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十分重视读书的方法，他的《读书法》是他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一浮在复性书院开讲时，专门讲了《读书法》一讲。在《读书法》中，他不仅阐发了格物致知的理学思想，还着重论述和总结了读书的方法和经验。马一浮认为，读书须先调心，也就是要定心，要集中精力。他说：“欲读书，先须调心。心气安定，自易领会。若以散心读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必不能入。以定心读书，事半功倍。随事察识，语语销归自性。然后读得一书，自有一书之用，不是泛泛读过。”马一浮在《读书法》中，不仅谈了读书须先调心，还反复谈了读书一定要穷理、穷理要切己用力。他说：“学必资于读书，而但凭读书，实不足以为学。学有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闻见之知，亦有浅深、小大、邪是不同，然俱不是真知。德性之知，方是真知。”
马一浮认为，读书之道应该从四个方面去努力：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杂；三曰，密而不烦；四曰，专而不固。他说：“通，则曲畅旁通而无门户之见。精，则幽徽洞彻而无肤廓之言。密，则条理谨严而无疏略之玻专，则宗趣明确而无泛滥之失。不局，不杂，知类也。不烦，不固，知要也。类者，辨其流别，博之事也。要者，综其指归，约之事也。读书之道，尽于此矣。”
【立场】
白话文兴起后，至四十年代，时人已不再学四书五经。大儒马一浮倍感惆怅，叹息说：“日日学大众语亦是苦事，故在祖国而有居夷之感。”
马一浮对新式的学校教育颇有成见，认为“当今学校，不如过去的书院。教师为生计而教，学生为出路而学。学校等于商号，计时授课，铃响辄止”。
马一浮坚决主张尊孔读经，反对现代学校废除六经。早在1912年，他就反对蔡元培废除六经的主张，并力主学校恢复读经科。辛亥革命成功后，蔡元培被孙中山委任为教育总长，而蔡元培与马一浮既是好友，又仰慕马一浮的学术和名望，就委任马一浮为教育部秘书长，襄助部务。马一浮出于友谊接受了委任。当他到了南京后得知蔡要废除六经，并已公布了《小学校令》废止读经科；公布了《中学校令》废除“读经讲经”；公布了《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取消“经学科”，便非常不满，要求蔡收回部令。“道不同不可为谋”，因两人意见相左，于是马一浮到职不到三个星期，就辞谢了这份差事。他对蔡元培说，“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让我回西湖。”
事后，马一浮在追忆此事时写道：“南京临时政府收罗人望，以蔡孑民长教育。蔡君邀余作秘书长，余至而废止读经、男女同学之部令已下，不能收回，与语亦不剩又劝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蔡君河汉吾言，但云时间尚早，遂成搁置，而余亦去”。
【教育】
在浙大，马一浮的讲座有体有用，简易亲切，深受师生爱戴，当时的校长竺可桢也常去听他的演讲。在《竺可桢日记》中曾记载，“《诗》、《书》为至善，《礼》、《乐》为至美，《易》《春秋》为至真。以《易》为自然科学之源，而《春秋》为社会科学之源……可惜马君言过简单，未能尽其底蕴。”
马一浮不仅对中国现代学校废除经学不赞成，同时还对现代学校的学术分科多也不赞成。他认为，中国现代学校的另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学术分科很多，当代学者往往执着于某一偏狭的领域，抓不住一个根本的东西，也不能融会贯通。为此他断言说：“古人论学主通，今人论学贵别，今之所谓专家者，得之于别而失之于通。因此读书之道，不能为纷歧多变的现象所迷惑，要从中抓住一个根本的东西。”这个根本的东西，在马一浮看来就是“六艺”。
马一浮对学生的教育，自始至终贯彻了“学而不厌，诲而不倦”的精神。他反对骄矜，倡导谦慎。马一浮最早收录的大弟子——袁心粲，一生尽力教育，不于仕官。在同门中，以行履笃实见称。他从师马一浮时，就带了一本自撰的《阳明学说浅释》前去求教。马一浮翻阅后微微一哂，竟毫不客气地说：“你懂什么王阳明！”袁心粲听后不服，当下就开展了辩论。马一浮则博引旁证，从孔孟程朱以至康德杜威，时而古文，时而洋文，加以论述，使心粲从此心悦诚服地拜在马一浮门下。
