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刘文典大骂蒋介石后，一向反对蒋介石的粤系军阀陈济棠曾多次函请刘赴粤共谋大业，并汇来重金相请。刘婉言拒绝，将巨款退回，叹道：“正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当前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卢沟桥事变后，刘文典未能及时离开北平，日军得知他曾留学日本多年，精通日语，多次利诱，劝他继续到北大任教。日本人还请了刘的好友知交来当说客，其中就有周作人。但刘文典说“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认定“气节不可污”，坚辞不就。
见劝说无效，日本人便采取强硬手段，两次派宪兵抄了刘文典的家，将于右任、胡适、陈独秀、邵力子等人写给刘的信函都抄走了。刘与夫人张秋华安坐在椅子上，“身穿袈裟，昂首抽烟，怒目而视，以示抗议”。日本人问他话，刘文典不置一词，翻译官责问他为什么对太君的问话一言不答，他怒道：“我以发夷声为耻！”
刘文典的四弟刘管廷本与他同居一寓，北平沦陷后，刘管廷下水，到冀东某日伪政府当差。刘文典得知后极为愤怒，以生病为由“不与管廷同餐”，后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拒绝与其同住，逐其迁居。
1937年底，在友人的帮助下，刘文典辗转千里，取道天津从海路到香港、越南，历时几个月来到西南联大。一路上，他心中反复默念着文天祥的诗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当他抵达云南蒙自与西南联大会和时，禁不住泪流满面，他对梅贻琦时戏言：“只剩这一身衣裳了！”后来，他在给梅贻琦信中说：“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
1938年5月22日，当梅贻琦看到满面尘灰的刘文典出现在他面前时，泪水差点夺眶而出。当时的刘文典，头发已有点花白，身着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袖口和领口上沾满了油渍，黑得发亮。肩上挎着的一个小包袱，就是他的全部行李了。
据吴晓玲回忆，他比刘文典晚到昆明，刘见到他便打听周作人消息。吴说周以“家中还有老小”为托词未出来，刘文典气愤地说：“连我这个吸鸦片的‘二云居士’都来了，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
刘文典到联大后，给夫人张秋华写信道：“岂有文章千载事，更无消息几时归？”几个月后，张秋华和次子刘平章，带着刘文典的四大箱珍贵书籍、资料，经香港辗转到云南。到香港后，但因书籍资料实在无法携带，便寄存在香港，后不幸被日本人掠走。刘文典在课堂上沉痛地说，我的私人书籍都已丢失，资料没有了，我就把脑子里的东西给你们吧！他多次露天演讲“国势的阽危”，讲日寇“险恶的用心”，讲中国文化的重要，他还要求学生们潜心研究日本，多了解日本这个民族。
抗战期间，刘文典不仅号召别人研究日本，自己也全力以赴翻译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氏的《告日本国民书》，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国人更多地了解日本这个民族，常常翻译到深夜。据一位学生回忆：“刘先生那时正着手翻译日本陆军大臣茺木贞夫氏的《告全日本国民书》。有一天上国文时精神委靡得连说话都几乎没有声音，说是因为昨晚译书到夜里三时才休息。我当时听了刘先生的话，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
刘文典坚持知己知彼的道理，一直致力于研究日本，1942年，他作《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不知道》一文，坚信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奇貌】
学生曾描述在清华任教时的刘文典说：“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僻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
傅来苏回忆老师刘文典：“先生身材不高，晚年体弱瘦削，虽为一级教授，日常均身着青布长衫，脚着布面圆口鞋，不修边幅，却飘逸自如，不失学者风度。上课时则用一块蓝布包着讲义或教材，夹在腋下，慢慢走进会泽院，走入教室……入冬天寒，先生衣着亦无大变化，只是在长布衫下增加一件棉袍或皮袍，从未见过华丽大衣之类的装束。外出或应酬时，服饰亦然，但举手投足中，一派中国儒学传统大师神采。……先生读书或与朋友学生交谈时，喜抽香烟，爱喝清茶。我们去看望或有所请教时，他总是打开烟盒，递给我们一支烟，而后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着，此时谈风甚健，说古论今，厚积薄发，虽体虚气弱，常常手之舞之，神采飞扬。”
