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如此类。因此，古今“阴谋论”一般没有思想含金量。不仅仅因为它太简单、太粗糙、太过于程式化，属于“精致的坊间思维”，基本上不提供证据链，更重要的是：它所有的讲述，罕有真实判断。但最主要的是：几乎所有的“阴谋论”，都是对人类正价值的一种攻讦。“阴谋论”不仅仅是“反智”的，也是“反道德”的。从现在可以看到的“阴谋论”考察，几乎没有例外。
王夫之《宋论》专章说到大宋太平兴国年间的“羁縻文人论”。
他毫不客气地批评这种说法：“忮人之善而为之辞以擿之，以细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奚足信哉？”忌恨他人的善行，而编造诛心的言辞，去批判人家的言行，这种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阴谋论”，哪里值得相信！
按王夫之先生意见，大宋一朝因为五代藩镇造成乱世，所以对武将比较提防，“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但尽管这样，太原降将杨业，父子握兵，麾下都是“死士”，为杨氏父子所用，而且威震于契丹。这样的人，比那些文人，对大宋的“威胁”大多了，但太宗仍然对他不猜不忌。而那些偶尔会发牢骚的文人，如张洎、徐铉、句中正等人，不过是“浮华一夫”，虽然他们自诩“不为之用”，也即没有得到“大用”，但这些人根本用不着担心，“已灰之烬，不可复炊”。张洎算是这些文人中智慧比较“敏给”的，太宗也用了他，正经政治活动，国家大事，他都参与，太宗并没有提防他。其他的人，就可以推知了。过去连李煜那样的人，俘虏之后，连曹彬都知道，不必再提防，几个弄笔杆子的文人，实在不值得为之重重防御。
王夫之的深刻还不仅在这里。他看到了太宗更深远的用心。
为什么要授给这些“降臣”做纂修大书的事呢？
从唐末以来，后梁篡夺大位，也需要文人装点门面，但他那种凶戾，那种对文人的无情杀伐，让富有唐代遗风的文人战战兢兢。大诗人杜荀鹤，被后梁聘任，几乎要吓死。所以“文藻风流”成为文人的大忌，谁也不想因此而受到“重用”。到了后唐、后晋、后汉，这些篡位的武夫执掌国柄，那种“犷悍”一代又一代，互相之间比的是弓箭刀枪。所以文人被武夫瞧不起，也根本谈不上文明之治。等到契丹进入中原，蹂躏得中原大地“千里为墟”，人与人之间，“救死”都来不及，哪里还有时间沉吟于文藻？谁还有心思整理中国典章？到了周世宗时代，很想有所作为，但中原故老大多已经凋零，年轻的读书人还没有被起用。有几个文人，如王朴、窦仪，都从北方燕赵之地起身，都有“简质”，也即简易质朴的特点，与古来涵咏于典章的文人还有距离。几十年、百余年来，中原文明就这样在战乱中呈现为凋敝之相。
但在江东、西蜀，则因为画疆自守，较少战乱，保存了汉唐以来的文化文明。那里的文人得以在相对和平中，“以其从容之岁月，咀文苑之英华”，这样，就为中华文明，留下了一批读书种子。大宋统一中原，要想求得“博雅之儒”，在各种文明推演中，能够有成果，除了后蜀、南唐保存下来的人物，没有其他人。太宗可以说是“善取材矣”。
光武帝中兴大汉，要复兴中原道德文艺，雅乐礼仪，是从偏安巴蜀已久的公孙述那里得到人才。“四战之地，不足以留文治”，那么偏处于边鄙之地才可能会保留中原文明。士大夫生于礼崩乐坏之世，如果处于偏僻之乡，珍重古来遗文，必有承传，如果承平之世来得早，他可以自身重振文明；如果来得太晚，他的弟子必能重振。考乱世到承平的古来历史，几乎没有例外，都是这种规律。
