宕开一笔，略说石守信的儿子石保兴。
石守信受到惩戒，这是石氏家族不曾料到的。这么资深的开国元勋，会在第二代皇帝手上跌跟头，一家人没有思想准备。但石保兴不简单，他很像当初鲧的儿子禹。鲧被尧帝惩戒之后，是禹用自己的努力保住了家族的连续性。石保兴也在经由自己的努力，力图让石氏家族重振昔日荣耀。
石守信遭贬后三年，病殁，石保兴守父丧不久，被太宗起用。契丹侵扰边境时，他与诸将前往汴梁北大门澶州屯兵，为保卫京师谋划颇多。当时西北方向的夏人党项族首领李继迁多次犯边，且与契丹勾勾搭搭，石保兴奉命前往巡检。在一个叫黑水河的地方，石保兴率不满两千人的队伍进入谷地，夏人侦察得知，飘风一般聚集起数千骑兵，在谷底险要处忽然出现，然后渡河求战。面对数倍于己的夏人，石保兴当即分布精悍小分队，在河边，利用地形地物，隐蔽起来，等到夏人徒步涉水到一半时，伏兵箭弩齐发，而后发起冲锋。机动速度之快，令李继迁部来不及反应，溃逃中，被斩首百余级，追杀了数十里。
直到真宗时代，石保兴也是西北抗击侵略者的知名将领。在一次五路讨贼的战役中，石保兴曾选敢死队数百人，夜半衔枚，出其不意出现在入侵者面前，剪灭敌军，余众溃散，乃至于因此而有两个部族向大宋投降。
在一次战斗中，蛮族为方阵抗拒王师，石保兴麾众突入敌方阵中，但乘马被流矢射中仆倒，石保兴张弓搭箭，步行自卫，而后换一匹战马，在敌阵中继续指挥战斗。三天，用这种方法跟敌人搏杀四十二战，史称“贼遂引去”，敌寇料不能胜，带着残兵撤退了。
但石保兴知道太宗平北汉不颁赏自有弊端。他在战役之后，必要颁赏；有时，形势严峻时，甚至要战前颁赏。他在知威虏军（今属河北徐水县）时，夏人曾来抄略，事发突然，威虏边防军人数不多。石保兴当即决定，用官方仓库中贮存的财货数万缗分给将士。主管财务的官员认为这事不可以，即使一定要分官财，也要告知朝廷，批复后才可以动。这样讨论了几个回合，石保兴说：“城危如此，安暇中覆，事定，覆而不允，愿以家财偿之。”威虏军要塞已经如此危险了，哪里有时间去请示朝廷等待批复？不必。等击退敌人，再后报，如果朝廷不允许这样做，我愿意用家财来补偿官帑！
等到击退夏人，经由驿站将消息告知朝廷，宋真宗没有怪罪他。
石保兴算是将门之后，抗击夏人，恢复家族荣誉，有功。但他在执掌地方时，也有一劣迹，此公太爱用刑，而且用起刑来，定数不可变，但他会将定数延宕起来，慢慢拷问。譬如，打三十棍，按往日，噼里啪啦，一分钟搞定，他要行刑者一棍是一棍地夯，史称“移晷方毕”，要等日影过了一个刻度才算完事。就这样延长受刑人的恐怖和痛苦。
赵德昭自杀
话说因为高梁河之败，又因为老将石守信不遵守军中纪律，涿州时，还有个夜半惊扰，要拥立太祖之子赵德昭做天子，腿上又中了箭伤，总是隐隐作痛，种种事，让太宗气恼。所以平北汉的赏赐久久不愿意施行。此事攸关国体，更与文武大臣全体将士利益关联密切，弄得臣僚们都心怀不满。
赵德昭了解到这个情况，觉得不可不赏，就找了个机会劝谏皇叔，应该尽快颁赏，不然人心不稳，于大宋不利。
太宗正在烦躁，闻听皇侄一番话，倏然想起涿州那个夜晚，想起“金匮之盟”的规则：太祖传太宗，太宗传廷美，廷美传德昭，不禁越发烦躁起来。于是，脱口说出一句狠话：“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等你自己当了皇上，再赏也不算晚呢！
德昭闻言，大吃一惊。
这个年轻人也是饱读经史的人物，史上由君王“雄猜”引发的悲剧太多了。但他怕的不是这个，而是：如何自明？
不自明，认皇叔这个猜度，还是不认？
这个清白不洗刷，以后如何面对朝野？继续口无遮拦？从此俯首帖耳？似乎都不是太祖之子的风格。
太祖之子！对，我是太祖之子！
处于这个位置，必须洗刷清白！
当晚，德昭回到自己宫府，问左右：“你们带刀了吗？”
左右回应：“在王府值班，岂敢带刀！”
德昭想了想，慢慢走入府中茶酒阁，从里面把门关上，找到一把切水果的小刀子，割了脖子。
太宗闻讯，也大吃一惊！这是他不曾料到的结局，史称“惊悔”，又惊又悔，亲自跑到武功郡王府邸，抱着侄子痛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念叨：“痴儿，何至此邪！”傻儿子啊，哪里会到这地步啊！
