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即使是四天，也是艰难的。耶律休哥因为援军尚未到达，所以不敢与曹彬直接对阵，但他派出的轻兵总是趁宋师正在吃饭的时候，发起小规模的袭扰，并设法捉住离群单独活动的宋卒。于是曹彬或战或进，或战或退，不断要在小股契丹袭扰中自救。大军结成沉重的方阵，还要不断地在方阵两侧挖一条沟堑，阻止契丹骑兵奔突。从易州到涿州约百里，这条沟就要挖百里，相当于挖了一条运河。大军饥渴，就现场挖井，泥水浑浊，就用粗布过滤后，人畜饮用。
不久前，契丹耶律斜轸曾经讨伐东北方向的女真部，俘获战马二十万匹。本来他们就有一个“群牧使司”，多年养马，繁殖不少，现在得到女真部马，史称“势益强”，势力更强大了。
在与大宋的战争中，他们以骑兵为主，可以千里奔袭，万骑成阵，飘忽而来，倏忽而去。就骑兵装备而言，战场主动权始终在契丹一方。
耶律休哥虽然匆促来援幽州，兵力不多，但却尽显轻骑兵来去自如的优势。他总是不断部署轻兵袭扰宋师。宋师不胜其扰，就在这个夏季有了疲沓之相。
对宋师最为不利的态势出现了——契丹主耶律隆绪已经率领本部骑兵精锐，到达战场附近，就驻扎在涿州以东五十里处。
米信上当
米信将军，现在看，除了“新城之战”有不凡表现外，其余战例不过平平。
据《宋史·柳开传》记录，“雍熙北伐”时，文人柳开在做河南上蔡县令，此时负责向战场转运军粮，运输兵正好到了米信大营。米信一部在涿州附近，准备攻城器械时，与耶律休哥对峙。契丹一酋长率上万铁骑与米信对垒，当时相持不下。酋长忽然派人来向米信求降，米信疑惑，很想相信这是真事。
但柳开恰是他的座上宾，就对他分析形势说：“兵法有言：‘无约而请和，谋也。’没有约定，就来请和请降，那就是谋略。契丹一定会有不足之处，用这个阴谋拖延而已。不要信，现在应该急攻，一定会胜！”
但米信不信，柳开不过是一介文士，骚人墨客而已，他哪里懂什么兵法！所以米信虽然不相信契丹请降是真，也不认为契丹有什么谋略。就这样“持重”着，两军对峙了两天，无战事。
第三天，契丹又引兵前来挑战。后来米信派人出去侦察，才知道，三天前之所以“请降”，是因为契丹已经用光了箭矢，正在派人到幽州去搬运。现在，箭矢已经从幽州转运而至。
米信，就这样失去了一次战机。就战场直觉而言，他还不如文人柳开。
后面的故实，历史记录中出现了似乎难于理解的矛盾。
再弃涿州
熟门熟路，最后曹彬还是再次攻取了涿州，但他虽然再次得到涿州，却因为当时酷暑季节已至，军事疲乏，他所带的粮草又不足，耶律休哥不断袭扰粮道，最后，居然“乃复弃之”，再一次放弃！放弃之后干吗呢？“还师境上”，带领军队回到大宋国境。
这是“雍熙北伐”战役中，最难令人理解的军事行动。甚至，已经不像是一场军事行动，仿佛在搞减肥夏令营。《续资治通鉴长编》说到这段故实时，引用《太宗实录》认为，之所以再次放弃涿州，原因还是那个原因，士卒疲乏，军粮不够，但命令却是太宗下的：“上忧之，令还师境上”，太宗忧虑涿州难守，命令曹彬“还师境上”。但《长编》作者又据《契丹国志》和《宋史·曹彬传》，认为曹彬“还师境上”没有得到太宗诏旨，是曹彬自己的决定。
“还师境上”，到底是曹彬自己决定，还是太宗诏令？
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主编的意见不同，我在《宋史·卢斌传》中，得到了支持《太宗实录》的说法。
说曹彬放弃涿州时，一开始还想让部将卢斌戍守，并给他调拨士卒万人。卢斌认为涿州不可守，很诚恳地对曹彬说：“涿州深在北境，外无援兵，内无资粮，丁籍残失，守之无利。今若还师，必须结阵而去，以一阵之役，比于固守，其利百矣。”他的意思是涿州这个要塞，深入在北部边境之外，宋师守在这里，如果没有克复幽州，则外无援兵，内无粮草，况且此地户口散乱，人丁杂处，守在这里，难有租税收入，没有什么利益。现在如果还师，敌阵当前，必须结阵而行，也即组成战时模型，防备敌人偷袭。我军以一场战役之胜，与固守这个无用的老城，比较起来，利益大多了！曹彬接受了他这个意见。但卢斌还是担心契丹乘大军退却时前来剽掠袭击，应该有更谨慎的准备。曹彬也同意了。卢斌于是带着城中的老幼，随军向南而行。
随后就有了史上著名的“岐沟关之战”，宋师大败。
后来诸将往往因为“失律”而被贬斥，卢斌也因此而被送到枢密院审问。但太宗“闻其尝建议弃涿州，遂释不问”，太宗听说他当初曾建议曹彬放弃涿州，于是释放了他不问罪，还让他做了霸州破虏军的缘边巡检，霸州的边防司令官。显然，卢斌建议“放弃涿州”，符合太宗的意图，也即曹彬第二次弃守涿州，是太宗的意见。
