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赵普一生没有参透的义理。事实上，也是近世以来，很多政治家思想家没有参透的义理，或者说，故意不想参透、不愿接受的义理。
《宋论》中的四个观点
《宋论》中，王夫之先生对“赵廷美—卢多逊”大案，给出了几千字的评论，堪称字字珠玑。读懂这一篇史论，对理解传统圣贤理念，理解政治与伦理的关系，甚至，识别“仁人”与“鄙夫”，看清近世身边的大事与小事，从此获得洞察世界的思想穿透力，都是一种虽然未必令人赞同，但足够意味深长的思想启发。从头梳理这一篇史论，于本书似无必要，只略说一说文中的四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辨识仁与不仁之人，有一个铁门限，就是在父子、兄弟、夫妇这类人伦关系中。即使这个人从中挑唆，制造亲情流血罹难之案，而结果大有利于“我”；即使与这个人谋划大事时，他可天才决断；与他讨论机密，他能守口如瓶；与他处于危疑之际，他也绝不动摇，但这仍然是一个不仁之人。而不仁之人，不可以将国家命运托付于他。在王夫之看来，像张子房这样的人，投项羽、投刘邦，用“忠谨”来评价，似乎不够资格，但是当他面对刘邦父子之间的关系时，就好像自己的痛楚，委曲地为刘邦讲解譬喻，深深地护持父子之情，“以全其天性之恩”，这样的人才是仁人，而赵普不是。
第二个观点：赵普很有可能怀有篡权夺位的野心。赵普的隐情，就像当年杨素面对杨广、徐世@面对武氏的隐情。杨素的儿子杨玄感反大隋，其实正是杨素平时的志向，假如杨素不死，大隋的隋炀帝杨广，不过是乱隋而后可被剿灭的中原肥鹿，杨素很有可能取而代之。徐世@的孙子徐敬业反大唐，其实正是徐世@平时的志向，假如徐世@不死，大唐的武则天皇后，也不过是乱唐而后可被剿灭的中原肥鹿，徐世@很可能取而代之。所以杨素拥立杨广，徐世@拥立武后，都有取而代之的野心。赵普之所以在赵德昭赵德芳死后，决计拥立太宗，就是要借“兄终弟及”而乱大宋，如果太宗不保，或太宗身后，大宋又是一孤儿寡母天下，彼时，赵普操纵宋室会更自由，那又是中原鹿肥之际。之所以如此猜测赵普，并不难知，看看赵普在太祖时，所有的谋划几乎全部指向宋初的故旧元勋，兵权固然收掉，但赵普却获得了大权。唐代灭亡之后，“鄙夫”比比皆是，脏污了天下，而无法洗濯干净，赵普以一个优异的“幕僚”身份，沉溺于权谋中，与那个知名的“鄙夫”冯道是一样的人。
第三个观点：赵普诱导人主戕杀其天伦情感，犹如当年要对周世宗的后人斩草除根“去之”一样，几乎没有忌惮之心，这等不仁不忍，“太宗觉之矣”。所以，给赵普的酬赏虽然很隆重，但在大案结束，还是将托国大事寄托于后来崛起的李昉、吕端等人，而赵普则再次罢相，老死于家中，所以，大宋宗社才算平安。宋琪所谓“君臣两全”的说法，事实上也暗含了赵普的危机——太宗没有将赵普置之于法，是赵普的幸运。
第四个观点：卢多逊试图看守住伦理大义，而不计个人荣辱。当初赵普在太祖面前说太宗的坏话，一如后来在太宗面前说赵廷美的坏话。这些，卢多逊都有感觉，所以在太祖时，卢多逊就与赵普不和，试图保全太宗；等到了太宗时，卢多逊又想保全廷美。杜太后的遗命虽然不符合“嫡子继承”的古制，不合法，不正当，但是如果违背这个遗命，猜疑一起，则兵火就会跟着而起。但“天伦为重，大位为轻”，所以卢多逊与赵普比较起来，“立心远矣”。
疯癫长子赵元佐
“赵廷美大案”中，有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在历史的幽微深处，孤独地闪耀出传统圣贤肯认的高贵之光，他就是楚王赵元佐，太宗的长子。
史上记录的是，他几乎在癫狂状态中，度过了一生。
太宗赵炅有过三个皇后：尹氏、符氏、李氏。
尹氏，太宗发妻，滁州刺史尹廷勋女，早薨。太宗践祚，追封为淑德皇后。
符氏，魏王符彦卿第六女，后周时嫁给赵光义，太祖开宝八年（975）薨。太宗践祚，追封为懿德皇后。
李氏，名将李处耘之女，太祖介绍给太宗为妻。太宗践祚后，于雍熙元年（984）立为皇后，史称明德皇后。
太宗另有贤妃、德妃、贵妃、淑仪多人。
内中一个李贤妃，乃是防御使李英的女儿，贤德有名，太祖听说后，为太宗延聘。太宗践祚，封为夫人。她生了赵元佐、赵元侃。赵元侃后来更名赵恒，就是大宋第三任皇帝宋真宗。但李夫人死得太早，太宗践祚的第二年，她就病逝了，还来不及封妃封后。真宗时，先追封母亲为贤妃，又进上尊号为皇太后，有司继上谥号元德，故史称元德李皇后。