关于德昭之死，还有另一种说法，说德昭爱吃肥猪肉，“因而遇疾不起”。吃了肥猪肉，遇到了什么疾病，会忽然死去？高血压？脑血管破裂？似难信。《续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德昭自杀，符合人物性格，也符合历史背景，可信，当采用此说。
德昭之死，直接影响了后来的赵廷美大案。这且按下不表，且说契丹获胜，也在商讨下一步战略。大宋与契丹已经成为敌国，战也得战，不战也得战了。
“高梁河之战”的败因
就军政效益看，太宗灭北汉，似一大战功；就战略程序看，实为一大败笔。此举违背了周世宗以来“先南后北”的总体规划。自从周世宗谋臣王朴提出这个“平边策”以来，“最后取河东”成为后周共识。王夫之《读通鉴论》认真分析后，认为这是五代以来，中原帝国一统天下最值得实施的路线图，他尤其赞同周世宗柴荣，第一取江淮，第二，不待巴蜀、江南平定，即刻取幽燕，最为妥当。河东北汉蕞尔小国，不足为帝国之患，暂时留着，如赵普所论，可以由这个小国独挡西北两面的草原之敌。而取幽燕，必当兵锋盛时大举而入，柴荣就是这么干的。幽燕下，天下几乎可以传檄而定。可惜的是柴荣遽然病逝，没有将这个路线图贯彻始终。而赵家兄弟太祖太宗，都没有深刻领会王朴和柴荣的这个深谋远虑，居然在幽燕未下之时，先下河东。
明人陈邦瞻在《宋史纪事本末》中论及太宗赵炅此事，就持这个意见。
王夫之的评论更进一层。他认为“高梁河之战”，失败原因在于用人不当。但更大的悲剧在于，太宗也没有更优秀的人才可以选择，只好选用“醇谨自持之曹彬”“朒缩不前之潘美”，而已。但即使这样的将军，太宗也并不完全信任，所谓“其于人也不欲任”。比这个还要悲催的是，曹彬、潘美也知道太祖太宗以来，至为警惕的就是“权反在下”的藩镇，也害怕忽然被麾下“阴谋拥戴”，于是“曹彬之谦谨而不居功，以避权也；潘美之陷杨业而不肯救，以避功也。将避权而与士卒不亲；将避功而败可无咎，胜乃自危；贸士卒之死以自全，而无有不败者矣”。曹彬之所以能谦恭谨慎，从不居功自傲，是为了躲避权力过大，遭遇太宗疑忌；潘美之所以在杨业被围，而不设法营救，是为了躲避战功过高，遭遇太宗猜度。这样，将军躲避权力而与士卒没有亲和力，躲避战功即使战败也可以不受责备，胜利了反而处境危险。出卖将士的生命而自我保全，这种思维下，没有不打败仗的了。
王夫之意见，其深刻性在于，他指出了大宋君臣都明白的一个道理。
唐末五代以来，各藩镇“喜则连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是一个规律性存在；而这种局面是导致中原帝国衰微乃至于亡国的第一因。
君主以最高智慧在防备“阴谋拥戴”，将帅以最高智慧在躲避“阴谋拥戴”。假如曹彬在太祖太宗两朝破西蜀、收江南、平北汉之后，挟大宋第一名将余威，再取燕蓟，那种武功，天下已经无人能及。如是，假如遇到试图做一番泼天事业的将士，真的动起来，国家最高权力，就会遇到又一次“再分配”。即使曹彬如周太祖郭威、宋太祖赵匡胤一样，并不曾想过“篡逆”，但黄袍骤然加身之际，那就是又一个继“澶州兵变”“陈桥兵变”之后的“幽州兵变”。这是太宗赵炅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名将曹彬不愿意看到的。于是，君臣有了默契：将不争功，虽败不罚；将若争功，虽胜而凶。二百年来，士卒骄悍，将帅无奈；将帅骄悍，君主无奈。“权反在下”的“阴谋拥戴”，话剧一般一出又一出在中原大地上演，这种藩镇割据而后上位的梦魇，俘虏了大宋太宗以后的君臣，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于是“收兵权”成为大宋三百年不变的基本国策。太祖时代，“收兵权”是为了“制藩镇”；太宗之后，“收兵权”渐演成一味“收兵权”。“弱宋”之因，在此。
当然，必须公正说，尽管如此，大宋三百年再无藩镇割据之害！与五十几年可以五次改朝换代，给民生带来的苦难比，大宋的“收兵权”（以及将帅们主动自我抑制权力膨胀），不是“最优”军政选择，但却是“次优”军政选择。
陈邦瞻意见也自有道理，但他认为太宗赵炅“一败而没世不振”，却不是真判断。“高梁河之战”后，紧跟在后，就有一个“满城之战”，大宋反败为胜，战果辉煌。
平戎万全阵图
说话间到了九月。河北大地已经见出秋天的凉意。但这也正是秋高马肥的时候，特别有利于契丹作战——他们的战马可以轻松地解决饲料问题。
确如太宗与诸将所料，契丹有了动静。
