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沆五十八岁时，“偶然”生病，中道而逝；随后，真宗谋划另选宰辅，“偶然”来问当朝名士毕士安，毕士安推举了寇准；两个月后，景德元年（1004）八月，毕士安与寇准同时拜相；冬十一月，契丹已经抵达澶州城北；很“偶然”地，大宋投降契丹的将军王继忠向宋廷传来了契丹有“和议”的消息……寇准，就在这一系列“偶然”节点上，走上历史前台。
如果李沆不病逝，寇准不会拜相。
如果毕士安不推荐寇准，寇准也不会拜相。
如果契丹不来侵澶渊，寇准拜相后也不会做出那等泼天的大事业。
当此时刻，我不得不对“历史偶然性”顶礼膜拜。偶然性，那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抗衡的力量。
美国那位名叫阿伦·尼文斯的历史哲学家有一部《历史学导论》，书中有两个意见深得我心。
第一个意见，他说：“历史上最突出的偶然机遇是赫赫名人、伟大人物的间歇出现。”
第二个意见，他说：“事件常常不是表现为有逻辑的联系，而是被上千种机遇所决定的事件的偶然结合。不测的疾病、气候的改变、一份文件的丧失、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突然间所产生的一个狂念——这些都曾改变过历史的面貌。”
偶然性与命运一样，神秘莫测。尼文斯讲述的那几个偶然事件，可以为他做出无数注脚。
“不测的疾病”，令人想到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描述的切萨雷·博尔贾，也即瓦伦蒂诺公爵。这位公爵的父亲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死前，什么都为他准备好了，由他来继承教皇的事业，但谁也没有想到，“偶然性”光临了公爵，父亲死时，他在患病。于是，准备了多年的韬略，化作虚无。以至于马基雅维利慨叹道：“如果他的处置无济于事的话，这并不是他本人的过错，而是由于运气极端的异常恶劣使然。”
“气候的改变”，战争史上的案例太多。拿破仑之所以有一场滑铁卢，是因为连续几天的淫雨，导致炮火失灵；希特勒进攻苏联失败，有一次是因为出奇地寒冷，导致坦克机油凝冻；契丹之所以有“长城口之战”的败绩，是因为雨天，弓弦受潮。
“一份文件的丧失”，南唐勾结李重进和契丹的蜡书密信，这是一份重要文件，被周世宗柴荣知晓。于是在盛怒中召来南唐使者孙晟，并最后杀害了孙晟，还向南唐发兵，攻取了淮南之地。南唐从此失去北部屏障。
“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突然间所产生的一个狂念”，传说中的妺喜与夏桀、妲己与商纣王、褒姒与周幽王，都可以看成是这类故实；楚王对息夫人的爱慕，刘宗敏对陈圆圆的掠夺，也都是改变了历史走向的故实。宋真宗酷爱的刘氏，也在自己做了太后的仁宗一朝影响了时局。西方史上最著名的两个案例也属于此类故实：美女海伦的出走导致了特洛伊战争；埃及艳后引动了恺撒大帝的东征。
这些故实，都与“偶然性”有关，不是“制度决定论”可以解释清楚的历史现象。因为一个“偶然”事件，引发一个意外后果，史不绝书。
后汉末年，枢密使郭威与慕容彦超对阵时，胜负很难说，但慕容彦超发起主攻时，很“偶然”地忽然马失前蹄，于是，输掉了一场战争。五百年后，在英国发生了一场史称“博斯沃思之战”的军事行动，战役中，理查三世因为马失前蹄，丢失了整个英国。而之所以“马失前蹄”，是因为临阵时没有钉好马蹄铁，其中一只马蹄铁缺少了一枚铁钉，战马奔腾时脱落，马受惊颠翻，麾下见国王落马，纷纷掉头逃跑。慕容彦超很可能也丢掉了一枚马蹄钉。
还可以说一个笑话，内急，都可能引发意外结局。
大宋名相毕士安，有个女婿叫皇甫佖，年轻时放荡不羁，就喜欢赌博。但他好歹也做着官。毕士安做宰辅，多次教育他，也不见改，大约想起当初宋太宗教育薛居正的泼皮儿子，有效果，就打算面奏宋真宗，也让皇上来训斥他。不料他刚刚向皇上启奏“臣有女婿皇甫佖……”话犹未了，就赶上边庭急报，皇上没有工夫听他的下文，赶紧处理边事。过了几天，毕士安找了个机会，又来启奏，居然再次遇到急事被打断。第三次，再要启奏时，不料赶上真宗内急，就听他一句话，马上站起就走，一边走一边远远地回复毕士安道：“爱卿多次说皇甫佖，不是要给他转官吧？就给他转一个，升一级。”毕士安也来不及辩解，唯唯而退。皇甫佖结果还转为殿丞，相当于中直机关秘书处处长。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牧歌》有言：“偶然性统治着一切。”古罗马的雄辩家西塞罗也持有同样的意见，他在《论预见》中说：“即使是上帝也不能预知将会偶然发生的事件。……因此，预知偶然发生的事情是不可能的。” 柏拉图在《法律》中，借“雅典客人”之口表述“偶然性”时，给上帝留出了位置。书中说：“上帝统治着万物，而偶然性和机会又与他合作来治理人类的事物。”托马斯·阿奎那在他那部令人目眩的著作《神学大全》中说：“人们把自然事务和人类事务中发生的偶然事件归纳为一个先定的原因，即‘神意’。”这是按照信仰的格局重新解释了“偶然性”，但依然将偶然性归结为至高的“神意”位阶。
