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坚持要弘扬国学，国学是面对西方挑战之际精神动力，他在《国学讲习会序》中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持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
章太炎曾批评当时的欧化主义风潮道：“近来有一种醉心欧化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他告知当时的留学生要弘扬国学：“上天以国粹付余，……怀未得遂，……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序，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
章太炎说：“盖凡百学术，如哲学、如政治、如科学，无不可与人相通，而中国历史，断然为我华夏民族之历史，无可以与人相通之理。”
章太炎的治学之法被称为“地上派”，其治学有四言：不以全文疑群经，不以赝品校古史，不以甲文黜许书，不以臆说诬诸子。
【传道】
说起章太炎的学生，这份名单里有：鲁迅、许寿裳、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马幼渔、朱希祖、吴承仕、黄侃、汪东、曹聚仁、刘文典……
章太炎在日本时，为留学生开设国学讲座，讲授《说文》、《庄子》、《楚辞》、《尔雅》等。此后，又为周树人、周作人、朱希祖、钱玄同等人单独开设一班，另行讲授。
黄绍兰（曾遭黄侃骗婚）著《三体石经》，为章太炎所赏识，成为章门唯一的女弟子。
1934年，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创立章氏国学讲习会。次年3月，蒋介石派丁维汾（鼎臣）前往慰问，并送上万金为章疗疾之用，章即将此款移作章氏国学讲习会经费。
1935年后，章太炎在苏州办国学讲习会，该讲习会实际上已经是私人学校。学校初设在章宅，后因为学生不断增加，只能购地建房，作为教室和学生宿舍。章太炎为主讲，另聘有多名讲师，并章夫人汤国梨担任该校教务长。学制2年，分4期，有规划地进行课程安排。依学生程度不同，分班教学，有类似预科的基础班，也有“研究生”。后来，该校还开办了附属中学。张昭军回忆，学校门口挂着章氏国学讲习会和《制言》杂志社的招牌，不设门房，自由出入，一派思想自由活跃的气氛，学生从全国各地负笈而来，最小的18岁，最大的73岁，住校者达百人之多。章太炎极重视讲学，临终前仍坚持带病上课，他说：“饭可不食，书仍要讲。”
周作人曾追忆章太炎在北大研究所讲《论语》时的情景：当日讲演系太炎所著《广论语骈枝》，就中择要讲述，因学生多北方人，或不能懂浙语，所以特由钱玄同为翻译，国语重译，也是颇有意思的事。
章太炎讲学，声势浩大。他名满天下，前来听讲者甚众，所以主办者干脆安排一次大课满足听者所需。章每次来上课，都有五六个弟子陪同，有马幼渔、钱玄同等，都是一时俊杰，声名在外。章国语不好，便由刘半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渔倒茶水，可谓盛况空前。章太炎讲课，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
张中行回忆章太炎在北大风雨操场的演讲：老人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兼怒骂。
周祖谟回忆，他读小学时，曾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风雨操场见过梁启超和章太炎两位先生讲演。梁先生讲政治，听的人很多；章先生讲清代学术，听的人很少。当时章太炎头发已经斑白，带着一副白眼睛，坐在一条板凳上，面前一个课桌，讲的是一口南方话，他几乎听不懂。在他身后有两位先生代写板书。周祖谟上了大学，才回忆起当时写板书的人是谁。矮而胖的是钱玄同，高而瘦的是马裕藻。
章太炎的余杭口音很重，而且因生有鼻息肉，说话口齿不清，带有极重的鼻音，演讲、讲学需要人翻译。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举行有关国学的系列讲演，据当时《申报》的报道，听众从三四百迅速上升到近千，而后又回落为七八十。曹聚仁记载说，这十回的系列讲演，逢星期六下午举行，第一次听众千人，第二次不到一百，最少的时候只有二三十，结束的那次稍好些，有七八十人。最初大家都是慕名而来，但由于世人对于对章的学问缺乏基本了解外，加上“章师的余杭话，实在不容易懂”，所以，听者锐减。
1923年，章太炎到东南大学暑期学校演讲《治史学的方法》，章满口余杭土话，学生们大都听不懂，只能由在座的柳诒徵翻译，于是，“柳先生翻译时，好像西人讲学，中国人翻译一样，但他声如洪钟，有条不紊，娓娓动听。”
【讲学】
