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罗振玉在上海组创学农社并设立农报馆，编辑出版《农学报》，需要聘用翻译人员，以便把欧美及日本的农科书籍和农学书报介绍到中国来，乃于1898年6月以私人资本在上海新马路梅福里开设东文学社。
据罗振玉的外孙刘蕙孙讲，戊戌年正月初二，罗到《时务报》馆给馆主汪康年拜年，进门以后，阒然无人，一直走到楼上，见一小房间里有个人，桌上放一包花生米，摊着一本书自斟自酌，不觉有点奇怪。进房一看，其人读的是《文选·两都赋》，斟的是绍兴酒。益觉奇怪，进而问询，那人乃起身让坐，原来是《时务报》校对员海宁人王静安（王国维字静安），对坐攀谈，觉得此人才华和学养都不平凡。继又看到他为同舍生撰题的扇面上有咏史绝句，其末句为“千秋壮观君知否，墨海西头望大秦”，乃“大异之”，认为他确有过人之才，遂劝他入东文学社，并说王有秀才功名，可以直接进入师范班。又说，他身为公学监督，愿助一臂之力。王说：“奈生计何！”罗乃问明每月工资30元，遂说：“你去读书可也，我在《农学报》馆给你挂个名，闲时写写文章即可，月薪40元，则家用及本人生活都可以维持了。”王遂入东文学社学习。是年王国维才22岁，他后来能够成为大学者，跨进东文学社门坎这一步，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契机。王国维非常感激，当年曾写诗以“匠石”隐喻罗振玉：“匠石忽顾视，谓与凡材殊。”
1911年11月，罗、王二人联袂东渡。之前，王国维的兴趣本来在西方哲学，到这时断然转向了国学。据刘蕙孙回忆，这也是罗振玉力劝王国维的结果。
从二人相识开始，王国维的大多数重要活动几乎都与罗振玉密切相关。留学日本，系罗氏资助之；到南通师范学院讲学，系罗氏推荐之；入京任晚清学部官员，系罗氏带领之；乃至于王国维先学西学，后转而专治国学，也是罗振玉相劝之功……徐中舒《王静安先生传》记：“辛亥之役，罗氏避地东渡，先生亦携家相从，寓日本之西京。罗氏痛清室之沦亡，于西洋学说尤嫉恨之。至是乃欲以保存旧文化之责自任，且劝先生专治国学。先生乃大为感动，遽取前所印《静安文集》尽焚之。”
罗振玉学问不及王国维，但在其他方面则长袖善舞，当过末代皇帝的老师，参与重要的政治活动，还有很强的经营手腕……他对王国维有恩，但也让王国维做了许多事情。而王国维性格忧郁悲观，埋首学术，不问功利，是典型的学者气质，人称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据说，罗振玉不少重要的学术成果其实本是王国维的，有人讲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剽窃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有人讲王国维投水自尽乃罗振玉所逼……
无论如何，在王国维的长子亡故之前，王国维与罗振玉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非常好的。当罗振玉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王国维的长子后，双方自然是亲上加亲，像一家人。
王国维的长子潜明是个不愿依赖父辈、喜欢过独立生活的人。1919年9月，他在与罗振玉三女孝纯婚后不久，从上海工部局所办育才公学肄业，并由校方介绍，考入了海关。翌年，调至天津海关，寄居嘉乐里岳父家中。不久，海关新建公寓落成。罗氏念小两口才结婚，尚无生活经验，劝他不要急于另立小家庭。王国维也来信对他说，你刚入海关，工薪有限，还是住在岳父家中，既可节省开支，又彼此有所照应，要他听从罗氏劝告。但王潜明还是执意迁出罗宅，搬入公寓，过起了独立的小家庭生活。
1925年5月底，潜明奉调上海海关。翌年9月26日，在上海病逝，年仅27岁。那位做了遗孀的孝纯，时年仅24岁，与潜明完婚八载，先后生有二女，王国维十分喜爱。不幸的是，两位宝贝孙女均已在1924年夭亡。
王国维是在料理潜明丧事后，于10月15日自沪乘车返京。其间还托人在海宁为潜明购置了墓地。在处理潜明后事过程中，发生了一些“误会”，不仅激化了所谓婆媳家庭矛盾，还致使罗、王两亲家为潜明遗款的收存问题，打起了笔墨官司！
原因是罗振玉在潜明医疗问题上曾指责过女儿“偏执”，所以王国维在潜明遗款的问题上，也以长辈的身份不客气地批评了长媳“无理”，并请罗氏喻以“正理”。孰料，罗振玉非惟不“喻”，反过来还予以袒护。笔墨官司愈打愈烈，最后终于导致了罗、王“三十年金石之交”破裂！
按照这期间罗、王来往书信落款时间，大致三天一信，六天一往返，由龃龉而交绝，历时20天。从书信行文口吻看，王国维始终珍惜旧谊，而罗氏则咄咄逼人，直至最后一信，说自己发断交信“殊非我心所欲”，似乎透出了些许悔意，但仍指责王国维“来书严峻”。
罗振玉的侄子罗守巽晚年说：先伯父（罗振玉）性子急，脾气大，待人处事欠冷静。两亲家晚年失和，同他的这个“脾气”有很大关系。但真正的原因是，罗振玉认为，王国维来信中自称“我辈皆老”，这不是由女及父，在批评他做父亲的不是，尤其是信中十分严正地讲到“蔑视他人人格”，实际上是批评他父女俩有悖“圣人之教”。
