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太宗回转之前，起用了名将曹翰。给他的任务是：修缮雄州、霸州，以及附近各个军事要塞的城防设施，并且开辟一条南河，要从雄州一直到莫州，以此来通漕运，将来有战事，可以转运粮草——水运一般要比陆运省时省力，远距离转运尤其如此。还要修造大堤，以备滹沱河流域的水涝灾害，东西向的大堤也有益于迟滞契丹骑兵。
曹翰于是调集数万民工，开始干活。他相当于临时充任了边境工程兵总司令的角色。他干得不错。
这个工程过于浩大，需要大批木料。曹翰鬼才，不想从内地转运，决计从契丹辖境山林间伐木。他派遣了一个小分队，名为“五骏骑”，五个人骑着五匹马，每人手执一面小旗。遇到前面有林木，就举青旗；遇到有烟火，就举红旗；遇到有敌寇，就举白旗；遇到有池塘，就举黑旗；遇到有丘陵，就举黄旗。如此，则视力所及范围内，地形地貌、契丹动静，可一望而知。
当初，每遇到契丹南侵，大宋这边就会升起狼烟，以示边警，然后宋师就会大规模集结。曹翰就让人在边境各处举烟，但见狼烟四起，边境形势顿时紧张起来。契丹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一时以为有伏兵，因此蜷缩在附近城中不敢靠近边塞。曹翰当即指挥工人跟着“五骏骑”，入山伐木，得到巨大的建筑木材数万株，车载肩扛，从容地回到要塞。
曹翰督工，用了几十天的时间，完成了太宗交给的任务。
“不为家贫卖宝刀”
曹翰嗜杀。在周世宗时，曾经做枢密承旨。一次世宗征淮南，留下一千多副铠甲在正阳（在今河南驻马店东南），随后又得到南唐的降卒八百人，派人往京师递送。曹翰正在从京师往淮南去见周世宗，过了正阳十几里地后遇见了这一批降卒。他担心降卒们待会儿走到正阳，知道有现成的铠甲，会劫了兵器作乱，就假传周世宗的旨意，将八百人全部杀死。等到他见了周世宗说此事，周世宗不高兴。曹翰说：“南贼是因为走投无路才归了我们，并不是心服。征淮南得到的器甲，都在正阳，万一被他们夺了，那是又出来一个等着征服的淮南啊！”尽管杀俘不祥，但周世宗想想，算啦，没有给他定罪。
周世宗临终时，召大臣范质等参与顾命，曾要范质以王著为相、曹翰为宣徽使。但范质考虑的是，王著太爱吃酒，曹翰则“饰诈而专”，好装点自己的诈术，行为专断，于是没有执行世宗的临终遗言，只让曹翰做了德州刺史。
太祖时，收江南，曹翰独当一面，克复江州（今江西九江市），但因为南唐兵将据城据命，顽强抵抗，城破后，他有了屠城之举。这是大宋对内对外战争史上的一笔罪恶，由曹翰书写。
曹翰虽然平江南有功，但是杀人屠城事，性质太恶劣，一直到太宗时，多年在“环卫”，没有升官。所谓“环卫”就是禁卫军官，有多种称号，但属于散职，史称“皆空官无实”，一般用来措置闲散武臣。这种官职俸禄也不高。一天太宗安排内部宴会，侍臣都要赋诗。曹翰因为是武官，没有邀请他参与。他于是自我推荐说：“臣少年时也曾学诗，请求也参加宴会。”太宗笑着答应了他。宴会时，太宗又对他说：“卿是武人，请以‘刀’字为韵，上一首诗吧。”曹翰拿过笔，很快写好：“三十年前学六韬，英名常得预时髦。曾因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臂健尚嫌弓力软，眼明犹识阵云高。庭前昨夜秋风起，羞睹盘花旧战袍。”
这诗写得酸不溜丢，大意说，我曹翰乃是一军事家，过去有功，现在还能拉起强弓，但看着过去旧战袍，又不能有作为，很是惭愧。关键词是“不为家贫卖宝刀”。意思是我现在生活很困难，陛下您看着办。
太宗看了也很难过，想想这也是一个战功卓著的将军，现在居然到了要“卖刀”的地步，就从“环卫”一下子给他升了好几级。
曹翰与崔翰齐名，作战骁勇有谋，立功也不少，而且有慷慨散财之举，乃至于他死后，家中没有多余的钱财。《宋师》本传对他的评论是：“至于好谋善战，轻财好施，所至立功，则未有优于曹翰、崔翰者也。然不可与古之良将同日而语者，崔之论奏平燕，未免出于率尔；而曹之杀降卒，屠江州，则又过于忍者也。君子谓功莫优于二子，而过亦莫先于二子，信矣。”至于有谋略善于打仗，不重钱财乐于施舍，到哪里都能立功，则几乎没有比曹翰、崔翰更优秀的了。但二人还是不能与古之良将同日而语，原因就在于：崔翰当初论讨伐幽燕，出语未免太轻浮草率，结果导致大败；而曹翰则杀已经投降的俘虏，还在江州屠城，则是太过于残忍的人。君子认为：功劳没有几人比二曹优异，罪过也没有几人比二曹严重。
我认为这是公允精当的评价。
