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生】
沈从文曾自述早年生活：“做过许多年补充兵，做过短期正兵，做过三年司书，以至当流氓。”
十四岁时，沈从文进入凤凰当地军事学校就读，他梦想着日后能成为将军。每天吃过晚饭后，他与有着同样梦想的同班好友穿上灰布军服，挺起小胸膛，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大街上走到城外。城门边卖牛肉的屠夫看见二人，总是逗他们，拿着腔调叫他们“排长”，守城的老兵则一边做鬼脸一边阴阳怪气地叫他们“总爷”。他们也不理会，总觉得自己将来是要做大事的。
次年，军事学校解散，母亲便送沈从文去当了补充兵，跟随沈家的邻居、一位杨姓军官到辰州驻防。当护兵可以背盒子炮，出发前，沈便憧憬着背盒子炮的神气威风样子，很是兴奋。然而到出发这日，军官们骑马，家眷乘轿，沈这个小兵只能步行。而马上相熟的军官仿佛全都不认识他了，杨军官的女儿莲姑则对他说：“昨夜我妈告诉我，以后不能再喊你作四哥了。我应当喊你的名字。我爹也说这是规矩！”沈从文顿时明白，莲姑和他不再是平等的了。
沈从文曾跟随所在队伍去芷江剿匪。到芷江后，军队每天都在杀人，他们雇来本地探子，到集市上去认土匪派来的奸细，查明是奸细后，当即在乡下人往来最多的桥头上砍了奸细的头。“人杀过后，大家欣赏一会儿，或用脚踢那死尸两下，踹踹他的肚子，仿佛做完了一件正经工作”，便各自散开了。
芷江当地商会会长的女儿得病去世后，被一个卖豆腐的青年男子从坟墓中挖出，背到山洞里过了三日，又被送回了坟墓。事发后，男子被押到衙门，就地正法。临刑前，这男子不吃不喝不叫不骂，只是注意自己受伤的脚踝。沈从文颇为好奇，问他脚被谁打伤的，男子微笑了一会儿，说：“那天落雨，我送她回去，我也差点儿滚到棺材里去了。”沈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只是微笑，不理会沈，过了一会儿，他自言自语地轻轻说：“美得很，美得很。”旁边另一个兵士骂他是疯子，那男子微微地笑笑，便不作声了。沈从文对这个微笑印象深刻，十几年后在他的印象中还异常明朗。
沈从文曾和时为少尉军衔堂兄沈万林分到一处。堂兄对他很是照顾，闲暇时常指导他练字。当时官兵军阶极不平等，下级见了上级要恭敬行礼，沈从文对堂兄的黄色军服很是羡慕，他觉得若能穿上这身军服上街，虽免不了行礼，但受到的尊敬能和受到的屈辱扯平。堂兄却对他说：“一个牟目，没有读过书的人也能做，不值得你眼红。你应该做副官长和更像样一点的。发狠一点练字，将来会成名家的，不但是可以卖钱……”沈从文听了，更加发奋练字。在怀化时，他因为字写得好被提成为上士司书。刚成为司书，书记官很瞧不起他，沈万林便对他说：“弟弟，受点委屈要学会忍耐！要自己努力……”一年后，沈万林在回乡途中因同行人之间的私仇被枪杀灭口，沈从文伤心不已。
沈从文跟随军队到过怀化，他说：“这地方给我的印象，影响我的感情极其深切。……我在那地方约一年零四个月，大致眼看杀过七百人。一些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在什么状态下被把头砍下，我皆懂透了。又看到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这一分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是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
从军时，沈从文凡称呼自己必说“老子”，秘书官文颐真听后对沈说：“小师爷，你人还那么一点点大，一说话也老子长老子短！”沈答：“老子不管，这是老子的自由。”随即看着文和气的样子，又害羞起来：“这是说来玩的，不损害谁。”
沈从文所在的军队去“援川”，沈因年纪太小，就与一个老年副长官，一个跛脚副官，一个吸鸦片的书记官，及二十名老弱兵士，留守在辰州后方。次年，沈所在的军队在川边与当地“神兵”交火，全军覆没。所幸沈留在后方，才保住性命。
从军队被遣散回家后八个月，十六岁的沈从文跟随一个亲戚，在雪地里走了四天，到沅州投靠堂舅黄巨川。堂舅当上警察所长后，安排沈到警察所当了办事员，每天负责抄写违警处罚的条子。警察所隔壁是典狱署，每夜皆可听见监狱里犯人受狱中老犯拷掠的呼喊声。警察署抓来些小偷小摸的人，不及发落，便寄存到狱中，每天黄昏，沈从文随同另一个巡官到狱中去点寄存在那里的人犯的名。后来警察署从地方财产保管处接收了本地的屠宰税后，沈从文又多了收税的工作，每日能到全城各处看看。
在沅州，沈从文常与堂舅、七姨父熊捷三（熊希龄的七弟，第一届国会议员）等人一起作旧诗，很得当地几个乡绅的看重。沈母便与姐妹卖了家中房屋，还了债务，剩了几千元，来沅州投奔儿子。沈此时认识了青年马某，并爱上了马某的姐姐，一个肤色白皙、身材高挑的女孩。熊捷三及其他几个乡绅知道后，认为沈是干傻事，都提出愿意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沈，并当着沈母的面，让沈从四个名门望族的女孩中挑一个（其中一个是熊捷三的女儿，沈的表妹），但十七岁的沈从文一个都不选，执意要和那个女孩在一起。那个女孩喜欢他作的旧诗，他便每天作好情诗，让马某带给她。此时沈家仅剩的几千元都由沈保管，马某常向他借钱，今天借去明天还回，后天又再借走，大后天又还回来，但让沈不明白的是，借来借去，有一千元左右便不知去向。而到此时，马某再也不来为他姐姐取情诗了。发现上当的沈从文觉得愧对母亲，留书后悄悄离开了芷江。