契丹幽州留守燕王韩匡嗣回到幽州，代替韩德让，并开始南伐，战役动员口号就是：“以报围燕之役”，以此来报复宋朝包围燕京也即幽州的战役。契丹的阵容是：韩匡嗣为统帅，耶律沙、耶律休哥为副统帅。
契丹兵到达徐河（今河北徐水南）时，遭遇了宋师。
宋镇州（今河北正定）都钤辖，也即朝廷委派的军事统领，云州观察使，也即军政统领（但这是个虚衔，是日后升迁的一个阶梯官衔，并不到云州去履职）刘廷翰将军，率领麾下在徐河与契丹遥相对阵。大将崔彦进将士衔枚，静静地、偷偷地绕出徐河之阵，在敌方身后一个叫黑芦堤北的地方，沿长城口，布好军阵，战略意图是伺机从敌方背后发起攻击，并阻断其退路。李汉琼及崔翰等人也领兵相继而至，在徐河不远一个叫满城（今属河北保定）的地方，崔翰也已经到达。故此一战役史称“满城之战”。
当初用了八天时间打造八百座炮具的赵延进将军，在崔翰麾下。他登高遥望，只见韩匡嗣大军东西绵延，两边望不到尽头，一总三个巨大的方阵，那应该是倾巢而来的幽州兵，又加上了耶律沙当初增援北汉、耶律休哥增援幽州的两部援军。算下来，这一支混合大军，都是“高梁河之战”的胜利者，骑兵为主，看上去兵锋甚锐，气势正盛，随时可能驰突而来发起攻击。
这时候，总司令崔翰正在按照太宗给出的“平戎万全阵图”指画布阵。
“平戎万全阵”乃是太宗的军事创意。他所以将这个阵命名为“平戎万全”，应能体会得出他的自信。也可能在此前、此后，诸将曾经使用过这个阵法，宋代编撰的《武经总要》评价说：“太宗因为河朔（华北北部）地区，远近都是平原，草原胡人跟我打仗时，仗恃着骑兵，常搞奔驰冲荡战术。所以总结各家阵法，增广其形式，用来挫抑敌方骑兵驰骋奔突的锐气，明了我方大军坚定持重的威风。按照战场实际，使用起来，可以知道此阵‘神谋’。”
“平戎万全阵”全阵有前锋、有殿后，主力是中军。中军分为三个超级方阵，每一方阵方5里，周20里。三阵之间有一里地左右空当。这样，排列在敌方面前的大阵锋面可以达到17里地。方阵内部还有规定：每500步设战车一乘，皆列于阵之四面。车中贮存糗粮和各种军用物资。我猜想这个战车，实质上就是运输车。但除了运输、军库这些功用之外，必要时还能充当掩体用来防御，甚至可以运动起来冲撞敌阵。如此，每一阵分为1440“地分”（即阵中阵，小区块），有战车1440辆，每一战车又配备“地分兵”22人；加上每一阵另配“无地分兵”5000人，三大方阵共配备战车4320乘，士卒11万余人。各方阵更配备弓箭、步弩、床子弩等远距离射杀武器，也有阵前的防御设备拒马（木制，原木一端削尖，几支交叉搭成可移动的架子），阵中士卒或持盾牌，或持刀剑，或持长枪，全部一级战备，所有兵器“皆持满外向”，都做好向外放射或砍刺准备。阵中央有瞭望车多辆，观察敌方变化。整个大阵之外，还有左翼、右翼，各一万骑兵，列阵也有章法：各两列，前列125队，每队50骑；后列也是125队，但每队30骑。左右翼还有探马40骑，往来报告敌情。“平戎万全阵”总兵力14万人，计有前锋一、殿后一、中军阵三、左翼列二、右翼列二，总“九围”。每一个方阵由一员大将统领。
看得出这个大阵，以中军步兵为主。大宋马匹不多，因此战役思路往往就是“步兵打骑兵”，千变万化，大都围绕这个主题创意、策划。
假如从空中俯瞰，会发现“平戎万全阵”的步兵、骑兵、运输兵、瞭望楼等，在静止状态下，呈现出一种人类事务的认真与壮观，而大宋的焦虑也在这个大阵将士凝重的神色中袒露无遗。大宋要“平戎”，但试图能“万全”。这种紧张，终大宋三百年没有变。
但这个“平戎阵”不是“万全阵”。其最大的弱点有三：设阵繁难，耗时太久，易失战机；地形复杂，临时变通，难于划一；战车笨重，周旋呆板，进退不灵。主帅指挥起来，虽然有探马、有望楼，各方阵也可以便宜行事，但很容易信息传达不畅。战场形势往往瞬息万变，布阵带兵最需要的是“如水随形”，这方面大宋帝国做得最好的是岳飞。而“如水随形”也恰恰是契丹一贯的战法。太宗此阵机动性不强，面对异常动作，很容易应对失措。
不过，也愿意多说一句：此阵也并非全不可用。