太宗从河北回到汴梁之后，文武大臣中的一些人提出应该再次“速取幽蓟”，尽快收复契丹所占山前之地。“幽蓟”，也称“燕蓟”，即幽州与蓟州，今属北京、天津，宋初属于“山前”之地，也即太行山以东之地，为幽云十六州的组成部分。以“幽蓟”代言十六州，主要代言“山前”之地，是大宋君臣口头禅。
但也有人反对这个意见。
太宗时代，如何对待草原帝国，大宋内部开始出现类似后来南宋的“主战”“主和”两大派系。
这两大派系，一直延续近三百年，与大宋帝国相终始。细考诸说，会发现，基本上属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中反对讨伐燕蓟的大臣主要有赵普、田锡、王禹偁、张齐贤等。但太宗时代的“主和”派与南宋“主和”派不同之处在于：太宗时的“主和”派，大多认为战争时机不到，如果时机到，可以与草原一战。所以太宗时代的“主和派”实质是“缓战派”，并非一味主和。
平塞寨“守卫战”
“高梁河之战”后，大宋与契丹的战事还在进行中。
太平兴国六年（981），初春，距“瓦桥关之战”后不到两个月，契丹再次南侵，在河北易县平塞寨，数千草原兵被知州白继赟击退，斩首三百级，获战马五百匹，器甲以千计。易县不是一个容易守卫的地方，白继赟乃是一介书生，权知边塞州郡，居然做到令契丹不可南下，有功。他后来又在平定巴蜀王小波、李顺之乱中，立功。后话表过不提。
平塞寨在白继赟守卫战之后，升格为平塞军。到了这年夏，契丹又来入侵，显然是对前战失败后的报复。这一次契丹来了七千人。但被白继赟再次击败，杀获甚众。太宗下诏褒奖了守军。
不久，契丹又增兵到万人来侵，试图扳回败局。但还是被守军击破。
这年冬天，契丹第四次来战，白继赟“逆击之”，迎头痛击之，在平塞军北边，打败契丹，斩首两千级，所获铠甲战马甚众。
此地连续四次击退入侵者，够得上“英雄城”了。白继赟这个书生不简单。
潘美驻守的三交口，西北三百里有地名固军。潘美组织了特遣队，侦缉敌情后，大军出其不意出现在固军要塞之前。契丹守军看到潘美漫山遍野的军旗，吓得慌忙逃出城去北窜，但守卫固军的军使安庆没有跑，他的家族都在此地，已经来不及逃跑，于是率领族人向潘美投降。
潘美得到固军之后，在此地积累军需物资，精心营造为一处西北要塞。晋北的边境安全赖此役，得到很大改善。从此以后，契丹不敢再靠近此地，史称“边民以安”，边境士庶因此得到安居。
太平兴国六年秋，岚州附近，有原属于契丹的边民五十三户，总三百六十三口人要求“内附”，也即不再隶属契丹，归附中原大宋。于是岚州边防军就派出戍卒去接应这些“内附”的义民。路上遭遇契丹骑兵的邀击，岚州守军发起反击，击溃契丹兵，斩首十七级。
这是一个小型战役，算是一个遭遇战，但契丹辖境有民众愿意归附大宋，证明宋辽相距之间，大宋争取人心是可能的。沦陷区人民还有“返回祖国怀抱”的意愿。故这类边民实是“义民”。
随后又有“雁门保卫战”。
这是契丹“三路攻宋之战”的组成部分。
太平兴国七年（982），春末夏初的四月间，契丹发动三路大军共三万铁骑，分道攻击大宋。辽景宗也即契丹主耶律贤再次随军南下。
而这时太宗正在为“赵廷美大案”头痛不已。这是大宋史上一件扑朔迷离的事件。我将专章来说这个事。且说太宗闻听耶律贤三路而来，虽然国内事有点乱，但他并不慌忙，在此之前，他已经做了妥善安排。
远交近攻
事实上，太宗在去年，太平兴国六年（981）初秋，就得知契丹有异动，很想先发制人，再次亲征幽燕，甚至还派出了使节到契丹背后的原渤海国，去见原渤海国王，让他发兵响应大宋北伐。使者带去的诏书写得很有气势，原文略云：闻尔国本为大藩，近年颇为契丹所制，尔迫于兵势，屈膝事之，谗慝滋多，诛求无已，虽欲报怨，力且不能。所宜尽出族帐，助予攻取，俟其翦灭，当行封赏。幽蓟土宇，复归中朝，沙漠之外，悉以相与。
听说你们邦国本来是一个很大的藩国，但近代以来被契丹所制约，你们被契丹的强大兵势所迫，只好屈膝事奉他们。但人家并不信你们，不利于你们的奸言越来越多，而契丹对你们的盘剥也没有个止境。你们虽然想报仇，但力量达不到。现在机会来临，你们应该集合全国各个部落的兵马，帮助我攻取契丹。等到剪灭他们，当有重要封赏。大宋的意见是：幽蓟土地，回归中原，沙漠之外，都送给你们。
显然，这是后来北宋末年“约金灭辽”、南宋末年“约蒙灭金”的预演。
站在历史后面来看，大宋这类战略，看似像“远交近攻”，符合兵法原则，但由于“远交”者并非善意盟友，事实上乃是野心更大的侵略者，如此一来，等于启动了侵略者入主中原的侥幸心。当侵略者感到时机合适时，中原有了更为惨重的失败。太宗此举，我不以为明智。当然，渤海国事实上经由契丹第一代君主耶律阿保机的打击，已经没有力量扩张，所以，他们没有回应太宗的意见。
