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苦心向佛，过午不食，精研律学，弘扬佛法，普渡众生出苦海，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
【清心】
弘一法师剃度之日，学生李鸿梁去找他，法师说，他现在每月只要四五角钱已足，衣服自己洗，除买邮票以外，可以不用钱，所以一时还不需要。临别时，法师用一张毛边纸给李题了四个字“老实念佛”。李只能拿着这张字，默默地退了出来。
弘一法师是南山律宗中兴之祖。律宗着重研习和传持戒律，弘一严格持戒，实行过午不食，每日只食二次，第一次在上午六时左右，第二次是上午十一时。他的饮食极为简单，从不浪费，生活用品都是出家时的物件，二十六年来，未尝更易。一领衲衣，补钉二百二十四处，青灰相间，褴褛不堪。
弘一大师后改为日食一餐，过午不食。素菜之中，他不吃菜心、冬笋、香菇，因为它们的价格比其他素菜要贵许多。除三衣破衲、一肩梵典外，他身无长物，一向不接受他人施舍。挚友和弟子供养的净资，也都用来刊印佛经。
弘一法师处处以身作则，他曾现身说法教育僧众：“诸位请看我脚上穿的一双黄鞋子，还是民国九年在杭州时候，一位打念佛七的出家人送给我的。又诸位有空，可以到我房间里看看，我的棉被面子，还是出家以前所用的；又有一把洋伞，也是民国初年买的。这些东西，即使有破烂的地方，请人用针线缝缝，仍旧同新的一样了。简直可尽我形寿受用着哩！又如吃东西，只生病时候吃一些好的，除此以外，从不敢随便乱买好的东西吃。”
瑞今回忆，弘一大师“衣着无过三件，即使严冬亦是如此。如升座说法，即披七衣，平常集会开示，则穿海青（邯广袖的僧衣），有人送他夹衫厚袄，皆转赠别人。……马一浮居士挽他的诗有句云：‘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他是当之无愧的。”
刘质平回忆：“忆先师五十诞辰时，余细数其蚊帐破洞，有用布补，有用纸糊，坚请更换不许。人闽后，以破旧不堪再用，始函命在沪三友实业社，另购透风纱帐替代。为僧二十五载，所穿僧服，寥寥数套而已。”
一次，弘一法师收到弟子刘质平寄来20元，遂复函说自己花费“每月约一二元，至多三元。出家人费用无多，其善能俭约者，每年所用不过二元，若朽人者，比较尤为奢侈者也。”刘见信，几欲落泪。
1924年，刘质平托人给弘一法师带去饼干、桂圆、笋干，法师命人收好，等到去温州时，带去送给道侣。
啸月在《弘一大师传》中记载：弘一大师“云游四方，一衲一钵，赤足露顶，不与俗伍”。“一领衲衣，补钉二百二十四处（现存经子渊居士处，）青灰相间，褴褛不堪，初出家时物也。二十六年来，未尝一易。生平不乐名闻，不受供养，不蓄徒众，不作住持”，因主持妨害修行，不开大座，因“听众混杂，流弊丛生”。
抗战时期，上海刘传声居士担心弘一法师生活困难，奉上千元以作供养，弘一婉谢，欲全部退回，但因沪闽之间交通断绝，无法退还，遂将这笔钱款转交开元寺，用于购买米粮，供僧人斋饭。他还拿出多年前好友夏丏尊送给他的一架美国产的真白金水晶眼镜，售出得大洋五百，赠送给开元寺。
夏丏尊曾回忆弘一法师滞留宁波时的情形：弘一时住在七塔寺的云水堂中，告知夏他当天才到寺中来挂单，前两天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夏问：“那家旅馆不会十分清爽吧。”弘一答：“很好！臭虫也不多，不过两三只。主人待我非常客气呢！”他接着说挂单在云水堂很是舒服。夏环视四周，水云堂中住了四五十个游方僧人，他是在无从想象舒服何来。
将弘一接到白马湖畔后，夏丐尊将他安置在春晖中学中。打扫完毕，弘一打开铺盖，将一床破席子铺在床上，摊开被褥，再卷了几件衣服作枕头，接着便拿出一条发黑而且破烂不堪的毛巾，走到湖边去洗脸。夏忍不住提出替他换条毛巾，他将破手巾仔细摊开给吓看：“哪里，还好用的，和新的也差不多。”
夏丏尊每日去给弘一送饭，到第3日，弘一对夏说，以后不必将斋饭从家里送过来了，他自己可以过去吃的，并笑着说，上门乞食原是出家人的本分之事。夏只好答应下来，但坚持雨天还是由他送来。弘一说：“不要紧，要是下雨，我还有木屐哩！”接着他又说：“每日走些路，也是一种很好的运动。”夏丏尊只好答应。
一日，夏丏尊前去看望弘一法师，正赶上有人送来斋菜，夏也一同吃，其中一菜太咸，夏说：“这也太咸了！”弘一淡淡地说：“好的，咸的也有咸的滋味，也好的！”
佛陀在戒律中规定，比丘不得重操旧业，以免妨碍修道。弘一出家后，几乎放弃了一切世俗学问，唯以书法接引众生。佛制比丘当常易住处，勿于一处贪著不舍。弘一的出家后，居无定所，一衲一钵，辗转于浙江、福建等地的各寺之间，行云流水，动止安祥，威仪寂静，无挂无碍。
