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书后还有两句话：“咨尔臣庶，宜体朕心。”我将这些话告诉你们这些大臣和天下士庶，期待你们能理解我的想法。
“五条意见”，没有一条新东西，也不见新格局、新气象，豪言壮语之类，但让中原士庶明白了一件要紧的大事——
天子换了，天下没变。
于是，京城很快安静下来，人们有时间慢慢回忆太祖赵匡胤一生的业绩，并对新科皇帝赵光义寄予了很大期望，同时，人们也有时间开始慢慢规划自家新的一年和未来——怎么能过得更舒坦一点。譬如，我能想象，一些得到大赦的囚犯们，在免于牢狱之苦后，喜极而泣，会在亲友们的簇拥下，围炉夜谈，慢慢诉说一个个小小的愿望：等到国丧过去，就买上几斤肥肉，扯上几尺粗布，打上几斤老酒，准备过年；再置办几把趁手的锄头，开了春，好好种地……
人们对大宋帝国第二任皇帝的期待似乎超过了对第一任皇帝的期待。
新科皇帝的名字
据说像哥哥赵匡胤一样，赵光义出生时也颇有异兆。说他们的母亲，史称“昭宪皇后”的杜夫人，曾经梦到一个“神人”手捧太阳给她，这之后，有了身孕，妊娠期满，就在丈夫赵弘殷供职的官舍生下了这位未来的宋太宗。据说，太宗出生时的当天夜里，官舍上空有“赤光”而且“上腾如火”，街坊邻居们提了水桶脸盆来“救火”时，还闻到了“异香”。
宋太宗出生的这一天，是后晋天福四年十月七日，公元939年11月20日。他比赵匡胤小十二岁，同属猪。
赵光义少年时代就显示了与众不同的性格。游戏时，小伙伴们对他都很“畏服”。等到他长大成年，不怒自威，应该是个气场强大的人物。据说看到他的人，都知道此人不是池中之物。
赵光义排行老三，赵匡胤排行老二，老大早夭，他们还有个四弟赵廷美。
这位老三年轻时就很“嗜学”，以至于他的父亲赵弘殷先生也看出了苗头，于是，更多地鼓励老二习武、老三习文。说赵弘殷在跟随后周大帝柴荣讨伐南唐淮南之地时，凡是攻破州县城池，什么财货也不要，只去搜罗各类古书，而后转送老三，并时常勉励、告诫他学古学文。于是，赵光义年轻时就在老爸栽培下，有了学者风范，文业不凡，艺能不俗。
当赵光义最后以“晋王”身份践祚为大宋皇帝后，这些关于他的种种神异传说开始流布，预示了天下士庶对他的肯认。
赵光义做皇上之前，已经有过十几年的历练。
后周时，他曾经做供奉官。官职不大，不过是执掌一点后勤工作的武官侍卫之类，但他在陈桥兵变中，与谋臣赵普一起，拥戴赵匡胤做了皇上，成就了泼天大功一件。不难想象，陈桥驿现场，乱兵蜂起中，赵光义镇定自若，经由天才擘画，将充满种种不确定性的“叛乱”，顺势引向了王朝更替，成为乱世的胜利者。这类胆识和能力，让那个渴血而又悲情世界中的文武叹服，士庶敬畏。
赵匡胤称帝后，赵光义被提拔为殿前都虞候，这是禁军中侍卫亲军负责执法的武官。赵光义首次进入中央高级将领行列。由此，他得以结识朝中文武大臣。不久，又“领”睦州（今属杭州）防御使。所谓防御使，与团练使、观察使相近，都属于地方军政长官，宋代的防御使有一些往往不过是武官的“寄禄官”，也即表示薪金级别，划定叙迁之阶，并无地方实权的官职。要得到实权，还要皇帝另外“差遣”。“领”有“遥领”之意，“领”防御使，就更不是实缺。赵光义得到这个官职，虽然不需要跑到睦州去做地方官，却带有荣誉性质。
最让天下士庶领教赵光义权威地位的是，赵匡胤北征时，他以“大内都点检”的官职身份留守京师，总揽首都军政。留守，有时也称监国，一般由太子来干这个活儿。赵匡胤不派儿子们做留守，又不给诸子“太子”的名分（他也从未册立过“太子”），现在让三弟赵光义来做这个工作，天下人应该有感觉，乃至于有市民惊呼：“点检作天子，更为一天子地耶！”过去，皇上从点检做了天子，现在又要有一个新的点检做天子的事出现了吗？
没有任何记载说正做着皇上的赵匡胤对这类传闻生出反感（这一点与赵光义不同，书后会讲到），他甚至在北征李筠之后，让三弟来“领”泰宁节度使。节度使是比防御使权力更大的地方军政长官。泰宁在福建，那时福建未平，显然也是个虚衔。但这个虚衔意味着三弟赵光义从防御使更升一步，有了“藩镇大员”的荣誉。
后来赵匡胤南征扬州李重进，又以三弟为大内都部署，也即朝廷总管；并加同平章事，这是宰相之职；还行开封尹，也即京师市长；再加兼中书令，这也是宰相级别的职务。宋代一个人可以带几个宰辅职务，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侍中、仆射、中书令、参知政事等，都属于宰辅级别的职务职称。到了太祖征讨太原北汉政权时，又改三弟为东都（即汴梁）留守，另外赐给门戟，封晋王，官员立朝排序，晋王在宰相之上。