但太宗对契丹这三路来攻，早有预案，约请渤海国参战，不过是各种预案之一。渤海国不来援宋，宋师自有安排。
“雁门关之战”的宋师统帅就是潘美。
潘美在此前已经夺得固军要塞，契丹已经没有了可靠依托，一战，被潘美击破，斩首三千级，追逐契丹一直到契丹境内，并将契丹辖境内的三十六个军事要塞摧毁，俘虏老幼万余口，牛马五万余。全部移送进入宋境。宋师胜。
耶律贤之死
“府州之战”也是契丹“三路攻宋之战”的组成部分。
府州在今天的陕西府谷县，镇守此地的是老将折御卿。在府州附近一个叫新泽寨的要塞争夺战中，折御卿将契丹击溃，斩首七百级，擒获其酋长百余人，缴获兵器羊马上万。契丹出征，要驱赶牛羊作为辎重、口粮。夺得契丹的牛羊，就等于缴获他们的粮草。宋师胜。
契丹“三路攻宋之战”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唐兴口之战”。
唐兴口在今天的河北安新县东南，崔彦进在此。
契丹被斩杀两千余人，宋师获兵器羊马数万。此役最大战果是射杀了契丹大将太尉奚瓦里。宋师胜。
如此，契丹三路来犯皆败，总损失近六千人，羊马牛近十万，兵器甲帐无数。契丹大败而归。
契丹主耶律贤随军南下后，一直在云州（今属山西大同）附近山上打猎，不断接到南下大军失利的消息。最后得到“三路攻宋之战”全部败归的消息，不禁为契丹的前途有了深深的忧虑。他病倒了。
挨到这年的九月，耶律贤已经大病不起。
契丹南院枢密使韩德让，听说消息后，不等国主诏书，即率领亲属亲兵直接奔赴行帐。他见到弥留中的国主之后，对皇后萧绰提出了“易置大臣”的意见。年纪还不到三十岁的萧皇后，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成为萧太后，而这位四十三岁的韩德让，乃是她旧日情人，她正喜欢得紧，于是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趁契丹主耶律贤不省事的时候，在契丹内部做了组织调整。不久，耶律贤还没有回到上京，就死在路上，年三十五岁，庙号景宗。
风流萧燕燕
耶律贤可能患有抑郁症。史称此人性格“仁懦”，有仁爱之心，无刚猛之气。他喜欢医术，乃至于国内懂得医学的人，很多得到他的提拔。但他自己却自幼体质衰弱，多年生病。又喜欢游猎，可是体质弱到连上马都很困难。每次契丹重要节日，甚至一般朝会，他都郁郁寡欢，有时就干脆不上朝。爱酒爱色，一直到死不变。所以国家大事，都由萧燕燕皇后主持。萧皇后也有办法，遇到大事，就召集蕃汉大臣集众共议，然后她来裁决。决定大事后，只不过要象征性地向耶律贤知会一声即可。
韩德让与耶律斜轸按照“遗诏”意见，以耶律贤长子，时封梁王的耶律隆绪嗣位，他才刚刚十二岁。于是，萧太后更名正言顺地“称制决国政”，契丹国法令制度政策概由萧太后总揽。契丹总九位国主，耶律隆绪是第五位，在位时间长达四十九年，以后的宋真宗、宋仁宗，都要和他打交道。但他的前半生，几乎就是萧太后做主。
这位名叫萧绰，小名燕燕的萧太后，在先皇灵柩前哭泣道：“母寡子幼，族属雄壮，边防未靖，奈何？”我这个做母亲的成了寡妇，做皇上的儿子又幼小；咱们这边各个部族又那么威武雄壮；国家边防还没有安定；你们说我怎么办啊？韩德让与耶律斜轸进言道：“太后只管信任臣等，哪里会有什么忧虑！放心！”从此，韩德让总揽宿卫宫禁之事，太后对他更加宠任。
萧太后，与契丹史上的太祖耶律阿保机、太宗耶律德光一样，都是影响深远重大的政治家，作为女性，她的影响力超过了“断腕太后”述律平。在后来的日子里，她直接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澶渊之盟”，为大宋与契丹赢来了百年和平。从此将契丹的国运推演到巅峰状态。她与韩德让的爱情故事，也有“希腊悲剧”般的色彩。我将在下一部书中详述始末，此处不再赘述。
萧太后执政后，封赏了几位功臣，其中之一就是耶律休哥。此际，耶律休哥因为战功，已经成为契丹的北院大王，封“于越”（又作“裕悦”）。“于越”是契丹的荣誉职官名称，其地位在百官之上，是契丹国主对功劳最大文武的最高奖授。契丹二百一十年，只有十人被封为“于越”。现在，鉴于契丹与大宋近年对阵总是败绩的严峻局面，更任命耶律休哥为南面行军都统，总揽中原战事部署。契丹期待在耶律休哥统率下，扭转中原战局。
不久，又有“丰州之战”。
丰州之战
