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访问重庆不久便宣布将返美，当时有不少人批评他国难当头还要离开，是图安逸，或批评他舍不得在美国的家产。连其长女如斯也认为应当留在国内，与同胞们一起抗战到底。唯郁达夫力排众议，说林在美国积极为中国宣传功不可没，才平息这场纷争。而返美后的林语堂立即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纽约时报》以“林语堂认为日本处于绝境”为标题，进行了报道。
抗战末期，林语堂与蒋介石关系趋于密切，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能接受蒋介石的专政，使林饱受质疑，无论在中国与美国皆树敌，评价也日渐下滑，甚至传言他遭蒋介石收买。林语堂在字里行间、在演讲时，毫不掩饰他认为是美国背弃了国民党，是美国帮中共战胜了蒋介石。
国民政府来台初期，林语堂对到台湾访问似乎缺乏兴趣。1954年，国民党政府将林语堂列入联合国第九届大会中国代表团的八位顾问名单内，即使有任务在身，林也没有到台湾。直到1958年秋他才首度访台。
1958年10月，林语堂夫妇应《中央日报》社长、昔日厦门大学学生马星野之邀，首度赴台湾“认识祖国的情况”。为表示对林的推崇，蒋介石当天派何应钦、蒋梦麟、罗家伦等政界、学术界人士数百人接机，另有厦门大学校友会、圣约翰大学同学会与林亲友多人，场面过于热烈，廖翠凤还一度遭人潮冲散。第二天的报纸形容，林语堂接机是继胡适之后，欢迎学术界人士“归国”最热烈的一次。此次台湾之行，让林产生了落叶归根、希望在阳明山觅地终老的想法。
1966年，蒋介石发动文化复兴运动，敦促各文学大家、学界大师来台定居。林语堂终于决定由香港迁居台湾。蒋请林担任考试院副院长，林谢绝了。蒋介石夫妇出资在阳明山为他建了一栋别墅，林接受了，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接受官方的资助。
1975年秋，蒋介石去世，听到消息的林语堂跌倒在地上，起来之后，半天无语，之后，又由人搀扶到蒋灵前吊唁，涕泗滂沱。
【伤怀】
林太乙回忆，1938年，林语堂总共收入三万八千美元，全家开支及接济国内难民、亲戚花去一万二千美元。林语堂对中国货币有信心，1939年初，他用一万六千美金兑换了十万银元，存在中国银行；后又用两万三千美金兑换十三万银元，分别存七年、十年、十四年，预备每个女儿22岁时，都可以领得十万银元。谁知随着抗战的深入，国内通货膨胀越来越厉害，林语堂的几万美金变成废纸。
1943年，林语堂到西安孤儿院看孤儿们的歌舞表演，其中一位会跳舞又会弹钢琴的12岁女童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当即认养了这个叫金玉华的小女孩，并于抗战胜利后，几经周折将她带到美国。但因为金玉华哥哥及廖翠凤的反对，他未能收养金，只能任她回国。为此，林语堂伤心不已。
1947年，林语堂终于将“明快”中文打字机研发成功，他因此花去十几万美元。然而，由于打印机造价昂贵，且中国正进行内战，没有一个商人愿意生产。林只好卖掉了纽约的公寓和家具，用于偿还债务。此时，他准备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就在准备离美时，他收到了美国税务局发来的信函，要求他缴清历年欠缴的个人所得税3万多美元，否则不能离境。幸好好友借给他一笔钱，再加上及时收到的《苏东坡传》的版税，才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1954年，林语堂应新加坡华侨的邀请，出任筹建中的南洋大学校长。林语堂带着次女林太乙夫妇协助其办校，雄心勃勃。但到新加坡不久，林就发现学校的工程并没有按照他的计划进行，而且，经费严重不足，发起人、橡胶业巨富陈六使承诺认捐的170万美元变成了40万美元，其他人则不愿支付认捐的款项。接着，有小报造谣说林是美国特务，浪费大学的钱，甚至说他英文蹩脚。林收到匿名信，声称他不辞职就要他的命。林家只能从为校长提供的独立住所搬进了公寓，林太乙告诉幼儿园的老师，除非她亲自去接女儿，不能让孩子跟其他人走，廖翠凤吓得精神差点崩溃。英国政府只能派一名便衣保镖跟着林语堂。接着，董事会拒绝林参加会议，并对林经费的使用提出质疑，甚至要求他开列准备购买的九万本图书的书名和作者清单。林对此忍无可忍，一周后与随其而来的11名教职员提出辞职，离开了新加坡。
黎东方回忆，他和林庆年奔走几天，促使林语堂与新加坡华侨会主席陈六使坐下将事情谈开来。不料，刚开始谈话，林语堂便用一连串的“我问你”，将陈吓得由客厅退至厨房，从厨房由后门悄悄溜走了。黎说，这是林语堂的“真”，这种真是人格上的成功，但从事业上来说又当别论。