张德钧是马一浮在复性书院的高材生，马平日对他比较喜爱。1941年秋，马一浮的挚友谢无量到四川乐山复性书院看望马一浮，相见甚欢。一日，马一浮通知书院学人齐集尔雅台谒见谢先生，请谢先生向诸生开示。这位高材生张德钧骄矜自负，想考考谢先生的学问，首先发问：“什么是无明？”无量微笑未答。马一浮觉得张生此问出于胜心，必须析之，乃代谢先生答曰：“你这一念，便是无明。何不返躬自看。”张生惭而失色。在座诸生，莫不敛容。可见，马一浮对学生的教育一贯提倡谦虚，反对骄矜。
马一浮最早的弟子袁心粲信程朱，也希望自己的女儿袁卓尔从学程朱。1946年，袁卓尔正在嵊县中学任教，袁心粲就命其辞去教职，到书院读书一年，以领受马一浮的教导和指点，并指望她能在马一浮先生的指点下读点程朱陆王的理学书。然而马一浮考虑到她的喜好文学及文学基础，就指导她研读文学著作。马一浮根据袁心粲指点其女儿读书的请求，在沉吟了半晌后说：“卓尔不是喜好文学吗？我看这样，这一年就用来熟读《庄子》、《楚辞》、《昭明文选》。其它浏览什么自定。”袁卓尔听了十分高兴，深感马先生是很能因材施教的。
马一浮不仅根据学生的基储志趣和特长进行指导，还十分重视针对学生在学习中存在和提出的问题施教，他在复性书院的《尔雅台答问》是其教育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回答学生的问题，不仅认真严肃，还非常深刻、极富启发性，并成为马一浮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马一浮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心志教育。他说：“吾虽知医，不轻为人处方。尝谓医生不可为，良医治未病，其次治初玻病久而重，治之甚难。”所以他当学生中一有思想与义理不符之处，即抓紧“初脖以防治教育”。复性书院在1939年于四川乐山开办后，因一时找不到合适人员，马一浮先生就派学生乌以风兼掌事务，乌认为自己是学义理而来，不大乐意接受这种管管钱米的工作。马一浮知道后，就教育他说：“理事本来不二。事上有差错，正是由于理有未明。未有理明而不能治事者。世人不求明理，专在事上计较，把理事打成两橛，此是俗学，与书院教人宗旨不类。”又道：“理是无形的，但不是空洞。理须在事上见，不可离事求理，亦不可悖理以治事。高明离事求理，世俗悖理治事，把理事割裂开，同是错误。”一番开导，使乌高兴地担任了这个工作。
后来，乌以风因家里有事请假回乡，马一浮又派另一学生王倍德兼管这项工作。而王培德过后不久，又向马一浮提出辞去兼职事务工作，马一浮也及时对他进行了思想教育。讲了金牛长老作饭头的故事，又引庞居语云：“神通及妙用，运水与搬柴”。兼教之云：“邪人说正法，正法亦是邪；正人说邪法，邪法亦是正”，意思是说，雅人作俗事，俗事亦是雅；俗人作雅事，雅事亦是俗。在马一浮看来，学习义理的人对性分内的事，运水也好，搬柴也好，是不应该有所拣择，无所退避，这样才算是有气度。在马一浮的教育下，王培德得到了很大的启示，并乐于继续做此事务工作。
【书院】
在办学方式上，马一浮孜孜追求的是古典书院式的教育形式，而不是现代大学的教育方式。他认为，只有像宋明时代的古典式的书院，有着优美宁静的山水，充足的供给这种从容和闲暇的环境，才能和宣讲儒家学术相一致。
马一浮设书院的想法，早在1912年与当时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促膝谈心中就提出来了。马一浮对蔡元培说：“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聚三十岁以下，粗明经术小学，兼通先秦各派学术源流者，一、二百人，甄选宁缺勿滥，优给廪饩，供给中外书籍，延聘老师宿儒，及外国学者若干人，分别指导。假以岁月，使于西洋文字精通一国，能为各体文词，兼通希腊、拉丁文，庶几中土学者可与世界相见。国本初张，与民更始，一新耳目。十年、廿年之后，必有人材蔚然兴起，此非一国之本，亦世界文化沟通之先声也。”然而，马一浮的这个建议，蔡元培又以时间尚早而搁置。
马一浮辞谢回杭后，仍向往和追求儒学书院式的教育，并于同年自费考察了南洋群岛（今之新加坡）。他对闽人办的《道南学堂》以兴儒为宗旨，倍加赞赏。回国后，由于当时国内绌儒的氛围和学校废止经科，便一概谢绝来聘。此后，他在与弟子寿景伟、刘百闵等的通讯中，流露了愿找一处山水胜处，创办一所古典式的书院讲学的想法。这个愿望由其弟子辗转传到国民党最高当局，得到了认可。在成立书院董事会后，书院董事会于1939年3月间正式聘请马一浮为复性书院主讲，总持讲学事宜，实现了马一浮长期追求的愿望。
在赴川之前，马一浮要求，书院必须是完全属于社会性的纯粹学术机构，不受政府干涉的自由讲学。在与政府的接谈之际，马一浮提出三项先决条件：一，书院不列入现行教育系统；二，除春秋祭奠先师外，不举行任何仪式；三，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当局居然一一赞同。蒋介石、陈立夫明确表示“始终以宾礼相待”，并拨开办费3万元，月给经费3千元。1939年1月底，马一浮总算接受条件赴川应聘。
