？”
李沆回答说：“臣待罪宰相，公事则公言之，何用密启？夫人臣有密启者，非谗即佞，臣常恶之，岂可效尤？”臣待罪在宰相这个位置上，有公事就公开来说，哪里用得到密奏？那些人臣动不动就有密奏的，不是善进谗言之人就是善于谄媚之人，臣经常对此类人物免不了厌恶，哪里还可以效法他们呢。
一番话，将所有以上“密奏”为能的朝臣都“抑制”了一番。
李沆不喜欢“密奏”，但对公开的言说，则给予支持。
宋一代柱石之臣
咸平二年（999）时，天下大旱，真宗认为需要由人事而消天灾，就下诏要朝廷内外的大臣和庶民都要说真话，给朝廷认真提意见，所谓“直言极谏”。
当时就有人给朝廷上书，指出了中书也即宰相办公处的过失，请朝廷对中书的宰辅之官们给予罢免的惩罚。矛头直指宰相、副宰相。真宗看到后，很不高兴，对李沆等人说：“这些人不是良善之辈，只不过想自己急着要做官而已。应该谴责他、警告他！”
李沆回答道：
“朝廷比开言路，苟言之当理，宜加旌赏，不则留中可也。况臣等非材，备员台辅，如蒙罢免，乃是言事之人有补朝廷。”朝廷正在广开言路，如果上书人言之有理，就旌表赏赐他；如果没有道理，留中不发，不回应，也就可以了。何况此人上书批评我等，我们也确实不够大才，在台辅充个数。如果我们确实差劲，被罢免，也是言事之人做了对朝廷有好处的事。
真宗听李沆如此言说，不禁感慨道：
“卿真长者矣！”
李沆接受批评意见，往往心平气和，无论内心接受与否。
他做了宰相后，有一位书生在李沆上班的路上，拦住了他的马，递上了他的批评信。信中说了李沆一大堆缺点毛病。
李沆着急上朝，略一看，马上道谢：“我回家后，还会仔细看。”
但这位书生认为李沆没有认真读他的批评建议，大怒，责骂李沆道：“你做这么大的官，不能康济天下，还不引咎辞职，这不是妨害贤者的仕途吗？你不惭愧吗？”
李沆很恭敬地说：“我多次请辞，无奈朝廷不准，所以不敢走。”
当朝国务总理，与白丁书生在开封街头对话，始终和颜悦色。
但他厌恶“非谗即佞”之辈，有些谗佞者，到了他这里都会遭遇倾覆。
有一个秘书监的笔杆子名叫胡旦，因为犯错遭遇贬谪，很久没有被朝廷召回。他曾与李沆一起在政事堂做过大秘，也即知制诰。后来李沆做了参知政事，胡旦就以旧交的身份给李沆写信祝贺，信中贺词之外，将此前出任参知政事的四个人挨个糟践一遍，信中只有李沆一个人好。
李沆看过之后“愀然不乐”，很不欣赏胡旦这种说法，所以一直到他后来做到宰辅，终身没有起用胡旦。
“无为而治”，需要重申：是儒家的理念，而且是儒家最早完整提出的国家治理理念。寻常认为这个思想来源于道家，是不确的。“无为而治”四个汉字，就出现在《论语》中。我书《论语鼓吹》对此有详解，有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去翻阅、批评。但“清静无为”思想是道家的。这个公案也证明，儒家与道家，确有“合流”之处。世界上的思想往往相通，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不仅儒家、道家，很多时刻，连释家（佛学）一起，在传统中国政治活动中，同时成为政治家的思想资源。
李沆有儒学修养，也有道家修养，他同时还对佛典有研究。
他在京师封丘门内建房，庭院也不宏敞，勉强能够供一匹马回旋而已。有人认为房屋太小，应该扩建，他说：“这房子作为一个宰相之家，确实小了点，但比其他官员们，已经算是很宽敞的了。”不动。
后来他的兄弟李维跟他说这个事，要他扩大房产。李沆对他说：“身食厚禄，时有横赐，计囊装亦可以治第，但念内典以此世界为缺陷，安得圆满如意，自求称足？今市新宅，须一年缮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岂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丰屋哉？”他说每年有不少俸禄，还有大批的朝廷赏赐，算一算家资，如果要造一所大宅子，没有问题。但是想想佛法中常有“缺陷世界”的说法，哪里能够得到事事圆满如意，所求都能满足？现在这所宅子，要是豪华装修，大约需要一年时间。人生短暂，何时离开这个世界谁也不能打保票，又岂能永久居住呢？庄子有言：那鹪鹩小鸟在深林中安巢，不过占用一个枝条。现在我有此房，聊以安身罢了，哪里用得到豪门大宅呢！
