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与上海名妓李苹香有过一段情缘。1904年的时候，李叔同曾为铄镂十一郎（章士钊）著的人物传记《李苹香》作序，在序中，李叔同感怀当初与她的交往，二人曾有诗词互赠。
李苹香原名黄碧漪，写得一手好诗词，居室名叫“天韵阁”，她的几部诗文集就以居室名命名出版的。李苹香自幼聪颖，八岁开始作诗，据说，当地一位名宿在偶然看到她的诗作后，拍案叫绝道：“此种警艳，当于古人遇之，至于今人，百年来无此手笔！”
据《李苹香》一书记载：1897年，李苹香十八岁时，与母亲以及异母兄弟三人，到上海去看赛马会。母子三人贪玩了几天，一下子用光了盘缠。当时，他们隔壁正好住着一位潘姓客人，三十多岁，长相丑陋，自称是嘉善县人，与李老家嘉兴是邻县。他热情地以老乡的名义，表示愿意资助李氏母子，并让他们在上海继续游玩，一切费用由他支付。几天过去，钱花得差不多了，潘某提出要娶李苹香为妻。无奈，李苹香只好尊母命，与潘某同居。
潘某是个无赖，家中早有妻儿。原配妻子见他另结新欢，不许他进门。于是，潘某只好带着李苹香来来到苏州。为解决生计，潘某竟然让李去做妓女，李苹香从此沦落风尘。不久，潘某带着李苹香来到上海。由于李苹香才艺出众，很快被文人们授以“诗妓”之誉，成为上海名花。
1901年夏，李叔同避祸沪上，与李苹香相识，两人一见倾心，相见恨晚，互相引为知己。
进入南洋公学学习后，李叔同与李苹香的交往更加频繁了。除了上课，他的空余时间几乎都是和李苹香待在一起。
母亲病故后，李叔同决定远赴日本留学。他又写下《和补园居士韵，又赠苹香》七绝四首，告别李苹香，李苹香一写诗回赠。
李叔同遁入空门后，将自己的存书、书画作品以及印章全部捐赠了出去，其中，名妓朱惠百、李苹香所赠诗画送给了好友夏丏尊。
1906年，李叔同在东京结识了他的日本妻子，这是李叔同一生中最讳莫如深的一段感情，关于此女，相关资料都记录不详，李叔同几乎不向友人提起此女，而李的友人也鲜少有人见过她。
此女名字据记载有叶子、诚子、雪子、福基之说，这里采福基。两人最初的相识是因为学习西洋绘画的李叔同需要一位裸体绘画的女模特。
1906年的11月，正在练习绘画的李叔同无意中看到了给他送饭的房东女儿福基（福基的身份存在各种版本，有说法称她是艺校的学生，也有说认为她从外地到东京谋生），刹那间，李叔同发现了自己寻觅已久的最佳模特人选。李请福基做自己裸体模特，福基答应了。福基成了李叔同的专职模特，每当画作完成，李叔同都会让她评价一番。在一段时间的合作后，二人暗生情愫，跨越了画家和模特的界限。
二人是否结婚，我们不得而知。1911年3月，李叔同带着福基回到中国。大约为避免矛盾，李叔同将她安顿在上海，自己先是在天津直隶模范工业学堂任图画老师，后任教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天津时，一到假期，李叔同便回上海与福基团聚；在杭州任教时，一般每周周末回上海，星期日下午返回杭州。
李鸿梁记录过海伦路的李叔同寓所：“是一上一下的房子，除靠壁的书架以外，还有一架可以旋转的方形两层书架，摆在进门的右角，上面有一个圆盆，里面栽着松竹梅三友，半盆泥土低陷下去处铺上了些细粒的白石……”
1918年正月十五，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皈依佛门，他和福基12年的情缘走到尽头，从此佛俗异途，永不相叙。
出家后，李叔同请好友杨白民转告福基自己皈依佛门之事，并委托杨将她送回日本。
丰一吟记载，福基曾到杭州与弘一会面。她在得知李叔同出家的消息后（也有说法称她是回日本后几年后，又重新到中国与弘一会面），找到杨白民，要求见李叔同一面，杨只好将她带到杭州。弘一法师得知后，不好回避，于是同意在西湖边会面。福基恳求弘一不要弃她而遁入空门，但是弘一去意已定，送给她一块手表作为纪念，并说：“你有技术（福基原本学过医），回日本去不会失业。”会面结束后，弘一就雇了小舟回寺。
福基与李叔同未育有儿女。杨白民按李叔同的委托，将其送回了日本，从此福基再无任何消息。
黄炎培记载，李叔同的夫人曾到上海，要求杨白民夫人和黄炎培夫人陪她到杭州找李叔同。三位女眷在杭州走访了好多寺庙才找到。四人一同到岳庙前临湖的一家素食店用餐。吃饭时，三人问一句，李叔同答一句，一顿饭吃完，李始终没有主动说过一句话，也没有抬头看一下女眷们。吃完饭，李便“告辞归山，雇一叶小舟，三人送到船边，叔同一人上船了，船开行了，叔同从不一回头。但见一桨一桨荡向湖心，直到连人带船一齐埋没湖云深处，什么都不见，叔同最后依然不一顾。叔同夫人大哭而归。”
