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有一次马寅初在重庆大学商学院大礼堂演讲，台下混进了国民党特务，情况很危险。马老带了女儿和棺材上台。他说：“为了真理，我不能不讲。我带了棺材，是准备吃特务的子弹；带女儿来是让她亲眼看着，特务是怎样卑鄙地向她爸爸开黑枪的，以便她坚定地继承我的遗志。”接着，他话锋一转，就针对国民政府的种种腐败状况，四大家族的企业、财产等等算了一笔细账。他的演讲，赢得了阵阵春雷般掌声，使混在台下的特务不敢贸然下手。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连连派人以高官、美金为诱饵，劝他不要再发表此类演说，但马寅初一一严词拒绝，后来逼得蒋介石亲自派人去请马老，说有事叙谈，马老照样拒绝了。
后蒋介石又派人游说马寅初：“委员长说了，您是他的老前辈，既是老师，又是浙江同乡，委员长准备推荐您担任财政部长，或者是中央银行行长。”马老笑道：“你们想弄个官位把我嘴巴封住，办不到！”来人又说：“那么，请马老先生买些美钞吧，政府批给您一笔外汇，这可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啊！”马老生气地说：“不，不！这种猪狗的生意我不做！我不去发这种国难财！”马老“不做猪狗生意”的话在民间广泛流传，赢得喝采。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把他幽禁在贵州。抗战胜利后，马老恢复自由，在上海工商学校任教，勇敢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他还不顾特务威胁，给家人留下遗嘱，只身前往南京演讲。
1960年，马寅初辞去北大校长之职。满腹经纶而又刚直不阿的他，赋闲了。马寅初毕竟经过风雨，见过世面，能够泰然处之，他喜爱这样两句话：“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观天外云卷云舒。”
【婚姻】
马寅初一妻一妾。1901年，正在上海教会学校育美书馆读中学马寅初回家乡度假，由父母作主，迎娶了一位叫张团妹的姑娘。张团妹虽目不识丁，但生性忠厚、善良，会做一手口味醇正的家乡菜。她为自己能嫁给会读书的丈夫而心满意足。婚后，张团妹孝敬公婆，善待马家兄妹，马寅初见妻子贤惠体贴，颇觉满意，小夫妻很是和谐。婚后一年，马家双喜临门，张团妹生了个胖儿子，马寅初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天津北洋大学。
1903年，家乡传来噩耗：马寅初不满周岁的儿子因意外伤害不幸夭折。他强忍悲痛、坚持学习。1904年，马寅初的妻子又生一女，他景仰东汉史学家班超，故为女儿取名马仰班。
1907年，马寅初以优异成绩从北洋大学毕业，并被清政府保送至美国耶鲁大学官费留学。出国留学前，马寅初特意赶回家乡与父母妻儿告别。张团妹虽与丈夫两地分居多年，但每年总有团聚的时候。想到丈夫就要远涉重洋，不知何时再能相见，不禁暗暗抹泪。临别前的夜晚，张团妹悄悄告诉马寅初，自己又怀上了孩子。马寅初很高兴，嘱咐妻子多多保重。妻子对他说：“孩子出生时，你又不在家，你给孩子取个名吧？”马寅初略思片刻答道：“若生女孩，就叫马仰曹，若生男孩就叫马仰峰。”马寅初这次话别，一去竟是十年。第二年，张团妹生下一女孩，于是取名马仰曹。
1917年，留学归来的马寅初又回嵊县老家迎娶了与女儿马仰班同岁的王仲贞。王仲贞生于1904年，比马寅初小22岁，当时年仅13岁，有小学文化程度。此后，马寅初将王仲贞、张团妹先后接到北平。从此，马寅初的家里就有两个妻子。
马寅初对两位妻子都很好，他外出度假总是让两位妻子同往，在家闲暇时，也常是由两位妻子陪他在庭院小路花丛中散步。张团妹和王仲贞之间也相处得非常融洽，彼此互相关心、体贴照顾，这在当时类似家庭中，实属少见。
胡适也曾记载马寅初的一妻一妾。1922年8月1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饭后与马寅初同到公园，……寅初身体很强，每夜必洗一个冷水浴。每夜必近女色，故一个妇人不够用，今有一妻一妾。”
马寅初一生有八个子女。张团妹与马寅初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这样他们婚后除了一个儿子夭折外，共有三个女儿。王仲贞和马寅初婚后，生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马寅初和他的两位妻子共有五个女儿、两个儿子，是拥有七个孩子的多子家庭。他和第一个妻子又生一女，而同第二个妻子共生有二子二女。这样，不计早夭的一子，马寅初共有七个子女；加上两个妻子，——这是一个典型的妻妾子女成群的中国大家庭。
【逸事】
