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物】
1922年，还在湘西王陈渠珍手下任司书的沈从文便负责为陈管理收藏的书籍、字画，为了做好工作，他读过《西清古鉴》、《薛氏遗器钟鼎款识》等书，对字画作过一些研究。到北平后，沈喜欢逛古董店，学到了许多文物知识。
抗战时期，初到昆明的沈从文常和在云南大学任教的施蛰存逛夜市，淘古董，在电石灯的绿光里晃动着他们的身影。一次，沈从文在一堆盆子碗盏中发现一个小小的瓷碟，瓷质洁白，很薄，画着一匹青花奔马。他很高兴地买下，对施蛰存说，这是康熙青花瓷，一定有八个一套，名为“八骏图”。施蛰存在《滇云浦雨话从文》中说：“这个康熙八骏图瓷碟，引起了从文很大的兴趣。他告诉我，他专收古瓷，古瓷之中，又专收盆子碟子。在北平家里，已有了几十个明清两代的瓷盆。这回到昆明，却想不到也有一个大有希望的拓荒地。”
抗战结束回北平后，沈从文总拉着妻妹张充和他一起去淘古董。张充和对古董不大感兴趣，她知道“沈二哥”拉她一起去的目的，一是回家合谋谎报古董的价格，以免姐姐张兆和生气；二是张充和逛的高兴了，可以大方地掏钱代他买下。
与沈从文一起买古董的还有朱光潜，到了年关，沈从文到朱家对朱夫人说：“快过年，我想邀孟实（朱光潜的字）陪我去逛逛古董店。”意思是让朱夫人给朱一些钱。朱也到沈家对张兆和如是说。后来两位夫人见了面，他们的小把戏便被戳穿了。
沈从文也常光顾旧书店。1945年10月5日，沈从文购得中华书局1936年版《漆器考》。他在此书上批注：“从枪声盈耳中购来”，“书过于简率不合用。多错误，少材料”。
1947年左右，北大开始筹备建立博物馆，沈从文表现出莫大的热情。他把自己多年来搜罗到的一些有历史或艺术价值的文物都赠送给博物馆筹备处，并积极做大量事务性工作。他还动员别人捐文物。周定一就被沈从文说服，捐了一个康熙青花小瓷杯、一枚吴三桂在云南所铸“利用通宝”铜钱。
50年代，沈从文到古玩业检查组负责文物的检查鉴定工作，演员郑榕曾和沈一起到收藏大户赵家清查。郑回忆，沈从文“身材不高，戴近视镜，讲话很快，像是和思想赛跑。一进赵家，面对琳琅满室，立即全神贯注，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了！当他来到四五件宋代的钧窑瓷器面前时，面色凝重起来，轻轻托起一件，反复审视，喃喃自语道：‘这……不会是真的吧？’身旁的赵老听到，立即跳了起来，大声吼叫：‘什么？你说我这瓷器不是真的？’像要扑上去和沈先生拼命……在场的人都笑了”。
1953年，有一个能读《山海经》的波兰东方博物馆主任来北京考察，在历史博物馆时，她提出要看铜镜，沈从文不查账本，直接列出300个铜镜的目录，摆出来后当场给她讲解，这位波兰专家大表惊异和钦佩。
1954年，沈从文发表了一篇关于胡子的文章，他认为，作为历史博物馆人员，必须懂得胡子这门学问，因为历代各个历史人物的胡子，各朝老年人的胡子，都各有不同，他认为根据历史文物整理出历代胡子的状貌，是很有价值和必要的，但这项研究遭到了粗暴的干涉，没有继续下去。
在博物馆，沈从文只是个小职员，上面有组长、本部主任、馆长，每天按时签到，离开办公桌也要禀告主任，印二寸大照片作资料，必先得到主任批准，然后再报另一部主任批准，才能进行。工作时间，沈从文不是写卡片就是在仓库里清理尘封已久的文物，他清理得非常投入，到了中午下班时间还浑然不觉，甚至被工作人员锁在仓库中，到下午上班才被人发现，他也不以为意。
沈从文希望能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尽管馆中房舍很多，他的要求却始终得不到满足。他热心为馆中购买文物，看见有价值的，先自己花钱买下来，馆中不要的，他就自己留下。时间长了，也分不清是他的还是馆里的，于是他的东西就稀里糊涂地归了公，包括他的《阿房宫》长卷。有人发现沈买了很多“破烂”，还以此为题举办了一场“反浪费”的展览。沈从文埋头工作也被看成“不合群”、“清高”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往往他从库房辛苦工作半天出来，“一切似乎照旧，钓鱼的钓鱼，打闹的打闹，毁人的毁人，很是悲悯”。
1958年，人艺排《蔡文姬》，请沈从文当顾问。他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将全组人领进历史博物馆，捧出大量资料，引经据典，给大家讲解了几个小时，每份资料里都插有他事先做好的标签。为了介绍宋画《文姬归汉图》，他特地拿出两函台湾影印的《故宫博物院藏画集》，向大家介绍。
一次，沈从文带着王亚蓉等人到历史博物馆看一幅社会生活图《大驾卤簿图》，这幅残卷上还有两千多个人物。回来后，沈问大家：“你们看第七方队，前排人腰间的物件是什么？”大家都答不上来。于是沈将第几方队头戴什么、手执什么、身上佩戴什么，一连说了很多。王予予一一记下，抽空去核对，竟完全无误。