1922年春，弘一法师在给侄儿李圣章的信中说：“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私心大慰。弘扬文艺之事，就此告一结束。”
弘一法师持律甚严，后半生仅有破布鞋、雨伞随身，吃饭不放油，每天只是在房中念佛，不见外人。
弘一法师在福建讲学时，永春一位16岁的少年写信给他，说他忙于酬酌。他立即回信说：“惠书通悉，至用惭惶！自明日起，即当遵令闭门静修，摒弃一切。”
弘一法师有“三不”：一不做主持，因主持俗务繁多，妨碍修行；二不开大座，如应他人之请讲律，仪式简单，不可大规模号召；三不要闻名。
1939年1月，弘一法师在厦门养正院作题为“最后之□□”的讲演。标题中缺失的两字大概是当时记录者瑞今法师有意隐讳的，有研究者猜测，此题目应为“最后之忏悔”。弘一在讲演中说：“我自从出家以后，恶念一天比一天增加，善念一天比一天退失，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是醇乎其醇的一个埋头造恶的人……其中到闽南以后十年的功夫，尤其是堕落的堕落。……自从正月二十到泉州，这两个月之中，弄得不知所云。……何以近来竟大改常度，到处演讲，常常见客，时时宴会，简直变成一个‘应酬的和尚’了！”
【接引】
弘一法师弘法之际，接引众生。知交杨白民在他的引导下学佛。后他又造访袁希濂，普一见面，他仔细打量袁后，笑道：“希濂居士，你前生也是个和尚呢。”袁希濂在弘一的引导下，也开始虔心向佛。
弘一法师在衢州的小店买豆沙饼，见包装纸上所写的店号饼名，工整秀丽，顿生惜才之心，便向店主打听，得知是浙江省立第八师范学校的青年教师毛世根所写，即与约见。二人晤谈时，法师对这位21岁的青年连连嘉许，其后又多次指点他书印之艺。在法师的循循善诱之下，毛开始向佛，法师为他取法名“慈根”。
弘一法师在绍兴普庆庵挂单时，将居室命名为“千佛名室”，在半个月内写下300张佛号，交给3个学生，嘱咐他们分赠有缘人。
丰子恺虚龄30生日时，礼弘一为皈依师，在他的居室“缘缘堂”中举行了皈依三宝的仪式，由法师赐名“婴行”。
在厦门时，弘一法师在南安小雪峰寺遇到十九岁的陈海量，陈问弘一，世上果真有鬼神吗？法师并不回答，只劝他去读些佛典，并赠他10余种佛书。至此，陈开始学禅，弘一常给予指点。两年后，弘一再度到闽时，去看望当时寄居慧泉梅山寺的陈海量，陈苦恼地对法师说，自学佛以来，于佛法尊重之心日深，可对现实中的佛门出家人却总觉得难生信重，因为自己所接触的僧人大都浊俗，且又很少戒行，不知怎样才能加以对治。法师严肃而慈祥地告诫一番：“论人过失，殊非学佛者所宜。出家僧众，凡圣参差，既学佛未久，道力未足，无从深知其究竟，怎可随便议论？他人是否如法是他人的事，自己生起骄慢却是自己的过失，况且依佛法教义，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若能作如是观，于一切众生恭敬还怕来不及，何敢怠慢于僧宝？”陈海量深感悦服。送法师下山时，两人于路上遇到一个平常的僧人，看上去颇为鲁拙无知，弘一却上前向他伏地礼拜，态度非常恭敬。陈看后大感惭愧，知道这是法师有意以身示教，从此对于出家僧众再不敢心怀不敬了。
1931年5月，陈海量到五磊寺拜见弘一法师，陈问法师，何以自己初见法师就会生起莫名的欢喜。法师告诉他，这是宿缘所至，并说陈海量过去某世曾为天台山国清寺僧，两人前世曾是师生关系，今生是再续前缘。
1935年12月，弘一法师第二次到惠安弘法，住在当地信众家中。在近半个月的时间里，法师作了几次讲演，为40余人证受皈依，30余人证授五戒。他写下《惠安弘法日记》。
一次，弘一法师在丰子恺家中的书架上看到一册由基督教徒谢颂羔写的《理想中人》，就说：“他这书很好！很有益的书！这位谢居士住在上海吗？”丰子恺便预备邀谢颂羔来聚谈，可是他说：“请他来很对人不起。”于是，他写了一张横额“慈良清直”四字，让丰子恺送去，又由丰的邻人陶载良备了素斋，把谢请来晤面。
弘一大师在福建时，一天，一位基督教徒、小学校长庄连福想听弘一大师说法，但在半道上却被弘一大师的弟子传贯拦下，理由是基督徒不宜来听佛教高僧的演讲。弘一大师得知后，即批评了传贯，并要求他向庄校长道歉。次日上午，传贯来到庄的小学校，跪在庄上课的教室门口请罪。庄连福请他到宿舍喝茶，传贯硬是不肯，谢罪道：“我是受师父之命，特地来向你们赔罪的，万万不可受你们的招待！”说着，他又从怀里取出弘一法师手书的单条四幅及一本《华严经》，送给庄校长。庄连福深受感动。此后他常与其他教友前往净峰寺听大师讲经。庄连福说，弘一大师“给我们很深的启迪。因此，我们连续上寺听弘一大师讲经，每次都增加了不少基督教徒听众。”