门戟，是一种木制仪仗礼器。赵光义得到晋王的仪仗礼器，按照等级划分，与皇帝这个最高职务职称，只差一步之遥了。
我相信这是赵匡胤对三弟的有意栽培。
有一次，赵匡胤对左右夸赞三弟说：
“晋王龙行虎步，且生时有异，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我所及也！”你们看这位晋王，走路有龙虎之态，何况他出生时就有异兆，将来一定是一位太平天子。他的福德可比我强，不是我能达到的啊！
赵光义三十七岁登基，此前十几年的历练让他有了朝中人脉，更有二哥的护佑、加持，让他在做大宋皇帝时，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往届王朝往往在第二任帝王之际出现权力争夺，成为规律性的“政治瓶颈”，但在大宋王朝，赵光义顺利得很。他登基后颁发的“五条意见”，也预示着天下安宁。宋太祖赵匡胤的时代，说过去就过去了；他的兄弟赵光义的时代，说来就来了。天下除了为故去的先帝穿素服，除了忙着避讳“光、义”这两个汉字，人们照旧生活，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大宋老人们的忧虑，多余啦。五代乱世，一去不复返啦。
甚至，正当人们忙着避讳“光、义”这两个汉字时，忽然又得到朝廷告示：现在还没有来得及“避讳”这俩字的，不必“避讳”啦，皇上改名字了。
大宋新科皇帝赵光义，改名赵炅。
避讳
宋太宗本名也不叫赵光义，叫赵匡义，但他哥哥太祖赵匡胤当了皇帝之后，按习俗、按礼法，天下应有“避讳”，人名不得使用“匡、胤”两个汉字，于是赵匡义改名叫赵光义。现在赵光义当了皇上，如此，按习俗、按礼法，天下又当避讳“光、义”二字。但“光、义”二字，朝野使用频率太高，“放光明”“存仁义”之类名词，文件常见；“光大乡”“仁义里”之类地名，州县常见；“张小光”“马大义”之类人名，士庶常见。所以认真“避讳”起来，礼部官吏们审定存世文件、地方太守们更动所在地名、官民男女们修订户籍档案，诸如此类，实在是太麻烦啦。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天下也确实在紧锣密鼓地为“避讳”这两个汉字而忙碌，到处都在改名。
“避讳”礼俗已流行千年，皇上也无能改变。
赵光义了解到这个“避讳”现象后，为方便天下，再次改名，单名一个“炅”字。与“光义”比较起来，“炅”字稀见，偏僻得很，天下“避讳”这个“炅”字，工作量就会小得多。赵炅之后，大宋历代帝王多有改名，都在选择偏僻汉字，以此减少民间和官方的工作强度。赵炅带了个头。
“避讳”这事，由来已久，世界皆然。史称“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无非是制定一种礼俗，不去直呼其名，借此表达对尊者、亲者、贤者的一种敬意。古代，《旧约》时代，上帝也即“耶和华”，这几个字，书写时就由不发音的希伯来字母组成，意思是不能妄称上帝之名。后来演进中，总要有称呼，于是被翻译为类似汉语文字“耶和华”的读音。传统中国之“避讳”也在演进中，到现在，尽管还不适宜当面口头上直呼“尊者”“亲者”之名，但书写已经无妨。是否直呼“贤者”之名，历史上其实也不过是一种个人选择。你可以直呼，也可以不直呼。宋人有一个士子，很是仰慕唐代诗人孟浩然。他经过一个叫“浩然亭”的地方时，不禁感慨：怎么能直呼贤者之名呢？于是将“浩然亭”改为“孟亭”。有人直呼“浩然”，这位士子就不乐意；但是尽管他不乐意，还是有人愿意直呼。这是士子的个人行为，并非官方制度性规定。到今天，风雅点的人士还是愿意称“康南海”“南海先生”，而不愿意直呼“康有为”；愿意称“蒋中正”“中正先生”，而不愿意直呼“蒋介石”，等等。“避讳”也在流变中。
赵光义改名赵炅，是既尊重传统，又有所变易的中道行为。如果恪守传统，不做变易，天下为实现“避讳”这一礼俗，就会折腾出数不清的行政事件、文化事件、社会事件；如此，天下将会出现“失衡”状态。如果干脆废掉“避讳”礼俗，在那个时代，也将可能出现另外一个类型的“失衡”状态。
赵炅，经由一个小小的变易，走向了“中道”。这个“中道”，就其政治智慧和伦理智慧而言，就是“中庸之道”。
赵炅，是中国帝王中，比较能理解儒学“中庸之道”精髓的人物。
这事不简单，容我以后来表。