沈从文后来到咸宁干校劳动。他随身携带的30万字的《中国服饰史》初稿被扣下来，结果被弄丢了，而他居然又重新写出一本来。
70年代，沈从文和黄苗子住得很近，经常互相拜访、聊天。黄苗子不在家的时候，沈从文就把收集到的汉代或是明朝的绣花拿给黄13岁的三儿子看，说：“这个东西美极了！美极了！”
黄苗子回忆，沈从文形容新出土的楚漆器纹样，战国玉器的雕工，洛阳博物馆陈列的汉壁画……总是带着悠然神往的心情说：“真美呀！美得简直叫你不可想象。”
沈从文擅长鉴别古画的真伪。世人多认为展子虔的《游春图》是隋代的作品，但沈却考证应是唐代。一次，李辉问他如何辨别真伪，他说，一般人鉴定真伪，多是根据笔墨、印章的真假，他则是根据画面上人物的服饰、物件的摸样来判断。譬如说，有的画里的人物穿着是唐代的，可画面上有的物件确实唐以后才有的，那就证明不是唐代的，是后人模仿的。
黄永玉回忆，日本政府曾派了三个专家向他请教，说日本某张钱币上古代皇太子的画像的服装有些问题，所以他们觉得这位皇太子不是真的皇太子，如果不是，那就要废止这张钱币。黄并不擅长这方面的知识，推荐了沈从文。
沈从文看后说：“既然这位太子在长安住过很久，人又年轻，那一定是很开心的了。青年人嘛！长安是很繁荣的，那么买点外国服饰穿戴穿戴，在迎合新潮中得到快乐那是有的，就好像现在的青年男女穿牛仔裤赶时髦一样。……敦煌壁画上有穿黑白直条窄裤子的青年，看得出是西域的进口裤子（至今意大利还有同样直纹黑白道的衣装）。不要因为服装某些地不统一就否定全局，要研究那段社会历史生活、制度的‘意外’和‘偶然’。”经过沈从文的解释，日本政府才明白了，据说这张钱币到目前还在使用。
【晚景】
文革初期，面对满墙大字报，沈从文对史树青说：“台湾骂我是反动文人、无聊文人、附和共产党，造反派说我是反共老手，我往哪里去呢？我怎么活呢？”
文革中，沈从文家共被抄了8次。其中两次是大儿子学校来人，目标是家里的那些唱片，抄家人还专程带来了学校的英语老师，将唱片一一过目，最终确定没有问题才作罢。
沈从文参加没玩没了的批斗会，批斗他时，他必须参加，批斗齐燕铭等人时，他还要陪斗。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身体实在无法支撑时，就让他坐在会场隔壁的小房间里，在他旁边安个小喇叭，听着会场里的批斗情况。他还要拔草、擦玻璃、打扫厕所，他怕自己无法支撑，便随身带上一张小卡片，写上自己的名字、单位、地址，以便自己倒下后别人能通知家人和单位。
养女沈朝慧被注销了北京户口，沈从文心急如焚，万般无奈之下，给在青岛大学曾经教过的学生江青写了一封信，请其伸出援手，但信去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而让沈啼笑皆非的是，1972年，江青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坦言自己是沈的学生，并说沈的妹妹经常邀请他到沈家，沈从文对她很是欣赏，为了训练她，让她每周写一篇小说。因为此，沈在江青倒台之后还要交待与江青的关系，他气愤地说：“这妖婆真真假假胡说一通。”
1969年，沈从文去革命历史博物馆（时历史博物馆已经与革命博物馆合并）领发还给他的东西，被告知东西已代为“消毒”。沈从文对他们焚毁书籍的行为极为气愤，多年后，还对前去探望他的杨苡说：“文化大革命把我的眼睛都拔了！把我的眼睛拔了！我自己的书全都没有了！”
1971年，沈从文血压高达240/150，心脏隐隐作痛，他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要求回北京。次年，干校终于同意沈以请假的方式回京。此时，沈从文在北京的三间宿舍被强占去两间，几十年所收藏的心爱之书及家具，满堆在院子里任人践踏，日晒雨淋。沈从文怕家具和书坏掉，便送给需要的朋友们。研究梅兰芳的徐城北曾到沈处拿走了一些书。剩下的书，由黄永玉的夫人帮忙，7分钱一斤处理掉了。
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告诉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资料》还是要出版的，让他抓紧时间校订。于是沈在病中开始了紧张的修订工作。宿舍太小，他只能充分利用空间，把图录分门别类贴在墙上，又在房间里挂了五根铁丝，把图像挂在上面。他凌晨3点就起床工作，院子里的老大妈们看他房中的灯老亮着，怕他出事，便去敲门，听到里面有人应声才放下心来。一位年轻人担心他，从门缝里看去，看见他一手拿着毛巾，捂着正流血的鼻子，一手奋笔疾书。等门开了，他看见年轻人眼里的泪水，歉意地笑笑说：“有什么法子，自己可用的日子不多了！”