当初太宗创意，主要原因是鉴于大宋马匹奇缺，与草原骑兵对阵，必须选择“以步兵打骑兵”的总体战略。此外，大宋与契丹的战役，多在河北平原展开，没有更有效的地形地物可以依托，在开阔地，防止敌方骑兵冲荡，战车的“车阵”还真就具有临时防御功能，略相当于“拒马”，又近似于“连城”，几千辆辎重车列为方阵，阻遏骑兵，应该有效，更利于安定将士恐惧心理，在结阵中互相依托。敌人来犯，不进入车阵，就可以弓弩、长枪伺候；进入车阵，马匹驰骋不开，将士们可以将战车当作利于格斗的地形地物，砍伤敌人马匹。“平戎万全阵”就是这个战略思考下的产物。那种动辄说太宗以此来控制将帅、束缚武官手脚，免得他们拉杆子造反的意见，依然是很少思想含金量的“阴谋论”思维。只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即可：如果武将们要造反，是一纸《平戎万全阵图》能够控制住的吗？所以，这个阵图，与太宗控驭武夫无关，甚至与抑制藩镇无关，它就是一种纯粹军事方向的技术战略。评价“平戎万全阵”，不必附会更多不存在的“意义”，诛心的“阴谋论”尤不可取。
道理如是，但需灵活处理。
赵延进与李继隆
大将崔翰，对太宗无比忠诚。他手持阵图，正在契丹出现之际，匆忙布阵。他似乎不想有一点变通，整个阵势，“九围”人数，都要按照阵图安排。
宋师来自关南诸州，在徐水、满城之间，星罗棋布。崔翰要求各军按照“平戎万全阵”要求，变换功能，在十几里地的锋面上，或做“左翼”第一列，或做“左翼”第二列；某某部又要迅速列为第一方阵，将辎重车转换为战车，列于方阵之外缘，弓弩手数量要足够，有多余，要调到第二方阵；某某部要迅速成为“前锋”，准备伺机冲锋，或阻挡住契丹第一波冲荡，等等。
赵延进将军发现不对头。
兵法，战胜之道有五，其中之一是：“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带兵打仗的将军有本领，国君不去干预，这样的部队能胜利。考太祖一朝，一般不干预前方将军如何打仗。
太宗此举，等于“以不变应万变”，这在战事中实在是一大忌讳——敌阵、统领、气势、地形、装备、气候……都在变，应对岂可不变？
赵延进发现，如果按这个图布阵，则在宽大正面形成了很多空隙，宋师本来就由各州而来，分布在各个营栅，现在勉强调度，结果还是一个空当多多的零散阵营。更重要的是，赵延进还发现，布防的将士因为不够密集，一个个阵中阵，相去很远，人人就有了疑惧之心，斗志有了问题。如果契丹横线变纵线，忽然奔袭，直插“平戎阵”空当，从内部搅乱大阵，士气将有可能瞬间崩溃。赵将军越想越可怕。宋师危矣，我岂可坐视！
于是，赵延进驰马来见崔翰，劝谏道：
“主上委吾等边事，盖期于克敌耳。今敌骑若此，而我师星布，其势悬绝，彼若乘我，将何以济！不如合而击之，可以决胜。违令而获利，不犹愈于辱国乎？”主上委托我等戍守边防大事，主要是期待我们能克敌制胜。现在敌人骑兵已经来到，但我们还这样按照主上的阵图去星星散散地布防，这个势力太悬绝啦！契丹一旦看清我们散线布阵，乘虚而来，我们怎么办？现在，当务之急，不如诸州之军合为一处，集中兵力主动出击，可以决胜。就算你违背军令没有布阵，那不也比丧师辱国要好吗？
崔翰有一问：
“万一不捷，则若之何？”不按阵法打仗，万一不能胜利，最后失败，那时候怎么办？如何解释？
赵延进慷慨道：
“倘有丧败，延进独当其责！”如果万一有丧败，我赵延进可以独自承担责任，与你崔翰无关。
但崔翰还是担心“擅改诏旨”，会让太宗怀疑他的用心。
这时，镇州监军、六宅使，河北镇州守卫的监军、王府内侍管家李继隆将军也在旁边，他赞同赵延进意见，直言道：“兵贵适变，安可预定！违诏之罪，继隆请独当之！”兵如水，贵在适应变化，哪里可以预先规定！必须合一处，集中优势，冲击敌阵。如果有违诏之罪名，我李继隆可以独自当之！
诸州之兵合为一处，集中优势力量“刺”入敌阵，是这个战役中，李继隆与赵延进的共同感觉。事实上也是总司令崔翰的战场感觉，他内心也不满意太宗的“阵图”，有了二位大将托底，他这才决定随机应变。一旦意念变更，崔翰的天才就表现出来了。他将各路大军改为两个大阵，一前一后。第一阵取突击式，弓弩手与骑兵全额配备。第二阵取追击势，轻装，待第一阵进攻后，第二阵伺机跟进，增援前阵，扫掠敌阵。两阵全取攻势，不再取“平戎阵”规定的守势。
刘廷翰、李汉琼在前，诸将在后。
崔翰似乎隐隐感到还有一股生力军，现在没有任何消息，那就是崔彦进。根据对部下的理解，他相信崔彦进一定会在适当时机出现。
如此安排，宋师士气大增。
满城大捷