这个女孩后来被土匪抢入山中做了压寨夫人，沈从文得知后，还写了两句诗感慨：“佳人已属沙吒利，义士今无古押衙。”不久，女孩被赎回，嫁给了一个黔军团长，但团长不久被枪毙，她便到沅州的天主教堂当了修女。
离开芷江后，沈从文和表哥黄玉书住在常德的一家客栈里，靠着大舅寄来的钱维持生计。但随着欠客栈的钱越来越多，店里对二人越来越冷淡。表兄弟二人只好经人介绍，到贺龙的队伍里各谋了一个差事。当时，黄玉书与在常德小学里教书的杨光蕙小姐一见钟情，回到客栈后，让沈帮他捉刀写情书给杨小姐，写好后再让沈跑腿送去，前后送了三十多次。有几次，杨小姐对沈说，信写得很好，看不出黄玉书还真有点才气，沈只好支吾着敷衍过去。最后，黄、杨的爱情修成正果，他们的长子便是黄永玉。
沈从文想再次入伍，便跟随在保靖当兵的表弟一起到了保靖，寄住在表弟那里。一天，他和表弟吵了几句，半夜里不高兴，不想在表弟床上睡，又无处可去，就走到一个养马的空屋子里，爬到有干草和干马粪的空马槽里睡了一夜。第二天去拿包袱向表弟告辞时，二人又讲和了，笑着在地上扭打了起来。
经人介绍，沈从文到陈云武手下任司书，每月四块钱。因为他的字写得好，且能纠正别人抄写文件上的错误，很快在司书中脱颖而出。因而他更加勤奋练字，曾在五个月内买了十七块钱的字帖，每日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练习，仅仅为了得到主任或其他人的一句赞美。
沈从文所在队伍书记处驻地附近有个土坡，布满了小坟，几乎每天都会有一具小棺材或用蒲包裹好的小尸首，被送到这里埋葬。此处多野狗和小狼，大白天见了人也不逃跑，只是静静地坐在坟头上望着人，眼睛光亮，牙齿白森。每逢有小尸首被抬来下葬，它们便蹲在一旁，等埋人的一走，就刨开坟堆，将小尸首吃掉。沈等人每次到土坡上去，总要带一根大棒，防止被狼袭击。
队伍开拔去四川，沈从文作为文件收发员随行，月薪九元。到四川一共走了七天，因为人多，每到一处，士兵们只能自己寻找住处，沈三个晚上睡的是长凳，一晚在一个乡绅家与另一个同事占据了一张方桌，有两次连凳子都找不到，只能睡在屋外的稻草堆上，半夜还能看见流星从夜空中划过。
沈从文在陈渠珍身边当书记时，曾听其三姨父、陈渠珍的老师聂仁德讲学。聂仁德博学多才，沈几乎每天都要去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因明”，谈“进化论”，逐渐有了不安于目前生活的想法。
之后，沈从文生了一场热病，高热糊涂时，吃不下任何东西，头疼得像斧劈，鼻血一碗一滩地流，一直病了四十多天。病好后，他便落下了流鼻血的毛病。不久，他的老同学陆弢与人打赌，在游过一条宽一里的河时溺水而亡。沈为他收敛遗骸后，忽然觉得自己还有许多不曾到过的地方，知道得太少，应该去学校读读书，去新的地方见识一下，才不枉此生。痴想四天后，20岁的沈从文决定到北京读书，如果读不成就做一个警察。
沈从文曾想学摄影，但因为交不起学费，只能作罢。他曾考上中法大学，又因交不起学费，没有去上。现代评论派的丁西林、陈源等人曾教沈学习英语，准备设法送他到剑桥大学学习，但沈从文始终记不住26个英文字母，还是只能作罢。
北京大学教授林宰平看到沈从文的散文《遥夜》后，很是欣赏，不仅写文章评论沈的文章，还邀请沈到家中聊天。他对沈从文说：“一个人仅仅活下来，容易；可是活下来，抱着自己的理想不放，坚持下去，却很难。”接着，林向梁启超、徐志摩、陈西滢等人举荐沈。梁启超了解沈从文的困难处境后，将其介绍到熊希龄的香山慈幼院当图书管理员，月薪20元。
【困顿】
初到北京的沈从文怀里只揣有七块六毛钱，在日后的两年半中，他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只能靠表弟、朋友、老乡接济。他曾向汉园公寓的一位卖煤油的老人赊煤油、借钱。30年代，一次，他到沙滩附近，无意中看到当年他们常去的小饭馆的赊账牌上仍记着“沈从文欠XX元”。有人问他，后来钱还否，他笑答当然没有。
1923年冬天，沈从文住在湖南酉西会馆的一间潮湿发霉的小亭子间里。冬天下大雪时，屋内没有炉子，沈身着两件夹衣，用旧棉絮裹住双腿，双手冻得发肿，流着鼻血，但坚持写小说。1924年的一个寒冷的冬日，一个30多岁清瘦的人站在门口问道：“请问，沈从文先生住在哪儿？”沈答：“我就是。”来人说：“唉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样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地写下去……”郁请沈到公寓大厨房吃了顿饭，菜有葱炒羊肉片，结账时，一共约一元七角多，饭后两人又回到沈的住处谈了一会儿。郁达夫走时，将他的一条淡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找回的三元多零钱留给沈，沈从文俯在桌上哭了起来。