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回忆老师刘文典道：“我听说刘文典是清朝末年同盟会的，和孙中山一起在日本搞过革命，非常老资格，而且完全是旧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一身破长衫上油迹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样子……”
刘文典上课，讲曹丕的《典论·论文》时，一边讲一边抽烟，一支接着一支，旁征博引，一小时只讲了一句。
在西南联大讲《文选》时，刘文典每次上课前，让校役提一壶茶，带上一根两尺多长的竹制的旱烟袋。每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下课铃响了也不理会。有时候下午上课，他一口气讲到5点多。学生说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有人考证刘文典吸烟的习惯。认为他的学生回忆他边吸旱烟边讲课的细节有误，刘文典抽的应是烟卷，不是烟袋，也不是烟斗。刘文典的照片拍的就是其手夹香烟的样子，周作人在《知堂回忆录》中也说刘文典有吸纸烟的习惯：“（刘叔雅）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亦粘在唇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课堂）以前始弃之。”
刘文典上课旁征博引，故有时一堂课只能讲一句，他教《文选》，一个学期只能讲半篇玄虚的《海赋》。
刘文典嗜吸鸦片，上课时烟瘾上来便狂吸香烟解烟瘾，由于他边吸边讲，所以发音有时含混不清，上“《文选》选读”课时，有时只能听到他嗫嚅而言：“这文章好！这文章妙。”
张中行回忆刘文典：“三十年代初，他在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在北京大学兼课，讲六朝文，我听过一年……他偏于消瘦，面黑，一点没有出头露角的神气。上课坐着，讲书，眼很少睁大，总像是沉思，自言自语。”
文中子在《刘文典：“半个教授”》中这样描述刘文典：“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慢移莲步。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
刘文典的次子刘平章回忆说，父亲在他的印象中总是一身长衫。除了在早年的一张照片中身着西服外，在以后的日子里，即使赴京参加政协会议，他也从未改换衣装。刘文典的头发很多，有一次剪短了以后，他就随便“抹一抹”，从此也不再费心梳理，所以他留下来的尤其是晚年时期的照片中头发都是凌乱不堪、微微上指的样子。
【教学】
罗家伦任清华校长后，一心想聘请刘来清华任专职教授，但北大拒不放人，几经磋商，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刘到清华执教，但仍兼任北大教授，两全其美。由此可见刘文典当年炙手可热的程度。
当年考入清华的学生，“大一国文不选杨遇夫先生，不选俞平伯先生，也不选朱自清先生，而单选这位善解文字给人种种不同印象的刘叔雅先生。”
一次，刘文典上课时，有一位学生站起来说：“先生能不能再大声点，后面的听不见！”刘问：“今天到了多少人？”答曰：“30多人。”刘说：“我上课，教室里从来不许超过30人！今天不讲了。”说完拔腿起身，拂袖而去。
刘文典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给学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有一次，他刚上了半小时便讲完了上一讲的内容。同学们以为他接下来要讲新课，谁知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正是月圆之夜，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到这日，皓月当空，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大讲《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许多年后，宋廷琛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那是距离人类登陆月球二十多年前的事情，大家想象中的月宫是何等的美丽，所以老先生当着一轮皓月大讲《月赋》，讲解的精辟和如此别开生面而风趣的讲学，此情此景在笔者一生中还是第一次经历到。”
刘文典对《红楼梦》颇有研究，经常被邀请作《红楼梦》的演讲。张世英曾谈到一个刘文典讲演的趣闻：“那时无论文科理科，无论是学生和教授，都喜欢到各系去听自己喜欢的课。所以有些课，你可以看到学生、教授一起听课。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一年级时听刘文典讲《红楼梦》，到了教室，已经挤得人山人海，地上都坐满了。刘文典是一个不拘小节、文人派头十足的学者，只见他抽一口烟，似乎要说话了，但又不说话，大家只好焦急地等待。他又抽一口烟，才不紧不慢地开了腔：‘你们各位在座的，都是贾宝玉、林黛玉呀！’当时化学系的一位老教授严仁荫，已经坐着等了半小时，听到这样的话，很生气地说：‘什么贾宝玉、林黛玉，都是大混蛋、小混蛋！’这是骂刘文典的。可是刘文典讲课后，底下的人，没有一个是走开的。”