少年黄福海到泉州承天寺拜见弘一大师，问过他的姓名和来意后，法师请他到禅房中坐坐。黄见法师面带微笑，正襟而坐，既慈祥又威严，就像是尊活菩萨，他噤得不敢作一声，又舍不得就此离开，便如同木偶人似的坐在那里，默默地望着法师。法师见他尴尬，便亲切地问道：“我会写字，要不要写几个字给你？”黄福海自是求之不得。第二天一大早，黄买了4条一般大的凳子送过去。他小心把凳子送进禅房，弘一法师见了，用长者的口气说：“你还买凳子请我啊。”临别时，弘一将早已写好的字送给他，黄因太兴奋，竟忘了向法师致谢。几日后，黄福海提出想和法师合影留念，二人朝照相馆走去。走了一会儿，弘一法忽然放慢了脚步。黄抬头一看，原来前面远处走着一位身材矮小的老和尚，弘一指了指和尚的背影说，那位长者是承天寺的大和尚，是佛门中的前辈，所以要走慢点，不能走到他的前头去。黄极为敬服。
【功德】
弘一提倡在家律学。佛制要求七众弟子都要学戒持戒，依律行事，因此，不只是出家僧尼必须如此，就是在家居士也应如此。但佛教界不少在家居士，对于戒律知之甚少。弘一针对这一情况，特从南山三大部中录出关于在家律仪部分，编为《南山律在家备览》，便于在家居士学律。此后，弘一陆续编写了《五戒持犯表》、《三皈略义》、《八戒略义》、《授三皈依大意》、《在家律要之开文》、《新集受三皈五戒八戒法式凡例》等在家律学著作。
道宣曾撰写《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四分律比丘食注戒本》，构成了南山一宗的律学体系，称为南山三大部。道宣之后，注释三大部的律疏极多，可惜南宋之后，都散失了，直至清末民初才从海外找回。弘一为发扬南山律疏，对律疏作整理，进行圈点、表释、集释等，力图清晰易懂，并用列表的形式，将比丘戒相艺术化。
弘一还注重培育律学人才，1931年，他与亦幻、栖莲等法师合作，在慈溪五磊寺兴办南山律学院，计划三年为一期，讲授南山三大部，后因干扰而中途停缀。两年后，弘一在厦门妙释寺讲《四分戒本》时，宣布弘律办法为“不立名目，不收经费，不集多众，不固定地址”，只为培育律学人才。后来，弘一与十余名学律同学移居万寿寺，开讲《随机羯磨》。后其应泉州开元寺转物和尚邀请，弘一到开元寺结夏安居，安居期间，讲授戒律，每次连续约讲两周，《四分律含注戒本》及《随机羯磨》，分两次讲完。有时兼讲古德格言，以资策励身心。授课时学员提出问题讨论，或以书面请示，都能获得圆满解答。学员除了听律之外，阅读圈点三大部，以作深入研究。
弘一常应各处邀请，前去讲律。被人们遗忘有八百多年之久的南山律，经过弘一大师的弘扬，才引起佛教界的重视。
弘一法师在虎跑寺结夏安居时，寺中的一条小黄狗病重，弘一法师约弘祥等7僧，一起为小狗念佛超度。小狗最后安然去世，形色无所苦。弘一法师等人将其葬在青龙山下，事后又为小狗写了超度日记，悲悯之情，溢于文表。
1928年秋天，弘一法师到丰子恺家中，丰见其师心情沉重，便问他近来有什么心愿，弘一法师说，释迦牟尼所示之“戒”字，实是戒暴力杀害。时弘一法师49岁，丰之前曾与李园净协商，出一套画集祝贺其师五十寿辰，并计划其师五十岁时，出五十幅，到六十岁时，出六十幅。丰子恺听罢其师之言，决定将画集定名为《戒杀画集》。弘一建议改“戒杀”为“护生”。于是，此画集命名为《护生画集》。1929年2月，《护生画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1942年，弘一大师圆寂，但丰子恺的画集不缀。逢弘一法师70、80、90、100诞辰时，丰子恺皆以画集纪念。画册最后一集出版的时候，丰子恺已在前一年离世。
1927年有灭佛之议，当局主张拆毁寺院，弘一法师曾对其弟子宣中华说：“和尚这条路还当留着。”时宣中华为浙江省政府要员，遂下令停止毁寺。
马一浮在《护生画集》序言中写道：“假善巧以寄其恻怛；将凭兹慈力，消彼犷心。可谓缘起无碍，以画说法者矣……吾愿读是画者，善护其心！”
《护生画集》英文版封底有这样一个事例：1928年农历十一月的一天，弘一大师在船上看到一只老鸭被关在笼子里，据鸭主人说这老鸭肉可以治病，此鸭是送给乡间病者的。弘一大师听后，倍感老鸭之不幸，他表示愿意用三金赎老鸭。在他的救助之下，老鸭终于免其恶运，并随大师一同下船。事后，弘一大师特意让丰子恺将老鸭的造型绘出，一并收入《护生画集》。弘一大师为此画的题词是：“罪恶第一为杀，天地大德曰生。老鸭札札，延颈哀鸣；我为赎归，畜于灵囿。功德回施群生，愿悉无病长寿。”
夏丏尊回忆：“犹忆十年前和尚（李叔同）偶过上海，向坊间购请仿宋活字印经典。病其字体参差，行列不匀，因发愿特写字模一通，制成大小活字，以印佛经。还山依字典部首逐一书写，聚精会神，日作数十字，偏正肥瘦大小稍不当意，即易之。期月后书至刀部，忽中止。问其故，则曰：刀部之字，多有杀伤意，不忍下笔耳。其悲悯恻隐，有如此者。”