黄永玉回忆沈从文的这间小屋：“无一处不是书，不是图片，不是零零碎碎的纸条，任何人不能移动，乱中有致，心里明白，物我混为一体。床已经不是睡觉的床，一半堆随手应用的图书。桌子只有稍微用肘子推一推才有地方写字。夜晚，书躺在躺椅上，从文表叔就躺在躺椅上的书上。”
王亚蓉第一次去见沈从文，走进东堂子胡同那间小屋时，沈的口鼻间还有未擦干净的鼻血，十二三平方米的小屋全是书，四壁凡能伸手的地方贴满图片和字条，连床上也堆满了书。而和老友聊天的沈从文却满脸都是灿烂的微笑，快乐地讲述着他的工作。
张兆和从干校回京后，在离沈从文的住处二里外分得两间宿舍，黄永玉将表叔表婶的这两处住所称为“飞地”。沈每天到张的宿舍吃晚饭，并将第二天的午饭、晚饭带回。夏天屋子里闷热，家人怕他带回去的饭菜馊掉，他却说：“我有办法。”大家都很好奇，问他什么办法，他说：“我先吃两片消炎药。”
为了能有更多时间进行研究，沈从文尽量避免会客，他在门上贴个通告，以各种理由拒绝客人，比如：“本人患严重传染病，最近不能见客人”、“本人心脏病发作，遵医嘱不能见客”等。有时张兆和便站在门口替他挡驾，但他在窗缝处看到来人是他想见的人，就马上出来说，这个人我要见，张啼笑皆非，说沈当众让她出丑。
沈从文从湖北回京后，一直希望能有个助手，老友给他介绍了王亚蓉。经过重重波折，沈终于申请将王调到了博物馆，但博物馆却让王去临摹古画，而不是做沈的助手。沈从文对此很是生气，他在给长子的信中说：“馆中加了三百人，一到我研究工作，就说‘没有预算’，不给一个人。”馆中领导本来给他拨了一个临时工作助手，但工作了四个月，却不给助手工资，还是沈自己拿出一百二十元付了助手的工资。接着，馆中又借口此人思想不好，将其调离博物馆。
1973年，加入美国国籍、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许芥昱回国，他是沈从文在西南联大的学生，回国后，提出要去拜访老师。因为有关部门怕让“外宾”看见沈住处的窘况，便安排沈到酒店看望昔日学生。面对学生，沈只说他一切都好，自己受到了保护。许提出上老师家中拜访，沈拒绝了，惹得许以为沈怕让自己见到家中的珍贵资料，其实，沈从文只是担心家中景况给国家“抹黑”。
钟开莱回国时，沈从文去宾馆看望他，总说自己身体很好，还吹牛说，他们十几个人曾到黄山去玩，他一马当先，第一个登上黄山之巅。
房子问题几乎困扰了沈从文一生。文革过后，沈一家三代六口人依然挤在一起，他不止一次写信向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统战部长乌兰夫反映情况，希望能得到一处宽敞的住宅，以方便他放置研究资料，能让助手坐下来从容工作，可以接待访客，但始终得不到回音。
沈从文在故宫博物院兼任织绣研究组顾问时，曾将多年收藏的明清封面锦、彩绣四摺花鸟小屏风、朱砂红地描金花蝶争春纸等拿到故宫，让研究人员随时参观。文革中，这些资料被收入故宫库房。文革后落实政策，沈为了研究，想要回这些资料，无果。解放前他捐献给北大博物馆的文物，由于捐献时也没有要张收条，不仅难得一见，连要张照片都不能满足。想到此处，沈从文感慨“自己做尽了蠢事”。
沈从文的孙女一直跟随沈从文老两口，但她的户口在自贡，沈从文想让孙女在北京借读，却难以实现。两位老人不愿求人，只会正襟危坐于东城区某街道办事处所属的教育组门口，听候传见。沈从文联想到50多年前自己在北京求学之事，不禁悲从中来，深觉自己一生非常失败。
1978年，在当时的中央副秘书长、社科院院长胡乔木的安排下，沈从文终于从他工作了三十年、也郁郁寡欢了三十年的历史博物馆调到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到历史所后，他才从副研究员转正为研究员，王亚蓉也调到他身边，成了他真正的助手。胡乔木了解了沈家住房紧张的情况后，带着当记者的儿子亲自到沈家去看。回家后，胡乔木与儿子商量，准备把自家的一套四居室腾出来给沈从文夫妇，让儿子去住沈家的两间平房。但这个方案被主管部门否决了。由于胡乔木的关心，沈家的住房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胡还将沈由四级研究员调到二级，解决了沈的医疗问题。自此，沈从文总算有了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和研究条件。
1979年，马逢华回到大陆，提出想见沈从文，但接待处却说没有这个名字。马让他们再好好查查，说沈是有名的小说家，从前是北大著名教授，让他们到作协查查他的下落。结果次日，来人回复，已经找到了，但不在北京，调到四川去了，让他下次回国再说。