章太炎一生有过四次“兴师动众”的国学讲演。第一次是在日本东京为当时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开办的国学讲习会（邀请函简上写“国学振起社”），该讲习会从1906年秋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909年，讲授内容包括诸子和音韵训诂，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主。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马幼渔、朱希祖、许寿裳等人都前往听讲。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书中，回忆在日本听章太炎讲学的情形道：“章先生出狱以后，东渡日本，一面为《民报》撰文，一面为青年讲学，其讲学之地，是在大成中学里一间教室。我和鲁迅极愿往听，而苦与学课时间相冲突，因托龚未生（名宝铨）转达，希望另设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许。地址就在先生的寓所——牛込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每星期日清晨，我们前往受业，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环绕一张矮矮的小桌，席地而坐。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讲解，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诲人不倦。……章先生讲书这样活泼，所以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就是有时随便谈天，也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其《新方言》及《小学答问》两书，都是课余写成的，其体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也起于此时。我们同班听讲的，是朱蓬仙（名宗莱）、龚未生、钱玄同（夏）、朱逷先（希祖）、周豫才（树人，即鲁迅）、周起孟（作人）、钱均夫（家治，注：钱学森之父）和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听讲时，以逷先笔记为最勤；谈天时以玄同说话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玄同的绰号曰‘爬来爬去’。鲁迅听讲，极少发言。”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说起当时听章太炎讲课的情况：“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上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
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写道：“民元前四年，我与豫才都在日本东京留学。我与几个朋友请先师章太炎（炳麟）先生讲语言文字之学（音韵、《说文》），借日本的大成中学里一间教室开讲。过了些日子，同门龚未生（宝铨、先师之长婿）君与先师商谈，说有会稽周氏兄弟及其友数人要来听讲，但希望另设一班，先师允许即在其寓所开讲。（先师寓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中，《民报》为孙中山先生所主办，即“同盟会”之机关报也）豫才即与其弟启明（作人）、许季茀（寿裳）、钱均甫（家治）诸君同去听讲，我亦与未生、朱蓬仙（宗莱）、朱逖先（希祖）诸君再去听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朱希祖日记》第二册（记“明治四十一年”，即1908年之事），记载了章太炎讲《说文》的进度：“四月四日：下午，至清风亭，请章先生讲段注《说文》，先讲《六书音韵表》，为立古合音之旁转、对转、双声诸例。”……“七月二十八日：重上《说文》，自‘一部’讲起。”
黄侃在《太炎先生行事记》中说道章太炎开设讲习会的缘由：“日本政府受言于清廷，假事封民报馆，禁报不得刊鬻。先生与日本政府讼，数月，卒不得胜，遂退居，教授诸游学者以国学。睹国事愈坏，党人无远略，则大愤，思适印度为浮屠，资斧困绝，不能行。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厄如此，而德操弥厉。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
许寿裳在《章炳麟》一文中回忆当时听讲的学生们：“同班听讲者是朱宗莱、龚宝铨、钱玄同、朱希祖、周树人、周作人、钱家治与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其他同门尚甚众，如黄侃、汪东、马裕藻、沈兼士等，不备举。”章太炎这些弟子，后来多成为大家。而章太炎在《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说：“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