简单说，宋太宗改名事小，平衡事大；平衡“避讳”事小，治理邦国，有此平衡理念事大。有这个诉诸价值“应然”的平衡理念，也即中庸理念，与没有这个理念，政治治理，是不一样的。历史上来看，这也是区别“圣君”“贤君”与“暴君”“昏君”的尺度之一。
以火德王
说到“炅”字，也有讲究。
“炅”字有“火光、明亮、炎热”的意思。这是因为，大宋认为本朝是“以火德王”，故推崇“火运”。
“以火德王”，是汉代以来五行哲学的一种说法，正式的名称是“五德终始说”。注意，是“五德终始”，而不是“五德始终”。意思是“五德在循环中，一个终结后，另一个开始”。但“五行”的思想，可能在殷周之际就出现了，一般认为托名殷商亡国之臣箕子与周武王的对话文献《洪范》，为“五行”的最早记录，但一直到汉代，才成为逻辑链条比较清晰的哲学。“五行”说，在讨论中国政治问题时，倡导一种循环论理念，大意就是木、火、土、金、水这“五行”在循环运行中，有衍生或克灭的关系。所以历来朝代更替，都要确定前朝属于“五行”中的哪一“行”，而后便知道本朝替代前朝又属于哪一“行”。知道了前朝之“德”，就可以推断本朝之“德”。此事攸关本朝正朔，是天命所在，非同小可。换一句话说，本朝立国，是否合理、正当、合法，一句话，是否符合天命，必须先来界定五行属性。五行属性明了，而后才可以有资格号令天下。
秦汉以来，历朝都在严肃地玩着这个有趣的政治游戏，乐此不疲。
为此，历代史学家在撰写正史时，往往要编写一部《五行志》，以此推衍朝代更替前后的天命。直至民国卿士撰写《清史稿》，都昭示着，不懂“五行”，是没有能力完成正史的。
后周确定自己是“木德”，木生火，故大宋接续为“火德”。大宋自建国之初，就已经推断并确定了本朝属于“火德”，故史称“炎宋”。
五丈河畔的火轮小儿
“木周”让位给“炎宋”，宋人王 的《默记》还有一个恐怖的宿命故实。
说谋士王朴在后周任枢密使，帮助周世宗柴荣打天下，所向成功。因为经常要与世宗讨论用兵事宜，所以王朴常常住宿在宫中。
有一天他谒见世宗时，很悲痛地说道：“大祸不久就要来了！”世宗问什么祸。他说：“臣观看天象大异于平时，所以不敢不说啊！这件祸事就在我大周社稷，陛下也不能免，但我要首先承当这个祸事。今晚请陛下跟我一块来看，就知道了。”当晚，王朴与世宗悄悄出城，到了郊野，在五丈河旁停住。中夜后，王朴指着说：“陛下看到河对岸像渔灯一样的东西了吗？”世宗看到了一盏灯闪出荧荧的火光，渐渐走近，到了隔岸之地，大得像一个火轮。火轮之下有一个小儿，也就三五岁的样子，在比比画画。
等到火轮到了近岸处，王朴说：“请陛下赶快下拜。”世宗当即下拜。拜后，看到那个火轮与小儿渐渐消失。
王朴哭泣着说：“陛下既然见到了，臣没有什么更多话说了。”
此事过去没有几天，王朴就在与名臣李谷吃酒时，在座位上忽然无疾而终。而世宗北伐，下关南等地，没有来得及收复幽燕，路上生病，回到京师汴梁，崩。半年后，“天授我宋矣”，天命归于我大宋了。
作者王铚解释这个故实说：“火轮小儿，盖圣朝火德之盛兆，岂偶然哉！”
但大宋确实应该自命“火德”吗？这事也有争议。
太宗雍熙年间有个“布衣”，就是没有做官的庶民，叫赵垂庆，他给朝廷上疏，大意说，大宋不应该继承五代的后周自称“火德”，而应该跨越五代，直接承接“土德”的大唐，因此应自称“金德”。在他看来，乱哄哄的五代，没有资格称天命，也即没有资格进入“五德终始”的圣统。
斯事体大，太宗拿到尚书省，要百官讨论。
最后给出结论性意见的是名臣徐铉。他的说法是：五运相互承续循环，是国家大事，历来载籍，都有明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相续，但有不同。后梁自命承续大唐“土德”而为“金德”，但后唐却不承认后梁，而自认后唐就是对大唐的恢复，所以后唐与大唐是一个圣统，依然属于“土德”。在后唐看来，“五德终始”的天命关系中，没有后梁什么事。后梁不过像夏王朝中间出来个后羿、寒浞，汉王朝中间出来个新莽一样，都属于篡代，非正统。后唐中兴大唐，理应是正统。
在此之后，后唐“土生金”，代替了后唐的后晋就是“金德”；后晋“金生水”，代替了后晋的后汉就是“水德”；后汉“水生木”，代替了后汉的后周就是“木德”；后周“木生火”，故代替了后周的大宋就是“火德”。
从国初到现在，二十五年，已经有过多次祭祀大典，而且天下承平，显然这是上天降佑，祖宗显灵，“火德”这一圣统是符合天心的。因此，不要听信布衣赵垂庆的这类意见，“伏乞圣宋永为火德”，我匍匐而请求：我神圣大宋，永远属于火德。
