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说：中国缺少清楚的思想，得到的补偿是较多的理性的幸福，他们是富于理性的快乐主义者，舍力量而取享受，所以不需科学，他们仅希征服的只是他们自己，因此不要科学的力量，他们看来，智慧的内容不是理智的知识，智慧的功能不是增加物质财富，道家以为物质财富只能带来人心的混乱。
冯友兰曾说：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在表面看起来，似乎很不注重哲学，但在骨子里，我们这个世界是极重视哲学的。走遍世界，在大多数国家里，都有他所提倡及禁止的哲学。在这一点我们可见现在的人是如何感觉到哲学的力量，每一种政治社会制度，都需要一种理论上的根据，必须有了理论上的根据，那一种政治社会组织，才能“名正言顺”……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都立一种哲学，以为道统，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
冯友兰说：中国哲学中，孟子派儒学、庄派道学皆以神秘的境界为最高境界，以神秘经验为个人修养之最高成就，但两家方法各异，道以纯粹经验忘我，儒以爱之事业去私，无我无私，而个人乃与宇宙合一。
冯友兰说：英美及西欧等国人之所以是“智”、“富”、“强”者，并不因为他们是英美等国人，而是因为他们是城里人；中国人之所以是“愚”、“贫”、“弱”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人，而是因为中国人是乡下人。
冯友兰曾谈到英国人的一个优点，即善于保护传统。他认为，只要是新酒，用个旧瓶子装着，没有什么不可以，怕的是“新瓶装旧酒”，那是“换汤不换药”。
冯友兰说，对于中国哲学，自己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
冯友兰临终前，说了最后一句关于哲学的话：“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
【执笔】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民党独裁统治招致民怨沸腾，党内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呼声也非常强烈。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就召开会议，公推冯友兰致信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为收拾人心而事实立宪。信中写道：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之。昔清室迟迟不肯实行宪政，以致失去人心，是本党得以成功。前事不远，可为殷鉴。据说，蒋介石看罢“为之动容，为之泪下”，不久，复信西南联大，表示同意信中要求，实行立宪。
给蒋介石的陈情书写完后，教授们颇为赞赏，雷海宗对冯友兰说：“即使你写的书都失传了，这一篇文章也可以使你不朽。”
冯友兰执笔写就西南联大校歌：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檄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1939年秋至1940年春夏之交，陈立夫以教育部部长的身份曾三度训令联大务须遵守教育部核定应设的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新规定。此项训令的目的当然是加强蒋政权对高等教育及高知的思想统治。联大教务会议以致函联大常委会的方式，抵抗驳斥陈立夫的三度训令。这封措辞说理俱臻至妙的公“函”的执笔者舍冯友兰莫属。
1946年4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准备北上复员，并决定在原址留碑纪念。五月四日，西南联大师生在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后，到校园后山举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幕式。碑文由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撰文、中国文学系闻一多教授篆刻、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教授书丹，被称之为“三绝碑”。冯友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被公认为可与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比肩的文章，被史学家何炳棣成为融古烁今的“至文”、“不朽文章。”
冯友兰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他在联大碑文里写中国“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沉痛】