复性书院设在四川省乐山县（古称嘉定）乌尤山的乌尤寺，位于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交汇处的江中心，风景绝佳。山上除乌尤寺外，尚有“尔雅台”，相传是晋人郭璞注解《尔雅》的地方。复性书院以“讲明经术，注重义理，欲使学者知类通达，深造自得，养成刚大贞固之才”为主旨；书院课程分通治、别治二门；书院为纯粹研究学术团体，不涉任何政治意味；书院不授予学生任何资格；书院设主讲、讲友、都讲，并有肄业生近30人，加上参学人不足40人。
马一浮拟定《复性书院简章》，规定书院宗旨为“专明吾国学术本原，使学者得自由研究，养成通儒”，书院设主讲一人，请的教师应是国内知名学者。而学生，则规定不求仕宦，不营货利，不起斗争。
书院很讲究礼仪，马一浮认为，讲学是一件大事，是弘扬大法，启迪后学，故不敢不敬。书院在正式讲学前，举行了隆重的开讲礼，马一浮斋庄盛服，立讲舍（乌尤寺之旷怡亭）前正中位，讲友、都讲及诸执事分立左右。学生在后依序立。由引赞王静伯唱先行谒圣礼，师生向先师位北面三礼，梵香读祝复三礼，谒圣礼毕。次行相见礼。礼毕，主讲马一浮开示。以后，马一浮每次开讲前，先写好讲稿，命人誊清，并将尔雅台前的旷怡亭扫除清洁，再将鲜花一束置瓶内虔诚肃穆地放置讲桌上，待讲时既到，学人齐集，然后由都讲乌以风捧讲稿随待在后，俟马一浮升座定位，再将讲稿双手捧持顶礼以献。
复兴书院从1939年9月15日开始讲学，到1941年5月25日停止讲学时止，前后共一年另八个月。之后，书院就专事刻书。刻书的主旨，是要使儒学有传，智种不断。马一浮多次对弟子们说：“多刻一板，多印一书，即是使天地间能多留一粒种子”。
马一浮对书院的建立，是满意的，并付出了全部的精力和心血，他对书院的成就，亦是满心喜欢的。他曾说：“书院成才，不同于今之学校。期望从学之士人人能为王者师，方尽得儒者本分。孔子门下，从学三千不为多，其中只有颜回、曾参不为少。希腊柏拉图学园，只成就一个亚里士多德，亦足以继往开来，为西方哲学宗师。”
1946年5月，马一浮回到杭州，暂时借西湖葛音山庄为临时书院院舍，继续以书院主讲兼总纂的名义卖字刻书，以维持书院继续支撑下去。虽然生活非常拮据，马一浮却仍然不想结束书院，中止刻书。直到有一天，因政府的币制改革失败，导致金圆券大跌，马一浮才彻底放弃了维持书院的生活。为“存先民之矩镬，贻后学之津梁”，马一浮将书院改作智林图书馆，负责保管流通，纂辑丛书。
【浮生】
马一浮原名福田，此后他历次更名为马忧生、马耕余，到后来用马一浮或马一佛，其心境之悲凉可见一斑。
1893年，马一浮的母亲去世。母亲去世前一日，为考马一浮学业，指着庭前菊花命他作五律诗，限麻字韵。他应声而就，曰：“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他母亲听后高兴地说：“此诗虽有稚气，颇似不食烟火语。汝将来或不患无文，但少福泽耳。”没想到的是，这首诗竟成了马一浮一生坎坷的先兆。
马一浮曾经历过从三姐、母亲、二姐、父亲、妻子接二连三地死去的惨痛，大姐出嫁后，他们一家七口（还有一个终身未嫁的姑姑）仅几年内、转瞬间就只剩下他孤家寡人了！
亲人们接二连三离他而去，马一浮的身影越来越孤独。他曾说，“人命危浅，真如朝露，生年欢爱，无几时也。一旦溘逝，一切皆成泡影。”
抗战期间，丰子恺向马一浮感慨，自己此生命运无常，又遇战乱，马一浮讲了一句：无常即有常。出门以后，丰子恺越想越塌实，好象能坦然面对苦难的人生了。
1944年，马一浮作了两首诗送给丰子恺：
〖红是樱桃绿是蕉，画中景物未全凋。
清河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忆六桥。
身在他乡梦故乡，故乡今已是他乡。
画师酒后应回首，世相无常画有常。〗
【伤恋】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在绍兴县试中马一浮以名列榜首的成绩名声大噪，与鲁迅、周作人兄弟同榜。少年英才，自然为众人瞩目。浙江名士汤寿潜，民国时期浙江省第一任都督、交通总长，读过马一浮的文章后，大为赞赏之下，便把长女汤仪（字润生，私谥孝愍）许配给他。
这时，马一浮的父亲正患病卧床，需要冲喜，经双方家长同意，就提前办了喜事。于是，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16岁的马一浮娶汤孝愍为妻，开始度过他生命中明朗却短暂的美好时光。
婚后，夫妻感情甚笃。这位汤小姐，比马一浮大一岁，虽不识字，但深懂闺训，她服侍有病的公公至孝，对丈夫体贴入微。但素有爱国抱负的青年马一浮，在当时“戊戌维新”运动的影响下，渴望追求新知。他他耐心教妻子识字读诗，对妻子说：“不能识字，比于盲瞽，不能读书，比于冥行。”
