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在《章氏业书·原学》一文中主张“是故九流皆出王官”，胡适撰《诸子不出於王官论》对其进行批判。章太炎对胡适的评价很是不屑，轻蔑地笑道：“哲学，胡适之也配谈吗？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上海曾有人选近世文人名家笔语，章太炎的文章自然位列其中。但章闻得此消息后，却大发牢骚，颇为不快。原来他是怪这选文者放着自己那么多好文章不选，尽选些“浅露”之作。接着，他又满腹怨气，指责选文者将自己的文章和黄遵宪、谭嗣同、康有为等人的文章并列，让这些人有机会“鱼目混珠”，降低了他的身价！
章太炎晚年，有人问及他对梁启超的看法，他毫不客气地道：“文求其人，则代不数人，人不数篇，大非易事，但求入史，斯可矣。若梁启超辈，有一字入史耶？”再问吴稚晖之文如何，章曰：“何足道哉！所谓苫块昏迷，语无伦次者尔！”
据陈存仁回忆，章太炎在楼外楼小酌，“蒋主席偕夫人由周象贤陪同登楼”，周对蒋说，那个写字的就是章太炎。蒋便过来和章打招呼：“太炎先生你好吗？”章回答：“很好很好。”蒋问他近况如何，章答：“靠一支笔骗饭吃。”蒋又说：“你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关照象贤。”章答：“用不到，用不到。”蒋为表示尊敬，要用车送他回去，章坚持不肯，蒋无奈，便将自用的手杖送给他，章对手杖倒满意，收下了。“次日，杭州各报大登这件新闻，说章师‘杖国杖朝’，蒋主席对故旧极为关怀。”
章太炎本就常骂蒋介石假革命，后又因蒋介石不让他为孙中山撰写墓志铭而对蒋很是不满。1929年春，中山陵竣工，墓志铭本用由章太炎撰写的《祭孙公文》。章曾云：“论与中山先生交谊之密，互知之深，其墓志铭惟我能胜，亦只有我有资格写，我欲为中山先生筹备处干事，并撰写墓志”。然而，由于章太炎平素常斥责蒋，蒋心怀愤恨，便拒绝使用章太炎撰写的墓志铭。因此，中山陵建成之后，只有“天下为公”碑代替墓志铭置于碑亭中。对此，章太炎愤怒地说：“蒋以个人好恶，竟宁使革命元勋之陵墓缺少碑铭，可憾也。”
章太炎一生极为自负，临终时，其留下遗言曰：“朴学从此绝矣。”
【疯子】
章太炎一生“独立特行”，赚得名号无数：“近代民族主义伟人”、“国学界之泰斗”、“民国伟人”、“鼓吹革命之大文豪”、“革命家之巨子”、“新中国之卢骚（梭）”、“学术宗师”、“狂生”、“名士”、“异端”、“在野党领袖”、“学阀”、“反动分子”、“神经病”、“章疯子”。但伴随他一生最久的还是“神经病”和“章疯子”这两个大号！
章太炎患有癫痫病。1883年，十六岁的章太炎参加县试，癫痫病突然发作，没有考成。从此他放弃科举，广泛涉猎经史子集。冯自由亦记载：“太炎夙患羊痫疾，有一次自外返寓，甫入门即昏厥仆地，余为之延医诊治，一日而愈。”这可能也是他被称为“疯子”的原因之一。
庚子义和团事变后，张之洞在湖北办《正学报》，聘章太炎任该报主笔。《楚学报》第一期出版时，章太炎竟然写下洋洋六万言的《排满论》文成，呈该报总办梁鼎芬审阅。梁阅后惊呼：“反叛，反叛！杀头，杀头！”遂乘轿子疾驰总督衙门，报张之洞，并要捉拿章太炎，按律治罪。幸亏《正学报》助办王仁俊惜才，对张之洞说：“章太炎是个疯子，即日逐之出境可也。”但梁鼎芬并不就此放过他，命四个轿夫将章扑倒在地，用轿棍猛揍一气。后章太炎每与人争论，嬉笑怒骂时，对方说“叫梁鼎芬来”，章太炎微笑不语。
《苏报》案发后，江苏巡抚连夜捉拿章太炎等人，众人皆逃走，唯有章太炎不听劝告，坚持坐镇爱国学社，遂被捕。章太炎在狱中写信给已经逃走的邹容前来一同抗辩，邹不意让大哥一人担此责任，毅然主动入狱，与章共患难。章、邹对革命言行供认不讳。邹因体弱，瘐死狱中。三年后，章太炎出狱，他特地在宅壁高处挂了一幅邹容的遗像，前面摆了一张横板，上设香炉，每月初一、十五必沐手敬香一次。
1907年3月，章太炎作《邹容传》一书，其中多处谈到吴稚晖。他在书中称吴稚晖“献策”，卖友投敌以自保。吴逃到巴黎后，读《邹容传》勃然大怒，认为章是借纪念邹容为名，颠倒黑白，发泄对他的私怨。于是，吴写信给章太炎，要求章说明是谁说他出卖朋友的。章太炎立即复公开信一封，开头便称：“稚晖足下：吴眺、吴腓、吴敬恒，皆足下也！”章意为，不管你吴稚晖有多少名字，你在品性上一以贯之，仍然是那个为“仆”所鄙视的“足下”。吴看到这封公开信后，作书反诘，章于同年七月再答，方法与前略同，而“笔战愈来愈凶，终至夹着毒詈”，竟至于用到“善箝而口，勿令砥痈，善补而绔，勿令后穿”之类骂街语言。