章太炎的第二次讲学，是1913年至1916年他被袁世凯软禁时，他在写给汤国梨的信中说“以讲学自娱”、“聊以解忧”。当时袁世凯立孔教为国教，康有为亦以孔教会为倡，所以章将批评孔教作为此次讲习的重要内容，并写出了《驳建立孔教议》。他在讲习会门口张贴着《国学会告白》曰：“余主讲国学会，踵门来学之士亦云不少。本会专以开通智识，昌大国性为宗，与宗教绝对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会而后愿入本会者，须先脱离孔教会，庶免熏莸杂糅之病。章炳麟白。”此次讲学，前来听讲的人甚众，多为京城各大学的教员、学生，其中亦不乏袁世凯的密探。
章太炎的第三次讲学是1922年夏天在上海时，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所作的国学系列演讲。此次演讲共十讲，于4月1日开始，持续一个半月，内容分别为“国学大概”（此内容为两讲）、“治国学的方法”、“国学之派别”、“经学之派别”、“哲学之派别”、“哲学之派别”、“文学之派别”、“文学之派别”、“国学之进步”。章太炎的每次演讲上海《申报》都作了报道，并刊载记者写的内容摘要。演讲结束后，曹聚仁根据章演讲的内容编成《国学概论》一书，而张冥飞则根据章的演讲整理出《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集》。
第四次，章太炎于1933年1月在苏州成立国学会，该会以《国学商兑》作为会刊，后改名《国学论衡》。1933至1934年，章太炎在苏州公园的图书馆，先后演讲二十多次，盛况空前。后章因与国学会诸发起人不合，于1935年办“章氏国学讲习会”，作国学演讲，虽重病在身，亦不废讲论。
【大暮】
1936年6月7日傍晚，章太炎遵医嘱，在夫人汤国梨的搀扶下，外出散步，不料昏倒。在医生的抢救下，章太炎虽脱离了危险，从此却卧床不起。六天后的13日，章太炎突发高烧达40度。次日凌晨，从口中吐出鼻菌烂肉两块，病情再次恶化。
汤国梨、李根源、美国医生苏迈尔等人不离左右，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学员们手捧点燃的香，跪在章卧室门外的空地上，为老师祈福。学员们的低声啜泣响成一片。7点45分，章太炎病逝，汤国梨哭的撕心裂肺，伤心欲绝。门外，学员们号啕大哭，悲声震天。
据冯自由记载，章太炎弥留之际，相传在旁亲友多目击有祥光一团自章太炎的头顶上向窗间飞出。
章太炎的遗言为：“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
章太炎病逝后，《早报》报道此消息时称，“全国朝野表示惊悼”。国民政府拨专款三千元作为章太炎的治丧费，他的生前友好纷至吊唁。在张继、居正、冯玉祥等人的努力下，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为章举行国葬。
国葬令全文如下：宿儒章炳麟，性行耿介，学问淹通。早岁以文字提倡民族革命，身遭幽系，义无屈挠。嗣后抗拒帝制，奔走拥法，备尝艰险，弥著坚贞。居恒研精经术，抉奥钩玄，究其诣极，有逾往哲，所至以讲学为重。兹闻溘逝，轸惜实深，应即依照国葬法，特予国葬。生平事迹存备付史馆，用示国家崇礼耆宿之至意。此令。
章太炎去世后，按照余杭的风俗，要在棺材内用绸覆盖，并将绸子打成结，叫做结爻。夫人汤国梨用红、黄、蓝、白、黑五色丝绸，按五色旗的顺序排列在棺内，为章太炎结爻。当时众人皆认为不妥，怕触怒当局，因为国民政府已经下国葬令，应用当时的青天白日旗。汤国梨说：“五色旗孙中山先生也赞成过，为什么不可用。太炎先生为辛亥革命胜利，为五色旗的诞生，出过力，坐过牢，而没有为国民党旗效过什么劳，因而用五色绸为他结爻，最为恰当。你们怕，责任由我来负。”
在北京，章门弟子马裕藻、许寿裳、朱希祖、钱玄同、吴承仕、周作人、刘文典、沈兼士、马宗芗、黄子通等人为老师举行了追悼会。他们发《通启》道：“先师章太炎发生不幸于本年六月十四日卒于江苏吴县，先生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一旦辞世，薄海同悲。”
在上海，病重的弟子鲁迅先后写成《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纪念先师，后一文成后仅两天，鲁迅逝世。
章太炎的墓地选在抗清民族英雄张苍水墓侧，是章自己生前所选。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时曾选择葬在刘伯温墓侧。但1936年，当国难深重时，章太炎选择了死后葬于张苍水墓侧。章太炎生前曾替《张苍水集》作跋，对张苍水推崇备至，曾叹曰：“余不得遭公，为执牧圉。”
但因抗战爆发，国葬只好暂且搁置，章的家人南下逃难前，暂葬其于苏州章家后花园。
1937年11月，苏州沦陷，日军闯入章家后花园，看见章太炎的坟墓，没有墓碑，以为墓内埋财宝，一定要挖开看个究竟。章家留下守门的老家人苦苦劝止，但遭毒打。日本一位军佐得知此为章太炎墓后，制止了日军。这位军佐几日后还特来拜祭，并在墓旁立了一个木柱，上书“章太炎之墓”。从此，才没有日军前来骚扰。
1955年4月3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为章太炎举行了安葬仪式。按照章太炎生前遗愿，他的灵柩迁葬于杭州西湖边上，南屏山麓，荔枝峰下，紧邻张苍水墓，墓碑上“章太炎之墓”几个字是章生前自己写就。