丰州，旧址本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带，后来逐渐南迁。此地最主要的是藏才族人。后梁时，此地称为天德军，治所在河套地区的呼和浩特、准格尔旗附近。太祖时期，藏才族内附于大宋，渐移至山西武乡县附近，建筑城寨之后，成为刺史级别的要塞，后来又升格为团练使、防御使，虽然始终没有达到节度使级别，但却行使节度使职能。行政级别上属于河东路管辖。宋人称丰州、府州（今属陕西府谷县）、麟州（今属陕西神木县）为“河外三州”。三州品字分布，是大宋北边第一道门户。此地后来成为与西夏争夺的主要区域，这是后话。
此时，驻守丰州的是藏才族人王承美。
王承美的父亲时代，曾经属于契丹，但在开宝年间归附大宋。王承美就在父亲帐下做衙内指挥使。父亲死后，王承美做了天德军番汉都指挥使，并知州事，又移为丰州刺史。
现在，王承美凭仗着大宋帝国多次战胜契丹的余威，以及自己在本地区的影响力，成功地说服附近契丹辖境十一个部族，七万余帐内附于大宋。
契丹“一帐”，略相当于中原所谓“一户”。那个时代，人口是最重要的军政资源。人心所向，也证明了邦国源于恩威的吸纳力量。王承美做成此事，意义重大。大宋欢喜契丹愁。契丹在此地也有部署，也叫天德军，是节度使级别的大藩。所以契丹知道消息后，当即由天德军组织武装力量试图抢夺这批移民。于是，有“丰州之战”。
太平兴国七年（982）闰十二月，王承美在护送十一个部族内徙时，契丹天德军节度使韦太率草原兵赶来了。
王承美很干净地击破来犯之敌万余众，斩首两千级，缴获羊马兵器甲帐数万，但最大战果是：擒获了这位契丹天德军节度使韦太（韦太，一作萧太）。
太宗得到消息，很高兴。不久，王承美又派他的弟弟王承义来“献俘”。太宗接见了他，赐给王承义锦袍、金带，以及绢百匹。
王承美不简单。第二年，契丹来丰州报复，被他再一次击败万余众，并一直追击到青冢，今天的呼和浩特附近，斩获更多。
到了真宗时代，王承美还向朝廷请求，要在丰州建设孔子庙。史称“诏可之”，皇上下诏同意。这应该是大宋帝国文明推进的一大成果。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区域性的文化认同。
此事在“中国文化史”中，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件。
更有意味的是太宗赵炅。
赵炅读《老子》
他在大宋多次战胜之际，与当初豪迈宣称“太原我必取之”“惟有战耳”“乘胜取燕蓟”不同，忽然有了厌战情绪。他亲自下诏，重申过去的一个意见，要边境军民，不得随意出入边关，更不得到边外生事略夺。有违背这一禁令者，论罪。如果北边有羊马牲口进入宋境，要还给契丹。
赵炅还在读《老子》，有一次就跟左右谈读老心得——
朕每读《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世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
朕常常读《老子》，看到“好战，是不吉祥的东西，圣人不得已才用到”这句话，总是多次体会以此作为规诫。王道之事，虽然需要武功来克敌底定，但最后还是要用文德来达到天下大治。朕每次退朝之后，都要看看书，就是要斟酌前世的成败之理而推行，方法就是吸纳好的成功的意见和案例，减损坏的失败的意见和案例。
这是太平兴国七年（982）十月的事。
耶律贤病逝于太平兴国七年九月。
王承美丰州大捷在太平兴国七年十二月。
太宗应该是得到耶律贤病逝的消息之后，发布这个意见的。他不想乘契丹国主病逝，新主年幼之际发动战争。这一条历史记录，表明了他这个心迹。但是王承美说服契丹十一家部落，并护送边民内附，显然与赵炅不得侵扰略夺契丹的诏令不合。王承美战胜契丹之后，赵炅依然很高兴。
看得出，大宋皇帝太宗赵炅并没有坚持阅读《老子》的心得意见。他念兹在兹的，还是幽云十六州！于是有“雍熙北伐”……
太宗决计北伐的时间是雍熙三年正月，公元986年的春天，史称“雍熙北伐”。
“高梁河之战”已经过去七年，太宗腿上的箭伤虽然没有完全痊愈，还经常性地隐隐作痛，但疮疤已好。大宋的帝国精神更时时在催动太宗及时立功，而不是及时行乐。太宗几乎很少“行乐”。他不像光武帝刘秀、宋太祖赵匡胤，还够不上“圣君”，但却是名副其实的“贤君”。他对个人修为，有追求传说中的尧舜倾向。对帝王之业，有罕见的雄心。所以他在经历多次战阵，身负重伤之后，仍然不忘“恢复”汉唐旧疆。
再次讨伐契丹，他需要一个理由。