在酉西会馆住了半年光景后，在北京农业大学就读的表弟黄村生替沈从文在银闸胡同的一个公寓找了一间由贮煤间改造而成的小房间，又小又潮，只有一个小窗口，房内仅能搁一张小小的写字桌、一张小床，沈称之为“窄而霉小斋”。他经常为弄不到一点东西“消化消化”而发愁。他后来回忆这段时间的生活时说：“先是在一个小公寓湿霉霉的房间，零下十二摄氏度的寒气中，学习不用火炉过冬的耐寒力。再其次是三天两天不吃东西，学习空空洞洞腹中的耐饥力。再其次是从饥寒交迫、无望无助状况中，学习进图书馆自行摸索的阅读力。再其次是起始用一枝笔，无日无夜写下去，把所有作品寄给各报章杂志，在毫无结果等待中，学习对于工作失败的抵抗力与适应力。”
1925年，沈从文得到了第一笔稿费——七毛钱，他很是高兴，觉得终于有出路了，但实际上他还是养活不了自己。实在觉得无法支撑的时候，沈动摇过。好几次，他遇到奉军招新，一个排长拿着招兵募员的旗子在街上走，后面跟着几个面黄肌瘦的失业游民，沈也跟着走。但走到骡马市大街，要按手印的时候，他还是临阵脱逃了。
沈从文买不起书，只能厚着脸皮到书摊看书。他一听说有什么好书，不管路有多远，都会立即跑到书摊边，装出买书的样子，与卖书人聊天。与人熟络后，他就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直到将书看完才离开。沈从文传的作者凌宇说：“这全得力于沈从文青少年时期在行伍中获得的人生磨砺。”
20年代末，沈从文开始在文学界崭露头角，却仍旧为生计发愁：全家每月要有近百元开销，母亲的肺病逐渐加重，九妹上学也要花钱。沈被各大书店宣传为“天才”，但一本十万字左右的小说只能拿到百元左右的稿酬。手头窘迫时，沈去求书店预支给他几十元稿费，却总是遭到拒绝。他不懂与人争利，只能在书店门口呆坐半天，到夜幕降临，也拿不到一毛钱。唯一的办法便是坐在斗室里不停写作。他的身体十分虚弱，三天两头常会头疼难禁，不停流鼻血，弄得嘴角、下巴、衣服、稿纸以至于毛巾上到处是血。一次，在复旦大学读书的陈万孚夫妇去看望他，推门一见此情形，吓得陈夫人当即昏倒在地。
沈从文在青岛大学任教时，月薪一百元，完全够他和九妹生活了。但每次钱一到手，二人就去下馆子看电影，很快就花销殆尽，常常弄得下半个月没有饭钱。
一次，杨振声家的佣人帮沈从文洗衣服时，发现了一张揉碎了的当票。原来沈从文把张兆和的一只纪念戒指当了。杨振声知道他穷，便预支给他五十元薪水，笑着说：“人家订婚都送给小姐戒指，哪有还没结婚，就当小姐的戒指之理。”
1946年，汪曾祺到上海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情绪异常悲观，竟然有自杀的冲动。沈从文知道后，一改往日的平和，写信大骂汪道：“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沈还在信中提到了他当年初到北京的情形，以此来勉励正在困境中的汪曾祺。
抗战后回到北京，一次，沈从文去给周定一送稿件。天寒地冻，他穿着一件宽大的狐皮袍子，脚上套着一双毡子大毛窝，头戴毛帽。周打开门，看着他一身如同圣诞老人的装束（只差没有胡子），不禁一愣。沈露出孩子般天真的笑容道：“买这件旧的狐皮袍子比去做件新的要便宜得多，又省事，又省工料，哈哈！”
解放后，在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沈从文分得三间宿舍，没有床，沈就用五个大小不一的书箱、三个煤油桶、十多函旧书、一块宽一尺半长七尺半的床板、三块二尺方书箱板拼凑成了一张床，人睡在上面一翻身，煤油桶就哐当响一声。周末两个儿子回来，父子三人“孔融让梨”般互相谦让一番，一人睡床，其他两人便在地上打个地铺对付了。
在湖北干校，沈从文几经搬迁，后来迁到一所小学里，沈这样描述这处住所：“地面约半年生长绿毛白毛半寸。炎夏气温及四十五度。雨时上漏下浸，幸得塑料发明较早，于是帐顶桌面和箱子上，全用塑料盖上，打着雨伞，在房中走动。地下一次舀水四十五大盆后，地面还可以养青蛙，朋友为我搬来约七八十块砖，搭成一条行人道，居然可以自由从床边到桌前，另一端可达门外……”小学校的路对面有一个分配棺材的机关，沈从文十年后风趣地说：“万一突然死去，领个棺木倒也方便。”
沈从文甚为节俭，总是穿一件洗得褪了色的蓝布长衫，解放后常穿蓝卡其布或涤卡的干部服，黑灯芯绒的“懒汉鞋”。在昆明时，汪曾祺去看望他，到吃饭点总到对面米线铺吃一碗一角三分钱的米线。有时加一个西红柿，打一个鸡蛋，不超过两角五分。住在小羊宜宾胡同时，常吃的不外是炒四川的菜头，炒茨菇。沈从文爱吃茨菇，说：“这个好，比土豆‘格’高。”
黄永玉回忆：“几十年来，他（沈从文）从未主动上馆子吃过一顿饭——徐志摩、陆小曼结婚时算一次，郁达夫请他吃过一次什么饭算一次，另一次是他自己结婚。我没有听过这方面再多的回忆。那些日子距今，实际上已有半个世纪。”
【从文】
沈从文15岁入伍，看尽世间黑暗。1922年，他来到北京。这个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的小学毕业生，立志用手中的一枝笔打出一个天下。他说：“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