据罗振玉的长孙罗继祖当时已经十四五岁，据他说，姑母（即罗孝纯）婚后与潜明继母潘氏夫人关系处得不好，中间又受到仆妇们的挑拨，以致婆媳“感情冷淡”。潜明病亡，王国维夫妇到上海主丧；罗氏“痛女心切”，也赴沪探视，两亲家因而发生争执，事情越闹越僵。他这样追述罗、王争执经过：潘夫人处置善后偶尔失当，姑母泣诉于祖父，祖父迁怒于王先生，怪他偏听妇言，一怒而携姑母大归。……三十年夙交感情突然破裂，原因是祖父脾气褊急，平日治家事事独断，而王先生性格却相反，平日理头治学，几于不过问家政，一切委之阃内。……事情闹僵，又没有人从中转圜，以至京津虽密迩，竟至避面，直到王先生逝世。
不过，这都是出于罗氏后人的申述。“罗王交恶”，表面上看起因于潜明“遗款”问题，却非出“一时之误会”，乃是由于心中早有不满。在此之前，至少有两件事情颇使罗氏耿耿于怀。
一件是1923年5月，王国维入小朝廷不久，书告罗氏：自己的《观堂集林》已在沪装订，打算将其中的精印本“进呈”博仪。罗亦趁此将他自己的《殷虚书契前后编》及《考释》从天津寄到北京，请王国维托书店做了黄绫套代为“奏呈”。这使初入“南书房”的王国维颇感为难。因为他知道罗振玉与小朝廷内郑孝胥等人有矛盾，便复信表示：为避嫌，拟待“数月以后”再办。罗很生气，当即回信，要王不必做书套代呈了，将原书交人“携津”。
另一件是潜明在天津海关工作时，小两口皆暂住罗宅，故王国维常去天津看望，而两亲家见面的话题则是溥仪及小朝廷内的人事纷争。罗氏及荐王入“南书房”的升允以“老派”自居，要联名上奏折参劾以郑孝胥为首的“新派”，让王代呈。王国维回京以后，却听到了自己的老朋友金梁及溥仪的岳父（婉容之父）荣源对升、罗二人“结党”的议论。他既怕罗氏知道了引起“盛怒”，又怕亲家因而受到中伤，故写信婉言劝罗改“奏”为“函”，建议不必向“皇上”呈奏折，可直接致信荣源，较为妥帖。这本出于好意，罗氏却很不高兴。
以上两事，罗、王之间已埋下了“嫌隙”。由潜明丧事而致罗氏发出“绝交书”，乃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与升、罗引荐王入小朝廷，而王不尽听命，关系极大。
再就罗、王两家关系而言，直到潜明病重，潘氏夫人与罗宅亲家母之间，应该说是处得比较好的，对长媳也一直很关心。所以，王东明（王国维长女）不同意说她母亲潘氏夫人处理善后失当，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臆断之辞”；因潜明丧事而罗、王误会以致绝交，“毋宁说是偶发事件较为合理”。那时，王东明女士也已十几岁了，犹能记当时情景，说：父亲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已是郁郁难欢，而罗振玉先生又不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父亲怒道：“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然后把大哥生病时的医药花费全汇去罗家，他们寄回来，父亲又寄去，如此往复两回，父亲生气得不言语，只见他从书房抱出一叠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我走近去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友（有）道……
但罗氏的那封“绝交书”和其他一些信件被完整地保存下来。王东明读到“绝交书”后感慨万分，说：任何一句，无不伤人自尊，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也由此，使我想到被父亲焚去的信件，当有更甚于此者。再从父亲给罗氏的信来看，无不婉转谦抑，委曲求全，未发现有恶言相向的。我常常痴想，如果二人不失和，父亲伤心时得到挚友的劝解慰藉，迷惘时获得劝解宣泄，或可打消死志，拉一把与推一把，其结果就不可以道里计了。
当误会发生后，罗振玉带着爱女孝纯先行返津。王国维虽至为难堪，但仍认为只是一种暂时现象。所以，他在妥善处理潜明丧事的同时，又尽其所能为安排好长媳未来的生活，办了两件事：首先是立嗣。由于潜明无后，决定将次子高明的长子庆端过继。其次是恤寡。办理潜明的海关恤金等遗款，委托在沪的老友金颂清，通过银行将款全数汇至天津罗家。
1926年10月24日，王国维写信给罗振玉：“维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变。于维为冢子，于公为爱婿，哀死宁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不图中间乃生误会，然此误会久之自释，故维初十日晚过津，亦遂不复相诣，留为异地相见之地，言之惘惘。”又说：“初八日在沪，曾托颂清兄以亡儿遗款汇公处，求公代为令嫒经理。今得其来函，已将银数改作洋银二千四百二十三元汇津，目下当可收到。而令嫒前交来收用之款共五百七十七元（镯兑款二百零六元五角，海关款二百二十六元五角，又薪水一个月一百四十三），今由京大陆银行汇上。此款五百七十七元与前沪款共得洋三千元正，请公为之全权处置，因维于此等事向不熟悉，且京师亦非善地，须置之较妥之地，亡男在地下当感激也。”