刘文典曾请陈寅恪出“国文”试题，陈让考生对对子，并出上联“孙行者”，刘不以为意，照做，结果考糊了很多学生，一时议论纷纷，沸沸扬扬。
刘文典博闻强记，他上课时讲《圆圆曲》、《万古愁》两篇文章时，把明末清初的事迹如数家珍般的一一说给学生听听，并且在黑板上列举了许多典故。让学生“十二分”佩服。
一次，助教在一位学生的课卷上无中生有地添上了一个错字，当时这位学生深感不平，马上去找刘文典。刘看后气得摇头咂咀，回去与助教大闹一场。从此，这位学生所有的课卷都由刘亲手批改了。
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家住市郊官渡，离学校较远。当时日本飞机常对昆明进行空袭，但他从不缺课。他说：“国难当头，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刘文典一向狂放不羁，上起课来也如是，一堂课他顶多讲三十多分钟与课程有关的内容，余下的时间就是天马行空，随兴所至，无所不谈，臧否人物占其大半。
何兆武在《上学记》中曾回忆刘文典上课时的情形：“西南联大的时候，刘先生大概是年纪最大的，而且派头大，几乎大部分时间都不来上课。比如有一年教温李诗，讲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是门很偏僻的课，可是他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偶尔高兴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候随便骂人，然后下次课他又不来了。按说这是不应该的，当时像他这样的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他就这个作风。”
张中行在《刘叔雅》一文中回忆刘文典讲《海赋》时说：“一次是讲木玄虚《海赋》，多从声音的性质和作用方面发挥，当时觉得确是看得深，谈得透。又一次，是泛论不同的韵的不同情调，说五微韵的情调是惆怅，举例，闭着眼睛吟诵‘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沈郎憔悴不胜衣。’念完，停一会，像是仍在回味……”
宋廷琛在《忆刘文典师二三事》中也谈到了刘文典讲的《海赋》：“当他解说《海赋》时，不但形容大海的惊涛骇浪，汹涌如山，而且叫我们特别注意到讲义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满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师说姑不论文章好坏，光是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
傅来苏在《是真名士自风流》一文中记载：每逢讲授诗歌，刘文典常常摇头晃脑、浅吟低唱，每到激越处则慷慨悲歌。他不仅自己吟诵，还要求学生模仿。有的同学不遵命，他虽不悦，但也不苛责，只是打比方点拨：“诗不吟，怎知其味？欣赏梅先生（兰芳）的戏，如果只是看看听听而不出声吟唱，怎么能体会其韵味呢？”
傅来苏回忆刘文典讲课：“开宗明义，讲清课题后，即不再翻阅书本，也没有讲稿或教案之类，即兴抒发，或作文字的训诂，或作意境的描绘。有时作哲理上的探讨，有时作情感上的抒发，引经据典，汪洋恣肆，忽如大江之决堤，忽如神龙见首不见尾。口渴了，端起小茶壶呷上两口，润润嗓子，讲累了，点燃一支烟，猛吸几口，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兴浓时，会击节而歌，无所顾忌。兴之所至，说文论诗，出口成章，左右逢源，挥洒自如，又是几乎到了忘我的境界。”
一次，刘文典讲李商隐的《锦瑟》，对于“锦瑟”是乐器还是“小妾”进行了一番考证。他认为“锦瑟”不可能是令狐楚（或其子）的“小妾”，因为李商隐不可能不顾及师生情谊或师兄弟的情谊。后他又说诗的“先”韵是“沉重的长叹而非意切的嚎啕”，一时来了兴致，边吟边感慨，下课铃响了，亦沉醉其中。而讲下节课的教授早在教室门外等候了。大概过了20分钟，刘文典的感情才平息下来，掏出怀表一看，“哦、哦”了两声，收拾书本，慢慢走出教室。
傅来苏等学生想弥补听课的不足，便大着胆子向刘提出，想看看他的教案。刘文典闻言，笑着说：“教案在脑中。”
刘文典开课“《文选》选读”课程，一年只能讲《文选》中的两三篇文章，每年开课又必讲《文赋》。这几千字的《文赋》，他一讲就是两个月。在说到《文赋》中某个字用得好用得妙时，他说：“《文赋》又多种讲法，讲一年亦可，讲一月亦可。例如此句此字，真乃一字千金！要不是它真好，古人与我非亲非故，我又何必这么捧他？”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曾开设“《庄子》选读”、“《文选》选读”、“温庭筠、李商隐诗歌”、“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元遗山研究”、“吴梅村研究”等课程。