章太炎并不介意被人称为“疯子”，他的学生许寿裳回忆，章太炎在日本时曾在留学生界及同盟会的欢迎席上发表了这样一段演讲：“……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最后，章太炎大声疾呼道：“我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传染与四万万人！”
章太炎因与孙中山收取日本人的黑金与其发生争执后，黄兴曾在给孙中山的信中劝孙道：“弟与精卫等商量，亦不必与之计较，将来只在《民报》上登一彼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可不信。”
辛亥革命成功后，章太炎的一些建议得不到当局的采纳，于是，他便逢人开骂：原先革命阵营中的同志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民国新贵唐绍仪、赵秉钧、梁士诒、段祺瑞等，保皇派的康有为、张謇、汤化龙、谭延闿等……民国初年的报纸屡见章太炎骂人的文章，严词刻薄，毫不留情。被章骂的多了，众人也都习惯了，并不理会，只是以“章疯子”一笑了之。
辛亥革命后，章太炎曾受孙中山之托前往湖北去见黎元洪。章一到湖北便受到了黎的热烈欢迎，这令章对黎好感倍增，逢人便说：“民国总统一席，非公莫属！”一时，章言人尽皆知。王揖唐听闻后，马上告知袁世凯，并说道：“章疯子的言论和他手中的那枝笔还是有号召力的，不能不加以笼络。”袁世凯也怕章手中的笔，马上召章太炎来京，并给他颁发勋章一枚。
鲁迅在回忆乃师章太炎的文章中说：“……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人。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章太炎弟子王仲荦曾回忆说：“老师本是学者，而谈起学术来昏昏欲睡。老师本不擅政治，但一谈政治则眉飞色舞。”
1913年12月，新婚不久的章太炎北上找袁世凯算账，要“为中夏留一线光明”，“挽此危局”。对于章此行，鲁迅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以大勋章为扇坠，大闹总统府。根据1914年1月14日的《申报》记载：章太炎手持团扇一柄，下系勋章，足踏破官靴，大嚷着要见总统，承宣官（传达）挡驾，则“疯言疯语，大闹不休”。另据官方记载，章太炎则不仅大骂袁世凯，还砸烂家具什物。袁世凯便以章有疯病为由，将章太炎软禁。
据传，袁世凯一度很想杀章太炎，但又怕民众不满，于是便自我解嘲说：“章太炎是疯子，我何必跟他计较？”
袁世凯死后，章太炎获释南下，云南名士赵藩（人称“病翁”）曾送给他七绝诗一首曰：
〖君是浙西章疯子，我乃滇南赵病翁。
君岂真疯我岂病？补天浴日此心同。〗
章太炎得诗后甚是得意，晚年常读与人听。
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两年多，悲愤已极，常书“袁世凯”三字，以掌击之，也曾写“死耳”二字赠人。1915年，他写“明年祖龙死”五字，翌年，袁世凯果然暴毙，章始得自由。
章太炎对看不顺眼的政客和军棍，总是疾言厉色。曾有某省总督慕名前来拜访章，奉上重礼，但三句话不对谱，章太炎便以杖击地，怒骂此人是“北洋军阀的鹰犬”，并将茶杯狠狠地掷向此人。这位总督吓得赶紧抱头鼠窜。
【迷糊】
1907年，同盟会本计划从日本运送枪械到钦州防城附近的白龙港，以支援此地同盟会的起义。此期间，章太炎在《民报》报社听日本人平山和田说，同盟会所购的枪械陈旧不堪作战，便发电报到香港《中国日报》说：“械劣难用，请停止另购。”孙中山看到电报后，深为恼火，觉得购买枪械是秘密行动，章太炎竟用明电直接发过来，真是糊涂。后孙等人协商，取消此次计划。但冯自由说，章太炎“秉性憨直，少有感触，辄一吐为快”。而运枪械到钦州的计划早已取消，更不能归咎于章太炎了。
童年时章太炎便是个“书迷”，不谙嬉耍。那时，章母常与女眷戚在家打牌消遣，而章太炎就坐在旁边看书，虽环境吵闹，他却旁若无人。一日，章太炎在天井看书，不知不觉天色渐暗，气温转低，长嫂唤他进屋添衣，免得着凉。章太炎看的入神，长嫂连唤几次，他才勉强进屋，添衣后仍回天井读书。众人见后，大笑不止，原来他竟穿上其长嫂的一件“花马甲”。而章太炎却茫然不知，问家人笑什么，让他知道了也乐一乐……众人越发狂笑不止。