经由种种阐释约略可以看到：偶然性，是一种影响历史展开的神秘力量，人力无法主导偶然性。我相信这个逻辑。
如果历史可以猜想，不妨说：如果没有寇准，“澶渊之盟”可能无法签订，那样，整个大宋、整个中国，历史都将改写。寇准，是影响了历史走向的人物。而寇准的起用，如前所述，纯属偶然。
肆
| 战与和 |
契丹这一番的确是在“举倾国而来”，瀛州伤亡九万，居然还有二十万的战斗力，居然还想继续与大宋死磕！契丹这母子俩确有不同凡响的战斗意志。他们可能也已经意识到：这是与大宋王朝最后的斗争！如果战场上不能有所斩获，和议也将斩获不大。
政治空间争夺战
宋真宗时代，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与契丹签署了“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意义重大，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大事件之一。
澶渊，唐代设置为州一级行政单位，所以又称澶州，治所在顿丘（今属河南清丰县）。此地之所以称为“澶渊”，是因为附近有一处湖泊，人称“澶渊”，因此而得名。五代后，治所由顿丘移往今属河南濮阳的南部。澶渊，夹河而立，有南城、北城两座城池，中间浮桥相联。
澶渊在大宋帝国首都汴梁偏东北方向二百余里，假如契丹骑兵到此，轻装袭取汴梁，几乎也就一个日夜的路程。澶渊对大宋的地缘重要性，大略相当于近代的天津——天津曾是清国的门户，澶渊就是北宋的门户。
此地在河南北部，与河北、山东相距都不算远。澶渊的偏东北、偏西南两翼，有大宋两个军事要塞：通利军与德清军；通利军在今日河南浚县；德清军即顿丘故地，今属河南清丰县，此地往北一百里，就是赫赫有名的大名府（今属河北邯郸）。大名府又称天雄军，是河北南端的军事重镇。
拱卫帝国京畿地区，大名府不是一般的责任重大。
大名府再往北，过贝州（今属河北邢台）、冀州（今属河北衡水），四百里开外，就是瀛州（河北河间，今属沧州）、莫州（今属河北任丘）。
理解“澶渊之盟”，就要理解瀛州、莫州的地缘战略意义。
这两个州，原来也属于被后晋石敬瑭割让出去的“燕云十六州”，但在后周时代，被大帝柴荣北征时收复，大宋太祖、太宗时代，千辛万苦，总算保住了这两块宝地，但契丹不死心，一直试图夺回瀛州、莫州。
后周世宗柴荣收复两州后，顺带将两州北部的瓦桥关（今河北雄县）、益津关（今河北霸县）也同时收复；并在今属河北高阳的东部设淤口关，从此与瓦桥关、益津关合称“三关”。传统戏曲中常有“镇守三关”的戏词，指的就是这块地方。瀛州、莫州，有时就被称为“关南”“关南之地”。契丹想要的就是以这两个州为双轴的“关南之地”。
“三关”之南，又设高阳关，治所就在瀛州。
瀛州、莫州，是大宋两个北部边塞城池，也是契丹最南端的“敌国”边防哨卡城镇。瀛州、莫州的存在，对契丹而言，始终是一个指向自我的南部利刃；对大宋而言，始终是一个拱卫自我的北部锁钥。
大宋与契丹的几场大战，主要围绕这两个州郡的归属问题展开。
“澶渊之盟”，就是对这两个州的领土诉求做出的最后的争夺和妥协。
如果没有争夺只有妥协，就不会有“澶渊之盟”；反之亦然，只有妥协没有争夺，也不会有“澶渊之盟”。理解“澶渊之盟”，理解大宋与契丹的焦虑、意志、智慧和战略，就要这样理解瀛州与莫州的历史问题。
宋太宗时，出于“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总体战略，将战线由莫州再往北推三百里，直抵幽州（今属北京），将原属契丹占据的易州、涿州、固安等地转为拉锯战区。到了真宗时代，契丹多次南侵，大宋的兵力已经不能到达幽州，相反，是契丹南推三百里，将大宋占据的瀛州、莫州，以及周边的几个州郡，如定州、雄州、霸州、徐水（静戎军）等，转为拉锯战区。
将战争推向敌占区，是保证本土安全的大战略。