黄炎培的这段记载，有人称是俞氏夫人，当时俞夫人自感将不久于人世，决定到杭州劝说丈夫还俗。也有人说是日籍夫人，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曾记载，日籍夫人回日本后，曾回中国找杨白民要求见李叔同。
【红尘】
李叔同生于天津官宦富商之家，父亲李筱楼五十三岁中进士，曾在吏部任职，但很快便辞官，回家继承家业，经营盐业和银钱业。李筱楼与李鸿章为同年，李筱楼辞官后，他的继任者就是李鸿章，他去世后，在丧礼上为他“点主”的就是李鸿章。李叔同的生母王太夫人为李筱楼第三房妾室。李叔同出生时，李筱楼已六十八岁，长兄李文锦（李叔同出生时已去世多年）比他大五十岁，而他的母亲却只有二十虚岁。母亲王氏能诗文。李叔同5岁丧父，在母亲的扶养下成长。
李叔同的三子李端描绘过李家的富庶：“据我们看门房的老家人张顺对我讲过，说我爷爷在世时，我家曾多次来过‘镖’。这应该是我家干盐务的收入，通过镖行从引地押运到津的。张顺说，来‘镖’的时候，前门大开，成箱的财物卸在前边的柜房里，热闹极了。张顺还为我学过来‘镖’时镖行人喊‘来——镖——了’的声音。”
李筱楼去世后，李家人相继去世。l896年初夏，天津气候反常，先后发生了日食、地震和水灾，瘟疫随之流行，李叔同的亲友中也有数人相继亡故。这让李叔同深感人事无常。
李叔同十多岁时，见兄长李文熙待人接物，礼貌因人的贵贱不同而有异，心里很是不平，遂反其兄之道而行之，遇到贫贱之人反而态度恭敬，遇到富贵之人反而态度轻贱。
李叔同的成长环境让他拥有了忧郁的气质。1900年，李叔同20岁生日的前一天，次子李准出生。弱冠之年的李叔同没有丝毫喜悦之情，反而写下饱含愁苦之情、感慨韶华易逝的《老少年曲》：“梧桐树，西风黄叶飘，夕日疏林杪。花事匆匆，零落凭谁吊？朱颜镜里凋，白发愁边绕。一霎光阴，底是催人老。有千金，也难买韶华好。”
1902年11月，南洋公学发生退学风潮。一名学生误将一瓶墨水泼到了一位思想封建的教师座位上，引发了师生间的争执，校方为平息该教师的忿怒，将几名学生全部逐出校门。有学生找到校方解释，竟被校方一同开除，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在多次据理力争无功而返之后，蔡元培与其他几名教师一起愤然离校，特科班的学生为抗议校方的蛮横专制，追随蔡全体退出了南洋公学，李叔同也是其中一员，他的学业就此中断。
是年秋，清庭为庆祝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重返北京及光绪帝三十岁诞辰，特开恩科。李叔同到杭州应试。此次应试的浙江士子多达九千余人，而正副二榜仅取250名，竞争极为激烈。据资料记载，当时竟有数人毙命于考场之上。浙江的乡试还发生了“闹闱”事件，起事者是南洋公学的二三十个人。据说李叔同并未参加第三场考试，大概与此事有关。第二年秋天，他又千里迢迢的从上海赶赴开封应试，再次铩羽而归。
李叔同的长子早夭。母亲去世后，他扶柩北上，途中次子李准因体质偏弱，耐不住长途的海行奔波，染上了严重的哮喘，后竟终生未愈。
李叔同偏执于艺术，这首先归功于他富足的家底。他名下有三十万资产（当时，一百元就能支撑一个留学生在日本半年的生活），留学时，他衣食无忧，不必为生计奔波，请得起女仆和私人模特，故有更多的闲情逸致，研习音乐、绘画、戏剧等。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一些大的钱庄票号宣布破产，李家的财产“一倒于义善源票号五十余万元，继倒于源丰润票号亦数十万元，几破产，百万家资荡然无存”。另一种说法是，李家的财产是全部投到了盐田中的，因政府突然宣布将盐田收归国家，致使李家的所有投资均化为乌有。而李叔同名下的三十万以上的财产也付之东流。
姜丹书在《弘一律师小传》写道：“上人年少翩翩，浪迹燕市，抱屈宋之才华，生叔季之时会，一腔牢骚忧愤，尽寄托于风情潇洒间，亦曾走马章台，厮磨金粉，与坤伶杨翠喜，歌郎金娃娃，名妓谢秋云辈，以艺事相往返。抑莲为君子之花，嚼然泥而不滓，盖高山流水，志在赏音而已。”
李叔同有两位妻子，发妻俞氏是奉母命迎娶，毫无感情。留学日本期间，李叔同另取日本女子为妻。李叔同在杭州、南京等地任教，并没有与任何一位妻子同住。
李叔同是才气横溢的艺术家，他曾被誉为“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在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等多个领域都成绩斐然，开中华灿烂艺术文化之先河。