由于报纸歪曲事实，林语堂对新加坡的报纸耿耿于怀，尤其是《南洋商报》。林离开新加坡时，《南洋商报》的采访主任余敬豪在机场采访他，林问余是哪家报社的，听余回答是《南洋商报》，他顿时怒火中烧，双方紧握成拳，在余面前挥舞着喊道：“好！《南洋商报》，看这个！”
抗战期间，林语堂的长女林如斯回到国内参加抗战，与军医汪熙凯相识相恋。抗战胜利后，二人准备结婚。不料，就在订婚的前一天，林如斯与一个美国同学的哥哥狄克私奔。当时，林家已经广发请柬，请亲友来参加长女的订婚宴，林颇为难堪。狄克是一个广告公司老板的儿子，初中便被学校开除，没有工作，长相平凡，但颇有口才。林语堂认为狄克靠不住，很为女儿担忧。果然，日后林如斯生活极不安定，常常迁居。1955年，林如斯与狄克离婚，两年后，生病入院。据林太乙回忆，这种病大概是官能性的毛病，由于脑部构造损坏所致。此后，林如斯“徘徊在接受现实与脱离现实之间”，好的时候便去工作，坏的时候则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无论林语堂夫妇如何劝解都无济于事。后来，年迈的林语堂夫妇只能让女儿住在身边，便于照顾。1971年，林如斯投环自尽，林语堂伤心不已，五年后，他亦撒手人寰。林太乙说：“姐姐掏去了他的心灵。”
1933年，萧伯纳到上海，在宋庆龄的住宅与史沫特莱、蔡元培、鲁迅、宋庆龄、伊罗生、林语堂合影。这张照片多次刊于报端，但林语堂与伊罗生都被抹去了。直到宋庆龄去世，新华社重新发布这张照片时，才恢复了照片的原貌。
【离尘】
1971年，77岁的林语堂出现中风初期征兆；三年后，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长女林如斯自杀，这对林语堂夫妇的打击甚大，廖翠凤精神几近崩溃，从此只说厦门话，常呢喃着“我活着干什么？”她不再信任林语堂，也不信任林太乙，认为出了嫁的女儿就是别人家的人，唯独尚是单身的小女儿林相如能给她安慰，所以便赴港与女儿同住。原本健步如飞的林语堂自此急速衰老，记忆也开始衰退，但他仍安慰二女儿，“活着要快乐”；他也在文章里讲到，故旧多半去世了，回顾一生无论是成是败，他“都有权休息”。
1975年5月，林语堂在一篇序中写道：“我的笔写出我胸中的话。我的话说完了，我就要告辞。”林太乙吓了一跳，觉得父亲好像有死亡的预感。
林语堂变得常常爱掉眼泪，遇到风和日丽的时候，他流泪；听见山上鸟声，他流泪；圣诞节的时候，林太乙带他到百货公司，这里到处充满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摆满了各式各样漂亮的装饰品，圣诞乐曲欢快地响着，大家高兴地选购礼物。林语堂从柜台上抓起一串假的珠链，泣不成声。林太乙觉得，这个世界太美了，父亲舍不得走。
这一年，林语堂因身心过于疲劳引起十二指肠下垂、溃疡，健康更走下坡，他开始坐轮椅，从林相如公寓的卧室到客厅都要坐轮椅。他甚至忘了怎么系睡袍上的腰带，家人只能教他，他很耐心地学。有时睡觉会从床上掉下来，自己爬不起来，但他怕吵到孩子们，就在地上躺到天亮。他坐在轮椅上对林太乙说：“我真羡慕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1976年3月23日，林语堂因胃出血送入香港玛丽医院，后因并发肺炎、心脏病突发，于3月26日晚间病逝于香港。4月1日移灵台北，一部《圣经》伴随，长眠于阳明山故居“有不为斋”后园中，享年八十二岁，墓碑由好友钱穆题字。
1985年，廖翠凤将阳明山的住宅及林语堂生前的藏书、作品、一部分手稿、代表性遗物捐赠给台北市政府。
【评价】
林语堂曾自我评价：“我的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
1935年6月，赛珍珠在上海为《吾国与吾民》作序，她写道：“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骄傲，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个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
1936年5月，斯诺请鲁迅写出中国当代最好的五名杂文家，鲁迅当即写下林语堂的名字，并且位序排在自己前面。
林语堂的小说都用英文写就。赵毅堂在《林语堂与诺贝尔奖》一文中指出：“应当说，林的中文好到无法翻成英文，他的英文也好到无法翻译成中文。”
李敖说，他在台大曾听过林语堂讲授《红楼梦的考证》，林语堂的“玩世不恭之态，溢于言表”，笑嘻嘻的颇可爱、甚可法，因此李敖从此摇身一变，决定以幽默大师的面目面对世人。
林语堂的“烟斗”同志、美食作家唐鲁孙说，林语堂虽然爱笑谈，细细咀嚼他的话，都有高深哲理，而且言行表里如一。
林语堂介绍中国和印度古代经典作品的著作《中国印度之智能》（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被美国的大学广泛列为教科用书。
林语堂曾与胡适一同被美国文坛列为“二十世纪智能人物”。