在太宗一朝修书，那可不是简单的悠悠岁月，人才羁縻！那是士大夫“得道”。“道胜者，道行而志已得；文成者，文著而心以亨”，以“道”而人生胜出者，道能行，而志向已经实现；以“文”而成就人生者，书已著，而内心已经通达。这样对文人而言，做官与否，封侯与否，都不是他们的荣誉。他们的荣誉在“立言”不朽。现在想想汉代复兴，很多功臣都已经隐没不彰，但过去儒学的托命之人申培、伏胜等，他们整理古籍的“遗泽”却至今被人享用。
太宗一朝，纂修“文事”，完成那么多重要文献整理，如果不比大明纂修《永乐大典》、大清纂修《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还要重要，至少一点也不次于它们。如果没有大宋太宗一朝纂修的文化典籍，中国文明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就如此意义上说，大宋馆阁中的这些文人，是可以恒久享有中国文化光荣的文化英雄。而太宗赵炅，是他们的领袖。
肆 法制
文明立国，必有法制。而法制之有效推演，在人。太宗赵炅深明此理。赵廷美大案后，他观察到士庶守法易，勋贵守法难。于是在推行国家法制时，格外注意“择人”。
不完美的圣贤大义
大宋法制，是大宋“文治”中的重要一环。
说大宋法制，千头万绪，先从“大赦”说起。
赵普多谋善断，口才厉害。很多时候，他所提出的意见，也往往符合正道。这也是为何太祖太宗两朝都很敬重他。
当初，太宗曾有一次要搞大型祭祀活动，按常规，要施行大赦。有一个人上书说，希望不要大赦，理由，则援引诸葛亮治理蜀地时，几十年不赦的故实。太宗听上去，觉得有理，但又感到差在哪个地方，就问赵普。赵普回答说：“凡是祭祀大典，圣朝都有原典，一定要赦免，表示‘其仁如天’。像刘备、孔明之类，只不过治理区区一个地方，臣不信这个，也不会援引这个做例证。”太宗很高兴，就将大赦事定了下来。
大赦这件事，有两面理。
司马光曾有名言：“杀人者不死，虽尧、舜不能以致治。”如果杀人者不能绳之以法，即使是尧舜时代也不能达到天下大治。大赦，其弊端在此。明人张燧《千百年眼》就曾批评“大赦”，书中认为，自春秋时代以来，后世屡有大赦之法，但是这种不问情深情浅，罪轻罪重，凡遇大赦，杀人者可以不死，伤人者可以不刑，盗贼及作奸犯科者可以不问，这种做法，只能有助于“长奸”，让奸邪生长。
大宋自太祖太宗以来，三年之中，遇到郊祀就大赦天下，成为一种制度。但到了仁宗时代，有言官认为“三岁一赦，于古未有”，这是唐代兴兵之后开始有的做法。但这种大赦，“有罪者宽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无怨。不能自新，将复为恶，不能无怨，将悔为善。一赦而使民悔善长恶，政教之大患也”。有罪的人得到宽谅未必能够自新，被害的苦主得不到正义伸张岂能没有怨恨。不能自新，作恶人就会继续作恶；心中有怨恨，就会后悔做善事。这样一个大赦，结果却让士庶后悔为善、滋长恶行，实在是政教的很大祸患。
仁宗对这个道理很重视，但还是坚持大赦，只不过批复道：“罪人情重者，毋得以一赦免。”犯罪的人情节过于严重，不得统一按照大赦法免罪。
到了北宋末年，大赦开始变样。宋徽宗在位二十五年，大赦天下二十六次；“曲赦”，也即不大赦天下，只赦免一个或几个地方，十四次；“德音”三十七次。所谓“德音”，也是一种赦免令，唐代开始有，大宋最流行。它与大赦不同处在于：大赦是罪无轻重都赦，德音则是将量刑减重就轻，譬如大宋有“德音”：“死罪、流罪各降一等”，就是将“死罪”降格为“流罪”，“流罪”降格为“徒罪”，而徒罪、杖罪、笞罪则全部释免，所以还是一种“大赦”。这样计算，宋徽宗时总有“赦令”七十七次，祖宗时代的“三年一次”，到了他这里几乎变成了“一年三次”。这种“滥赦”，在南宋，到了光宗时代竟然达到一年四次正式的大赦。史称“刑政紊而恩益滥矣”，国家的刑法之制已经乱套了，朝廷的德政恩赏已经太滥了。这样的大赦，不仅政乱，对苦主而言，也是一种不公。譬如某甲杀害某乙，某乙家属千辛万苦将某甲搞倒，某甲判为死罪；结果遇赦，免了。这就是对某乙和某乙家属的不公。