【皈依】
李叔同自小体弱多病，自认不能长寿，他曾在《题陈师曾画“荷花小幅”》中透露出出家的念头：“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
李叔同20岁时患上了神经衰弱症，此后愈加严重。到南京高师兼职后，他在杭州、上海与南京三地之间奔波，身心俱疲。有人为他占卜，说他丙辰之年（1916年）当有大厄。因几年来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他愈加相信此预言。l916年初，他为此刻了一方印：“丙辰息翁归寂之年”。
在浙一师执教的后二三年里，李叔同开始信奉道教，案头常放着道藏，变得深居简出，关起房门来研究道学。他的“生活日渐收敛起来，仿佛一个人就要动身赴远方时的模样”。
一次，学校里有一位名人前来演讲，李叔同与夏丏尊却躲到湖心亭去喝茶。夏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这句话极大地触动了李叔同。
夏丏尊曾向李叔同介绍一篇有关断食的文章，文中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1916年冬，时在南京高等师范任教的李叔同，利用寒假到杭州大慈山虎跑寺，断食二十日。断食后，他有脱胎换骨之感，于是自号“李婴”（注：取自老子“能婴儿乎”语）。
夏丏尊回忆，李叔同“第一星期逐渐减食至尽，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由粥汤逐渐增加至常量。”三星期后，李感觉如同脱胎换骨，不但毫无痛苦，翻而身心觉得轻快，有飘飘欲仙之感，尤其不可思议的是他，困扰他多年的神经衰弱症就此痊愈。断食期间，李对出家人的生活方式非常喜欢，而且真心羡慕，对于素食也很有好感。回校后，李虽如常生活，但开始茹素诵经，言语中机锋已现。这次断食促成了他的出家。
李叔同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说：“及到民国六年（1917年）的下半年，我就发心吃素了。在冬天的时候，即请了许多的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及《大乘起信论》等很多的佛典，而于自己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像，于是亦天天烧香了。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到虎跑寺里去过年。”
李叔同断食期间曾拍下一张照片，后来将此照片制成明信片，送给方内外好友。
李叔同断食回校后，开始穿出家人的衣服，每日颂经、茹素。看到李叔同“世味日淡”，夏丏尊急了，脱口而出道：“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夏本是激愤之语，李叔同听罢笑颜相对。夏丏尊何尝得知，他已早有此意。
1918年正月初八，李叔同以居士身份再入虎跑定慧寺习静，适逢马一浮介绍其友彭逊之出家，李大受感动，当即皈依了悟和尚为在家弟子。7月，学校教务结束后，李叔同入虎跑寺正式出家，依了悟上人为剃度师，法名演音，号弘一。
弘一离校前，将其所有收藏、金钱、衣物全部赠送友人：金表、诗词、书法卷轴、贵重纪念物全部留给夏丏尊。音乐、绘画、戏剧、出家前所积的照片，按学生兴趣，分送给丰子恺、刘质平、王平陵、李鸿梁等人；衣物、用品，留给校中工友；上海家中的钢琴、字画、饰物、金钱，全数留给日籍夫人福基；金石作品，全部赠给“西泠印社”；油画作品赠给国立北京美术专科学校。
临行前夜，李叔同还不忘为姜丹书的母亲写墓志铭，此事早已应允，但一直未动笔。是夜，触动对亡母的哀念，李叔同百感交集，墓志铭一蹴而就，署名“大慈演音”。翌日晨，李悄然离去，等姜丹书赶来送之时，室内惟余这案上的一篇哀文。
浙一师的校工闻玉李叔同如山，到虎跑寺中，李叔同拿出一件海青换上，对闻玉合掌为礼，说：“闻居士请回吧。”闻玉事前并不知道其此行的目的，见此状况大惊，一时痛哭失声。据姜丹书记载：李叔同换上僧袍后，称闻玉“居士”，自称“小僧”，并请闻坐下，为闻沏茶，闻玉坐立不安。接着李穿上草鞋，开始打扫居室，闻玉要帮他做，被拒绝；又自己铺上床板，闻玉强行帮忙，又被拒。闻玉痛哭，不忍离去，李叔同反复安慰，直到傍晚，闻玉才不舍地离开。