卢斌，是开封人，当年曾因为笔杆子不错，在太宗还在做晋王时的府邸工作。太宗即位后，补了一个殿直官。雍熙北伐前，曾领兵屯霸州。曹彬大举北伐时，他曾带领五千骑兵，在岐沟关一带屯驻。契丹也曾领兵在此，并占据了关前的涿水。这一条小河，是两军的饮水之源。契丹占据，令宋师不得取水。形势不妙，卢斌请求带一千张大弩去“斫砦”，也即袭击敌营。千弩齐发，威力不小，契丹拔营遁去，解决了宋师的用水问题。后来在平定巴蜀王小波李顺之乱中，卢斌也曾立功。
但现在放弃涿州，是什么意思？
而且是太宗要求曹彬主动放弃涿州？
而且是两次袭取涿州成功之后？
“雍熙北伐”之后，大宋朝廷开始反省：为何会失败？
太宗给赵普的一封信里陈述了一个理由。他说：大战之前，我只要求曹彬、米信一部在雄州、霸州屯兵，做出取幽州的声势即可。等到一两个月间，山后诸州平定，潘美、田重进等人会合东进，直抵幽州，驱逐契丹，让他们远远地逃亡沙漠，然后宋师“控扼险固，恢复旧疆。此朕之志也！”但是诸将不遵守我的成熟想法，各逞自己所见，领十万甲兵出境远斗，不能持重缓行，反而速取附近州郡，结果粮草不济，再还师督运辎重，往复劳动，疲敝不堪，最终被契丹袭击而败。“此责在主将也”，这个责任在曹彬这个主将身上。
据此可知，太宗由始至终在坚持最初的战略构想：曹彬一路只作势、不实战，只负责黏住契丹大军，要他们固守幽州，以此来减缓西路军和中路军的压力，等潘美、田重进实现第一步战略构想，四路大军就可以合并一处，驱逐契丹，恢复中原。——太宗之志在此。
新城之战
东路还有米信一部。
在潘美的西路军攻取云州时，米信也取得了一场胜仗，史称“新城之战”。
新城在雄州北、幽州南，也是一处战略要地。
当米信作为东路军一支，随曹彬东路军主力到达雄州之后，曹彬取涿州，米信去新城，两部分离。“新城之战”规模不大，却打得异常艰苦。最初，米信攻破了这座小城，斩首三百级。但不久敌众再次包围了新城。米信大军屯驻城里城外，漫山遍野的契丹精甲铁骑以一股撼人的气势向宋师迫来时，宋师有了退却。但米信独自率麾下龙卫将士三百人，死死地咬住来寇，坚决地定住，不退。契丹将三百人包围了一重又一重，四面射来的箭镞下雨一般。米信也张弓搭箭射杀临近的几个契丹兵。但他麾下的军士很多都已经战死。天色渐渐黑上来时，米信在连绵数里的契丹大营中，选中一个薄弱环节，手持一杆大刀，率领剩余的百余骑，大声呼叫着开始突围。一战，杀死敌人数十人。这时，曹彬已经闻讯，特意派来大将李继宣增援。接战后，在新城东北方向，将敌人击溃，斩首千级，俘获战马百匹。米信遂固守新城。
米信，也是奚人。年轻时就很勇猛强悍，江湖上都知道他箭术高明。当初曾跟随周世宗柴荣，作为亲兵征战。曾参与过著名的高平之战，因为有功升为龙捷散都头，这是禁军中的一部校官。太祖赵匡胤统领后周禁军时，就将他收在麾下，是太祖非常信任的心腹，一直充任武职，做到团练使级别的高官。太祖征讨扬州时，米信手持弓箭侍卫在太祖身边。一天看到有一来历不明的游骑迫近了乘舆，米信更不答话，弯弓射之，一发毙命。太宗征北汉时，他也有功，再升为节度使级别高官。
此人不识字，作风横暴，很多吏卒往往无罪被他鞭打。还贪财，他太太死后，要买地下葬，他竟随意挖掉他人的坟墓，占据地块为己所有。太宗淳化三年（992），有个家奴名叫陈赞，被他鞭打致死。陈赞可能犯有过失，但罪不当死。大宋有个突出的优良治理不成文法：遇到冤假错案，有说理的地方。陈赞的家属就气愤难平，于是上诉。朝廷的公正也在这里：不管告状者地位高下，有案子就调查。太宗从内心是喜欢米信的，在“雍熙北伐”中，他犯有“失律”之罪，是导致大军失败的原因之一，但太宗也只是给他一个短期降职的处分，不久又再恢复、升职。但是欺凌无辜不成。米信的案子交给了御史，一番审讯，米信供认。御史于是整理卷宗，还没有来得及上报朝廷，米信在忧惧中病逝。
不过米信忠于大宋，是真诚的。他在做马军都虞候时，他的奚族亲属大多在塞外。当时他哥哥的儿子米金从契丹辖境朔州来投奔叔叔，太宗知道米氏一家多在契丹，很感动，然后派遣米金乘坐驿站马车到代州，让他就在代州想办法迎回亲人，并调拨当地劲卒护送他们。但是敌人的边境守卫很严，寻常人物进出根本不可能。米金留在代州多年，也没有能够迎回亲眷。米信得知后，对米金很慷慨地说道：“我听说过一句话：‘忠孝不能两全。’我受国恩如此深重，正在思念如何杀身以报国，哪里还能再顾及亲戚啊！”说罢，冲着北方大哭一场，表示与北境诀别。并告诉这位侄子，以后不要再向有关部门提及此事。
岐沟关大雨