所以太祖时代，格外注重大赦的范围，遇到特别需要大赦的年份，总要有诏令，告知天下，有些罪恶是不能赦免的。如改元开宝，这是一件大事，开始大赦天下，但诏令规定：“十恶、杀人、官吏受赃者不原”，犯有十恶罪、杀人罪、官吏（而不是士庶）受贿罪，这三种罪犯，不在赦免范围内。开宝四年（971）冬，南郊祭天，也是大事，开始大赦天下，但诏令也规定：“十恶、故劫杀、官吏受赃者不原”，犯有十恶罪、故意劫掠杀人罪、官吏受贿罪，不在赦免范围内。太宗时代也有这类规定，雍熙末年，以襄王赵元侃也即后来的宋真宗为开封尹，改封寿王，这是立太子的节奏，大事，大赦。但诏令也规定：“十恶、故谋劫斗杀、官吏犯正赃”者是不能赦免的。但太宗即位的当年，“大赦，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是全面赦免，平常赦免令下，有规定不可以赦免的，如“十恶”“杀人”“官吏受赃”等，这一次也赦免了。这种赦免，看似宽大，其实是对十恶罪、杀人罪的受害者的不公，是对官吏受赃罪的“纳税人”的不公。
总之，大赦，是一个有弊端的法制。
大宋帝王也深知这个制度性规定的弊端所在。但为何还是要施行大赦呢？
因为要收敛天下刀兵之刑，推演祥和之气；也因为天下被量刑的“罪囚”之中，很可能有冤案。后者让大宋帝王寝食不安，让大宋贤臣无比焦虑。
中国圣贤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展开“疑罪从无”法理思想的人物。《尚书。大禹谟》留下了名言：“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如果有疑狱，罪犯判罪要轻；如果有疑功，功臣受赏要重。与其可能杀掉一个无罪的人，宁肯不杀，哪怕失去正常的经义。后人解释这句话说：“人命至重，治狱宜慎，宁失不常之过，不滥杀无罪之人，所以崇宽恕也。”
周代时处理案件，对很多疑犯都实行了赦免。唐代还有规定，疑犯可以用财货自我赎免。现代西方对疑案也是从轻从无处理，怕的就是万一出现冤狱，有伤天地和气。美国的“辛普森杀妻案”就是一个著名案例。辛普森杀妻证据很多，但在审理中，控方要求辛普森戴上现场发现的血手套时，结果发现手套小，戴不上。就是这样一条漏洞，让辛普森的辩护律师得到了机会，要求陪审团宣判辛普森无罪。这一案件的意义就是，再一次以西方的经验，肯定了传统中国圣贤“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合理性。
大赦，当然存在缺陷。但内中很可能存在“不辜”，在无法证明囚犯有罪或无罪的情况下，首先选择推定无罪。南宋朱熹的弟子蔡沈在他的《书集传》中，也解释《大禹谟》的这句名言说：“辜，罪。经，常也。谓法可以杀，可以无杀。杀之则恐陷于非辜，不杀之恐失于轻纵。二者皆非圣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杀不辜，尤圣人之所不忍也。故与其杀之而害彼之生，宁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责。”辜，就是罪；经，就是常。《大禹谟》的意思是：执法，可以杀，也可以不杀。不知道人是否有罪，杀了，就恐怕陷于杀害无辜；不杀，就恐怕失之于轻易放纵了罪犯。这二者，都不是圣人“至公至平”之义理。但比较起来，杀害不辜，尤其是圣人不能忍心的。所以与其杀了这人害了他的生命，不如让他活下去，而宁肯自受量刑不当的“失刑”之责任。