去保靖入伍的途中，沈从文听大哥一位曾姓老友（《湘行散记》中带水獭皮帽子大老板的原型）说起他过往的种种故事。曾只有二十五岁，却赏玩过四十名左右的年青黄花女。沈从文回忆：“从他口中说出的每个女子，皆仿佛各有一分不同的个性，他却只用几句最得体最风趣的言语描出。我到后来写过许多小说，描写到某种不为人所齿及的年青女子的轮廓，……就多数得力于这个朋友的叙述。”
沈从文被称为“多产作家”，但是他写东西并不快，从来不是一挥而就。他年轻时日以继夜地写，常流鼻血，血液凝聚力差，一流起来不易止住，很是吓人。有时他夜间写作，竟致晕倒，伏在自己的一滩鼻血里，第二天才被人发现。但奇怪的是，他连续感冒几天，一流鼻血，感冒就好了。
文章写就后，沈从文仍要一改再改。其原稿的天头地脚页边，布满修改的字迹，这里牵出一条线，那里牵出一条线，蜘蛛网似的。他看到自己的文章，总要修改，作品发表了，改；成书了，改。有时改了多次，反而不如原来的，以至于夫人张兆和后来不许他再修改了。沈从文所有作品中写得最快、最顺畅、改动最少的，只有《从文自传》一本书，只用了三个星期，一气呵成。
抗战时期，由于沈从文的某些作品已经绝版，上海开明书店准备重印沈的全部小说，沈陆续将修订稿寄去，但一部分稿子中途遗失。沈叹着气告诉巴金，丢失的稿子偏偏是描写社会疾苦的那部分小说，出版的几册却都是关于男女事情的，“这样别人更不了解我了”。
研究者评论说，沈从文的小说平静而哀怨，美丽中透着悠长的感伤。他写湘西的乡下人，钟情于未被都市污染的人们，但又对现代文明罩在人性身上的暗影，生出厌倦的情感。由于其独特的创作风格，沈从文在中国文坛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
80年代，黄苗子告诉沈从文，在国外，有一位研究沈文艺作品的学者获得了博士学位。沈听罢羞涩地笑了笑，大拇指按着小指伸出手来，轻声地更正说：“三位了。”
【教学】
沈从文对徐志摩谈及自己想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师从刘海粟学绘画，徐对他说：“还念什么书，去教书吧。”然后介绍他到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任教。自此，沈从文走上讲台。
第一次登台授课前，沈从文既兴奋，又紧张。他认真准备了能讲一个小时的资料。当时，讲一节课的报酬为六元，但授课当天，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寒酸，他特地花八块钱租了一辆包车前往学校。此时沈已小有名气，前来听课的学生挤满了教室。沈从文站上讲台，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再看见无数期待的目光，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原先想好的话语全都忘记了。众目睽睽之下，他竟呆呆地站了近十分钟。好容易开了口，他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原先准备讲一小时的内容，他只用了十多分钟便全部说完。最终，他只好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下课后，学生们议论纷纷。消息传到教师中间，有人说：“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这议论传到校长胡适的耳朵里，胡适竟笑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汪曾祺回忆，沈从文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他上课“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
每次上“创作实习”课，沈从文总是夹着一大摞书走进教室，学生们从他手中接过仔细批改后的习作和特意为他们找的书籍，心中充满了感动。上“中国小说史”课，有些资料不易找到，沈从文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以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成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发给学生。沈说自己这种方式是“手工业方式”。
西南联大的教室很简陋，土墙土地铁皮屋顶（后来连铁皮屋顶也卖了，换成茅草屋顶），教室里只有一张讲桌和几把扶手椅。有一次上课时，先到的男同学占据了扶手椅，后到的三位女同学没有座位，只能站着听课。沈从文看不过去，把讲台上的讲桌扛下来，放倒在地，请这三位女同学坐下听课。
沈从文不善辞令，声音很低，湘西乡音很重，他讲得吃力，学生听得也吃力。于是他想了个补救办法，就是任由学生去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然后，他逐一认真阅读同学们的作文，并在后面附上大段的读后感，其中一些读后感甚至比学生的原作还要长。