赵元佐是太宗长子，真宗的大哥。赵元佐出生于乾德三年，公元965年；真宗出生于乾德六年，公元968年；元佐大元侃三岁。宋太宗出生于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大元佐二十六岁。
元佐是太宗的第一个儿子，长得酷似老爸，又禀性聪明机警，所以宋太宗非常喜欢他。据说他十三岁时，曾跟从太宗在近郊田猎，当时还有契丹的使者来，也在一起。太宗看到一只兔子在御辇前出没奔跑，就让元佐射箭，元佐张弓，一发而中。众人叫好，连契丹使者也感到惊异。
元佐可能确有异禀，他一直喜欢独居，不愿意见客人；太宗驾崩后，更是如此，但常常能预知要发生什么事。真宗时，看到元佐疯疯癫癫，就派了著名的术士管归真到元佐府邸，去为他祭祀祈祷，消灾求福。左右还不知道这个事，元佐就说：“管归真来了。”真宗听说后，也很诧异说：“难道真的有什么神异的东西依附在他身上了吗？”
元佐是因为四叔赵廷美案而疯掉的。
在此之前，他还跟从父亲平定太原、征讨幽蓟，很正常的一个人。从皇子宫邸出来后，为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卫王。初期在中书省工作，后来又迁居东宫，加检校太尉，进封为楚王。这是太宗一心要培养他做“嫡子继承”的节奏。
但赵廷美的案子出来了。
群臣正在议论纷纷，在研究如何定罪。老太傅王溥正在紧锣密鼓地联络诸臣“联署”，已经有七十多人签了名。我推想王溥也一定找过赵元佐，因为元佐当时官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是宰辅级别的高官，理应“联署”。但我也不难推想，元佐一定是拒绝在这份奏章中签名。
赵元佐认为四叔没有错，弄出来的那些事，不算个事。四叔几乎不带兵，几乎没有强有力的党羽，有个卢多逊，也不过是寻常来往，说了一些讨好的话，负气的话，而已。就像王旦看“逾制”的老臣寇准，仁宗看“谋逆”的成都秀才一样，四叔这点事，在元佐眼里，不是事。于是，他拒绝签名，并开始试图搭救四叔，尽力不要酿成一场大狱。
整个皇族中，只有楚王元佐一个人，在救助赵廷美。
但“宋太宗—赵普—王溥—柴禹锡”，这一方的力量太强大了——
太宗主意已定，必要恢复“嫡子继承”制；
赵普主意已定，必要在“倒赵”过程中“倒卢”；王溥主意已定，必要支持大宋结束“兄终弟及”的格局，从此走上权力分配的古制；柴禹锡主意已定，必要以当初晋王官邸旧人的身份，帮助太宗，甚至也帮助元佐，完成大宋社稷继承人要保持在太宗一系的制度性设计。
所以，元佐一个人的力量还不足以救助四叔。太宗也不听。
有一部野史《龙川别志》记录说，太宗要立元佐为太子，元佐坚决推辞，说要立也得立太祖之子。因为这个原因，元佐作为太子的资格被废掉。但这个说法不确，因为元佐“出阁”，也即接受藩封，做官，在太平兴国七年（982）七月，当时太祖两个儿子德昭、德芳已经死了。所以，他不大可能要求立“太祖之子”。但这个故实的意义在于：赵元佐，这位最有希望继承大宋社稷江山的人物，并不看重这份君权。这是进入元佐内心世界的一把秘钥。
让国四贤人
历史上，出让君权给更合适的人选，有几个被儒家反复赞誉的人物。
有一人名泰伯，是殷商晚期周族的太王之子。太王有三子，长子就是泰伯，次子是仲雍，三子是季历。季历最为贤能，且生有一子，就是姬昌，未来的周文王。太王看到姬昌，就认定周族的希望在他身上，就有意要将王位传给季历，再由季历传给姬昌。泰伯看到三弟季历和大侄子姬昌确实贤能，而父亲太王又有此意，就有了不露痕迹的三次推让天下。第一次，太王生病，他去采药，故意没有回来；第二次，太王病死，他又故意不去奔丧；第三次，断发文身，故意不穿用周族服装，表示不可能继承王位，最后跟着二弟仲雍一起跑到今天的“吴越之地”，远离了陕西的周族之地。这样就造成一种不露痕迹的“让国”。
“三让”天下的“三让”也有不同说法，如让季历、让姬昌、让姬昌的儿子姬发也即周武王，就是一说。这个不论，“三让”已成为传统政治人物“至德”的故实。孔子就盛赞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的“至德”，以至于天下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表彰这个事件。
这又是一个伦理重于政治的案例。
在儒学价值系统中，“外王”，其分量是远逊于“内圣”的。
达到“外王”，可以作为一个可能的目标；但达到“内圣”，却是必须追寻的目标。所以“让国”这类“政治上不负责任”的“开小差”行为，在儒学这里可以被当作“至德”来表彰。而政治人物之所以被表彰，是因为他们在“伦理”意义上富有圣贤气象。无论多么丰厚的利益，都不能连累他们的内心，所以有“让国”；无论多么高尚的名声，都不是他们愿意计较的对象，所以士庶不知道怎样称赞他们。这就是“至德”所在。