不久，马一浮就辞别瘫痪在床的老父和新婚燕尔的妻子到上海学习英文、法文，直到1900年底，因父病日益沉重，才匆匆回家探望。翌年三月，老父与世长辞。
1901年11月，料理完后事，马一浮再次告别妻子，到上海游学。在此期间，他广交朋友，结识了广西的马君武，也结识了上海南洋公学特班的学生。如李叔同、邵力子、黄炎培、洪允祥、林同庄等人，尤其和外语基础特别好的马君武、谢无量志同道合，在上海创办了一个《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社，译介了斯宾塞等西方名人名著，内容涵盖文学、哲学、政治、社会学、教育史等等，试图借西学新知，唤起民众。
就在此时，马一浮突然接到家乡电报，得悉妻子病危，于是夤夜动身赶回家乡。由于交通不便，经过两天两夜才回到家乡长塘。谁知幽明永隔，亡妻已经停棺在堂。
马一浮的当时肝肠俱碎，他真的不敢相信妻子就这样飘然的离诀了人间。他在妻子灵柩合棺前的整整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内，不吃也不喝，不哭也不闹。他只是轻轻握住了妻子的手。家人都恐怕马一浮是因为悲愤过度而变得痴呆了。后来，在妻子下葬入土的数日之后，马一浮坐在自己物是人非的清冷的屋子里，方灵魂回窍般地嚎啕大哭起来。
妻子汤氏的病逝，马一浮哀痛之余，还有更多愧疚。他曾作《哀亡妻汤孝愍辞》来寄托自己的深切哀思：“孝愍归我三十一月，中间迭更丧乱，无一日不在悲痛中，浮未有与卿语尽三小时者。然浮所言他人所弗能解者，卿独知其意。……卿既死，马浮之志、之学、之性情、之意识，尚有何人能窥其微者！”
此后数十年，马一浮一直未娶，孑然一身地漂泊在乱世之中。对于这一点，马一浮说：“吾见室人临终后之惨象，惊心触目，不忍人睹，自此遂无再婚之意。”
马一浮此后与岳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交往。岳父汤蛰先先生逝世之后，妻子的哥哥汤孝佶先生诚恳地向马一浮先生表示了父亲的遗愿：亡女缘悭福浅，希望马先生能再继画眉之乐，不要再孤灯独对的苦待自己了。
当时，一些世伐大户人家的女子，对于声名如日中天的马一浮存了一份幽微的爱慕之情，并通过各种方式表达给马一浮。可是，马一浮坚决表示不再续娶。他毅然在报刊上登出了婉拒友人为他作伐续弦的一封信。云：“浮德非虞鳏，生无立锥之地；才谢孔父，已邻衰白之年。分当枯木寒岩，自同方外；此而犹议婚姻，私亦讶其不伦。”马先生此信一经刊登，喧嚣而上的议论立即就雨晏风清了。
【佛缘】
马一浮曾改名“一佛”，努力读三藏十二部经典，杭州的“文渊阁”就在西湖边，那里珍藏《四库全书》，马一浮也经常到那里去阅读，被人称为“无书不读”的人。他以儒家的“理事双融”与佛家华严宗的“四法界”相融合，提出“儒佛互摄”说，认为“圣教所兴，同依性具，但以化议异应，声句殊施”，“故六艺之言，显于此土；三藏之奥，演自彼天，法界一如，心源列二”。
马一浮发起在家居士，成立“般若学会”，广交高僧大德，相互切磋佛理，杭州各大丛林的方丈都成了他的座上客。
马一浮德高望重，许多佛教人士都有请他写传记、塔铭，如《虎跑寺五百应真造像石刻后记》、《楞严正脉科会序》、《唐高僧鉴真法师赞》、《重刻莲池大师戒杀放生文序》等。他的佛学专著《法数钩玄》，内容丰富，阐释精当，影响深远。
20世纪之初，李叔同在上海南洋公学就读，与在上海游学的马一浮相识。10余年后，李叔同来到杭州第一师范任教。由于两人都是书法名家，又喜好中西音乐的原因，李叔同常去杭州城内的延定巷，向正在那里住着的远谢时缘专研佛学的马一浮请教。李叔同从马一浮那里请了不少经书回来阅读，后来又发心开始素食，在住房里供起佛像，屋内终日青烟袅袅。李叔同跑到虎跑寺山里断食，回来后更加深研佛法，仍然跟马一浮谈佛论道。
李叔同的弟子丰子恺在《陋巷》一文中曾写过李叔同与马一浮的交往：“我的艺术科教师李先生，似乎嫌艺术的道力薄弱，过不来他的精神生活的瘾，把图画音乐的书籍用具送给我们，自己到山区去断了17天食，回来又研究佛法预备出家了。在出家前的某天，他带我到这陋巷里去访问马先生。我跟着李先生走进这陋巷的一间老屋，就看见一位身材矮胖而满面须髯的中年男子从里面走出来应接我们。我被介绍，向这位先生一鞠躬，就坐在一把椅子上听他们谈话。我其实全然听不懂他的话，只是片断地听到什么‘楞严’‘圆觉’等名词……”
马一浮得知李叔同将在七月落发后，准备九月受比丘戒的消息时，马一浮亲自介绍并陪送弘一到灵隐寺去受戒，并向弘一赠送明代藕益大师《灵峰毗尼事义集要》、清代见月律师《宝华传戒正范》两本书。弘一后来在《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自序中说：“马一浮居士贻以《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宝华传戒正范》被玩周环，悲欣交集，因发学戒之愿焉。”可见马一浮对后来深研戒律的弘一法师的深刻影响。