屯驻在幽州以北驼罗口（今属北京昌平）的萧太后，与耶律隆绪一起，集结了契丹主力，正在与涿州附近的耶律休哥会合。曹彬得报，决计尽快退回宋境，保全整军实力，等候太宗指令，再做安排。
契丹萧太后与耶律休哥会合后，赐给耶律休哥战鼓、军旗以及官印，让他督促诸将追击曹彬，自己带着草原主力一部收复已经成为空城的涿州。根据这个记录，甚至都不排除曹彬之所以弃守涿州，是为了避免萧太后的攻击。《辽史·耶律休哥》说，曹彬“凡四日始达于涿。闻太后军至，彬等冒雨而遁”。曹彬用了四天才到达涿州，但听说萧太后的主力到达，冒雨而撤退。
萧太后得到涿州后，即与耶律休哥对曹彬大军形成钳形攻势，意欲在夹攻中，一举击溃宋师。
五月初，曹彬东路军退却，抵达岐沟关。
此地在涿州西南三十里，当拒马河东岸，另有一条易水与之交汇。
宋师是退却中仓促迎敌，契丹是一直等待援军，打一场章法严明的有准备之仗。萧太后年轻，但器识不凡；耶律休哥沉稳，但直觉敏锐。这俩契丹人此际已经吃透了曹彬、米信。包抄中，战云密布，有一场大雨，曹彬感到了形势危急，于是采用了太宗“平戎万全阵图”的一个做法，将所有的辎重车、运辆车排列为方阵，以此遏制契丹骑兵的冲荡。
大雨，布阵匆促，将士们在慌乱中，也能感觉到主帅的慌乱。
耶律休哥在车阵之外另外布阵，对宋师的包围越来越紧。
夜半，雨停。曹彬、米信开始突围，组织起来的精甲骑兵荡开耶律休哥外阵的一个缺口，开始了悲壮而又仓皇的——退却。在退却中，十万宋军开始溃败，跟着主帅奔逃。
耶律休哥继续追击。
濒临拒马河上游的沙河，曹彬在此地集合了残兵，还有几万人，于是略略喘息，开始埋灶做饭。耶律休哥似乎特别善于在宋师用餐时发动袭击。他闻讯后，督促草原骑兵赶快展开攻击。宋师看到远处尘头已起，不敢交战，丢下饭碗，涉水而逃。一时间从河岸堕落水中的人畜互相践踏蹂躏，死者过半。以至于河水都是尸体，“沙河为之不流”。
显然，曹彬在这里又犯了一个错误，他应该至少在过河之后稍事休憩，那样就会赢得一点逃跑或退却中的主动，不至于追兵赶到再仓促过河，导致上万人的死亡。
宋师中的知幽州行府事、右谏议大夫刘保勋，他的战马陷在河岸泥淖中，无法出逃。他本来是准备接替幽州行政管理的，一旦幽州城被攻破，他就要进入府邸开始掌管幽州一应大小政务。他的儿子刘利涉，正在做开封兵曹，此役中负责督运随军粮草。父子常在一起。儿子发现后，尽力帮助父亲脱离泥浆，但越是拖拽，人马越是往下沉陷，最后，父子二人都陷入泥潭而死。
刘保勋是一个生性纯谨、熟悉吏事的老好人、读书人。他曾经跟人说：“我接受朝廷任命时，从未有过推辞；接待同僚时，从未有过失宜；居家过日子，积累钱财，从未超过千钱。”应该是个很温和很廉洁的省部级官员。他死后，听到的人都很痛惜。
随军的殿中丞孔宜也在拒马河上溺死。
但在这个危急关头，出现了战争史的奇迹。
大将李继宣
大将李继宣，一个并不为更多人所熟知的大宋将军，组织起所部精锐，与耶律休哥夹河而战，从河水西岸战斗到河水东岸。他的部队等于是逆向宋师而进。现在可以想象，当他在指挥部队“向前！向前！”时，两旁曹彬主力部队，都在“向后！向后！”——原来，他是在掩护主帅曹彬撤退。
史上没有记录他为何逆击契丹，但今天来分析，就应该是“掩护主力撤退”这个军事行动目的。瞬息万变的沙场形势，掩护主力是难度最大的军事动作；在主力溃散之际，逆向而上掩护主力，难度尤其大，但了不起的李继宣居然做到了；而且居然打退了耶律休哥，于是宋师得以突围而去。
李继宣，到目前为止，很像敦刻尔克大撤退中，英法联军后卫部队的哈罗德·欧文·安德鲁上尉。德军地面部队试图攻击敦刻尔克时，安德鲁上尉居然在十个小时的炮击之后，依然顶住并打退了疯狂德军的一次又一次进攻。他们的阵地钉在那里，德军无法通过，保卫了联军的撤退安全。甚至，侧翼友邻出现防卫漏洞时，他居然还抽调出三十六名英雄补充了这个可怕的漏洞，至少一个营以上的德军居然未能从此通过。联军退出欧洲大陆，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时间。安德鲁上尉为联军赢得了无比珍贵的时间。就在这一天之内，他掩护近七万联军士兵经由海峡撤回英国。
李继宣甚至比安德鲁上尉做得还要传奇。他在宋师败退中，独自率众顶住并打退耶律休哥一部之后，又发起近百里的战术追击，直至孤山（又作狐山，在今天的北京房山之南）。此一役，成为“岐沟关之战”中的奇异景观。兵败如山倒。但大将李继宣却组织起所部精锐，在“山倒”中，与耶律休哥的契丹精锐斗战，且毫无惧色，且越战越勇，且击退敌阵，且还能取胜，且发起追击。考人类战争史，能做到这一步的，实属罕见。
