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在北平寓所有一副自写的对联：“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学生胡世华同学看了想要，熊十力就送给了他。熊十力送对联时，在上面写上“此联吾自悬于座，世华见而索之”。
熊十力一生没有积蓄，有时靠亲友的资助，抗战时期有几年很是困难。熊十力对他的学生凡是去看他的，他都留下，吃住和他在一起。学生给老师带点礼物，如带只鸡，送点药物，熊也不客气，慨然收下，相处如一家人。但是在学问上有错误，熊十力就不客气地指出。从不说敷衍、客气话。他有问必答，甚至问一答十。任继愈说：“跟熊先生在一起，令人有虚而往，实而归的感觉。和熊先生相处，好像接近一盆火，灼热烤人，离开了，又使人思念难以忘怀。”
全国解放后，熊十力在北京收了一个义女，起名“仲光”，和他自己的女儿又光、再光排行。仲光喜静，爱读佛书，帮助熊先生料理家务，抄写稿子，熊十力一生很少和妻子在一起，子女也不学哲学，熊在北京及在四川，都是独立生活，晚年有一女儿作为弟子，又能听他讲学，十分满意，他说“伏女传经，班女受史，庞女传道”，今得仲光，又多了一个可以传道之人。
熊十力的养女仲光经人介绍曾从齐白石学画，成为白石老人的女弟子之一。齐先生有一天忽然提出访问熊先生。国画大师与哲学大师竟然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熊十力的书法很少有人称赞，独独齐白石认为妙不可言。熊曾写一文祝寿。齐白石很佩服其文采，曾请熊为齐母写祭文。齐白石为此还送给熊一幅题为《老少牛》的国画。齐自石曾对人说，熊十力是我最好的朋友。
1963年冬在北京，熊十力给熊仲光题书扇面：“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荫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还自乐。”
王元化说，熊十力决定是否与人交往，要先相面。第一次去拜访，他被熊先生捧着面孔看了许久，心里很是忐忑。所幸熊先生看后说，以后可以常去。
熊十力似乎惧内，说起夫人时，他便低沉着声音指指远处的老伴说：“这个老妇人呀！”
熊十力先生大女婿说，原来住在老汉口时，熊先生要他去发信，走水路的信要他投到江边的邮筒中去，走陆路的信则要他投到大智门火车站附近的邮筒中去，说是如此投信才到得快一些。
熊十力与董必武是湖北老乡，也是辛亥老同志，年纪相仿，相处融洽。解放后，熊十力有事必找他，董便跟他开玩笑说：“我简直成了你熊十力一个人的副主席了！”熊也不介意，一笑了之，有事照找不误。
熊十力长女幼光曾向董必武求字。不久，董老书赠条幅：“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粗率毋安排，此傅青主论书法也。十力我兄正字。弟董必武1962年10月。”
【知音】
1917年，蔡元培在北大发起进德会，进德会的甲等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除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除前五戒外，又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熊十力闻之，十分向往，由远道贻书赞助，极声应气求之雅。蔡熊二人遂结文字之交。
熊十力从武汉大学返回北大之后，从秋到冬，埋头攻读、删注窥基的《因明入正理论》这部著作。当时，熊十力与粱漱溟等十数人一起住十刹海东梅厂胡同的“广大坚固瑜伽精舍”。梁、熊与弟子们每天清晨实行“朝会”。梁漱溟后来回忆：“大家互勉共进，讲求策励，极为认真。如在冬季，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来后在月台上团坐。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一片静寂，唯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感觉心地清明、兴奋，觉得世人都在睡梦中，我独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在我们团坐时，都静默着，一点声息都无。静默真是如何有意思呵！这样静默有时很长；亦不一定要讲话，即讲话亦讲得很少。无论说话与否，都觉得很有意义。我们就是在这时候反省自己；只要能兴奋、反省，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刹那。（朝会）初时都作静默，要大家心不旁骛，讲话则声音低微而沉着，话亦简切。到后来则有些变了，声音较大，话亦较长。但无论如何，朝会必须要早，要郑重，才能有朝气，意念沉着，能达入人心者深，能引人反省之念者亦强。”
在北京期间，熊十力与林宰平交从甚密。两人一见面便开始谈论学问，每每是林先发难、挑刺，而熊十力纵横酬对。二人嗓门皆大，语震梁宇。他们笃诚相交，相知一生。熊十力曾说：知我者，莫过宰平也；知宰平者，莫过我也。