丰子恺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回忆道：“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学叶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送给我们三人。第二天，我们三人送他到虎跑。我们回来分得了他的‘遗产’，再去望他时，他已光着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了。我从此改口，称他为‘法师’。”
李叔同曾在致刘质平的信中表达其修行的决心：“不佞以世寿不永，又以无始以来，罪业之深，故不得不赶紧修行。自去腊受马一浮之熏陶，渐有所悟。世味日淡，职务多荒。近来请假，就令勉强再延时日，必外贻旷职之讥，内受疚心之苦。”
夏丏尊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中深悔自己当初的作为：“这七年中，他（李叔同）想离开杭州一师有三四次之多，有时是因为对于学校当局有不快，有时是因为别处来请他，他几次要走，都是经我苦劝而作罢的，甚至于有一个时期，南京高师苦苦求他任课，他已接受了聘书了，因我恳留他，他不忍拂我之意，于是杭州南京两处跑，一个星期中要坐夜车奔波好几次。……深悔从前不该留他。他若早离开杭州，也许不会遇到这样复杂的因缘的。”
【众说】
对李叔同的遁世，研究者们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影响说。认为是李叔同受幼年环境所影响。李叔同的父亲李筱楼一直是虔诚的佛门弟子，晚年更是耽于佛境，乐善好施。家中常年供奉佛位，烟云缭绕。一位王姓女仆，时常带李叔同到附近的一座地藏庵里去看僧人们做法事。父亲临终前，更是请天津高僧学法上人到病榻前反复诵念《金钢经》。父亲殁后，停灵7日，每日延请十几位僧人诵经，并行“焰口”之仪。这给当时未满五岁的李叔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逢家中请僧人来诵经念佛，他都会与年纪相仿的侄儿李圣章等人扮作和尚，用床罩做僧衣，碗筷杯碟做法器，口诵佛号，并自封“大和尚”；十二三岁时，还特地请僧人教他放焰口。
李筱楼晚年得子，李叔同出生之日，李筱楼为求妻儿平安，发下宏愿。这日，李家门口的渔民排着长队等李家买下鱼虾，鱼盘之水溢出，几乎汇流成渠，李筱楼全部买下放生。以后每逢李叔同生日，李家必大行放生之举。
李家富甲一方，李筱楼更是乐善好施，他经常接济贫民，施舍衣、粮、棺木；每年秋末冬初，派人到乡村查看穷苦人家的情况，根据人口发给票据，年底可以凭票兑换现钱；李家设有义塾，创有备济社，更是斥巨资办保育所，收留乞丐。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李叔同从小便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李家中笃信佛教，李叔同长期耳濡目染。李筱楼去世后，每年清明、盂兰盆节、李筱楼的生日、祭日，家中都要延僧诵经。李叔同八九岁时，常随早寡的大侄媳（即长兄林文锦的儿媳）到无量庵听王孝廉讲《大悲咒》、《往生咒》等，他对此极感兴趣，不久便能背诵袁了凡的《记功过格》。
李叔同有一位刘姓乳母，常教李背诵《名贤集》中的格言诗，如“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而在这种环境下的李早早显出了忧郁伤感的气质，发蒙时，他读《毛诗·麟趾章》注“麟为仁兽，不践生草，不履生虫”，感触良多，数十年后仍历历在前。15岁时，他就写出“人生犹似西山月，富贵终如草上霜”此种带幻灭感的诗句。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李叔同，历经红尘，饱经沧桑后，幼年时的佛教影响又萌发回复，最终导致他归隐佛门。
二、破产说。李叔同出自天津名门望族，1911年辛亥革命，致使李家破产，李叔同名下的30万巨款亦化为乌有。有论者认为李叔同是因破产而出家。
三、遁世说。有人认为，李叔同曾经的风流不羁只是表面现象，他的内心里则是对现实社会的苦恼、慨叹、烦忧和无奈。因此他如贾宝玉那样，是一种二律背反式的性格趋势，放浪形骸、玩世不恭。而这种放浪与玩世又正是遁世出家的预兆。