美国《纽约时报》在报导林语堂逝世消息时说：“林博士以渊博的西方知识，导引他的国家和人民旧有观念现代化。”
日本《每日新闻》说：林语堂“对于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以及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超越十名大使的价值”。
林语堂曾被西方社会誉为除孔夫子外，另一位最广为西方人认识的中国文人。
美国总统老布什于1989年在美国国会上说，林语堂作品所反映中国文化的观点，至今仍在影响美国政府。
《中国时报》社论说：“林氏可能是近百年来受西方文化熏染极深而对国际宣扬中国传统文化贡献最大的一位作家与学人。其《吾国与吾民》及《生活的艺术》以各种文字的版本风行于世。若干浅识的西方人知有林语堂而后知有中国，知有中国而后知有中国的灿烂文化。尤可贵者，其一生沉潜于英语英文，而绝不成为‘西化’的俘虏，其重返中国文化的知识勇气，及其接物处世的雍容谦和皆不失为一典型的中国学者。”
《本真的自由——林语堂评传》的作者说：“林语堂以中国的生活经验和中国思维方式为资源的近情思想，给我们提示的是一条中国知识分子获得精神自由的可能途径。”
竹如记载：“美国一家出版商塔普林格在遴选亚洲作家时曾说，‘我想提出五位为西方所公认的现代远东作家，但我竟无法提出；除去林语堂博士以外，真不知道还有什么人可以入选。’”
郁达夫说：“林语堂生性憨直，浑朴天真，假令生在美国，不但在文字上可以成功，就是从事事业，也可以睥睨一世，气吞小罗斯福之流。《剪拂集》时代的真诚勇猛，是书生本色，至于近来的耽溺风雅，提倡性灵，亦是时势使然，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周作人常喜欢外国人所说的隐士和叛逆者混处在一道的话，来作解嘲；这话在周作人身上原用得着，在林语堂身上，尤其是用得着。他的幽默，是有牛油气的，并不是中国历来所固有的《笑林广记》。他的文章，虽说是模仿语录的体裁，但奔放处，也赶得上那位疯狂致死的超人尼采。”
二、梁实秋
〔梁实秋（1903～1987年），号均默，原名梁治华，字实秋，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祖籍浙江杭县（今余杭），出生于北京。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
【温润】
抗战期间，梁实秋的一次生日聚会上，梁要求好友冰心为他题字。冰心那天喝了点酒，略一思索便挥笔而成：“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
围在书桌旁边的其他男士看后大为不满，叫道：“实秋最像一朵花，那我们都不够朋友了？”冰心说：“稍安毋躁。我还没有写完。”接着笔锋急转，继续写道：“虽然是一朵鸡冠花。培植尚未成功，实秋仍需努力！”
童年时，一年临近春节，梁实秋随父亲去逛厂甸。那天厂甸游人特别多，有人还故意对着游客中的大姑娘、小媳妇起哄。父亲抱了好几包书，生怕顾不上他，被人踩踏，找了个身材高大的警察抱着他挤了出来。这次游厂甸虽有惊无险，但却让梁实秋心惊胆战，很长时间，他都谈厂甸色变。
六岁时，梁实秋随父亲到自己家经营的饭馆吃饭，看着父亲饮酒，他也喝了起来，父亲未加以制止。几杯落肚，小梁实秋便醉眼朦胧，父亲禁止他再喝，他一声不响站到椅子上，舀了一匙高汤，泼在父亲身上，然后倒在旁边的小木炕上呼呼大睡，回家后才醒来。梁深为此次乱饮酒而懊悔，长大后，他饮酒从不过量，以《菜根谭》的“花看半开，酒饮微醺”为箴言，认为这“才是最令人低徊的境界”。
每年榆荚成雨时，梁家都要做榆钱糕，全家在院中分而食之，吃完仆人们请安道谢而退。一次，梁的哥哥心血来潮，吃完后走到祖母跟前，学着仆人的样子屈膝请安道：“谢谢您！”祖母勃然大怒，气得几乎昏厥过去。梁父无奈，只能取下马鞭，对哥哥家法伺候。虽然父亲的马鞭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却将一旁的梁吓得半死。原来，他当时也准备学哥哥，跟进请安。从此，他看见榆钱就觉得恶心。
儿时，躺在炕上的小梁实秋一睁眼看见窗户上最高的一格有了阳光，就急得哭起来，母亲忙给他梳好小辫，打发他去上学，结果出门不久，他又泪眼婆娑地回家了。母亲问何故，他低着头嗫嚅道：“学校还没开门哩！”
梁实秋开蒙的五福学堂后院有一棵合欢树（马缨花树），每当落花满地时，孩子们都去拣来玩，早晨谁到得早就可以拣到最好的花。梁习惯早起，所以每次总拾得最多最好。
梁实秋并不喜欢新式学堂，他回忆，有一个绰号“小炸丸子”的同学，仅因为长相不讨喜就成为同学们欺负的对象，常“被抬到讲台桌上，手脚被人按住，有人扯下他的裤子，大家轮流在他裤裆里吐一口痰”。一些同学“不只是《三字经》常挂在嘴边，高谈阔论起来其内容往往涉及《素女经》，而且有几位特别大胆的还不惜把他在家中所见闻的实例不厌其详地描写出来……性教育在一群孩子们中间自由传播，这种情形当时在公立小学为尤甚，我是深深拜受其赐了”。