熊十力与钱穆、汤用彤、蒙文通的交往颇有趣味。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到：
“自后锡予、十力、文通及余四人，乃时时相聚。时十力方为新唯识论，驳其师欧阳竟无之说。文通不谓然，每见必加驳难。论佛学，锡予正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最为专家，顾独默不语。惟余时为十力、文通缓冲。又自佛学转入宋明理学，文通、十力又必争。又惟余为之作缓冲。
又一次，则予与锡予、十力、文通四人同宿西郊清华大学一农场中。此处以多白杨名，全园数百株。余等四人夜坐其大厅上，厅内无灯光，厅外即白杨，叶声萧萧，凄凉动人，决非日间来游可尝此情味。余等坐至深夜始散，竟不忆此夕何语。实则一涉交谈，即破此夜之情味矣。至今追忆，诚不失为生平难得之夜。”
熊十力与张东荪也颇有交游，由此了解了西方哲学。而张对熊十力的哲学慧识特别欣赏，称许《新唯识论》是一部奇书，还曾填了一首《金缕曲》表达对此书的感想和赞许：
〖熊子今传矣。
制新论，融通空有，直阐本体。
譬似众沤同归海，一切随消随起。
正翕辟，生生不已。
唯识旧师须修改，会连山，方见功能理。
儒与释，究何异。
年来我亦求诸己。
检吾躬，屏除习气，幸余有几？
只愧二三相知者，世论悠悠安计？
养活泼自家心地。
永忆获麟千戴叹，愿天长，此义无终闷。
初读罢，杂悲喜。〗
在杭州，熊十力得识另一位大儒马一浮。熊十力很想结识这位大隐，便请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单不庵引见，单支吾似有难处，他是怕马一浮不给面子。熊十力干脆谁也不用，自己把《新唯识论》的稿本包好寄给马一浮，并说明结交之意。一个多月过去了，马一浮音信全无。忽一日，院里来了一位长者，须髯飘飘，气度非凡，自报家门，原来是马一浮！熊也不客套，上来就问马：信写了这么长时间，怎么就一直没个回音？马说，若单寄信来，自是早有回复，可是你连大作都寄来了，无论如何也要好好拜读过才能说话。
熊十力和马一浮惺惺相惜，一见便成莫逆，此后如高僧论道，时常往还，确也解了熊氏不少孤苦。他在其《新论》（文言文本）“绪言”中说：“自来湖上，时与友人绍兴马一浮商榷疑义，《明心章》多有资助云。”马一浮也对《新唯识论》推崇备至，并为其制雅序曰：“自吾所遇，世之谈者，未能或之先也。可谓深知于化，长于语变者矣！”
马一浮办复性书院，书院甫一筹备，熊十力就被列名为创议人。他也当仁不让，表现出极大的兴致。然而，两人对办学目的方法却大异其趣。
马一浮认为，书院宗旨在学道，而非为了谋食，如果预设出路以为号召，则来学者已“志趣卑陋”；“西洋之有学位，亦同于中国旧时之举贡，何足为贵。昔之翰林，今之博士，车载斗量，何益于人？”熊十力则不赞成马一浮的主张，他担忧学生与世绝缘，将来没有出路；学生毕业也应获得一种类似的学位，且须政府授与。两人唇枪舌剑，颇带意气。
到了1939年夏天，熊十力回函弃约，改投西南联大。他不到乐山的托词是风水问题，认为自己如入川，方位不合，恐遇不吉。马一浮精通堪舆相术，逐一辨析，熊十力理穷词屈。争论归争论，马一浮还是执意要熊十力来，在1939年农历七月十二日的信里，附上了正式聘任关书，并附100元的舟车费。熊十力只好在这年的七月底启程。
对办书院他们各存其志。熊十力勉强前来，但对接待安排及住宿环境颇有微词。一次，日寇掌握错误情报，认为蒋介石当时在乐山，于是对乐山狂轰烂炸。战火之中，死生只在一瞬。熊十力住所着火，左脚受伤，更增加了焦虑不祥之感，遂对风水之说更深信不疑，决定立即离开书院。
据牟宗三回忆，熊十力一到复性书院，就写信叫在昆明的牟宗三，去书院做“都讲”即助教，但他没到乐山，又接到熊信，说“你不要来了，我马上便要离开”。时距复性书院开张仅一两个月。
对于熊十力与马一浮此次交恶，牟宗三如此说：“马先生是狷型的性格，熊先生是狂型的性格，二者正好相反。当二者不相干时，可以互相欣赏，是好朋友，但到一齐处事时，便不一定能合得来。”熊十力携家到璧山来凤驿，见到前往探视的牟宗三，便说：“人心险得很！”牟感叹道：“他和马先生这样的老朋友，到重要关头还是不行，故见面第一句话便说人心险得很。”
马一浮曾有信给熊，其中写道：“所憾者，弟德不足以领众，学不足以教人，才不足以治事，遂使兄意不乐，去我如此其速。然自返于心，实未尝敢有负于兄也。怅惘之怀，靡言可喻。”此后，这两位新儒学大师淡了音问。
但马、熊此后依然有交往。抗战胜利后，两人友好如初。任继愈和熊十力通信，有些见解，熊认为有道理的，也把信转给马一浮看，马一浮的信，有时熊也转给任看。
在杭州“楼外楼”吃饭，马一浮食不厌精，熊十力食不择味。指导学生读书，马先生主张遴选精华、循序渐进，熊先生则主张开放式读书，泛观博览。熊先生说马先生取人太严，而他主张取人应宽。他说，王阳明取人太严，所以王阳明以后没有第二个王阳明。曾国藩取人较宽，所以曾国藩以后不但有第二个曾国藩，还有第三个曾国藩。
有人作对联曰：“七贤笑做熊十力，四皓微仪马一浮”。
【治学】
熊十力10岁时，父亲讲授《三字经》，他一天就背熟了。父亲教他《四书》，讲完一段熊十力还意犹未尽，每次都要求父亲多讲，父亲不肯，说：“多含蓄为佳也。”这年秋天，熊十力学作八股文一篇。八股文讲究章法，不易作好，熊父看过熊的文章，很是诧异。