“让国”的还有两位，一个是老大伯夷，一个是老二叔齐，俩人都是殷商末年孤竹国的王子。孤竹君喜欢老二，就要传位给叔齐，但叔齐认为自己不是嫡子，不能继承王位，就让给哥哥伯夷。伯夷又认为父命不可违，坚持不做这个国君。最后二人都逃跑，到了周国，看到周武王伐纣，认为这种战争属于“以暴易暴”，不是臣下应该干的事，就拦住马车谏阻。武王不听，终于灭掉殷商。伯夷叔齐二人“耻食周粟”，认为再吃周王朝天下的粮食是个耻辱，就到首阳山，采集野草而食用，最后饿死。这二人也得到了孔子的高度评价，是传统中国抱节守志的典范。
这二人的意义在于：做事求诸己。求诸己，就是守住内心的仁德之念，自然而然地做道义肯认的事，无论所得结果如何，不抱怨。按照圣贤的意见，这种发自于内心的恪守廉耻，是大丈夫之事。伯夷叔齐简称“夷齐”，是对中国传统士大夫影响深巨的历史人物。唐代韩愈曾做《伯夷颂》，宋代范仲淹曾书写《伯夷颂》多篇送给亲朋。近人张君劢先生则引述韩愈的意见，也对夷齐之行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说：韩氏《伯夷颂》一篇，尤为有关气节之文。韩氏于举世宗周之际，讶然于伯夷、叔齐之饿死首阳山，乃释其所以然之故曰：“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又曰：“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意谓君臣上下，乃社会维系之大防，即令周室为人民所拥戴，然不可不有耻食周粟之夷齐。且称夷齐曰：“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可见政治上一个朝代即令成功，而一个个人仍有其是非褒贬之特权。此其言将一人人格，一人信心，一人之殉道精神，推而至于至高至远，无以复加者矣。方今国中充斥朝秦暮楚之辈，读韩氏此文者，其亦有冷水浇背之感欤。
（《中华民族精神——气节》，香港《再生》，1951年10月，第301期）
近代以来，理解伯夷叔齐的，张君劢可能是第一人。
还有一位名叫季札。他是泰伯的后裔。泰伯在东海之滨建立吴国后，经过了多少代，到了一个叫寿梦的人继承王位。寿梦有四个儿子，季札是老四，最有德能，所以寿梦就想将王位传给他。季札的几个哥哥也愿意让季札来做君王。但季札不肯接受，最后季札退隐于田野，以耕种明志。
季札思虑很深。他不继承王位，既有谦逊的一面，也有远祸的一面。他知道当时春秋之际，天下征战很频繁，而吴国也有了政治上的困境。明哲保身，也是一种“德”，所以他不愿意从政。但还有更深的思考，也即邦国最高执政，理应坚守“嫡子继承”制度。无论天下怎样乱，这个天大的礼法不能变。他等于在用自己的行为，为周族天下以来的“立嫡”制度做出了实际维护。即使天大的利益就摆在眼前，也不变更这一种坚守。这也是一种“至德”。
赵元佐被废
楚王元佐救助四叔，没有结果，赵廷美终于被贬谪。史称“廷美之贬，元佐请其罪”，元佐更向父亲质问：四叔究竟有何罪？太宗不喜欢这样的问题，“由是失爱”，就因为这个原因，失去了父亲的宠爱。
赵廷美再次被贬到房州后，元佐“遂感心疾”，于是得了疯病。
他经常会好久不上朝。大宋的法度他也开始不放在眼里，左右稍微有点微小的过错，他如果犯病，就会用刀伤人。仆人和小吏从堂前走过，他有时会张弓搭箭去射人。
太宗听说后，开始很严厉地批评他，要他改过，但他根本不改。到了夏秋之际，更严重了。太宗为此格外忧虑。但只要听到他略略好了一点，太宗又很高兴。甚至为了他能病情好转，还大赦天下一次。太宗是太期待这个宝贝儿子能继承他的事业了。
说话到了重阳节，太宗召集诸位皇子在园囿中宴射。但是因为元佐疯病刚刚有一点好，这么热闹的场合，叫他来可能不方便，因此，太宗没有召唤他来参加宴射。到了晚上，宴射结束，太宗的次子赵元佑来看望哥哥赵元佐。
赵元佑原名赵元僖，太宗认为长子为“佐”，次子可以为“佑”，于是改名为赵元佑。在后来的日子里，太宗也确实因为元佐疯癫，有改立元佑为太子的心思，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赵元佑被自己的侍妾张氏误毒而死。
他现在到元佐府邸来干吗？史无记载。有记载的是，元佐知道重阳节园囿宴射聚会，没有邀请他。于是他对元佑说：“汝等与至尊宴射，而我不预焉，是为君父所弃也。”你们这些皇子们跟着至尊皇帝宴射，而不叫上我这个老大，这明显是我被君父抛弃了。