吴晓玲在《忆刘叔雅先生数事》中回忆，一次，刘文典在基督教文林堂演讲，他解释《庄子》第二十七篇《寓言》中“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论，是诏‘天均’”的“天均”为“nature balance”，言简意赅，一语中的。
学生王彦铭回忆刘文典上“吴梅村研究”课时，到课的人并不多，稀稀拉拉坐着十几个人，偌大的教室显得空荡荡的。但刘文典毫不在意，在教室桌旁的一把“火腿椅”（木椅，右侧有状若整只火腿的扶手，供笔记书写之用）上坐下来，照例先是点燃一支卷烟，深深吸上一口，操着安徽腔：“今天我们只讲梅诗中的两句：‘攒青叠翠几何般，玉镜修眉十二环。’”王彦铭说：“刘先生娓娓而谈，香烟袅袅，把我们引进诗情画意中去了。”
下课的时候，月亮已经升得很高，王彦铭等同学将老师送回住处，刘很是感动，吟诵李白的《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王彦铭清晰地记得，“他那安徽腔普通话，微微摇曳，有时还带点颤音”。
【治学】
1917年，刘文典由陈独秀介绍，到北大任教，教授“古典文学”、“《文选》”“古籍校勘学”等课程。当时，刘文典革命的余热尚存，在“五四”运动中，他为学生充当“守夜犬”，并积极参与驱逐教育总长章士钊的运动，但随后而来的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和章士钊的下台，却让刘文典感到疲惫和失望。从此刘文典“告别革命”，开始沉入校勘古籍，潜心治学。
刘文典平生一直致力于古籍的校勘，他在在课堂上常对学生说：“每部古籍，都有一个传抄、刊印的过程，长的几千年，短的数十年，错误实在难于避免。托名伪作的、篡改古籍的不乏其人。看不出问题，真伪不分，曲为解说，就要谬种流传，贻笑大方。搞校勘，须精通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要有广博的文化、历史、名物制度的知识，版本、目录之学也得认真研究。”
1923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共二十一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应刘文典之请，破例用文言文为其作序，在序中丝毫不吝啬溢美之词：“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其功力之艰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此后，胡适又在自己的著作《中国思想史长编》中给予此书高度评价：“近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收罗清代学者的校著最完备，为最方便实用的本子。”此书出版后，刘文典一时在学术界声名大噪。
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一出版，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当时，胡适和梁启超应《清华周刊》之请，给青年人开过一份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适的在书目中自然推荐了好友刘文典的这本《淮南鸿烈集解》。而当时对胡适所开书目嗤之以鼻的梁启超，在自己重新开列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也推荐了刘文典的这本新书，梁说：“《淮南子》，此为秦汉间道家言荟萃之书，宜稍精读，注释书闻有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颇好。”
鲁迅“主张年青人少读中国书的，或者干脆不读”，但在听说同门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一书正式出版后，特意去商务印书馆买了一套，并将此事写入日记。
刘文典点校《淮南子》时，曾致信胡适道：“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
1923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出版，该书在学界引起轰动，十年间曾重印三次。二十五年后，刘文典重新点校的《淮南鸿烈集解》刊行，此书在原书的基础上，加入了其二十多年读书、教学中遇到的新材料、新思考。
刘文典校勘《淮南子》时，需要查阅《道藏》典籍。刘文典闻说北京白云观里珍藏有明朝正统年间刊印的《道藏》一部，于是，他请朋友帮忙，始住进白云观，得以翻看此典。他在白云观潜心翻检《道藏》，平日足不出户，经常是茶饭不思、寝食难安，以致患上极为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后养息调理了半年方才渐渐好转。
刘文典常通宵达旦地看书，常常鸡鸣时上床，到第二天下午一两点钟吃早饭，其著作多在夜间完成。夜间读书时，常茶、烟相伴。他的著作有一部分被老鼠啃坏，成为其终生憾事。