熊十力的父亲临终前，怕自己去世后熊十力荒废学业，考虑到他身体不好，体弱多病，不堪农事，所以让他以后学裁缝以谋生。于是，熊十力在父亲病榻前立誓：“儿无论如何，当敬承大人志事，不敢废学。”此后，熊十力终身不忘该誓言，发奋读书，终成一代大师。
熊能背诵很多书，他著书立说，案上仅文房四宝，而没有一本参考书。
十六七岁时，熊十力即四处游学，当他最先读到陈白沙的“禽兽说”时，忽起神解，“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并从中领悟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绝非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等外在满足，而在领悟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体识至大至刚之“真我”，以合于天地万物之理。这一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方向。
熊十力最初的人生理想，并不是学术，而是革命。辛亥革命失败后，熊十力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但是，护法运动也失败了，这让熊十力备受打击，他眼看着“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内心非常痛苦，常常“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于是，他下决心走出政治，以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专注于学术。是年，熊十力35岁。熊十力认为这是他人生的大转变，是一次重生。
熊十力将《心书》书稿邮寄蔡元培先生，蔡先生为之作序。蔡先生说，熊于真是“绩学笃行之上”，认为他“所得者至深且远，而非时流之逐于物欲者比也”。
1919年前后，熊十力到天津南开中学当国文老师，因一场笔墨官司结识了梁漱溟。梁漱溟在梁启超主编的《庸言》杂志刊出熊先生写的札记内有指斥佛家的话。梁漱溟说：“佛家谈空，使人流荡失守……并指名说：此土凡夫熊升恒（熊十力）……愚昧无知云云。”熊十力看到这篇文章后，从南开中学给他寄来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一文，我见到了，其中骂我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不久，熊十力来到北京，由此结交了梁漱溟，成为好友。
梁漱溟劝熊十力研究佛学，并介绍他到南京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大师那里去学习佛学。熊十力到南京内学院报道时，“身上穿的衣服破旧，背着一个小铺盖卷，人家一看他那寒碜像，就把他安排在下人住的地方住下，一住3年。”作为内学院里数一数二的大龄青年，熊十力大概也是数一数二的贫穷。在内学院艰苦的3年，熊十力接受了严格的哲学思维的训练。第三年，学院举办了一场有关佛学的论文比赛，这位平时不被人重视的寒酸青年却一鸣惊人，写出了当时被评为最好的论文。
出身世家的熊夫人傅既光曾说，他们婚后度蜜月，熊十力先生利用蜜月读完一部二十四史。熊夫人见熊先生读书一页一页翻得很快，怀疑他是否看清了内容，就考验他，选二十四史中的一件事，夫人只讲头儿，让熊先生讲出其事。结果，熊先生不但讲述其事，而且说出此事在第几卷。
入川以来，熊十力颠沛流离，生活尤为拮据。从复性书院返回璧山后，弟子牟宗三曾前去探望，他回忆说：“吾即由重庆往拜。薄暮始达。至则见师母补缀衣裳，并告以先生在屋里，余即趋入，时先生正呻吟榻上，一灯如豆，状至凄凉，问安毕，相对而泣。并告人情之险。”虽家贫国难，他却自甘寂寞，乐以忘忧，勉力著述讲学。
熊先生著作中最喜引用禅宗公案，他说他平生最服膺马祖掐百丈鼻孔的公案和马祖启发慧海自识本心的公案。
1942年，《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中卷改写完成，由熊十力的老友居正募集经费，以勉仁书院名义出版。他自述说：“余孤羁穷乡破寺中，老来颠沛，加复贫困，乃强自援笔，续《功能章》上下……”此时，他依然坚持每日清晨四点即起床，读书写作，中午亦只闭目坐上片刻。写起来只需一纸一笔，最穷困时，用秃笔写，以碗为砚，一盛墨汁，一盛朱红。因长期流离失所，身边并无藏书，他恐怕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
1944年，熊十力开始撰写《读经示要》，从正月初一开始，迄秋冬之际而毕。这本书的自序，就是在北砖镇长卢子英捐给熊先生办哲学研究所的一个空荡荡的房子中起草的。当时，熊十力所用毛笔秃而掉毛，没有砚台，用两只粗饭碗代替，一盛墨汁，一盛朱红。熊先生的写作条件，可见一斑。
牟宗三从读书治学方面，对他的业师熊十力不客气地作过批评。牟氏回忆起在与熊十力相处的日子里，熊先生批评唯识宗这里不对那里不对，牟氏就苦读玄奘的《成唯识论》及其注疏和窥基的述记，读完后就跟熊先生说：“老师，你的了解不大对。”结果遭到一顿训斥。