次年，女作家聂华苓回到大陆，提出要见见沈从文，由于她字写得太潦草，工作人员把“文”字看成了“又”，回来对她说：“找不到沈从又这个人！”
晚年，沈家每日宾客盈门，有前来拜访的朋友、学生，更多的是各地各处前来请教之人。尽管因为沈的身体原因，门前挂着不见客的牌子，但收效甚微，而搬家后，老朋友过访，临走沈再三嘱咐要千万保密，但没过几日，屋内又高朋满座，谈笑声喧了。
黄永玉说：表叔（沈从文）在临终前两三年，得到党和政府的认真关注，给了他一套宽大的房子，并且配备了一部汽车和一位司机。遗憾的是太晚了。他已经没有能力放手地使用这套房子了。
沈从文去世之前两个星期，李辉去看望他。李辉回忆：他坐在他的那张老藤椅上。因为久病，显得尤为虚弱，右手已经完全失去知觉，萎缩无力；左手也极少动弹，一直放在腿上。虽然说话有些含混不清，但他思路尚清晰，谈到往事时，记忆力依然让李吃惊。他说到高兴处，抿嘴想笑，但又笑不出来，憋上好久，才呵呵地发出笑声。
沈从文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回答：“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了。”
【逸事】
沈从文的爷爷沈宏富原靠卖马草为生，于太平天国时期参军，25岁便任贵州提督事，30岁左右便早逝。沈宏富没有留下子女，其夫人为沈宏富的弟弟沈宏芳娶了一位苗女，生下二子，长子是个傻子，次子沈宗嗣便是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出生后，过继给沈宏富。沈从文的亲生祖母因是苗人，当时苗汉通婚所生的孩子没有地位，不能考科举，在孩子过继给沈宏富后便被远嫁出去，沈家还为其造了一座假坟，假托已经逝世。
沈宗嗣从小习武，后从军，曾于八国联军入侵时任天津大沽口炮台提督的副将。辛亥革命后，他曾参与竞选湖南省议员，失败后，赌气来到北京，参与了刺杀袁世凯的行动。行动失败后，他逃到热河，此后改名换姓，重新开始了戎马生涯，直到袁去世才和家人联系。沈从文自1911年后只于1922年见过一次父亲，此后，直到父亲去世，他们再未谋面。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从文之名是当兵时的军法长肖选青为他起的。他刚升任司书时，肖问其姓名，得知叫“岳焕”后，取《论语·泰伯》“焕乎，其有文章！”为沈起名“从文”。
沈从文曾在北大旁听，他听得最多的是日文课，因为那时他和朋友丁玲、胡也频都梦想着能去日本留学；另外，他还听过国文课、历史课、哲学课等。有一次，沈假冒正式生坐进考场，居然考及格，还得了3角5分钱奖金。
沈从文第一次去燕京大学，其姐夫田真一的同学董景天（董秋斯，解放后曾任周恩来的外交秘书）带沈去看电影，刚走进电影院的大门，沈从文便急忙跑到前排，选了一个中意的座位坐下，神情还有几分得意。董很奇怪，他不明白沈为什么抢别人不屑一顾的前排座位。后来才想明白了，原来这是沈第一次看电影，还以为看电影如同看戏，座位越靠前越好。
在香山慈幼院期间，沈从文住在一间寺庙改成的宿舍里。陈翔鹤听说后，颇有兴味地骑上毛驴去香山探幽访友，小住了3天。两人在幽谷中、古松下谈古论今，吟诗弄曲，沈从文还操琴宴客，抱着初学的琵琶弹了一曲《梵王宫》。只是现实的吃饭问题太过“粗俗”，每天是冷馒头就咸菜。沈从文晚年在《忆翔鹤》中提及往事，颇为神往，感叹自己与翔鹤“心情上似同实异的差别”：陈翔鹤是魏晋风流，他却是为稻粱谋。
沈从文和张兆和结婚前，在北平置一新居。大家忙着添置家具，收拾房屋，比较忙乱。一天深夜，大家睡下后，有小偷进屋。张兆和的妹妹张充和察觉后，大声叫道：“沈二哥，起来，有贼！”沈从文也马上叫道：“大司务！有贼！”大司务（沈家佣人）也大声答话，一阵虚张声势。等到四门大开，贼早上树溜了。这时，大家才发现沈从文手中紧紧攥着的武器竟是一把牙刷。
沈从文为两个儿子取名龙朱、虎雏，都是他的小说的名字。张兆和晚年解释说，孩子生下来，沈一时想不出名字，就用了小说的名字为孩子们命名。
施蛰存回忆说，为了生存，沈从文有时也会写一些勉强凑合的小说。30年代初期，沈为他编的《现代》写过几篇小说，用《法苑珠林》（为唐代道世法师根据各种佛教经典编撰而成，具有佛教百科全书的性质）中的故事改写，就属此类。抗战期间在昆明时，他坦率地向沈讲了自己的看法，沈笑着说：“写这些小说，也流过不少鼻血呢！”
抗战爆发后，沈从文与杨振声、朱光潜、钱端升、梁宗岱等人一起逃离北平。为防不测，他们都编造了假身份：杨振声是卖花的，朱光潜是香港洋行的打字员，沈从文是洋行文书。出发时，朱光潜带了一把折扇，扇面有沈从文的题字和署名，钱端升忙说：“哎呀，什么时候，还带这个，你老兄不要带走，这可危险！”