马寅初出生时，有位算命先生对他父母说：“此子贵不可言——五马俱全（马年马月马日马时出生，还姓马）”。
解放前嵊县绑匪较多，所绑肉票，多藏匿于上海租界，为此租界捕房嘱咐旅馆，遇嵊县人住宿要仔细盘问。有一次马寅初去租界旅馆投宿，称是嵊县人，旅馆登记人员一听，怕找麻烦就一口回绝了，连找数家都是如此，最后自称为绍兴人，才住上旅馆。
1916年，马寅初任国立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当年的北大教授大都是乘人力车到校授课，唯有马寅初乘坐的是中国银行的大马车。
1919年初，北大教授评议会决定取消文、理学长，提出设立教务长，统管文、理、法三科。教务长的权力处在校长之下、教授之上，因此成为各科教授争夺的焦点，尤其是教授力量最强的文、理二科的教员更是志在必得。最后经过商量，决定各科推出一名候选人。当时，文科推出陈大齐，理科推出俞同奎，法科推出马寅初。最后在评议会正式选举时，为避免无谓的争端，校长蔡元培投了马寅初一票，因此，当时回想奔丧的马寅初成为了北大历史上第一任教务长。
1922年7月3日，胡适在日记中回忆说：“当时原议教务长只限于文理二科合成的本科，而不管法科。尹默又怕我当选，故又用诡计，使蔡先生于选举之日打电话把政治、经济两系的主任加入；一面尹默亲来我家，说百年（陈大齐）等的意思不希望我第一次当选为教务长。他们明说要举马寅初（经济系主任）。我本来不愿当选，但这种手段是我不能忍耐的；……但后来尹默与寅初又成冤家，至今不已。”
解放初期，北京大学中文系为郭良夫老师举行婚礼。身为校长的马寅初便抽空去祝贺。郭良夫当时只是一名普通教师，见校长亲自前来祝贺，心情非常激动，便同新娘一起向校长敬酒。马寅初应邀即席发言：“我想你这个新娘应该放心了，因为根据新郎大名，他一定是位好丈夫。”马老的幽默引起满场的欢笑。
在北大学生当中，马寅初历来是传奇人物，一是他的谦恭敬业，二是他的尊师爱生，三是他的不拘行迹不拘言辞（例如他常说的口头语“兄弟我”），四是他对共产党的恭敬尊重，不犯规矩，例如他对一些政治原则问题从不胡乱表态，都是说，“这个事情应当请示江（隆基）先生，我们是有分工的，他做得比我好”。
马寅初出任北大校长期间，翦伯赞曾任历史系主任，负责过北京大学校刊。一次马寅初写了一篇文章，是关于健美养生的，交给了校刊部。翦伯赞见了，皱着眉头说：“这文章怎么能在校刊上发呢？”坚决不让发。马寅初有意见，一次，在会上说：“我的文章挺好的，为什么不让发？”说归说，翦伯赞并不理“上级”的话，仍不让发，马寅初也没有办法。可见当时北大的氛围还是很民主。
1956年秋天，章廷谦在北大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章是浙江绍兴人，鲁迅的学生，嗜酒，且只饮黄酒，自己坦言早上起来必先喝够了酒才能上课，尤其是冬天，因此他的课必定是上午的第三第四节。一天章讲柳永的词作《雨霖铃》，且吟且解说，当说到酒字时，章先生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历代有关酒后意境的诗词佳作，古人的酒仪酒具，诸如“举案齐眉”等等，说得满脸涨红，舞之蹈之，神采飞扬。先生精神振奋，学生气氛活跃。正是高潮处，教室门轻轻地开了。那天宋运郊到得晚，只能在靠门口的座位就坐，文史楼的阶梯教室门开在教室东面正中。他抬头一看，是马寅初，正要招呼，马寅初半弯身子示意不要声张，要继续听课。台下马老在静心听课，台上章先生照讲不停。马老听了三五分钟，俯身弯腰问宋：这位是谁？宋告诉他是章廷谦先生。又问：绍兴人？宋点头肯定。最后马寅初问他：你们认为讲得如何。宋说阐述得很精彩。他笑一笑说：“章先生真是海量啊！”然后轻轻转身出了教室。
马寅初讲课很少翻讲义，讲得激动时，往往走下讲台，挥动手臂，言词密集，如同阵雨。一些坐前排的学生说：“听马先生上课，必须撑雨伞。”
马寅初在向北大师生宣讲他的“新人口论”理论，谈中国人口增长过速的原因时，总结出了好几条，其中三条是：一是和尚尼姑大量还俗，增加了生产力；二是中国生活水平低，素食民族比肉食民族生育率高；三是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没有电灯，早早躺下睡觉，不多生孩子才怪。
蔡元培、吴稚晖和邵元冲、张默君夫妇以及马寅初，一行人来游雁荡山。蔡元培是前清翰林出身，吴稚晖是民国元老，文才口才都十分了得，邵元冲、张默君、马寅初也非等闲之辈，无疑都是雅人。那天他们来到梯云谷云潭瀑，马寅初走得热了，爱那潭水清凉，便跃身入潭畅游起来，蔡元培笑道：“此潭可有名称？”生性诙谐的吴稚晖戏谑道：“洗马潭。”
“文革”开始了，社会上出现了“破四旧”的极左行动。一天早饭后，马寅初把家人叫到客厅，尽量以一种平静的语气说：“近来我一直思考一件事情，总犹豫不定，现在我决定了。今天，你们都不要出去，我们全家自己动手来破‘四旧’。这样做，虽然可惜，也非常痛苦，但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呢？与其让别人烧，不如自己烧！”于是一件件珍贵的文物以及马寅初多年积累的资料被送进锅炉。