王国维在信中流露出想要化解误会的心意，且汇款给罗振玉，并用“求公代为令嫒经理”、“请公为之全权处置”等委曲求全的语句，表达了自己的诚意。
王国维又派了男仆冯友专程赴津，将从上海运回的潜明夫妇的家具送至罗宅。然而，冯友从天津返回时，带来了罗氏的拒款信。罗振玉以自己女儿的名义，将钱退回。王国维不甘心，10月25日，又致罗振玉信，仍请罗将钱收下，说：“令嫒声明不用一钱，此实无理，试问亡男之款不归令嫒，又当谁归？仍请公以正理谕之。我辈皆老，而令嫒来日方长，正须储此款以作预备，此即海关发此款之本意，此中外古今人心所同，恐质之路人无不以此为然也。京款送到后，请并沪款一并存放，将原折交与或暂代为收存，此事即此已了，并无首尾可言。”
罗振玉仍不领情，再次将钱退回。一而再地被拒绝，王国维觉得自己最看重的人格受到了侮辱。他生气得不言语。女儿王贞明看见父亲从书房抱出了一叠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王贞明走近去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有道……
10月31日，他又一次写信给罗振玉，说：“亡儿遗款自当以令嫒之名存放。否则，照旧时钱庄存款之例，用‘王在记’亦无不可。此款在道理、法律，当然是令嫒之物，不容有他种议论。亡儿与令嫒结婚已逾八年，其间恩义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姑，当无不满于其所天之理，何以于其遗款如此之拒绝？若云退让，则正让所不当让。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总之，此事于情理皆说不去，求公再以大义谕之。此款即请公以令嫒名存放，并将存据交令媛。如一时不易理谕，则暂请代其保存。”
直到此时，罗振玉才收下此款，回信说：“拟以二千元贮蓄为嗣子来日长大婚学费，馀千元别有处置之方法，以心安理得为归，不负公所托也。”
虽然如此，二人的心结一直未能打开。1925年8月上旬罗振玉六十大寿的时候，王国维还专程到天津祝寿并写诗贺之，诗尾有“百年知遇君无负，惭愧同为侍从臣”句。不料，刚刚不过一年光景，二人关系竟发生如此巨变。此事无疑在王国维心中留下巨大的阴影。
半年以后，罗振玉接到亲家去世的噩耗，赴京为之经纪丧事，又在津为之刊印遗著，看来是痛感了这一点的。晚年追忆往事，罗氏在自己的书斋“鲁诗堂”里曾对孙儿辈说：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王国维逝世当天，其姨甥、清华研究院助教赵万里给在天津的罗振玉拍了电报：“师于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代奏。”罗振玉甚为悲痛，即于6月4日派其子赴京奔丧，据在清华研究院办公室工作的王国维第三子贞明，给其执事于上海邮务局的二哥高明的信中透露，罗本拟亲来北京清华园，因家人“恐彼来此有所感或有他变，故不肯放他来京。”
罗振玉后又代王国维给溥仪上了一道遗折，溥仪下旨为王国维赐谥号“忠悫”。其实这封遗折是罗振玉感念他与王国维的友谊，对于两人失和之事甚感愧疚，为了弥补自己的歉意，不惜冒着欺君的罪名为他谋求谥法，因此让他的第四个儿子模仿王国维的笔迹作了个“遗折”。罗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日本花园内设“忠悫公”灵位，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公祭，罗还亲撰《祭王忠悫公文》，最早发表在天津《日日新闻》上，赞颂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
公祭后罗振玉旋即赴京，参与处理后事。他带着溥仪的“谕旨”，从清室驻北京办事处领得贰千圆赏银，全数交给了王国维夫人潘夫人，自己又另外送上一份在亲友中间数额最高的葬礼银一千元。从各个角度讲，均不失三十年友谊的情份。
王国维的家属子女依父亲的意愿，不请风水师择坟，也不挑选“吉日”，而在清华外面七间房买块地安葬，“坟是清华的泥水匠做的，立了一个碑，上书宣统皇帝加予的‘谥号’王忠悫公，坟地四面都种了树”。
此后，罗振玉主持了王国维遗著的校理和编辑出版工作，将其已刊和未刊的著作分编四集，以《海宁王忠悫公遗书》为书名出版，尽了对逝者的一份情谊。
【黯淡】
王国维自沉于1927年，他的女儿王东明称这一年为王“最黯淡的一年”。其实，最黯淡的光景早在1926年后半年即已开始。
9月，王国维年仅28岁的长子王潜明在上海病故。这对久历世变、境况寥落的王国维无疑是一沉重的打击，更加郁郁寡欢了。而雪上加霜的事接踵而来。不到一个月，因婆媳不和引起误会，亲家罗振玉愤而将女儿领走，王国维陷入巨大的忧怨当中。
此后，又因王国维寄钱给罗振玉作为儿媳的生活费一事，王国维与恩师罗振玉发生龃龉，虽未反目，但也到了濒临破裂的边缘。