据冯友兰回忆，自北平沦陷之后，一直到清华师生南迁，这段时间清华园完全成了一片真空。冯说：“我们参加校务会议的这几个人，还住在清华，说的是要保护学校。我在图书馆内对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中国一定会回来，要是等中国回来，这些书都散失了，那就不好，只要我人在清华一天，我们就要保护一天。……后来日本军队正式进入北京，日本人到处接管，我们就觉得，在政权已经失了以后，保管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是替日本保管，等它来接收。这就决定南迁。”“决定以后，南迁的人和留守的人，都痛哭而别。”
“七七事变”之后，冯友兰、吴有训南下逃难，在河南郑州，冯邀吴去吃黄河鲤鱼，碰见了熊佛西，三人边吃边聊，几乎所有话题都扯到了国耻。熊喜欢养狗，说起了许多狗故事。北京有许多人逃难，狗没法带，只好抛弃。那些狗，虽然被抛弃了，可是仍守在门口，不肯他去。冯友兰说，这就是所谓丧家之狗，我们都是。
冯友兰晚年口授《中国哲学史新编》，当写到“中国近代美学：奠基人–王国维”（第六册，全书第六十九章）时，涉及“意境”问题，联想到“七七”事变前后自己的真心实感，特意写下一个附记说：日军进北京城后，他和留守的清华校务会议的人觉得清华完全不同了。有一晚，吴有训和他一起巡察清华园，皓月当空，十分寂静，吴说：“静得怕人，我们在这里守着没有意义了。”冯顿然觉出幻灭之感，以为他们守清华为的是替中国守一个学术上教育上完整的园地，北京已沦陷，他们还在守着，岂不是为日本服务？过了几天，他就和吴有训同往长沙去找清华。他读清人黄仲则诗：“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以为所写正是一种幻灭感，反复吟咏，倍觉沉痛。到长沙后，冯住朋友家中一小楼上，经常凭栏远眺，见栏下一腊梅花，顿觉李后主“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之亡国痛油然而生，深刻极了，沉痛极了。
1946年，西南联大因抗战胜利而解散，清华大学亦迁回北京。同年，冯友兰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赴美作为期一年的讲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将讲稿整理成《中国哲学简史》一书由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在美讲学期间，冯友兰深深感到：“我在国外讲些中国的旧东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我想，还是得把自己的国家搞好。我常想王粲《登楼赋》里的两句话：‘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
【争辩】
1943年，胡适评价冯友兰：“冯友兰虽曾出国门，然实无所见。……见解多带反动以为，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维护集权的态度意颇明显。”1947年，冯友兰过访纽约，听说杨绍震夫人许亚芬的硕士论文题目是《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禁喜形于色，期期艾艾地说：“这……这……这个题目很……很……好，因为过……过了1927年，他也就没……没……没得影响啦！”1950年，胡适看到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英文版，不屑地说：“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1955年，胡适又评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
冯友兰曾批评胡适的治学精神：“适之先生的病痛，只是过于好奇和自信。他常以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经常指出古人所公认为不重要的人物来大吹大擂，而于古人所公认为重要的，则反对之漠然。这是不对的，因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的那样远啊！”然而他亦要为胡氏辩护说：“现在批评适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书批评他。但他们的态度多欠公允，因为他们常把适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话来攻击。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立场】
冯友兰年轻时向往革命，参加过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去过当是的革命发源地广州。冯友兰说：“我想到广州看看这个革命根据地。当时的人心都倾向广州，好像在抗战时期倾向延安那样。”
1925年，冯友兰因为向往广州，加之朋友邀请，想去广东大学任教。在离开开封以前，冯碰见于右任。冯问于：“广州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去？”于回答说：“革命的人可以去，不革命的人不可以去。”冯于是决定前往。