为了稳住契丹，崔翰又派出人去与韩匡嗣接触，大意说契丹太猛了，居然打败了我们皇上，简直不可战胜！我们这些先锋兵准备投降，请准备接纳。这么简单的诈降计，韩匡嗣居然相信，认为宋师是真的怂了，借大战之际设法投降，太正确啦！于是，契丹防备有了松懈，不再认为宋师是对手，而后从一级战备降到二级三级战备。这样延宕开来，半天的时间过去了，契丹在宋师积极备战之际，却疲疲沓沓地松懈下来。
但耶律休哥知道后，对韩匡嗣说：“彼众整而锐，必不肯屈。此诱我耳，宜严兵以待！”你观察一下看：宋师大军很整齐，也有锐气，他们一定不肯屈服于我们。这是诈降，是诱惑我们放松警惕。我们应该严阵以待！
史称“匡嗣不听”。
“匡嗣不听”，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
宋师集中兵力后，在崔翰调度下，主动出击。第一阵以骑兵为主，在一片鼓噪声中，韩匡嗣看到的是“尘起涨天”，烟尘飞起直冲云霄。仓促中，韩匡嗣再试图升级战备警讯，已经来不及了。宋师雄赳赳地跨过了一片开阔地带，而契丹试图急急忙忙地“布阵”，但又没有时间，韩匡嗣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主帅动摇之间，将士已被夺气。宋师带着为高梁河之役“雪耻”的必胜之志，与契丹兵短兵相接。胶着中，宋师第二阵如巨浪一般扑来。
契丹人人心惊胆寒。
于是开始了局部溃败。战场形势就是这样，一处溃，处处溃。韩匡嗣终于发现大势已去，于是开始逃跑。他一路仓皇，正奔跑间，忽听一声炮响，原来是宋师崔彦进伏兵在此等候多时。
韩匡嗣大惊，从北折西，翻越太行，直接往西山（此地在太原西北）而去。不料秋季多雨，山路泥滑，契丹士卒掉落太行山坑谷之中甚多。
宋师从满城一直追击到遂城（两地俱属于今天河北保定辖境），斩敌首万余级，获战马千余匹，生擒契丹将领三人，俘获老幼不杀者三万户，至于兵甲军帐器械，那就不计其数了。
韩匡嗣麾下一部跑回幽州，一部散众跑往易州。
耶律休哥则“整兵而战”，调度有法，极力应对，与宋师且战且退，在没有遭遇损失的情况下，紧张又从容地撤出战场，史称“徐引还”。
契丹的大同军（即云州，今山西大同市）节度使耶律善补，在满城之战中为契丹右翼，远在几百里外，遥远地牵制宋师。但他所率领的西路军在南下途中，被大宋戍守代州（今山西代县）的将军折彦赟一战击败。
耶律善补收缩兵力后，试图重整旗鼓，再次奔袭晋北地区，如果可能则翻越太行东进，直接支援韩匡嗣部。但他听到主力已经败于满城后，也只好北归。一路上还别出心裁，在雁门各地建造营垒，军事要塞，留兵驻守。
折彦赟闻讯，与代州的都监、巡检等边帅，即起追击。击溃大同军，缴获鞍马器仗甚众，耶律善补修建的据点也都为大宋所有。
折彦赟名气不大，一生事迹以这一场隶属“满城之战”的“代州阻击战”最为有名。古来名将，往往一战成名。
“满城之战”，宋师大胜。其胜利成果超过了“高梁河之战”中契丹的胜利成果。说宋师一战“雪耻”不为过。
宋师捷报传到京师，太宗没有追究将士不按图作战之责。
崔翰“马革裹尸”
“满城之战”，对恢复大宋战胜契丹的信心，遏制契丹的侵略野心，至关重要。此役，崔翰、赵延进、李继隆、崔彦进居功甚伟。
崔翰试图“忠实履行”太宗指画时，赵延进等提出反对意见。军政生涯中，“进言”之重，不得小觑。如同日常生涯、企业生涯，以及各类机构生涯一样，凡属社会学意义上的“组织系统”，在制度之外，重视“进言”者，胜算较多；轻鄙“进言”者，胜算较少。就这个意义上说，崔翰不简单。他最终接纳了改变“平戎万全阵”的意见。作为统帅，他负责决策，应居头功。
崔翰，少年时期就“有大志”，而且是个难得的帅哥，史称“风姿伟秀”，有一种伟岸而又秀美的风姿。他曾从周世宗征淮南，在平定寿春、收复关南战役中，都有战功。那时太祖赵匡胤也在周世宗麾下，一见崔翰就心生喜欢，认为此人不俗，因此转隶太祖帐下，在帮助太祖拣选、训练骁勇士卒方面，有功。太宗时，曾在京师西郊代替名将杨信指挥演练禁军，将卒听令，带出来一支近代罕见的能战之旅。平北汉时，他曾率先攻城，流矢射中他的脸颊，他居然神色不变，继续督战。太原平定后，北汉主刘继元投降，太宗令崔翰前往抚慰。当时占领军已经有人开始“俘略”财货，在崔翰督查之下，没有人敢挟带抢夺货物出城。但秦王赵廷美部下数十骑，想要冒着违禁风险，将“俘略”之物带出城去。崔翰发现后，果断制止，并呵斥了这几十个王府亲兵。太宗拟“乘胜取燕蓟”时，他人贪赏、畏难，不愿意走这一遭，崔翰又以一种无畏的勇气支持了北伐。