可以略说一个战争伦理问题。
在保证本土安全的地缘战略中，如果认为瀛州、莫州“理应属于契丹”，则契丹居于下风。契丹上下，因此多有“悲情”演绎。所以在“收复瀛、莫二州”的战略意图指导下，屡屡将战火推入大宋本土。但中原将士了不起的是，契丹倾全国之力，也没有夺回关南——从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收复此地，到公元1004年“澶渊之盟”，契丹放弃此地，四十五年间，除了暂时的退却，中原王朝没有丢失关南一寸领土。
相反，如果认为瀛州、莫州“理应属于大宋”，则大宋居于下风。因为契丹屡屡侵扰这两个州郡，并在“关南之地”多次实施破坏性抢掠。最后，大宋还要在“澶渊之盟”以后，年年向契丹支付数额不菲的“赎金”。
但在这一场政治空间争夺战中，大宋将士因此更多了忧患意识。宋太宗后，暂时放弃“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战略诉求，并卑辞友善，向契丹“屈己求和”，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激发了中原上下对国家安全紧迫性的理性思考；真宗时代，在积极防御中，有了不懈的警惕和誓为国家干城的意志，所以在后来的几场战役中，除了几个例外，宋师反而保持了持续优势。
但宋真宗遇到的是契丹庙号“圣宗”的耶律隆绪时代。
耶律隆绪时代
如果说关南之地是理解澶渊之盟的地缘政治符号，“耶律隆绪时代”则是理解澶渊之盟的军事政治符号。
耶律隆绪出生于公元972年，小真宗四岁，是契丹第六位君主。公元982年，他嗣位时，还是个孩子，母亲承天皇太后萧绰摄政。耶律隆绪精于射法，通晓音律，喜爱绘画，还能作曲，对佛教、道教，都能深切领悟，这是一个有着极高汉文化修养的契丹人。
耶律隆绪的辅佐大臣有耶律斜轸、耶律休哥以及韩德让、萧挞凛等，这些都是契丹一等一的人才。
紧要的是，耶律隆绪时代，开始更成熟地推崇孔子和圣贤文化，更大量任用汉人做官，国家刑法也开始趋向公正。
按《辽史·刑法志》的说法，整个契丹十几位君主，法制最为合理的时代只有耶律隆绪和他的父亲景宗耶律贤时代。按传统意见，刑法，起始于兵制但需要用“礼”节制，制定律法、执行律法，必存有一点恺恻之心。刑法是通向“仁”与“义”的国家管理（而不是统治）手段。“仁”与人道相关，“义”与公道相关。这样的刑法，才有可能是“合理”的。
事实上，契丹在第一代君主耶律阿保机晚期，已经开始注意到刑法的公正。有意味的是耶律阿保机治理草原帝国也采用了两套刑法制度，对契丹人，由大臣开始制定符合草原习惯的律法；而对待汉人，则采用中原已经有的律令来断刑。更不简单的是，太祖耶律阿保机“仍置钟院以达民冤”，设置了“钟院”这种类似大宋“检院”的司法机构，专门处理民间上访的冤案。
契丹第四任君主耶律璟，是非常昏暴的一位皇上，但他在位时，也有一项德政。当时契丹君主出行，往往要划出车驾所在区域，远远地在四周设立标杆，以示禁区。但往往有贪鄙心盛的官员，故意将标杆设置很低，那时草原水草茂盛，标杆埋在水草之下，牧民看不到，就会越界。这时，设置标杆的官员偷觑发现，就会忽然出现，借此勒索钱财。耶律璟知道此事后，下令：再有此类事，设置标杆的官员一律处死。
这不是一件小事。它预表了草原帝国法律的公正诉求。在几乎近于野蛮传统的契丹，对公正，有感觉。
但耶律璟的残暴也是很有名的，那是不懂“节制”与“当位”，也即不懂君主制“礼”的君王常有的“任性”。更昏聩的是，耶律阿保机时代的“钟院”，也被耶律璟废除了。这样，就导致冤民无处上访。契丹国内，戾气深重。
到了第五任君主也即耶律隆绪的父亲耶律贤时代，重新恢复了“钟院”上访制度，为冤民的申屈做了法律保障。契丹的法律从此有了新气象。
第六任君主就是耶律隆绪。他在萧太后的辅佐下，年幼登基，从小就听从萧太后“宜宽法律”的教导。长大后，他在群臣的辅佐下，又更改了十几条不合理的法律条文。此前，汉人与契丹人纠纷，或互相殴打，有人致死，草原刑法往往偏袒契丹一方，耶律隆绪开始一碗水端平，同等法律处理。旧法，契丹官员子弟与普通草民犯同样罪，前者治罪轻、后者治罪重，耶律隆绪也下令，按照同一法条处理。
这是契丹法制史上的圣贤之光，也是趋近法律本质的典型制度。用耶律隆绪自己的话说，就是：“若贵贱异法，则怨必生。夫小民犯事，必不能动有司以达于朝，惟内族、外戚多恃恩行贿，以图苟免，如是则法废矣。”
如果当事人因为贵贱不同，就施用不同的刑法，那一定会生出人间戾气。小民犯法，很难惊动有关部门上达朝廷，只有皇亲国戚，大多仗恃着皇族恩宠可以贿赂上下，希望借此免掉惩罚。如果这样，法律就可以废弃了。