安德鲁上尉获得了极为珍贵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堪称允公允能。李继宣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除了被太宗破格提拔为崇仪使，又由贝州（今河北邢台）监军，升为易州（今河北易县）驻泊都监，赐钱五十万、白金五百两之外，最重要的是史上记录的这几十个汉字：彬等收馀军，宵涉巨马河，营于易水之南，李继宣力战巨马河上，辽兵始退，追奔至孤山。
曹彬等收拾剩余的军队，晚上渡过拒马河，在易水南岸扎营。契丹来攻，李继宣在拒马河两岸与契丹奋战，敌兵开始退却，李继宣发起追击直到孤山。
这就是“青史留名”。
李继宣足以不朽。
大宋，不乏“常胜将军”，但都不是统帅级别的人物。药元福是第一个，可惜在宋初就病逝，党进、郭进也总是在战胜，史料中看不到战败的记录。太宗朝的荆嗣也是不败的猛将。李继隆也很出色，甚至独立击败过耶律休哥，但有一个记录，说他有一次畏葸不前，导致袍泽失利，所以不在“常胜将军”的名单里。也有些将军虽然多次失败，但最终反败为胜，也是一大特色。南宋张荣，曾从梁山泊退守到江苏泰州，在多次败退后，最终剪灭金兵上万人，为南宋的安全立下大功。这些都是坊间鲜为人知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李继宣就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常胜将军”，事迹比荆嗣还出色。他参与大小阵战数十场，从无有过败绩。拒马河上，反败为胜，是“雍熙北伐”中难得的一点亮色，足见这个将军不是凡人。据说他年轻时跟随太祖，曾被补为禁军中的右班殿直，那时只有十七岁。陕州（今属三门峡市）人来报，说当地老虎众多，常常伤人。太祖就命他往陕州捕虎，他居然杀死二十多只老虎，还活捉了两只老虎、一只豹子，献给朝廷。
顺便说，宋太宗真宗时，中原虎害猖獗，据《宋史·五行志》记载：太平兴国三年（978），果、阆、蓬、集诸州虎为害，派遣殿直张延钧抓捕，居然抓了“百兽”。不久七盘县又有虎伤人的报道，张延钧又杀七只虎上报。太平兴国七年（982），有虎入萧山县，庶民赵驯家被老虎伤害八口人。淳化元年（990）十月，桂州虎伤人，下诏遣使抓捕。至道元年（995）六月，梁泉县虎伤人。次年九月，苏州虎夜入福山砦，“食卒四人”，吃了四个士卒。真宗咸平二年（999）十二月，黄州长析村二虎夜斗，其中一只被另一只吃了一半。大中祥符九年（1016）三月，杭州浙江岸，白天有虎进入税场，巡检俞仁祐挥戈杀之。
所以李继宣杀死二十只虎，是可能的。
“京观”
曹彬第一次“还师境上”，大军回到雄州护粮道、取军需，然后又返回涿州时，在新城遇到契丹。李继宣不犹豫，当即与契丹展开遭遇战，一直到天黑，双发罢兵。回到营垒检查，他身上中了十处刀箭之伤，敌人的长剑甚至砍到了他的头盔。第二天接着昨天的战事继续斗战。当时的名将李继隆被契丹邀击，形势险恶，李继宣带领部下冲击敌阵，将李继隆救出。一路上，且战且行，最后夺取涿河，一直到涿州。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成为太宗、真宗两朝的名将，战功不俗。
“岐沟关之战”后，另有李继隆所率一部，没有溃散，整军而还。这在全军大败中，镇定部署，有效节制，独保一部，其风采，古来名将不过如此。非常可惜，李继隆如果在稍后发生的“君子馆之战”中，没有污点（容后表），他的武功就太完美了。
宋师余众奔向百余里外的高阳关（今属河北保定），丢弃的戈甲辎重不计其数。契丹将这些战利品堆积起来，像丘陵一般。
耶律休哥收拾宋师尸体，堆成山一样的模样。此举有说法，史称“休哥收宋尸以为‘京观’”。“京观”，是古来战事之后，胜利者炫耀武功的一种模式。一般将敌人尸体堆积，覆盖黄土，夯实，筑成塔状。有时，这些塔状“京观”就堆在道路两旁。由此可见，耶律休哥对大宋有骨子里的傲慢和藐视。战后，萧太后主持契丹封赏，他被封为“宋国王”。封赏之后，耶律休哥更提出一个大胆意见：乘胜侵略中原之地，直到以黄河为界。萧太后否定了他这个意见。
不久，太宗派出监军的宫苑使王继恩从易州奔回汴梁，太宗这才知道宋师东路已败。于是下诏，命田重进率领全军屯驻定州，潘美率所部返回代州，再命宿将张永德知沧州，宋偓知霸州，刘廷让知雄州，赵延溥知贝州。李继隆因为所部整齐未乱，转知定州。而曹彬、米信、崔彦进，入朝听命。