有一次，清华接到当局的一份学生名单，要学校把这些学生交出来。当局派部队围住了清华，要逮捕这些学生。刚吃罢晚饭，梅贻琦打电话叫冯友兰去他家开会。冯刚要出门，有两个学生要进来，他说：“好吧，请进来吧。”到了梅家以后，才知道大部分学生聚在体育馆内，军警正准备攻打体育馆。梅贻琦说：“看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大事，校务会议的人都不要走，等着随时应付。”然后梅贻琦就往城里打电话，请求援助。后来找到当时的市长秦德纯，他过去是宋哲元的幕僚，秦找了宋哲元后，军警才撤离了清华。等冯友兰回到家里，那两个学生也走了。
冯友兰后来回忆说：“任载坤对我说，那两个学生坐在客厅里，在沙发上睡着了，发出很大的鼾声。她听见门外常有人来来往往，怕出危险就把他们叫起来藏在后院厨房里。我也不知道那两个学生是谁。”当年的一个学生后来回忆说：“我们从梅校长家出来，已将天黑，大家就按校长的话，设法躲避。我自己是躲在叶公超教授家里，像姚依林当时躲在冯友兰教授家里……从这一件事看来，梅校长当时作为国民党政府特任的国立大学校长，能冒着一定风险，如此保护学生，应该说是十分难得的。”
1945年冯友兰的母亲去世，冯友兰回家奔丧，县长来拜望，冯友兰不送，而家里旧亲友来，都送到大门。乡里一时传为美谈。
1945年5月国民党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冯友兰被选为大会主席成员，蒋介石宴请他吃饭，并亲自许诺已内定为中央委员，冯则以“一当了中委，就不好对青年人讲话了”为由，婉言谢绝。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傅斯年向联大教授施加压力，当局要学生尽快复课，不然，蒋介石要派霍揆彰武力解散联大，把学生编入青年军。在教授会议上，冯友兰对傅斯年开玩笑说：“你原来是个学生头头，专门跟学校当局闹别扭，现在别扭闹到你头上来了，真是‘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因为傅斯年是“五四”运动中最著名的学生领袖，而这次虽然同情遇难学生，但完全维护国民党的利益。当年闻一多非常反对学生罢课闹学潮，这一次，完全支持学生罢课。这种转变，显然符合历史的逻辑。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冯友兰和训导长查良钊联合提出一个方案：学生先复课，教授会保证于复课后15天内使关麟征去职。双方都做了妥协。
1947年，战局日趋明朗，南京政权摇摇欲坠。冯友兰正好在美国，于是有些朋友劝他在美国长期住下去。他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
有人认为，冯友兰能在屡有学潮、校长迭换的清华身居要职、屹然不撼二十年，主要由于：一、头脑冷静、析理均衡、明辨是非、考虑周至。二、深通世故，处世和平中庸，而观点进步，学术上有高度安全感。三、国学根底雄厚，文言表达能力特强，初则勇于起草，继则众望所归，经常被推执笔。给陈立夫的抗辩书就是冯友兰所写。
国民党政府垮台前夕，冯友兰拒绝搭机南下去台湾，并以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身份，竭诚迎来了共产党。
解放前夕，冯友兰有其他两个选择，一个是去美国或留在美国，一个是去台湾。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南京派一架飞机来北京，愿意走的人，可以上飞机。冯友兰和妻子商议后决定，哪里也不去，在北京等着解放军来：“当时我的态度是，无论什么党派当权，只要它能把中国治理好，我都拥护。这个话我在昆明就已经说过。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于走不走的问题，议论纷纷。我的主意拿定以后，心里倒觉得很平静，静等着事态的发展。有一次景兰（其弟）问我说：‘走不走？’我说：‘何必走呢，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是搞自然科学的，那就更没有问题了。’当时我心里想的，还是社会主义‘尚贤’那一套。”
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冯友兰又紧张起来，于是他写成两篇批判文章。很快，这两篇文章都在《北京大学学报》登出。不久《光明日报》加“编者按”予以转载，《北京日报》也转载了。这把冯友弄糊涂了，直到1974年1月他才听谢静宜说：“有一次会上，北大汇报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毛主席听到冯友兰的那两篇文章，马上就要看。我立即找着这两篇文章当场交给毛主席。毛主席当场就看，并且拿笔改了几个字和几个标点符号。后来发表了……”
【自省】
冯友兰晚年写的自传《三松堂自序》，对自己一生治学和做人，成绩和污点，做了反省。虽然有人认为，他的自我批判并不深刻，对自己的性格弊端缺乏更深揭露，但是同时肯定他的态度还算比较诚恳。
冯友兰这样总结自己的后半生：在“解放以后”，也写了一些东西，其内容主要的是忏悔。首先是对自己在四十年代写的那几本书的忏悔。
冯友兰谈到自己所著的《中国哲学史》，认为自己的书有两个大弱点：“一是，讲佛学失于肤浅，虽一一排列，却缺乏内部联系。这是因为我对于佛学没有学通，所以不能讲透。佛学资料浩如烟海，不是几年能完全搞通的。二是，讲明清时代，失于简略，象王夫之那样的大家，书中只是稍带而过。”
1973年，“文革”中的批林运动转向批孔。冯友兰主动写了两篇批林批孔文章，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不久《光明日报》转载。这两篇文章，也是由谢静宜转给毛泽东。他晚年反思这一行为，在《三松堂自序》中引用《周易》“修辞立其诚”一语，写道：