所以，契丹的“耶律隆绪时代”是很得草原人心的“好时代”，甚至很多逃亡到大宋的契丹人，闻听契丹“德政”之后，也纷纷“回国”效力，耶律隆绪践祚之初，就有千余户人从大宋回到契丹。而耶律隆绪也给予了“诏令抚慰”。
契丹是一个奉行“殉葬”的国度。耶律隆绪的父亲耶律贤下葬时，还殉葬了两个人，一个近幸、一个伶人。但在耶律隆绪死后，渤海人挞马解里认为“受先帝厚恩”，自动请求“殉葬”时，继任者则没有允许。从耶律隆绪之后，已经很少有殉葬的记录。
契丹，就这样，在耶律隆绪时代，切近了文明。
草原帝国，因此获得了部落联盟的凝聚力。
而耶律隆绪对汉人士大夫的大量起用，也让契丹对中原的传统惯性和政治态势了如指掌；开科取士制度，让汉人士大夫有了前途期待和价值认同。南北院的分治，更笼络了境内汉人庶民。这样，就使契丹在政治管理和国家生态方面，在孔子旗帜下，有了与大宋的同态文化竞争性。
宋真宗时代的契丹，这一片广袤的北中国大地，已经不是“野蛮的草原帝国”，而是带有“衣冠倾向”的异族管辖区域。
耶律隆绪时代的后期名将萧挞凛，曾为契丹国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他曾经在宋太宗时代，擒杀过杨业杨老令公。史称此人“有机勇，所将皆精锐”，是继契丹“战神”耶律休哥之后，又一个对战争有天才感觉的人物。后来契丹不断地侵扰大宋，此人既是主将也是主谋。
更让大宋头痛的是，在耶律隆绪之上，契丹还有一个智勇双全的女政治家和军事家，萧绰萧太后。
萧太后，是宋真宗时代契丹国的实际执政者。
她小名叫燕燕。她的家族拔里氏，在契丹第一代国君耶律阿保机时代，被赐为萧氏。从此，萧氏与耶律氏世代通婚。契丹国运两百余年，最为强盛的时期就是萧太后执政的三十年间。她曾打败了宋太宗的两次主动进攻；在后来的日子里，公元999年，真宗咸平二年冬十月，到公元1004年，真宗景德元年冬末，她又与大宋进行了“五年战争”。最后，她率契丹将士绕过关南之地，直抵大宋的门户澶渊，与大宋帝国达成了“澶渊之盟”。定盟之后，当时中原大宋与契丹大辽，这两个亚洲地区的最大强国收获了一百一十八年的和平。直到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大宋徽宗时代开始“联金灭辽”，才重新发动了双方的战争。
就军政实际力量观察，可以说，契丹的“耶律隆绪时代”实为“萧太后时代”。
大宋真宗皇帝面临着的，是史上最为成熟的政治共同体，不仅有着比太宗时更为严峻的“国际环境”，甚至比起大汉、大唐，北边的敌人也是更强劲、更有力量的。中原王朝，在真宗之前，还从未遇到过如此强盛、成熟的北境之敌，以至于无法小觑、无法臣服、无法震慑、无法怀柔、无法颠覆、无法置之不理、无法战而胜之，总而言之，无可奈何。庆幸的是，契丹对道义治天下的大宋，也同样无法小觑、无法臣服、无法震慑、无法怀柔、无法颠覆、无法置之不理、无法战而胜之，总而言之，无可奈何。
大宋与契丹，谁也没有办法消灭谁。
这就是“澶渊之盟”地缘政治与军事政治方向的基本态势。
毕士安不屑“斗法”
“澶渊之盟”与寇准关系甚大。前已说过，寇准之所以在“澶渊之盟”前出任辅相，与李沆病逝和毕士安的推荐关系甚大。
太宗雍熙年间，诸王出阁，也即皇子们开始接受藩封，需要慎重地遴选有资格教育他们成长的老师。李沆做了三子赵恒也即宋真宗的老师，毕士安就做了四子赵元份的老师。
太宗对诸王老师说：“诸子生长宫庭，未闲外事，年渐成人，必资良士赞导，使日闻忠孝之道，卿等勉之。”诸位王子生在宫廷之中，对外面的事不懂；现在渐渐长成，一定要给他们找个贤良之士去辅佐、引导，要让他们每天都能听到忠孝之道！爱卿要在这个方向上努力啊！
所选老师皆大宋才德兼备的一时俊杰。太宗淳化年间，毕士安被召为翰林学士，当时大臣推荐的人选中还有张洎。这位张洎来自南唐，是李煜时代一等一的大才子，宋太宗事实上也欣赏他，曾夸赞他为“江东人士之冠”。但他因为来自大宋过去的敌国，所以不免战战兢兢，议论国事常常迎合太宗的意旨，太宗察觉后，就给他降了职。他投诚大宋后，常常去找故主李煜要钱，事实上带有勒索的性质，甚至还曾琢磨着怎么扳倒寇准。所以史称张洎其人虽然文辞通达，有名于当世，但“性情险诐，好攻人短，颇为世人不齿”。太宗熟知此人，所以在张洎、毕士安二选一的时候，太宗说：“张洎与毕士安比较，词艺、阅历都不差，但操守、德行远在下了。”所以太宗还是选用了毕士安。