马寅初一直坚持洗冷水澡，他在北大演讲，大讲自己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冷水浴的乐趣，甚至在火车上也必须弄桶水来冲凉，“凉水一激，汗毛孔里的泥垢就出来了。”
马寅初的儿子马本初说，马寅初1961年以80高龄回故乡城嵊县视察，因洗冷水澡而患上肺炎，才终止了这一习惯。
北大当年的学生回忆入学时，聆听马寅初校长讲话时的情形，他们的感觉是“有一股扑面而来的热情和不加修饰的真率”。而他们看见马校长，第一个印象是，“身体出奇地棒，当时他年已古稀，虽然鹤发稀疏，却有红润的童颜。他仍常常在假日到西山去爬山，还常年坚持洗冷水澡，在北京冬天那寒风刺骨的河岸上，老人家光着身子往冷水里跳”。
【兄弟】
马寅初喜欢以“兄弟”自称，而且，不分场合，也不论对象的年龄大小、职位高低，一概如此。1951年，已过古稀之年的马寅初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北大师生欢迎马寅初的大会上，马对北大师生说：“兄弟很荣幸来到北大做校长。兄弟要和大家提出三个挑战：第一，兄弟要学俄文。……第二，兄弟要骑马、爬山。……第三，兄弟冬天洗凉水澡。”
1951，在北京大学的民主广场举行校长马寅初就职典礼，场面庄重热烈，马寅初在致辞中仍然自称“兄弟”，他说：“‘兄弟’既受政府任命我就依照政府意旨做事，希望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努力完成我们的任务。”
马寅初在北大演讲，常对学生自称“兄弟我”。73岁那年，他讲话的第一句话经常是：“兄弟今年七十三岁……”
每逢北大开全校大会时，马寅初总是笑容可掬，用他那浓浓的江浙音，讲上几句“兄弟我，代表北京大学……”之类的开幕词。然后，他便打开随身携带的小马扎，打横坐在报告人的身边，同全校师生在一起认真听讲。
在马寅初主政北京大学期间，每年除夕都在大膳厅举行全校新年团拜会。新年钟声一响，马寅初准时出现在全校师生面前，或因兴致佳好，或因酒后微醺，总是红光满面，必以“兄弟”自称，向全校师生祝贺新年。
【演讲】
马寅初一讲话便爱跑题。北大开学生运动会，学生们都希望马寅初到会，一般他都会准时来，如果要请他讲话，他总是要推辞，除非预先为他准备好讲稿，他才会照本宣科念一念。马寅初深知自己兴之所致时有离稿发挥的习惯，因此特别嘱咐要为他代拟讲话稿，要大字书写，要用“你们大学生”，不能用“我们大学生”，他说“我到时只管照本宣科好了”。说是这么说，到时只要他有感悟就会信口说来无拘无束，这时起草人会惊呼“糟了，糟了”，但北大学生全都不以为意，笑声不断，为马寅初的率性真诚叫好。
印度大学生代表团访问北大，对方领队是教育部长，北大接待当然必须校长出面，外事办自然把校长讲话稿准备妥当，开会前交给了马老，也悄悄嘱咐他事关对外事务千万不要离稿。毕竟马寅初年事已高，离稿自由发言已成习惯，过去有过经验，但遇这种情况由办公室主任在第一排做手势提醒，可往往不起作用，这次为防意外，马寅初想了个办法，让人在他离开讲稿时派人上前送茶，如果还不能制止，就为他打开茶杯告诉他“喝茶”两字。这回管用了，女学生刚送上茶杯轻轻说了“请马老”三个字，他立即有所醒悟，把眼睛又回到了讲稿上，从那以后一直没有离开讲稿讲一个题外的字，让台下关心他的人如释重负。
马寅初搬张椅子坐在台上讲桌旁的场景，北大师生并不陌生。遇有领导人或文化名流来校讲演，他常常这样，以便随时和主讲人交流。一次，国家体委某副主任来北大讲话，按常理，马寅初不用陪同，可他不但往讲桌旁边一坐，而且不断插话，越说越起劲，最后干脆喧宾夺主地批评起一个人来，说这人不爱体育锻炼，身体很差，这样重要的会他竟然不来听讲。被批评的是历史系主任翦伯赞教授。有当时在场的学生回忆，马校长这番背后的“人身攻击”让大家哑然失笑。“眼前浮现翦教授那清瘦、文弱的身影，再看看马校长壮硕的姿容，也真感到马校长的话有点道理”。
1957年4月27日，马寅初在北大大饭厅讲人口问题，事前小饭厅门外“校长办公室布告”牌上有黄纸海报，标题是“请柬”，文字要点是“我最近研究人口问题，小有心得，谨定于X月X日星期六下午一点半，在大饭厅向全体教授和大学生先生们汇报学习心得，敬请到时到场指导”，最后是端正的个人签名：“马寅初敬上”。那天他以个人名义邀约大家来听报告，到会的人也很踊跃。马老一边讲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一边预测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下边听讲的人议论纷纷，不时有人向台上递送条子。