“如果自己没有真实的见解或有而把它隐蔽起来，只是附和暂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某一方面的吹捧，这就是伪。这就叫哗众取宠……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
【逸事】
辛亥革命后，河南唐河也办了一个女学，冯友兰的母亲在女学里负责管理学生，名义是学监。她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吴清芝，还特意印了张名片。
1916年，北大哲学门这一届出了三位名人：朱自清，陈公博，冯友兰。
冯友兰回忆他在上海中国公学求学时的感受：“进了商店，或者在马路上行走，如果不会说上海话，就会被骂为‘江北佬’。但如果你能说一两个英文单词，他马上就变得尊敬起来。”
冯友兰在美国读书时，有一次在杜威家里吃饭，看见报纸上说孙中山与张作霖合作了。杜问冯：“孙中山已经上过很多当了，为什么还要跟军阀合作？”冯无语。后来杜说：“历史中的斗争，是靠实力进行的，没有实力，专靠理论，是不行的。……实力有两种，一种是刀，一种是钱。……孙先生在当时，经常同军阀联系，为的就是想把他的理论同刀和钱联系起来。”“钱也有了，刀也有了，就有了1927年北伐的胜利。”冯总结道。
冯友兰在昆明时，生活非常苦。抗战后期通货膨胀，什么都值钱，就是钱不值钱。一个月的工资有几百万，不到半个月就用完了。于是联大教师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冯友兰卖字，可是生意不好，从来就没开过张。
冯友兰难得有真情挥洒的时候。一年春节期间，冯友兰在店门邓以蛰寓所与邓、杨振声及日本人小熏良四晤谈，喝了12瓶黄酒，大醉。
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讲了一件沈兼士讲哲学史的趣事：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个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我们问他，照这样的速度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
海宁自沉，任公病殁，赵元任又寓居异域，避居西南联大后，当年名震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就剩下陈寅恪一个人了，因此被刘文典誉为“国粹”。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已是位大哲学家，在清华也称得上是上乘人物。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总是恭敬地跟着陈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一边走一边听陈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打个大躬，然后分开。
闻一多和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时，生活清苦。有次菜太咸，冯说，菜咸有好处，可以使人不致多吃。但闻却用注释家口气说：“咸者，闲也。所以防闲人多吃也。”
1948年冯友兰从美国带回一个冰箱，在清华是惟一的，大概全北京城也不多。后得知清华校医院需要，当即就捐了。
俗话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站着一个伟大的女人。此话用在冯友兰身上真是不假，而且站在他身后的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三个女人。冯老曾经题诗赞美在他人生路上，对他有重大帮助的三位女性。其诗云：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
冯友兰兄弟姐妹五人，除了胞姐温兰早嫁、胞兄新兰早殇之外，冯友兰成为中国哲学界的泰斗精英，弟弟冯景兰先生是我国早年有名的地质学家，妹妹冯沅君女士是我国现当代有名的作家和古典文学专家，这就是有名的“唐河三冯”。这都有赖于冯友兰母亲吴老夫人的培养和教育。
吴老夫人不但积极培养子女，而且还理解和支持他们自由恋爱、自主结婚。冯友兰先生要带着新媳妇任载坤回家省亲，有人劝他们暂时别回去，怕他母亲不让儿媳妇出来工作。冯老说我母亲肯定不是那样的人。果然，在家没住几天，母亲就“撵”他们走，并说：“我不要媳妇在家照料、伺候，只希望你们在外好好地做事，有了小孩我替你们照管。”
冯友兰的母亲吴老夫人从小教育子女要本分做人，踏实生活，真诚待人，念书知理；她凡事为别人考虑得多，为自己想得少，冯友兰事事不愿麻烦别人这和冯母如出一辙。所以冯友兰说她母亲是封建社会的完美女性。而且冯母的良好品性对他影响很大：不但使他走出了失去慈父的阴影，而且使冯老走上了积极的人生道路。冯母对待生死很看得开，她曾对冯友兰说及人生在世，不一定要长命百岁，最主要的是把要做的事做完了，走了也就无憾了。这种人生态度也影响了冯友兰。
冯母逝世时享年83岁，冯友兰几经转折回去奔丧，写下了哀恸深情的《祭母文》以纪念他伟大而平凡的母亲。他还在《先妣吴太夫人行状》中说：先妣励志于宗祠之修建，全功未竟而身先陨落，八十三年之人生如此终结，其庄严悲壮，又非仅以团圆终结者所可比拟。闻亲族言，先妣入殓时容貌愉悦，尤胜平时，盖死生之道先妣尽之矣。