真宗当初以寿王的身份做开封市长时，召毕士安为判官。从此真宗也知道了他的才干。等到真宗践祚，就任命毕士安做了开封市长。当时真宗身边的近臣，有人借着皇宫的势力，强取民间已经订婚的女人。此事被民女告到开封府。毕士安赶紧向真宗奏对，要求归还民女。史称“还之”。这个近臣史上不载，不知何人，显然有些势力。因为此事之后，随即有攀附近臣的官员为了讨好近臣，就开始没完没了地在真宗面前诋毁毕士安。毕士安看清了局势，不屑于和这种人“斗法”，于是要求解除府事。真宗也认为他也许更适合居于清要之职，答应下来，毕士安做了礼部侍郎，再做翰林学士。
真宗很欣赏毕士安，每当朝官有人外放时，就要毕士安代替皇上对外放官员来一番“戒勖”，告诫、勉励。
当时正在选官校勘古籍，包括《三国志》《晋书》《唐书》等。于是有一些富有“道德癖”的小儒上书，认为西晋、东晋很多卑鄙、丑恶的故实，不宜于刻书流行世间。
此事甚大。小儒们的意见一旦被皇上采纳，诏令于馆阁文士间，那与“焚书”之害恐怕相去不远，更与抽毁古籍做成“洁本”的《四库全书》一案，具有了相同的文化浩劫性质。大宋，当此之际，成为一个“严重时刻”。
而真宗，也正在以道义治天下。小儒们的这个意见甚至打动了他。但是他还吃不准，于是来问宰辅。毕士安回应得正大而又机智，他说：“恶以戒世，善以劝后。善恶之事，《春秋》备载。”
史书上记录的恶事，足以警戒天下；史书上记录的善事，足以鼓励后人。善恶之事，孔子修《春秋》并不删汰，同样载诸典籍。
一番话，真宗大悟。于是下诏刊刻。
于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三国志》《晋书》《旧唐书》等，就是这样被完整保存下来的。史上不乏各类破毁文物、经籍与传统的激进主义者，我称此类人物为“文化罪人”；史上也不乏各类看守文物、经籍与传统的保守主义者，我称此类人物为“文化恩人”。毕士安此举当得“文化恩人”的称誉。
史称毕士安“端方沉雅”，为人端庄、正直、沉静、优雅，有清醒理性认识，低调含蓄而又风流倜傥，风采俊美，善于谈吐。做官却被人称颂为“严正”，严肃而又公正。好读书，晚年时老眼昏花，仍然读书不辍，还亲自校订书籍错误，有时就缮抄副本。文章写得也好，留下文集三十卷。与人交游不树立朋党，但前辈名流吕端、王佑却非常推重他，而他的好友也不过寇准、杨亿几个人，门生只有王禹偁、陈彭年等。他死以后，家无太多积蓄。
我曾说，古来大见识有二，一为识英雄于微时，一为料终局于事先。
他推荐王禹偁时，王禹偁还是个孩子。毕士安教他学习，直到他最后登科做官，成为一代名士。有意味的是，王禹偁做官，反而在毕士安之前。甚至毕士安做政府秘书也即知制诰，朝廷下达的任命书，就是王禹偁起草的。此事成为士林美谈。
毕士安一生举荐很多人，大多允当，可谓独具慧眼，“识英雄于微时”。
李允则先赈后奏
毕士安还为大宋推荐了一个重要人才，李允则。
真宗在做开封府尹的时候，毕士安就称许过他，认为李允则人才难得。
真宗留意此人，践祚后，就令此人权知潭州（今湖南长沙），临行时，对他说：“朕过去听毕士安介绍过你和你的家世，现在我把湖南交给你。”
李允则刚刚到达潭州，就赶上一场大火，烧毁了很多房屋，一些居民没有地方居住，有很多冻死的。李允则马上安排将仓库中贮存的战略物资竹竿拿出来借给居民搭建房屋，说好开春再还回来。如此安排，整个潭州，没有发生难民流徙，而官方也没有太大损失。
湖南过去是五代十国的“十国”之一楚国所在地，因为是马姓节度使的藩镇称国，所以又称“马楚”。马楚国像大多数无道邦国一样，对私有财产都有侵凌的记录。马氏要州人每年贡绢，称之为“地税”。宋师平定马楚之前，那时规定贡绢按房屋定额，每屋输绢一丈三尺，这笔盘剥又称之为“屋税”。另，官方很早就给种田的农户耕牛，鼓励农耕，本来是好事，但耕牛的利息沉重，每年每头牛所在农户，要交四斛公粮。斛，是个容量单位，宋以前，每斛相当于十斗，约一百二十市斤，四斛，就是四百八十斤。不讲理的是，这耕牛死了，还要继续交等额公粮，称之为“枯骨税”。湖南产茶，民间又要输茶，开始是交九斤，称之为“一大斤”，后来增加到三十五斤。如此等等，湖南苦毒多年。李允则到任后，发现“地税”“屋税”“枯骨税”虽然已经革除，但还有地方遗留，于是将这三种恶税全部奏请蠲除，只保留了茶税，但减低为户纳三十斤半。
他到潭州当年，大火之外，又赶上“岁饥”，灾荒年。李允则当即决定开仓放粮，而后上报朝廷。荆湖南路转运使认为不可，应该按程序先奏明皇上而后决定是否开仓。李允则说：“湖南、开封路途遥远，一次奏请，来回路途就要一个月，那时，对挨饿的饥民来说，是来不及救助的。”不听转运使的，救活湖南民众无数。
不料第二年又赶上饥荒，李允则又要先赈后奏，转运使认为这一次不能再同意了，李允则就请求用自己的全部家产作抵押，开仓，低价出售口粮；并从中招募饥民，身体好且愿意服役的，转隶军籍，得到乡兵万人。