马寅初讲演那天，台下有一张条子传到主持人高望之手里后就中断了历来的传递流程，这时台下传来嘘声不断，马老立即停止讲演前后左右光顾，发现这是针对主持人的，立即说“拿来拿来，你不要贪污嘛”。高望之红着脸立忙从提包里拿出一个条子，双手恭敬地把它送给了马老。马老接过条子说“我看看这是什么不得了的问题”，当即举着条子表态：“我先念念吧：马老您是哪个马？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稍稍停顿，“我现在就回答：我首先是马寅初的马，也是……”此时马寅初的话被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一个74岁的老人，当众说出这样充满个性魅力的话语，让人赞羡不已。稍顷，马寅初接着说“也是马克思的马！”语言果断，声调铿锵。台下又是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下面的话就是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表示那和我马寅初的观点绝不相同。
有一次李富春副总理来北大讲话，马寅初一会儿称他为李先生、李副总理，一会儿又冒出个“李副总统”。让很多学生想起了李宗仁。康生来校讲话，马一会儿称其为“康先生”、“康生先生”，一会儿又称“康生同志”，到了最后，同志、先生称号全免，直呼其名：“现在请康生讲话！”
【百年】
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肺炎复发，病逝于北京医院北楼病房。他走完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驾鹤西行，魂归道山。应了一句中国的老话——仁者寿。
马寅初百年后，他的墓前有一幅挽联写得好：“老师在旧社会不畏强暴，敢怒敢言，爱国一片赤子之心，深受国仁敬重；先生为新中国严谨治学，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屈不挠，堪为晚辈楷模。”
【评定】
马寅初与刘大钧、何廉、方显廷并称民国的中国四大经济学家。林毅夫、胡书东在《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讲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国外接受过严格、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训练，同时又都怀着强烈的救国救民意识，努力用先进的理论的方法研究、解决当时的中国本土经济问题”。
马寅初由于仗义执言在20世纪40年代受到过国民党当局的拘捕、关押和软禁，也受到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的恐吓与殴打，然而，马寅初不改初衷。郭沫若曾经这样称赞：“你这个马寅初啊，可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爆的响当当的一枚‘铜豌豆’。”当时的舆论界认为：“今日马寅初先生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声望和地位，可与过去文学界的巨人鲁迅相比。在争取国家自由、民族解放的过程中，马寅初与鲁迅一样，遭受着恶势力的仇恨，但却雄视阔步于各种压迫之下，始终敢说，敢笑，敢怒，几十年来态度一贯。”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个夏天，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在认真审阅有关马寅初的材料后，动情地说：“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
重庆《新华日报》为马寅初六十岁辰送去的寿联是：“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
1941年3月30日马寅初六十寿辰，周恩来同董必武、邓颖超联名送了对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
现任北大校长许智宏在纪念座谈会上称之为“永恒的北大之光”，高度赞誉：“马寅初先生的风骨不仅传承了北大精神，而且发展了北大精神。”
宋运郊：六十余年来我见过许多许多校长，最让我敬佩的还是马老，马寅初校长。在我心中，没有一个校长能够超过他。
研究者称，马寅初在50年代“单枪匹马”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与“北大之精神”若合符节。
有一本关于北大校长的书，写马寅初那篇，标题赫然是：为真理而死，壮哉！为真理而生，难矣！
五、李叔同
〔李叔同（1880～1942年），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平湖（一说山西）。著名艺术家、艺术教育家，著名的佛教僧侶。〕