在钟开莱的记忆里，沈从文小小的，很温和，没有任何架子，说话轻轻的，一口浓重的湘西口音，说到高兴之处，总是眼睛眯起来，声音轻得都快听不见了，嘴巴张开，半天合不拢。在昆明时，沈从文和钟开莱住得很近，他每天奋笔疾书，有时写累了，就敲门到钟的住处坐会儿，但从来不留下吃饭。一次，钟去找他聊天，敲了半天没人应门，再敲，沈将门打开一条缝，露出半张脸，面部表情极为紧张地说：“对不起得很，我忙，你改天再来。”
解放前，马逢华经常到沈从文家住的中老胡同作客，沈从文总是兴致勃勃地和他们聊天，谈话中，偶尔还会分神叮咛正要出门的两个儿子：“小龙，小虎，出门以前各人先要检查自己裤子的拉链！”
解放后填户口簿上的文化程度时，沈从文工工整整写上“小学”，派出所的人还以为沈是开玩笑。
沈从文的书法很潦草，钟开莱说有十分之一不认识。黄永玉记载，一次沈从文上朋友家去，见墙上挂着书法条幅，以为是明朝哪个书法家的手笔，便大加夸赞，弄得主人都不好意思提醒他，这正是沈自己的大作。
黄永玉回忆，一年，沈从文给朋友写了一幅字，上面密密麻麻的大字盖着小字，他还在字里行间画了一个箭头，指向其中的某两个字，告诉观者说：“此二字甚好。”
沈从文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独自一人住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历史博物馆宿舍）一间小屋里编写古代服饰，每天工作长达12小时。每晚，他必以写字消遣。写后，不论大张小幅，随手丢进书案旁一个又高又大的废纸篓里。每次荒芜去拜访他，离开时，总是从纸篓里拣出几幅带走。荒芜说，那些墨迹后来都被朋友当作宝贝给拿走了。
七十年代，萧离去拜访沈从文，中午时分，正赶上倾盆大雨，沈从文坚决留客吃饭，说他自己动手。时间不多，沈从文便将小饭桌上的图书推开，放上了几个盘碗，都是青花、粉彩等名贵瓷器。盘中既有面包牛奶，又有辣椒豆豉，等饭吃完，萧离还是没弄明白究竟吃的是中餐还是西餐，什么是主食，什么是副食。等沈从文想起炉子上还有半锅粥忘了待客时，窗前的小厨房冒起了一股黑烟，原来粥早已熬糊了。
林斤澜曾经采访过沈从文和张兆和，当时林谈起了沈从文的小说《灯》，结构层层似剥笋，剥出一个老兵的最后的梦，和一对年轻人新生的“罗曼史”。沈听罢高兴地说：那是备课示范。他又表示小说还有这种写法，那是写着好玩的。林斤澜转而问夫人张兆和，张回答：“啰里啰嗦。”意思是说沈的文章写得啰嗦。林再问，张还是回答：“啰里啰嗦。”
沈从文的助手王亚蓉回忆，晚年，考古学家夏鼐常来拜访沈从文，夏一口温州方言，沈则讲湘西话，二人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哈哈笑着，快乐无比。夏走后，王问沈：“你听懂夏先生说的什么吗？”沈回答：“听不懂。”
1980年，在姨妹夫傅汉思（美国人）、余英时、金介甫等人的努力下，年近80的沈从文赴美讲学。姨妹张充和回忆，沈从文开了头，便有些滔滔不绝，大有“大海不择细流，黄河泛滥”之势，这天的话题是古代服饰，坐在旁边的傅汉思忙提醒：“你现在讲的是文学。”沈这才把话题拉回来。
傅汉思充任沈从文的翻译，但沈一讲起来，便忘乎其形，江河直下，根本不留出翻译的时间，傅只能译其大意。在麻省理工大学演讲时，沈谦虚地说：“我那时写小说，不过是一个哨兵。”由于他的湘西口音，傅译成了：“我那时写小说，不过是一个烧饼。”还特地说明烧饼是什么，好在洋人们并不在意。
沈从文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说：“我后来考燕大二年制国文班学生，一问三不知，得个零分，连两元报名费也退还。3年后，燕大却想聘我做教师，我倒不便答应了。”
在美国时，沈从文常独自看电视，张充和怕他听英文有障碍，想帮他翻译，谁知沈反过来告诉她故事情节。张说：“因为他看尽人事，惯写小说，不必言语已知来龙去脉了。”
沈从文的记忆力惊人，但他却将全部的心力集中在工作上，生活中很是健忘。去世前几年，家里给他做了一件相当体面的大衣，张兆和与他约法三章，他当做笑话讲给客人听：“一不准穿着吃饭；二不准穿着睡觉；三不准……”这约法三章约定没两天，这第三条是什么，他怎么也背不上来了。
【纠葛】
1931年，萧乾采访沈从文，初次见面沈就请他下馆子，当他见到沈用毛笔在纸上写下所点菜名，字迹极其秀逸，就要求把纸留给他。沈从文说：“要它干吗？以后我会给你写信的，写很长的信。”之后，萧乾果然收到了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的很多长信。
萧乾是在沈从文的引导下走上了文学之路，沈从文帮他修改习作，和杨振声一起介绍他到《大公报》，萧乾失业的8个月中，也是沈从文和杨振声接济他，每月送给他50元。萧乾说：“沈从文是我的第一位文学师傅，对我的恩太重。”