他的病情本来似乎已经好转，但就在这天夜里，忽然又一次发作了。到了夜半，他躲开妻妾，放火将自家府邸点着了。这一蓬大火，一直烧到天亮，火焰也没有停止。
消息报来，太宗认为这一定是元佐干的活儿，就派遣御史前往拿问。元佐承认了是自己所为。
太宗得到结果，痛定思痛，又派出大内总管去见他，传达太宗的话说：“汝为亲王，富贵极矣，何凶悖如是！国家典宪，我不敢私，父子之情，于此绝矣。”
你作为亲王，富贵到极点了，为何凶恶悖逆到这步田地！国家有典则有宪章，我不能私自回护你。父子之情，从此以后两绝！
说着就要按国家章法给元佐治罪。
赵元佐没有话说。
蹊跷的是赵元僖，也即后来的赵元佑，为何在宴射之后到元佐府邸？为何他去了之后，元佐就放火？按照政治事件“谁最获利”的原则推断，元佐疯癫，最有希望获利的就是赵元佑。如果元佐疯癫转好，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储、太子。作为老二，可能的替补机会，就是老大失去作为皇储的资格。太宗也确实在后来将赵元佑晋封为王……但这还不过是推断。赵元佑究竟跟大哥元佐说了什么，现在已经不得而知。赵元佑未必在元佐病情稍好时，去挑唆什么，重新加深加重他的病情。很有可能是元佐自己“选择”了这一时机，彻底疯掉。
太宗处理意见出来后，陈王赵元佑以下，包括宰相、近臣都来哭着营救元佐，要求赦免。
太宗痛哭流涕，对诸位说：
“朕每读书，见前代帝王子孙不率教者，未尝不扼腕愤恨。岂知我家亦有此事！朕为宗社计，断不舍之。”
朕经常读书，看到前代帝王子孙有那等率意而不奉守礼法制度的人，没有一次不是扼腕愤恨。岂能料到我家也有此类事！朕为宗社谋划，绝对不能赦免这等罪恶。
于是下诏，将楚王赵元佐废为庶人，送到均州（今属湖北丹江口）安置。
元佐无语南下。
“德不孤，必有邻”
太宗对宰相宋琪等人说：“近来内外稍稍安定一点，我正想自己适意一些，而元佐居然纵火！实在是坏了我的情怀。”
宋琪等人奏道：“尧那么圣明，还有个不肖子丹朱；舜那么圣明，还有个不肖子商均。这些都不足以连累陛下的圣明之德。元佐也不是故意的，如果不是患有心疾，也断不会干这种事。请陛下开怀。”
然后，宋琪等人又率百官上表，要求将元佐留在京师。太宗下诏不允许。百官又上表，连上三次。最后，太宗答应了。元佐已经走到黄山时，赶上了朝廷发来的召还诏书。
元佐回到京师，等于被软禁，不许与外界通联。
原楚王府的咨议、翊善等都来向太宗谢罪，说自己辅导楚王不合格，所以导致楚王做混事。太宗说：“我教训他多次，他都不听，哪里是你们这些人能够赞襄引导的！”于是没有计较他们的罪过。
王夫之《宋论》对楚王元佐的评价极高，将他放到有“三让”至德的泰伯行列来赞叹。他说：“三代而下，遂其至性，贞其大节，过而不失其中，幽光内韫，垂五百余年，人无得而称者，其楚王元佐乎？”
夏商周以来，一个人能够顺遂自己的至性，大节贞正而不移，有过失但不失为中庸之道，内涵微弱的圣贤光芒，到今天五百余年，而人们没有办法称赏他，这样的人，就是楚王元佐啊！
王夫之先生认为，如果遂了太宗的愿，天下就不会是赵廷美的，也不会是赵匡胤子孙的，而一定是赵元佐的。但赵元佐则有发自天性的恻隐之心，以此来对质鬼神，对质天下，一定要委曲地保全叔父，以免君父陷于不仁——而君父“不仁”，就没有“至善”，就不是圣明之君。但君父不听，元佐于是“激烈佯狂，纵火焚宫”。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向天下昭示：我，赵元佐，不可以君临天下。即使因此而得罪，不幸而死，也会甘之如饴。所以太宗将元佐废为庶人，这恰恰是元佐“得其心者”的结果，所谓“得其心”，就是求仁得仁的“得其仁”。当年伯夷叔齐和泰伯之所以抛弃人间最高爵位，安然处于天道格局，就是在小心翼翼地护佑这颗心，以期达到“克己复礼”的境界。
王夫之先生列举了史上一些类似故实，认为都不可能与赵元佐相提并论。更认为大宋“无人”，没有像样的圣贤人物。为何？因为赵德昭之死、赵廷美之贬，这些都是大乱之道，是由太宗为最大的推手造成的。当时，在朝堂之上，以“刚直”被人称许的窦偁、姚坦，以“昌言”被人称许的田锡、张齐贤，以“方正”被人称许的李昉、吕端，等等，都是所谓的“贤臣”。但在这么大的国事面前，俯首结舌，任太宗忍心害性而行其私念，没有一个人敢于念想一下开国的先皇太祖赵匡胤。仅有一个卢多逊，保护太宗在前，护佑秦王在后，不忘“金匮之盟”。但因为赵普的邪说一铺演，结果有此大狱。宋自元佐之后，表彰了很多人，包括推荐太子的寇准、拥戴太子的吕端等等，但是廷臣国史一班文人，却无人表彰赵元佐！他引用司马迁的话说：“伯夷虽贤，得孔子而名益著。”在昏霾遮蔽日月之光时，只有楚王元佐那里微露一线孤光。但有心者自然能够懂得选择。不一定要等到孔子来表彰，而后可以让元佐为人所知，只要他的这点孤光存乎于人心，就足可不朽。