溥仪离开北京，到天津居住在张园。王国维对其仍时刻关注，时刻准备效臣子之力。1927年2月12日，王国维又一次专程赶赴天津，为溥仪祝寿。在王国维看来，不断发生的战乱使溥仪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因此他真诚地希望溥仪能够迁移。可是，他的忠言并不能进入溥仪的耳中，溥仪已被屑小包围，对于王国维这样的“忠臣”并不予重视。王国维既担心溥仪的安危，又对自己的忠言不被代达而异常忧虑，“愤激几泣下”。此行中，还使王国维伤心的是，他与罗振玉相遇了，二人却未交言。
1927年3月以后，世道似乎更加混乱。迷茫的天际阴云密布，看不到一线光亮。清华园的师生们颇有同感。吴宓在日记中屡有记载，1927年4月3日记：“近顷人心颇皇皇，宓决拟于政局改变、党军得京师、清华解散之后，宓不再为教员，亦不从事他业。而但隐居京城，以作文售稿为活，中英文并行。”4月30日记：“陈寅恪于晚间来访，谈中国人之残酷。感于李大钊等之绞死也。”5月2日记：“夕，王静安先生来谈。”5月12日记：“王静安偕陈寅恪来。”5月26日记：“上午访寅恪晤王静安先生。”
此时，王国维与陈寅恪、吴宓往来密切，所谈者主要为动荡之局势：既有北方奉军张作霖残害李大钊等人之暴行，也有南方国民党“四一二”之大肆滥杀。他们对蒋介石、冯玉祥、国民党、共产党等各种情况并不了解，所听到的却多是沾满血腥的消息。他们自不会对时局抱乐观的态度，尤其是原本就很悲观的王国维。
四五月间，北伐的国民党军队攻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败奉军于河南，直鲁危急，北京城内一片恐慌。接着，又有消息传来，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被杀。尤其是王葆心，虽为乡里德高望重之老先生，只因通信中有“此间是地狱”一语，即被拽出，遭受极端侮辱，终致于死。王葆心是心怀旧文化之人，竟受如此侮辱。王国维自忖自己为清廷遗臣，北伐军到京，不知还要遭受多少侮辱，他岂能不惊。
北平《世界日报》晚刊上发表《戏拟党军到北京所捕之人》，王国维大名赫然列于纸上。
4月下旬，王国维意外地抽出时间，携家人一起游览西山。这种情形在以往是非常少的。
一天，王国维从梁启超处返回，对夫人说：“梁启超约我赴日暂避，尚未作考虑。”
5月底，王国维为学生谢国祯书扇七律四首。四首中，有两首为时人陈宝琛（也是溥仪的老师）所作落花诗。除为门生题写陈宝琛落花诗外，王国维自己也写过不少落花诗，无不隐藏殉身之志。
【沉湖】
1927年6月1日中午，因为又到了一届学生毕业的时间，所以定在这一天举行师生的告别会。姚名达负责这次集会。宴会一共有四桌，师生间不拘形迹，欢笑声洋溢在整个工字厅中。但姚名达发现，王国维所在的那一桌却寂然无声，姚名达心下微有疑惑：“不知先生之有所感而不乐欤？抑是席同学适皆不善辞令欤？”
但也有记载说，王国维在宴会中为同学们侃侃而谈蒙古杂事。王国维自从1925年接受清华教职以后，改攻西北地理和元史，两年来著作颇丰。王国维是浙江海宁人，一直以来乡音不改，别人不大好理解他的话，所以大家听得聚精会神。平时十分缄默的王国维，此时似乎兴致非凡，学生们很受感染，觉得老师正当盛年，学养深厚，治学兴趣如此之高，日后如能继续受教，定当收益良多。席间有个别学生有感时局动乱而发叹息，但并没有影响到整个聚会的氛围。
在宴会将要结束的时候，梁启超站起身来向大家致辞，历述国学研究院诸位同学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后，满意地说：“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大家静静地听着，王国维听后也频频点头。
当梁启超发表演讲后又说：“党军已到郑州，我要赶到天津去，以后我们几时见面，就很难说了！”另外据刘大希《一代畸人王静安》记梁启超的讲话是：“刚才接到电话，张子良兵败，北京快有变化，我马上要到天津去。”梁启超说完，大家都相惊失色。王国维正好和卫聚贤坐在一张桌子上，他又想起了前几天的话题，于是问卫聚贤：“山西怎样？”卫答：“山西很好。”
清华国学研究院所举行的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和师生叙别会就这样结束了。散会后，王国维与诸位同学一一道别。散会后，王国维随陈寅恪到了南院的陈家，畅谈至傍晚才起身向自己的家中走去。他们此次谈了什么，不得而知，但恐怕离不开北伐以及何去何从的问题。
散会后的不久，姚名达与同学朱广福、冯国瑞同游于朗润园中。在回来的路上，朱广福忽然说道，王先生的家住在哪里，我还没有去过呢，一起去看看怎么样？到了王国维的家中时，书房中阆然无人，他们叫仆人打电话到南院，问王国维是否在陈寅恪家。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快要回到自己的书房中了。当王国维回来后，他们三人坐在他的书房中，提了许多问题，王国维的回答照例是精炼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了一个小时，王家已经将晚餐摆好了，他们起身告辞，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将他们送到院子中。