章太炎满腹经纶，但生活中却不修边幅，打扮颇为怪异。他留着两边分梳的头发，春天，常穿长袍外套一件式样特殊的坎肩；夏天，则穿半截长衫，袒胸赤臂。一年四季，无论寒暖，手里总握一把团扇。衣服长年不换洗，两袖积满污垢，油光发亮。
包天笑的《钏影楼丛话》中记载，章太炎在东吴大学任教时，住在螺蛳桥头一间小屋中。章早早去东吴大学讲学，到晚上回家时，往往忘记自己的家门，走到邻居家，他自己还不觉得。某日，从学堂回来，进屋时忘记跨门槛，结果被门槛绊倒，摔了个大马趴，跌伤了胳膊，多日才愈。某日，包在张氏味莼园看见他身穿一件“日本和尚之衣，冠一草冠，手挥团扇”。儿童们争相堵截，章太炎却神情自若。章问包住在哪里，包告诉他住在启秀编译局；包问他住在何处，他说：“我住刚毅印刷所。”包问刚毅印刷所何在？章答：“否。我以对君之启秀编译局也。”
中国人时有随地随时吐痰的习惯，章太炎亦不例外。日本的房子都铺木地板，吃饭睡觉都在地上，所以地板干净可鉴。初到日本，章太炎一进屋，说不得几句，嘴一撇，“噗”地一声，一口浓痰飞射而出，让旁边的日本人惊诧莫名，也让陪同的中国人尴尬不已。
1906年，章太炎出狱，同盟会派邓家彦、龚练百前去迎接，发现章“面白体胖”，二人都“诧之为毕生所未见”。原来章太炎平日最害怕沐浴，入狱后，西洋狱卒每天强迫他洗澡，故体魄变得强健了。
章太炎东游日本，认为日本衣冠文物有盛唐遗迹，回到上海后，他便改变了自己的衣装：秋冬恒服长袍，外罩以一件宽氅和服；剪了辫发后，头发就留了四、五寸长，左右两股分梳，下垂额际，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他见日本人在和服上绣着家徽，便仿效日本家徽，也在自己和服上绣上一个大大的圆章“汉”字，以示自己是汉人。这件和服他一直穿到辛亥革命后。他被袁世凯软禁后，决定绝食抗议，特将这件“汉家和服”寄给在上海的夫人汤国梨留作纪念。
章太炎几乎没有生活自理能力，在日本时，他常将自己的衣服鞋袜弄的杂乱无章，福建人林时爽（即林文，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之一）便常常为他整理打点，免得他找不到。
章太炎在上海期间，妾王氏不在身边，无人为他浆洗衣裳，他就干脆不换洗衣服。他的衣服总是油光泛亮，远看似绸缎丝质光鲜，近观方知是陈年老垢。据说，章太炎在日本避难三年多，从未换洗过衣服被褥！他鼻子有鼻息肉，长年呼吸不畅，鼻涕川流不息，而他率性而为，每当鼻涕蜿蜒而出时，他便大袖一挥，用衣袖擦去鼻涕。
章太炎剪辫发后，见朋友有一件西装，便借来穿上。可惜西服虽好，终是他人之物，还回后，又不得不重着旧装。但既已剪辫明志，便不再想穿大清朝的长袍马褂，于是他的衣着就“怪”了起来。马叙伦回忆，他夏季常常“裸上体而御浅绿纱半接衫，其裙带乃以两根缚腿带接而为之。缚带不得紧，乃时时以手提其裤，若恐堕然。”章在张园演讲，众目睽睽之下，裤子也照提不误。
有一段关于当时章太炎的描写这样写道：“夏中著半截长衫，赤足登履，蹀蹀通衢，人以为狂。至友所，辄不俟请，自去长衫，赤其上体，屡屡系裤……其衣至褴褛，两袖污垢常满。某年在海上演说，谈次犹时时以袖角拭涕。且终年不喜沐浴，然年近七十，而精神不衰。学问可以养人欤？甚可异也。”
一次，家人见章太炎的鞋子里脚背上隆起一块东西，便让他脱下鞋一看，原来章将袜子底背朝天地穿着。因为传统手工织出来的袜子是不分底面的，机器织的才分，章穿惯了传统手织袜，拿起就穿，根本不去分辨哪面是上面。
章太炎剪辫后，在租界里可以畅行无阻，但出了租界却有被清廷抓捕的危险。于是他便在帽子里装了一条长长的假辫子，可他又不愿效仿他人将假辫子缝在帽子里，而是嵌在帽沿里，于是一上街走路，辫子摇摇晃晃，常掉下来，引得路人侧目。一次，有人打赌，说章太炎从某地到某地如果辫子不掉下来，就输一桌酒席，结果无人敢赌。
章太炎怕洗脸，更怕沐浴，手指甲留得很长，指甲内污垢斑斑。据说，章太炎号称三个月才洗一次澡。他出外旅游、讲学时，夫人常嘱咐随从随时为他换洗衣服，他常常因此与随从吵架，认为这是干涉他的个人自由。但随从也不示弱，有了夫人的旨意后，有恃无恐，常常采用强迫手段，令他换下衣服。
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时，曾想逃走，他找来刘成禺、吴宗慈等人，说明自己的想法后，众人皆觉得为难，不作一词。章得意地说：“我知道你们都是穷鬼，没钱帮我买票，我有钱，你们看。”说完从纸包里掏出了八十元，众人皆强忍笑意，因为这点钱肯定不够回上海的路费。