冯友兰对孩子面前并不严厉，譬如对于家中学生的功课，他并不要求谁非要考多少多少分，也不要求开夜车加班加点，他自己从考大学到出国留学每次考试就从未开过夜车；对于家中学生所选择的专业，冯先生也只看各人兴趣。宗璞上大学时读的是外文专业，为的是替自己的文学创作再打开一个窗口，冯先生同样很尊重她的选择。他并不要求子女一定要干什么，却希望他们无论干什么都要努力干好。虽然冯先生的子女没有一个再搞哲学，但他们从父亲那里获得的一种精神也使他们各有所成：除宗璞成为饮誉中国文坛的作家外，先生的长子冯钟辽、次子冯钟越也都是某个领域极为优秀的专家。
冯友兰常在家中常讲一个笑话：当他已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哲学家时，有人问他，家中怎么没有一人“子承父业”，他很幽默地一笑置之：“那是我深知哲学之无用。”
1957年4月11日，冯友兰夫人任载坤的二姐任锐去世周年。这天上午11点多，冯友兰偕夫人扫墓回到家，就接到毛泽东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毛泽东今天请客吃饭，请他马上去。冯友兰又惊又喜，来到中南海颐年堂，只见金岳霖、郑昕、贺麟诸先生已经先到了。这颐年堂是三间屋子，毛泽东和客人正在西头那间谈话。他见冯友兰来了，便问：“方才找你不着，是在上课吧？”冯友兰说：“今天是任锐同志的周年，我上她的墓地扫墓去了。”毛泽东又问：“任锐同志是孙维世（周恩来的干女儿、毛泽东的俄文翻译，解放前林彪曾狂热追求过她被拒，“文革”中被江青集团迫害致死）的妈妈？”“是的。”这时胡绳也到了，于是毛泽东带大家到屋子东头那间吃饭。当饭菜端上来时，毛泽东说：“我这饭叫四面八方人马饭，其中有各种的米，还有许多豆类。人、马都可以吃，所以叫人马饭。”
数月后，冯友兰发表《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其中对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发表了一些新议论。不久他得到邀请，去参加了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分组讨论时，冯友兰正好与毛泽东是一组，小组会议就在毛泽东住所开。令冯友兰没想到的是，当他刚跨进毛泽东的家门时，毛泽东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原来毛泽东已经看过他写的文章。小组会上，毛泽东叫冯友兰发言。冯友兰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问题，他说：“照现在的讲法，有些很难讲通。”毛泽东说：“那是简单化了，不可以简单化。”散会时毛泽东拉着冯友兰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
1964年全国政协开会，冯友兰在会上就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情况作了一个发言。闭会那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到会委员合影留念。拍照时冯友兰正好站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座位背后的中间。毛泽东一眼就看见了他，拉着冯友兰的手说：“你的身体比我的身体好。”接着毛泽东又询问了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情况，说道：“你的中国哲学史写完以后，还要写一部西方哲学史吗？”冯友兰忙说：“只能写中国的，写西方哲学史的任务已经派给别人了。”毛泽东说：“对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
“文化大革命”开始，冯友兰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直到1968年秋，他才被允许回家，算是宽大处理。冯友兰觉得奇怪，为什么突然对他宽大了呢？后来一个友人悄悄告诉他，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到他和翦伯赞时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
冯友兰先生通晓今古，涉猎广泛，对文史哲诸方面都很有见地。晚年，他与女儿宗璞在在餐桌旁相对而坐，话题是中国古典小说《儿女英雄传》。冯先生看着面前以文学为业的女儿，像面对一个朋友，谈自己对《儿女英雄传》的看法：“你看，在中国小说中，《儿女英雄传》的技巧是很新奇的。就说主人公十三妹的出场，这部小说并不像其他作品先开宗明义讲出主人公姓甚名谁，从哪里来。这部小说先让一个无名无姓的神秘女子登场，这就有一种神秘气氛。等到她的活动引出了邓九公，小说就又放下她重新从邓九公开头叙述……”
【嗜好】
冯友兰喜欢逛古董铺，“我所收罗的并不是夏鼎商彝，而是明清两代遗留下来的旧兵器”。东四牌楼附近有一个小巷，叫弓箭大院，是从前制造弓箭的地方。冯友兰在那里收罗了上百支的箭，箭有各种各样的箭头，特别是响箭，制造精致。“这些东西，我藏有几百件，曾在清华开过一次展览。新中国成立以后，我都捐献给历史博物馆了。历史博物馆又把它转送到别的博物馆去了。”冯友兰先生捐赠各式兵器共有六百一十九件。