晚上，柏生与谢国桢前去王国维的住宅，向王国维询问阴阳五行的起源问题，并论到某位日本学者在研究干支时的得失。在谈话的间隙，涉及到时局，王国维立刻呈现出黯然的神色，向他们表达了避乱移居的想法。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是王国维最后一次和同学们的谈话了。
偏在此时，有人恶作剧地在北京《世界日报》上戏拟了一份北伐军入城之后要处理的一批人的名单，其中就赫然有王国维的名字！而竟不知是谁，将这份报纸送给王国维看过了！
蒋复璁《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还提到，王国维认为梁启超的消息是最为灵通的，由梁启超口中说出革命军就要到北京了，这个消息是不会错的。研究院的学生何士骥此时从城中赶来，带了北京大学沈兼士、马衡的口信，劝王国维入城，住到他们的家，北京大学的同人们可以保护他，而且特意提出要请王国维将头上的辫子剪去，研究院的学生们也大多劝王国维进城暂避，但是王国维却说：“我自有办法。”大概此时的王国维已经打定了自杀的主意。
第二天，天色微亮，王国维照常起床，潘氏夫人为他仔细梳发辫并编结起来，服侍他洗漱之后，和当时在家的三子贞明、女儿东明共进早餐。餐毕，去书房整理了一会后，一人独自出门，往研究院公事房去了。
八时许，王国维到公事房，看到研究院办公处同事侯厚培先生已在那里，这时他才发现已经批改完的学生成绩本没带，就让院里的听差去家里拿。然后，就和侯厚培商谈下学期招生的事情。谈完之后王国维请求侯借给他两元钱，候身上没有零钱，就随手给了他一张5元的钞票。王国维一向不理财，当时清华给他的薪水是每月400元，已经算是高薪阶层了，不过他领到工资之后就直接交给潘氏夫人分配使用，平时身上从不带钱，只有去买书的时候才会向夫人取用。
上午十一点多，陆侃如来找卫聚贤一同去王国维的办公室去看先生，请王国维为他题签。他们一同去了，但却没有找到王国维。他们认为王国维可能去厕所了，等了好久还不见他的回来，此时已是午饭时间，他们离开办公室去吃午饭。午饭毕，王国维的家中打电话到办公室，问王国维怎么还没有回到家中去吃饭？这时，人们才着急起来，赵万里立即问门口的人是否见到了王国维，有一个黄包车车夫说：“王先生坐车往西走了。”赵万里立刻又向西追去，卫聚贤也一同赶去。到了颐和园的门口后，颐和园的门房说：“一位老人跳湖自杀。”
赵万里和卫聚贤进去，见到王国维的尸体已经放在了湖边的亭子下。一位扫亭子的人说：“这位老人，在石船上坐了许久，吸纸烟不停，到湖边，走来走去，我扫地没有留意，听见扑通一声，不见了人。我跑到湖边，见他跳下水去，我也跳下去，抱他上来，已经死了。”
水深，不过二尺，但王国维扑下去时，是头先入了水，以致口、鼻都被泥土所塞，虽然园丁很快将王国维救了上来，但因为他不懂急救术，王国维还是窒息而亡。此时，他穿在里面的衣服还没有湿呢。
1927年6月2日（旧历五月初三），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的昆明湖中，学界为之震惊！
王国维的三儿子王贞明在给他的二兄高明的信中，也记述了王国维自杀的过程：“……父亲大人于前日八时至公事室，如平时无异，至九时许，忽与旁人借洋三元，但此人身无现洋，故即借一五元之纸币。后即自雇一洋车，直到颐和园，购票入内，至佛香阁排云殿下之昆明湖旁，即投水。时约离四丈处有一清道夫，见有人投水，即刻亦跳入水，即救上岸。但虽未喝水，然已无气。入水中至多一分钟，亦未喝水，因年岁关系，故无救。……及至三时，尚未见回，弟即去找，后闻一洋车夫言，乘车至颐和。弟于五时许即乘洋车亦至该园，于途中即遇早去之洋车（弟乘之洋车夫认识此车夫），上乘一巡警，弟一见此，知非佳兆。然固不出所料。巡警问弟姓名后，即领弟至内认明，复至警察局立案。此消息至校，已七时许。”
当天下午，国学研究院的同学中已经隐约有王国维失踪的消息，但没有人往别处想，只认为他可能去避难了。到了傍晚，浙江同学会欢送毕业同学，他们请了王国维，因为平时他就不大愿意参加校里的交际宴会，即使不来，也不会引起别人的任何怀疑。大宴会将散的时候，有一个人进来将曹云祥请到外面私语。过了一会儿，曹云祥返身进来，向众人宣布说：“顷闻同乡王静安先生自沉颐和园昆明湖，盖先生与清室关系甚深也。”听到这样的话，没有人不大惊失色的。柏生和吴其昌立即奔出宴会厅到四处去打探消息，途中遇到赵万里，从赵万里这里，他们证实了王国维的死讯，吴其昌不由失声恸哭。
此时，校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了王国维的死讯，校长、教务长及研究院的教授、助教诸人，率同学三十多人，坐了一辆汽车赶往颐和园察视遗体。这时已经是夜里十点左右，因为正是戒严时期，看护颐和园的警察不让他们进入，争执了许久，园警才允许校长、教职员和校警四人进到里面。王国维的遗体并没有立即被拉回清华，园警说要等法院的裁决。其他同学不得已，哭着返回了学校。