梁实秋小学毕业考试的题目是“诸生试各言尔志”，他们之前曾做过这个题目，许多学生都写将来要“效命疆场，马革裹尸”。梁“其实并无意步武马援”，但“也摭给了这两句豪语”。阅卷结束后主考说：“第三小学的一班学生有一半要‘马革裹尸’。”
清华学校的规章制度极为严格，梁实秋14岁考入清华，因自小家中规矩极严，对清华严厉的纪律倒能安之若素，数十年后还认为，“至少我个人觉得我的个性没有受到压抑以至于以后不能充分发展”。
在清华就读时，梁实秋曾选修生物课。但他怕触及蚯蚓、田鸡之类的活物，最怕将蛤蟆四肢钉在木板上开膛破肚，一到解剖小动物，总让同学代劳。
一次清华的手工课上，老师周永德让每个同学做一个木制的方锥体。梁实秋不善手工，实在做不好，就借用同学徐宗沛的成品交了上去。徐的手工做得很好，周先生给他打了90分。梁的交上去，先生只给了70分。梁对此极为不满，找周说明了实情。周大怒，说他不该借用别人的作品。梁说：“我情愿受罚，但先生判分不公，怎么办呢？”周被他逗笑了。
一年暑假，梁实秋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时，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晤面。他们引着梁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花围，这种颓唐的生活让梁大觉恐怖。后来郁达夫到清华看望梁，要求梁带他去访圆明园旧址、逛北京的四等窑子，前者梁欣然应允，后者则敬谢不敏。
因自小家教甚严，及至读书，梁实秋方知世上有麻将这种玩具。有次他向父亲问起麻将的玩法，梁父正色说：“想打麻将吗？到八大胡同去！”吓得他再不敢提“麻将”二字，从此对麻将再无好印象。
1927年，梁实秋在上海主编《时事新报》的副刊《青光》。当时一家小报连载《乡下人到上海》，对外地人极尽挖苦之能事。梁看到后，用化名写了《上海人到纽约》，以彼之道反制彼身，每日在《青光》上连载，直至《乡下人到上海》偃旗息鼓为止。
一年中秋节前后，徐志摩到梁家，对梁实秋说胡大哥（指胡适）请喝花酒，让梁也去捧场。梁得到夫人程季淑的同意后，随徐前往。入席后，胡适让每人写字条召唤平素相好的姑娘来陪酒。梁无此嗜好，一时大窘。胡适便为他约来了一位，坐在梁身后陪酒，梁感到很不自在。饭后又安排打牌，梁无心参与，立即告辞回家。到家里，程季淑笑着问他：“怎么样？有什么感想？”梁感慨：“买笑是痛苦的经验，因为侮辱女性，亦即是侮辱人性，亦即是侮辱自己。”这是梁在上海期间唯一的一次体验，以后再未涉足欢场。
抗战胜利后，梁实秋、李长之同在北师大执教，同住一院。某个夏日，李妻买菜归来，将菜筐往桌上一抛，正抛在李的稿纸上，弄湿了稿纸。李大怒，遂起争端。梁闻声赶来对李说：“太太冒暑热买菜是辛苦事，你若陪她上菜市，回来一同洗弄菜蔬，便是人生难得的快乐事。做学问要专心致志，夫妻间也需一分体贴。”李默然良久，以后很少对太太发脾气了。
梁实秋到台湾初期，生活很是困难。其女梁文蔷回忆，一次，某人送来一大包现金，请梁收下，梁无论如何也不肯接受，某人只能回去了。过了一日，某人又来，恳请梁收下，梁严词拒绝，某人才没有再送来。
又一次，另一人来访，与梁在客厅谈话，声音越来越高，最后竟拍桌对骂。梁文蔷大骇，幸好客人不久便忿忿离去。梁文蔷忙进客厅去看，只见梁实秋脸色铁青，骂道：“此人无耻！我不拿这笔脏钱！”
到台湾后，梁实秋曾代杭立武任编译馆馆长。就职后，大大小小的机关首长纷纷折简邀宴，梁不堪其扰。一次宴会上，一位老友拍着梁的肩膀笑着说：“你现在是杭立武的人了！”梁自觉生平独来独往，不向任何人低头，闻此一言，顿觉乃奇耻大辱。回家告诉夫人，夫人说：“你忘记在四川时你的一位朋友蒋子奇给你相面，说你‘一身傲骨，断难仕进’？”遂劝梁辞职。梁于是去职。
余光中回忆，他20多岁出版第一本诗集《舟子的悲歌》时，请老师梁实秋为其作序。梁写了一首三段的格律诗，余不满意，将老师写的诗送了回去，抱怨道：“你的诗，似乎没有特别针对我的集子而写。”余说，如果换成今日的自己，一定会一声狮子吼，将狂妄的青年逐出师门。然而梁只是一抬眉，淡淡一笑，将诗放下，答应诗集出版后再写文章。余的诗集出版后不久，梁果然写就了一篇一千余字的评论文章。
梁实秋说：“你走的时候，我不去送你；但是你来的时候，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都去接你。”
【笔战】
1927年11月，梁实秋应《复旦旬刊》之请，在该刊发表《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对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梁实秋认为，文学所要求的只是真实，忠于人性。当时，景仰卢梭的鲁迅刚从广州来到上海，对梁文极为不满。一个月后，他在语丝发表《卢梭与胃口》一文，对梁的观点进行驳斥。