弘一法师到丰子恺家，丰请法师就坐。法师先轻轻摇动藤椅，然后再慢慢坐下，每次都如此。丰问何故，法师答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动，突然坐下去，要把他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丰子恺的随笔《法味》中写道：“七岁的P儿从外室进来，靠在我身边，咬着指甲向两和尚的衣裳注意。弘一师说她那双眼生得距离很开，很是特别，他说：‘蛮好看的！’又听见我说她喜欢书画，又喜刻石印，二法师都要她给他们也刻两个。弘一师在石上写了一个‘月’字（弘一师近又号论月）一个‘伞’字，叫P儿刻。当她侧着头，汗淋淋地抱住印床奏刀时，弘一师不瞬目地注视她，一面轻轻地对弘伞师说：‘你看，专心得很！’又转向我说：‘像现在这么大就教她念佛，一定很好。可先拿因果报应的故事讲给她听。’我说：‘杀生她本来是怕干的。’弘一师赞好，就说：‘这地板上蚂蚁很多！’他的注意究竟比我们周到。”
1940年春，弘一大师写信给妙慧法师说：“兹拟做大漉水囊一件，兹送上竹圈一个，即以白布缝于此上。此竹圈，系林居士物，乞代告知，即以此赠与余，为感。送上洋一元，乞代购白布。以能漉水，而小虫不得出者为宜。费神，至感。”
弘一法师曾倡议，用布葛代替绮罗，冬日用驼绒代替丝绵取暖，如此可戒杀。
弘一法师曾打算刺血写经，为印光法师所劝阻。他喜欢以上乘书法抄写经书，并集《华严经》中的偈句为三百楹联，凡求书法者则书之，作为礼物，送给有缘者，使人对佛经起欢喜心，将此视为普度众生的方便法门。
弘一大师曾书偈句：“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
弘一大师晚年定居闽南，他弘法的地点主要在泉州。他弘扬律法，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僧徒，训导他们“惜福、习劳、持戒、自尊”，使东土八百年来湮没无传的南山律宗得以重新光大。同时，他也使相对闭塞的闽南人文气象蔚然一新。
【圆寂】
1939年2月，弘一法师到永春山中蓬壶乡普济寺潜居。11月l日正是弘一法师虚岁的花甲之寿，法师在静室题联：“闭门思过，依教观心”，准备开始为期一年的闭关。而这一年，外界却正忙着为他祝寿，丰子恺的《护生画续集》完成；广洽法师请徐悲鸿为法师画半身油画像；各地的佛教刊物，均出版了法师的纪念专刊号。
1940年11月，弘一法师出关，赴南安灵应寺。南安晋江各县立小学校长与教师l0余人前来请谒。有位教师问法师，小学教员生活清苦，可否改业。法师劝告说，小学教育实为栽培人才的基础，关系于国家民族，实至关重大。小学教师目下的生活虽太清苦，但正可见其人格之高尚，当以此自勉，未可轻易转途。一席话令在座的诸人沉思良久，纷纷表示当谨从其训，克尽己职。
南安雪峰寺下院水云洞的慧田和尚请弘一法师前去看看。弘一欣然应邀。水云洞实在简陋，连法师的床都是拿两块卸下的门板来凑合的，但弘一很是喜欢，满口说好，并决定在此过年。
惠田平日散漫惯了，而弘一法师却生活严谨，每日作息极为规律。一天，惠田忘了为法师烧开水的时间，但法师并不责怪，却一定要喝生水，慧田心里很是难过。又一次，弘一法师从厨房附近捡了几个小白萝卜，告诉慧田，吃生萝卜是很补气的。慧田很是惭愧，因为这几个萝卜是他洗菜的时候，觉得太小扔掉的。他对法师说，要吃萝卜，田里有的是，说罢便要到田里去刨几个好的。法师坚持不肯，说这小的也一样好，不应该浪费。他用水把冲洗干净，放了些盐，便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从此惠田再也不糟蹋东西了。
次年5月，弘一法师去晋江檀林乡福林寺结夏，并寄书各地师友，暗示行将告别之意。
1942年1月，弘一法师返回福林寺度岁。他赠送给晋江乡医杜安人贵重西药l0余种。杜极为感动，他的医术很高，收费亦高，贫困者往往无力到他那里就医。与弘一法师交往后，他深受大师感召，表示今后将效仿法师慈悲之心，济世救人。
1942年2月，弘一大师应惠安县长石有纪邀请，至灵瑞山讲经，相约不迎、不送、不请斋。3月，法师回泉州，移居“温陵养老院”，停止一切活动。中秋之日，法师在温陵养老院讲《八大人觉经》和《净土法要》。他的声音较往日为弱，讲至第二日，颇感疲惫，于是退卧静养。
10月2日，弘一法师微疾，但依旧写字与晋江中学学生结缘，共写百余幅。7日下午，弘一法师嘱咐妙莲法师到室内，写下遗书：“余于未命终前、临命终时、既命终后，皆托妙莲师一人负责，他人无论何人，皆不得干预。”
10月8，弘一法师的病情家中，他再次妙莲法师后事，特别说明，火化时，带4只常用之小碗，填龛4脚，以水盛满，以免蚂蚁嗅味爬上，致焚化时损害蚂蚁生命。
10月12日黄昏，弘一大师整肃僧衣，右胁西向而卧，如狮子眠，面含微笑，一心静念佛号，妙莲等人依师遗嘱在一旁助念，七时三刻许，大师呼吸渐为短促微细，八时左右，大师安详西逝。