崔翰功勋不比曹彬，但二人都有不嗜杀的品格。“高梁河之战”后，宋师溃败，他率卫兵千人奉命阻止，可杀逃兵，但他不杀，单骑而往，晓谕诸位将士军中纪律，也安定了众人，没有杀一个人。若干年后，他又出任感德军（今属陕西铜川）节度使，此地，正当盗贼猖獗。他设法诱导盗贼的首领，用人生祸福来警戒他们，于是“群盗感悟，散归农亩”，史称“境内肃然”，辖境之内治安很好，没有了盗贼踪影。
崔翰似乎天生就是职业军人。直到他六十三岁那年，他还专门给太宗上疏说：“臣既以身许国，不愿死于家，得以马革裹尸足矣。”太宗为他的豪言而感动，于是继续让他在边境镇守。但一个多月之后，崔翰死在任上，实现了“马革裹尸”的壮志。
他一生骁勇多谋，立功很多，但又一生轻财好施，视钱财如粪土，史称“死之日家无余赀”，去世那天，家中没有多余的财货。这是大宋太宗朝值得表彰的一位将军。“满城之战”应有他的纪念碑。
赵延进“一言兴邦”
赵延进则在“满城之战”的关键时刻，以社稷为重，而不是以帝王为重，当机立断，率先提出反对意见，为大战之胜利，立下不朽功绩。他的“进言”，符合儒学所谓“一言兴邦”之大义。有赵延进一言，“满城之战”得以不败而胜；大宋得以一雪“高梁河”之羞；更为后来的契丹不至于小觑大宋，从而推演为“澶渊之盟”，铺设了可能性。
赵延进也是一个颇有“异禀”的人物。他从小就爱读书，少时，曾跟着军人抢掠民家，一般人都抢财货，他独独抢人家的藏书，以至于同辈都嘲笑他。他不以为然。后来也曾跟着父亲从军，为军中的先锋时，只有十八岁。父子同阵，为人所称道。周世宗时，曾想任命他为禁军大校，赵延进竟对世宗柴荣说自己愿意读书，不愿意做武官。但周世宗还是任命他做了武官。与崔翰相仿佛，赵延进也是一位美男子，史称“延进姿状秀整”，姿态秀美严整。他一生涉猎经史，偶尔写点诗歌，因此也被士大夫所称许。赵延进的妻子就是淑德皇后的妹妹。淑德皇后乃是宋太宗的原配妻子。
李继隆乃是大宋名将之一。南宋理宗时，效法大唐“凌烟阁”（凌烟阁则效法西汉麒麟阁、东汉云台阁），作“昭勋阁”，图画大宋二十四功臣，其中只有六位武职，分别为曹彬、潘美、李继隆、曹玮、张浚、韩世忠（没有岳飞，是一缺憾）。这也意味着大宋六大名将，其中就有李继隆。他曾经两次战败契丹名将耶律休哥，也曾两次违背宋太宗旨意。
李继隆，原来是太祖佐命功臣李处耘的长子，此人善骑射，晓音律，好读《春秋左氏传》，以礼待儒士，史称“多智谋”。他直到真宗时代还立有战功。关于他的事迹，容后续表。且说这一次“满城之战”，他继赵延进之后，急切要求崔翰更改原计划，要求他按照战场形势重新排兵布阵，并与赵延进一起，承担了以后可能的“违旨”责任。他是最后促使崔翰下决心的高级将领。
也要说一句：赵延进的太太是赵炅太太的妹妹，李继隆的妹妹则是赵炅后来的太太。二人都是皇亲，敢于临时变更太宗赵炅的《平戎万全阵图》，这一层关系也是值得考量的因素。
崔彦进则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他的战功从五代末就已经赫赫有名。但此人“好聚财货”，善于聚敛财货，当有贪渎嫌疑，史称“所至无善政”，所到的地方没有好的治理名声。他死后，诸子争家财，被有司提来审判。太宗知道后，亲自召见当事人一行，并为他们提出解决方案。太宗对左右说：“一个家务案件，是很小的事，我没有理由来亲自过问此事。但实在是因为崔彦进曾经出任节度使，有战功，我不想让他的儿子们辱没了父亲的一世英名。”在崔彦进一生中，“满城之战”是他最为辉煌的战事。当时他奉太宗令，在关南屯兵。当韩匡嗣率幽州兵南下满城时，他主动绕到侵略者背后，遥远地配合了崔翰。当时崔翰大胜，他正好阻拦败敌；如果万一不幸，崔翰失败，他则是最后挽救战局的生力军。战役配合中，这种默契、智慧、勇气和决断力，至为重要。此役，崔彦进干得漂亮。
“满城之战”后，契丹主耶律贤大怒，以五大罪状数落韩匡嗣：第一你违背众人意志，深入宋军阵地；第二你行军队伍不整齐，失了契丹威风；第三你兵败后不组织反击，只顾抱头鼠窜；第四战时你没有做好侦察，失去了重要时机；第五你逃跑时居然捐弃了我契丹的军旗战鼓！说着就要行使杀伐令。被萧皇后救下。但从此剥夺了这个笨伯的军事指挥权，他的南面权力全部交给了契丹的“战神”耶律休哥。这样一来，大宋更要开始面对一个出色的敌人。
耶律休哥，经由一番整顿后，开始了谨慎用兵。
太平兴国，不太平。
陆雍熙北伐