刘文典的儿子刘平章回忆也曾回忆他夜间写作的习惯。他为了能静心研究学问，总是在夜里九、十点钟才开始看书写作，一直读到到第二天七八点才睡觉，从来不吃早点。到了中午，饭做好后，夫人张秋华负责叫他起床，并把他“领”出房间。刘平章说：“有时他还朦朦胧胧的，我母亲给他夹菜，他看也不看也就吃下去了，他不是那么重视外表饮食这些学问以外的事情。”
据刘平章介绍，除了在中国古典文化研究上富有建树外，刘文典还精通英语、日语、德语，平时博览外文书籍，因此对国际情况形势也十分熟悉。他曾写过多篇文章，分析当时的环境形势，从今天看来都具有极高的政治远见。刘文典还对医学颇有研究，并提出了很多新思想。
傅来苏一次为刘文典收拾书本时，无意中看过的刘所读的自己著的一本《庄子补正》，他在书页的空白处用蝇头小字密密工整地作了许多眉批注释，其中还有外文。傅来苏与同学都为刘的治学严谨赞叹不已，看来老师确实做到了他所说的“一字异同，必求碻（同‘确’）诂”。
刘文典收藏有许多古籍，其中不乏孤本、善本。抗日战争爆发后，刘独自南下，他写信给夫人张秋华，让她到云南与自己会合，并嘱咐张一定要将自己的藏书带来。张秋华带着孩子和四大箱书，一路颠簸，最后由于书籍实在不便携带，便寄存在香港刘的学生处。日军占领香港后，这批书被掠。抗战结束后，他得知日本将归还掠夺的中国书籍时，异常高兴，但结果却让他失望。直到去世，他依旧在找自己的藏书。
刘文典去世后的1961年，刘平章曾向周恩来反映此事，但总理办公室答复称：“鉴于中日关系尚未恢复，目前暂时不宜提这件事。”半个世纪后，刘氏后人终于得知，刘文典的藏书日本早已归还，但是，当时正是国民党退守台湾之际，藏书到底现在在何处，却始终不得而知。
于丹的《〈庄子〉心得》参考文献中，刘文典的《〈庄子〉补正》位列第二，而位列第一则是《庄子》。
【妙论】
刘文典“性滑稽，善谈笑，语不择言”。他曾自称“狸豆鸟”，因“狸”、“刘”二字古读音相通；“叔”者豆子也；“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所以“刘叔雅”便是“狸豆鸟”。因刘喜自谑，故“学生们就敢于跟他开点善意的玩笑”。
西南联大时，有一次，一位学生在课堂上问刘文典，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刘文典仅说了五个字：“观世音菩萨”，学生不解其意，刘解释说：“观，乃是多多观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就是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学生闻言，无不应声叫好。
马逢华曾回忆刘文典演讲《红楼梦》的情形，有一次，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演讲，演讲地点原定在西南联大的一间小教室中，后因前来的听众太多，容纳不下，只好改到教室前的广场上去演讲。届时早有一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其时天尚未黑，但见讲台上已燃起烛光（停电之故），摆着临时搬去的一副桌椅。不久，刘文典先生身着长衫登上讲台，在桌子后面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他斟茶。刘文典先生从容饮尽了一盏茶，然后霍然起立，像说‘道情’一样，有板有眼地念出他的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
而另一位学生则记下了刘文典对此四字的解释：“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这幅题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然属意薛宝钗了。”
刘文典发现学生用参考书后，诙谐地说：“去神庙烧香拜佛，烛光闪闪，烟雾袅袅，神佛真容常常模模糊糊、影影绰绰，只有拨开云雾，才能看清庐山真面目。”
【逸事】
刘文典在白云观潜心研究《道藏》典籍期间，因日子实在太清苦，便忍不住趁着道士们不注意时，偷吃了点荤腥，结果被道士们当场“逮”住了，闹了个大红脸。
刘文典在白云观居住时，观里来了个人，拿着旧报纸包的诗集，闯进房内说：“我的才太高了，所以很苦的。这是我的诗集，诗好得很……你细细读罢。”刘文典颇觉好笑，于是低头假装看诗，来人继续发表高论：“我最好哲学，现在研究佛学和写字。我是以哲学为方法，政治活动为目的，政治也是我的唯理哲学的一层。”来人兜了半天圈子才切入正题，说想讨一笔旅费回乡，铜子票和铜子都不嫌弃，并说：“我是不择细流，所以能成其大，我的才学所以能如此的成就，也就是这个道理。”刘文典强忍住笑，将自己的零钱全部给了他。他点完钱，坚持要把诗集留给刘，供他晨昏拜读。刘文典再三辞谢，他方肯收回。临别时，此人一再说，其实你应该好好读读我的诗，不可专做那校书的枯燥活计。走到门口时，他忽然想起还没拜会观里的道长，说：“宗教哲学家不可不见见宗教家。”刘文典赶紧拦住他，说老道们什么也不懂，当不起您这样大学者的拜候，才把他打发走。
1918年，陈独秀曾作《有鬼论质疑》一文，有个叫易乙玄的马上写了一篇诘难陈独秀的文字《答陈独秀先生“有鬼论质疑”》，刘文典看到易的文章后，对陈施以援手，作《难易乙玄君》进行反诘。