沈从文藏书颇丰，学生们经常到他那里去借书。联大文学院的学生，许多人手里都有一两本沈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碧”（沈从文的笔名）的名字。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从来不记得。直到联大“复员”，许多人行囊里还装着沈从文的书。
周定一回忆，在西南联大时，他曾请沈从文到中法中学讲演，沈乘坐的是一种只有两个轱辘的简陋硬板马车。讲完后，他一分钟都没有休息，一面连连挥手向学生们告别，一面跑着去赶那种马车回城。
黄能馥一次阐述某历史事件，稿件中没有引证古典，而用了“据说”二字，沈从文看后，用红笔在旁边批了“据谁说”三个大字，还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妙语】
张兆和在中国公学有“校花”的美誉，沈从文第一次去学生宿舍看她，张口便说：“噢，原来你就是那个‘笑话’（校花）。”沈还自创《豆豉娘怒沉百宝箱》和《太阳照着三个和尚》。
汪曾祺的一篇小说中有许多对话，他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富有诗意和哲理。沈从文看后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
黄永玉回忆，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消息传到中国，沈从文对人发感慨说：“啊呀！真了不起啊！那么大的一个东西都能搞上天！……嗯，嗯，说老实话，为了这喜事，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念。”
沈从文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他说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烦。他对别人的称赞，也常说：“要算耐烦。”看见儿子小虎搞设计，说：“要算耐烦。”看见孙女小红写作业时，也说：“要算耐烦。”他的“耐烦”，意思就是锲而不舍，不怕费劲。
沈从文说：“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求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
晚年，沈从文出国访问，一位专门研究西南联大的汉学家问他：“为什么当时条件那么苦，环境那么差，联大8年出的人才，却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出的人才总和？”沈从文的回答只有两个字：“自由。”
沈从文说：“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
【文论】
沈从文第一次对书感兴趣，是从医书中知道鱼刺卡喉可用猫口涎液治愈。第二次对书感兴趣，是读《西游记》时，培养了他的想象能力，使他“明白与科学精神相反那一面种种的美丽”。第三次看的是部兵书，本来他以为自己可以世袭云骑尉，但读此书后他的想法发生了改变，觉得自己已没有拘束别人的兴趣。沈从文说：“这三种书帮助我，影响我，也就形成我性格的全部。”
汪曾祺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中说：沈先生不赞成命题作文，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他给学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比如“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和“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沈之所以出这样的题目，是因为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
沈从文教书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
汪曾祺说，沈从文的小说有重造民族品德的意思，但多年来不被理解。沈从文如此说：“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1930年，沈从文发表《论郭沫若》一文，一再指出郭沫若的“创作是失败了”，写小说不是他的长处，而且空话太多，直言：“在文字上我们得不到什么东西。”指出郭的文章只适合于檄文、宣言、通电，一点不适宜于小说。“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