沈从文对萧乾要求很严，让他写好一篇小说后反复润色，告诉他：“文字同颜料一样，本身是死的，会用它就会活。作画需要颜色且需要会调弄颜色。一个作家不注意文字，不懂得文字的魔力，有好思想也表达不出这种好思想。”
解放前后，沈从文一度崩溃，萧乾多次到沈家探望恩师，叙旧，安慰沈从文。但这对师徒却由此而走向不同的道路。此时的萧乾突然“转向”，向共产党和人民靠拢；而沈则选择了文物研究。沈从文对萧乾颇为不满，常在书信中对其加以评论。与沈家交往颇久的苏仲湘说，“岁月往还中”，沈对萧乾“出现了一些新的印象和感受。这种印象和感受，早在四五十年代就已发生，使沈开始有‘他始终是不大妥当一位’的感慨”。
萧乾回忆，“反右”中文联的一次批斗会上，沈从文发言说，萧乾在1929年就已经和美帝国主义勾结上了。萧乾对沈如是说很是生气，但一想到是沈对自己的恩情，又觉得沈是为了自保，便不再过多计较。
萧乾在《吾师沈从文》中回忆：“一九七三年二月，我由干校请假，回京治病，顺便为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而奔波。……每天骑车上下班，必然经过沈先生所住东堂子胡同口。交通之混乱，使我不断地为老人的安全担心，所以在为自己的住房问题奔波的同时，也频频为他呼吁。一九七五年的一天，在上班途中，遇见了张兆和。就把此事当面告诉了她。几天后，我在东堂子胡同东口遇见了沈老师本人。我下了车，跟他寒暄。没想到，他声色俱厉地对我说：‘我住房的问题，用不着你张罗。你知道吗，我还要申请入党呢。’说罢，掉头而去。”萧乾说：“我认为他的用意无非是奉劝我这个‘摘帽右派’少管他的闲事。”
沈从文去世前两周，李辉劝他和萧乾和解，问他：“要是他（萧乾）来看你，你赶不赶他走？”沈从文沉吟一会儿，说：“来看我，我赶他干什么？”李并没有和萧乾商量，但他知道萧乾一定乐意和老师和解，于是当即和沈约定，等他从四川参加完笔会，和萧乾一起来看沈。但等李辉开完会回到北京时，沈从文已经与世长辞。
沈从文去世两天后，萧乾写下悼文《没齿难忘》，发表在台湾《中国时报》上，流露出对教师的深刻缅怀和真挚感激。他说：“他是我的恩师之一，是最早（1930）把我引上文艺道路的人。……希望正直的批评家和学者对从文先生一生丰富的著作进行缜密的研究，并做出公道的评价。”
从“五四”时代一直到“左联”成立，胡也频、丁玲、沈从文三人关系很密切，在北京和上海，三人都同住在一起。丁玲、胡也频每每争吵，沈从文都居中劝解；在上海时，丁玲第一次领到稿费，便约沈和她一起到南京路上选购丝袜；他们还一起办《红黑》、《人间》杂志，以至于被小报讽刺为“三角恋爱”。胡也频被捕前，沈从文由武汉到上海看望他，见天寒地冻，胡只着单衣，便将自己的一件新虎绒长袍借给胡御寒。后胡也频被捕时，就穿着这件长袍。
胡也频被捕之后，为了不让丁玲的母亲担忧，沈从文以胡也频的名义给丁玲的母亲写信。沈又多次求助胡适、徐志摩，给南京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写信，希望通过他们保释胡；还特地到南京找陈立夫求助。为胡也频之事，沈从文频繁奔波于上海和南京之间达十余次。一次他拿着蔡元培的信去找当时的上海市长张群，但最终无功而返。胡也频遇难后，沈从文以“丈夫”名义，冒着生命危险，陪伴丁玲回到湖南，把胡也频与丁玲的孩子交给丁玲的母亲抚养。
1933年，丁玲失踪（很久之后才知道是被捕），沈从文多方呼吁、打听，撰文提醒各方关注此事。不久误传丁玲被害，悲愤之余，沈从文写下十一万字的《记丁玲》。得知丁玲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后，沈从文闻信，携新婚妻子张兆和，带著丁玲儿子的相片，探望丁玲，并相继写下《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等文章。同时，他与蔡元培、杨杏佛、胡愈之、叶圣陶、郁达夫等38位文化名人向南京政府联名致电，要求释放丁玲与潘汉年。从胡适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到沈从文多次求助胡适，请胡营救丁玲。
1946年，回到北京的沈从文隐约听到丁玲批评他“与人民脱节”，但他并不以为丁玲是针对他，因为丁在30年代便这样说过他。
1949年6月，在痛苦恐惧中挣扎的沈从文终于盼到了丁玲回京，他认为只有丁玲才能澄清他与共产党之间的“误会”。他带着12岁的儿子沈虎雏去拜访丁玲。沈虎雏回忆：
“爸爸攥着我的手，一路沉默。我明白他的激动和期待。……暖融融的房间（沈虎雏回忆此次会面是冬天，但据研究者考证，应在夏天）阳光充足，我看见爸爸绽开的笑脸，带着一点迟滞病容……