王继恩，是内侍行首，也就是宦官中的一把手。当初就是他在太祖病逝后，出宫来见还在做晋王的赵光义，拥立他做了皇上。所以太宗一朝对他很是信任，甚至还命他带兵打仗。用宦官执掌兵权，王继恩是宋初第一人。
田重进一部已经取得蔚州，接到太宗命令后，弃城，大将袁继忠殿后，整军而还。士卒中有在战斗中投降契丹的，这时闻讯，也纷纷逃回定州，田重进认为这些人回来晚了，要斩杀，袁继忠认为“杀降不祥”，田重进接受了他的意见。史称“幽州之役，唯重进之师不败”，三路大军中，只有田重进没有败绩。后来太宗任命他为马步军都虞候，禁军马军步军的总参谋长。这个职务过去由宿将张令铎担任，自从太祖“收兵权”后，至今已经二十五年，没有安排他人，田重进是第一次被授予此官。
将帅不和
要说说崔彦进。
“雍熙北伐”，此公乃是副帅，地位仅次于曹彬。他不像曹彬，有着克平南唐那样的骄人战绩，但他资历不浅。后周时，就立有战功，跟随周世宗柴荣平定瓦桥关，是最早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名将之一。太祖赵匡胤时，平定泽潞、收复淮南，崔彦进都是干将。到了太祖收兵权，将第一代老帅如石守信、高怀德等人的兵权收走之后，崔彦进等人进入大宋武装力量统领中枢，那时，曹彬还名不见经传。“高梁河之战”后，崔彦进出任关南都部署，从此以后，屡立战功。“满城之战”，他率所部悄悄绕出契丹背后，协助崔翰大败敌寇；“唐兴口之战”，他射杀了契丹太尉奚瓦里；而曹彬则一直赋闲在家，几乎多年没有参与战事。就像太宗第一次“乘胜取燕蓟”，没有合理安排大将曹翰，导致曹翰不满一样，这一次“雍熙北伐”，实在也是没有合理安排崔彦进，他也不满。主帅、副帅战略意见不合，崔彦进不服曹彬调遣。
说崔彦进“不满”，可有证据？
第一条证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及多种史料）记载：“彬所部诸将，闻美及重进累战获利，自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谋议蜂起，更相矛盾，彬不能制，乃裹五十日粮，再往攻涿州。”曹彬部下诸将，听说潘美和田重进屡立战功，而我部手握重兵却不能有所攻取，于是诸将谋划议论各种建议出笼，有些议论都互相矛盾。曹彬不得已，再次带上干粮二次攻伐涿州。
这里说的“诸将”就应该包括崔彦进。理由，见第二条。
第二条证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雍熙北伐”失败后，曹彬等人回到汴梁，朝廷组织专案组，设立临时军事法庭，审查战败责任。专案组组长乃是翰林学士贾黄中，曹彬等人都到尚书省，一个个等待审讯调查。一个多月后，调查结果出来，贾黄中提供的报告说：“曹彬、郭守文、傅潜具伏违诏失律，士多死亡；米信、崔彦进违部署节制，別道回軍，为敌所败；杜彦圭不容士晡食，设阵不整，军多散失；蔡玉遇敌畏懦不击，易服潜遁；陈廷山涿州会战失期；薛继昭临阵先谋引退，军情挠惑：法皆当斩。”
这里说曹彬“违诏失律”，就是他没有按照太宗“持重缓行”，策应山后的战略。将士牺牲太多，这是第一条重罪。
米信、崔彦进“违背统帅部署和节制，在回军时，居然不与大军在一起，另外选择一条道路走回”，这一条，是“为敌所败”的原因之一。
杜彦圭，此一役中担任幽州西北道行营副都部署，受米信节制。杜彦圭的父亲杜审琼，是昭宪太后也即太祖太宗的母亲的哥哥，此人有战功，但贪财，曾经假传圣旨购买竹木材料，免除税金，被贬官。所谓“不容军士晡食”，就是不让军士吃晚餐，联系他的“竹木案”，此举很有克扣军粮的嫌疑。而战时“设阵不整”，正是“军多散失”或“以致亡失”（《宋史·杜彦圭传》）的原因。
蔡玉显然是一个平庸之辈，遇到敌人就心生畏惧，不敢进击，还换了服装偷偷逃跑。这样的人在军中居于指挥地位，实在令人心寒。
陈廷山也是一个指挥官，但在涿州会战中，没有按期到达。
薛继昭就是战前极力怂恿太宗“雍熙北伐”的那位掌管宫廷器具的文思使。当初言辞何其壮：“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等到真的“取幽蓟”了，这位大言者却“临阵先谋引退”，到了阵前先琢磨怎么逃跑，这种畏战情绪影响了很多人，属于扰乱军心。
贾黄中缕述诸将罪行后，按照军法规定，给出的最后的意见是：“法皆当斩。”按照军法规定，这些人都该正法——斩首。
太宗将临时军事法庭给出的结论意见交由百官讨论。百官意见一如贾黄中意见：“法皆当斩。”