这时候，正好湖南地区有一股“邵州蛮人”，不服从中央号令，转运使就想让这部分乡兵去清剿“蛮人”。李允则不同意，说：“现在这股蛮人虽然不服中央，但目前也没有侵扰活动，如果发此无名之师，是生出边患的苗头。况且新兵刚刚招募，还没有训练，他们正在饥饿状态，不适合出征。”于是上奏朝廷，不动用这批新兵。
在湖南期间，李允则还做了一件文化史上的大事，扩修岳麓书院，并上书请求从京师国子监调拨经书。于是真宗下诏，赐给岳麓书院诸经的“释文”“义疏”，还有《史记》《玉篇》《唐韵》等书。此后，四方学者到岳麓求学者渐渐多起来。岳麓书院创始于北宋开宝九年（976），那是太祖时代，潭州太守朱洞鼎力做成，但在李允则时则让书院有了长足进展的机会。真宗还在后来接见了岳麓书院的山长（院长），并亲自题写了“岳麓书院”四个大字匾额。
李允则在地方几年，深得民心，以至于当地士庶自发组织起来，到安抚使办公处，联名上书，称颂他的优秀。安抚使将此事汇报朝廷，真宗闻讯很高兴，说了一句话：“毕士安不谬知人矣！”
李允则应该属于大宋不多见的智者。这是一个觑破了人间各类“小九九”的人物，各色人物，在他眼中，几乎一眼看透。他可以调运敌我，从容布局，达成他想要的结果。
契丹的间谍
大宋与契丹后来达成“澶渊之盟”，双方和议，互相约定不在边境修筑新城，也即不再做战备准备，以免误判，发生战争。李允则当时奉命守卫边境城市雄州（今属河北），此地原有一座瓮城，贴着大城悬在城外。李允则认为战事难测，虽然有和议，但并不能就此高枕无忧，一旦战争来临，这个瓮城作用不大。因此就想将它与大城合为一体。
他先在瓮城外面建了一座东岳祠，拿出百两黄金来做成供奉的器物，大张旗鼓开始宣扬灵异事迹，当地居民也开始争献金银器物。此地做热后，李允则秘密地将器物搬走，对外宣称“北面来了盗匪”，于是开始在城北“抓捕”盗匪，并开始堂而皇之地修筑城墙，声言防盗，保护东岳祠。
关闭城门后，挖掘城壕，在瓮城和大城之间修筑月堤，使其连为一体，并将瓮城里的居民也大多迁往大城。雄州，从此更为雄壮。契丹也没有找到借口。
雄州之北，过去有很多陷马坑，相当于热兵器时代的地雷阵，和平年代，这些东西反而对自家不利。城上则原有不少敌楼，可以瞭望十里开外的敌情。
李允则道：“都是和平年代了，还要这些有什么用！”下令填平陷马坑，上面种植蔬菜，开挖沟渠，广植树木和灌木。而且在辖区内，所有空隙的地方，都种上榆树。从此，雄州以北，成为天然的步兵战场，不再有利于骑兵驰骋。敌楼也全部拆毁，但却在辖境修建了比敌楼要高耸的佛塔，人们可以登高望远，一眼可以看到三十里开外。
“澶渊之盟”后，真宗下令不得诛杀契丹间谍，但李允则痛恨当初契丹人抓住宋人间谍，用“射鬼箭”办法，残酷处死的事情，就变通办法，借刀杀人。
有一次，上元节，有伶官表演，探子来报，说契丹那面有高官首领要偷偷进城看戏。李允则亲自出马，带领干吏躲在郊外观察，果然看到有穿紫色衣服的人进城了，李允则知道这就是契丹的高官兼细作，就跟着他们偷偷到了旅馆，住下后，派出女奴去服侍紫衣人，让他喝醉，还把他骑来的骡子放在官衙的廊下。不说话，让他回去了。但他在雄州的“好待遇”得到了回报：原来这是契丹的一位统军将军，随后被更高级别的契丹将军怀疑，杀掉了。
探子又报，说契丹有要员秘密派人到京师汴梁，找工匠做茶笼、燎炉。李允则马上也派人到京师，给工匠加倍工钱，要他再做几套，形制要与契丹人购买的一模一样，并且要求先交活，守秘密。然后，李允则将这些茶具派人带到雄州榷场（两国贸易的自由市场），找伶牙俐齿的干员，送到契丹来的商人面前，夸说器具之妙。这样一来二去，契丹人都知道大宋的茶具了。等到那位要员的使者出了雄州边关，回到契丹，李允则就马上收起，不再参与榷场买卖。于是，契丹那边开始传扬一个流言：某某要员得到大宋贿赂，收走了那批茶具，弄不好要有“奸变”，要出事啦！契丹派人找到要员，要他自辩清白，史称此人“无以自明”，于是被当作“辽奸”处理了。
一次，雄州界有庶民来报，说有个契丹人将他无故打伤，而后遁去。李允则听后，并不追捕，也不向契丹方面要人，只给了伤者二千钱完事。众人都认为他不免怯懦。一个月后，幽州契丹方面来问：是不是有汉人被契丹人打伤？李允则回答说没有。原来，这是契丹间谍进入中原，又没有情报可言，只好以打伤汉人为证据，证明他确实来过中原。李允则不承认这事，就等于那个契丹间谍撒谎，于是契丹人杀掉了契丹的间谍。