这个理由，贺令图给了他。
贺令图主战
贺令图当时知雄州（今属河北保定），他是太祖贺皇后的侄子。他的父亲贺怀浦是贺皇后的哥哥，曾任岳州刺史，此时在潘美麾下，兵驻三交口。父子二人因为皇亲的关系，又常在北部边地屯驻，自以为熟悉契丹态势，成为大宋早期著名的“主战”派。他们常常给太宗上疏，讨论“恢复大计”。契丹主耶律贤死后，他二人给太宗上疏说：“契丹国主年少，只有十二岁。现在他们是母后专政，宠幸韩德让等人在主事，国人很嫉恨他们。这是个机会，可以乘此，以取幽蓟。”这番话，这个情报，太宗早就知道，但经由这二人说出来，应该是拨动了太宗潜伏着雄心的那根弦。史称“帝始有意北伐”。
而另外一批“主战”派，也借机造势，要求太宗北伐。
掌管内廷制造的文思使薛继昭、掌管军需物资的军器库使刘文裕、散官崇仪副使侯莫陈利用等人都是“主战”派。与贺令图同时，这些人给太宗上了奏章，要求利用这个机会，北伐。
站在时光的后面来看“雍熙北伐”，应该知道：燕蓟不是不可以讨伐，但此刻，大宋没有准备好。主要是，统御三军的将才人才没有准备好。此时，大宋还没有足以与耶律休哥对垒的人才。而太宗控驭武夫的一贯之道，并没有改变。这样一场超级战争，北上，等于取仰攻之势。激情、义愤、失地之痛、立功之心，不是取胜的法宝。
雍熙三年（986）之春，给太宗上疏的这几个“主战”派，除了刘文裕，可算“庸中佼佼”外，其余无一人有大见识，更不是智者。他们提出的北伐意见，更多是一种“热爱大宋，仇恨契丹”的情绪性表现，胸中并无成算。
贺令图，皇家戚党，从小受过良好教育，是个老实孩子，史称“少谨愿”，少年时很谨慎，诚实，厚道，有操守。常出入于太宗做晋王时的府邸，得到太宗喜爱。他应该是看明白了太宗的“收复燕蓟之志”，又在边地守卫十多年，自以为燕蓟可取，必取，能取。但史称此人“轻而无谋”，做事轻率而无远谋。作为一般军人指挥一两场无须智慧介入的战斗也就罢了，“雍熙北伐”，这是泼天般的大事，“轻而无谋”岂有前途可论？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此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特点。
贺令图，被耶律休哥活捉；贺怀浦，在“雍熙北伐”中，跟随杨业出征，死于阵。贺氏父子，都是大宋壮士，抗击契丹，血气甚壮；但战争，须有智慧衡度。父子二人无此智慧，史上种种“智浅而谋大，力小而任重”的悲剧，乃是这父子二人的生命逻辑。很可惜。
薛继昭几乎没有经历过战阵。北伐，大宋对契丹，奔袭几百里，纵横近千里，天时、地利、人和、综合国力、统帅任命、虚实阴阳、指挥艺术、策略组合、赏罚、考绩、谋略、攻城、涉水、翻山、步骑、排阵、辎重、谍报、用间、反间、信息传递……如此大型战争，其结构之复杂，诸元之繁复，不是“轻而无谋”者可以涉猎的领域。与贺氏父子一样，薛继昭论“雍熙北伐”，摆错了自己的位置，属于“界限不清”。按儒学理论就是：无礼。因为“礼”的要义可以解释得很多，但“当位”“节制”是其荦荦大者。薛继昭徒逞口辩，既不“节制”又不“当位”。简言之，“雍熙北伐”，薛继昭没有资格谏言，理由一条：他不懂战争。而后来战争如他所愿爆发后，他也参战，在曹彬麾下，但表现极为恶劣，临阵时，还没有开战，他就想好了怎么逃跑，影响了士气。
刘文裕是这些“主战”派中唯一略有资历的将军。他在开宝年间跟随太祖讨伐江南时，曾经做骑兵校官的辅佐，被箭矢所中，但神色不变，为人所称赏。太宗做晋王时，他曾出入于府邸，所以在李飞雄大案中，他能识别诈术，并最终擒获李飞雄。但是讨论“雍熙北伐”，他的智慧还是不敷使用。后来在北伐的组成部分，潘美一部的抗击契丹战役中，他与王侁一道，都有失约的责任，导致杨业自杀。他也不是讨论“雍熙北伐”的合适人选。
这些人中，最奇异的是侯莫陈利用。
大师侯莫陈利用
此人姓“侯莫陈”，三字姓，名“利用”。他是汉化后的鲜卑族人，早年居住在巴蜀，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幻术。太平兴国初年，在京师卖药，经常玩弄“黄白事”迷惑世人。所谓“黄白事”，按照《抱朴子》的意见，就是变化黄金白银的炼丹术。据说用铁器将铅熔化，投入一种只有炼丹者能搞到的神药，铅就化成了白银。再将这个白银熔化，继续投药，就化成了黄金。据说这种“神仙黄白之方”有一千多种。史上有人信，有人不信。
太宗在做晋王时，府邸有个能人叫陈从信。此人对经济管理很在行，一直得到太宗信任。他推荐了江湖大师侯莫陈利用。太宗召见，当场试验幻术，似乎很神奇。于是大师被封了官，经常伴在太宗左右。