现在，赵元佐得王夫之推举，应该有更多人知道他了吧？
明代有个思想家叫张燧，他有一部史论性奇书，名《千百年眼》，此书曾得到王夫之赞赏，书中评论历史故实，往往独具只眼，不凡不俗。说到赵元佐，书中有言：楚王元佐，太宗之长子。廷美死，元佐亦旋以狂疾废。呜呼，泰伯之“让”，其迹隐，季札之“让”，其虑深，元佐此举，可谓追迹千古，岂真狂也！太宗之残忍刻薄，到此宁不可为之警省耶！
楚王赵元佐，是太宗的长子，赵廷美死，赵元佐也跟着就因为狂疾而被废。唉！过去泰伯之让国，行迹很隐秘；季札之让国，思虑很深远；元佐这种佯狂举动，可谓一直追溯到泰伯、季札这样的古人，哪里是真的有狂疾啊！太宗这样残忍刻薄，看到儿子如此，难道不能有所警醒吗？
张燧、王夫之，是最能理解赵元佐的人。孔子云：“德不孤，必有邻。”
“晋邸旧人”柴禹锡
柴禹锡，是理解“赵廷美大案”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他第一个告密，说赵廷美可能有“阴谋”，于是，“倒赵”大狱开始了倒计时。
这是何方人士，敢于在诸事并不明朗之际，直接挑唆皇上和四弟的关系，而且还因此加官？
柴禹锡很可能是柴荣的堂侄。虽然他的传记中并没有出现与柴氏的宗谱关系，但从他种种关系推测，应该大致不差。他比柴荣小二十一岁，他的儿子名柴宗庆、柴宗亮，柴荣的儿子名柴宗训、柴宗诲，都是“宗”字辈。他们的出生地都在河北，柴荣出生在邢州（今河北邢台），柴禹锡出生在大名（今河北邯郸），二地相距百余里，在藩镇后汉时代，一度都属于枢密使兼任藩帅郭威的辖境。故柴禹锡的祖父一辈，应与柴荣有着或远或近的族属关系。
在那个人人重视郡望也即籍贯显贵，族谱也即祖系来源的时代，柴禹锡从来不提他与柴氏关系，当有避嫌远祸的考量。所以《宋史。柴禹锡传》说到此人时，开篇即道：“柴禹锡，字玄圭，大名人。”这种省略了祖上名人的传记，很少见。史官如此记录，应该来源于柴禹锡的自传。
他少年时代，带着富贵气象，有人就对他说：“子质不凡，若辅以经术，必致将相。”你气质不凡，如果能用历史经典来辅助，一定能做到将相这个位置。柴禹锡从此留心问学，有了长进。等到太宗做晋王，开府时，他投到府上，因为善于应对，得到晋王赏识。太宗践祚，从供奉官慢慢做到翰林副使、如京使，一直到掌管翰林部门、又迁宣徽北院使。还在寸土寸金的汴梁城里，在宝积坊给了他一座大宅子。这是一个很得太宗信任的“晋邸旧人”。
太平兴国六年（981）秋末冬初，柴禹锡“告秦王廷美阴谋，擢枢密副使。逾年，转南院使”，向太宗告密，说秦王赵廷美有“阴谋”，因此而得到擢升，为枢密副使；第二年又转为宣徽南院使。
宣徽院，是唐代后期设置的官署，负责管理大内各个部门，以及朝廷诸班内侍的人事档案，更负责皇家祭祀、朝会，大型宴飨所需物资调配，一切内外供奉，名物检视等等。宋时一般用朝廷资深命官兼任，可领节度使。宣徽院分南北二院，南院比北院资望更高，处理公文时，南北两院共同掌管，但“宣徽院”大印由南院钤印。这个职务略相当于今日的中央办公厅，或中直机关工作委员会，权力很大。柴禹锡由北院调入南院，看似平级转移，其实是领了更大实权。
史称“服劳既久，益加勤敏”，在大宋服务劳作越是时间久，也就越加勤快敏捷。他应该为大内流畅运转，做了不少辛苦活儿。太宗欣赏他。
但到了雍熙年间，朝廷议论要扩大宫城建设，于是做了四至的标识，柴禹锡的宅邸恰好在四至之内，一旦动工，需要拆迁。柴禹锡担心补偿款不够，“请以易官邸”，要求要调换一下，要住进公有住房。这就暴露了此人贪财的一面，史称“上因是薄之”，皇上因此而鄙薄他的为人。
他还有“结党”的不良习气。
“公当偏霸一方”
“倒卢”后，发生了一件事。
有一人，名王延范，长得形貌奇伟，家庭富有，仗义，任侠，好术数。早年在荆南做官，进入大宋后，在太平兴国九年（984），为广南转运使。此前就有以旁门左道迷惑士庶的术士投其所好，对他说：“你只要有意愿，去做事，我可以暗地里给你加持力量，让你把事做成。”所以王延范就敢于恣横做事。这时他又遇到一个相师，传闻他的相术很灵验，这人对他说：“公当偏霸一方。”这意思就是说他会做一地方藩镇大帅。又有一个懂“九宫算法”的方士，为他推算命运流程，推算一个卦象后，惊讶得站了起来，说：“君侯大贵不可言，当如江南李氏国主！”这意思还是说他将要有割据称雄的藩镇之命。不久，又遇到一个县城的小秘书官，此人据说会相面，说他有“坐天王形、频伽眼、仙人鼻、雌龙耳、虎望”的模样，这些都是“大威德，猛烈富贵之相”。说到了富贵那一天，也能坐上“四门辇”。这些术语听上去都神秘兮兮，富有蛊惑力。王延范的父亲王保义就曾经做过荆南高氏政权下的行军司马，兼领武泰军（在川东）留后，也是一个藩镇人物。藩镇的跋扈自在，有无数故实在江湖、在廊庙流传，一个颇有一点“男子汉大丈夫”气概的王延范，受不了这种诱惑，于是心中渐有“异志”。