三、幻灭说。有人以为，李叔同曾以极大的热情投身革命，曾传闻加入同盟会，并对革命成功寄于极大的希望。然而，外强的入侵，军阀的混战，使李叔同的理想幻灭，顿感前程暗淡。所以他勘破红尘，归隐佛门。
四、失恋说。李叔同在俗时的结发妻子俞氏是旧式妇女，他们的婚姻为父母包办，并无感情可言。而李早年曾“浪迹燕市，走马章台，厮磨金粉”，与名伶、名妓有较密切的交往，互有情愫。后在日本又娶日妾，感情不错。但香港曾有载文，云此日妾红杏出墙，东归日本。这种感情上的打击，使李叔同生出遁世想法。但此法反对的意见很多，认为理由牵强，不足为信。
对于李叔同的出家，他的学生丰子恺以“三层楼”的说法阐述了自己的认识。他这样写道：“当时人都很诧异，以为李先生受了什么刺激，忽然‘遁入空门’了。我却能理解他的心，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的。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我虽用三层楼为比喻，但并非必须从第一层到第二层，然后得到第三层。有很多人，从第一层直上第三层，并不需要在第二层勾留。还有许多人连第一层也不住，一口气跑上三层楼。不过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的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
姜丹书曾问过李叔同出家的原因，他在《弘一大师永怀录》中记载了他与李的一段对话：
“上人之将为僧也，余曾问之：‘何所为？’曰：‘无所为。’曰：‘君固多情者，忍抛骨肉耶？’则答曰：‘譬患虎疫死焉，将如何？’”
弘一法师曾谈及自己出家的原因：“非童年所宜。……母殁，益觉四大非我，身为苦本。其后出家，全杖宿因，时若非即剃度不可，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一切无他顾虑，惟以妻子不许为忧，竟亦一叹置之，安然离俗。”
【修行】
弘一当年执意出家，出家后颇为后悔，因发现佛门原非净土，故想还俗。马一浮等人劝道：“原先不赞成你出家，既已跨出了此步，就不要回头了。”弘一这才打消还俗的念头，终成一代高僧。
弘一剃度后，由人介绍，挂锡灵隐寺。方丈对他很是客气，安排他住到芸香阁中。几日后，弘一在客堂里遇到慧明法师，他对弘一喝道：“既是来受戒的，为什么不进戒堂呢？虽然你在家的时候是读书人，但是读书人就能这样地随便吗？就是在家时是一个皇帝，我也是一样看待的！”于是，弘一在灵隐寺受比丘戒三十日，因读《宝华传戒正范》、《灵峰辟尼事义集要》，与现实相印证后，动悲心，开始关注戒律之学，他立誓学戒宏律。
灵隐受戒后，弘一前往嘉兴佛学会，准备阅读佛教典籍，开始研究律学。他挂锡精严寺的消息传开后，许多人慕名前来求字，他极为难，因其已出家，应抛弃俗页。范古农劝慰道：“佛法利生，本有多种随缘善巧的途径，书法又何尝不能成为弘扬佛法的一种方便呢？若能用佛语书写，令人见而生喜，以种清净之因，这不也正是弘扬佛法的一种途径吗？”弘一听罢即释然，他当即请人买来笔墨纸砚，先为精严寺书一联：“佛即是心心即佛，人能宏道道宏人。”从此以书接人，以字弘法。
马一浮到应佛学会的邀请到嘉兴讲《大乘起信论》，弘一每次必去听讲，受益良多。在嘉兴，弘一与范古农多有交往，他是继马一浮之后第二位对弘一法师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弘一对他也推崇备至，称其为自己最为钦服的居士。
1922年，弘一法师在温州庆福寺挂单。寂山对弘一很是敬重，为照顾弘一过午不食，他将全寺的午餐时间改为上午十点。弘一很是感动，一日，到方丈室与寂山畅谈，让寂山上坐，请求拜寂山为师。寂山很是惶恐：“老衲德鲜薄，何敢为仁者之师？”反复退让，不肯就座。次日，弘一请人劝说，寂山坚决不肯受拜，但弘一坚持尊寂山为依止师，终身执弟子之礼。
弘一法师在庆福寺曾患痢疾，多日不愈，他对方丈寂山法师说：“小病从医，大病从死。今弟子患大病，从他死好。惟求师尊俟吾临终时，将房门扃锁，请数师助念佛号，气断六时后，即以所卧被褥缠裹，送投江心，结水族缘。”寂山老人听罢泪下。
弘一法师因持戒，不能用公共碗筷，回杭州时，从庆福寺借了一副碗筷随行使用。抵达后，他立即托居士林赞华将碗筷带回庆福寺。
净土宗的大德印光法师的《文钞》编录出版后，弘一应编者之请，为该书题赞词，二人结下法缘。其后二人开始有书信往来。弘一年年恳请印光大师将其列为门墙，但印光大师未答应。1924年底，弘一终于得偿所愿，印光法师答应为师。1925年，弘一至普陀山，正式拜师。