梁实秋与鲁迅曾有一面之缘，在清华读书时的梁到八道湾周家找周作人时，遇到过鲁迅。在鲁迅发文驳斥其观点后，作为文学界后辈的梁毅然提笔应战。他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于是也有无穷无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服药太冷，那一服药太热，这一服药太猛，那一服药太慢。把所有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所作的样子。”
使得他们矛盾向纵深化发展的，是二人对翻译的不同看法。1929年秋，鲁迅编译的《文艺批评》一书出版后，梁实秋很快就在《新月》上发表文章《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批评鲁迅的翻译文风。尔后，鲁迅以《“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进行反批评。
此时，左翼作家开始出来帮忙，创造社的冯乃超著文称：“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梁实秋还击道：“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我不知道是谁家的走狗？”
有人回忆，鲁迅读到梁文后，先是冷冷一笑，随后道：“乃超还嫩一些，这回还得我来。”于是，写下著名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说：“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梁实秋诘问鲁迅：“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贬得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
在这场论争中，梁实秋常常受到骚扰。他回忆：“有人写文章说亲眼看见我坐自用汽车到大学去授课，也有人捏造小说描写我锒铛入狱向杜某乞援才得开释”，“有人三更半夜打电话到我寓所，说有急事对我谈话，于问清我的身份之后便破口大骂一声儿把电话挂断。”
梁实秋说：“鲁迅死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这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
1964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提及这段旧事，他回忆说，他在青岛大学图书馆曾注销过数十册“从前遗留下来的低级的黄色书刊”，“鲁迅的若干册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报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假情报，派做为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
梁实秋坦然地说：“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泰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
梁实秋生前不大向女儿梁文蔷提起他与鲁迅的是是非非，加上台湾将鲁迅的书列为禁书，所以梁文蔷并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过节”。直到后来梁文蔷到了美国，才陆陆续续读到他们当年的文章。有一次，梁文蔷问父亲：“你当年和鲁迅都吵些什么？”梁实秋说，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恨，只不过两个人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不同，其实他还是很欣赏鲁迅的文学的。
梁实秋对鲁迅的作品很是熟悉。70年代，年过古稀的梁与韩菁清热恋遭到台湾各界反对时，梁在给韩的信中几次重复了鲁迅小说《伤逝》中子君的话：“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自由】
章宗祥的儿子和梁实秋同一宿舍，“五四”当天学生游行后，章的儿子就悄悄避走了。但还是有许多人不依不饶地拥进了寝室，把他的床铺捣烂，衣箱里的东西也扔得狼藉满地。梁实秋回到宿舍，看到此情景，很是反感。不久，章的儿子因病去世，每念及此，梁就心有余痛。