【风华】
丰子恺这样描述老师李叔同：“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奉母时，他是一个翩翩公子。……我曾在照片中看见过当时在上海的他：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真是当时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后来他到日本，……渴慕西洋文明。他立刻放弃了翩翩公子的态度，改做一个留学生。……我见过他当时的照片：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服、史的克、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夹在鼻梁上，竟活象一个西洋人。……他回国后，……由留学生变为教师。这一变，变得真彻底：漂亮的洋装不穿了，却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于仪表很讲究。虽然布衣，却很称身，常常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布衣布鞋的李先生，与洋装时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时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
姜丹书回忆李叔同：
“上人相貌甚清秀，少时虽锦衣纨绔，风流倜傥，演新剧时好扮旦角，然至民元在杭州为教师时，已完全布衣，不着西装；上唇略留短髭，至近出家年份，下颚亦留一撮黄胡子，及临出家时，则剪几根黄胡子包赠日姬及挚友为纪念品，及既出家，当须发剃光而成沙门相矣。
上人走路，脚步甚重；当为杭州第一师范同事时，与余同住东楼，每走过余堂时，不必见其人，只须远闻其脚步声，而知其人姗姗来矣。
上人平日早睡早起，每日于黎明时必以冷水擦身，故其体格虽清癯，而精力颇凝练，极少生病。”
李叔同来到东京后，很快剪去了长辫，也适应了日本的生活方式，和周围的日本人看不出有何区别。一位曾采访过李叔同的日本记者说：“李叔同是一个圆肩膀儿的青年，有一副魁梧的身材，穿着藏青色的和服，腰间系一条黑纱的腰带。头上则是三七分的发型，语调一贯平和安详。”
丰子恺回忆在浙江一师时的李叔同：“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和蔼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谱表摆着，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黑板上早已清楚地写好本课内所应写的东西。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出（后来我们知道他这脾气，上音乐课必早到。故上课铃响时，同学早已到齐），他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这样地上课，空气严肃得很。”
当陈星向刘海粟提及李叔同时，刘眼中竟闪动着异样的光芒，微微激动地扭头对夫人说：“她知道李叔同呢！——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出家苦修律宗，一次到上海来，许多当上高官的旧相识热情招待他住豪华的房子，他都拒绝了，情愿住在一间小小的关帝庙。我去看他：赤着脚穿双草鞋，房中只有一张板床。我心里难过得哭了；他却双目低垂，脸容肃穆。我求他一张字，他只写了‘南无阿弥陀佛’……”
夏丏尊与丰子恺做东，在功德林宴请弘一法师，叶圣陶亦受邀请。进入房间后，叶看见法师微笑着坐在靠窗的一角，细小的眼眸里放出晶莹的光。他悠然地捻着手中的念珠，而在座的旧友和学生也只是默然陪坐，然而这样的沉静，并不显得冷场和尴尬。法师夹菜时极为专注，带着欢喜满足的神情，这让叶圣陶想起自己平日进食时那种几不知口中滋味的胡吞乱咽，心中暗叫惭愧。席间，李石岑请弘一法师谈些关于人生的意见。弘一答道：“惭愧，没有研究，不能说什么。”
斋后，弘一说与印光法师有约，于是七八个人便随着他一起去拜晤印光大师。一行人没有叫人力车，一路步行。弘一赤脚穿着一双布缕缠成的行脚鞋，步履轻捷，年轻人反倒颇觉吃力。到了太平寺门口，弘一从包袱里取出一件大袖的僧衣来，恭恭敬敬地穿在身上，眉宇间异样地静穆。见到印光后，弘一介绍了随行的几位客人，便合掌恳请印光法师慈悲开示同来的李石岑说起自己曾从某先生研究过一些大乘佛教唯识宗的义理。印光便滔滔不绝说了起来，声色颇为严厉，间以呵喝之语。弘一法师再作第二次恳请，希望印师谈谈儒学与佛法之间关系的问题。叶圣陶觉着，弘一与印光两位法师气质截然不同。印光老法师是以传道者自任，一遇机缘即尽力宣传，从他身上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一种由坚定的信仰而来的量与气魄；弘一法师则不同，他似乎是草原上的一株静默的树，自己在欣欣向荣地生长，却不会让人感到那种凌驾于旁木的盛气。