回来我一直在纳闷，这相隔十二年的老友重逢，一点不像我想的。只如同被一位相识首长客气地接见，难道爸爸妈妈那些美好的回忆，都是幼稚的错觉？那暖融融大房间里的冷漠气象，嵌在我记忆里永远无法抹去。”
沈从文在致友人的信中也流露出对丁玲的不满：“相熟三十年朋友，不仅将如陌生，甚至于且从疏离而成忌误。”但沈困难时，还是向丁玲借过钱。1952年，沈从文填写《博物馆工作人员交代社会关系表》时，将丁玲列为“个别友谊好的”朋友。
林斤澜回忆过一件小事：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期间的一个作家联谊会上，他同时见到了沈和丁。那时许多人都不与丁玲交谈，使她显得孤单落寞。只有老舍的几句问候使她显得格外兴奋。沈从文同以往一样坐在角落里不说话。但会后，在丁玲等公共汽车时，沈从文急急忙忙赶来，林不便太接近二人，所以不知道他们说什么，只见沈脸带笑容，关切地看着丁玲，热情地谈着什么。丁玲则始终板着面孔，眼睛不时望着别处，一扫同老舍说话时的兴奋劲儿，似乎不大愿意与沈从文交谈。后来，沈从文一个人离开车站，走回家去。
1980年，丁玲发表了《也频与革命》一文，文中声称自己四、五个月前终于看到了沈从文写的《记胡也频》、《记丁玲》两文，她写道：“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乱编……类似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甚至谩骂沈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
丁玲说：“我被捕后，有一年沈从文又到了常德。有两个文学青年，也是他的崇拜者去看他，并告诉他我母亲在常德，问他要不要去看望。他说没时间了，不去了。这两个青年很气愤，将情况如实告诉了我母亲，认为他太不够朋友了。等到后来我母亲将这一情况告诉我之后，我也很生气，这叫什么朋友？建国前夕，我回到了北京，雪峰同志告诉我，我被捕后，他曾找到沈从文，恳求他出面保我出狱，一切费用由党负担，但却遭到了沈从文的断然拒绝，他表示不能插手这件事了。这就说明，沈从文怕得要命。而他写什么《记丁玲》，好像和我友谊多么深厚，纯粹是伪君子。通过这两件事，我实在不愿再理他了。但是，我还是和陈明一起去看了他一趟。当时，他很害怕。我们告诉他：共产党不会杀你的，怕什么？”
吴泰昌回忆，丁玲的文章见报后，沈从文的学生、《诗刊》编辑部主任邵燕祥让吴去告诉沈，请沈写文章辩驳。吴转告邵的话后，沈表情严肃，带着几分压抑，张兆和激动地在一旁说：“没有什么好说，没有什么好写。”
1981年，丁玲在湖南文联演讲，说沈从文是反动作家，沈的学生王亚蓉很生气，要写文章反驳，沈说：“她那么大年龄了，又有病，随她去吧，她这些年也没少受罪。”直至辞世，沈从文都没有写文章为自己辩护。
王亚蓉回忆，范曾从中央美院毕业时，因为得罪了国画系主任叶浅予，毕业分配被发往边寨，他托人带信给沈从文，向沈求助。从不求人的沈为了范，找美院院长朱丹和叶浅予求情，未果，于是借总理周恩来指示服饰图录课题，将范曾调到身边，协助自己工作，范曾得以留在北京。
文革开始后，作为沈从文助手的范曾写大字报揭发沈。范说沈：“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沈看后说了八个字：“十分痛苦，巨大震动。”
沈从文在《表态之一——一张大字报》中写道：“范曾揭发我对群众最有煽动性……说是丁玲、萧乾、黄苗子等，是我家中经常座上客，来即奏爵士音乐，俨然是一个小型裴多菲俱乐部。事实上……我家……客人十分稀少，除了三两家亲戚，根本就少和人往来。来的次数最多的大致便是范曾夫妇，向我借书主要也只有你夫妇。……即便如此，我还是对范曾同志十分感谢，因为他教育了我，懂事一点，什么是‘损人利己’，可说似乎收获之一。”
大字报虽让沈从文对范曾不满，但直接导致二人失和的却是文革末期的一件事。1975年夏天，沈从文带着王亚蓉到历史博物馆，当时范曾正在画诸葛亮像，看见沈进来，他没有言声。沈从文告诉他，不要照课本上临摹，因为上面的纶巾不大对，让他研究一下纶巾的式样。不料，范却“背靠旧沙发，翘着二郎腿上下抖动着，夹着香烟的左手冲沈先生边点辍着边说”：“你不要在这指指点点，你那套行不通了！”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沈气得面红耳赤，手微微发抖。
黄能馥、陈娟娟夫妻的回忆略有不同，他们记得那是冬天，范曾画的是屈原像。沈从文在大雪中走了一个小时到黄家，气得眼睛红红的，一进门就讲了这件事情，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吃晚饭的时候，沈还说：“好心带他，不认人。”