1919年5月19日，梁实秋跟随学生队伍到前门外的珠市口进行演讲。他们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便开始演讲。人越聚越多，讲演者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两三辆汽车因无法通过，不停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有人一声喊打，众人便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捣毁了一部汽车。这件事使梁实秋对五四运动有所反思：“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
“五四”运动后，学生会要求学校给予其自治的权利，选举评议会过问学校事务。梁实秋在清华的最后几年一直担任评议员。他后来回忆说：“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我们在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罗忠诒，不知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梁感叹道：“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厌恶的荒唐行为。”
梁实秋评价“五四”运动道：“五四往好处一变而为新文化运动，往坏处一变而为闹风潮。”他说：“因为探求新知过于热心，对于学校的正常的功课反倒轻视疏忽了”，“追逐时尚，皇皇然不知其所届，这是五四以后一窝蜂的现象，表面上轰轰烈烈，如花团锦簇，实际上不能免于浅薄幼稚。”
梁实秋信仰自由主义。1924年之后，孙中山排斥个人自由，梁曾撰文批评孙，要求国民党给予民众“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身体自由”。他还批判行政院长胡汉民口是心非，质问胡道：“打了五六个月的苦仗，死伤几十万人民，耗费几千万金钱……今日中国武人割据的局面消灭了没有？军阀的根株铲除了没有？”
国民党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在《申报》上发表了两句格言，其中有一句：“要人人牺牲自由，然后国家得自由。”梁实秋直斥为“不通”。
1929年到1930年，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在《新月》杂志发表一系列猛烈抨击国民党政权无视人权、一党专制、压制思想自由的文章，蔡元培、张元济等人都为之击节叫好。
梁实秋曾批评左翼的“普罗文学”，嘲讽某些左翼作家一贯对苏联马首是瞻；但当国民党查禁“普罗书籍”时，梁却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文化政策，他说：“这一会普罗文学之又将遭受取缔，我的同情却在普罗这一面。这并非是示惠于人，亦非故作公证之态。凡是赞成思想自由文艺自由的人，对于暴力（无论出自何方）是都要反对的。”
梁实秋对国民党无好感，但他亦不赞成共产党，他在《我为什么不赞成共产党》一文中明确表示：“我一向不赞成共产党和共产党主义。”“我最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对于民族精神的蔑视。第二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的对于私有资产的仇视。第三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他们的反民主手段。”
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在重庆《中央日报》副刊《平明》发表《编者的话》中说：“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这段话发表后遭到许多人，特别是左翼作家的炮轰。
有人批评梁实秋为“抗战无关论”，梁自辩道：“人在情急的时候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
1940年，梁实秋本想随“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到延安去访问。毛泽东发电报说，我们不欢迎梁实秋来。梁只好打消此行。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将梁定为“为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国民党全面退败之际，梁选择去了台湾，之后，他的作品在大陆被禁。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有出版社出版他的散文。