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刘文典需要查阅某种佛经。他听说香山某寺藏有此佛经，就前去借阅。该寺有严格规定，非佛教人士，不准借阅藏书。允许借阅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书页，必须用寺院特制的篾子翻阅，违者受罚。该寺管理藏书的老和尚与刘文典认识，特准他借阅，并向他说明借阅的规则，刘当即允诺。
老和尚离去后，刘文典静坐读经。不一会儿，刘觉得疲倦，见室内有一空床，便趁机持书卧床阅读。不料，他看了一会儿，就睡着了，书掉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睡梦中的他忽然听到骂声，头面受到扑打。他睁眼一看，老和尚边打边斥责说：“你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原老和尚本来想与他谈论佛学，进来一看书掉在地上，顿时火冒三丈，拿起扫帚便打。刘文典一面道歉，一面在佛堂内“抱头鼠窜”。
刘后来回忆此事说：“他是用扫帚苗子打的，若倒过来用扫帚疙瘩（把子）打，我可惨了。和尚见我甘心承受挨打，并没有教授架子，怒容一变，噗哧一声笑了。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我曾在清华设素斋招待。我的脑袋虽然不太高贵，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这次挨打应该，君子不可失诺！”
北大文科教员的预备室，被称为“卯字号”。巧的是，这里还真有过两只老兔子和三只小兔子：当时的文科学长陈独秀与主讲中国文学史的朱希祖，同生于己卯年（1879年），时已三十八岁，被称为“老兔子”；胡适、刘半农与刘文典都为辛卯年（1891年）生，还不满二十六岁，则是“小兔子”。
周作人回忆：刘文典最不喜中医，尝极论之，备极诙谐谿刻之能事，其词云：“你们攻击中国的庸医，实是大错而特错。在现今的中国，中医是万不可无的。你看有多多少少的遗老遗少和别种的非人生在中国，此辈一日不死，是中国一日之祸害。但是谋杀是违反人道的，而且也谋不胜谋。幸喜他们都是相信国粹的，所以他们的一线死机，全在这般大夫们手里。你们怎好去攻击他们呢？”
刘文典批评那时的国会议员道：“想起这些人来，也着实觉得可怜，不想来怎么的骂他们。这总之还是怪我们自己，假如我们有力量收买了他们，却还要那么胡闹，那么这实在应该重办捉了来打屁股。可是我们现在既然没有钱给他们，那么这也就只好由得他们之间去卖身去罢了。”
张中行回忆，一次上课，不知说起什么，刘文典忽然慷慨激昂，从座位上站起身来，睁大眼睛说，人间的不平等现象使他气愤，比如说有人坐车，有人拉车。学生们都奇怪地说，刘教授怎么从“出世”忽而转为“入世”了。下课以后，有些学生看见他走出校门，上了一辆人力车，他坐上去后，车夫提起车把向西跑去。学生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正是那“坐车”的人。
刘文典长子病逝后，对幼子极为钟爱，上课时便把他带到教室，讲课时，孩子就坐在他身边，但因孩子小，总是吵闹，此时，学生们便凑钱给他买糖吃。一次，孩子坐不住，到教室外面抓蝴蝶，刘文典见了，忙叫“快回来”，当时学生们正听的入神，刘说的话，一字不落地记下，突然穿插这三个字，实在无法理解，因为出现的太突兀了。
刘文典生活上素来糊涂，他独自到蒙自后，请了一位男佣照料自己的生活。一年后，夫人张秋华带着儿子来到云南。一天，张秋华去市集随意买了点云南的蔬菜，回来烧了几个小菜。刘文典尝过后，惊讶地问：“这菜是哪里搞来的？”张回答说：“就是集市上买来的当地蔬菜。”刘文典听罢感慨道：“没想到云南竟有这么好吃的菜！”原来，男佣为了图方便，只给他做煮咸鸭蛋、蒸鸡蛋，他吃了一年多，竟不知云南有新鲜的蔬菜。
在昆明时，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教授们都过的非常艰苦，刘文典亦如此。当时李鸿章之孙李广平也在昆明，他和刘文典既是同乡，又是远亲，二人性情也相投，所以时常接济刘。刘文典“难以为炊”时，就书“刷锅以待”四字，差人送给李。李便立即“雪中送炭”，帮他解困。
解放初期，李广平被逮捕。后虽经排查排除怀疑，但要求有人担保才能释放。刘文典知道后，借了云大校长的小汽车去监狱接李，他对监狱的负责人说，李广平是我看着长大的，无任何问题，若保释后出任何问题由我负责。办完手续后，他将李接到云大。
到蒙自没多久，一天傍晚，刘文典沿着蒙自的南湖湖堤散步，走到来到一个村庄时，正巧碰见一个农夫打老婆，妇人除了号啕大哭之外，并不还手。刘文典实在看不过去了，便上去劝阻，没想到对方根本就不理会他：“我打我婆娘，与你何干！”刘极为恼火，抬手给了农夫一记耳光。男子猛遭“突袭”，愣了一下神，看了看刘，以为刘颇有来头，越想越怕，拔腿就跑。谁知，先前被打的妇人却不依不饶，冲过来一把揪住刘的衣领，拉着刘质问为什么要打他男人，并恶语相向。弄得刘很是尴尬，幸亏村里一些明理的人迅疾走过来，上前解了围。刘文典想起这些往事时还忍俊不禁地说：“没想到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
在西南联大时，由于日机空袭，刘文典常常要跑“警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所堪告慰于老友者唯有一点，即贱躯顽健远过于从前，因为敌人飞机时常来昆明扰乱，有时早七点多就来扫射，弟因此不得不黎明即起，一听警报声，飞跑到郊外山上，直到下午警报解除才回寓。因为早起，多见日光空气，天天相当运动，都是最有益于卫生，所以身体很好。”