临别的时候，弘一再一次向印光屈膝拜伏辞别。待众人走出房间，他伸手郑重而轻捷地把两扇门拉上。到了寺外，脱下身上的大袖僧衣，方正平帖地把它摺好包起来。
【才情】
据说李叔同7岁就能日诵五百字，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16岁入辅仁书院读书，同窗王锡纶回忆：“李叔同文章好，小楷又精，在通行的小格子内可以写两个字，被同学们称赞为‘双行李文涛’。”
袁希濂、许幻园等人在上海城南草堂组织了“城南文社”，每月会课一次。李叔同十九岁时，与母亲、新婚妻子迁居上海，入文社学习，其写作俱佳。许幻园爱其才华，特辟一室，请其一家移居城南草堂，并亲题“李庐”二字相赠。
李叔同“二十文章惊海内”。城南文社会员聚会时，曾由社中长者张蒲友各出诗文一题，文需即日完成，题曰《朱子之学出于延平，主静之旨与延平异，又与濂溪异，试详其说》；诗题为《拟宋玉小言赋》，限时3日交迄。李叔同泼墨挥毫，一蹴而就，此文被社中公推为首。数日后诗赋呈案，李叔同再夺第一。
李叔同与蔡小香、张小楼、袁希濂、许幻园五人结拜金兰，号称“天涯五友”。许幻园夫人宋梦仙（贞）曾作有《题天涯五友图》诗五首，其中咏李叔同的一首云：“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著作脍人口。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社陵呼小友！”
李叔同曾与乌目山僧（宗仰）、汤伯迟、任伯年、朱梦庐、高邕之等人组织“上海书画公会”，每星期出版书画报纸，由中外日报社随报发行。这是上海最早的书画报纸。
李叔同曾以李广平之名，入南洋公学读书。当时李的老师有教育家蔡元培，同学有邵闻泰（力子）、洪允祥（樵舲）、王莪孙、胡仁源、殷祖伊、谢沈（无量）、黄炎培、项骧、贝寿同等。
李叔同对法学亦有所涉猎，在南洋公学读书时，他翻译了《法学门径书》、《国际私法》，由上海开明书店于1903年出版发行。
李叔同留学日本期间，日本天理教教授中村忠行评价李的诗道：“他的诗风，在妖艳里仿佛呈现沉郁悲壮的面影。”
李叔同的篆刻艺术，上追秦汉，近学皖派、浙派、西泠八家和吴熙载等，气息古厚，冲淡质朴，自辟蹊径。有《李庐印谱》、《晚晴空印聚》存世。
弘一大师在致许晦庐的信中曾谈到他的文艺观：“朽人剃染已来二十余年，于文艺不复措意。世典亦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况乎出家离俗之侣；朽人昔尝诫人云，‘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即此义也。”
弘一法师的书法弟子黄福海在《弘一法师与我》一文中记载，1939年冬，在泉州承天寺，“我曾这样大胆地问法师：‘您虽是出了家不愿再谈艺术，但在我心目中老是认定法师是一位艺术家。……我始终从艺术观点来瞻仰法师。法师在所著《佛法十疑略释》一书中，论佛法非迷信、非宗教、非哲学等等，独未说到佛法非艺术。我可不可以这么说：佛门中的生活，也就是艺术的生活呢？’法师点点头说：‘各人的观点不同，也可以这么说。’”
【绘画】
李叔同是我国油画、广告画和木刻的先驱之一，他亦擅长木炭素描、水彩画、国画等。他是将西洋绘画思想引进中国的第一人，他的绘画创作主要在出家以前，现留存有《自画像》、《素描头像》、《裸女》、《水彩》、《佛画》等绘画作品。
1905年秋，李叔同在日本留学生所办的《醒狮》杂志上，发表《图画修得法》、《水彩画法略说》等文章，向国人介绍西洋绘画。1906年，李叔同入东京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科学习，他是我国最早的美术留学生之一。10月4日，日本《国民新闻》发表《清国人志于洋画》一文，报道李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的情景：“喝了一杯‘涩茶’之后，他一面说明贴满壁上的黑田画伯的裸体画、美人画、山水画，中村及其他的画等，一面引我进入里面六叠的房间，得意地介绍了那就几上作画的苹果的写生。‘是潇洒的笔致啊！’我赞赏说。那位女佣听了从旁插了一句：‘那是早上刚刚一气画成的。’李君谦然地说：‘是，’露出了一排白齿。‘今后一定拜访贵社，《国民新闻》是很好的报纸。’”
1912年，李叔同任《太平洋》报文艺编辑，兼管副刊及广告。他在该报副刊开辟“西洋画法”专栏，连载木炭画、石膏写生教授法，大力推广西洋美术。他在该报刊登了大量美术广告艺术作品，故被誉为近代广告艺术的第一人。