沈从文对自己的作品颇为自信，1934年，他在给张兆和的家书中说：“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的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1947年，他在《八骏图》自存本上题道：“从这个集子所涉及的问题、社会、人事、以及其他方面看来，应当得到比《呐喊》成就高的评语。事实上也如此。这个小书必永生。”
【独立】
沈从文初到北京的两年半，在饥寒交迫中挣扎，但他并没有去求助亲戚熊希龄。湘西的上层以联姻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熊希龄的弟弟熊捷三是沈从文的七姨父；沈的大姐沈岳鑫嫁给了熊希龄的外甥田真一；田应诏（同盟会会员，护法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晚年有“湘西太上皇”之称）曾想将自己的妹妹嫁给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后来嫁给了熊希龄的四弟熊焘龄；沈从文的弟弟沈岳荃娶了田应诏的女儿；熊捷三曾想让沈从文成为自己的女婿……美国学者金介甫对这种复杂的关系感到头晕目眩，沈从文却对他说：“并不复杂。等你深入下去，也不过是那么几个在当地十来个县分管辖中称王称霸。我早就对于这种关系十分厌恶，所以一离开就不至于重新进入这个富贵囚笼。”
沈从文到香山慈幼院工作，熊希龄对这位同乡兼亲戚十分关心，经常同沈一起谈时事、聊哲学，畅谈到深夜。二人谈话，往往是熊提出各种问题，沈作答。后来沈回忆此事，认为是熊是有意在考他。一次，熊不经意地问道：“为什么你生活这么艰难不来找我？”沈答：“我想独立。”熊又问：“你在陈渠珍那里不是过得挺好吗？”沈答：“当兵6年中我眼看上万无辜平民被杀，除了对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和残忍的印象，什么都学不到！你可想得到，一个机关300个职员有150个是‘烟枪’，是个什么光景？我实在呆不下去了，才跑出来！我想读点书，半工半读，读好书去救救国家。这个国家这么下去实在要不得！”熊打量着这位年轻同乡，连声说：“好，好，年轻人就要有这种胆识！”
内战爆发后，沈从文多次撰文，表示反对党争，反对内战，他对国共两党都颇有微词，认为内战时“数十万同胞在国内各处的自相残杀”，“说是为人民，事实上在朝在野都毫无对人民的爱和同情”。
闻一多邀请沈从文参加民盟，还特地找沈谈话，但沈以“不懂”婉拒。1948年，萧乾邀请沈从文参加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刊物《新路》的筹办，并在发起人的名单上签名。沈看着名单，轻轻又决然地说：“我不参加。”
沈从文常说：“一个作家的成就要看他拿出来的作品，而不是依靠帮派的活动。”
沈从文反对文学与政治联姻，多次撰文批驳革命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过于紧密。1946年10月，沈接受《益世报》的采访，说对一些到处“出风头”的作家“爱莫能同意”，其中包括：郭沫若“飞莫斯科”、凤子“穿的花红柳绿跑到苏联大使馆去朗诵诗”、丁玲“到铁矿上去体验工人生活”、何其芳“到延安后，把心力花费在政治上了”、“李辰冬与光未然都沾点政治气氛”……他本意是举例说明许多文学天才都因政治而葬送了，但却把一干革命作家得罪了干净。此篇访谈见报后，引来一片攻击、嘲讽之声，默涵在《“清高”和“寂寞”》一文中说，沈从文与国民党的调调一致，“关麟徵、陈立夫是准会感谢他为他们舐净了手上的血污的”。
1948年11月，沈从文与冯至就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过一次争论。
沈：“驾车者须受警察指挥，他能不顾红绿灯吗？”
冯：“红绿灯是个好东西，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
沈：“如果有人操纵红绿灯又如何？”
冯：“既要在这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
沈：“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
冯无言。
抗战胜利直至解放前，沈从文写了许多政论文章，他的立场让“在朝”、“在野”的所有党派都颇为恼火。巴金、李健吾担心沈的处境，让汪曾祺写信给沈，劝他不要再写这样的杂文，还是写小说为好。汪曾祺曾一连两次写信劝说老师。
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斗地主、分田地时，沈从文应熊希龄夫人毛彦文之请，写了回忆熊的文章《芷江县的熊公馆》，其中叙述了湘西一带地主与佃户之间和谐共处的民俗风情。此文日后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麻烦，被指为“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文艺”。
50年代，全国大批武训，处于政治漩涡中心的沈从文觉得这场批判有些可笑，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费力多而见功少，似乎不大经济。即把一个导演，一个演员，并一个在坟墓中的武训，完全骂倒，新的优秀作品还是不会产生！”