“文革”中，章太炎的墓也未幸免，“造反派”们将章墓掘开，取出棺椁，撬开棺盖，将章的遗体（尚属完好）拖出弃之于地，不久尸体就腐臭了。后来，章的遗骸被一位好心的园林工人草草埋于山脚下。
1976年后，中共中央为章太炎平反，认为章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之后，为章太炎重修墓地，在墓茔落成前三天将刚找到的章太炎遗骨放入甏内，封口后葬入墓地新址。
【评赞】
黄侃评价乃师章太炎：文辞训故，集清儒之大成；内典玄言，阐晋唐之遗绪；博综兼擅，实命世之大儒。
陈独秀的表弟濮清泉回忆：在日本留学期间，陈独秀和章太炎也时常过往，陈独秀很钦佩章太炎的“朴学”，认为他是一个“国宝”，而章太炎对陈独秀的“小学（古文字音韵学）”也十分赏识，认他为“畏友”。陈独秀说章太炎为人非常小气，朋友向他借钱，偿还时付息，他竟受之而无愧色；是一个嗜钱如命的人。在陈独秀眼中，晚年的章太炎是“文人无行”的典型。
陈独秀说：晚年的章太炎，后来给军阀官僚写墓志、寿序一类的东西，一篇文章要五千至一万银圆的润资，变得庸俗了。陈独秀还说，章太炎尽管对我国文史有很深的造诣，但有他可笑的偏见，即章太炎认为甲骨文是宋朝人的伪造。由此看出章太炎对于甲骨文和新兴学术的无知。
胡适称他是“清代学术史的压阵大将”。
许寿裳在《章太炎传》中这样评价章太炎：“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批判文化，独具慧眼，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文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千载之秘，睹于一曙。’这种绝诣，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没有第二个人，所以称之为国学大师。”
许寿裳还说：“先师章先生是革命大家，同时是国学大师，其阶位卓绝，非仅功济生民而已。前世纪之末……自先师以历史民族之义提倡光复，‘首正大义，截断众流’，百折不挠，九死无悔，而后士民感慕，翕然从风，其于民国，艰难缔造，实为元功。”
于右任称赞章太炎说：“章太炎，中国近代之大文豪，而亦革命家之巨子也。”
张中行评价章太炎“总的印象是：学问方面，深，奇；为人方面，正，强”。
柳亚子曾盛赞章太炎：“悲歌叱咤风云起，此是中国玛志尼（意大利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徐复观说：看过他的《国故论衡》之类，总是在懂与不懂之间表示一种莫名其妙的敬佩。一九四四年，有一次和熊十力先生谈天，熊先生说章氏除了文章写得好，及懂一点小学外，并无学问。又听说熊先生在杭州时看到章氏谈佛学的文章，批上“尔放狗屁”四个大字，引起了我对熊先生的若干反感，觉得这是熊先生的自处过高。后来买到一部《章氏丛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觉得熊先生的话实在说得不错。有一次，我和牟宗三先生谈：“想不到章太炎先生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了解，是如此的幼稚。”牟先生当时也很不以我的话为然。去年暑假中，牟先生从孙克宽处借了章氏的著作去看，之后对我说：“果然太幼稚了。”……因此，以章太炎先生为一标志，讲中国文化的人，早已经讲到绝路上去了。所以几十年来，对中国文化的赞成或反对，都是在一条黑巷子中混战。……指出章氏对中国文化之实无所知，因而他是一个极为有害的国学大师的偶像，这是完全正确而且值得提出来的。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仍旧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的盛业。”
袁世凯推章太炎为文圣人。
蔡元培评价章太炎：“这时代的国学大家里面，认真研究哲学，得到一个标准，来批评各家哲学的，是余杭章炳麟。”
梁启超评价章太炎：“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章太炎号）一大成功也。炳麟用佛学解老庄，极有理致，所著《齐物论释》，虽间有牵合处，然确能为研究‘庄子哲学’者开一新国土。盖炳麟中岁后所得，固非清学所能限矣，其影响于近年来学术界亦至巨。”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章太炎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
鲁迅回忆老师章太炎的时候说：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鲁迅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
章开沅则说：“章太炎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主要并不在于政治方面。综视章氏一生，他的主要事业是在学术方面，他对民族的贡献主要也是在学术方面。他说不上是一个政治家，特别说不上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他具有参加民主革命的光荣，也有游离于革命主流之外的落伍，但终其一生他却称得上是一个真诚爱国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