有一天，一头豹子忽然闯入转运使办公大院，咬伤了几个官吏，左右都吓得两股战战，不敢对付。王延范知道后，一个人拿起一只铁戟，将豹子刺杀。完事后，他提着血淋淋的家伙，不免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从此更加自负。
一个地方官来访，晚宿在一起，几个人走下殿堂，在庭外夜观天象。这人指着西方一个大星星说：“此所谓‘火星入南斗，天子下殿走’者也。”但是这时有另一个门客引证《星经》说，这不是火星，乃是太白星在经过南斗。但王延范已经听不进这个，他正在选择性地接受他想接受的信息。
于是，他与铁哥们，在广州掌管中外商船来往贸易的“市舶”官陆坦，讨论如何发兵割据岭南，再造昔日一个南汉的大事。但不久就赶上陆坦任期已满，要回到朝廷复命，他就托陆坦给朝廷里的左拾遗韦务升一封信，信中很多隐语，大意是要韦务升侦知朝廷机密要事，以备将来所用，等等。
这就是在阴谋分裂大宋啦。
这个王延范对待下属很傲慢，像奴隶一样，刑法太严厉，导致属下不满。有个小将叫张霸，可能有了过错，王延范就给他一顿板杖。张霸一口气咽不下，但自己人小力微，于是要“借力”，就想到了广州知府徐休复。他知道这二人一向不和。于是将王延范要谋反的种种劣迹和证据，按照他知道的，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徐休复马上派遣亲吏乘驿传火速报往京师。
太宗当即下令：朝廷派出资深内侍阎承翰，乘驿传赶往广州，会同转运副使李琯，以及徐休复等人一起，来审理这一起转运使犯罪大案。
阎承翰，在后周时就任内侍，入宋后，服侍过太祖、太宗，后来又服侍真宗。这是一个做事谨慎但性情刚强，心思谨密，善于审查隐微的人物。他主导的案子，当事人很难做手脚。案情很快出来，史称这一干人“具伏”，都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事情得到处理。但《宋史。宦者列传》说到阎承翰审讯王延范的故实时，有九个值得注意的汉字：“考掠过苦，延范遂坐诛”。转运使，相当于省部级大员，审理这一起大案，阎承翰动了大刑。如此，所有关于王延范的“罪恶”，可能就有了疑点。
所以此事也有另外说法。
据说这位徐休复与王延范“不协”，不和谐，关系紧张，所以奏告王延范种种不法。王延范被正法后，他得到升迁。因为他的父母都在他富贵之前葬在山东青州，所以他上表要求到青州去做知州，意思是可以顺便给父母改葬，营建坟墓。这是朝廷愿意鼓励的行为，就准了他的意见，但他到了青州多年，根本就没有改葬父母这件事。以后，又被朝廷改知潞州。到了潞州几个月，他的脑后生了一个大疮，最后病重时，好像见到王延范，史称徐休复“但号呼称死罪”，一个劲号哭呻吟，口称“死罪”。这是见鬼的节奏。不几天，卒。
史官给他的评价是“无他能，掌诰命甚不称职，履行不见称于搢绅云”，徐休复没有更多德能，掌管诰命文字工作时，不称职；操行也不被士大夫所称赏。这是一个德能都有残缺的人物。
徐休复派人来朝廷告密，并特意说王延范之所以敢于不轨，是因为在朝廷有依托大臣，没有人敢动这位转运使。太宗就来问询宋琪和柴禹锡：“王延范这人怎么样？”
王延范与宋琪有不远不近的亲属关联，所以宋琪就说了很多好话，忠诚啊，勤勉啊，等等。柴禹锡也在一旁附会，赞赏。太宗起了疑心：王延范跟宋琪是亲戚；宋琪跟柴禹锡是哥们儿；这俩人一唱一和，定有朋党勾结。所以太宗很不高兴。最后找了个借口，说宋琪身为大臣，太“诙谐”，不适合做宰辅，罢相。这样做，是不愿意捅破二人勾连的这层窗户纸。史称“不欲显言之也”，不想把话说得太明显。而后，同时下诏，“切责”柴禹锡。给他的处理意见是：以骁卫大将军出知沧州。
江湖险，廊庙更险
《宋史》中，柴禹锡与张逊、杨守一、赵镕、周莹、王显、王继英七人合传。传后有“论”，相当于传统史家的“盖棺定论”。“论”曰：“自柴禹锡而下，率因给事藩邸，以攀附致通显者凡七人。”说这七个人，都是因为曾经在晋王府邸供事，攀附晋王，后来得到富贵。但各人都有能力也有惭德。如张逊，虽然理财是一把好手，但有嫉贤妒能的恶习；周莹，虽然对军旅之事很在行，但治理卒伍却有残酷滥刑的一面；王显，虽然为人谨慎有操守，但没有学识没有见识；柴禹锡，虽然被人称赏勤快敏捷，却涉于结党朋比，未免格局不大。所以这些人都“莫逃于龊龊之讥”，没有人能免予“龊龊”这个带有讥讽的评价。“龊龊”，是指非圣、非贤、非大人之相，庸中佼佼者常有的拘束、谨小慎微的样子。柴禹锡“攀附”晋王，入朝后又攀附宰相，总有结交同党、推演山头的举动。《宋史》这个评价有理，柴禹锡似距离“鄙夫”很近。