在回去的车中，研究院办公室的侯厚培对他们说：“先生今早八时即到校，命院中听差往其私第取诸君成绩稿本，且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予即与以五元钞票一，即出办公室。至下午二时许，其家人遣人问先生何以未归，予即询之听差，据云：先生上午命雇洋车一辆，不知何往。车为校中挂号第三十五。于是予即至校门口问车夫辈：三十五车何往？皆云：赴颐和园，迄今未返。予即乘自行车往探。时其三世兄贞明闻该车夫云：上午十点钟许，先生命拉往颐和园，及门，给洋五毫，命在门外候。直至下午三点钟后，尚未出，门者问何故留此不去，予答云尚有一老先生在园，是以不敢去也。门者询以年貌里址，云此人现已投湖死，即引予入视，属实，并速予返校报告，而于此遇君。贞明闻讯，即乘该车驰往省视，时已打捞上岸，停鱼藻轩中。”
国学研究院的同学们来到王家，连夜帮潘氏夫人布置灵堂，并给在天津的罗振玉发了一封电报：“师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请代奏。”这里所谓的“代奏”，即为转告在张园里的溥仪。
第二天的下午一点钟，国学研究院的全体同学都去了颐和园，入门后由园丁引至鱼藻轩，王国维的遗体仍然停在那里，上面盖了一张芦席，席角压了四块砖。众人的脸上无不呈现惨淡的神色，默然许久，才让园丁将席子掀开，再看一看王国维的遗容。当园丁将席子打开的一瞬间，人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立刻哭声大作。这时的王国维已经死了二十多个小时了，脸呈紫胀，四肢蜷曲，匍匐于地上，其状至惨不忍睹。
此时，王国维的家属和校中的办事人员已经全部来齐，其中包括陈寅恪、吴宓、梅贻琦、梁漱溟、陈达，北京大学和马衡，燕京大学的容庚等人也来了。只是检查官迟迟未到。天气渐渐地闷热起来，布满了阴云，也听到了一阵紧似一阵的雷声，好在雨并没有下来。下午四点多，法官才领着检验人员来到现场，略作查问后，就开始对尸体进行检验，大家围在一旁。从王国维的衣袋中，找出了一封遗书，外书“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启”，内容如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移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穷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不必至饿死也。”
这是头一天晚上，王国维事先写好放在口袋中的。念完遗嘱，校中的人员就将王国维的遗体移放在一个绷布架上，由同学们扶护着，抬至颐和园西北角门外旧内庭太监下处三间小屋中，以前清冠服入殓。当钉子叮叮当当钉死了灵柩的盖子后，王国维永远地辞别了在他的词中曾反反复复出现和咏叹着的人间。
傍晚约七八点钟，研究院同仁及学生们执着素灯，又将王国维的灵柩移到校南成府之刚果庙停灵。停放既妥，即设祭。
面对王国维的遗体，当其他人都行鞠躬礼时，陈寅恪却行旧式的跪拜礼，吴宓、研究院的同学们也纷纷效仿。
七月十七日申刻，王国维在清华园东二里七间房之原下葬。这一天，天下着雨，道路泥泞。送葬的有校长以下数十人，研究院的同学绝大部分已经离校，因此只有何士骥、姜寅清（亮夫）、王力、毕相辉、柏生等数人前去送行。
王国维的墓地在麦陇中的稍高处，圹深六七尺，宽只有三四尺，长约丈余，棺材放入穴中后，上面盖了石板，然后填土成坟——一代学术大师，永远长眠于地下了。
在接到王国维的死讯后，罗振玉代替王国维作了一道“临终遗折”，并为王国维请谥赐祭。因为按照清代的则例，二品大臣，身后进爵一品，读诔赐谥。王国维不过是食五品俸的南书房行走，即使在他身后进爵到了四品，爵也不过上大夫，是没有资格称“公”的。在民国八九年以后，爱新觉罗皇族，为了死后能得到一个谥，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从遥远的地方寄来奏折。因为伸手要谥法的人太多了，有损于“朝廷”的尊严，因此做了一项规定，三品京堂以下的，不予赐谥。
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回忆道，在接到王国维的死讯，以及罗振玉所代拟的“临终奏折”后，“我看了这篇充满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的文字，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议了一下，发了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堪恻悯’……加恩谥予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缀，赏给陀罗经被并洋二千元……”3个月前，康有为猝死青岛，门生们曾向溥仪申请谥号“仁忠”，但遭拒绝。可见溥仪对王国维的“殉清”相当看重。