李沆的定力、不动心、清静无为，以及主张无为而治的姿态，历史上得到有识之士的赞赏。史论家吕中认为，李沆的存在构成一种大宋君子姿态，他与王旦一样，先后做国家宰辅，抑制了浮薄奢华而崇尚了质朴简易；奖励了恬静退让而贬黜了奔走躁竞。这样，在他们身后，同列中就有了向敏中的清廉谨慎，政府中就有了王曾的深沉厚重，御史台就有了鲁宗道的质朴耿直，这些人互相推演，养成了北宋浑厚朴实的风尚，一直到仁宗一朝还在享用这份政治与伦理遗产。虽然就士大夫之议论、御史台之风尚、理学家之思想、科举考之文采，整体来看，李沆、王旦时代，不如范仲淹、欧阳修时代那么灿烂可观，但朝廷纪纲法度，都有条不紊，兵不骄狂、财不匮乏、官不冗杂、士不浮薄，以此来比，大宋最好的仁宗庆历一朝，也有不及之处。
所以王夫之认为：李沆当国，其成就远远超过了大唐名相姚崇、陆贽，也超过了大宋名相司马光。李沆做宰辅期间，不仅梅询之类人物“屏息”而不能有大动作，王钦若这样的奸相在皇上身边也不敢兜售他的奸谋；而张齐贤、寇准这样伉直的名相，也能够消减他们的激烈程度。这样，就很有效地保护了“国家之元气”。所以王夫之称他为“宋一代柱石之臣”。
李沆有一个被记录的远见，得到史官的赞叹。
与李沆同朝的王旦，也是大宋历史上少数够得上“大臣”评价的一位名相。李沆任宰相时，王旦为参知政事，也即副宰相。当时国家正在为西夏的侵扰筹划办法，有许多细节需要处理。这两人在中书政事堂，常常加班，一天忙到黑，每天吃饭都要到很晚很晚。一日，王旦叹息道：“我辈安得坐致太平，优游燕息乎！”我们这班人怎么样才能享受太平日子，每天能过上优哉游哉的好日子啊！
李沆回答：
“国家强敌外患，适足为警惧。异日天下宴然，人臣率职，未必高拱无事，君奚念哉！”现在国家有强敌作为外患，正好让朝廷、君主、臣子都能够心生警觉，谨慎做事；他日天下平安，人臣奉行职事，未必可以高枕无忧。先生何以惦念那个太平啊！
真宗践祚之初，李沆每天都要将全国各地报来的“坏事”，包括地方上的水灾、旱灾、土匪、盗贼之事，一条条上奏。王旦觉得有些事太小，政事堂自己处理一下也就是了，没有必要麻烦皇上来听。李沆说：“人主少年，当使知民间疾苦。不然，血气方刚，不留意声色、犬马，则土木、甲兵、祷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见，此参政他日之忧也。”
皇上才到而立之年，应该让他知道民间疾苦。不然的话，以皇上现在血气方刚的年纪，觉得天下无事，那么，不去留意妙音美色，猎狗走马，就会有大兴土木、穷兵黩武、祭祀请神这类事了。我已经老了，可能见不到这一天了，这正是参政您他日的忧虑啊！
果然，“澶渊之盟”以后，天下太平，于是真宗就开始在权臣丁谓、王钦若的怂恿下，搞起了泰山封禅、汾阴祭祀、营建道观等事，国家耗费，几乎不亚于对外战争。直到这个时候，王旦才想起已故宰辅李沆的告诫，不禁叹息道：“李文靖真是个‘圣人’啊！”
“文靖”，是李沆死后的谥号。谥号，是传统中国对人物死后所能够做出的最简洁评价。有一字谥、二字谥、多字谥不同。一般选用两个汉字对死者做出褒贬，堪称对人物一生的盖棺论定。“文靖”是级别相当高的褒谥。按古来“谥法”，“道德博闻、学勤好问、慈惠爱民、经纬天地、忠信接礼”等，都是对“文”的定义；“柔德安众、成众使安、恭己鲜言、宽乐令终”等，都是对“靖”的定义。由这个谥号，也可以约略考见李沆这位“圣相”在历史上被人肯定的地位。
李沆病重期间，真宗到李府去看望，看时尚好；等到皇上车驾刚刚还宫，又传来消息：李沆病逝。真宗马上再次起驾，亲临李府，史称“哭之恸”。真宗赵恒，应该想起与恩师兼宰辅，情同父子般的二十多年，那几乎等同于亲情的交谊，以及李沆在政治治理方向，在天下道义推演方向，不可磨灭的影响力。
史称李沆病逝后，时当盛夏，但颜色不变，而且吐香如莲花，七日不灭。
历史的偶然
“澶渊之盟”前一年，李沆之死，寇准拜相，是两件大事。
李沆很了不起，但他的死终结了一个时代，以他“清静无为”的素心，很难猜度他将如何应对凶险而又吊诡的“澶渊之盟”。千年之后，回顾历史，整个北宋史，“澶渊之盟”都是一个大事件，纳入中国史，也是一个大事件。但这个大事件，很可能是李沆这种圣贤人物难以驾驭的。推演这一场中国史上的重大事件，须别具只眼。换一句话说：需要另外一种视野、另外一种格局来驾驭。非常幸运的是，“澶渊之盟”前，最适合推演“澶渊之盟”的人物寇准，适时登上历史舞台。他成为这一场中国大事件的第一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