据说，1914年初，章太炎曾摆脱袁世凯便衣的监视，托人买好了离京的火车票。临行前，章约共和党本部干事张伯烈、张大昕、吴宗慈等人前来为自己壮行。张、吴等人早已被袁收买，但因不好劝阻，为拖延时间，便设宴佯为章饯行。席间，众人豪饮，有人倡议以“骂袁”为酒令，章太炎大喜，边喝边骂，结果酒喝多了，上车的时间也误了。
章太炎的书房，四壁琳琅尽是书籍，了无陈设，一无隙地，就是窗户上下也摆上书架。章常常中夜睡醒，忽记起某书某事，即起床到书架上翻阅，往往自中宵达旦，虽在严冬，自己也不会加衣，有时候仆人夜起，或者清早进室内洒扫，只看到他持卷呆立，形如木鸡。所以，章太炎常感冒，一感冒就鼻涕长流。
章太炎在东吴大学时，一次，与同事黄人在茶馆小坐，结帐时才发现都没带钱。二人商量后，决定章留下作人质，黄回去取钱。不料黄人回家后，正巧收到朋友寄来的书，便翻看起来，看的太入神，竟将章抛诸脑后。
章太炎吃饭的时候只吃自己身前的菜，“其食则虽海陆方丈，下箸惟在目前一二器而已”（马叙伦语）。于是家人就把他爱吃的菜放在他面前。如果家人不放，他也不会自己去远处夹菜，就吃几碗白米饭。章太炎吃饭很快，“方口可容拳，一竽之食，三数口能尽之”（朱镜宙语）。因为有鼻息肉，呼吸不畅，章太炎只能用嘴呼吸，吃饭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饭粒经常会进入气管，章太炎也不管，对着饭桌就打喷嚏，饭粒四溅，但章太炎“容色自若，视如无事”。
章太炎对吃饭极不讲究，南方人常吃鱼，章太炎生在江浙，却不知如何剔鱼骨，常连鱼骨一起吃下去。流亡日本时，因生活拮据，章常食“盐笃饭”（以盐就白饭）。“其四十四岁在东京时……饭配仅大蒜煎豆腐一味也。”
章太炎被软禁于龙泉寺时，厨师向其请示做何菜，他只想得出两道菜：蒸鸡蛋和蒸火腿，因这两种在南方常吃，其它都叫不出名字来。于是，之后顿顿厨师都做这两道菜；后软禁于钱粮胡同，亦是如此。此处“蒸火腿”并非南方的蒸火腿，厨师以北京清酱肉切片蒸之，章亦认同。
章太炎精研佛学，青年时期曾想去印度出家，向端方慕资，无果，遂未成行；中年，他被人骗至峨嵋山剃度，头顶被灼了两行香疤。
章太炎对于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会一口气吃光。某年春天，杭州昭庆寺的方丈到上海拜访章太炎，带给他一筐杭州有名的“方柿”。章太炎一口气吃了六个，如果不是汤国梨制止，他会将整筐都吃掉。
马叙伦说老师章太炎“长亦独慧于读书，其于人事世故，实未尝悉也。”章太炎不认路，出门即不能自归。有时出门几十步买包烟，一转身就回不了家，而且他沿途问路也让人觉得啼笑皆非：“我的家在哪里？”
章太炎在日本时，常常到离《民报》报社不远的孙中山家和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人聊天。从报社到孙家的路，他来来去去走了几个月，竟然还是不认识。一天，他从孙家只身返回报社，竟然走到一户日本人家中。后报社众人见他一直没回来，四处寻找才把他找回来。
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回忆，章太炎与她结婚后，常与孙中山、廖仲恺、苏曼殊等人往来，有时在章家叙谈，有时则由孙中山派人接章去孙家。有一次，孙家的车有事出去了，章出门便自己上了一辆人力车。车夫问：“拉往哪里？”章向前一指说：“家里！”车夫便拉着车向前走。拉了一程车夫又问：“家住哪里？”章说：“马路上弄堂里，弄口有家纸店。”车夫没办法，只能拉着他走一程问一问，在打马路上大兜圈子。孙家陪送章的人，当时要找另一辆人力车同行，等找到时，章已不知去向，便打电话到章家询问。得知章并未回家，急得孙家和章家分别派人四处寻找，最后终于在大世界附近找到了他，发现他坐在车上顾盼自若，迎面而来，才拦住送回家中。
一次，章太炎独自去三马路的来青阁买书，去的时候叫了辆人力车。到了来青阁，看了半天，一本书也没买，便叫了另一辆人力车回家。车夫问他到哪里，他只是指向西边，始终说不出自己家的地址。车夫拉了半天，便问他：“先生你究竟想到什么地方？”章太炎说：“我是章太炎，人称章疯子，上海人个个都知道我的住处，你难道不知道吗？”车夫频频摇头，只好把他重新拉回来青阁。
一日，章太炎与诗人摩西谈了一个通宵后，清晨回到家中。这次他倒是找到了回家的路，但却错入了邻居家的卧室。因困极，他倒在床上便蒙头大睡。邻家少妇早上外出购物，回来一看章躺在自己床上，吓了一跳。幸好邻居都认识他是章太炎，遂把他叫醒，并送回章家。章太炎醒来一时不知缘由，极不高兴地说道：“我正睡得很熟，你们何苦扰人清梦？”