《吴宓日记》1927年6月6日记，这一天的下午四点钟，罗振玉到了清华西院十八号王国维宅中，并邀吴宓和陈寅恪往见：“……罗先生出见，须发俱白，似极精明而长于办事者。谈王静安先生身后事，约半时许，即归。寅恪邀至其宅中晚饭。罗振玉先生坐车来回拜，略谈即去。”
1927年6月17日（旧历五月十七日），旅京同乡旧友，假座于北京下斜街全浙会馆，为王国维举行了悼念大会。坛中置王国维遗照，并陈遗嘱，王氏的亲属列于左右，四壁挂满了挽联。罗振玉专从天津赶来，赵万里等人前后奔忙。吊客中有逊清皇帝溥仪派来的使者，也前清的遗老，有新旧学者教授、官吏，有日本和欧洲的友人，可谓极一时之盛。
有一份吊客名单，尽管并不完全，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国维在学界的影响和交往：顾振权、金梁、霍晋寿、罗振玉、苏宝德、沈王桢、王滨、姚汉章、赵元任、姜寅清（亮夫）、容庚、张荫麟、周之潮、袁励准、袁行宽、冯恕、刘景福、福开森、姚云亭、董学全、费行简、郝更生、李济之、杨宗翰、庄肇一、孔昭炎、黄节、松浦嘉三郎、陈杭、陈达、贺嗣章、董济川、朱益藩、赵椿年、胡先春、郭曾、桥川时雄、陈桂荪、谭祖任、庄严、吴其昌、谢国桢、罗述韦、陆哀、衡永、载润、西田耕一、有野学、溥儒、耆龄、范兆昌、阚铎、曹经元、张维勤、沈兼士、高步瀛、朱大年、文准、周寿麟、胡维德、王式通、金兆蕃、黄立猷、杨懿、林世焘、吴道晋、关同寅、梅贻琦、陈寅恪、朱文炳、吴忠本、曹云祥、杨忠羲、彬熙、张劲先、张智扬、方贤起、钱浚、袁金铠、宝熙、世杰、谢介石、姚贵、陈汉第、戴家祥、蒋尊韦、蒋锡韩、曾克端、刘子植、马衡、杜宴、伦鸾、范迪襄、王祖纲、张鹤、廖世纶、陈任中、周作民、中岛比多吉、小平总治、徐鸿宝、冯国瑞、吴山立、周汉章、林开誉、张文祁、赵万里。
本月19日，罗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公会堂，为王国维举行了另一次追悼会，参与者也非常之多。溥仪写道，罗振玉一面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园里为“忠悫公”设灵公祭，宣传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罗振玉挽王国维的联语是这样的：“至诚格天，遨数百载所无旷典；孤忠盖代，系三千年垂绝纲常。”
在这次追悼会上，罗振玉声泪俱下，令在场的遗老遗少也不觉为之动容。
同月的25日，日本友人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铃木虎雄等人，在京都的袋中庵，招僧佐氏读经，为王国维开了一次追悼会。
但溥仪显然后来感觉是受了罗振玉的骗，说罗振玉“一面更在一篇祭文里宣称他相信自己将和死者‘九泉相见，谅亦匪遥’。其实那个表现着‘孤忠耿耿’的遗折，却是假的，它的编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见’的罗振玉。”这一点，已经被人们所证实。
两年后，清华研究院同仁请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陈为王国维写下墓志铭：“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逝因】
王国维的死，的确不能以俗眼观之，其最终的自杀，当自杀于精神之寄托与慰藉的无可指望。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曾说：“父亲一生是个悲观的文人，他的死亦如他的诗有着孤寂之怆美——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关于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众说纷纭。
赵万里《王国维年谱》中有一段记载，有学者认为是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原因隐含其中：……去秋以来，世变益亟，先生（王国维）时时以津园为念。新正赴津觐见，见园中夷然如常，亦无以安危为念者，先生睹状至愤，返京后，忧伤过甚，致患咯血之症。四月中，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有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在这段话中有四点：1、世变益亟；2、“以津园为念”，也就是时时系念于逊帝溥仪之安危；3、王国维忧伤过甚；4、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这大概就是王国维自杀的原因。
1926年国民革命军占有湖北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发起了农民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有二位学者被杀：叶德辉和王葆心。