1928年，弘一将撰写的《五戒相经笺要》30部寄给马一浮。马一浮以为“垂诱之切，敬谢无量，曩时奉对”。弘一曾向马一浮表示，希望得到一部《清凉疏钞》，马一浮多方打听，寻求后，立即予以奉赠。他在通信中常有“俗中忧忧不可言，伏维道体安隐，少病少恼”之语，相互间的关切心神交会。
1930年夏，弘一法师自感“手颤、眼花、神昏、臂痛不易举”，以为“皆老之相”，决定正式闭关，不再与世人往来。但他仍不忘马一浮，托夏丏尊转交石图章一包，“向马一浮致诀别之意，说今后不再通信及晤面矣。”马一浮理解弘一法师专心念佛，愿早生西方心情，连称难得。
抗战期间，马一浮在逃难途中，忽接弘一法师来信，知道弘一殉教的意志，感慨万千。他将来信抄示友人，称赞“此老为法忘身，真有古德风范，不愧为吾老友！”值弘一法师六十初度时，马一浮写诗致贺：世寿迅如朝霞，腊高不涉春秋。宝掌千年犹驻，赵州百岁能留。遍界何曾相隔，时寒珍重调柔。深入慈心三昧，红莲化尽戈矛。
李叔同与丰子恺师徒曾做《护生画集》，出版时，师徒二人都想到请马一浮写序言，马一浮在序言中提出“护生即护心”的观点。1938年2月，丰子十岂作护生画二二集时，马一浮指点说：“务望尽力发挥非战文学，为世界人道留一线生机。目睹战祸之烈，身经离乱之苦，发为文字，必益加亲切，易感动人。”
1942年，弘一法师圆寂，在中国文化界弓起极大震动，马一浮挽诗：高行头陀重，遗风艺苑思。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三界犹星翳，全身总律仪。祗今无缝塔，可有不萌枝。
1954年1月10日，弘一法师舍利塔在虎跑寺落成，马一浮为塔身题写了“弘一大师之塔”六个篆字。并作《虎跑礼塔诗》曰：
〖昔年亲见披衣地，今日空余绕塔行。〗
【性情】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再次邀请马一浮出山，任北大文科学长，被马一浮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而婉言谢辞。
军阀孙传芳在自任东南五省联军统帅时，曾慕名去拜访马一浮，马拒绝接见。家人惧怕孙传芳的权势，对他说：“可不可以告诉孙传芳你外出了？”马一浮断然说：“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弄得孙传芳下不了台。
新加坡广洽法师对马一浮极为敬仰，见马一浮自奉甚俭，每次回国时总想送点钱财以补其不足，但马一浮却笑着说：“和尚是吃十方的，我怎么能连和尚的东西也收下吃起十一方来呢？”
搞战期间，马一浮在四川乐山住了6年，办书院，收弟子，著书立说。国民党权贵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母亲去世，丧事办得极为排声豪华，孔祥熙派人找马一浮替他母亲写一篇歌功颂德的墓志铭，马一浮婉转地拒绝了。孔祥熙不死心，再派人央马一浮写墓志铭，并许以黄金若千两为酬劳。马一浮听说是金钱交易，顿时从椅子上站起来，冷冷地说：“我从不为五斗米折腰，请回吧！”来人只得悻悻而返。
马一浮入川办书院，到重庆后，受到了官方的隆重接待。蒋介石亲自宴请，宴会结束后，还特意把马一浮拉到一边，说素来仰慕大师的德望，要请教治国之道。马一浮推辞再三，最后说道：“唯先儒有两句话可以奉告：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此是治国的根本法。”蒋介石不禁愕然。马一浮终不愿为“帝王师”，卷入政治漩涡中，所以很快又将话题转到书院事务上，蒋介石当即允诺，拨款三万元作为建院基金。
王伯尹是书院的高材生，人很聪颖，懂诗道，向马一浮请益达十载。而马一浮则有意培养他入作者之林，经常为他改诗，直至该生病重前的最后一首《秋阴》。王伯尹去世后，马一浮很为惋惜，曾作《哀王伯尹》诗一首以志怀念。他在诗前的小序中写道：“病前曾以《秋阴》五言属为点定，予和以短律。不谓未及旬日，遂成绝笔。因作此以志吾哀，使死而有知，亦冀抒其悒郁耳。”
马一浮写字卖字有很多规矩。给人写字，不喜欢加题上款，如必需上款，则润资加倍。他卖字，有5个“不书”：一不书祠墓碑志，二不书寿联、寿序、征启，三不书讣告、行述、像赞，四不书题签和时贤作品，五不书市招。此外，无介绍不书，立索不书，书画碑帖的题跋不书。别人作了诗请他书写，皆以一首为限。
1953年9月，政协全国会议上，梁漱溟因与毛泽东见解不同而发生“廷争免折”，而梁在会上顶撞毛主席后，坚持己见，毫不认输。一连三天，会议气氛异常紧张，无人敢为缓颊。周恩来见事急迫，即致电上海找沈尹默先生，托他赶赴杭州邀马一浮先生到北京婉劝梁先生检讨，以保护梁先生过关。但马一浮先生却断然拒绝，说：“我深知梁先生的为人，强毅不屈。如他认为理之所在，虽劝无效。”