贾黄中主持审理的“雍熙北伐”案，公正严明，案由清晰，判决合法，曹彬也服气。曹彬自己也知道，兵败岐沟关，这事太大、罪过太深，于是穿了素服，深刻地自责，不推诿，不辩解，接受贾黄中的判决意见，等待朝廷发落。
但是太宗还是网开一面，基本上赦宥了这一批败军之将，大多给出了降职的处分，个别人除名，罢官为民。
“崔彦进违部署节制，別道回軍”，这是对主帅曹彬的极大轻蔑。这一事实证明：北伐军中，将帅不和。
除了前线粮草准备不足，未能如李至所言准备下“百日之粮”；除了战场指挥局部失误等原因之外，将帅不和，也是北伐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甚至，在西路，潘美、杨业那里，也出现了“将帅不和”现象，也成为西路军后来失利的重要原因。
现在往事复盘，不禁为太宗一叹。
第一次北伐“取燕蓟”，如果任用曹翰为统帅，可能会是另外一个局面。
第二次北伐“取燕蓟”，如果任用崔彦进为统帅，也可能是另外一个局面。
而西路军，如果杨业不受潘美、王侁节制，独当一面，对付耶律斜轸，也可能是另外一个局面。
嫉妒与谤书
现在要说到“雍熙北伐”的西路军，潘美、王侁、杨业。
杨业，在太宗时代官职升得很快。他在北汉刚刚归附大宋，就被任命为右领军卫大将军，这虽然是一个荣誉军衔，但等于是朝廷命官，地位不低。随后不久，太宗又任命他为郑州刺史，年内，又改任他为代州刺史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赏赐还非常丰厚。到此时为止，杨业还未有尺寸之功。
太平兴国五年（980）三月，契丹十万众寇雁门，杨业绕出契丹背后，将其击破，这第一份战功，也成为他最重要的一份业绩，于是，他任刺史不变，又被提升为云州观察使。这个职务与节度使相仿佛，只是没有接受节钺。换言之，由观察使开始，杨业已经有了边帅大员的地位。
一年多的时间，杨业以一个“降将”身份，几乎做到藩镇般的方面大将军，这让不少人心里不服气。何况，杨业在北汉时，曾经与大宋有过交战，两次都败北，一次被党进打得逃入城壕，靠着城里下垂绳筐才把他救回去；一次被田钦祚打得奔逃而回，部下被斩一千多人。所以，潘美并不像太宗那样敬重他；王侁几乎轻蔑他，不以为这个老将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因此，西路军作为“雍熙北伐”的一部，杨业被任命为副都部署，做潘美的副手，就像崔彦进做曹彬的副手一样，潜含着“将帅不和”的危机。
但杨业雁门一战，影响太大了。大宋武官们，特别是屯边的将帅们有了嫉妒。于是有的人就开始给太宗上“谤书”，诋毁污蔑老将军，“斥言其短”，“斥言”者，明言指责也。这些边将不隐瞒自己的想法，直接向皇上斥责杨业的短处。但杨业有什么短处呢？史无明文。如果肯于“重行推断”这些“谤书”，我能猜想武官们无非在说杨业原本属于北汉，现在拥兵自重，更为士卒所爱戴，难免有陈桥之厄，云云。这些投寄“谤书”的将军，史不具名，但据后来逻辑推断，潘美、王侁，可能还有刘文裕，贺怀浦，都是嫌疑人。编派杨业之“短”，也不一定就是“作恶事”，也有可能是诸将明了五代十国以来阴谋拥戴的故实，故提醒太宗防患于未然。就像赵普屡屡提醒太祖“收兵权”一样。但这一次太宗没有“雄猜”，他自以为看人不会错，对杨业寄予了非常的信任。他不仅不信诸将的“谤书”，甚至还封了起来，转寄给杨业。这就像太祖将大臣们编派钱俶的奏章封存转给钱俶一样，是一种君臣相知的举动。钱俶当年受到感动，杨业也同样受到感动。这也就解释了他为何后来不幸被俘，誓死不降的原因，但也解释了为何晋北诸将更加嫉恨杨业的原因。
太宗封还谤书给杨业，很像战国时魏国故实。
那时，魏将乐羊征伐中山国，很多人怀疑乐羊，因为乐羊的儿子在中山。但魏国国君信任乐羊，将诸臣写给魏君的谤书封存起来，等到战争胜利，送给乐羊。乐羊看到这些谤书，才知道取胜敌国不算太难，难的是在一片猜疑声中，依然得到国君信任。
到了大宋仁宗朝，名臣富弼对此杨业得到太宗信任事还有评论，他说：昔魏将乐羊征中山，平之。及还，见其君所收谤书三箧，方知将帅立功不难，但人君信任为难尔。将帅专阃外权。擅行威福，人岂无嫉之者？嫉之则谤自生。既有谤言闻之于君，惑之则疑其将，将被疑，未有立功者，此乐羊所以感叹其事。自后帝王，非聪明睿智之主，少有不惑谤言者，其明不能及魏国之君也。杨业本河东降将，太宗得之，信任不疑，每纳谤书，一一付业，使边将安心以立事，其过魏国之君矣。