柴禹锡被贬，做了几个地方的地方官，有政绩。真宗时，还曾经移知贝州，契丹大军兵临城下时，柴禹锡已经做了严密部署，城防防御，一切有备。契丹逡巡于城下，知道无法攻克，撤退了。
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什么更大功勋，也没有什么更大劣迹。但告发赵廷美“阴谋”，却是由他首发。此事功过是非不论，联系他与后周柴荣的族属背景，联系他是晋王府邸“故旧”的心腹背景，联系他后来主动主导“驸马升行”取悦皇室公主的品质背景，似能给人一种感觉：江湖险，廊庙更险。
叁 文治
太宗一朝，纂修“文事”，完成那么多重要文献整理，如果不比大明纂修《永乐大典》、大清纂修《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还要重要，至少一点也不次于它们。如果没有大宋太宗一朝纂修的文化典籍，中国文明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
搜求天下书
太宗“武功”有得有失，得之大，在平定北汉，以赫赫威名，让吴越国与清源大藩“纳土归宋”，和平统一中原；失之大，在与契丹的战争中，虽然也有“石岭关之战”“满城之战”的多场胜利，但“高梁河之战”与“岐沟关之战”两场失利，影响太大，综合来看，太宗一朝在与契丹的较量中，算是打了个平手。双方谁也没有实现战略目标。
但在“文治”方向上，太宗一朝可称成就显著。论起来，这才是久远事业，超过“武功”之成就不可以道里计。
太宗一朝的“文治”，影响中国深巨。
他做了很多事，其中之一是“搜求天下书”。
太平兴国年间，太宗视察“三馆”，也即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去看这三馆的藏书。唐代曾建有崇文馆，开始是属于太子学馆，有学士等官，掌管经籍图书，方便太子学习，但后来也在此地教授诸生。后梁时沿袭了唐制，没有大的变动。大宋沿袭后梁的三馆建筑，做国家图书馆。但太宗发现馆内破旧潮湿，这里的馆员们也没有多大积极性。于是下诏，在京师另选一块好地，重建三馆。
第二年三馆建成，赐名“崇文院”。
这个图书馆可比以前宽绰多了。东边厢一排建筑为“昭文书库”，南边厢一排建筑为“集贤书库”，西边厢则分藏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库”，总六库。原来旧馆的图书也全部迁过来，这样六库藏书达到八万卷。
又在崇文院内建“秘阁”，将重要典籍、珍藏善本，移入其中，仍属于崇文院。大臣李至总理此事。
雍熙元年（984）正月，太宗对侍臣说：“夫教化之原，治乱之本，苟无书籍，何以取法？今三馆所聚，遗逸尚多。”文明教化的源流，治理动乱的根本，如果没有书籍，到哪里去向前人取法？现在三馆所聚集的书籍，遗漏的还很多。
于是，下诏向全国求书，诏曰：
三馆以《开元四库书目》开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募中外有以书来上，及三百卷，当议甄录酬奖，余第卷秩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书，借其本写还之。
现在三馆已经以大唐《开元四库书目》为索引，正式开馆了，但是对照目录，缺失的还很多，可以开列所缺的书目，向中原内外募集。有人献书，到达三百卷，应该讨论甄别录入，并给予报酬奖励。其他要根据所献书的卷帙多少，制定等级优厚赏赐。如果不愿意献书，可以借给朝廷，抄写完毕后还给人家。
此诏一下，史称“自是四方之书往往间出矣”，从此四方各地各种图书，开始陆续出现了。
大宋藏书从此越来越丰富，国家藏书又有了各种专门的建筑，如“太清楼”“玉宸殿”等。
崇文院的建成，一扫过去馆员的暮气。从此这里成为大宋帝国最让文人士大夫向往的地方，在这里工作，几乎是当时的文人所能达到的最高职官荣誉。那时候，谁要是能入三馆任何一馆，带职做个普通科员，就会受到他人羡慕的眼光，太宗朝，名臣李至首先来做这个秘书监，很有“文坛祭酒”的光荣。李至本来就是个“书虫”，读书乐此不疲。他曾经因“目疾”而请假，要求换工作，但是要他到这里工作时，“目疾”似乎也不碍事了。太宗优容，也不说破。反而在他跟名臣李昉、王化基等人到秘阁中观书干活时，一定要“赐宴”，比工作餐要丰富得多，连带着三馆的图书管理员们也都一块参与。