史称太宗“从之”，接受了徐铉的意见，“火德”没有改。
可以推知，赵光义之所以改名赵炅，自有附会“火德”，应天顺人之意。
有一故实，可以约略看看赵光义对“火德”的自信。
红鸟与白兔
公元995年，是至道元年。这一年，纳土归宋的吴越国最后一任国王钱俶，他的从子钱昭序，正在执掌通利军（属河南开封），辖境内发现了一只红色的鸟，一只白色的兔子。红鸟、白兔不算稀奇，稀奇的是这俩同时出现，被人同时捉住。
按照传统神秘家言，红鸟代表太阳，白兔代表月亮。这俩一个属于“阳精”，一个属于“阴瑞”，同时出现，就有阴阳和谐的意味，而“阳精”则恰好属于“火德”。这就等于大宋到了太宗一朝，有了“火德”的“祥瑞”。而“火德”昌盛，更意味着其他“德”应该“服膺火德”，譬如位于大宋西部的西夏，就属“金”。现在有红鸟、白兔这样的“祥瑞”，这是“示金方驯服之征”。表示西夏就要有驯服大宋的征兆。
钱昭序将这俩东西带到朝堂，上表，说了这一番道理，认为这俩东西属于“希世之珍，罕有同时而见”，希望能将此事通告史馆，也即国家历史档案馆，记录下来。太宗看到了红鸟和白兔，答应了钱昭序的请求，并且对近臣说：“乌色正如渥丹，信火德之符矣。”你看那红鸟，颜色红得像红百合，可以相信国家“火德”的征兆了。
赵炅，相信天命，但并不特别相信“祥瑞”。各地经常有人“献瑞”，他都做了很低调的处理，只有这个与“火德”有关的“祥瑞”，他给了肯定性的意见。按照天下治理原则，“炎宋”的“火德”，预示了王朝正朔，是天命条件下的德能彰显。在契丹、西夏、吐蕃等诸邦觊觎之下，王朝应有“顺应天命”的表征，以此宣示内外。后来的真宗皇帝策划天书符瑞，荧惑朝野，泰山封禅，兴师动众，也可以按照这个思路理解。
改名赵炅的宋太宗，初期还没有“金方”西夏的问题，按照方位，最大的地缘问题来自北方，那里有个强悍的恶邻：契丹。正是因为契丹，才使得北汉至今顽梗地存在着。但赵炅认为可以用一代人时间造就太平天下，他也有能力成为一代“太平天子”。但“太平”的条件是河山一统，是为中原治理争取更多合理的地缘生存空间。
大宋帝国，当人们期待以后不再打仗，期待天下太平时，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位新科皇帝赵炅，久久萦回不去的第一个念头是：平定北汉，收复河东。
但他将这个念头雪藏起来，不说，不动，一直在隐忍。
诏罢河东之师
河东，黄河之东，在今天的山西中部和北部，中唐五代以来，为天下第一藩镇所在，现在，北汉在那里。
就像当初赵匡胤面对南唐，忍不住要咆哮一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一样，赵炅先生面对蜷缩于河东的蕞尔小国北汉，也恨不能如此这般咆哮一句！当初周世宗柴荣费九牛二虎之力，没有拿下北汉；赵匡胤也曾经顿兵于太原城下，功亏一篑。北汉，如此顽固！
最近一次，赵匡胤出兵平北汉，已经两个多月，虽然北汉还在那里，不倒，但它已经摇摇欲坠。京师汴梁，不断地接到来自前线的捷报。现在，哥哥赵匡胤不在了，他派出去征讨北汉的军队还在那里，怎么办？
继续征讨，还是调回？
太宗赵炅思前想后，最后，拿定主意，在国丧期间颁诏，调回了前线的征讨大军。史称“诏罢河东之师”。
他为何要召回看上去胜利在望的北伐军？
北汉政权一直得到契丹的支持。但宋太祖时，大宋已经与契丹“通好”，契丹对赵匡胤、对大宋有敬意，对困守河东的北汉则更多了约束，要求他们不要撩拨大宋。
北汉主刘继元感觉到契丹与大宋的“通好”，不免忧惧丛生，甚至想过破罐子破摔，干脆南距大宋、北战契丹，与两个大国决一死战，最后经臣下劝谏才放弃了这个昏妄的念头。
赵匡胤在世的最后一年，感觉到了河东与契丹之间微妙的政治裂痕，于是抓住难得的战机，开始收复河东。当时派出两大指挥官：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禁军马军总司令）党进为河东道行营马步军都部署（河东前线马军、步军总司令），宣徽北院使（略相当于中直机关副总管）潘美为都监（河东前线总监）。这两位前线指挥官干得不错，开宝九年冬十月之前的几个月，不断传来捷报，宋师已经包围了太原，大有指日可下之势。契丹接到北汉泣血请援，一直拖了很久，才派出援军缓缓前来，在石岭关与宋师发生一场战事，败归。但并没有提出终止与太祖的“和约”。失去了契丹有力支援的河东，似乎就要覆亡了。但是，现在，前线将士们得到太祖赵匡胤病逝的消息后，同时得到了新任皇上班师回朝的命令。史称党进、潘美等人，“皆自行营归阙”，都从前线军营回到朝堂。