冯友兰在自述中说：“我家里的上辈，有一代是习武的。在我的祖母的房里，遗留下来许多兵器，我小的时候常同堂兄弟们拿出来玩。家里有个护院的拳师，教我们使用这些兵器，所以养成一种爱好。”
昆明有一条文明街，街上有个摆旧货地摊的夜市。冯友兰经常去那里逛，有时买旧兵器。冯钟辽回忆起父亲在昆明的生活，在《父亲冯友兰先生收集的兵器》文中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买回来了一柄像匕首而无刃的无刃刀。刀身窄扁。平刀头没有尖，也许可以当改锥用。刀柄做得很考究。刀柄中空，做工有似象牙的雕镂方法，可是是铁做的。用玲珑剔透形容刀柄就很恰当。我也觉得那把刀有意思，就把它夹在书包里带了去学校。我那时候住校。下课以后在宿舍拿刀出来看。一位同学问我在干什么。我说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可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同学拿刀一看，忍不住大笑。说这是把烟刀，挑烟用的。我知道很多同学家里有烟具，当然深信不疑。周末把烟刀拿回家去，放回原处。父亲后来是不是也知道那是把烟刀？我是没说，我也没问。
冯友兰的长子冯钟辽的文章也提到了冯友兰藏旧兵器展：按照我的记忆，抗战将要开始的时候，在清华收集的那些兵器都捐送给了燕京大学了。大约在捐赠以前，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一次展览，也有一说，展览是在复员后举行的。以后可能又转到了有关部门。家里有一幅文化部颁发的奖状，言明收到冯友兰先生捐赠各式兵器六百一十九件，纸上的时间是1959年。最近在历史博物馆找到了这批兵器。妹妹宗璞曾去看过，见保存完好，还是从前的老样子。应该说这是它们最合适的去处。
【偕老】
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坤，字叔明，河南新蔡人，长冯友兰一岁。1915年她考入北京大学法科，入学后即转入哲学门，学习中国哲学。同年任女士与冯友兰先生订婚，1918年俩人在开封结为秦晋之好。自此任夫人一直陪在冯友兰身边，荣辱与共，风雨同舟，而且任夫人为了冯友兰的学术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因为有夫人的悉心照顾，冯友兰先生在家中是一个“甩手掌柜”。冯友兰先生的妹夫张岱年曾经感叹：在家中谁也比不上冯先生的，冯先生一辈子从来没有买过菜。冯先生的宗璞笑着补充：说一辈子没买过菜也是假的，随西南联大在昆明时，母亲身体不好，父亲也曾带我赶过集，不过父亲确实很少做饭，“君子远庖厨”这句话放他身上合适不过。记忆中间只有一次，父亲和我一起做饭，条件不好，得先把松针编成辫子一样的“松毛”盘在炉子里作引火，上面放上炭。我们怎么也生不着火，弄了半天，哈，出来一锅糊饭！后来我上大学时写一篇作文记述此事，记得有“煮饭则有黑无白”一句，因为活泼生动，还博得老师赞赏……
在西南联大的时候，由于战争缘故许多教授的家眷都还没到云南蒙自，贤惠的任夫人便在星期六轮流请老师们到家里吃饭。一般是炸酱面、摊鸡蛋、炒豌豆尖等家常菜。朱自清先生曾笑夸任夫人做的炸酱面非常好吃。内战期间，物价飞涨，教授们的生活也十分困难，任夫人丝毫不计较教授夫人的面子，设油锅卖麻花以补贴家用。
“文化大革命”时任夫人承受着多重压力。首先是经济上的，1966年7月，十来个红卫兵来冯老住处抄家文物书籍全部封存，扣发工资，每个月只给冯友兰夫妇24元生活费；8月份红卫兵又把存折和相机等稍微值钱的东西拿走了，又封锁住房，规定冯老夫妇只能住一间房。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不论寒暑，任夫人只能在小院里露天做饭。其次是生活上的压力，包括劳动方面。因为燕南园居委会规定，任夫人承担全部家务劳动并打扫燕南园道路。任夫人当时已是古稀之年，而且她身体不好。此时她既要自己完成劳动改造，还要照顾冯友兰的生活起居，冯友兰对此特别歉意。他在11月的日记里说：近几个月来，我的爱人为了帮助我思想改造，为了照顾我的生活，费尽心力，历尽辛苦。她本来又有心脏病，还是带病支持。这两天就觉得心慌背痛，今天早晨又头晕，还勉强于五点钟就起来，为我准备早点，旧病发了，这都是我带累的。
除了这些，任夫人还得承受政治压力。北京大学无论开什么样的批斗会，不管和哲学系是否相关，任夫人必须陪着冯友兰去接受教育，一般要开到深夜。在批判过程中，任夫人总是一直守在门外，不时很有礼貌地敲门和蔼地问别人：“你们批完了吗？”使得批判的那些人气势也不好嚣张起来。任夫人最担心的就是怕冯友兰发生什么意外。当时冯友兰和其他“牛鬼蛇神”们必须接受隔离审查，打扫卫生，学马列背毛主席语录，或者写交代和揭发材料，吃饭也必须排队。据冯友兰回忆：叔明见我夜里不能回家，很不放心，她每天上午提前吃午饭，吃了以后，就走到办公楼前边，坐在台阶上，望着外文楼，看见我跟着队伍出来吃饭，她就知道我又平安地过了一夜，还没有死，她就放心了。第二天照样再去等。那里有几块石头，我说那几块石头可以叫“望夫石”。
任夫人细心和全心的照顾，还有思想上的默默支持，给了冯友兰巨大的精神力量，使他顺利度过人生最低谷的时期。不幸的是，1977年，饱受病痛折磨和操劳过度的任夫人因病逝世，冯友兰忍痛作挽联：在昔相追随，同荣辱，共安危，出入相扶将，黄泉碧落君先去；从今无牵挂，断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