1952年，统战部长李维汉请周培源、沈从文、冯至等人吃饭，席间，李维汉对众人说，希望他们积极入党，或者加入民主党派，比如九三学社。在场的周培源迅速加入九三学社，很快成为中央委员，后又担任副主席。对此，沈从文说：“许多过去在国民党时代满有办法的人，现在还是有办法。有些本来极本行的教书的，却认为是为反动服务。”博物馆的领导找沈从文谈话，说上头交代过，沈有条件，政治上过得去，要争取入党，沈从文回答：“入党我没有资格，还差得远。”
黄永玉回忆，沈从文在一次谈话结束时说：“我一生，从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
1964年，沈从文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北大史学系副主任周一良正率领师生于海甸区（今海淀区）掏粪，一定要这么做才算是思想进步，我目前就还理解不够。”
【感怀】
沈从文每读一本书，都喜欢在书后写两行题记。有的是记一个日期，或记那天的天气，或是一点感慨。他在一本书后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
1944年，沈从文致信还在美国的胡适，报告自己的工作、生活情况，他在信的末尾写到：“我们在这里过的是挖土种菜，磨刀生火，生活虽琐碎，并不痛苦，但想起与生活离得相当远的国家社会种种，却不免难过。”
1946年8月31日，沈从文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自承“一生最怕听打杀之类的事”。
沈从文到历史博物馆，除了鉴定文物，还当讲解员。汪曾祺曾经亲眼看见过沈非常热情兴奋地向观众讲解的情形，“心里总不免凄然”。对于这段经历，沈从文说：“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关于在历史博物馆早几年的工作情形，沈从文曾在1951年一封未发出的信中这样写道：“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悉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的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活浮在这类不相干的笑语中，越说越远。”
50年代末，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一封信中说自己，“一面是‘成熟’，一面却也永远近于‘幼稚天真’。有些地方‘极家常近人情’，有些又似乎也可说是一个‘怪人’，一个‘真正乡下人’，放在任何情况下，支配自己生命的，不是一般社会习惯，却是一点‘理想’，理想也可以当成庸俗的迂腐的不切实际的打算看待，但究竟还是理想！也因此不免到处还是会感到一点痛苦，一点不好受，一点和人难于完全适应协调。”
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解放后，一年多雨，许多地方被淹，他站在门前轻轻叹息：“雨愁人得很。”他的孩子们听见了，批评他说：“农民不会这样想。”
沈从文感慨道：“我们相爱一生，一生还是太短。”
【浑朴】
初到北京的几年，沈从文对北京极为失望，他发现，当官的管什么就卖什么，管北京市的拆城墙砖卖，管天坛的伐树卖木材做棺材，管雍和宫的卖雍和宫里的东西，管故宫的将善本书抵押到银行；财政部、外交部举外债；买任何东西，当差的都要拿回扣，去找个朋友，门房就要伸手要钱。
看门人向来访的客人要好处费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潜规则，沈从文发表文章的《晨报》的看门人也不例外，无论沈去领取多少钱的稿费，都要先给看门人送钱，他才肯进去通报。一次沈领了十几块钱稿费，看门人追着要钱，沈慌忙将支票递给他，就赶紧跑掉了。
对于沈从文自称乡下人，学生杜运燮颇觉奇怪，因为沈怎么都与湘西的乡下人对不上号，看起来更像个江南才子。后来杜发现，沈总是带着一种具有很强感染力的微笑，见面时微笑，讲话时微笑，甚至有时在提到某种社会不良现象、某人的缺点时，也是带着微笑讲的，虽然有时不无苦涩。这种微笑，到他八十多岁时，似乎一点也没有改变。杜觉得，那就是沈所说的“乡下人”才有的微笑，“既表达了乡下人的纯朴、乐观、宽厚、自信、幽默感，同时也透出乡下人的勤奋坚毅精神、认真执着、顽强的生命力”。
晚年，沈从文对金介甫说，乡下人是相对长沙人而言的，他们那里的人笨头笨脑，不懂城里的规矩，穿衣服马马虎虎，不会说话，发生争吵就打架，所以乡下人是不懂规矩、礼貌的意思。
王西彦看了沈从文的小说，觉得这个少年时就有胆量看400颗人头和一长串人耳朵，又写《柏子》、《虎雏》这样小说的人，身上总有一种吃粮人的粗野气，说话声音必定很响亮，一举一动也必定放肆无拘束。但他第一次看到沈时，大吃一惊，他没想到，这个个子不高，说话不多，举止文雅，戴着眼镜，温和地笑着，看着像个文弱书生的人竟然就是沈从文。