刘平章回忆，他们住在昆明龙翔街七十二楼新宅的时候，有一次昆明突然防空警报大作，一家人赶紧跑出屋外，不一会儿寓所就遭遇敌机轰炸，屋顶被炸了大窟窿，家里的衣物、书籍、手稿被炸得到处乱飞。夫人张秋华看了，心疼得眼泪直掉。
炸弹不长眼，所以跑警报是日常的功课。吴宓于1940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记载：“晨，上课不久，7：15警报至。偕恪（陈寅恪）随众出，仍北行，至第二山（小虹山）后避之。12：30敌机九架至，炸圆通山未中，在东门扫射。时宓方入寐，恪坐宓旁。是日读《维摩诘经》，完……2：00同恪在第二山前食涂酱米饼二枚。遇缘（明日，又遇于此）。继3～4（时）在第一山（白泥山）前土洞中，与刘文典夫妇谈。请典改润宓作寿遐诗。”
刘文典称自己“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一日，警报响起，刘文典赶紧四下躲避，跑到半途，突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目力不佳，赶紧带着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路上，学生要搀刘，刘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先走。
刘文典极为崇拜陈寅恪，每当听到有人说陈寅恪的不是时，刘文典一定要维护陈先生，破口大骂道：“没长眼睛的狗东西！陈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大学者，是‘教授中的教授’，闭着眼睛都能把你们撂倒，哪轮得到你们来教训他！”
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因备课久未去看望老师，心存愧疚。后专门抽出时间拜望恩师。不料，刘一见陶，就大骂陶是“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等等。陶一时莫名其妙，他回忆说：“我想他是鸦片没吃足，发神经病，我一向尊重老师，但学生也不是奴隶，随便辱骂，我已忍无可忍，要以暴易暴，当我正要怒目反击时，忽见刘先生用力一拍桌子，声音更大地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的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么’，愤怒的脸忽然变成可怜的脸。”陶光听到老师把自己当成“吹牛的本钱”，很受感动，于是转怒为笑，扶老师坐下，并向刘说明原因，倒茶赔罪。刘亦转怒为喜，留陶一起吃晚饭。
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的学生李埏曾向刘借过一本《唐三藏法师传》。当李翻开这本书时，发现空白处全是刘文典用多种语言写的批注，注文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李埏正看得入神时，发现书中有一张刘文典用毛笔画的老鼠。李很是疑惑，便去请教刘。刘文典说，那是他在乡下点香油灯看书时，一天深夜见有只老鼠爬到灯盘上，明目张胆地吃灯芯上滴在灯盘上的油。他本想打死老鼠，但又觉得老鼠也是在讨生活，和他读书也是为讨生活一样，就不必相残了，当时便用毛笔画了一幅老鼠像夹在书中。李埏于是感慨：“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张中行回忆，刘文典讲课时，吴宓（号雨僧）也去听，坐在教室内最后一排。刘文典总是闭目讲，讲到自己认为独到的体会的时候，总是抬头张目向后排看，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吴宓照例起立，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吴宓对刘文典的学问十分佩服，他常去听刘文典讲课、演讲。他在日记中记录：“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又一次写道：“听典露天演讲《红楼梦》。”
一次，刘文典与学生谈到《红楼梦》中妙玉论饮茶：“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刘文典调侃说：“吾辈饮茶，解渴的蠢物耳。”
王彦铭上学时，同学中流传着种种关于教授刘文典的奇闻逸事：……说他批阅学生试卷极马虎，全凭印象打分；说他博闻强记，忆《富兰克林自传》不用查字典……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刘文典：“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夹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卷烟，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