临终前，大师分别致函夏丏尊、刘质平，向他们告别。弘一大师致夏丐尊函曰：“丐尊居士文席：朽人已于□月□日迁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谨达不宣。音启。”遗书的月日，都空着，待他圆寂后，由侍疾僧补填。
遵照大师的遗嘱，在大师圆寂七天后，即1942年9月11日，下午7时，在承天寺举行火化，色身仅穿旧短裤，依律而行。火化历一小时，荼毗时，多色火焰剧烈上升。叶青眼居士记载：“举火才逾时许，众方恭敬围绕，忽尔异彩一道突从窑门燎出，炽然照耀，辟易一切，众为震动，厉声念佛，异彩须臾散去，未几已告化尽，猛捷无与伦蚍。”在一百日内，由骨灰中，拣出各色舍利一千八百粒，舍利块六百多块。舍利由妙莲法师供养。
以后，弘一法师的遗骨分别葬于泉州清源山弥陀岩和杭州虎跑定慧寺，两处皆有法师的灵塔。十年‘文革’期间被毁。
【评誉】
太虚大师曾为弘一法师赠偈曰：“以教印心，以律严身，内外清净，菩提之因。”
赵朴初评价弘一法师的一生：“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耀天心。”
夏丏尊挽弘一法师云：“垂涅槃赋偈相诀，旧两相忘，热情应啸溪虎；许娑婆乘愿再来，伊人宛在，长空但观夕阳。”
好友叶青眼挽弘一法师联云：“叹我公毕生修持僧伽志行，力求圆满，堪称一物无遗，寸丝不苟；信温陵此日各界人士心情，所获教益，应似千江印月，万木迎春。”
弘一法师的俗侄李晋章挽弘一法师联云：“香火有因缘，劫来教诲亲承，居诸不过年余耳；音书久迟滞，闻道悲欣交集，想像真堪痛绝乎。”
李叔同的演讲稿与处世格言被梁实秋、林语堂等人誉为“一字千斤”，值得用一生的时间静静体悟。
丰子恺评价老师李叔同的艺术生涯说：“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
丰子恺在《我的老师李叔同》一文中写道：“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小生像个小生，起大面又很像个大面……都是‘真’原故，说明了李先生人格上的第一特点。”
丰子恺说：“我崇仰弘一法师，为了他是‘十分像人的一个人’。凡做人，在当初，其本心未始不想做一个十分像‘人’的人；但到后来，为环境、习惯、物欲、妄念所阻碍，往往不能做得十分像‘人’，六分像‘人’的，也已值得赞誉；就是五分像‘人’的，在最近的社会也已是难得的‘上流人’了，像弘一法师那样十分像‘人’的人，古往今来，实在少有。所以使我十分崇仰。我自己也是一个心想做到十分，而实际上做得没有几分像‘人’的人，所以对于弘一法师这样崇高伟大的人格，实在不敢赞一词。”
有人问弘一法师的学生曹聚仁：“像你们弘一法师这样的老师，足以为训呢？还是不足以为训呢？”曹答道：“像他这样忠于自己的信仰，实践躬行，他是‘人师’，足以为训的。他的师友以及门弟子，不一定要弃俗出家，但一念发愿，有悲天悯人之意，这便是‘成佛’的路子。李师兼伯夷之情与柳下惠之和，他是我一生所见的最完整人格的人。我们每天听一些政治人物，如威尔逊，如约翰逊之流，说的都是假话，要想如弘一法师这样句句踏实的人，实在太少了……”
夏丏尊评价弘一法师：“综师一生，为翩翩之佳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多才之艺人，为严肃之教育者，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而卒以倾心西极，吉祥善逝。”
林语堂评价李叔同：“李叔同是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人。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他的浪漫才情使他即便出世，也选择在了杭州这个风花雪月、侠骨柔情的地方，使那些看惯‘湖山此地，风月斯人’的杭州人生平添了一分新的骄傲。”
鲁迅评价弘一大师的书法：“朴拙圆满，浑若天成。得李师手书，幸甚！”
1942年春，郭沫若向弘一法师请求书法，得弘一书幅：“我心似明月，碧潭澄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书幅末署款：“沫若居士澄览”，后郭沫若写信向弘一法师表达敬意：“手书奉悉……澄览大师言甚是。文事要在乎人，有旧学根柢固佳，然仅有学问而无人的修养，终不得事也。古文云：士先器而后文艺，殆见到之言耳。”
周总理曾嘱咐曹禺说：“你们将来如要编写《中国话剧史》不要忘记天津的李叔同，即出家后的弘一法师。他是传播西洋绘画、音乐、戏剧到中国来的先驱。”
八十年代初，刘海粟在《大师》一文中说：“近代人中，我只佩服李叔同一人……李叔同画画、书法、音乐、诗词样样都高明……我却比他少了一样——演戏！”