1991年12月22日张岱年先生在冯友兰的安葬仪式上发表讲话，赞扬了冯老的一生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他特别提到了要向冯老的妻子任载坤女士表示敬意。因为没有任夫人几十年独自担当井臼之劳，不论什么情况下一如既往地支持冯老做学术工作，冯老要专心做学问是很难的，尤其是在长期接受批斗的恶劣环境中，没有任夫人的支持和照料冯老不一定能支撑下去。
【坎坷】
从苏联回国后，冯友兰先生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了两次正式演讲。一次是漫谈苏联见闻；另一次是在北大哲学系，以“秦汉历史哲学”为题，提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思想为基本要素的“新三统五德论”，集中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
这次讲演引起了官方的怀疑与不满。次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国民党政府警方视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审讯。国民党此举引起全国哗然，人们纷纷提出抗议。迫于全国的民主势力，冯在被关押、审查数天后，遂被释放。对于这次事件，鲁迅先生曾在一封书信中愤然说到：“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鲁迅书信集》）这次事件对冯的震动也颇大，但他并未因此而与国民党决裂，而是选择了更加谨小慎微的道路。
冯友兰先生的天地境界何其难，比之好友金岳霖的不问世事，他的经历要艰辛坎坷许多。冯友兰的女儿宗璞觉得：这么多年，父亲冯友兰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谩骂和打击，成为众矢之的，却不发疯也不自杀，仍然在他的哲学天地里遨游，真是非常勇敢，非常了不起。
冯友兰第一次与毛泽东接触，是1949年10月。当时有许多人向毛泽东写信表态效忠，他也写了一封信，大意说：我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1949年以后冯友兰一直就在被改造中，是最大的改造对象，因为他有思想。张岱年就说过，冯先生地位特殊，不仅没有“言而当”的自由，甚至没有“默而当”的自由。
1951年，冯友兰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印度总统普拉沙德介绍冯的学术贡献时曾提及《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外交部得知后立即致电代表团，说此介绍有问题，要求冯于适当时机更正。此后，冯友兰在加尔各达访问时，在演讲中应外交部的要求说：“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
50年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多次检讨交待，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以有说无，但是主持人就是不让过关。金岳霖由于素与政治无涉，在运动会中过关较快，不久还被树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帮助冯转变。一进门，金先生就大声说：“芝生啊，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说着，扑上去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文革中，工宣队进驻北大，很多教授被隔离审查，俗称“蹲牛棚”。教授们一切听指挥，早请示晚汇报都得排队，排队时必须报数，同时要自报自己的政治帽子，冯友兰个头较高，曾被叫排头一个，并叫他说：“报数！我叫冯友兰！是……是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说：“不行！重报！你这是避重就轻！你是反动学阀！”冯便改口：“我，我是反动学阀。”洪谦先生由于害怕，怕也说他避重就轻，就说：“我叫洪谦，反动学阀！”红卫兵说：“不对，你还不够格，你是反动学术权威！”洪吓得连忙改口。冯定自报“反动学术权威”时，红卫兵说：“你不就是写过一本《平凡的真理》么？你还想往反动学术权威里钻！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冯友兰在牛棚里受折辱，但他饭照吃，觉照睡，其早餐是一窝头，两大碗玉米面粥，一分钱的咸菜丝。咸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冯友兰不够。经郭兰芳提醒，冯大着胆子向红卫兵要两分钱咸菜，红卫兵瞪大眼睛说：“人家一分钱咸菜都吃不完，你还吃两分钱的，你怎么吃这么多？”冯答：“我……我吃的多。”话虽受斥责，竟还满足了要求。洪谦与冯友兰个子差不多，而饭量只有冯友兰的四分之一。
71岁高龄的冯友兰，仍天天有人来抄家，搬把凳子搁院子里，要他站在上面。家里贴满了打倒的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贴封条。衣服都封起来了，天冷了，封条不敢拆，冯友兰就披条麻袋御寒。他的输尿管不通，腰上挂着尿瓶，被拉去批斗，打倒在地。游街时连连跌跟头，还是要继续走。为了斗他，甚至成立了批冯联络站。