刘文典烟瘾极大。一天上课时，刘文典的烟抽完了，就问前排的男学生示意要烟抽，学生们怕烟太差，不好意思拿出来。但刘一再示意，一位姓张的学生便要掏出烟来，这时正好教室门开了，家人给刘送烟来了。
刘文典与著名白族诗人马曜曾在云南大学共事，二人都好烟，常一起品烟。后马离开云大后，刘每觅得好烟，便邀马一起品尝。而马亦投桃报李，1951年，程砚秋到昆明演出，一票难求。马知刘为戏迷，便想办法弄到票，亲自送到刘家。
刘文典喜鸦片。钱穆说刘文典留教云南大学后，“日夕卧烟榻上，除上课外绝不出户”。据说解放后，在云南，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两个人抽“云土”，一个是原云南省主席龙云，另一个就是云南大学教授刘文典。
在云南时，刘文典迷上了滇戏。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刘文典的学生陶光看上了一位才貌双全的滇戏女艺人，想请刘文典为之做媒，便常拉着刘去看滇戏。陶光已人到中年，刘自然乐意成人之美。结果，刘从此对滇戏着了迷，而陶也抱得美人归。此事一时传为佳话。刘认为真正能保持中国之正统者，惟有滇戏。四十年代，他几乎天天去看滇戏，“光华剧场的头排两个座位被他常年包下，届时风雨无阻，偕夫人每晚必到。尤对著名老生栗成之的演唱艺术极为倾倒，曾誉为‘云南叫天’，并赠以诗‘檀板讴歌意蓄然，伊凉难唱艳阳天。飘零白发同悲慨，省食憔悴李龟年。’”
解放后，刘文典常晚饭后漫步去茶馆听滇戏。一天傍晚，刘携夫人沿翠湖漫步去听戏，忽然有辆小吉普车在他旁边停下，从车上走下一位省级干部，问刘先生要到何处，可以用车送。刘却婉言谢绝曰：“安步当车。”说完与夫人信步离去。
刘平章回忆，1957年3月，刘文典在北京开会期间，在一家书店看到《苏联画报》上有一幅名为《擦皮鞋者》的漫画，画着一个满脸皱纹、衣着褴褛的老头在严冬的寒风中蹲在地上为儿子“kolya”擦皮鞋。当时正在成都读书的刘平章给父亲写信“讨要”生活费，刘文典恰好读到“擦皮鞋者”漫画，想到自己对儿子的溺爱，不免自责。于是他在给儿子的信中称呼儿子为“kolya”，落款为“擦皮鞋者”，信中不提寄钱的事，反说自己在京费用大，钱已用完，要儿子汇点来解除经济危机。这封信如今被收藏在刘文典纪念馆中。
刘文典对故乡有几位浓厚的感情，他是合肥人，在他的旧版著作上都会署名“合肥刘文典”的字样。1949年，他为自己印制了名片上面只有“刘文典，安徽合肥”几个字。抗战胜利后，曾有人建议刘文典回家乡执教，刘文典很是欣喜。但由于时局动荡，他的心愿没能达成，这也成为他终身的憾事。
李毕雨进入云南大学后，高年级的学生写了“尗疋”两个字让他读，他张口结舌。此时高年级的同学告诉他，他刚进校时，上届同学也曾写这两个让他认，他错读成“卡疋”，倒没有人笑话，因为谁都读不出来。这位同学又告诉李，这两个字是刘文典先生的字，读作“叔雅”，而同学们背地里也叫刘先生“卡疋”（音kate）先生，算是对他老人家的昵称。
【知遇】
胡适和刘文典同岁，他是刘文典的同乡、同僚，亦是刘文典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在刘文典登上学术高峰的路途中，必然少不了胡适的一臂之力。
刘文典曾撰写一篇名为《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称胡适为“我的朋友胡适之”，并称胡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实在可以算得是中国近代一部EpochMaking（划时代）的书，就是西洋人著西洋哲学史，也只有德国的Windelband（文德尔班）和美国的Thilly（梯利）两位名家的书著得和他一样好”。
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成书后，胡适自然是最早的读者。1921年9月24日，胡适在日记里记载：“刘叔雅近来费了一年多的工夫，把《淮南子》整理了一遍，做成《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大书。今天他带来给我看，我略翻几处，即知他确然费了一番很严密的功夫。”胡适还写道：“北大国文部能拿起笔来作文的人甚少，以我所知，只有叔雅与玄同两人罢了。叔雅性最懒，不意他竟能发愤下此死功夫，作此一部可以不朽之作！”
《淮南鸿烈集解》的出版也是胡适努力的结果，胡将文稿推荐给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并充当刘文典的经纪人，帮助他与商务印书馆交涉。刘对好友也极为信任，写信给胡适说：“《淮南子》事，既然你这样说，典无有不依。”
对于刘文典而言，“我的朋友胡适之”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刘写给胡的信，大都是让胡为他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无论是生活上的还是学术上的，在信中，刘不是让胡适替他找工作，就是为他的书稿和商务印书馆交涉，或者是找胡适借钱、提供其他帮助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