章太炎没有金钱概念，周黎庵回忆：“章太炎让仆人去买包烟，给五元，儿子要做大衣，也给五元，甚至在苏州盖房子的时候，他也照样掏出了五元。对章太炎来说，一张钞票，便有一次用途。”
在上海爱国学社讲学的时，因为章太炎总不洗澡不理发，一位朋友实在看不过去，就每月到点强拉他到理发店理发，理完他也不付钱，兀自往外走，朋友只好替他付帐，长久如此。一次几个朋友聚谈，这位付钞的朋友来了，章太炎向旁人问道此人是谁，旁人大噱怪叫：“他给你付了这么久的理发钱，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章太炎到上海与汤国梨结婚时，随身携带了东三省筹边使任内所积俸给以及北京等地亲友所赠贺仪共7000元现款。到沪后，亲友们闻讯都去探望他，有个在上海新闻界工作的苏州人钱某对章说，这7000元现款带在身边不方便，不如存入银行为妥。章于是同意，将这包钞票交给他代存银行。过后，钱将一张3500元的存折交给章太炎，并说经银行职员当面点清，只有3500元。章除了瞠目结舌外，毫无办法。
1913年4月，因章太炎对黎元洪表示好感，到处说总统非黎莫属，袁世凯为收买章，下令授勋二等，并且对章说：“清帝退位，革命成功，参加革命而识时务者，今以多居显要，住洋房，子女玉帛，如愿以偿。惟君仍孓然一身。近来南方报纸，对余多毁谤，谓余将复辟帝制，淆乱人心，现在特授君四万元支票一张，实际上只需向上海各大报，以津贴为由，酌予点缀。所余大部分可由君自由支配。”袁深知章太炎迷糊，特告诉他这四万元由他自由处置，但章太炎最终还是没有得到这笔钱。当他拿着钱亦惊亦喜、患得患失地回到上海后，张謇就立即找上门来，说：“听说袁项城拨款四万元给你去办报。今共和党在上海出版的《大共和报》经费支绌，你可将这四万元交我以资维持。这既符合袁项城在沪办报要求，又无需你繁琐劳神。现在你我同为共和党的发起人，将此款维持《大共和报》，正是得其所用。”章太炎听罢，不知所对，最后只好不情不愿将钱交给了张謇，看得一旁的汤国梨心疼不已。
章太炎一家住在上海时，经济窘迫，捉襟见肘。但章太炎对金钱没有概念，为人糊涂，故不把生活问题放在心上，家中事务全由夫人汤国梨料理。汤常因无米为炊，常让章太炎的弟子陈存仁出去借贷。一次，汤国梨让陈存仁去当铺当东西，陈拒绝了，说母亲有训，“一生不上公堂，一世不到典当”。汤国梨只好问陈怎么办，陈便推荐自己学医的同学章次公。从此，章次公也成为章门弟子，许多类似事情便由章次公去办了。
1929年中秋节，房东上门收租，说章家积欠房租二十个月，并要他们迁出。汤国梨只好修书一封，让陈存仁向好友董康借钱；董康当即写了两张庄票让人带回。幸得董借款，章才付清欠租，并迁居同孚路同福里25号。搬迁之费，由朵云轩主人为其负担。搬家时，章的家具器物很少，但有木版书近八千册。
章太炎晚年寓居上海，一次有事到苏州，有人劝他定居此地，并且介绍他买一所房子。那房子前面一重是楼房，院子里栽了几棵树。章太炎背着手走过去一看，点头说：“不错，有楼。”进到院子里一看：“不错，还有树！”他便不看后面了，直接和人议价。此人见他满意，便漫天要价一万五千元，这个价格高出市价许多。可章太炎觉得过意不去，竟还主动加价，最后竟以一万七千元成交！汤国梨闻讯赶来，却阻之不及，章已和人完成交易。汤还发现，院子旁边就是一家纺织厂，每天清早机器就轰隆隆响个不停，房子根本不能住。这房子无论是卖是租，都无人问津，只好空着，还得花钱雇人看守。而他们也只能买地再造新居。
章太炎一生不知美，也不知如何欣赏美。他从不游山玩水，有人邀请他游山，他说不知山为何物，提不起兴趣。
杭州昭庆寺的方丈来拜访章太炎时，客气地要求章太炎去该寺小住，章便当了真。方丈走后，他便吵闹着要马上去杭州。他找出一只旧时读书人应考时用的考篮，里面放上两本书、一个水烟筒和一包皮烟丝，便要上路，并让陈存仁和章次公同行。汤国梨迫不得已，只好筹了20元随行，四人直奔昭庆寺。到寺中后，天天有人上门求字，并设宴款待，章太炎吃东西往往不加咀嚼，囫囵吞下，常吃的身体不舒服，只好谢绝酬宴。来访者便改为赠土特产，于是章太炎的床边床下堆满了食物，章怡然大乐。章太炎在杭州讲学，来访者络绎不绝。
一天，有沈姓带其家两个少年前来拜师，章太炎问过二人平时所学后，认为孺子可教。沈当即交“贽敬”（拜师费）200元。报纸随即报道章在杭州广收门徒，不想竟引来大批学子前来拜师。章此次在杭州收徒二十多人，收“贽敬”1000多元。汤国梨很是高兴，不想杭州之游，竟有意外收获。后上海来人，说章家失窃，汤国梨说家无长物，尽偷无妨。但章太炎听罢却急着回上海，并对学生们说：“以后讲学，改在沪寓。”回上海后，汤国梨因受在杭州收徒的启发，准备开办章氏讲学会，广收弟子，并公开募集经费。张学良首先捐银三千元，孙传芳也派人送来两千元，总计收到两万元左右。对于这些，章太炎一概不管。