牟氏看出熊先生有一些偏见，还说：熊先生读书时心不平，横撑竖架，不能落实贴体地去了解对方，首先把人家的东西弄得零碎碎，然后一点一点来驳斥它。他对儒家的文献也不多看，他只了解那乾元性海，体用不二。这是不够的，所以几句话就讲完，而量论作不出来。
50年代，初到北京，郭沫若希望熊十力能到自己管辖的中国科学院来，熊拒绝了，他说“老朽与洋面包似不必打在一起”。他希望仍回北按老规矩去上课。此时的北大哲学系似乎“颇无相纳之意”，但熊还是要回去，表示“愿回此挂名养老其间，与义无悖”。熊先生的工资定为每月800斤小米，是当时教授薪水的最高水平。
解放后，熊十力建议设立中国哲学研究所，培养国学人才；恢复南京内学院，由欧阳弟子吕秋逸主持；恢复杭州智林图书馆，由马一浮主持；恢复勉仁学院，由梁漱溟主持。他屡次上书毛泽东和中央政府，毛泽东回复说：“十力先生，长函诵悉，谨致谢意。”熊的几项建议均无下落，只有南京内学院，多年之后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才恢复起来，改称南京佛学院。
熊十力定居上海后，仍笔耕不辍，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印刷出版。继此书之后，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的撰写，前后共8种，凡130万言，真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垂暮之年的熊十力更将全副的心力用于著述。他每日凌晨一两点钟即起，拖着病体坚持写作。《明心篇》之后，是他“衰年定论”的《乾坤衍》。此书20余万字，刚写两三万字，便“百病皆作”，1960年2月，熊十力曾煤气中毒，闷绝而不省人事，经抢救方脱险，以后神经衰弱更加严重，但熊十力拼了老命，终至完成。他将此书赠上海图书馆一部，附言说：“附赠《乾坤衍》一部，实不得已自费影印。老而不死，力成此书，决不自覆其说。白沙子有句‘君子恒处睽’，即我书之心也。”
【问道】
1908年，熊十力返回故里黄冈，改名换姓为周定中，在百福寺白石书院孔庙教书，不久又到邻近之马鞍山的黄龙岩教书。熊十力此时认真阅读朱子的《近思录》、程颐的《程氏易传》、王船山的《周易内传》与《周易外传》。他对程氏和船山的易学思想颇有感触，并与何自新相切磋，对阴阳、乾坤、动静之关系有了新的理解，萌生了坤元即是乾元、动乃静之主的思想。次年读易学，读《列子》，由读《列子》启发了对王阳明“良知”和《大学》“明德”的理解，忽而触悟天地万物本吾一体，须向天地万物同体处（即万化大源处）认识本心。1910年，读康有为《人类公理》，病其浅薄；初闻西洋哲学唯物唯心之说，病其支离；更加坚信《大易》乾坤之义。
护法运动失败后，熊十力决定不再从事政治活动，全力步入学问之中，专门研读儒佛，探讨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修养自身。熊十力当时认为，中国之乱，不仅仅在于军阀、官僚作怪，同时在于“众昏无知”，在于清代以来传统道德价值的失序。所以，此后熊十力思考的重心就转到重建民族的道德、重建民族的精神上来了。熊十力也常常反省自己，说自己“私欲潜伏，多不堪问”，“赖天之诱，忽尔发觉，无限惭惶”。
1920年暑假，梁漱溟介绍熊十力先生入南京内学院求学。此后两年间，熊先生一直在欧阳竟无先生门下学佛。1923年十月，熊十力的《唯识学概论》出版。这一讲义基本上依据佛家本义，忠实于内院所学。此时，他摆脱了章太炎的影响，批评章太炎《建立宗教论》、《齐物论释》的一些说法，同时又表现出他对佛学没有宗教徒式的信仰，而是力求得到理论上的满足。他对佛学的认同、理解，深得内学院师友的赞誉。此时，他虽然对佛学某些派别不满，但整个说来对佛学缺乏批评、扬弃。然而，这并不是说他对唯识学取经院派的教条式的态度，他在同情地理解的基础上，亦加入了自己的创见。
1930年，熊十力结识马一浮。熊十力后来修订《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的末章《明心》章部分，吸收了马一浮的许多意见，特别是在心、性、天、命、理等宋明理学范畴的同一性疏解上，受马一浮的影响甚深。
1932年，竭熊十力十年之力的煌煌巨作《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出版，这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但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其师欧阳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措辞严厉。欧阳弟子刘衡如更著《破新唯识论》对熊氏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熊十力自不甘沉默，立即应战，并著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浮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