李至也不负太宗文治天下的厚望，多次推荐人才来充任校理，又请求购置“亡书”，也即五代以来离乱，天下丢失的古籍。这样，就不断地有新发现的“亡书”出现，每一次有发现，李至就向太宗汇报，太宗就让他将“亡书”送来“御览”，在很休闲的便殿，便座召见，对李至“恩礼甚厚”。
“人之嗜好，不可不戒”
李至后来又兼判国子监，到太学去做总管。他发现当时虽然已经流行《诗经》《尚书》《仪礼》《周易》和《春秋左氏传》这“五经”，但儒学其他重要典籍《春秋@梁传》《春秋公羊传》《周礼》《礼记》《孝经》《论语》《尔雅》这七部经典的注疏还没有刻版，就推荐当时的饱学之士杜镐、孙奭、崔颐正等人整理这些典籍，准备刊刻出版。太宗同意他的意见，就让他和名臣李沆一起来裁断总揽此事。这事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大事，“十三经”就差《孟子》了。《孟子》在五代后蜀时，孟昶曾经刊刻，到了南宋，朱熹将其列入“四书”之一，正式成为“经书”。李至要求刊刻十二部“经书”，前人已经做过部分，但如此大规模系统整理（校勘、注疏），史上还是第一次。
不久，秘书监李至进献新近校订的图书三百八十卷，太宗从容地对他说：“人之嗜好，不可不戒。不必远取前古，只如近世，符彦卿以射猎驰逐为乐，于是近习窥测其意，争献鹰犬，彦卿悦而假借之，其下因恣横侵扰，故知人君当澹然无所欲，勿使嗜好形见于外，则奸佞无自入焉。朕年长，他无所爱，但喜读书，多见古今成败，善者从之，不善者改之，斯已矣。”
人有嗜好，不可以不戒惕。这个道理，不用说远古的什么案例，只说近来的事吧，你看那老将符彦卿，那还是我岳父呢，他就喜欢射猎驰逐，以此为乐。结果呢，近侍们都知道他的意思，就争着向他进献猎鹰猎犬，符彦卿呢，也很高兴就接受了。这样一来，下人们就开始为了获得鹰犬，有了对百姓的恣意蛮横侵扰。所以知道人君应当淡然，不要放纵，更不要使嗜欲见形于外。这样，奸邪就没有办法进入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的嗜好是什么。朕越来越年长，没有什么其他爱好，就是喜欢读书，在书中看到了古今成败，好的经验我就学着，不好的经验，我就提醒自己要改正，不过如此而已。
李至听了这番话，感到这个君主不简单，就向太宗“拜舞称贺”。
《太平御览》
太宗一朝，为中国文明文化做了不少好事，流传至今的标志性的工作很多，其中最为人称赏的大宋“四大名著”：《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除了《册府元龟》为真宗朝编辑外，其余三部都在太宗一朝完成。
《册府元龟》是军政事迹的百科全书，四部书中，它的规模最大，有一千卷，分为三十一部，一千一百多门。了解远古至五代，也即大宋之前的中国军政，这是最重要的一部资料汇编。
《太平广记》是宋代之前，中国笔记小说的一次集大成。全书五百卷，太多有趣的故事。这书是最值得花费闲暇时光，慢慢浏览的大书。从中看到的，是中国人在宋代之前的艺术想象力，以及民俗民风。大宋之前，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什么样？去看《太平广记》。
《文苑英华》是大宋之前，中国文人的总集，是《昭明文选》后的诗文词赋之集大成。但此书所收文人文章从萧梁时代开始，萧梁也即梁武帝时代之前的文章没有收录，而唐代文章又收得最多，占全书十分之九，几乎等于一部唐代文集汇编。
四部大书，最为我所赞赏的是《太平御览》。
这是一部意义重大的类书。类书，是一种资料性工具书，它集合、辑录各种书的图文材料，按门类、字韵编排，便于循类查阅。
《太平御览》原名《太平总类》，太宗读过后，改名为《太平御览》。在宋代“四大名著”中最早修成。领衔主编者为著名文臣李昉，还有李穆、徐铉等十四人，其中吴淑、吕文仲、汤悦、王克贞四人在具体编撰方面，用力最深。这些人物都是一时才俊。这书从太宗践祚三个月后的太平兴国二年（977）初，开始立意、选题策划，完稿于太平兴国八年（983）深秋，用了六年时间，集合了北宋一流才情与头脑，编为一千卷的大书。此书将大宋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文字内容分门别类，按类集合，一类一个主题，总五十五个大类，五百五十个子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