这是太宗践祚之后，做出的一个有意味的重要决定。
党进、潘美等人，乃是太祖时名将，现在太祖驾崩，前线将军有理由回朝参加葬礼。而命令他们回朝的乃是新任大帝宋太宗。他们接受了调遣，也即意味着军权在中枢。中央集权，对于藩镇割据而言，具有秩序价值。党进、潘美之流，如果在前线“辉煌”，承五代流风，不幸被“权反在下”的将士们“阴谋拥戴”，乘国丧期间杀回京师，是可能的——晚唐、五代以来，这样的“阴谋拥戴”，反复上演。更吊诡的是，往往不是主帅造反，而是被部下“拥戴”，不得不反。所谓“部下”，基数庞大，良莠不齐，怀有造反发家念头的不逞之徒，二百年来，并不罕见。假使部下已反，主帅不反，那就有两个结局：主帅回到朝廷，是死罪（事实上也回不去）；不回朝廷，是死事（将士们会杀掉主帅，另外“拥戴”他人）。故主帅一旦被将士“拥戴”，只有造反一途。二百年来，中原大地，多少次上演这类充满血腥汗臭的故实。太宗不想出现这类格局，于是抓住时机，行使帝王权力，彰显最高权威。此举自有遏制藩镇流风，捍卫大宋秩序，将可能的悲剧消弭于无形的良苦用心。
说宋初直至太宗时代，武将们多少还遗留着五代藩镇习气，不是虚言。
与太祖时一样，太宗也不主动侵扰契丹。他在践祚的第二天就下诏颁下“五条意见”，其中第二条意见就是命令边境将官，要约束属下士兵，不得侵扰境外契丹之地。
但这个诏令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马仁瑀大闹闻喜宴
当时的边将，瀛州（今属河北省河间）防御使马仁瑀，负责管理霸州军（今属河北），另一位边将李汉超，正做着齐州（今属山东济南）防御使，但被扩大管辖范围，来做云州观察使，同时继续管理齐州军政。李汉超的职责是监管关南屯兵。云州，在今河北北部张家口一带，地理位置已经与契丹犬牙交错。所谓“关南”，乃是当初后周世宗柴荣时，从契丹手里收复的瓦桥、益津、淤口三关（其实还包括瀛州、莫州等地），中原人于是习称这三关以南之地为“关南”。其地略相当于今天河北省西北迤逦东南一带。周世宗打下的关南之地，被大宋所继承，这是自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之后，中原军民“恢复中原”最好的战略成果。
且说马仁瑀。
这位大将军幼时不好好上学，总是逃课。他爹把他弄到乡校去读《孝经》，学了十多天，一个汉字没认识。老师用木板打手心、打屁股，弄得小小马仁瑀怒自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夜半三更，一把火烧了学堂，老师梦中惊醒，在好大一蓬烟火中，跌跌撞撞逃了出来。
据说马仁瑀少时与乡里孩子玩游戏，总是做出排兵布阵的模样，自任“将军”。每次与孩子约定时间，有来晚的，就抽人鞭子。孩子们都怕他。但他又常常买了果子分给伙伴们吃，总是分配很公平。孩子们又都服气他。
青年时期，马仁瑀几乎无师自通，射箭有一套，能挽二百斤强弓。后汉时，投奔到邺镇（今属河北邯郸）郭威麾下。他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赵匡胤，因为据资料推断，赵匡胤从军，也在郭威镇守邺镇时。周世宗时，高平一战，他与赵匡胤同时立功。
周世宗征淮南，攻打楚州水寨时，见水寨中间建有一座飞楼，高达百余尺，相距二百步。飞楼上有南唐瞭望士卒，以为周师奈何不得他，就高声谩骂。周世宗大怒，命令左右向那厮射箭，但是距离太远，射不到。马仁瑀不声不响，扯过弓来，拉满弦，只见弓开如满月，箭去似流星，嗖的一声，那厮“应弦而颠”，跟着弦声响过，一头栽倒。
随后，他在跟随周世宗南征北讨时，屡立战功。后周末年，已经做到龙捷左厢都指挥使，禁军左路军的总司令。
大宋建国后，他跟随太祖赵匡胤，平定泽潞（今属山西）时，率师巡边。大军曾到幽州境内，契丹早就听过他的大名，蜷缩着不敢出来。马仁瑀就放纵士兵四野略夺，劫了成千上万的牛马羊。后来又奉命随军征讨川蜀，所在有功。在山东做密州防御使时，群盗在兖州一带活动，首领有一人状貌奇伟，大高个子，身手敏捷，江湖人称“长脚龙”，很为盗贼畏服。当地监军多次征讨，不利。马仁瑀知悉后，率帐下十几人进入泰山，擒了“长脚龙”，平定了齐鲁匪患。
从小胆大妄为的一条好汉，眼里揉不得沙子。