熊十力认为，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文化。为此，他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学说，并写成《读经示要》等关于儒学的著作。1944年，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杀青付梓，由重庆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哲学会中国哲学丛书甲集之第一部著作出版。此书是熊氏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它标志着熊十力哲学思想体系的完全成熟。
《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不仅仅是文言文本的改写，实际上已逐渐脱离了原有的佛学袈裟，完全是一独立的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如果依据文言文本尚可把熊氏看成“新佛家”学者的话，那么，以语体文本为界，则应当视其为“新儒家”学者。此书与稍后出版的《十力语要》、《十力语要初续》等书一起，构成了熊十力新儒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熊十力主要的哲学观点是：体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质不二、天人不二。他所谓“体”是“心体”、“性体”，即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宇宙万物之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道德的本体和道德的主体。所谓“体用不二”，也就是肯定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是为了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重新寻找“人生本质”和“宇宙本体”。熊氏认为，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的仁心本体，内蕴着极大的力量，可以创造出、生化出整个人文世界。他高扬了仁心本体刚健、创生的特质，实际上是以积极的人生态度、生命意识和人本精神去面对世界，创造世界，同时又主张不被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和人文建制所异化、所遮蔽，以致忘却、沦丧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基。
1956年，熊十力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印刷出版。全书共33万余字，重点发掘了儒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这一巨著是熊十力作为新儒家学者的又一重要成果，继此书之后，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的撰写。
《体用论》集中表达了熊十力的哲学创见，特别是“体用不二”的学说。熊先生说：“此书之作，专以解决宇宙论中之体用问题。”“本论以体用不二立宗。本原现象不许离而为二，真实变异不许离而为二，绝对相对不许离而为二，心物不许离而为二，质力不许离而为二，天人不许离而为二。种种原理，皆禀《大易》之辩证法。”
在晚年出版的《体用论》一书的《赘语》中，熊十力明确指出：“《新论》（指《新唯识论》）两本（指语体文本和文言文本）俱毁弃，无保存之必要”。这话，他也成书之后多次对友人提及。
熊十力的《明心篇》是熊十力晚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本书主要讨论心性论与认识论问题，发挥生命体验的形上睿智，对本心与习心、科学与哲学、科学的心理学与哲学的心理学、精神与物质、知识与道德、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关系都有深入的探讨。书末附录《书札六通及体用论佛法上下两章补记》一文，均系《体用论》出版之后的答疑之作。
熊十力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整个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滥觞，亦成为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间架。