【癖怪】
章太炎好吸烟，自己吸的香烟一般是廉价的是“金鼠牌”，招待客人则用“大英牌”。他还欢喜抽水烟。每抽一筒水烟，地下必留有一个烟蒂，因此家中地板上就有成千上万个被烟蒂烧出的小黑点。
章太炎嗜烟，讲课时，常常一手拿粉笔，一手拿烟卷，写板书时，误拿着烟卷在黑板上写字；吸烟时，又误将粉笔当做香烟放进嘴里。经常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章太炎烟不离手，一支接一支地抽，常常一支还没抽完，他就又点上一支，接连抽上三四个小时，袅袅如缕。每当手边的烟吸完了，他就会大声地喊：“老李，取烟来！”
章太炎抽烟，不似别人那样把烟蒂放进嘴里，而是把一根烟的大半含入口中。有时候边吸边说话，说的高兴时，烟烧到了嘴唇，疼得他以手拍口，喷出余火，似乎表演魔术一般。有时不注意，烟头落到裤子上，烧穿裤子并烫到腿，痛得他大叫，大骂“鬼烟”不止。而那条烧出洞的裤子，他仍然穿在身上。
冯自由拜访章太炎，请他写两份文件，一份是民国成立时孙中山的《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宣言》，一份是《讨袁世凯檄》。这两篇文章本为章太炎所撰，冯自由让他亲笔再各书一份，成为“历史文献”。当时冯送了润笔墨银20元。这件事经报纸报道后，许多人慕名前来求这两份文件。每次求书，都会送润笔费，但章太炎“口不言钱”，常由夫人汤国梨或弟子应付。有时章太炎写到十件以上，就恼怒了，再也不肯动笔。汤国梨反复劝说，他便默不作声。汤国梨无奈，只好想了个办法。原来他平日吸的都是廉价的金鼠牌香烟，一次有人送他一罐茄力克香烟，章太炎很是喜欢，称它为“外国金鼠”，时常吵着要吸。汤国梨告诉他，每写一份，就给他买一罐“外国金鼠”，章便高高兴兴地继续写下去了。
左舜生回忆，章太炎“嗜纸烟，往往一支尚余寸许，又燃一支，曾见其历三四小时不断。所吸以当时上海流行之美丽牌为常，偶得白金龙，即为珍品，盖先生为人书字初无润格，有欲得其翰墨者，大率即以纸烟若干听为酬，故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先生为人书字，以钟鼎为常，喜以一人牵纸，振笔疾书。”“他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带有臭气的卤制品，特别爱好臭乳腐，臭到全屋掩鼻，但是他的鼻子永远闻不到臭气，他所感觉到的只是霉变食物的鲜味。”
上海画家钱化佛总能找到臭的食品投其所好，求得章的不少真迹。一次，钱化佛带来一包紫黑色的臭咸蛋，章太炎见后大喜，对钱说：“你要写什么，只管讲。”钱立即拿出预备好的好几张斗方白纸，让章在每张都写上“五族共和”四个字，而且提出落款不要署章炳麟，只署章太炎，章居然无不听从，不出一声，一挥而就。以后每隔几日，钱就送来臭的食品，如臭苋菜梗、臭花生、臭冬瓜等，章每次见后都乐不可支，有求必应，前后为钱写了一百余张“五族共和”。原来，上海一家香番菜馆新到一种“五色旗”酒，此酒倒出来时十分浑浊，沉淀几分钟后，就变成红黄蓝白黑五色，宛然民国国旗五色旗的颜色。钱化佛灵机一动，想出做一种“五族共和”的封条，请章太炎写完裱好后，挂在番菜馆中，以每条十块大洋售出，竟然卖到脱销。钱化佛也因此大赚了一笔。
章太炎在台湾期间时，为《台湾日日新报》撰写文章。读者反应，他的文章常用生僻字，晦涩难懂。报社主笔木下新三郎便委婉地问他：“先生所写的文字是自解自读的，还是供一般人共读而都解的呢？”章太炎不置一词，只是提笔在纸上写道：“世人之知不知，解不解，我可管不着，吾只患吾文之不善。苟文善，会尚有人知之者。请勿问！”木下新三郎见状，只好摇头叹息离去。
章太炎喜用生僻字，苏曼殊翻译了许多西洋诗，其中有许多怪字僻字，都是章为他添上去的。
章太炎与妾王氏生有三位“千金”，他替三个女儿分别给取名为：章（里）、章叕、章（四个工）。三个女儿长大后，都才识不凡、如花似玉，但迟迟无媒人前来提亲。王氏为此没少在老头子耳边唠叨。章太炎后来终于悟出了此中原因。原来这几个字很多人都不认识，媒人们怕读错了字丢脸，都不上门提亲。于是，他叫夫人在家里摆了几桌宴席，邀请亲朋故旧做客。席上，章向客人讲解那三个怪字。他说：“（里）”读“里”，是“窗格子”的意思；“叕”读“灼”，是“众口”的意思，“（四个工）”其实就是“展”的古字，段玉裁注《说文》曰“工为巧，故四工为极巧”，并不古怪。此后，媒人络绎不绝。