大师促成了雍熙北伐之后，也跟着大军出征，在潘美、王侁一部，杨业失利，他也随着潘部而退。史上未见此人有何战功。后来太宗给了他一个郑州团练使，像所有的小人得志一样，大师也开始不知道天高地厚，利用职权荐引同党，有了种种不法行为。
老臣赵普是坚定的“主和”派，他不主张北伐。当他再次拜相后，知道北伐一事，很大程度由这个江湖大师促成，于是对他有了厌恶；后来更知道此人种种不法，于是决计除掉此人。他向太宗提出了请求，要求法办侯莫陈利用。
太宗不想法办大师。
赵普坚持法办大师。
太宗说不过赵普，于是下诏，将大师除名，抄了家，落籍为民，发配到商州禁锢。
太宗辩才不及赵普。不仅太宗不及，太祖也不及。赵普往往不说话就罢，说了话，即使太祖太宗反对，他也有办法让二位皇上改变主意。赵普是总能一言击中太祖太宗软肋的辩才。
太祖时，常派遣特务到军中去伺查，看看有没有阴谋拥戴的蛛丝马迹。赵普知道后，极言劝谏说不可这么做，免得生事。太祖说：“周世宗时就这么干。”赵普道：“世宗虽如此，岂能察陛下耶？”世宗虽然这么干，但是伺查出陛下了吗？史称“上默然，遂止”，太祖沉默不语，于是终止了特务活动。
太宗也曾指责赵普，说他从来不举荐将帅。赵普说：“昔明宗举石晋，晋选张彦泽；刘高祖拔郭上皇，世宗得太祖，臣岂敢轻举耶？”过去，后唐明宗曾举荐石敬瑭，石敬瑭推翻后唐，建立了后晋；过去后晋曾举荐张彦泽，张彦泽投降了契丹，灭了后晋；过去后汉皇上刘知远提拔了郭威，郭威成了推翻后汉的后周太祖；过去周世宗推荐了咱们太祖，太祖有了大宋。如此看，举荐武将有风险，臣岂敢轻易举荐武将！逻辑在这儿摆着呢，太宗也没有话说。
话说太宗贬了侯莫陈利用大师，但不久，还是想这个人，又用了变通的办法，将大师重新召回。
赵普担心此人再次被起用，就将一位郑州税务官召到中书，向他了解到侯莫陈利用更严重的罪行：大师居然敢于僭越皇室用度，每次在府中接见京官，都要坐北朝南，居住之地所用之物，都是皇上规格。他身上常佩一条犀玉带子就用红黄罗袋装饰。澶州地区黄河曾经由浑浊变为清澈，按照传统说法“圣人出，黄河清”。大师就利用这个事件，在郑州的科举中以“黄河清”为题考举子，等于自比于“圣人”。他在书写判词时，文字有很多不敬，等等。赵普于是要这位税务官上疏告发侯莫陈利用。
正好又赶上不久前抄家时，在大师府邸搜出几页文字，都是大不敬之语。赵普得知，也让他上疏告发。
种种黑材料凑在一起，有了聚变效应。
但太宗不想让大师死。
但赵普坚持让大师死。
赵普劝太宗说：“侯莫陈利用这人，罪过太大，如果惩罚太轻，不能满足天下人的愿望。再说，留着这个人又有什么用？”
太宗祭出最后一招，道：“难道朕作为万乘之主，还不能庇护一个人吗？”
赵普不为所动，抗言道：“这个国家巨蠹犯有死罪十几条！陛下不杀此人，是乱天下之法。法，值得珍惜！此一竖子，有什么可值得珍惜的！”
这话顶得太宗没了道理，史称“上不得已，命赐死于商州”，太宗没有办法，只好命人将侯莫陈利用在商州“赐死”。
“命赐死于商州”是《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说法；《续资治通鉴》中的说法是“命戮于商州”；《宋史》侯莫陈利用的本传记录说“太宗怒，令中使脔杀之”，但《宋史》中的太宗本纪却说“郑州团练使侯莫陈利用坐不法，配商州禁锢，寻赐死”。诸说不同，但“死”是要“死”的。
得到执行死刑的命令，中使驰马奔往商州。
太宗这个时刻又一次后悔了。他还是不想杀掉大师，于是派出第二位使者去商州，试图追回前命，赦免大师一死。不料后面这个使者走在路上陷入泥泞之中，好不容易从烂泥潭中脱身，想办法换了马再去追赶，已经迟了。等他追上前面使者，大师已经被行刑完毕，使用的是“磔刑”，也即被“脔杀”。
“赐死”“戮”“脔杀”，是不同的死法。
“赐死”是君主诏令身份地位较高、功劳较大的臣下自杀而死，这种制度由来已久。“赐死”，可不至于让受死者在街头众目睽睽下受辱，也不至于让受死者身首分离，可保留全尸，也不必受酷刑折磨，算是一种“优礼”。具体死法，一般是赐毒酒，饮而死；赐剑，刎而死；赐绫、赐绳，绞而死（一般对女子赐绫赐帛，对男子赐绳）。
“戮”，虽然就是“杀”，但“戮”还有警戒侮辱的意思。又分“生戮”和“死戮”两种。前者是先示众，后杀死；后者是先杀死，后示众，也即陈尸街头。总之，“戮”必要示众。这就与“赐死”有了不同。