李叔同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执教6年。他改变一味临摹的传统教学法，设立画室，让学生画石膏像和模特。教学之余，他与夏丏尊担任指导，出版《白阳》艺术杂志，这是我国近代最早的教育校刊。
李叔同是我国第一位开创裸体写生的美术教师，他在浙一师执教的第二年，开始将人体写生的训练引入课堂。吴梦非回忆：“李叔同教我们绘画时，首先教我们写生。初用石膏模型及静物，l914年后改用人体写生。”第一次用真人做模特进行美术教学的情形被镜头真实地记录了下来，在照片中，一名全身赤裸的青年男子的背对镜头，站在桌子上，面对围坐成扇形的学生们。
李叔同常带学生们进行户外写生。当时户外写生还是新鲜事物，一次，学生李鸿梁和张联辉到运河边写生，一名警察见他们搭起三角架来画画，便起了疑心，以为是私下测绘地图的，便上前盘问道：“你们是哪里的？”张联辉以为问籍贯，答道：“东阳（浙江金华的一个县名）。”警察听是“东洋”人，如临大敌，便要带他们去警察局。李鸿梁赶紧解释，但警察仍不放过，幸好过来一位宪兵，听完两人的解释后，帮着他们说服了警察。
又一次，李鸿梁独自一人到到苏州写生，刚下火车便被警察拦住，要检查行礼，因警察见他背的画架很是古怪。警察从他的包裹中发现几支从未见过的牙膏状的东西，挤了一点，发现是一种油腻腻软乎乎带颜色的膏状物，便更加怀疑，将这支油画颜料全部挤了出来。为了查明是什么，他接下来还要挤其他的，李鸿梁便急了，直闹到站长室，剩下的几支颜料才幸免于难。盖因当时的油画颜料要由学校统一从国外购买，来之不易。
1918年，李叔同皈依佛门时，将其油画素描水彩全部赠送给北平美术专科学校。该校校长并不欣赏李的作品，将这些珍贵画作堆在校内的雪地里，经历一冬雨雪后，教师储小石从中只抽出一张花卉作品，其余皆被毁。另一种说法称，李的油画系被盗，储收藏的这张掉在校园内，被他拾得。
30年代，内山完造曾在《弘一律师》一文中评价道：“……直至今日为止，油画的造诣尚无出他之右者”。
【音乐】
在“沪学会”补习科时，李叔同就注重将民族传统文化作为学堂乐歌的题材。他从《诗经》、《楚辞》和古诗词中选出十三篇，配上西洋和日本音乐的曲调，连同中国戏曲中两段昆曲的译谱合编成《国学唱歌集》，于1905年刊行，供学校教学所用。其中，他作词配曲的《祖国歌》传遍了全国，成为最早的著名爱国歌曲。
丰子恺回忆：“我的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外患日近的时期。……那时民间曾经有抵制美货、抵制日货、劝用国货等运动。我在小学里唱到这《祖国歌》的时候，正是劝用国货的时期。我唱到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的时候，和同学们肩了旗子排队到街上去宣传劝用国货时的情景，憬然在目。我们排队游行时唱着歌，李叔同先生的《祖国歌》正是其中之一。”
1906年，在日本的李叔同创办了我国第一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创刊号由他在日本编印后，寄回国内发行，其中除两幅插画和三篇文章为日本人所作外，封面设计、美术绘画、社论、乐史、乐歌、杂纂、词府各栏均由李一人以“息霜”的笔名包办。创刊号中的《我的国》一曲成为李叔同的又一首流传甚广的爱国歌曲。
李叔同一生写了90多首歌曲，他创作的《春游》、《送别》、《悲秋》、《伤春》、《晚钟》、《西湖》、《落花》等数十首乐歌，在大江南北流行数十年，久唱不衰。其中，《春游》是我国最早的合唱歌曲。
李叔同的《送别》至今流传，成为经典名曲。《送别》歌词清冷缱绻，人尽唏嘘：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李叔同在浙一师教授图画和音乐。这两门原本无足轻重的课程，一下子成为全校最为看重的功课。学校的图画教室配备了特殊的设备（开天窗、有画架），音乐课也有独立专用的音乐教室，并置有大小五、六十架风琴和两架钢琴。每到下午四时以后，满校都是琴声，图画教室不断有人作画，宛如一所艺术学校。课余时间，歌声琴声悠扬。曹聚仁回忆说，那段时间，连他这素来对音乐向来没有兴趣的人，竟也“发疯地一早起来唱音阶”。
1927年底，丰子恺、裘梦痕将老师弘一法师的名曲《朝阳》、《忆儿时》、《送别》、《悲秋》等二十多首，编成《中文名歌五十曲》一书，作为国内各级学校音乐教材。
丰子恺在《中文名歌五十曲》序言中赞颂老师道：“西洋名曲所以传唱于全世界者，因为它们都有那样优美的旋律；而李先生有深大的心灵，又兼备文才与乐才，据我所知，中国能作曲又作歌的乐家，也只有先生一人。”
【戏剧】
李叔同从小就对京剧有浓厚的兴趣。他少时在天津时，曾结识孙处、杨小楼、刘永奎等京剧名角，对梆子坤伶杨翠喜很是欣赏。