1940年的秋，因抗战从南京迁校到四川成都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来了一位特殊的大学生——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开学那天，班长向全班介绍新同学时被她的名字难住了，“章、章、章……”半天读不出她的名字，最后急中生智说：“她叫章四工，因为她的名字是四个工字。”
鲁迅、周作人兄弟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经出版一本他们翻译的外国小说集，出版时他们将该小说集命名为《或外小说集》。“或”是“域”的古字，周氏兄弟如此命名自是受老师章太炎的影响。
章太炎写字喜欢写古香古色的钟鼎文，有时汤国梨站在章身后看他写字，偶尔发表意见说某个字写得不佳时，他回头笑笑：“你不懂得写字啰！”
章太炎喜用古字、假字。他曾写了张条子让仆人买肉作羹，但是仆人跑遍苏州城内各个肉铺也没有买到，回来后他对章太炎说：“你写的字，他们看了之后都说没有。”原来章将“肉”字写作类似于篆书的“月”字，卖肉者根本不认识。
章太炎晚年为人开药方写是金文，药店之人不识，章便愤愤然地说：“不认识字，还开什么药店！”
张小泉剪刀是几百年的老字号，故仿冒者甚多，杭州大井巷内悬“真正张小泉剪刀店”者有十家以上。其中某店老板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便请章太炎题字。章欣然答应，挥笔写下“张小泉前刀店”几个大字。店主一看，便傻了眼，要章退还百元润笔费。章说写下一“前”字说：“月旁已有一刀，何须叠床架被，为人诟病。”老板听罢欣然离去。此后，顾客皆认为“前刀店”为真正的“张小泉”，其他皆假。
章太炎博览古今医学著作，自认为医术高明，所以很爱替人医病。与朋友见面时，听朋友偶尔说起进来牙痛或患胃病等时，他便要替人诊视，开出药方，并且逼着朋友照方服药。但他用起药来，不计份量，药方中动不动开出一两八钱，因此谁也不敢吃他开的药。
到了中年后，章太炎觉得自己医术更高明了，孩子生了病，他不肯去请大夫，一定要自己为孩子诊治。夫人知其脾气，只好依着他，任他开方子，再等到他不注意时，偷偷另请医生前来诊治，并告诉家人，如章问起，就告诉他孩子吃的是他所开的药方。几日后，孩子痊愈了，章便得意地对人说说，他的孩子吃了他开的药，病就好了，而且是他一副药治好的。章太炎的朋友凡被他开过药方的，下次再见到他时，也都说吃了他开的方子才治好了。章太炎很高兴，逢人便说，他治病如何灵验，某某的病经他开一副方子便药到病除。听的人明知并非事实，也只有点头唯唯而已。
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笑答：“我是医学第一”。
章太炎因为陈存仁学医，所以主动收其为徒。1928年，20岁的陈存仁常替自己的国文老师姚公鹤给章太炎送信。一日，章问其姓名、家世，听说陈日间在丁甘仁处帮助其写药方、晚上从姚公鹤学习国文，很是激动，自称对中医很有研究，也能写药方，并对陈说，要学国学，何不拜他为师？陈喜出望外，当即对章三鞠躬，改称老师。
章太炎学医很勤，常请教自己的学生陈存仁和章次公，但他给别人开的都是仲景古方，别人拿到了药方也不敢照此服用。他还常向一个作铃医（拿着铃铛，走街串巷的游方郎中）的学生请教，因为他认为铃医的单方，都是从经验得来，多少有些价值。
【逸事】
章太炎，初名学乘，后改名炳麟，因他仰慕顾炎武，而顾炎武名绛，便易名绛，字太炎。章的曾祖为余杭巨富，祖父为乡村医生。父亲曾官至河南按察使，后任杭州诂经精舍监院多年。章太炎幼承家学，从外祖父、父兄治经书和训诂之学。
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曾描述过章太炎的容貌：“不客气地说，他的相貌，实在不漂亮，皮肤差不多是黄色的，鬓髯稀少得可怜，那突兀峥嵘的额，看去几乎像生了疣。只有那丝一般的细眼——在上品的无边眼镜背后，常是冷然微笑着的那细眼，确有些与众不同。”
章太炎自小聪慧。章太炎6岁时，一日下雨，父亲章浚邀请10余位朋友、亲友在家聚谈，边饮酒边吟诗词。一位与章浚同宗的章老先生酒兴上来，便令小太炎应景诵诗一首。小太炎略作思考诵道：“天上雷阵阵，地下雨倾盆；笼中鸡闭户，室外犬管门。”顿时，四座皆惊，章老先生即令人拿来宣纸笔墨，挥毫录下了章太炎这首“六龄童诗”。该诗现珍藏于章太炎纪念馆。