时人多称赞章太炎的学问，但章太炎却自认为政治胜于学术，他的弟子周作人在《谢本师》里说，先生“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但黄侃则不同意章的自我定位，认为老师论政是“用其所短”。
侯外庐说：“章太炎对于中国学术文化遗产的论述十分丰富。他是古经文学派最后一位大师，同时又是儒家传统的拆散者。他的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其矛盾的性格，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黄侃在《太炎先生行述记》中说老师章太炎：“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
刘梦溪说：“回观整个二十世纪，如果有国学大师的话，章太炎先生独当之无愧。”
吴佩孚曾比较康有为、章太炎道：“皆我好友也。性格相似，而成就不同。南海年高，保皇之魁率；太炎年幼，才气纵横，非南海以下之空闲所能容，遂激越而入革命。使其易地而处，南海可为太炎，太炎亦可为南海。而良人逝后，中国不复有文学之士。两人弟子虽众，乃无足承其业者。”
曹聚仁在《关于章太炎先生的回忆》中说：“他是要做王者之师的（芥川龙之介语）”。
章太炎去世后，陈宦对人说：“从此世间无知我之人，太炎知我，我也知太炎。陆建章说太炎作一篇文章，胜过十万兵马，这是对太炎的轻视；我认为太炎一语，足以定天下安危！”
冯自由挽章太炎：“大军已溃八公山，怜当局责重忧深，雪耻不忘王丞相；与子昔倡亡国会，叹此日人凋邦萃，伤心重作汉遗民。”
陈宦挽章太炎：“囊括大典，整齐百家，否岁值龙蛇，千载修明君比郑；人号三君，国推一老，抗颜承议论，世间北海亦知刘。”陈在联中将章比作东汉末年的大儒郑玄及三国时直言犯曹的北海太守孔融。
许寿裳把章太炎的文句集在一起，作成挽联云：“内云颉籀儒墨之文，外云玄奘义净之术。专志精微，穷研训诂；上无政党猥见之操，下作懦夫奋矜之气。首正大谊，截断中流。”上联用了章的《瑞安孙先生伤辞》和《菿汉微言》，下联用了《答铁舒》和《与王揖唐书》。
钱玄同挽乃师章太炎：缵苍水宁人太冲薑斋之遗绪而革命，蛮夷戎狄矢志攘除，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载，卒能驱逐客帝，光复中华，国人云亡，是诚宜勒石纪勋，铸铜立像；萃庄生荀卿子长叔重之道术于一身，文史儒玄，殚心研究，凡著书廿种，讲学卅年，期欲拥护民彝，发扬族性，昊天不吊，痛从此微言遽绝，大义莫闻。
鲁迅评价乃师章太炎之语尤为精彩：“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十、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启蒙】
时务学堂是中国第一所以宣传改良、民主、民权为中心的学校，它是维新运动的重要标志之一。梁启超在该校担任总教习期间，培养了蔡锷、秦力山等一批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一直在改良和革命之间徘徊。变法的失败，让梁一直不停反省。“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1902年，虚岁满三十的梁启超元气淋漓，能量惊人，《新民说》、《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新史学》等著作更替横空出世，在中国政界、道德界、学术界、文学界掀起巨大波澜。
梁启超对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意识到：“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政治制度变革的成功，其背后实际有一种更广的文化支持，即为国民素质或曰“国民性”。因此，他提出要改造“国民性”，造就“新民”，并以“中国之新民”作为自己的笔名，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民说》一文。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总结中国国民的落后性为：奴隶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爱国心薄弱、作旁观者等，他提出了两种造就新民的方法，一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中国国民要具备有公德、国家思想、权利思想、自由思想、自治力、尚武精神、合群思想、义务思想、良好的私德等现代精神，方可成为中国新民。