弘一法师在上海时，老友穆藕初到其挂单的太平寺拜访，穆对弘一说，他觉得佛教是一种导人出离世间，逃避家国社会责任的宗教，当此国家衰微，正需国民奋发图强之际，佛教于世又有何益呢？弘一法师答：“佛法并不离于世间，佛教的本旨只是要洞悉宇宙人生的本来面目，教人求真求智，以断除生命中的愚痴与烦恼，修学佛法也并不一定都要离尘出家，在家之人同样可以用佛法来指导人生，利益世间。就大乘佛教来说，其菩萨道精神，更是充分体现着济物利人的人世悲怀，凡有志于修学佛法者，皆需发大菩提心，立四弘愿，所谓‘众生无边誓欲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以此自励精进，无量世中，怀此弘大心愿，永不退失，只要是济世利人之事，都可摄入佛道之中，佛教哪里会是消极避世的宗教呢？”
弘一法师到安徽九华山去朝拜拙藏菩萨，途遇苏浙军阀混战，滞留宁波，在故乡春晖中学任教的夏丐尊得知后，迎他至上虞白马湖暂住。姜丹书的《弘一律师小传》中记载：“时丐尊任教于春晖中学，傍湖而居。见其启担，一敝席，草已稀疏零落，欲为易之，不可；一敝巾，本白而变灰，欲为易之，亦不可。且曰：其色虽不白，而无害于洁也，尚可用几许年月焉，说罢便至湖边洗冷水面，夏君心焉恤之，而无如何也。供张素食，累用香菰，却之；用豆腐，亦且却之。依其意，只许白水煮青菜，用盐不用油耳。夏君心欲厚之，而无如何也。作客犹然，其平曰之茹苦，可想而知。”
弘一法师到绍兴后，学生李鸿梁、蔡丏因、孙选青前来迎接，将他安顿在李任教的学校寝室中。李鸿梁去送饭菜，法师告诉他，斋菜太好了，非出家人所宜，李只好将每餐四色减为二色，可是法师仍觉得过精。
弘一法师与弘伞法师曾发愿，重新修订《华严疏钞》，两人计划用二十年完成。弘一担心有生之年不能完成，还特地嘱咐蔡丏因，嘱其将来绍续其业。但因耗费时间精力太大，他们最终没有继续下去，弘一一直引以为憾。10年后，他听说黄幼希居士有此愿望，还特地致函鼓励。
弘一法师写下了许多佛家经典著述。1924年八月，弘一的《比丘戒相表记》定稿，由因弘法师侍编，并由上海穆藕初独自出资影印一千部。1926年，弘一写《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为近代写经杰作。1930年5月，法师至白马湖，住夏丏尊、刘质平等为他集资建筑的“晚晴山房”，圈典《行事钞》。他在厦门万寿岩安居时，用两个多月时间，搜集资料，编写了《地藏菩萨圣德大观》……1938年10月，常法师迎接被困漳州的弘一大师回泉州，道经安海，弘法一月，法缘奇胜，有《安海法音录》问世。
1927年3月，当局有灭佛之议。时闭关于杭州吴山常寂光寺的弘一法师请地方政要到寺中，向众人出示一短简，每人一张，所备墨宝与前来与会者恰好相符，竟似有前知之智。席间，法师婉言微语，潜移默化，然后，默坐良久，众人读短简，汗颜不已。散会时，无人再提灭佛之说。来谈者中，先前态度最为强烈的一位，正是法师的学生，出得寺门来，早已是惶恐不安，汗流浃背。此短简中，所言何事，世人不得而知。17日，为灭佛一事，弘一又函教育界名流蔡元培、经子渊、马夷初、朱少卿等人，提出整理佛教意见。
夏丐尊的45岁生日时，请弘一法师与经亨颐两位老友到自己的小梅花屋叙旧。经亨颐想起昔年3人共事之往事，感慨不已，弘一也不禁为之潸然泪下，书《仁王般若经》偈，劝慰友人，偈曰：
〖生老病死，轮转无际。事与愿违，忧悲为害。欲深祸重，疮疣无外。三界皆空，国有何赖？
有本自无，因缘成诸。盛者必衰，实者必虚。众生蠢蠢，都如幻居。声响皆空，国土亦如。〗
弘一法师到慈溪的金仙寺访亦幻法师，每日斋后，弘一必诵《普贤行愿品》数卷，而亦幻住其隔壁，常略带点孩子气地偷偷躲在他的门外，听他用天津方言诵经，觉得比自己亲去念诵还更有启示的力量，于是每每站上半天亦不觉疲倦。
弘一法师在厦门编写完成《地藏菩萨圣德大观》的前两日，一位素不相识的地藏菩萨的崇信者卢世侯居士，前来拜谒法师，并呈奉他割指滴血而绘成的地藏菩萨圣像一尊。弘一以为是奇缘，颇觉不可思议。弘一法师当即请卢居士再画一幅地藏菩萨九华垂迹图，自己为之题赞10阕。
三十年代，潘天寿曾向弘一法师表示过想遁入空门的想法，法师说：“莫以为佛门清净，把持不住一样有烦恼。”潘这才打消了出家的念头，终成一代国画大师。
某次，弘一法师病未痊愈，宁波白衣寺住持安心头陀邀他同往西安讲经募款、救济灾民。头陀伏地跪请，法师难以推辞，只好答应，临行前写下遗嘱。刘质平闻讯赶到宁波码头劝阻，径自将法师从轮船的三楼背下船来。到岸上，师生二人不禁抱头痛哭。