主席江泽民访问日本时，日本天皇还向江泽民主席提起弘一法师的事迹。
张爱玲曾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六、马一浮
〔马一浮（1883～1967年），幼名福田，更名浮，字一浮，又字一佛，号湛翁、被褐，晚号蠲叟、蠲戏老人。绍兴长塘（今属上虞）人。现代著名国学大师、理学大师。〕
【热血】
1903年，清政府任命溥伦亲王为团长，正式率团参加1904年的第十二届世博会，并花巨资修建了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中国村和中国展馆。马一浮兼任万国博览会中国馆秘书，曾赴英伦三岛及德意志国游历。他在1903年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美人定华商赴会例，既到会所，则不得出会场一步，且西人之上等俱乐部概不许入。出会场者，即按例收捕，送返中国，当处以流罪，其它尚来知如何。盖彼固以绝对之野蛮国待我，皆我之败种，我之腐臭政府自取之。以失国际上之位置，比于亡国。彼曹犹昧昧不觉，得西人之一顾一笑，且以为莫大之荣幸也，岂不哀哉！”
马一浮在留美时就反对过清王朝的“暴主政体”，虽在组织上未参加革命党，但思想上十分赞成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他留日期间，与好友马君武、谢无量一起翻译作品，并向革命派机关报《民报》投稿。1907年，秋瑾、徐锡麟等烈士遇害，马一浮表示极大的悲愤，写了一首题为《悲秋四十韵》的长篇史诗，述秋瑾参加辛亥革命的过程。马一浮在辛亥革命前夕，写下了不少反清斗争的诗文。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但不久，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为袁世凯所篡夺，继而军阀混战，民生遭殃，整个中国处在四分五裂之中。马一浮虽有救国的抱负，但又感到“救国有志，回天无力”，于是发愤杜门，精研国学，以期从学术上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2年，民国成立，浙江人民追慕徐锡麟壮烈，将他遗骸从安徽归葬杭州孤山时，马一浮撰写《烈士徐君墓表》赞扬徐锡麟“布衣穷巷之士，哀愤郁积，抱咫尺之义，犯险难蹈白刃不顾，必死以求自达，而非有利天下之心，志苦而计成，迹诡而意纯，虽匹夫之节，君子有取焉”的牺牲精神。
抗日战争爆发后，激发起了马一浮的一片爱国热情。他打破“平生杜门”，“未尝聚讲”的守则，在南下避难的旅途中，应当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出山讲学，先后于江西的泰和与广西的宜山为浙江大学的学生开设“国学讲座”。
关于开设这个讲座的意义，马一浮这样说：“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
1938年4月，马一浮一行辗转来到浙大临时校址所在的江西泰和。随即，马一浮开始了两个学期的“国学讲座”。浙大方面对马一浮的讲座十分重视，竺可桢、梅光迪、苏步青等名教授都来听讲。颇出人意料的是，马一浮并没有一开始就一连串“子曰诗云”，他是以这一番话开场的：
“昔张横渠先生有四句话，今教诸生立志，特为拈出，希望竖起脊梁，猛著精彩，依此立志，方能堂堂正正做一个人。须知人人有此责任，人人具此力量，且莫自己诿卸，自己菲薄。此便是‘仁以为己任’的榜样，亦即是今日讲学的宗旨，慎勿以为空言而忽视之！”
这一番掷地有声的话震动了在场所有的人。马一浮接着逐一解说张载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马一浮推陈出新，层层深入，又返本归源，时而雷霆万钧，当头棒喝，时而春风化雨，循循善诱，在座者无不叹服。马一浮以他的德操和学养征服了浙大的师生们。
1938年，在浙江大学任教期间，校长竺可桢以“求是”为校训，特请马一浮作校歌。他根据大学的使命特点和校训，创作了“大不自多”校歌。
1939年夏，马一浮在四川嘉定乌尤寺创建了“复性书院”，担任主讲，讲明义理，选刻古书，培养了一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人才。可以说，整个抗战时期，也是马一浮学术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他的主要学术思想著作都是这一时期发表的。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全国人民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而饱经时代风雨的81岁的马一浮，听到广播后，兴奋得彻夜不寐，一口气写下了三首总题为《喜闻核试验成功》的庆贺诗。诗云：