还有一次，雄州捕获了一个间谍。李允则一见，给他相面，随后就有了主意。他要求放开这个间谍，给予了他很好的待遇。间谍就供说他是燕京大王派来的，还拿出了他从雄州刺探得到的大宋沿边钱粮、兵马的布局数量。李允则很诚恳地对他说：“你这些情报都是假的。”于是叫主管官员将“真实数据”给他。间谍很淳朴，也很感动，就要求李允则在这些情报的封口处加了钤印。随后，他带着李允则给他的赏赐金银，回去了。不久，又回来了，交还了李允则给他的情报，封口的钤印还在。不仅如此，这个间谍还将燕京一带的军备情报，包括兵马数量、钱粮囤积、军队布局等，主动供了出来。
可以说，在和平年代，契丹与大宋必不可少的谍报战中，雄州做得是最出色的。这事并非“阴谋活动”，它属于“战争伦理”，刀俎之上，不可甘为鱼肉，暗战“伐谋”，正是为了“止戈”。儒学论“三德”（智、仁、勇），“四德”（仁、义、礼、智），“五德”（仁、义、礼、智、信），都不曾省略“智”之德。此“智”是智慧、明智，其极致是孔子所论之“权”，也即变化之道。在狼群中，一味羊叫，不是大儒之德。故儒学绝不迂腐，迂腐者并非真儒。李允则待大宋士庶，守民生情怀；待契丹间谍，行战时谋略，这才是大儒真面目。
制造中的大案
李沆病逝后，毕士安被提拔为吏部侍郎、参知政事，负责干部组织工作。按礼数，毕士安上朝“谢恩”，感谢皇上提拔。真宗说：“这还不算什么，即将任命你来做宰辅。”随后，真宗又对他说：“朕倚仗你来辅佐，可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但现在天下正是多事之秋。朕想寻找一个与你一起拜相的人，你看谁能胜任？”真宗的意思是：除了毕士安之外，还要再任命一位宰辅；但这位宰辅要毕士安认同，以便于日后二人同心。毕士安很诚恳地回答道：“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驽朽，实不足以胜任。寇准兼资忠义，善断大事，此宰相才也。”做宰辅之人，一定要具备宰辅的格局，才有资格担当其位；臣驽笨老朽，实在不能胜任。寇准，则兼备忠与义，并且擅长理断大事，这才是宰辅之才！
真宗说：“我听说寇准为人强硬，好意气用事。”
毕士安又道：“准方正慷慨有大节，忘身徇国，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积，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虽蒙休德，涵养安佚，而西北跳梁为边境患，若准者正所宜用也。”寇准端方正直，为人慷慨大度，识大体，懂大节，为国家利益不顾身家性命，恪守正道而憎恶奸邪，这是他长期养成的品性，在朝大臣很少有超过他的，但是他这种性情，是不受流俗喜欢的。现在天下士庶虽然承蒙皇上的美德，生活得很安闲逸乐，但边境强横异族实为国家祸患。此际，像寇准这样格局的人物，正是应该起用的时候。
真宗赞同了毕士安的意见，但对强硬的寇准多少还有担心，就说：“然，当藉卿宿德镇之。”
好，就按爱卿的意见办，但要借着爱卿的名望资历来镇服寇准的强硬。
随后，毕士安与寇准同时拜相，毕士安同时兼任监修国史，其位阶地位居寇准之上。
寇准做了宰辅之后，坚守正道，那些阴险小人受到威胁，就试图排挤寇准。有一位平民名叫向宗古，忽然上书告发寇准，说他结交安王赵元杰。这就等于说：寇准不服真宗，试图另外勾结赵氏宗室，大有图谋不轨的意思。事情重大，平民如何知道此类隐情？显然受人指使。但事出突然，寇准闻信，惶恐不安，不知该如何洗清自己。毕士安很从容，尽管不能明了具体当事人，不能明了事情之来龙去脉，但此事性质就应该是一场栽赃诬陷。于是当即为寇准鸣冤，并主张将向宗古交由法官讯问。于是，事情水落石出，果然是一场制造中的假案。向宗古被正法，寇准这才踏实下来。
寇准寇平仲，在随后的日子里，为大宋帝国建立了不朽功勋。
贤者贤，荐贤者尤贤。毕士安赏识王禹偁，成就一士；绍介李允则，造福一方；推荐寇平仲，利益一国。毕士安者，实为北宋大贤。
这个事实，可以较得知。
大宋名相张齐贤，也是有宋三百年一等一的人物，但论气量、论君子格局，与毕士安比较，还有距离。
张齐贤为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时，与李沆并为大宋宰辅，但张齐贤自视甚高，认为自有“致君尧舜”之才干，所以不免轻视“清静无为”的李沆。史臣对此颇有微词。后来与寇准并为大宋宰辅，又有“倾夺”，也即倾轧、争夺的记录。在朝廷做事，个人品行如何，有影响天下的可能性，因此历来史家都对官员品行很重视。有道之君也期待臣辅能够同舟共济。