1958年，马一浮曾经为自己写下一篇《自题墓辞》：“孰宴息此山陬兮？谓其人曰马浮。老而安其茕独兮，将无欲以忘忧。学未足以名家兮，或儒墨之同流。道不可谓苟悦兮，生不可以幸求。从吾好而远俗兮，思穷玄以极幽。虽笃志而寡闻兮，固没赤而怨尤。惟适性以尽命兮，如久客之归休。委形而去兮，乘化而游。蝉蜕于兹址兮，依先人之故丘。身与名其俱泯兮，又何有夫去留。”
1963年，马一浮将自己历年所作书法精品357件（册）献给国家；转年，他又将自藏的惟一一张宋画献给国家。
马一浮曾对家人说：“佛家视生死为一大事，儒家则以为生死同一昼夜，同一寒暑，同一呼吸，却是平常事”。
马一浮临终时作诗云：
〖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
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
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
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仙风】
钱穆说马一浮：“一浮衣冠整肃，望之俨然。而言谈间，名士风流，有六朝人气息。”
马一浮是西泠印社成员，自用印近百方都是亲手所治，典雅静穆，颇得汉人心法。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弟子姜心白的帮助下，马一浮携万卷藏书离开杭州，避兵桐庐。丰子恺也率领全家，径直投奔桐庐马一浮。不久，两家人就在相距不过一里地的地方各自安家。出于对马一浮那种发自内心的崇拜，丰子恺几乎每隔一天就去拜访一次。虽然正值隆冬时节，太阳却是暖融融的，风也并不寒冷。丰子恺一般是上午到马一浮家拜访。每到这时，如果天气晴好，马一浮就会拉他同门人王星闲到竹林边晒太阳。“童仆搬了几只椅子，捧了一把茶壶，去安放在篱门口的竹林旁边。这把茶壶我见惯了：圆而矮的紫沙茶壶，搁在方形的铜炭炉上，壶里的普洱茶常常在滚。茶壶旁有一筒香烟，是请客的；马先生自己捧着水烟筒，和我们谈天。”有时马一浮也放下水烟筒，拿起一支香烟来抽，他那“弥高弥坚，忽前忽后，而亦庄亦谐的谈论，就在水烟换香烟，香烟换旱烟之间源源地吐出来。”很多年之后，丰子恺都念念不忘当初那么诗情画意的“桐庐负暄”。
丰子恺曾说，马一浮先生是“中国书法界之泰斗”。马一浮的书法诸体均有很高的成就。他的行草得益于褚遂良《雁塔圣教序》，高古清雅，瘦硬遒劲，富有书卷气和山林气。
【逸事】
马一浮人比较矮，但脑袋特别大。他平时不戴帽子，有一年初冬要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为了保暖，家人想给他买顶帽子，可跑遍杭州竟找不到他戴得下的大号帽子。
1903年，马一浮遭遇失怙丧妻之双痛，远游国外，先是美国，后是欧洲。早在出国前，他就听说马克思写了一部《资本论》，而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能看到的，所以他一到美国就时时留意。有一天，他正患感冒，带病到“约翰书店”涉猎书刊，竟被他买到了渴望已久的一本英译本马克思《资本论》，他大喜过望，如获至宝。在日记中写道：“昨日，吃种种之药，吃一块之面包，吃半杯之饭，都不觉好恶。晚来，脸痛略减，早起，又甚，奇哉。下午，得英译本马格士资本论一册。此书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胜服仙药十剂！余病若失矣！”
回国时，马一浮又买了一本德文版，结果英文的那本送给了好友谢无量先生，德文的送给了上海“国学扶轮社”收藏，他还建议将之翻译出版，所以有人说他是把原版《资本论》传入国内的“第一人”。
上海“国学扶轮社”解体，人去书散，马一浮赠送的那本《资本论》流落上海书肆不被人识，恰好也是马一浮先生的好友、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人物马君武先生在书摊发现了这本奇书，并且发现了马一浮读该书后的题跋，于是赎回转赠于马一浮先生，物归原主，适得其宜。再后来，抗战中马一浮先生往浙江大学执教，遂将此书赠与图书馆；解放后院校调整，浙大分家，文科书籍大多归杭州大学收藏，马先生所赠之《资本论》也就成了杭州大学图书馆的压库之宝了。
《竺可桢日记》1950年7月有段记载，竺先生从中科院历史所的向达先生处获悉，马一浮先生不独阅读过《资本论》，且有阅读笔记，有一册《读马克思资本论》他也在解放后赠给了浙江大学图书馆。