综观熊十力哲学，大致经历了由融儒入佛到儒佛同参，再到融佛入儒、归宗儒学的演进历程。其一生为学，融贯中西，平章华梵，摒弃陈说，绝少依傍。其哲学思想虽有不少局限，但他以其广阔的文化视野，独具的哲人慧思，提出并力求解决的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诸如人的终极关切、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困惑和疏离等，仍是人类现在乃至以后所面临而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他凭着对生命存在的独特体验，所作出的对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价值自觉、文化自觉的阐扬，又为人类开创了一条探寻价值的新路，而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
【灼见】
熊十力说：知识之败，慕虚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
熊十力1901年投身革命，与宋教仁、黄兴、胡瑛等人多有来往。曾有党人认为武汉不适合发动革命，他驳斥道：“武昌者长江之上游，南北之枢纽，天下安危之所系也，兼有张彪等庸才为官帅，若能暗中策反军队，不数年大事可成。”此说后来果被验证了。
1949年4月10日，徐复观即将南走之季，接到老师熊十力的加急长书。老师在信中极力劝阻他不要去台湾，在这封长信里，熊十力语重心长地向自己的爱徒讲述不能去台湾的理由，条分缕析地把为何不能去台湾的种种原因剖析得淋漓尽致，比如国军已是全无斗志，美国人的援助绝对是靠不住的，国民党小朝廷仍旧不思进取……作为老师的熊十力是尽自己最大努力，一片苦心的将台湾保不住的各种理由一一罗列，规劝学生别走上他老人家认为是不归的歧路。
1949年5月7日，唐致中与其兄君毅去番禹化龙乡黄氏观海楼去看望熊十力先生时，熊给唐致中题辞：“虽有慧根，弗裕之以学，其慧未能宏也。虽有特操，弗裕之以学，其操不离僻也。”
1950年春，熊十力接到党内老友的邀请，如约北上。甫一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便专程到车站迎接。如此规格，让老书生甚感兴奋。他与人谈起一路观感，顺口冒出“林彪心术不正，怕不得善终”，此语一出，吓人一跳，赶紧劝他不要再乱讲。
中国共产党建政初期，统战工作者问道于熊十力，熊说：“存在的问题就是学习苏联，事苏联如祖，事斯大林如父，而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避而不提，真是数典忘祖！”他坚持不肯“改造”自己，数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建立哲学研究所，允许旧学传播。
熊十力：“中国学人有一致不良的习惯，对于学术，根本没有抉择一己所愿学的东西。因之，于其所学，无有甘受世间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不顾天不顾地而埋头苦干的精神于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学术有所创辟，此比孟子所谓缘木求鱼及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殆尤难之又难。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此等逐臭之习，有两大病。一、各人无牢固与永久不改之业，遇事无从深入，徒养成浮动性。二、大家共趋于世所矜尚之一途，则其余千途万途，一切废弃，无人过问。此两大病，都是中国学人死症……”
熊十力在无限孤独的暮年哀叹：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后顾茫茫……即令如此，这位中国现代新儒学最富原创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于未来：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游乎广天博地之间，将为世界文化开出新生命。
【幻灭】
台湾学者林继平《我的治学心路历程》中记述，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熊十力秘密乘火车来到广州，准备转去香港或台湾，毛泽东得知消息后，立即电告四野林彪司令员在广州拦截。林彪与熊十力是湖北黄冈的同乡，尊称他为熊老师。熊十力无可奈何，只得随林彪回到武汉。林彪还召开欢迎大会，欢迎这位湖北耆宿荣归故里。会后，即护送熊回到北京。
五十年代初，熊十力在北京四年多的生活是安定的，但也是孤寂的。他虽然受到礼遇，但内心深处却充满着惆怅。他关于复兴中国文化、重振古代儒学的主张被凉在一边；而自己的哲学，理会者更加稀少；昔目的友朋门生故旧聚首日渐稀罕。在北京先还有些学生来谈谈，后来就没有什么人上门了，有的连信都没有一封了。有的人过去对他执弟子札，但是到某种运动一来，竟说，我不知道熊有什么学问。
五十年代，陈毅去看望熊十力，他竟伤心地嚎啕大哭。陈毅问：“您老为何这么伤心？”答道：“我的学问没有人传呀！”熊十力晚年居上海时，愈加难耐寂寞，曾对人说：“现在鬼都没有上门的了。”陈毅深受震动，后来有一次在给上海高校的教师作报告时，他建议大家多向熊十力请教，“近在眼前的贤师，你们就去拜门，有人批评，就说是陈毅叫你们去的！佛学是世界哲学里的组成部分，一定要学。共产党讲辩证法，事物都要了解其正反面，不懂唯心论，又怎能精通唯物论呢？”