1902年11月，李叔同和许幻园、黄炎培等人成立了“沪学会”，开办补习科，举行演讲会，演出学生剧。李叔同曾演出了“文野婚姻”等四出新剧，剧本由他自己编写。1904年，李在上海参加京剧《虫八蜡庙》、《白水滩》、《黄天霸》的演出，他扮演了黄天霸、褚彪、穆玉玑等角色，显露了在表演艺术上的才能。
李叔同在日本留学期间，与曾延年、黄辅周创办春柳剧社，演出话剧《茶花女》、《黑奴吁天录》、《新蝶梦》等，是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
春柳社于1907年春在东京演出的话剧《茶花女》，是为国内徐淮水灾举行的赈灾筹款义演。这是我国的第一部话剧，也是我国话剧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正式演出。李叔同扮演茶花女玛格丽特，曾孝谷饰杜法尔，唐肯饰亚芒，演出“全部用的是口语对话，没有朗诵，没有加唱，还没有独白、旁白”。
演出结束后，日本戏剧权威藤泽浅二郎和日本戏剧评论家松居松翁当即到后台致贺。松居松翁后来在《对於中国剧的怀疑》一文中说：“中国的徘优（演员），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当他在日本时虽仅仅是一个留学生，但他组织的‘春柳社’剧团，在乐座上演《椿姬》（即茶花女）一剧，实在非常好。不，与其说这个剧团好，宁可说就是这位饰椿姬的李君演得非常好。……尤其李君的优美婉丽，决非本国的徘优所能比拟。”他还盛赞此剧是“在中国放了新剧的烽火！”
但李叔同的表演收获的也不尽然是好评，陈丁沙在《春柳社史记》中说，李叔同的表演虽然很投入，但“他的声调并不怎么美，表情也较生硬”。
戏剧表演大师欧阳予倩，就是在观看了李叔同演的话剧《茶花女》后，惊奇地发现“戏剧原来有这样一种表现办法”，于是加入春柳社，走上了表演之路。
丰子恺这样描写老师李叔同的茶花女扮相：“卷发，白的上衣，白的长裙拖着地面，腰身小到一把，两手举起托着后头，头向右歪侧，眉峰紧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伤命薄的神情。”
同年6月，春柳社进行第二次公演，演出《黑奴吁天录》一剧。《黑奴吁天录》根据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李叔同在该剧中饰演艾美柳夫人及破醉汉两个角色。此次演出再一次引起巨大反响，得到日本戏剧家的好评，土肥春曙说：“息霜氏的美国贵妇人，肩颈柔软地动着，颇具爱娇之态的举止，极为巧妙。”伊原青青园说：“身材细长，敷着自粉，颇具风采，其穿洋装的样子和走动的姿态俨然一幅西洋妇人的派头。”日本报纸则赞叹道：“演欧美剧，日本人自愧不如。”
李叔同喜欢扮演女角，在《茶花女》中，他饰演茶花女；在《黑奴吁天录》中，他饰演了艾美柳夫人。为了扮演艾美柳夫人，他剃光了胡子，并自掏腰包，花百余元做了一套女式西服。
李叔同在演出春柳社第三次公演的剧目《天生相怜》时，有人评论他的扮相不好，春柳社里又有人与他意见不一致，他演戏的兴致便渐渐淡下去。
【书法】
李叔同少年时师从天津唐静岩，习写秦汉三国时代的小篆碑刻和汉隶石刻墨迹。他认为篆字是隶书、行书及楷书的基础，只有先学好了篆字才能知道中国文字一笔一划的来历。他每天至少要写五百字，打下了扎实的功底后，再习写隶书，后入楷、行、草诸体。
李叔同皈依佛门后，专心修律宗禅理，几乎搁置了所有的艺术专长，单惟独不能割舍书法。他出家前的书体秀丽、挺健而潇洒；出家后则渐变为超逸、淡冶，晚年之作，愈加谨严、明净、平易、安详。书法也成为他广结佛缘、接引众生的方法之一。
叶圣陶在谈弘一晚年书法时说：“弘一法师近几年的书法，有人说近于晋人。但是，摹仿的哪一家实在说不出。我不懂书法，然而极喜欢他的字。若问他的字为什么使我喜欢，我只能直觉地回答，因为它蕴藉有味。就全幅看，好比一位温良谦恭的君子，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
马一浮在《华严集联三百跋》中说：“今观大师书，精严净妙，乃似宣律师文字。盖大师深究律学，于南山、灵芝撰述，皆有阐明。内熏之力自然流露，非具眼者，未足以知之也。”“大师书法，得力于《张猛龙碑》。晚岁离尘，刊落锋颖，乃一味恬静，在书家当为逸品。”
李叔同的弟子刘质平说：“先师的书法是一生艺术作品中最宝贵的结晶，达到返璞归真、炉火纯青的境界，其不可及处，乃在笔笔气舒，笔笔锋藏，笔笔神敛。写这种字必须要心神不乱有高度镇静的功夫，然后运之于腕，贯之于笔，传之于纸，才能有敛神藏锋的气韵。”
李叔同把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推向了极至，“朴拙圆满，浑若天成”，他的书法被世人视为珍宝，鲁迅、郭沫若、徐悲鸿都藏有李的墨宝。刘质平更是将老师的墨宝视作生命，抗战时，刘质平曾解开衣服用自己的身体伏在箱子上，为箱内的老师墨宝遮蔽风雨，为此病的奄奄一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