〖立见虚空碎，能消倏忽谋。
神工同铸鼎，小智失藏舟。
一勺沧溟竭，须弥芥子收。
机轮随处转，早晚灭蚩尤。
弧矢威天下，风雷动百蛮。
令如流水速，国似泰山安。
掷杖为龙去，乘槎贯月还。
两阶干羽在，万众正胪欢。
销兵猛志压群雄，奇器阴谋势已穷。
从此波旬齐俯首，象王行处绝狐踪。〗
【沉潜】
1903年，马一浮20岁，清政府驻美国使馆留学生监督公署需要一位中英文基础俱佳的人担任秘书。经过严格挑选之后，最后挑中了马一浮。六月，马一浮来到了美国北部的圣路易斯，任驻美使馆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牍。在美国整整一年间，马一浮没有进入学校接受那种教育体制下的既定教育，而是在文牍工作之余买书、译书、读书，按照自己的习惯喜好，自由自在地选择自己要读的著作。
从西方国度归来，马一浮开始认真总结及消化西学理论和西方文艺，与少年时代的游学同伴谢无量一同隐居在江苏镇江焦山海西庵。他把塞万提斯的名作《唐·吉诃德》翻译成中文，题为《稽先生传》，刊登在《独立周报》上。
在国外的两年，让马一浮逐渐认识到，西方思想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希望循着西学之路来解救中国，是行不通的。只有重兴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以心性之学来转移社会风气，矫正人们的思想，才是正途。
1905年底，马一浮到杭州，寄居在杭州西湖广化寺。他天天到文澜阁读《四库全书》。此期间，马一浮3年足不出户，潜心国学，尽读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
1911年，马一浮回国，他赞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常撰文宣传西方进步思想。辛亥革命后，潜心研究学术，于古代哲学、文学、佛学，无不造诣精深，又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于一体，自成一家。
马一浮青年时，与同乡马君武、马叙伦游，风华正茂，“各自负以天下为任”，然而不久后，马一浮“即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大约从1912年或1913年起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一直在杭州，孑然一身，身居陋巷，潜心研究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
马一浮曾赴南洋考察，见到当地华侨以儒学为国教，不废经学，两相对照，感慨万千，作《新加坡道南学堂记》。回国后，他愈发埋首国学，并开始涉及佛教。
马一浮是一位第一流的诗人和书法家。他已出版的诗集有《蠲戏斋诗前集》、《避寇集》附《芳杜词剩》、《蠲戏斋诗编年集》等，总称之为《蠲戏斋诗集》。
丰子恺在其随笔《陋巷》一文中，称马一浮为“今世的颜子（渊）”，在记述他1933年第三次去马一浮居处访问时的感受（第一次是在二十年前）说：“先生照旧孑然一身地隐居在那陋巷的老屋里，两眼照旧描着坚致有力的线而炯炯发光，谈笑声照旧愉快。”
抗战胜利后，马一浮回到了杭州的陋巷，重新隐居林下，唯主持智林图书馆，继续选刻古书。
解放后，马一浮担任过浙江省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但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不以俗务打搅，让他在杭州家中（花港蒋庄）安心著书立说，颐养天年。
1957年，周恩来陪同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问杭州，特意将他带到蒋庄访问马一浮，并向他介绍说，“马一浮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是我国惟一的理学家。”会见中，伏罗希洛夫问马一浮：“您在研究什么？”马一浮说：“读书。”又问：“现在做什么？”回答说：“读书。”伏氏想请他出去走走，他又以“恕不奉陪”婉拒。
【学说】