梁实秋到台湾后，翻译了古罗马作品《沉思录》，作者为玛克斯·奥瑞利阿斯，因译音与马克思相同，触动了台湾当局的神经，故而引起不小轰动。
梁实秋曾对李敖说起他家被搜查之事：“一天有人叫门，开了门，进来许多治安人员，问你是这家主人吗？我说是。他们说美国新闻处丢了一台打字机，有人说是你偷的，我们要来搜查。我说我是梁实秋，是大学教授，总不至于去偷美国新闻处的打字机吧？你们各位是不是弄错了？他们听了，拿出一张纸，上面画着我家的平面图，连说没弄错，就是你家。于是不由分说，进了屋里，到处翻箱倒柜起来，闹了好一阵，什么也没搜到，然后要我具结他们没带走任何东西，就走了。”梁实秋后来才明白，因其与罗隆基有旧交，引起了台湾当局的监控。
1968年，台湾文化学院上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警备司令部却横加干涉，说剧中有兵变的描写，上演恐怕影响军心。几经交涉后，学院被迫修改剧本，把奥赛罗改为文职，不称将军称大人，副官改称秘书，才勉强通过。梁实秋得知此事后说：“莎氏有知，怕要气炸了肺！”
【雅文】
梁实秋的雅舍非常简陋，“蓖墙不固，门窗不严”，梁“与邻人彼此均可互通声息。邻人轰饮作乐，咿唔诗章，喁喁细语，以及鼾声，喷嚏声，吮汤声，撕纸声，脱皮鞋声，均随时由门窗户壁的隙处荡漾而来”，破其岑寂。“入夜则鼠子噉灯，才一合眼，鼠子便自由行动”，“使得人不得安枕。……比鼠子更骚扰的是蚊子。……在别处蚊子早已肃清的时候，在‘雅舍’则格外猖撅，来客偶不留心，则两腿伤处累累隆起如玉蜀黍……”
然而“‘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坐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兴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近窗来，助我凄凉。细雨蒙蒙之际，‘雅舍’亦复有趣。推窗展望，俨然米氏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漫”。
梁实秋一生坚持文学应反映最基本的人性，他的《雅舍小品》便是如此。当《雅舍小品》最初发表在报刊上时，朱光潜便致函祝贺说：“大作《雅舍小品》对于文学的贡献在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之上。”
最初，梁实秋以笔名“子佳”发表《雅舍小品》。刘士英告诉梁，他在重庆沙坪坝的一家餐馆吃饭，听见邻桌几位教授在讨论梁的《雅舍小品》，其中一位叫徐仲年的教授大声说：“你们说子佳是梁实秋，这如何可能？看他译的莎士比亚，文字总嫌有点别扭，他怎能写得出《雅舍小品》那样的文章？”
自1949年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在台湾出版后，一版再版，到1975年，已经达到三十二版，至今已经有五六十版次，创造了散文出版的神话。
梁实秋自陈：“我的数学不好，理工科无法念，必须学文史。”而最终选择文学的原因有二：当时正谈恋爱，因感情的关系对文学特别感兴趣；朋友都知道他爱写新诗和散文，也鼓励他学文。
梁实秋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年，到70年代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
胡适曾物色五个人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陈西滢和叶公超，只有梁坚持了下来。梁说，他能完成这项工作，应感谢三个人，“第一是胡适之先生的倡导。他说俟全部译完他将为我举行盛大酒会以为庆祝。可惜的是译未完而先生遽归道山。第二是我父亲的期许。抗战胜利后，我回北京，有一天父亲拄着拐杖走到我的书房，问我莎剧译成多少？我很惭愧这八年中缴了白卷。父亲勉励我说：‘无论如何要译完它。’我闻命，不敢忘。最后但非最小的支持，来自我的故妻程季淑，若非她40多年和我安贫守素，我不可能完成此一工作”。
到台湾后，梁实秋坚持译莎士比亚全集，每译完一剧，就将手稿交给程季淑装订。程用纳鞋底的锥子在稿纸边上打洞，然后用线缝成线装书的样子。
梁实秋说：“要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他必须没有学问。如果有学问，他就去做研究、考证的工作了；第二，他必须没有天才。如果有天才，他就去做研究、写小说、诗和戏剧等创作性工作了；第三，他必须能活得相当久，否则就无法译完。很侥幸，这三个条件我都具备，所以我才完成了这部巨著的翻译工作。”