叶德辉被杀，实属事出有因。1927年北伐军到长沙时，他正打算远走日本，名为讲学，实为避祸。后来叶得知革命军中，其中不少是自己的门生故旧，所以就放弃了原来的出国计划。但当工农运动蓬勃开展并进入高潮时，这个曾经自诩“同民众没有恶感”的人，却对工农群众进行大肆攻击。在他起草致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蒋介石等人所谓农民协会十大罪状的电文被扣压后，他又写了一副肆意谩骂农民的对联：“农运宏开，稻梁菽麦黍稷，杂种上市；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横披是“斌尖卡傀”。另外他还说农运干部一个个“不文不武、无大无小、无上无下、不人不鬼”等。叶德辉在劫难逃，4月10日夜，他被农民自卫军抓获，14日（一说11日）的上午，湖南工商学各界团体在长沙教育会坪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反蒋示威和第二次铲除反革命分子公审大会，叶德辉被特别法庭公审判处并执行死刑。其招祸的原因，当不止是因叶作了一副攻讦农民协会的对联而已。他从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湖南农民运动，他都是一直站在对立面的一个地方权势的反对派人物。据程千帆的记载，叶德辉的被杀，是由中共湖南省委决定的。
尽管叶德辉的为人不好，然而他的被杀，在知识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当王国维得悉叶德辉被杀的消息后，在学生面前露出了极大的不安。
容庚在《甲骨学概况》中这样说过：王国维在自沉之前，曾专门拜访过容庚一次。王国维谈到了共产党杀叶德辉的事，并深表忧郁。这时王国维是垂着长辫的。他说：“共军来，不畏枪杀，而畏剪辫也。”容庚没有别的话来劝慰他，只说，即使共产党来了，也不至于这样的吧。
罗继祖在《观堂书札再跋》一文中，曾提及在他父亲罗福成处看到王国维自沉前写给罗振玉的一封信，写在两张八行纸上，其中谈到叶德辉的死，但具体怎么说，看到的人也记忆不清，此信原归旅顺博物馆收藏，十年动乱中佚失——从这一点看，王国维之自沉与叶德辉的被杀有关则是肯定的了，只是相关到何种程度，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而已。
此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卫聚贤正好要回山西省亲，临行前向王国维辞别。王国维曾向卫聚贤询问：何处可以避难？卫答：山西省可以，阎锡山又善变，国内几次大变动，他都避免过了！王国维问：我去了生活费如何维持？卫答：我们几位朋友，办了一间兴贤大学，王先生在那里教书，月薪只能给一百元，居住在山西省风景区晋祠，距学校三十里，洋车两点钟可拉得到，那里，学校的校长有洋房可住，每月来校上课一次。王国维说：我的书不够。卫说：山西省图书馆有书，私人也有藏书，都可以借。
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年谱》中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剌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王国维自沉的前夕，国民革命军进抵郑州。黄河南岸已经全部被国民革命军所占领，华北顿呈旦夕不保之势。
据柏生《记静安先生自沉始末》一文，当国民革命军在1927年的4、5月间攻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大败张作霖的奉军于河南直逼山东、河北时，北京就已经感到极度的恐慌。在6月1日，柏生曾在王国维身边侍奉，王国维说：“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这一天的晚上，柏生与谢国桢一同到王国维的西院十八号住宅，言谈中也谈到时局的问题，王国维神色颇为黯然，似乎在沉思着应该到什么地方去避难，因为那些平时持与国民革命军政见不同的人，都已经找地方避难去了。
随着北伐军的日渐临近，作为古都的北京上下，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梁启超也在《与顺儿书》谈及时局问题时提到了对共产党的恐惧。而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王国维，估计更加地恐惧吧！
姜亮夫回忆，当时，很多人都劝王国维剪发，而梁启超突然去天津后，王国维心中更是惶恐。这期间，姜亮夫去看望王国维两三次，一次（姜回忆大约为农历四月二十八）去后，王国维说：“有人劝我剪辫子，你看怎样？”姜亮夫说：“你别管这些事，这个学校关系到国际关系，本校是庚子赔款而维持的，一定要看国际形势，你剪不剪辫子，这是形式。”王国维似乎觉得有些道理，姜亮夫又劝他不要离开清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