1929年4月，弘一法师自厦门回温州，途经福州鼓山，发现清初刻本《华严经》及《华严疏论篡要》。法师倡印二十五部，请内山完造分赠日本著名的寺院及大学的图书馆。有两个不在其列的日本寺院得知此事后，还专门托人向内山完造求赠，弘一知道后又向补赠了三部。
弘一法师曾允诺为上海开明书店书写活字字模，因当时坊间所用的活字字模，字体常参差不齐，印成文后行列不均，法师曾发愿，得闲暇时，为开明书店书写一套铜字模，用于刻印佛书。1930年5月，他开始着手书写字模，但半个月后即放弃，一来因身体不适，二来，他认为有些文字不适宜出家人书写，如尸部、刀部、女部中便有许多凶恶污秽的文字，入眼妨心，实在不愿执笔。
刘质平、夏丐尊、经亨颐、穆藕初、周承德、朱稣典和丰子恺等7人发起募集净资，为弘一法师在上虞白马湖建三间平房，法师为它取名为“晚晴山房”。但因山房中诸事不便，法师放弃在此长期闭关的念头。
1932年11月，53岁的弘一法师第三次去闽南，到厦门挂单万寿岩，与性常法师结法侣之缘，自此，弘一法师定居闽南。
弘一法师曾作题为《人生之最后》的讲演，内容是关于净土修行的，分为5个章节，分别讲解病重之时、临终之时、命终后一日、命终后荐亡期间所需注意的与净土修行相关的诸种细则要点，并建议城乡各地多多发起成立临终助念会组织。时妙释寺中一位叫了识的僧人正重病卧床，读罢法师的讲演稿后，悲喜交集，深受策励，遂摒除医药，放下杂念，专心念佛，礼大悲忏。每日长跪，亢声唱念，勇猛精进，超胜常人。
弘一法师曾在妙释寺为在家居士作《改过实验谈》的讲演。讲演的当天晚上，弘一法师梦见自己身为少年，与一儒师偕行，忽闻身后有人诵《华严经》的“发心行相”五颂，字句分明，音节激越，回头一看，却是10余长髯老者结席围坐，一人操弦，一人唱偈。法师加入其间，脱履参座之际，其梦便醒。弘一法师自觉此梦是自己在闽南弘律的预兆，决定开讲律学。
1934年2月，弘一法师受邀到闽南佛学院讲学，并协助学院整顿学风。一次，几个年轻的学僧私下里传看色情书籍，法师得知后，并未严加训斥，而是自责未能尽好为师的职责，当着众学僧的面，忏悔自己教导无方，难过得流泪满面。几名学僧深感羞愧，当即表示今后一定会痛改前非。
弘一法师每到一处，总是要求对方将自己当成一个普通和尚。他到南普陀寺后，寺里请他住到环境优美、条件舒适的兜率陀院，他拒绝入住。后经再三劝请，他虽勉强同意入住，但特别申明待遇要与众僧相同，决不能有丝毫的特殊。院中的桃树所结果子成熟，寺里曾给他送来几个比较好的桃子。但法师毫拒绝接受，坚持所有果子需由常住统一分配，自己决不能有例外。
弘一法师偶然发现一部《一梦漫言》，读后方知原是明朝律宗大德见月读体在圆寂前数年，应弟子之请，对自己一生苦行参访及弘法经历的自述，不禁大为惊喜，反复细读，废寝忘食。阅读时，他数十次感动得潸然泪下。1935年3月，弘一到泉州开元寺，讲《一梦漫言》。
1935年4月，弘一率传贯、广恰，不顾众法侣劝阻，坚持渡海到惠安去弘法。他含泪辞谢，自泉州南门外乘帆船出海。这一夜，海面上风大浪高，帆船在浪中行驶，颠簸得十分厉害。大师终夜难眠，默念佛号至于达旦。第二天早晨，他们顺利抵达崇武，又换乘小舟，逆风顶浪，冒着阴雨，于中午前到达净峰寺。
弘一法师曾有终老于惠安崇五净峰寺之念，但此地每到重要的佛教节日，寺里都要搭台唱戏，锣鼓喧天，爆竹齐鸣，如同民间的庙会一般。法师到后，让传贯告知寺主不宜在寺内演戏，请他移到山下村子里去。寺主听后心中不快，只是把戏台移至寺门外l0多米处敷衍了事。法师忍无可忍，亲自去规劝寺主。不料翌日清晨，寺主即下了逐客令，当面指责弘一法师，说是自他来了以后，炮仗也不让放，戏也不让演，如此下去，神仙有灵也会变得无灵了。法师只好离开。
是年冬，法师第二次到惠安，不意染上重疾，内外症并发，内发高烧不退，一度神志昏迷，外染严重的湿疹和疔毒，足腿浮肿，仅一日许，手臂及脚面皆为溃坏，尽是脓血，前臂溃烂更达十之五六，很快又延及上臂，势不可止。据他本人说，这病是他在乡间讲经之时，因居于暗室，受到污浊空气的感染所致。
此后，法师回到泉州草庵寺静养六个月，病中再次立下遗嘱，交由传贯法师执行。传贯回忆：“师当大病中，曾付遗嘱一纸予贯云：‘命终前请在布帐外助念佛号，但亦不必常常念。命终后勿动身体，锁门历八小时。八小时后，万不可擦体洗面。即以随身所著之衣，外裹破夹被，卷好送往楼后之山坳中。历三日有虎食则善，否则三日后即就地焚化。焚化后再通知他位，万不可早通知。余之命终前后，诸事极为简单，必须依行，否则是逆子也。’”