弟子余光中谈及老师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功绩时说：“五四以来，西洋作家的译述，何止数千百家，但译述一位大作家而能竟其全集者，梁实秋先生还是第一人。”“梁实秋的贡献，无人不知莎翁全集的浩大译绩。他的水准始终在那里，梁实秋的文章与他的前额并高。”
余光中在《梁翁传莎翁》一文中说：“莎士比亚只写了二十年，梁实秋先生却译了三十六年，不过我们不要忘了，莎翁是连续地写，在太平盛世的伦敦连续地写，而梁翁是时作时辍地译，在多难的中国时作时辍地译，从二次大战之前译到二次大战之后，从严寒的北国译到溽暑的南海，且把昔之秋郎译成了今之梁翁。”
晚年，梁实秋用7年时间写成百万言的《英国文学史》。他每天伏案，笔耕不辍，夫人韩菁清发现，梁椅子的坐垫上，常留着一摊鲜血。因伏案太久，以致痔疮出血，而他专心于著述，竟不自知。
【逸事】
儿子梁文骐回忆，梁实秋教学数十年，口操英语，却总是长袍马褂，千层底布鞋，迭裆裤子，还要绑上腿带子，常引得时髦男女窃笑，他却毫不在意。在师大授课时，一次讲英格兰诗人彭斯（Burns）的一首诗，某女生听到动情处，竟泪下如雨，伏案放声大哭起来。梁文骐问父亲：“您是否觉得很抱歉？”他回答：“不，彭斯才应该觉得抱歉。”
梁实秋上课，一度黑板上从不写一字，他说：“我不愿吃粉笔灰。”
林斤澜回忆，抗战时期，梁实秋每天坐着滑竿到学校上课。他微胖，穿皮袍，戴绒帽，围可以绕三圈的长围巾，仰在竹躺椅上。竹竿一步一颤一悠，一颤是抬前头的一步，一悠是抬后头的步子。到学校，梁下得滑竿，直奔教室，脸上带着微笑，可见不把坐滑竿当做苦差使。他不看学生，从长袍兜里掏出一张长条小纸条，扫一眼便开讲。他讲的是西洋戏剧史、希腊悲剧、中世纪、文艺复兴。顺流而下，不假思索，只摆事实，不重观点，如一条没有滩、没有漩涡、平静且清楚的河流。一会儿法国，一会儿英国德国，提到人名书名，便写板书，讲到法国写法文，讲到英国写英文，讲到德国写德文……抗战时期，学生中多半是“流亡学生”，学过点外语也耽误了。他全不管，从不提问，和学生不过话，更不交流。下课铃一响，揣纸条，戴帽子，围三绕围巾，立刻上滑竿走人。和别的老师，“进步”的和不见得“进步”的名流，都不招呼。他的课知识丰富，条理清晰，叙述娴熟又动听，因此经常满座。
儿时，梁实秋特别憎恨他的小辫子，觉得像猪尾巴一样难看不说，早上起来梳辫子也实在恼人。年岁稍长，听父亲读《扬州十日记》《大义觉迷录》等书，又听父亲讲清军入关后“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故事，梁对辫子愈加反感。辛亥革命后，他马上跑到理发店剪辫子，虽然“连揪带剪，相当痛，而且头发渣顺着脖子掉下去”，但内心“十分快意”。
梁实秋儿时顽皮，对读书不感兴趣，每当此时，母亲就高举笤帚疙瘩进行威吓，但每次都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一次，母亲监督他读书，读到“一老人，入市中，买鱼两尾，步行回家”时，梁大惑不解，问母亲：“为什么买鱼两尾就不许他回家？”全家大笑。
上小学时，梁实秋各门课程都应付裕如，唯独畏惧“算术”，他说：“像‘鸡兔同笼’一类的题目我认为是专门用来折磨孩子的，因为我当时想鸡兔是不会同笼的，即使同笼也无需又数头又数脚，一眼看上去就会知道是几只鸡几只兔。”
清华对体育特别重视，毕业前照例要考体育，对梁实秋来说，最难过的一关是游泳。考试那天，梁约好了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泳池两边，以备万一。他一口气跳进水里马上就沉了下去，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还没来得及喊救命，又沉了下去……两位同学只能用竹竿把他挑起来。他当然不及格，一个月后需补考。虽然苦练了一个月，但补考时，刚入池中，他便一个劲地往下沉，一直沉到了池底，摸到了滑腻腻的大理石池底，好在这次稍微镇静些，在池底连着爬了几步，喝了几口水之后又露出水面，在接近终点时，从从容容地来了几下子蛙泳，逗得一旁的体育老师马约翰笑弯了腰，给了他一个及格。
梁实秋的体育成绩很差，他平时不练习，一到临考就紧张万分，马约翰对他的体育成绩只能是摇头叹息。他的一百码（一百码等于91.44米）成绩是十九秒。四百码成绩是九十六秒，跑完人几乎昏厥过去。
在清华读书时，梁实秋不喜欢数学，其同学孙筱孟对数学更是惧怕，每回遇到数学月考、大考，一看题目就尿裤子，然后匆匆忙忙回寝室换，屡试不爽。后来梁实秋和同学赵敏恒去美国留学，清华的分数单上数学都是勉强及格。二人到美国后拼命用功，结果在班上占了第一第二的位置，大考特准免予参加，成绩为甲等。
赵太侔平日寡言笑，一次，他到上海看望梁实秋，进门一言不发，梁亦耐着性子，一言不发，两人相对抽烟，几乎抽完一包后，赵即起身离去。二人交往，颇有魏晋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