这一番话说尽人性毁谤源于嫉妒之因，更说尽不信毁谤之难，尤其说尽君臣相知境界之不易。人类弱点之一是嫉妒。史上多少悲剧，因嫉妒而演绎。跳出嫉妒之外思考问题，就有了非同凡响远离平庸之境界，此境，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人之爱憎不同，慧根不齐，运程不一，面对嫉妒，有道者自有灵机。这是世间所有“教程”无法洞悉并传导的存在经验。一般来说，跳出嫉妒外，不在毁谤中，唯有爱深与智深。爱之深，没有嫉妒，不信毁谤；智之深亦然。太宗可谓智深。“神闲、气静、智深、勇沉”，古来成大事者，不离此四境八字。这是圣贤气象，也是大丈夫气象。
边地大迁徙
闲话表过，且说“雍熙北伐”东路军失利后，契丹开始向西部用兵。
太宗了解到西路态势后，派出朝官枢密都承旨，也即国防总参谋部的一等秘书杨首一，到并州、代州，传令潘美等人迁徙并护送已经克复的山后诸州之民，到内地河南府以及附近诸州安置。当时统计，云、应、寰、朔诸州要迁徙的士庶总8236户，78262人，另有牛羊驼马40余万头。这个数据很珍贵，可以据此分析出山后的生活形态。譬如，辽阔的山后四州之地，只有7万多居民，这些人都属于沦陷区民众；每户约9人，可见与今日“三口之家”不同；每户约有牲畜5头，应该是畜牧为主。迁徙这些人到内地，一是为沦陷区民众提供一次“返回家园”的机会，另外也是“空其地”，掏光契丹此地租税来源的战略安排。8000户人家，7万多人，每人生产500斤粮食，方可满足基本生活资料和一般税贡需要，这样就有3500万斤的收获。赋税取中，按“什三”比例，契丹每年当从中获取千万斤以上粮食收入，牛羊驼马还不算，服役劳动还不算。故，大宋每有此类征战，占领原沦陷区，一般都要“空其地”。
说话间到了农历八月，北地已经有了凉意，而契丹十万精甲铁骑，已经在萧太后和耶律斜轸等契丹名将的率领下，迫近了山后。
萧太后动作之快，仿佛空降，让正在忙于迁徙民众的潘美、杨业来不及更多部署，前线已经传来消息：契丹行至山前时，知雄州贺令图遇敌，一战，败绩，南奔，耶律斜轸一直追击到五台地区，贺令图再战，再败，死者数万人。随后，蔚州空城也被攻下。贺令图与潘美一部试图救回蔚州，与耶律斜轸在飞狐大战，宋师再败。耶律斜轸乘胜进入寰州，于是，山后已被契丹占据大半。
杨业正在安排部下将士护送边地民众内徙，闻听前线不利消息后，以副都部署身份向潘美建议道：“今寇锋益盛，不可与战。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悉兵来拒，即令朔州吏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三千列于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
现在敌寇兵锋越来越盛，我军不可与他们仓促对阵。朝廷给我们的命令是带领几个州郡的民众内迁，我们只要领兵护送民众走大石路（又称大石口，在山西大同附近，可通往代州），同时马上派人去秘密告知云州、朔州守将，等到我主力部队离开代州时，让云州的民众先走，我部屯扎应州。这样，契丹一定会调集全部人马来拦截。然后，命令朔州官民全部出城，直接进入石碣谷（又称石佛古，在代州），派遣强弩三千人陈列于谷口，以骑兵在中路增援，如此，则三州的民众，进入内地，可保万全。
现在“重行推断”往事时，可以知道，杨业这个谋划，可能是紧急状态下完成“徙民”战略的较好方案。如果实现，可令山后一空，也可以令宋师整军而还，不至大败。
但人性或智慧的差异在此时此地有了活剧演绎。
杨业孤军奋战
西路军第三把手，时任监军的王侁，不同意杨业的谋划，并语带讥讽地说道：“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马邑。”你杨业带领数万精兵，居然恐惧懦弱到这个地步！不必，我军只要大大方方地去雁门北川，然后光明正大地敲锣打鼓直奔马邑。
马邑，在今天的朔县，宋时的朔州东北。王侁的意思是：大军没有必要怕契丹，直接到朔州去接应民众南徙，我大宋不可丢了威风。
时任军器库使的刘文裕也赞成王侁意见。
杨业争辩说：“不可，必败之势也！”不行啊，你这方案看起来，那是必败的趋势啊！
王侁应有冷笑，他回应杨业道：“君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您素号“杨无敌”，那应该是很能打仗的啊！现在看到敌人，却逗留不前，又试图阻挠我等不前——莫不是您有别的志向了吧？