当时赵匡胤的小舅子王继勋常常对将帅们摆出一副傲慢的架子来，诸将因为他是皇后的兄弟，不免礼让三分。只有马仁瑀不买他的账，曾经有几次要撸胳膊挽袖子揍这位皇戚。俩人甚至暗暗约定，要在太祖郊区讲武时，私下械斗。老赵得到消息后，谁也不得罪，干脆取消了这次讲武活动。
名相薛居正主持科举，马仁瑀请托照顾某某人。但是到了放榜时一看，某某人名在孙山之外。举子们及第，要吃“闻喜宴”，马仁瑀在自家府邸喝高了酒，带着某某人，大闹“闻喜宴”，当着诸考生狠狠地呵责薛相一番。相国岂可随便凌辱？此事闹大，被专门负责纠弹百官的御史中丞告到朝廷，太祖赵匡胤也不过轻描淡写处理一番完事。赵匡胤知道，马仁瑀还有另外一面：执法公正。他一恶侄杀人，苦主被恶侄派人游说，放弃了司法追究，但马仁瑀还是坚持按照法律程序处理了杀人犯，并给苦主一家安排后事，做了经济补偿。
马仁瑀，就是这样一个人。老赵了解他，对他很优容。
到了太宗朝，刚刚上台的赵炅刚刚出台了不得侵扰边境的诏令，马仁瑀就给新科皇帝来了个难堪。
他居然置大宋诏令于不顾，擅自发动麾下兵马，进入李汉超与契丹胶着的边境地带“略夺”，扩大地盘。
李汉超也是生猛将军，镇守关南，契丹多年不敢觊觎。
宋人田况《儒林公议》说一事。说李汉超带精兵五千，常驻高阳关，此地在今天的河北高阳县境，是契丹南侵的必经之路。李汉超总是担心兵少，就派遣他的儿子带着奏章到朝廷来请求增兵。太祖赵匡胤迎着他说：“是不是你老爸让你来请求增兵啊？”于是让他吃饭，并对他说：“你爸要是不能办我的事，那就等着契丹斩了你爸的脑袋，我再用能办我事的去守边关。兵，我是不能增加的。”然后又解下宝带，让他带给李汉超，还给了优厚的赏赐。从此李汉超能够奋励守边，终其一世，契丹没有能够入寇。
但马仁瑀从关南“略夺”，就涉及李汉超防地的安全问题。于是两大边将从此“交恶”，有了冲突。如此，北境会发生什么事？略知“五代史”，就可以大致推知：格局莫测。
置酒讲解
太宗承继了太祖家法，对这两员悍将也不想“严肃处理”，但边衅一开，如果契丹介入，譬如，像当初契丹收买石敬瑭、赵延寿、杨光远、杜重威一样，收买李汉超或马仁瑀成功，那就又是一个乱哄哄的“五代十国”！
隐患凶险，不得不防。可能的祸患，连萌芽都不让它出现，所谓防患未然，是政治家至为高妙的管理智慧。
自从五代藩镇割据以来，抑制武夫们可能的祸乱，让邦国实现文官治理，是太祖赵匡胤以及大宋历代君王的第一选择——无论发生什么事，可能导致什么结果，大宋再也不允许出现藩镇割据！要理解从“杯酒释兵权”到“冤杀岳鹏举”到“蒙元亡大宋”这条逻辑链上的军政大事件，藩镇割据问题，是大宋历代君王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从中唐“安史之乱”以来——事实上，从东汉末年“诸侯兼并”以来——直到民国初期，藩镇割据，确实是祸害中原的恶性政治肿瘤。德能兼备的政治家，必须有抑制这个肿瘤生长、割除这个肿瘤存在的英雄手段。大宋历代君王，在这个政治格局中，与汉魏晋隋唐乃至于元明清民国比较，是做得最出色的。终大宋帝国三百年，无藩镇割据事件出现。
但造化潜施，阴阳秘运。大宋在警惕这个“肿瘤”时，却遭遇了史上最糟糕的地缘政治格局。后来的日子里，强悍的女真、蒙元与大宋同在，让中原大宋在闪展腾挪中，由于不存在藩镇力量，也同时失去了地方武装的加持。此事说来话长，容我以后慢表。
且说两将“交恶”，已经构成了可与藩镇割据之乱世产生联想的重大事件，作为邦国领袖人物，必须要处理，抑制可能的“肿瘤”生长！
赵炅选择了一个很有效益的政治平衡点：
“遣使赍金帛赐汉超及仁瑀，令置酒讲解”，派遣使者带着金钱布帛，赏赐给李汉超和马仁瑀，让他们二人置办酒席好话好说，彼此和解。
这路数很像江湖黑道手段，体现了新任帝王的宽厚，但“令置酒讲解”的“令”字，却透露着“老大”的身份地位，五代时期过来、浑身带着江湖气的两位边帅能够感觉到：老大就是老大，毕竟身份不同。昔年赵匡胤都与武夫大佬们结成过“十兄弟”，宋初的武夫们熟悉这种路数。所谓“杯酒释兵权”，很大程度上，也是老赵操练江湖路数解决了藩镇割据隐患。与乃兄比，太宗是个读书人，也不得不对江湖“规则”高看一眼。太宗一纸诏书，“令”二位边帅“置酒讲解”，让二位边帅瞬间感受到新科皇帝的强大气场，于是二人握手言欢。