“脔杀”则是“磔刑”，也即凌迟之法，活剐处死，是死刑中最重的一种刑罚。凌迟可能开始很早，五代十国乱世中较多出现，但即使在这个乱世也有人反对磔刑。譬如后晋石重贵时，大臣窦俨就认为死刑只能保存斩、绞两种，而“脔杀”应该禁止，石重贵同意了。太祖赵匡胤时代，制定《宋刑统》源于《大周刑统》，《大周刑统》则源于梁唐晋汉以来的各类“刑统”，而后者更源于《唐律》，《唐律》最重的刑罚就是“斩”。这些刑罚都没有将“脔杀”列入其中。《宋史·慕容延钊传》记录：“贼将汪端与众数千扰朗州，延钊擒之，磔于市。”这个汪端，是被慕容延钊在朗州（今湖南常德）“脔杀”的，而非太祖本意。
侯莫陈利用，有罪，但是否被太宗下诏“脔杀”，诸说不一，据我对太宗赵炅的理解，以及这一事件的逻辑推演，我倾向于认为，太宗没有“脔杀”侯莫陈利用。
诸史有“赐死”“戮”“脔杀”三种记录，我选择“赐死”说。
太宗喜欢大师，第一次发配大师到商州后，还下诏“召回”；第二次“赐死”后，还下诏“贷死”，免于死罪。太宗不至于仇恨大师到必欲“脔杀”的地步，他不想听赵普的。
但诸史都记录了大师最后还是被“脔杀”的结果，这有可能是执行官讨好赵普，或自作主张的结果。
窦仪的墓志铭
赵普，在太祖太宗时代，是个只要了解他，就会让人惧怕的人物。有个故实可以概见赵普如何令人生畏。
太祖时，对赵普的“专政”，专断执政，已经心怀不满，就很想有人能说说赵普的坏话，好就此免了他的相权。有一次太祖召来甚有清望的名臣窦仪，暗示他赵普很多“不法”之事，并流露了自己的不满。但窦仪却一个劲夸赞赵普是开国元勋，以天下为己任，忠心耿耿，为人真诚正直，等等。太祖听后很不高兴。窦仪回到家里，对几位弟弟说：“我得罪了皇上，肯定不能做宰相了，但也不至于被流放发配，我们窦家，一门可保没有灾难了！”
窦仪，就是《三字经》里“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的“五子”之一。曾于宋初主持制定《宋刑统》，为大宋立法，做出卓越贡献；又主持礼仪礼法的制定，为大宋礼制，做出卓越贡献。这是宋初文明的最初推手，被人誉为“天瑞”“国宝”。他死后，墓志铭由太宗朝的名士扈蒙撰稿，写得神采飞扬，其文曰：“天之瑞曰庆云，曰甘露，余以为非天瑞也；国之宝曰河图，曰汾鼎，余以为非国宝也。若有人负拔俗之才，蕴超世之量，祥麟威凤比其德，舜韶汤护齐其声，孝以肥于家，文以华于国，优游清贯，终始令名，斯可谓之天瑞矣，斯可谓之国宝矣。”大意说：一般人都认为五色的祥云、甘美的露水是天瑞，但我认为这不是天瑞。一般人认为黄河里龙马身上的图案、汾阴县后土营旁的铜鼎是国宝，我也不认为这是国宝。如果有人负有超越凡庸的天才，蕴有远过世人的气量，其德能，可以媲美吉祥的麒麟、庄严的凤凰；其美声，可以媲美虞舜时的《韶乐》、商汤时的《护乐》；此人又因为孝道而滋润其家族，因为文采而崇美其邦国；自己又能从容清介，明哲保身，始终保持令名；这才可以称得上是“天瑞”，这才可以称得上是“国宝”。墓志铭一般都有“谀墓”倾向，但这一篇文字“谀”则“谀”，但妙实在是妙。拈出“天瑞”“国宝”来评价窦仪，倒是名至实归，窦仪当得。
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到，即使是“天瑞”“国宝”，对赵普，也还是畏惧十分。在很多大臣那里，赵普甚至比太祖、太宗要可怕，得罪了太祖太宗，也不过贬官流放，得罪了赵普，结局莫测。于是，他们宁肯得罪太祖太宗，也不愿意得罪赵普。“天瑞”“国宝”也不例外。赵普如果没有过人的“阴毒”，何至于让大臣对他如此惧怕？
就连当初的吴越国王钱俶，都知道赵普此人非同等闲，特意贿赂他，给赵普送来瓜子金十瓶。
后来的名相卢多逊，已经是一个博学多谋的人物，但他不服气赵普，多次与赵普作对，卢多逊的父亲卢亿在太祖朝时做官，一见赵普即心生恐惧。他退休后，听说儿子跟赵普不睦，长叹道：“这个儿子将来是免不了有一场祸事啦！还好我已经不久于世，不会亲历此难了，也算万幸。”卢多逊后来果然被贬。
史称赵普“强直疾恶”，刚强正直疾恶如仇。也有一种说法，说赵普在中书省政事堂，接见群官，一定会拐弯抹角从对话中找到某人某人的短长之初，等到人走了，就让秘书追录某人某事，以后如果某人因某事而被追究，赵普就会找到这些记录，当作证据，于是“群官悚息，无敢言者”，所有知道被记录的官员都很惊恐，没有人敢多说话。
有一故实可以做证此说为真。
赵普折服袁廓