大将潘美听着二位争议，不做判断，也不做仲裁。他听着，看着，不语。
诸将也无人为杨业辩护。
也许在窃窃私语中，有人在说杨业“怕死”之类的话头。
孤零中的杨业应该一瞬间明了了眼下格局的凶险。战未起，败局已定，而我杨业乃是西路军中一个“外人”而已。
杨业很平静地说道：“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死耳。”我杨业并非逃避战死，实在是因为时机不利，如出战，白白死伤士卒，还不能立功。现在各位既然责备我害怕一死，我来做一个先死者好啦！
杨业并没有接过王侁“得非有他志”这般狠话解释。
于是，按照王侁意见，带领本部兵马从石峡路（今属山西代州）趋赴朔州。
但如何在未来的败局中拯救于万一？出发前，杨业应该有了短暂的思考。在诸将送行中，杨业看着主帅潘美，一股冰冷的寒意袭来，不禁有了英雄泪。他哭泣着对潘美说：“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伺其便，将立尺寸功以报国恩。今诸君责业以避敌，业当先死于敌。”这次出行一定不利！我杨业乃是太原过来的降将，按应当应分的规则，我应该被处死，但皇上不杀我，还让我做了边帅，授给我兵权。这次我提出避敌锋芒的意见，不是放纵敌人不去打击，实在是因为想寻找战机，来立一点小功以报国家给我的恩典。现在诸位责备我临敌而逃避，我杨业只好先于诸公战死。
说罢，杨业指着附近一个叫陈家谷口的地方对送行的将军们说：“诸君于此张步兵强弩，为左右翼以援，俟业转战至此，即以步兵夹击救之，不然者，无遗类矣。”各位，拜托，请在这个地方安排步兵和强弩，作为我的左右翼来支援我。等我转战到这里时，请就以步兵夹击敌寇。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这部下所有将士一个活着的都不会有啦！
潘美认为杨业这个意见有理，就与王侁领麾下将士在陈家谷口列阵设伏。
杨业拜泣，悲壮而去。
王侁让人在附近一个叫托罗台的高地张望，观察杨业的归路。此地地势甚高，可以看出十几里地开外。瞭望哨观察了几个小时，传来一个消息，说一直没有看到敌人。王侁琢磨了一阵，以为杨业正在遥远地追击敌人，那么就是敌人败走了。想想击败契丹的机会也许来了，立功也许就在此刻。于是率领自己麾下将士离开谷口，准备追击。史称“美不能制”，潘美不能制止王侁这个举动。王侁带兵沿着一条河流行走二十里地，听到前方报到“杨业已经败了”，于是赶紧带着兵马退却——实际就是逃跑了。
而杨业已经陷在预料中的包围圈，正在与契丹苦斗。
原来，耶律斜轸侦察到杨业率军已出石峡路，当即派遣副部署萧挞凛率精锐安排伏兵，耶律斜轸自率部分老弱做迎战态势。
这位萧挞凛，乃是契丹名将。《辽史》对他的评价是“幼敦厚，有才略，通天文”。少年时代有敦厚气象，才气胆略不俗，而且还通晓天文气象。他是大宋天敌。其威名似乎仅次于耶律休哥。他不仅擒获大宋名将杨业，还曾在以后的战役中擒获大宋遂城守将王先知、云州观察使王继忠。在真宗一朝，是宋师最为恐惧的契丹名将。也是他，曾经征服高丽，令高丽在很长时间里对契丹俯首称臣。但这个世界上有不怕他的人，那就是大宋名相寇准，若干年后，这位令人谈虎色变的契丹第二战神，在寇准的部署下被大宋强弩射中，一命呜呼。他的死，直接促成了澶渊之盟。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且说杨业，一见耶律斜轸安排的阵势，即知道敌寇在诱敌，但势已至此，是毒酒毒药也得吞了，于是鼓足勇气向敌阵掩杀过去。耶律斜珍果然佯败而退，杨业追击中，萧挞凛伏兵四起；耶律斜轸再率诸军回击，杨业不敌，领兵且战且退，到了一个叫狼牙村的地方暂时获得歇息。稍事休整后，继续斗战，从日中直到日暮，在千难万难中，有意识地将契丹引入陈家谷口。
这个时候，如果有潘美或王侁一部伏兵在，整个西路军的败局还可以挽回。但是没有，一个大宋士兵也没有。王侁跑了，潘美也不见了。
杨业四处寻找当初说好了的大宋援兵，没有看到，于是知道最后的结局不可避免，于是有了末路英雄的捶胸痛哭。但英雄就是英雄，他擦干眼泪，聚合起跟随他多年的将士，做最后的抵抗。
杨业身中数十处创伤，帐下将士几乎伤亡殆尽，但老将军仍然斗阵不止，就像当年太宗围太原，北汉主已经投降了，他还在据守城池一角，战斗不止。杨业负伤之后，还亲手格杀数十百人。战马已经受伤，不能继续骑战，杨业骑着瘸马暂时藏匿在一片树林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