冯友兰在《怀念熊十力先生》一文中写道：“熊先生在世时，他的哲学思想不甚为世人所了解，晚年生活尤为不快。但在50年代他还能发表几部稿子。在他送我的书中，有一部的扉页上写道：‘如不要时，烦交一可靠之图书馆。’由今思之，何其言之悲耶！”
晚年，熊十力由上海市委统战部“领导”，因此，他经常要向统战部领导“汇报”一下自己的近况，遇有“运动”，也难免表一下态。如1957年6月，他写信给统战部，信中有“今天见报载，章伯钧自认造谣反党，真可耻可恨。”1959年2月信中有“昨年大跃进，中外欢腾。今岁更当一日千里。”但更多的是生活方面的要求，如住房问题、吃饭问题等等。1960年11月，他致信统战部，要求吃粗面包，“上月承惠两次饼干，是上好的东西，而此物吃时总不觉得饱，所以愿吃粗面包。”1960年12月，熊突然便血，便写信给统战部，“谨请予我一个宰好了的肥的母鸭子，看可救此症否？”并说“素承厚意怜念老人，故敢常扰。”统战部12月5日向上级请示：“拟同意送母鸭一只，请核。”领导批曰“同意”，于是，12月9日，熊十力得到了自己的一只肥母鸭。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年头，熊十力哀叹道：“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亦鲜有客至。衰年之苦，莫大于孤。五年以来，余犹积义以自富，积健以自强，不必有孤独感也。大病以来，年日衰，病日杂，余兴尽矣。”
1963年，熊十力七十九岁，元旦开始动笔起草《存斋随笔》。
1964年12月，熊十力赴京出席四届政协一次会议并列席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其间，陈毅曾来看他，并对在场的熊氏后人说，你爸爸是书呆子，让他写，把他的学术思想都写出来。郭沫若也来看望熊先生，谈到《存斋随笔》印行的种种困难。郭沫若也有苦衷，不便宜说。熊十力知此书印行已无望，说如果印若干本留存也不行，请退稿。1965年初，熊十力收到退稿后，请封用拙（熊的文书）再钞一份留存。
老友韦卓民上海看望熊十力，一见面熊就号陶大哭，使韦深觉不安。
1965年夏，弟子习傅裕去看望老师熊十力时发现，熊先生明显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如炬，谈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滔滔，情绪也不再像以前那么激昂了。他一人独坐屋中，身穿褐色长衫，扣子全无，只用一麻绳作腰带，状若老僧。屋内墙上挂着三个大字书写的君师帖，从墙头一直贴到天花板，孔子居中，左右是两位王先生：王船山和王阳明。
王元化在《熊十力二三事》回忆说：“我曾向他请教佛学，这时他已由佛入儒。在他起居室内，有三幅大字书写的君师帖。一居中，从墙头直贴到天花板上，上书孔子之位。一在右，从墙头往下贴，上书阳明先生。一在左，也从墙头往下贴，上书船山先生。他听我要学佛学后说：‘你学佛学做什么？现在没有人学这个了。’”
文革一开始，熊十力对红卫兵上街“破四旧”，随意闯入别人家中抄家，到庙宇教堂砸神像烧经书，十分反感，曾上书毛泽东表示反对。他给中共领导人写信，但是信去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文革中，熊十力被抄家，造反派冲进各个房间，将熊十力多年来珍藏的古代书籍、经卷、字画、手稿等等，或撕毁或焚烧。熊十力视书如命，上前想从火堆中抢出一些古籍孤本，被人推倒在地。
北京一○一中学红卫兵追寻到上海青云路，审问熊十力，问他知不知道刘少奇当年在庐山白鹿书院时有甚么反动活动等等。熊十力一律回答“不知”二字，因被视为态度顽固又受批斗。
文革期间，熊十力对“左”的一套极为反感，却又无可奈何。他晚年为自己订有“三戒”：不出门、不会客、不写信，衰年求静，聊以卒岁。在万般悲苦中，他曾作一联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
后来，由于抄家、批判等变故，熊十力精神有些错乱，不断给中央领导写信，还经常写很多纸条贴在裤子上、衣帽上、门窗上，连裤袜之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为此他常常在街上遭人围攻，他却依然我行我素。
1966年夏，当熊十力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时，伤感至极。他不断地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硬让家人寄出去，还经常写很多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友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直到实在走不动了，才坐到地上休息。这时，悄悄尾随于后的小女婿（熊再光的丈夫彭亮生）才敢露面（熊十力不让家人跟着他出来），搀扶着他，慢慢地走回家去。
1968年，熊十力在家曾绝粒求死，后改为减食，以求速死。但此时他在仍不停地写书，写了又毁，毁了又写。春夏之交，熊十力又患肺炎，病后不肯服药，送医院前已发高烧。在虹口医院治疗后基本好转，但他习惯于一清早开窗，又患感冒。由于他病体衰弱，心力衰竭，抢救不及，于5月23日上午九时与世长辞，终年八十四岁。