一个大臣名叫袁廓，管理财务有功，但是“性夸诞，敢大言，好诋讦”，性情很怪异，言辞夸大虚妄，好说大话，攻击他人。太祖时认为这是个“奇士”，待他很是优容。太宗时，袁廓更是常与人争论，甚至在朝廷上也为公事私事跟大臣争，而且声气俱厉，太宗还是原谅他。他管理财政事务，小事也很精密，乃至于很多事，需要反复核对，这就延误了地方州郡按时了断业务的进程。地方不满，就来上诉。御史开始过问这事，袁廓不服气，就找三次入相的赵普来论理。这时候，赵普刚处理完侯莫陈利用大师的案子，知道袁廓跟大师有过书信往来，就对他说：“你说的这个事，都属于职司间的工作纠纷，不算个什么事。但是您与侯莫陈利用交结得那么密切，这在道理上说得通吗？嗯？”此一问，扪着了袁廓的软肋，袁廓一下子知道：此事可大可小，生死就在瞬间。这位相爷果然如江湖传说，不可触碰。史称袁廓“惊惭泣下”，惊恐、惭怍，鼻涕眼泪都出来了。他一生强项好争，此时竟无言以对。
赵普的故实一箩筐，一下子难于说清，《大宋帝国三百年》将分头缕述，慢慢“推断”这个历史人物的甲乙丙丁。
“荧惑圣聪”
现在“重行推断”这些不利于侯莫陈利用大师的黑材料，大略可以看到此人不过是江湖走得久了，浸染更多黑道习气，就像近世江湖大师的作为一样，出于自我推销的目的，必有夸大自我神奇能量之处。这样，就可能自比君王、自比先圣、自比神仙，于是有了“言甚不逊”的狂躁。这样的人留在江湖也就罢了，进入官场，历史上来看，大多会形成一片巫师般的党羽，对清明政治而言，确是一个祸患，汉代以来，这类以巫术控驭政治的案例很多，最后造成的恶政也常见。赵普决计除此人，有其正当性。
但不正当的是太宗赵炅。
他为何要听取这类人物大言，在时机未必成熟之际，做一场工程浩大的“雍熙北伐”？
这就说到传统史书上常见的一个现象：“荧惑圣聪”。
“荧惑”本义是指天上的一颗星宿，火星，引申为一种凶神，再引申为一种迷惑、炫惑。“圣聪”是说帝王明察。联系起来就是：帝王本来很圣明，明察秋毫，但被恶人、邪佞所蒙蔽，炫惑中，所以断事不明。
若干年后，名臣谢泌劝谏真宗要坚守“用贤致治之道”时，还提到此事。他认为“先朝（也即太宗朝）有侯莫陈利用……之徒，喋喋利口，赖先帝（指太宗）圣聪，寻剪除之，然为患已深矣”。这是千年以来，“亲贤人、远小人”的帝制治理经验。即使在制度化管理时代，也应该属于优良治理的模式，不同的是：如何选任贤人、退黜小人而已。
但传统此说将帝王过错全部推给奸佞，不是公断；帝王之所以听信奸佞之言，必是“圣聪”不够。故即使是接受这类传统批评意见，也该各打二十大板。简言之，“雍熙北伐”导致大宋败绩，太宗赵炅有责，他应该负有第一责任。
上中下三策
当着有人“荧惑圣聪”之际，也有更多大臣提出了反对意见，但太宗没有听取。刚刚出任参知政事的大臣李至的劝谏更为得法，他提出上中下三策，要太宗选择上策或中策，就是不能选择下策。他的上疏是一篇美文，值得欣赏：幽州，契丹之右臂，王师往击，彼必拒张。攻城之人，不下数万，兵多费广，势须广备餱粮。假令一日克平，当为十旬准计，未知边庾可充此乎？又，范阳之旁，坦无陵阜，去山既远，取石尤难。金汤之坚，非石莫碎。臣愚以为京师天下根本，陛下不离辇毂，恭守宗庙，示敌人以闲暇，慰亿兆之仰望者，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冲卫，或暂驻銮辂，扬言自将，以壮军威者，策之中也。若乃远提师旅，亲抵边陲，北有敌兵可虞，南有中原为虑，则曳裾之恳切，断鞅之狂愚，臣虽不肖，耻在二贤后也。
幽州城，是契丹的右臂，我大宋雄师前往征讨，他们一定会拼死抵抗。那时，攻城之人，不下数万，兵多，费用就多，所以一定要广备军粮。应该假定攻克幽州的日期之前，要准备一百天的军粮。现在不知道边境要塞是否有这么多的储备？另外，幽州大城之外，平坦而无丘陵山脉。离开山丘这么远，取石头是很困难的。但敌人固守城池，没有更多石弹，不利用炮具，是很难攻克的。臣愚钝，但还是认为，开封京师乃是天下根本，陛下不必离开汴梁，恭敬地守住宗庙，给敌人一种闲暇镇定的感觉，以此可以抚慰天下敬仰皇上的士庶。这是上策。河北邯郸一带，是通往河东朔漠的重要门户之地。陛下如果一定要亲征，不妨就在大名邯郸驻跸，可以放出风来，要御驾亲征，以此来壮军威。这是中策。如果陛下一定要亲提大军，到达边陲，那样，北边有契丹冲犯的忌讳，南边有中原空虚的担忧。如此，三国时辛毗拉着魏文帝的袖子不让他迁徙民众，这种恳切；春秋时齐太子砍断马鞅绳阻止齐侯逃跑，这种狂愚，都是我钦佩的。臣虽然很不肖，但也耻于在辛毗和齐太子二位贤达的后面——臣是一定要效法这二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