马一浮认为：“国学者，六艺之学也。”这里的“六艺”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就是“六经”。但马一浮更喜欢用“六艺”这一名称，因为它不仅是呆板地指六部经典，而是广义地指六类或六个部门的文化学术或教化。他认为：“此（六艺）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
马一浮还认为，“六艺”也可统摄西来的一切学术。简而言之，“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换一角度说，西方学术文化无非统摄于真、善、美三种价值，这也都包含于六艺之中。“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总而言之，“全部人类之心灵，其所表现者不能离乎六艺也；全部人类之生活，其所演变者不能外乎六艺也”。
马一浮推崇中国文化，他说：“今人舍弃自己无上之家珍而拾人之土苴绪余以为宝，自居于下劣而奉西洋人为神圣，岂非至愚而可哀！”
马一浮反复声说：“一切道术皆统摄于六艺，而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即是一心之全体大用也。”又说：“天下万事万物不能外于六艺，六艺之道不能外于自心”，“六艺之本，即是吾人自心所具之义理”。因此，在文化、学术上如果“不知反求自心之义理，终无入头处”。
马一浮认为，只要“天地一日不毁，此心一日不亡，六艺之道亦一日不绝。人类如欲拔出黑暗而趋光明之途，舍此无由也”。更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
马一浮十分推崇《论语》一书。他认为，《论语》一书，其大义“无往而非六艺之要”。他说：“《论语》有三大问目：一问仁，一问政，一问孝。凡答问仁者，皆诗教义也；答问政者，皆书教义也；答问孝者，皆礼乐义也”。而“易为礼乐之原，言礼乐则易在其中”；“春秋为诗书之用，言诗书则春秋在其中”。又，他举出《论语》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章为“明生死之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章为“于迁流中见不迁，于变易中见不易”；“予欲无言”章为“显性体本寂而神用不穷”等，为“易教之大义”。“正名”则为“春秋大用”之要。
马一浮说：“六艺之旨，散在《论语》，而总在《孝经》。”因此，他也十分推崇《孝经》一书。他认为，“六艺皆为德教所作，而《孝经》实为之本；六艺皆为显性之书，而《孝经》特明其要。故曰，一言而可以该性德之全者曰仁，一言而可以该行仁之道者曰孝。此所以为六艺之根本，亦为六艺之总会也。”
马一浮认为心、思想是一切文化学术之根本，“不知反求自心之义理，终无入头处”。因此，他反复强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即在于“发明自心之义理”，而且说：“须知教相多门，各有分齐，语其宗极，唯是一心。从上圣贤，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
马一浮不仅主张破除程朱陆王的门户之见，而且主张破除儒佛、儒道、佛道，以及儒、佛、道内部的种种门户之争。他认为，“末流之争，皆与其所从出者了无干涉”。一些人所以斤斤于派别门户之争，都是由于他自己的“局而不通之过也”。他对于儒释道的融会，可说是已达到了“圆融无碍”的境地。他能“随意拈取老、庄、释典以阐扬儒家宗旨，不惟不陷于牵强附会，且能严格判别实理玄言，不致流荡而无归宿”。
马一浮的教育宗旨是“复性”。“复性”，是唐代李翱作为修养论提出的。马一浮继承了这一思想，并上升为教育的宗旨，还用“复性”来命名其创办的书院——复性书院，足见“复性”之重要。
马一浮认为要挽救儒家道德和人心，挽救国家，作为儒生只有通过研究儒术，讲述和弘扬儒术去达到。1905年底，马一浮从镇江回到杭州后，在给其舅父何稚逸先生的信中就谈了这个宏伟的誓愿：“窃惟王迹中迈，九洲云拢。群鹿竞逐，黔首愁苦。将欲雍容决策，咄嗟树义，却虎狼于西土，驱狐鼠于中原，使功高泰山，国重九鼎，斯非常之烈，魁桀之事，非介夫素士所能预……甥虽不敏，窃有志于二宗。欲为儒宗著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为文宗纪羲画以降文艺之盛衰。将以汇纳众流，昭苏群惑。悬艺海之北辰，示儒术之总龟，振斯道于陵夷，继危害于将绝。体制草创，篇帙未具，并力缀辑，皓首为期。贮以铁函，藏诸石匮，亦经甘樵苏之弃，未敢希国门之悬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