梁启超认为“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而国民素质则决定一国政体的优劣，正是由于中国民众的落后性，使得中国只能由专制政府统治，陷入了暴政轮回的深渊。鉴于此，梁启超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了培养中国新民的工作上来，他坚定的认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梁启超阅读西方历史，读到哥白尼的地圆之说开辟了美国，培根、笛卡尔的哲学扫除了欧洲数千年学界的奴性，他认识到“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者皆其子孙也。”1902年，梁启超写下了《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着重阐述了学术改变世界的伟大力量。
同年，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文掀起了“史界革命”，梁也成为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在《新史学》中，梁启超将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他激烈批判其余史家多碌碌无为，“因人成事”，《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梁启超主张，史学应为国民而作，用来记录国民事迹，宣扬国民精神。
梁启超认为，文言文过于阻碍新思想在民众间的传播，因此他开始主张改造语言文字的革命，以利于文化普及，这就是“文界革命”。针对当时中国上层社会和文人中间文言文流行的现状，梁启超提出“今宜用俚语，广著群书”，以此开启民众思想智力。
梁启超在著文时，有意采用俗语写作，一扫古板、僵化的文言之风。他的文章通俗易懂、雅俗共赏，文笔生动、活泼、新鲜，条理明晰，“纵笔所至不检束”，笔锋感情充溢，被当时人称之为“新文体”。新文体的流行，为后来的白话文运动开启了大局面。
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彻底改变了小说在历史上所处的尴尬地位。1902年，梁启超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他不仅完善小说理论和开辟小说阵地，而且还翻译、创作了大量的优秀小说，如《佳人奇遇记》、《意大利十五豪杰传》、《新中国未来记》等。
1899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了“诗界革命”的主张。他提出新诗要有新意境、新语句，注重“新意境”与“旧风格”的结合。在《饮冰室诗话》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诗界革命”的理论。
梁启超提出的“小说界革命”和“诗界革命”，大大提高了文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小说和诗歌也因此拥有了神奇的魔力，在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力。
梁启超曾提出了一揽子的革命主张，比如戏剧革命、道德革命、提倡解放思想，倡导妇女解放、一夫一妻、不缠足、反对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提倡政治革命替代种族革命等等。
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被认为是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人之一。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亚里斯多德到霍布斯、孟德斯鸠、卢梭以及近代日本的法学家、政治家的学术、思想、观点都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点评，大力宣传人人平等、三权分立等近代宪政理论。他连续发表《各国立宪史论》，宣传、剖析立宪政体，解释国会、内阁等近代民主政治术语，“使一国中大多数人知立宪，希望立宪，且相率以求立宪”。
梁启超是第一个在著作中提到马克思的中国人。1902年，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撰写《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他在文中提到的“麦喀士”即马克思。
梁启超向国人介绍宣传了托尔斯泰、哥白尼、瓦特、笛卡尔等诸多文化、科学领域的西方名人，使当时的国人得以初步系统的了解西方文化。
梁启超的文章影响了一代中国人。革命派中不少人正是借助梁启超的“启蒙”，才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一些革命派人士在著文鼓吹革命时，甚至大段大段地抄录梁启超的文章，比如邹容的《革命军》。
少年毛泽东深受梁启超的影响，16岁时，毛泽东开始读到《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他就读湖南第一师范初期，时常模仿梁启超的新文体风格，并效仿梁自号任公，为自己起名子任。1911年春天，18岁的毛泽东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政治蓝图贴在湖南长沙一所学校的墙上，在毛的这张蓝图中，孙中山将成为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担任首相，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