太宗腿上的箭伤虽然没有完全痊愈，还经常性地隐隐作痛，但疮疤已好。大宋的帝国精神更时时在催动太宗及时立功，而不是及时行乐。所以他在经历多次战阵，身负重伤之后，仍然不忘“恢复”汉唐旧疆。
“杨无敌”雁门大捷
“满城之战”后，大宋与契丹又有多次局部战争，都以大宋胜利而结束。
太宗在河北和关南地区，安排转运使，负责筹划兵马粮草，开始更积极地准备打仗。整个北部防线都知道与契丹殊死搏斗的年头来临了，边帅们都有了“积极防御”的意识。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底，边境开始不断有捷报传来。
岚州（今属山西吕梁）言：在三交口（在晋北）破契丹千余众。
忻州（今属山西）言：在本州破契丹数千众，斩首四十五级，获鞍马、铠甲；并生擒六十人，献往朝廷。
这两地都在晋北“杨老令公”杨业驻泊之地，战役指挥应与杨业有关。
关南也有一场大战，捷报说：破契丹数万众，斩首万余级，获骆驼五十三头。太宗下诏，将骆驼分给有功军校。
更鼓舞人心的是，平定北汉之后，大宋在河东一带得到了42000多匹优良战马。大宋曾在中原南方圈养马匹，但品种不佳，不适合战阵使用。这一次得到的战马都是汾晋燕蓟之种，高大、耐寒、善于奔跑。太宗很高兴，特意在京师景阳门外设“天驷监”，门左门右各有两座马厩，分别以禁军校官左右飞龙使为左、右天厩使，闲厩使为崇仪使。后来战马繁殖越来越多，又将战马分到附近诸州牧养，这是后话。
长期以来，购买马匹，是大宋不小的财政支出。当初太宗曾委派中使赵守伦主持此事，有政策性优惠，高价收购优良战马，在京师和诸州经营多年，到了太平兴国四年（979）时，国家已经得到173000多匹良马，合太原良马总计21万余匹。大宋赖此组织起战力不俗的精甲骑兵。
“满城之战”后，“蛮夷”也有了“畏服”。西南夷有乱事，已平定；占城国（今越南中南部）遣使来贡方物；拓拔（西北族群）首领派所部酋长等人来朝贡。大宋威风在。
天平兴国五年（980）三月，归降大宋的“杨老令公”杨业在雁北又打了一个出色的歼灭战。
太宗赵炅得到杨业之后，知道他“老于边事”，对北边边防大事很在行，就任命他做了一员边将，在三交口都部署潘美麾下，主持晋北地区防御契丹的工作。杨业从太原往忻州去的时候，太宗还给了他一份“密封囊装”，包裹甚为严密的行李，里面都是丰厚的赏赐。杨业很早就倾心大朝，又有太宗厚待，知恩图报；更对契丹侵占幽云十六州耿耿于怀，于是，尽心于国防。
“满城之战”后，第二年初，时当太平兴国五年三月，公元980年，契丹制定了新的南侵战略：在山西北部组织西路军、河北北部组织东路军，分头南下。西路军十万先行，杨业首当其冲。
杨业据守雁门关。契丹大兵已经到达雁门北关。杨业的确“老于边事”，他熟悉此地地形。雁门关高耸于山上，俯临关北，易守难攻。杨业留下将帅主力守卫雄关，自己带领数千精骑，从雁门关西口，也即代县西北的西陉口，远远地迂回到契丹背后。
几天之内，完成部署。杨业奉行的战术是：发现即意味着打击。当契丹发现宋师时，宋师的打击已经开始。
契丹慌乱中，指挥十万大军准备调整战术，但雁门关北门已经打开，守军呼啸而出。没有什么军队经得起南北夹击。“雁门之战”，杨业斩杀契丹驸马侍中也即契丹主的女婿宰相萧多啰，擒获契丹都指挥使也即总司令李重诲。辽师大败而归。
杨业一战成名，从此以后，“杨无敌”大名响彻汾晋燕蓟，契丹人人知道有此一人，对杨业颇有敬畏，边军望见杨业的军旗就要退走，不敢轻易接战。
太宗闻讯甚为高兴。
“明法科”
契丹西路军失败后，又于半年后组织东路军围攻瓦桥关，试图“收复”当初被周世宗收复的关南之地。在契丹看来，石敬瑭既然已经割让了幽云十六州，关南三州也在内，那就应该是契丹的固有领土。而大宋则认定，不仅关南是汉唐旧疆，燕蓟也是，山后诸州也是，志在必得。
这一仗打得艰难。
打仗之前，大宋还在推进文明建设。
第一就是礼制建设。鉴于五代乱世，礼崩乐坏之惯性局面，鉴于太祖曾经使用过“江湖手段”收兵权，以至于朝纲不整，太宗下诏：以后凡是遇到朝会，都要以恭谨虔诚之心对待；都要严肃礼敬进出宫门，雍容端正两班就列；如果不能端谨，喧哗失礼，有关部门应该提起弹劾。