沈从文在写给汪曾祺的信中，则说范曾当时画的是商鞅，带着一把亮亮的刀，别在腰间上殿议事。沈善意地告诉他：“不成，秦代不会有这种刀，更不会用这种装扮上朝议政事。”范曾“恼羞成怒”：“你过时了，早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
沈从文怒气难平，事后曾给范曾写过一封绝交信，历数范到博物馆及文革中的种种，但此信是否发出，不得而知。之后，沈又在给学生汪曾祺的信中提及此事，说范是现代的“中山狼”。
范曾晚年，忆及沈从文的知遇之恩，心存感激。他说，当年他写信托人带给沈，说自己希望到历史博物馆工作。沈收到信后，立即为他办理手续，偶遇阻遏，沈便表示，公家拿不出薪金，他愿本人给范发工资。沈与郭沫若有宿怨，但明知郭欣赏范，却并不因此而对范有任何埋怨。范曾晚年在自述中，说文革中给沈从文写大字报是出于无奈，每思及此，便觉内愧。
【情爱】
沈从文写道：“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是他在中国公学的学生，其父张吉友是苏州富商，拥有万顷良田，投资教育事业，与蔡元培等人交好，还因四个才貌双全的女儿而尽人皆知。其次女张允和与语言学家周有光喜结良缘，三女儿张兆和则与沈从文携手一生。
沈从文经徐志摩介绍，到中国公学任教，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那些目睹他第一次讲课出尽洋相的女学生中，有以后成为他夫人的张兆和。
当时，张兆和的身后有许多追求者，她把他们写来的情书编上号，保存起来。沈从文也开始加入追求张兆和的行列，他给张兆和写的信只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你？”张没有复信，沈从文接连递来第二封、第三封信，据张允和说，如果从邮局寄，都要超重一倍。但张兆和原封不动退回。沈从文并不气馁，又寄来第四封。自第四封信，张允和再未听说张兆和退回了。
沈从文总是情不自禁去张兆和的宿舍，他不善表达，常常站在房间中央，不知说什么好。他想向对张表达爱恋，但话出口却成了问张的情况，到后来，见张喜欢什么，他就谈什么。张兆和请他坐下，他不坐，也不走。
张兆和最初对沈并无好感。梁实秋回忆，沈一次急得想要跳楼，他本就有流鼻血的毛病，几次受挫后，面孔愈发苍白了，但他依旧不停地给张写情书。
校园内关于沈从文要自杀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同学便劝张兆和去找校长，说如果沈从文自杀了，她就要负责。张很紧张，忙带着沈的情书去找胡适：“沈老师给我写这些信可不好！”胡笑笑说：“有什么不好！我和你爸爸都是安徽同乡，是不是让我跟你爸爸谈谈你们的事。”张红着脸说：“不要讲！”胡随即很郑重地说：“我知道沈从文非常顽固地爱你！”张脱口而出：“我很顽固地不爱他！”
此后，张兆和一直躲避着沈从文。一次，张兆和去新月书店买书，一进书店大门，看见一个酷似沈从文的人，以为沈在店里，吓得掉头就跑。其实，此人只是身形长相酷似沈的新月书店会计肖克木。
1932年夏天，张兆和大学毕业回到了苏州老家。沈从文带着巴金建议他买的礼物——一大包西方文学名著（沈从文当时卖了一本书的版权才买了这些礼品）敲响了张家的大门。张兆和不在家，二姐张允和接待了沈。弄堂很窄，张允和对站在太阳底下发愣的沈从文说：“你进来吧，有太阳。”沈听说张兆和不在家，说了声“我走吧”，回头就走了。
张兆和回来后，张允和骂三妹明知沈从文要来，却假装去图书馆用功，她让妹妹大大方方地把老师请到家里来，张兆和终于鼓起勇气，到旅馆去请沈从文。她在旅馆见到沈后，红着脸背着二姐教给她的话：“我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沈很会讲故事，一下赢得了张兆和五个弟弟的心。
沈从文回到青岛后，给张兆和写信，请二姐张允和代他向张父提亲。他在信里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张兆和的父母立即答应了婚事，张允和去给沈从文发电报，拟的电报为：“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张兆和怕沈从文不明白，又去了邮局，拟的电文为：“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结果报务员不收，要求张兆和改成文言文，张兆和解释半天，报务员才收下了，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白话文电报。自此，沈从文才结束了长达四年的追求过程，开始与张兆和恋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