沈从文在“革大”学习时，周一去上学，周末回家。黄永玉听说，沈在“革大”被派定扭秧歌，过组织生活。周末回家，到周一去时，弄个手巾包，包一个茶壶，包几个小茶杯，带点好茶叶，要到“革大”请人喝茶，结果被人训了一顿。
一天学习结束后，沈从文回到宿舍，几个同学正兴高采烈地谈论照相机，沈转身就出去了，他觉得这种空谈毫无意义。他发动大家打扫厕所，别人却告诉他：“我们是来改造思想的，坐下来改造就好了。”沈只好自己去干。
当时也在“革大”学习的顾学颉回忆，假日结束后，大家返回学校，有人发现厕所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十来个便池焕然一新，几十年来积下的又臭又厚的污垢都没有了。晚上开会，班主任挨个问是谁干的，没有人承认。会后，班上仔细研究，认为是假日没有回家的沈从文干的。有人去问他，他只是笑笑。再问那么厚的污垢怎么去掉的，他说，呆在这里没事干，就用刮胡刀的刀片慢慢地一个一个池子刮，刮了一整天。
沈从文和几位作家到井冈山，其他几人成天在宾馆里打扑克，沈极为气愤，他说：“在这种地方，打扑克。”
50年代初，一个北京来客对田涛说，沈从文在故宫博物院当讲解员。田涛忙写信给沈，才知他已经改行研究文物了。以后的几十年里，田涛每去北京开会，都到东堂子胡同去看望沈从文。沈的两间平房约十几平方米，放着一张写字台，两把椅子，一张单人床，书架和地下堆满了书。他还像往日那样微笑着接待客人，轻搬椅子让座，小声说话。这情形，让田涛想起20世纪30年代西斜街的情景。那时，沈也是这样轻搬椅子让座，小声说话，声音只能盖过翻纸页的响动。对此，沈从文微笑着说：“我们就是这样呆板板的。”
黄苗子和郁风一起去拜访沈从文，黄苗子回忆，沈“小个子，眼镜里透出眯缝眼睛，见陌生人露出羞涩的笑容，说话声音低而清晰，带着湘西口音。话到投机，感情就跟着语言像散花、像喷泉一样飘扬一室之中，使人感到生命之火闪闪发光。我把这位温良恭俭的学者，同他童年在家乡跟铁匠师傅比蟋蟀，跟野孩子赌博，十八九岁时跟几个当兵伙伴为了一个炮仗去打‘镇关西’的形象一对比，不觉为之失笑”。
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辖下的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近10年。他的检查书里写着：“那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10摄氏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
沈从文在一篇写于文革中的检查中说：“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因为如和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声名赫赫，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上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
有一年，黄永玉在森林，将这里的艰难生活写信告诉沈从文，不久，黄收到了沈用毛笔写的蝇头行草的长信，信中对黄谈了他的三点经验：“一、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二、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三、永远地、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
【淡然】
巴金曾写过一些批评性的评论文章，沈从文看后，劝巴金不要“那么爱理会小处”，“莫把感情火气过分糟蹋到这上面”。他对巴金说：“什么米大的小事如某某某之类的嫌言小语也使你动火，把小东小西当成了敌人”，“我觉得你感情的浪费真极可惜。”巴金很是感谢他，称他为“尊敬的畏友”。
文革开始后，60多岁的沈从文挨批挨斗之余的工作是扫厕所。沈有时呆呆地看着天安门人来人往，然后回过头对一同被批斗的史树青说：“我去擦厕所上面的玻璃。”沈说，他每天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扫女厕所，“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多年后，沈从文被人问及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只是说：“我没有我的朋友受的冲击大，我只是要打扫茅房，那是普通的事，在家里不是也要打扫吗？”
中央美院有位学者，是沈从文西南联大的学生，与沈、黄表叔侄关系十分亲密。文革开始后的一个下午，他紧张地、悄悄地走到黄家门口，轻轻地、十分体贴地告诉黄永玉：“你要有心理准备，我把你和你表叔都揭发了！”黄去告诉沈从文，沈笑着说：“会，会，这人会这样的。在昆明跑警报的时候，他过乡里浅水河都怕，要个比他矮的同学背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