赵氏兄弟懂江湖路数，但在国家治理方向上，并不依靠江湖路数，而是依靠儒学经典以及《誓碑》《宋刑统》所揭橥的政治正义。这一点很像孙文先生。孙先生当年曾与洪门力量来往，很懂江湖路数，但民国治理，并不依靠洪门，而是依靠《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以及“六法全书”所阐述的政治正义。大宋政权之取得，从合法政府后周朝廷“禅让”而来，但后来不仅成全了柴氏后人，更推演“天下为公”之政治正义，乱世以来的风气为之一变。史称“逆取顺守”，也即悖逆而得天下，循理而治天下。赵氏兄弟有时不得不借助江湖路数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似也可从“逆取顺守”的格局中，揣度一点政治伦理的复杂性。
所以从史上逻辑来看，“诏罢河东之师”，是太宗调整内部关系的一个战略性决定——大宋要长治久安，必须控驭武夫。
但也不得不说，前线形势非常乐观之际，借国丧而撤军，实在是失去了收复河东、统一中原的一次大好机缘。
事后沙盘推演，太宗当时如果不撤军，而是点齐御林军，亲征北汉，也许可以更快解决问题。
不过，且慢！太宗另有打算。
太宗本质上乃是一介文人，但他却对自己的军事才能相当自信。他认为他有能力拿下河东。哥哥的未竟事业，需要兄弟我来完成！如此，作为帝王的“武功”才有着落。新科皇帝，应有超迈周世宗、宋太祖的“武功”资本。
但是，有必要在践祚之初，先解决本土内部问题。
开拔出去的大宋禁军主力，是否可以流畅调动？
这是内部问题的“重中之重”。
宋太宗勇敢地走出了这一步棋，他成功了。前线将帅听命“归阙”，预示着大宋帝国的内部管理有效。
草原帝国不知道，大宋臣民不知道，宋太宗赵炅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这盘棋，比起乃兄赵匡胤来，要凌厉得多。“诏罢河东之师”，不过是这盘大棋中的一次小小布局……
大宋与契丹交聘
赵炅现在还不想惊动北汉和契丹。
契丹与大宋“通好”，是北方帝国第一次以平等姿态对待中原帝国，也是中原帝国第一次以平等姿态对待北方帝国。其性质可以表述为：中国土地上，南北两大政权在互相警惕中得到肯认。
这种肯认，是契丹首先采取主动。
太祖时代，契丹确实有讨好大宋的意图。赵匡胤征讨河东，契丹虽然勉强来援，也被太祖打败，但自始至终没有提出“和约”终止，好像那一场战事不过是一件偶然事件。
太祖时，契丹国的涿州（今属河北省）刺史耶律琮，第一次给大宋知雄州（今属河北省）孙全兴写了信件，权衡利弊，诚恳求和。信件转到太祖手上，太祖答应了契丹的请求。
随后，契丹派出使节来访，国书自称“契丹国”。太祖并不介意，接见并宴请了“契丹国”来使。
几个月后，第一批大宋使团出访契丹，团长是阁门使郝崇信，副团长是太常寺丞吕端。事在开宝八年七月，公元975年8月。阁门使是礼仪官，略相当于中央办公厅负责礼宾的官员；太常寺丞也是礼仪官，但主管宗庙事宜。老赵派出这样的使团，有礼有节，可称处置得法。
史称契丹“自是始与中国交聘”，从此开始有了与中原政权的对等交往。“交聘”是外交的专有名词，一般指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
契丹不仅讨好太祖，也讨好太宗。
太祖给了契丹友好的回应，太宗初期也有友好回应。
太祖逝世的消息传到契丹之后，契丹派出了使者前来吊唁，并修“赙礼”。“赙礼”就是“赙仪”，是带着钱财来参加丧事。太宗派出使者在城外宴请了这个使团。使团北还时，太宗还按照礼节给了他们赏赐。
与此同时，契丹也派出了更盛大的使团来祝贺太宗登极。
几个月后，等到太祖赵匡胤下葬时，契丹又派鸿胪少卿等人前来“助葬”。鸿胪，是中原职官，主管礼仪外交；少卿，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契丹已经越来越多地采用了汉地职官制度，到了后期，契丹，也即大辽，基本汉化。这是后话，表过不提。这位少卿带来的“助葬”礼品有：山陵马三十匹、御衣三袭、金带两条、御马三匹（并配有黄金鞍勒）、金饰戎具一副。
随后，契丹使节不断前来朝聘。
太宗召回征伐河东的将士，也给了契丹一个感觉，似乎大宋可以与北朝不必发生战争。和平，是可能的。
太宗即位之初，两国友好，互赠礼品，互贺节日，互相往来，历史记录中，不下十几次。
当初在太祖朝时，虽然国境上也有贸易，但都属于民间行为。到了太平兴国二年春，赵炅践祚才几个月时间，百废待兴，但还是在边境几个大的州郡，安排了“榷务”，也即国企性质的贸易公司或贸易管理局，将中原或南国出产的物资，如香药、茶叶之类，带到边境，与契丹“互市”，互相买卖交换。
看上去，两大帝国似乎正在呈现和平前景。
天下天平了吗？
太平兴国