章太炎少时，喜欢到舅舅朱子春家中玩。朱子春嗜饮，但因家贫而难得一醉。一次，章太炎见朱子春向小贩买螃沽酒时，因身无分文，便当场解下裤子换一醉。朱子春擅画仕女，此时正好有人前来求画，朱便进屋取了一幅价值四两黄金的古画，以五百钱的价格转让给来人，终于可以买蟹沽酒，痛饮一番。许多人认为，章太炎狂放不羁的性格，是受了其舅舅朱子春的影响。
章士钊对章太炎由于气类相通，以兄礼待之。有《元日赋呈伯兄太炎先生》云：“堂堂伯子素王才，抑塞何妨所地哀。谋国先知到周召，论文余事薄欧梅。世甘声作高呼应，召亦名从弟畜来。浙水东西南岳北，人天尔我两悠哉。”太炎和之云：“十年誓墓不登朝，为爱湖湘气类饶。改步渐知陈纪老，量才终觉陆云超。长沙松菌无消息，樊口编鱼乍寂寥。料是赢洲春色早，霸人楼上更招招。”
章士钊说：“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陈独秀、章太炎、李根源。”
章太炎狂傲，但唯独对陈三立尊敬有加。他在为吴宗慈的《庐山志》题词中尊称陈为“义宁陈翁”。吴宗慈说：“太炎文集中，如此尊称，殊不多见。”
清朝末年，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将许多日本著作翻译成中文，当时冯自由便翻译《政治学》一书，请章太炎为他润辞。当时译者对于日本的名词，译时煞费斟酌，如，冯将“社会”译作人群或群体，而严几道译作群；“经济”一词，有人译作财政。但章太炎对于这些词直接引用，并不用中文名词进行替换，如今社会、经济已成为通用的语言。
章太炎幽居龙泉寺时，夜间常梦见自己到地府帮助阎王断案，章为此事还写信请教乌目山僧该如何是好。章恢复自由后，冯自由去看望他，问及此事，章告诉他说：“有一夜朦胧间，忽然被官差强迎上马车，到了一间衙署，群拥我升公堂，接着便有判官模样的人拿着多件公文，让我在文件的下面署名，这些公文和世间的普通公文略同。审完案，仍用马车把我送回来。以后每晚都是这样。我在梦中问判官怎么回事，判官说是地府请我替阎罗王断案。这样已经持续了半年，我日久生厌，决意不去，但到了晚上身不由己，常常被官差挟持而去。知道我恢复自由南下，才不做此梦。”
张竞生曾在北京《京报》上征求他人性史，并且出版了一本《性史》，上海书商出版该书后，日销一两万本，上海的青年男女，几乎人手一册，男性公开讨论，女性在深夜偷偷地看。章太炎的学生陈存仁告知章太炎此事后，章很是感兴趣，让陈去买一本给他看看。看过后，章说：“现代白话文的描写技术，远不如文言文，要是改用文言文来写，要超过金瓶梅，这本性史瞠乎后矣。”接着他又说：“这个白话文的妖风一起，势必会弄到白话文宣告变质。”
章太炎在日本时，一次，无钱度日，便写一张纸条给汪允宗：“今已不名一钱，乞借银元两枚，以购香烟。”同室的蒋维乔说：“既已向人借钱，曷勿多借几元？”章答道：“此君只有两元之交情。”
章太炎曾为蒋维乔改《沈竹礽先生传》，修改前，章征询蒋的意见，蒋说：“太炎改，无意见。”文章刊出后，蒋说，这已不是他的文笔，应改署太炎。
山东某太夫人民国初年倡导男女平等，与章太炎认识。这位太夫人六十大寿时，一定要请章太炎为其作寿序。章太炎此时已经不赞成男女平等，便在寿序的结尾写道：“诘朝登芝罘（山东某山名）之巅，东望日出，回顾落月，其平如引绳，斯盖饮觞称寿之时也。”其中虽有“其平如引绳”之语，但实将男女比作日月，不能平等。
章太炎晚年，生活简朴。章家每天的菜肴极为简陋，无非是腐乳、花生酱、咸鱼、咸蛋、豆腐之类；家中没有婢仆，菜肴都由夫人汤国梨自己就近购买。章太炎喜欢吃零食，经常来访的友人，都会为他带来些小零食，其中绿豆糕、豆酥糖及种种杭州土产，是他最钟意的。章太炎的衣衫，常年不过三四套，从未见他穿过一身新衣。
章太炎反对白话文，但他却有一本白话文的作品：《章太炎的白话文》，是他1909年至1910年间在日本为中国留学生所作的一系列演讲文稿的汇编。他的白话文嘻笑怒骂，皆成文章，他曾在《留学的目的和方法》中讥讽日本学者道：“有一位什么博士，做一部《支那哲学史》，把九流的话，随意敷衍几句，只像《西游记》说的猪八戒吃人参果，没有嚼着味，就囫囵吞下去；那边的人，自己有一句掩饰的话，说我们看汉土的书籍，只求它的义，不求它的文。这句话只好骗骗小孩儿。仔细说来，读别国的书，不懂它的文，断不能懂它的义。假如有人不懂德国文字，说我深懂康德的哲学，这句话还入耳么？”
1912年，章太炎准备续弦，朋友问他对于未来的夫人有什么要求，章回答：“什么严格的条件都没有，只要能读读《红楼梦》，也就足够了。”后来汤国梨和他结婚后，他却规定她每天必须读《说文解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