真宗同时任命毕士安和寇准为相后，往往将从枢密院得来的边警军情，随时交给中书，并对两位宰辅推心置腹道：“国家多事，军旅机密，虽然属于枢密院，但你们中书政事堂总揽文武大政，号令也从你们这边出。过去李沆为相，有了想法，往往独出机杼，没有与枢密院共同讨论。你们以后要详细阅读边报，共同参与讨论，给出办法，不要因为军旅之事属于枢密院而有所避讳。此外，枢密之地，尤其需要谨慎小心，那里往往直接处理宫禁中的谋划，对机密大事，古人是深深戒惕的。中书与枢密要友好合作，如果中书同列，或中书与枢密之间，有了不协和的迹象，被朝廷内外利用这种间隙，那可不是好事情。爱卿等要记住！”
传统官场“内耗”往往成本高昂，因此，“亲爱精诚”，成为历来史论家赞誉有加的政府风尚。因为如果不能“亲爱”，则必钩心斗角，断不能堂堂正正；不能“精诚”，则必颓唐萎靡，断不能共度时艰。
宋代史论家吕中就有一段漂亮的评论，他说：“一相独任则有专权之私，二相并命则有立党之患。然以赵中令（指太祖太宗两朝宰辅赵普）权专任重，而能与新进之吕蒙正共事，以毕士安德尊望隆，而能与使气之寇准共政，不惟无分朋植党之风，抑且尽同寅（同一部门做官）和衷之义，而齐贤反与李沆不叶（叶，通协，不叶，不协和），与寇准相倾，何邪？君子可以知相业之优劣矣。”
宰相职业自有优劣，名相张齐贤都很难做到“亲爱精诚”。
但毕士安做到了。
“修昔底德陷阱”
此前，投降契丹的宋将王继忠，因为被契丹信任，曾经有一次面见萧太后，对她提出了契丹与大宋和议的建设性意见。他说：“窃观大朝与南朝为仇敌，每岁赋车籍马，国内骚然，未见其利。孰若驰一介，寻旧盟，结好息民，休兵解甲！为彼此之计，无出此者。”
我看大朝（称契丹一朝）与南朝（称大宋一朝）作为仇敌打仗，每年征调车马，导致整个草原不安，实在是没有看到这样的战争，利益在哪里。如果派遣一位使者，与南朝去讨论旧日的结盟，两朝和好，将士解甲归田，与民休息，岂不是更好？臣考虑为了大朝与南朝两国的利益，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
王继忠这一番话，实实在在论，不单单是为了大宋的利益，也不单单是为了契丹的利益，而是为了两国，为了天下的利益。所以，他的议论一出，“澶渊之盟”就开始展露曙光，两国和议、结盟，这是一个逻辑起点。
有意味的是，就在王继忠提出这个建议之前，契丹国内发生了一件大事，已经故去的契丹“战神”耶律休哥的儿子正在联系异己分子，有了谋叛的企图。结果事情泄露，谋逆失败。
但此事却深深地刺激了萧太后与耶律隆绪：草原帝国并不太平。此时萧太后年纪也渐老，不免有了厌战情绪。所以，王继忠的议论，深深打动了这个女政治家。史称“太后……颇然之”，太后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
大宋这边则观测到天象有变，更加自警。真宗一面下诏“求直言”，一面大赦天下，并下诏蠲免五年以来各地的国税拖欠。当时负责财政的三司使认为如此蠲免太多，恐怕“亏损国计”，但真宗说：“非理害民之事，朝廷决不可行。吝于出纳，固有司职也，要当使斯人实受上赐。”
违背天理而有害黎民的事，朝廷决不可做。财政出纳精打细算，当然是你们三司的职责，但要使我大宋之人实实在在地受到国家恩赐。
与此同时，契丹也罢免了上京、中京、南京这三京之地“上贡”的旧习。
大宋、契丹，像太宗晚年时期那样，似乎在比赛着谁更文明。
可以略说说“修昔底德陷阱”。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描述雅典与斯巴达近三十年的战争，后人认为，新兴的雅典的崛起，让老牌的陆上帝国斯巴达，以及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不安，种种际会，让战争爆发，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当新兴邦国影响到老牌帝国声威时，往往就要有战争，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相对于老牌契丹帝国而言，大宋，算是新兴帝国。从太宗时代开始，这个新兴帝国恰恰对老牌帝国有领土要求，那就是恢复汉唐旧疆，底线是回到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之前的地缘态势。这方面也很像雅典当初的势力扩张。但伯罗奔尼撒战争虽然有断断续续的“和议”，但最后还是决战到底的一场古代世界大战。虽然斯巴达获胜，但付出的代价也很惨重——仅仅维持了不多年头的霸权，最后被底比斯取而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