冯友兰幼子冯钟越先生是航天工业部主任工程师，有名的飞机强度专家，可惜天不假年英年早逝，赍志以终时才51岁。他长年工作在西北黄土高原上，按照冯友兰的声望和冯钟越的才学，如果活动活动，调回北京应该是能做到的。但在人们眼中有点傻气的冯老却没有这么做。对于幼子的逝世，冯老也只能是含泪题联：“是好党员，是好干部，壮志未酬，洒泪岂止为家痛；能娴科技，能娴艺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难再归来。”
冯友兰在人生最后的几年里，住院的频率更为频繁，几乎都是女儿女士陪着他在各个医院打游击战。他的旧病丹毒这时复发得很频繁也很厉害。丹毒是皮肤及其网状淋巴管的急性炎症，其好发部位一般是下肢和面部，冯老的丹毒主要在下肢。除了丹毒外，1983年发现冯友兰患有浆细胞骨髓瘤，并且是恶性，所以他的健康状况使宗璞夫妇非常担心，而且人老了，身体容易犯毛病，宗璞女士一般会定期陪冯老做检查。而冯老却在这种情况下完成了150万字的著述，除了他顽强的生命力外，这与宗璞夫妇对冯老的悉心照顾和关心也是分不开的。
【瑕疵】
据《儒林随笔》记载，某教授原来在西南联大、清华时与冯友兰交谊不错，可是到了国外有几次学术会议场合，冯友兰见了他居然装作不认识。
1971年，冯友兰摇笔写诗，托四人帮的爪牙谢静宜转达毛泽东：“普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后冯友兰又写《咏史》诗。一九七六年大地震后，江青来看他，他又借机写诗，颂扬毛泽东和四人帮：“主席关怀如旭日，万众欢呼胜夜寒”。为人所诟病。
1973年春，梁漱溟在冯友兰家中午饭，谈甚久，临别，冯友兰颂《论语》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没想到刚到秋后，冯友兰竟发表文章批孔。
梁漱溟回忆说：“在‘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不久，我见他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一反自己的历来主张，随着潮流百分之百地否定孔子，我心里很不舒服，便写信批评他，要他答复我为何这么做。不多久，他便在女儿的陪同下，悄悄地同我见面，叙述他的理由，包括他的苦衷。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批评他不对。但他当面向我作了解释，我心里的气也平和了一些。人各有志，且各有所难，律己可以，何必强求于人呢！”
冯友兰被拉入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梁效”，据说文革结束后，其妻埋怨他说：天都要亮了，还在炕上尿了一泡！
冯友兰90年诞，设家宴请任继愈、张岱年、李泽厚等名人参加，也请了梁漱溟。梁不仅没有赴宴，还给冯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北大旧人惟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不愿来参加寿宴。而且信上竟无上款，按冯友兰的理解，“窥其意，盖不欲有所称谓也”。也就是说他不愿意称冯为“老同学”或者“老朋友”，耻与为友，故不题上款。冯友兰仍对梁之耿直深感敬佩，且复函说，“非敢有憾于左右，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
1987年6月23日，一代儒宗梁漱溟仙逝，冯友兰送了这样一副挽联：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王友琴女士在《林焘先生与文革历史》写道：林先生曾和中文系章廷谦教授关在一间房子中。有一天章廷谦说，他很苦恼，因为冯友兰教授说他在西南联大时是国民党区党部委员，那样就是“历史反革命”了。冯友兰女儿宗璞与钱钟书夫人杨绛还因为章廷谦文革之事引发了一场笔墨官司。
【故去】
1990年12月4日，是冯友兰95岁华诞。北京大学哲学系已经为这个生日做好了庆典的一切准备。会议就定在12月4日开幕。海内外很多著名的哲学史家、文化史专家都预定要来参加这个会议。
1990年3月冯友兰就为自己预拟了95岁寿联：“二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所谓“六书”，指的是冯友兰从早期研究哲学史转向哲学创作的六部代表著作《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此六书写于抗战时期冯友兰颠沛流离的10年。这六部书建造起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所谓的“二史”，指的是冯友兰解放前出版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和解放后出版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
有人担心冯友兰的身体，害怕他不能支持参加开幕式。因为那几年，冯友兰成了医院的常客。毕竟是90多岁的人，经常住院，大家并不意外。大家意外的是，冯友兰先生每次都能平安出院，回到北大燕南园家中，在助手帮助下，继续他《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