弘一法师受青岛湛山寺住持俊虚法师邀请赴青岛讲律。途经上海时，某居士曾问法师将转乘何船，准备通知湛山寺，以便迎接。法师知后，不愿麻烦他人，于是改乘他船。但湛山寺还是打听到他们的行程，派人前去迎接。一行人的行李很多，湛山寺的火头僧问梦参法师：“哪件是弘老的衣单？”“梦参”指指那条旧席袋和那小竹篓，笑着说：“那就是，其余全是别人的。”天渐渐热了起来，一天，火头僧看到弘一把竹篓拿到阳光下打开来晒，他忙看过去，“里头只有两双鞋，一双是半旧不堪的软帮黄鞋，一双是补了又补的草鞋——平日在脚上穿的似比这双新一点；——我不禁想起古时有位一履三十载的高僧，现在正可以引来和他老相比对一下了。”一天，他又乘机到弘一的“寮房”里瞧了一下：“啊！里头东西太简单了，桌子，书橱，床，全是常住预备的，桌上放着个很小的铜方墨盒，一支秃头笔，橱里有几本点过的经，几本稿子，床上有条灰单被，拿衣服折叠成的枕头，对面墙根立放着两双鞋——黄鞋草鞋，——此外再没别物了；在房内只有清洁，沉寂，地板光滑，窗子玻璃明亮，——全是他老亲手收拾——使人感到一种不可言喻的清净和静肃。”
在湛山寺，弘一拒绝住在寺中特意在藏经楼东为他们预备的5间房，而是住到法师宿舍中。到该寺的第一天，寺中做好4个菜送进他的寮房，结果他没动一筷子。寺中只好撤下再送，还是没动；第三次送去两个菜，还是不吃；最后，寺里只好送去一碗众僧人吃的普通菜，弘一问来人，寺中的大众是不是都吃这个，如果不是，还是请拿回去。来人回答是，他这才用餐。
离开湛山寺前，寺中僧人请弘一开示，他说：“这次我去了，恐怕再也不能来了，现在我给诸位说句最恳切最能了生死的话，——”说到这里，他沉默不言，大家都聚精会神注意他下边的话，他又沉默了半天，忽然大声说：“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步出山门后，弘一回过对众人说：“今天打扰诸位，很对不起，也没什么好供献，有两句话给大家，作为临别赠言吧：乘此时机，最好念佛！”他又走到俊虚法师跟前说道：“老法师，这次走后，今生不能再来了，将来我们大家同到西方极乐世界再见吧！”
1937年，弘一法师从青岛回厦门，厦门时正在危亡中，弘一发愿与危城共存亡。大家劝他避难，他说：“为护法故，不怕炮弹。”他住到南普陀寺中，不久因国民党军队进驻寺中，人马嘈杂，不堪其扰，遂移居万石岩，后又移至中岩。无论在何处，法师都将居室命名为“殉教堂”，以誓护法报国之志。
1938年正月至四月，弘一法师在泉州、惠安、鼓浪屿弘法，写字结缘。厦门沦陷前四天，法师受漳州（龙溪）佛教界之请，去漳州弘法，得免陷于危城，但却也因此滞留漳州。
弘一法师在漳州东乡瑞竹岩静养时，山间引水的竹笕竟生出嫩叶来，一时传是法师来居的瑞相，当地报纸进行了报道。弘一得知此事后，立即请人致函辟谣，并离开了瑞竹岩一段时间。
徐悲鸿曾多次前往探望弘一法师，一次，他发现法师所居的山中，一棵久已枯死的树上发出新芽，便问是不是法师的德行所致，弘一答道，那只是因为我每天坚持为它浇水的缘故。另一次，徐看见一只猛兽很服帖地在法师身边走动，毫无伤人之意，更觉惊讶，法师解释道，这头野兽先前被人擒住，我将它救下，所以它不会伤害我。
福林寺的年轻僧人妙斋患病卧床时，弘一法师亲自看护他。弘一发现妙斋对于出家修行存有畏难兴退之念，人生的态度也颇为悲观，便劝其专心念佛，并赠其新的法号“律华”，因为律者谓行依律教，华者教启华严，若能如是，则净域莲花，必能渐以敷荣。后来，法师交给他一封信，嘱咐他在自己圆寂后方能打开。一年后，法师圆寂，妙斋打开来一看，原来是法师担心他年轻，不能坚持修行，特嘱他日奉妙莲法师为师，与其同住。妙斋读罢，早已是泪流满面。
是年夏，弘一法师应承天寺住持转尘长老之请，前往泉州为广钦和尚勘验生死。数年前，广钦决志潜修，只携带简单衣物及10余斤米，到清源山碧霄岩修习禅定，米尽粮绝后，即以果类、树薯、野菜等物充饥。但此次，广钦入定时间太长，前后竞达数月之久，不食不动，鼻息亦不能觉察。樵夫以为广钦圆寂，忙报告转尘长老。转尘命寺中准备火化之事，但为慎重起见，请弘一前去勘验生死。
弘一法师到后，仔细观察广钦的形色，知他并非圆寂，而是入定甚深，对众人赞叹道：“此种定境，古来大德亦属少有。”然后在广钦耳边轻轻弹指三声，并引众人暂避。不久，广钦果然缓缓出定，步出山洞。
普济寺鼠患严重，山鼠咬毁衣物，甚至咬啮便溺于佛像之上。弘一法师想起旧籍中曾说，用猫饭喂鼠可无鼠患，于是一试，果然灵验。于是他每日饲鼠两次，每次并为发愿回向，希望彼等早生善趣，乃至证得菩提。为此，他还特地写了一篇《饲鼠免鼠患经验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