1905年，汤寿潜为了抵制帝国主义侵略，夺回浙江铁路建筑权，在旅沪浙江同乡会（此会是清末革命组织光复会的基础）支持下与张元济等成立浙江铁路公司，自任沪杭铁路总理。由于当时杭州拱辰桥是日本租界，工业发达，经济繁荣，因此汤寿潜最初把沪杭铁路终点站定在艮山门并准备从艮山门再铺一支线到拱辰桥。一天，马一浮到岳父家作客，汤寿潜见爱婿从欧美游学归来，道德文章颇有建树，名气很大，便把铁路图纸交给他请他参议。谁知马一浮看后却一把将图纸撕成两半。“这是为啥？”幕僚们大惊失色忙问何故。马一浮便说：“中国人造铁路要为中国人着想。为什么不把终点站定在羊市街闹市区北端附近，再铺一支线到南星桥，以便水陆衔接和今后铁路南延，而要把终点站定在艮山门，铺支线到拱辰桥租界去方便日本人呢？”汤寿潜觉得他的话言之有理，不但不以马一浮撕图纸为无礼，还按他的方案把艮山门改为货运站而在羊市街北端城内即今天的杭州城站建了一个终点站。
抗战期间，马一浮在浙大开始了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的大学讲学。他的课程时间也十分特别，不按常规分星期，而是固定在每月的五号、十五号、二十五号，风雨无阻。因为“五”是《尚书·洪范》中的“皇极”之数，马一浮以为能够体现儒家的中庸之义。一个学期后，战火波及赣北，浙大又迁往广西宜山，马一浮在宜山继续了一个学期的讲学。后来这两个学期的讲稿遂被辑成《泰和宜山会语》出版，影响了几代学人。
马一浮见蒋介石一面之后，说蒋神情气象偏狭，有刘裕偏安之才。
楼达人与马一浮结识多年。有次问他：您是佛学家，又点化李叔同出了家，可您自己又为何留居尘世？他哈哈大笑说：这是因为我六根未尽。
熊十力到杭州疗养。他听说马一浮游学美、英、德、日诸国研究西方哲学回来将治学重点转向祖国民族传统文化儒学也即六艺，曾借住广化寺青灯黄卷三年之内足不出户尽读四库全书三万六千余卷时，便很想见见马一浮。他回忆二人结识的过程：“马一浮清末就很有名气。我既然在杭州，就很想见他。但是找这个人介绍不肯，找那个人介绍拒绝。这些人的意思是说，马一浮谁也不见，他还见你！不得已，我自己写了一封信并附著作，直接找马一浮。很久得不到消息，我就很气。……终于有一天，马一浮来了。我就说，我写信给你，为什么不回信？马说：‘你如果只有一封信，我就可以写了回信。但你附有著作，我一定要把你著作读完之后才回信。你看，我现在不是来了吗？’”从此，熊十力就把马一浮视为知己。
马一浮、马寅初、马夷初（叙伦），人称“浙江三马”。马一浮讲宋明理学，兼通佛理，在西湖筑居；马寅初为经济学名家，当年在重庆讲学，大呼“杀孔宋以谢国人”，被老蒋囚于鹅湖之顶。鹅湖乃八百年前南宋理学两大师朱熹、陆九渊论同异之地，囚此一马，也算佳话；马夷初讲老庄，据说当年在北大讲中国哲学，以庄子《天下篇》为教材，一一加以笺注，引申发挥，一年之中，只讲此一篇，遂有“马天下”之称。
【颖悟】
1883年，马一浮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书香门第，幼年时曾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加上他天资聪颖，记忆力过人，过目成诵，在当地有神童之称。他8岁初学作诗，9岁就能读《文选》、《楚辞》。
九岁时，父亲为马一浮聘请了当时颇有声望的举人郑墨田来家里教他读书。可是没过多久，郑先生就坚决请辞。父亲以为儿子少年玩劣，不听教诲，惹老师生气。仔细一问，才知道是学生天赋异禀，才智过人，老师自愧无法胜任，不想耽误学生前程，才自动辞教。
老师走后，父亲偶尔亲自教导马一浮读书。但更多的时间是马一浮自学。从此，马一浮夜以继日，广阅群书，打下了深厚的学问根基。
1898年，15岁的马一浮参加绍兴（时称会稽）县试时，名列榜首，远在同考的周树人、周作人昆仲之上（周作人34名，周树人37名）。考试题目是要大家摘取古文语句，拼凑成文，要求文章写得自然流畅，宛如笔者自撰，没有依傍痕迹。这种集句成文，古文根底不厚者很难做到，故可见马一浮古文功底之深厚。
在后来一次出国考试中，马一浮又一次和周树人同进考场，马一浮依然名列第一。
【茶趣】
作家何满子先生曾作如此评价：近人品茶鉴赏最精的，唯马一浮先生。
马一浮久居杭州，晚年定居花港观鱼蒋庄，附近就是驰名中外的龙井茶叶产地。他喜欢龙井茶，每当新茶上市，友人常送些请他品尝。但他最爱喝的却是远在数千里之遥的云南沱茶。
一次，友人从云南带来沱茶，介绍说：沱茶为普洱茶之一种，色褐微红，光泽洁润，味香而醇，饮之具有一种深沉隽永的韵味。马一浮试之，果如所说，经过几次品尝，便对沱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说，相比之下，龙井茶太谈了。云南沱茶杭州无供应，购买便成了难题。开始时，由友人从云南带来，数量虽不多，但胜似雪中送炭；后又托人买一些。但天天喝茶，托人在云南购买，实在是“远茶难解近渴”。马老的亲属汤彦森先生，十分着急，到处打听，终于发现在上海一家特产商店有售。有了茶，选用茶具就成了大事。