熊十力先生逝世这年，身居台岛的牟宗三似有感应，在这年的三月写了一篇怀念老师的文章，他在文中深情地说：“我常瞻望北天，喃喃祝问：‘夫子得无恙乎？’他住在上海，究竟能不能安居乐业呢？今已八十多岁，究竟能不能还和当年那样自由讲学、自由思考呢？我们皆不得而知……”
【传承】
熊十力的全部工作，简要地说，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和他奠立的形上基础而加以发皇、扩展、深化、扬弃的。学界把他们师弟视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中坚。
牟宗三与唐君毅，徐复观同为熊十力的三大弟子，但要数牟宗三跟随熊十力的时间最久，受教也最多。
牟宗三曾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知我者君毅兄（唐君毅）也。
吴森先生评论说：从牟氏自述学思的经过，影响他一生为学及思想最大的是熊十力先生。从熊先生的学术和人格里他才体会到生命和价值的意义。没有熊先生的启发，牟氏可能一辈子治逻辑及认识论而不会折返儒家的道路。这大转变，就像圣保罗的归于基督。保罗后来成为教会的殉难者。牟氏也成为现代儒家思想的一大支柱。这种走曲折险阻而成功的路，在现代中国的思想界，似乎未有第二个例子。
牟宗三对熊十力哲学及其以前的中国哲学作了批判地继承。牟宗三所继承的不是熊十力的哲学系统，而是熊十力的哲学精神。熊十力从生命格范与哲学精神上极大地开启了牟宗三；牟宗三在生命格范与哲学智慧上继承、高扬、拓展和推进了熊十力。
熊十力有二女一子：长女幼光，在北京航空学院退休，次女是再光，现在上海居住。其子世菩，曾就读西南联大，后在上海船舶研究所任职，已去世。其子有二子二女，两女孩名分别为“原”、“儒”。而二子各育一女，命名又为“明心”、“明宗”；也是后辈对老人的纪念。据说其曾孙女熊明心是上海复旦哲学系硕士生，免试推荐去德国读书。
【敬誉】
蔡元培称熊氏乃二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
马一浮先生更在序言中将熊十力与王弼、龙树并提，称其学识创见乃超越于道生、玄类、窥基等古代佛学大师之上，真可谓推崇至极！
金岳霖说，据他所知，熊十力是中国研究佛学最深刻的一个人。又说：著名哲学家金岳霖曾经对张岱年说过：“熊先生的哲学中有人！”
人称熊十力是“陆、王心学之精致化、系统化最独创之集大成者”。
梁漱溟说熊是中国唯一的“狂者”。
陈毅1956年在上海高校教师会上明确宣布：“熊十力是中国的国宝。”
徐复观后来对比马、熊、梁三大儒时说：“熊先生规模宏大，马先生义理精纯，梁先生践履笃实。”
1953年，熊十力七十寿辰，马一浮写诗一首为贺，诗曰：“孤山萧寺忆谈玄，云卧林栖各暮年。悬解终期千岁后，生朝长占一春先。天机自发高文载，权教还依世谛传。刹海花光应似旧，可能重泛圣湖船！”
1979年3月，熊十力先生的追悼大会召开。这一年，牟宗三在台湾举行的一个纪念会上动了感情，他深情地回忆了老师的教导，说熊先生一生没有过敷衍，没有过无聊，他绝对的忠于道体，忠于形而上学，任何人来，熊先生都要讲这一套给他听，不管对方能不能听，不管对方是小孩子还是党国要员。这就是孔子所说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的生命全部都在这里。
《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
任继愈回忆老师熊十力：“熊先生这个人，以他的存在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哲学的典型。一生坎坷，没有遗产留给儿孙，家庭关系处理得也不尽妥善。几十年来，没有见他穿过一件象样的考究的衣服。伙食注意营养，却不注意滋味，甚至可以说他吃了一辈子没有滋味的饭，人们认为值得留连的生活方式，对熊先生毫不沾边。熊先生博览群书，不讲究版本，手头藏书很少，可以说没有藏书。我认识的学者中，熊先生是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别人也许觉得他贫困，他却显得充实而丰足。别人也许认为他不会安排生活，他却过得很幸福、坦然。他也象普通人一样，有时为了一点小事发脾气，过后，却深自谴责，好象雷阵雨过后，蓝天白云分外清新，他胸中不留纤毫芥蒂，真如古人所说的，如光风霁月。他具有只有他才具有的一种人格美。”
“熊先生讲学，不问对象（有学人，也有官僚政客、商人）是否值得讲，听讲者是否真正愿意听，他总是苦口婆心，锲而不舍地讲授。讲述的中心，无非要人们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他中年以后，建造自己的哲学体系后，‘舍佛归儒’。除了在他著作中写出来的，理论上发现的佛教哲学缺失外，还有一个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第一因’——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