“天下太平”，是传统中国历代圣贤的政治梦想。这个梦想，似乎就要在太宗一朝实现啦。于是，太宗登极伊始，不待转年，就开始“改元”。他特意选择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年号：太平兴国。
赵炅先生还是个多产的帝王诗人，现在能看到他留存下来的诗歌达到五百六十多首。他似乎特别愿意追求美感。昔人笔记中记太宗一事，说他酷爱一种艺术名叫“宫词”，这东西有十个小调子，略相当于词牌，可以演唱。十个小调中有两个名为《不博金》《不换玉》。赵炅认为这俩小调子名太俗，根据内容意境，亲自改名，分别为《楚泽涵秋》《塞门积雪》。赵炅乃是文武全才，他甚至觉得禁军各部的名号不雅，于是“诏以美名易禁军旧号”，下诏用美丽的名字替换原来禁军各部名号：“铁骑”改为“日骑”，“控鹤”改为“天武”，“龙骑”改为“龙卫”，“虎捷”改为“神卫”。
所以他制定年号也多有诗情。
他在位二十一年，使用了五个年号。
第一个就是“太平兴国”，意思就是“天下太平，大宋国兴”。
第二个年号是“雍熙”，有“雍容和煦”之意。“雍容”是形容人的仪态最具褒扬的词汇，大意是温雅、华贵、舒缓、大方。“和煦”则指气候温暖，可以转义理解为用温和手段治理天下。显然，赵炅先生像历史上有道之君一样，有致力民生改善之倾向。
第三个年号是“端拱”。这年号与雍熙三年间的北伐失利有关。大臣屡屡劝谏宋太宗应该“无为而治”，他虚心纳谏，用了这两个汉字。所谓“端拱”，按语词本义，是俩手揣在袖子里，正身，或立或坐的样子。后来指心存敬畏，庄严临朝，端坐垂拱，无为而天下治的帝王之相。这个年号事实上是“太平兴国”的逻辑延伸。
第四个年号是“淳化”。用淳朴之政，感化天下。使用这个年号时，西夏那边正在捣乱，弄得太宗一朝几乎束手无策。赵炅用了这个年号，可以推知他试图“以德服人”的解决之道。
第五个年号是“至道”。淳化年间，各地有叛乱，太宗希望“与民更始”，与天下万民共同改良大宋，达到符合天道的最优模式。
现在，太宗改元“太平兴国”。
改元日选在即位两个月后。
太宗登极在丙子年冬十月甲寅日，干支纪年，以六十为一个轮回单元。两个月后，是十二月的又一个甲寅日。这时距离明年的丁丑年正月壬戌日，只有九天时间。太祖时代的“开宝九年”如果挨到这一天，那就太圆满了。但太宗已经等不及了，“太平兴国元年”，就这样，就在这一天，匆匆到来。
于是，农历丙子这一年，有了两个年号：“开宝九年”和“太平兴国元年”。
史称此类现象为“一年两元”。
但问题来了：赵匡胤逝世那一年，公元976年前十二个月零二十一天，也即丙子年的一月到十二月二十一日，历史文件怎么记录？属于“开宝九年”还是“太平兴国元年”？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就选择后一种做法。
公元220年冬十月之前，还属于汉献帝的东汉“延康”年号，这年十月行禅让，曹丕称帝，改元“黄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将这一年的正月也称为“黄初”。公元265年冬十一月之前，还属于曹魏“咸熙”年间事，被司马光记录为后来改朝西晋“泰始”年间事。公元936年冬十一月，后晋石敬瑭替代后唐李从珂，司马光就将当年正月至当年十一月，这十一个月内，还属于后唐“长兴七年”发生的故实，都记录为后晋“天福元年”发生的故实。
清史学家毕沅编辑《续资治通鉴》，在“考异”中，嘲笑司马光说：“温公书年号皆以后改者为定，虽易姓之际，亦用此例……颇为后儒所讥……”
存在“一年两元”现象时，司马温公（司马光的爵位封号是“温国公”，故史称“温公”。“温公”不是司马光的谥号，司马光谥号是“文正”）都以后来者的年号记录当年事件，即使是改朝换代之际，也用这个体例……这种纪年方法很为后来的儒者所讥讽……
古人言：春秋责备贤者。毕沅如是说，实是如实说。我读史至此，也不免“责备贤者”：司马光，这类纪年法，不得法。
盖如此纪年，源于孔子作《春秋》之纪年。《春秋》有“王正月”说，也就是由周天子颁布何时为“正月”，并将当年正月作为纪年之始。
难道“正月”还需要颁布吗？
原来，夏商周三代时，各自的“正月”是不一样的。
周时以农历十一月为“正”，殷商以十二月为“正”，今天使用的农历源自夏朝，以每年的农历一月为“正”。
故“王正月”，是说周历十一月也即正月，为一年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