古人很注重烹茶工具、炊具，且对于茶具制作，已有巧夺天工的工艺水平。于是马一浮模仿古人，或自制，或选购，操持了一套很有艺术价值的茶具。譬如茶炉，他选用上等铜材，聘请能工巧匠，打造了一只体积小，形体园，比排球略大些的小茶炉。还有炖壶，用粗砂烧制，烹茶味纯，绝没有铁锈味道。但最讲究的茶具，当推泡茶用的紫砂壶了，由马老亲自订做，宜兴名家选用标准紫砂泥，按照传统工艺，精心烧制而成。这把紫砂壶，形状古朴，质地细腻，盖如南瓜蒂，上刻一联云：汤嫩水清花不散，口甘神爽味偏长。马一浮的整套茶具，小巧玲拢，富有艺术性。比如拔弄炭火的小火钳，铜做的，只有常用火钳的一半大小；他用的小茶杯形同玩具，只比北方酒盅稍大些，也很具观赏性。这套茶具，马一浮用了几十年，十分珍贵。可惜十年浩劫中已经不知去向，实在遗憾。
煮水的火也有讲究。起初，马一浮用木柴烧茶，烟熏火燎，污染水质；后来改用煤球，仍有黑烟乱窜，水味不纯。一段时间之后，马一浮研制成了一种优质小炭饼，做法是：挑选上等木炭，捣碎加水拌匀；再用木板做成许多小木模（月饼大小），把木炭泥装入其中，待干燥后取出即成。这种“小炭饼”无烟无臭，火缓而稳，既不影响水质，也不污染空气，烹茶最为适用。
马一浮把烹好的茶沏好之后，常常是自斟自饮，闭目养神。他品茶时，往往把诗与禅联在一起。例如，他读卢仝“肌骨清，通仙灵，两腋习习清风生”句，要说声：“这是道家境界！”他读范仲淹的：“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时，也会说声：“一派仙气”。读到金田和尚的诗句：“不但清心明目好，参禅能伏睡魔军”，便认为：“这和尚正探求佛理。”但又评说：“若就诗的意境而言，金田和尚比卢、范二位差之远矣。”
马一浮饮茶，有的习惯，令人发笑，例如紫砂壶中的“茶锈”（实是“茶垢”）他美其名曰“茶山”，虽然已经发黑，甚至很脏了，却从不洗涤，仅每天早上用清水冲一下算数。有人问过此事，他说，有了茶山，水更清，味更纯，如此而已。
【仰止】
马一浮和李叔同相交数十年，他们除了谈佛论道，在书法、琴艺方面也多有来往，但两人谈论最多的还是佛学。在这方面，李叔同虽然年长一些，却一直视马一浮为老师。马一浮受杭州海潮寺之托，邀弘一主持“佛七”，弘一法师应招前往，当马一浮主讲《起信论》时，弘一法师仍然像学生一样侍立末席，专心听讲，从不缺席。
从竺可桢日记中看，为了礼聘马一浮前来讲学，竺可桢可谓煞费苦心。他不仅多次登门造访并托人劝驾，请他前来讲学，还准备在校外选择地点，让学生到其寓所去听课，以满足他提出的“登门请业”之要求。遗憾的是，由于马一浮始终不能通融，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对此，竺可桢自认为“对于请马一浮，可称仁至义尽”；与此同时，马一浮也给他留下了“学问固优，世故欠通”的印象。
马一浮想在风景优美的桃源胜地办一个书院。对马一浮仰慕已久的蒋介石听到这个想法后，大为支持，很快就以行政院的名义向马一浮提出了办学邀请，并划拨了一笔办学基金。马一浮提出了一份《书院之称旨趣及简要办法》，力图主持一个完全由他个人意愿设置的纯学术的书院。蒋介石采纳了他的意见，在重庆亲自接见并设宴款待了马一浮。
马一浮等人办复兴书院，从重庆到乐山颇为风光，当局特意安排大汽车迎送，当地组织民众夹道欢迎。颇有古之礼俗。
解放初期，陈毅到杭州拜访马一浮，当时马一浮正在午休，家人想唤醒他，被陈毅阻止。家人请陈毅进屋，陈毅怕打扰马一浮休息，便站到屋檐下伫候。过一会儿下起了细雨，待马一浮醒来赶忙请进时，陈毅的衣帽鞋袜皆沾湿了。马一浮为陈毅的言行所感动，终于应邀担任了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后来又担任了浙江省文史馆的第一任馆长。
1957年，周恩来陪同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问杭州，一起到西湖花港蒋庄专门拜访了马一浮。
1958年，全国大办工业时，浙江办起了杭州钢铁厂。这个厂建在半山区的马铃山附近，当时规划要把马铃山的小山头削平，造钢铁厂附属炼焦厂，这就得把安葬在那里的马家坟墓动迁。马一浮得知这个消息不知所措。周恩来总理从浙江汇报中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即电告浙江有关领导，指示：“马先生的先茔墓与自营生圹一定要保护。已砍了的坟头树先设法补种起来！”这个指示从省政协传到杭州钢铁厂党委，于是修改了原先砍平山头的计划，保留了马氏墓，同时发动厂里机关干部在马氏墓地植树。马一浮听到这个消息后，深受感动，非常感谢周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