随后，还有科举制度的改进。原来有个“明法科”，但举子们选考这个科目的不多，因为诸书中，关于法律经典，缺少传承，世代承习者不多，于是，废除了这个科目，改在其他科目中兼考“明法”。又因为原来有个“通《三经》”的科目，但“三经”卷帙不轻，估计举子们难于全部精通，于是分为三科；但诸科之中，仍然需要补考法令。进士、举子，到了应试日，要由主考官引用历史上的法律疏证文字（譬如《唐律疏议》的解释文字、《宋刑统》的解释文字等），考问法令律条的大义。此举意在争取录用更多明德、明法的考生。将来这些学生都要到地方任职，而地方官，除了收取赋税之外，就是处理法律纠纷，地方官需要懂法。大宋是从干部考核即开始推进法制建设，用意深，程序正，效果佳。
大宋还在司法实务上做了部分改进，起用了一批懂法的官员。
太祖时曾有一项法令：禁止民间倒卖假茶。当时规定：倒卖一斤假茶，打一百棍；二十斤以上正法。当时茶叶已经成为中原地区的日常消费品，但不法商贾往往造假牟利。太宗在战前重申了太祖时的法令，但补充一条：“滥，论罪。”如果滥用这条律法，用法不当，也是犯罪，要追究刑事责任。
史馆还纂修完成《太祖实录》五十卷。
耶律休哥斩杀宋将张师
契丹方面，则命令祭司祈祷天神、地神和兵神。
起兵之前几天，契丹主耶律贤还率文武祭祀了军旗、军鼓。
随后，耶律贤亲自赶到幽州，车驾驻扎在城内，指挥督阵。
几天之后，耶律贤又继续南行，到达固安，亲自指挥攻城。于是，“瓦桥关之战”开始了。
大战之前，两相比较，大宋更从容一些，也更自信一些，但准备得也确实疏略了一些。太宗并没有宣布“战时条令”，国内一切按部就班，也没有安排瓦桥关的纵深防御。只是当他得知耶律贤到达固安后，才有了北上御驾亲征的意见，太宗下诏道：“自京师至雄州，发民除道修顿。”从汴梁到雄州，征发民工修整大道，以利于车驾和大军顺利通行。
太宗这边准备北上时，战役已经打响。
为了解决宋师的被动局面，大宋镇州、定州、关南等地的边防军，在一个新月初生的夜晚，主动出击，派出了一股精干部队，袭击契丹大营。战略意图是：敌众我寡，乘敌人不备，先行骚扰，灭了敌人锐气，以待后战。
但契丹节度使萧干、大将耶律赫德早有防备，宋师夜袭不成，退还本营。
一个更糟糕的消息是：刚刚就任契丹北院大王的耶律休哥也来到了瓦桥关，驻扎在关口的东边。萧干等率领的契丹兵在瓦桥关的北面、西面。瓦桥关事实上已经被围。宋师守将张师见状不妙，于是开始突围。他率领兵勇，已经进入契丹阵中了，但在耶律贤亲自督导下，契丹大阵不乱。耶律休哥更跃马入阵，直接来战张师。张师不敌，被耶律休哥杀死。张师部下害怕，只好退回城中。
几天之后，大宋关南边防军在易水南岸列阵，与契丹夹河而望。但宋师并不准备马上发起攻击，正在持重守卫，一方面声援瓦桥关守军，一方面等待京师援军——太宗已经走在路上了。
耶律休哥知道必须首先发起攻击。他陈说了急击的重要性，契丹主认为有理，支持他的意见。耶律休哥坐骑为一匹金黄色的战马，契丹主耶律贤担心被宋师识别出来，箭弩定点集中发射，主帅危险，于是让他换上黑甲白马。
耶律休哥开始率领草原最精锐的骑兵渡河进击。
宋师没有挡住他的攻势，大败。
耶律休哥乘势一直追击到百里之外的莫州（今属河北任丘），俘获宋师将军数名，斩杀甚众。
凯旋后，契丹主赐给耶律休哥御马、金盏，赞美他说：“爱卿勇猛超过了你的名气。如果我大辽人人都像爱卿这样，还有什么忧虑不能攻克南朝？”
但关南边防军也不是吃素的，在大将崔彦进率领下，成功地举行了一场反击战。太宗安排好京师留后，北征，到达长垣县（位于河南东北部）时，接到了崔彦进的捷报：大破契丹万余众，斩首三千余级。
太宗高兴，当即任命崔彦进为关南兵马都部署，关南战区兵马总司令。
“辽主引兵还”
太宗再次动了“乘胜取燕蓟”的念头，想再次攻伐幽燕，甚至安排好了北伐阵容，但遭到了诸臣劝谏。太宗于是问当时的一等一大学问家，翰林学士李昉。李昉认为时机不到，现在应该“养骁雄，广积储”，培养骁勇雄才，增广积累军备，利用一年左右时间，那时“用师未晚”。史称“帝深纳其说”，太宗深深地赞同李昉的意见，接纳了他的劝谏。恰好契丹被崔彦进打痛，而大宋皇帝正带着京师禁军准备北上抗辽的消息让耶律贤心里没了底，史称“辽主引兵还”，契丹主带着草原兵回去了。太宗很高兴，认为耶律贤败退，乃是对宋师的畏惧，于是，在河北短暂逗留后，回到汴梁。太宗赵炅还为此写了一首诗，全诗今已不存，但内中两个句子却留了下来：一箭未施戎马遁，六军空恨阵云高。
这诗浅显易懂，气魄非凡，但也隐含了虚骄之气。一战下来，太宗还以为“胜败乃是兵家常事”，不以为意。他认为还有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