后来，李大钊、毛泽东分别在北京、长沙建立学会，分别以“少年中国”、“新民”命名。
梁启超是周恩来青少年时期“久敬仰之人”，1918年1月23日，周恩来在日记中提到梁启超的诗句：“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并在日记中记载：“晚读《饮冰室文集》，重有感……又拿起梁任公的文集来看，念道‘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如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辽阔立多时’几句诗，我的眼泪快下来。忽然又想到任公做这诗的时候，不过二十七八岁，我如今已痴长十九岁，一事无成，真正是有愧前辈了”。
梁启超赴南开演讲，即将毕业的周恩来以学生记者的身份作了演讲笔录，并把这份笔录作为作文交给老师批改，老师加批语道：“叙述周详，而文笔之汪洋浩瀚，亦足以达任公先生之妙谛。此才岂可以斗量之。”此后，梁的演说词和周的“记者识”，一起署名“周恩来笔录”，登载于南开的《校风》报上。
周恩来留学日本前所写的“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脱胎于梁启超的《去国行》。
胡适12岁时第一次看到《新民丛报汇编》，一下子就被迷住了。28年后，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我们在那个年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
鲁迅也受到梁启超的巨大影响，他一生对国民性改造问题的孜孜不倦明显受到梁的新民说的启发。
林长民的《山东亡矣！》一文，对于五四运动的爆发，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他的文章，正是源于梁启超从巴黎拍回的电报。梁的电报告知了当时巴黎和会的情况，并提出了争取权益的方法。所以很多研究者认为梁启超才是真正的五四运动导火索的点燃者。
美国学者张灏认为：梁比五四新青年更早促进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化。
萧公权说：五四运动的领袖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因读了他的文字而受到启发。
许纪霖评价梁启超的《新民说》一文说：“中国的启蒙，非自五四起，实乃从《新民说》而始。五四的启蒙思想家们，无论是胡适、鲁迅，还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都接受过《新民说》的思想洗礼……《新民说》可以说是中国启蒙思想的处女地。”
胡适高度评价梁启超的启蒙作用：“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之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之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唯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椽笔】
《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一生中创办的最为出色的报纸，1902年，《新民丛报》创办始，梁启超开始以“中国之新民”为笔名在该报连载《新民说》系列文章。在连载的四年间，《新民丛报》发行量最高时达一万四千份，且每期一刊印，内地就有人一再翻印。据估计，每册大概有20人阅读。
《少年中国说》堪称“新文体”采用后的典范：
“老年人如夕阳，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波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潴之泽，少年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
1905年，梁启超撰写《俄罗斯革命之影响》一文，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
黄遵宪对梁启超的文笔有一段电光火石般的评论：“《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有过之此者矣。罗浮山洞中有一猴，一出而成妖作怪，东游而后，又变为《西游记》之孙行者，七十二变，愈出愈奇。吾辈猪八戒，按所容置喙乎，惟有合掌膜拜而已。”
吴其昌认为：“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他所创立的“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报章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
《北洋军阀史话》评价梁启超文章：“梁启超在当时，人们常说他的文字像利刃一样可以杀人，梁的政治立场在历史上评价是有问题的，可是他的文章确是荡气回肠，令人百读不厌，尤以《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筹安会和袁称帝的打击，不下于蔡锷领导的护国之役。”
梁启超自陈：“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禅。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20世纪20年代以后，梁启超言论的影响力日渐式微，时人认为梁退而保守，年轻一辈不再重视他的文字。黄炎培主持《申报》，一度拟请梁撰写特约文字，但要求梁不用本名发表。梁亦承认他的文字，如同政治活动一样，都是失败的。
陈书良高度赞扬梁启超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的斗士，大政治家，大文豪，大学者，本世纪最大的悲剧人物。他一生著述一千四百万字，融汇中西，出入经史，显示了‘百科全书’的气派。他的文章，挟雷生电，恣肆汪洋，当时‘一纸负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严复语），慈禧太后读后愤而痛哭，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击节赞赏。”
【忧国】
1873年，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儿时，疼爱孙儿的祖父常给梁启超讲些历史典故。在祖父所讲的历代豪杰、忠臣、志士、哲人的故事中，梁启超对陆秀夫身背幼帝赵昺在厓山跳海殉国的悲壮举动印象尤为深刻。厓山位于新会县南部，离茶坑村不远，梁启超多次去三忠祠凭吊缅怀，而“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界限华夷”这两句诗也犹如刀刻斧砍般铭记在他心中。
梁启超在读陆放翁集时写下这样的诗句：“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
梁启超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饮冰室”，“饮冰”语出《庄子·人世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兴”，讲一位叫沈诸梁的大臣，上朝时接受了皇帝交给的重任，事关国家安危，心中万分焦急，回到家中便饮用冰水来结心中烦躁。梁启超以此为斋名，并用“饮冰子”作为笔名，意在表明自己忧国忧民之心。
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站在日本的军舰上，他写下了大气磅礴的《去国行》一诗：“吁嗟乎！古人往矣不可见，山高水深闻古踪。潇潇风雨满天地，飘然一身如转蓬，披发长啸览太空。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
保路运动发生后，梁启超忧愤不已，在报刊上撰文痛斥清政府是“误国殃民之政府”、“妖孽之政府”。
梁启超曾为李鸿章作传，在说到“甲午战争”一节时，梁这样写道：“在当时，全国的督抚没有一人为李鸿章出一兵一卒，即使湘军名将刘坤一也是如此，大家都捂着嘴，一边喊着爱国，一边看李一个人打仗。李作战不利时，大臣都去参奏……”
一次，梁启超在东南大学看话剧时，颇为感慨地对黄伯易说：“拉丁美洲的红种人遭遇比黑人更惨。据统计，在美洲移民时，红种人的土著还有千万人口，现已不足百万了。据人种学家研究，红种人的祖先6000年前是由澳洲经南极圈移到美洲大陆的，可想当时他们已经有很高的文化了。以希腊、罗马为例，中国算是世界上仅存的最大的一个古国，但何时才能富强？我们这一代恐怕看不到了。”
梁启超提倡改造中国的“国民性”，至死不渝。梁启超因病入协和医院治疗，医生诊断其为肾病，须行手术，切除一肾。手术后，梁的病仍不得愈，原来手术摘除的是好肾。一时“群情愤慨、舆论抨击，社会对于协和医院以及主治医生大表不满”，但梁启超却担心这件事情会影响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竟然在病榻上写文章为协和医院和医师辩护。朋友们多劝梁起诉该医生，梁答道：“中国人学西医，能够开刀，而令我活到如今，已经算不错了。我又何必告他！”最后，梁启超宣布在自己死后将脑部捐献给协和医院。
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在《病院笔记》中提及，手术中作主治医生副手的是美国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未施手术之先，院中人有为余相庆者，谓此大夫两月后即返美国，君家之机会佳哉”。但最后为梁启超主刀的却是中国大夫刘瑞恒。梁启勋推测：“计刘之所以越俎而动者，乃徇任兄之请，任兄之所以请刘动手者，乃国际观念，谓余之病疗于中国学者之手，国之光也。一时感情冲动，遂不惜以身试法，亦奇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