所以赵普鼓励太宗大赦，符合古来圣贤大义，虽然大赦并不完美。
刑罚“鼠弹筝”
文明立国，必有法制。而法制之有效推演，在人。太宗赵炅深明此理。赵廷美大案后，他观察到士庶守法易，勋贵守法难。于是在推行国家法制时，格外注意“择人”。
雍熙元年（984），开封有一个刑事案。
有个寡妇刘氏，让她的婢女到开封府，起诉她亡夫前妻的儿子王元吉多次毒害她，差点毒死。
当时开封府沿袭后周以来制度，设左右巡军院，执掌缉捕刑讯，略相当于今天的东城、西城区法院兼检察院。刘氏案初到右军巡院，经过推问，王元吉死不承认，执法官觉得事实也不像这个寡妇所说的那样，于是转移到左军巡院。到了这里碰到了一个酷吏，将王元吉上了酷刑。这个酷刑被他冠了一个名称：“鼠弹筝”，在手指上用刑，十指连心，受刑人受刑过程中，会不断痉挛般抖动十指，极为残酷。王元吉熬不住，只好承认，于是炼成“毒杀继母”一案。
忽然案子出现了转机：刘氏寡妇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死了。
王元吉也有了翻供的意见，这时开封府也愿意认真对待囚犯，重新审理时，得到了一些刑讯逼供的细节，但是案子还在拖，几个月没有宣判。开封府觉得这个案子不好断，就上报给朝廷。
太宗认为没有明显证据可以证明王元吉下毒，但毕竟有个继母的状词在，就给出个意见：免死，徒刑（服劳役）。
王元吉的妻子看到这个宣判结果，不接受，于是击登闻鼓，称冤。
太宗亲自“听断”，召问王妻，知道了事情原委，确是冤案，于是派遣中使拘捕原来左右军巡院的执法官，审问。
案情大白。原来是刘氏寡妇有通奸之事，又惭愧又恐惧，更怕前夫的儿子王元吉知道，就设法做局冤枉他，要置他于死地，借官府之力杀人灭口。而这个寡妇的兄弟早就在欺骗隐瞒王元吉父亲的财产，并用了一部分给军巡院推官行贿；还有个医官，也被收买，说寡妇确有“中毒”的征兆等等。
太宗将此案所有的推官和左右军巡院的主管全部降职，下调俸禄；做假证的医官流放海岛。而那位发明“鼠弹筝”刑罚的左巡军院执法者，被太宗调来，以“请君入瓮”法，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现场“鼠弹筝”，史称此人“宛转号叫求速死”。太宗对他说：“你看看，你也不能接受这种疼痛之苦吧？谁能接受得了呢？”于是放了他，令人解开捆缚他的绳索，只见此人两手很久很久不能动弹。太宗对观看的宰辅大臣们说：“京邑之内，乃复冤酷如此，况四方乎？”京城之内，居然还有这样的冤滥酷毒之案，何况天下四方偏远之地呢？开封府的几位重要官员也得到了惩罚，当时知开封府刘保勋、判官李继凝都罚了一个季度的俸禄。
所以，太宗对地方上主持法律工作的官吏格外重视。
好“言事”者王济
淳化元年（990）冬，朝廷要派遣专使提辖总管诸道的茶税、盐税、酒税。除了夏秋二税之外，国家的重要经济来源在此。太宗还考虑到，既然派遣专使下去，就责成他一并查访民间利病，以及地方上吏治的善恶。这个人物最好能有刑部工作的经验。于是就问左右：“刑部中，谁最喜欢‘言事’？”好“言事”者，就是那种看到问题愿意提出建议性意见的人物。左右说有个大理寺丞王济，是刑部的官员，他多次给刑部、给中书、给朝廷上奏。太宗知道此人，是烈士子弟，有才，有性格。于是任命了他去管辖各道的国家税务。
他在福建时，发现当时朝廷曾要此地输运仙鹤羽毛作为制作雕翎箭之用。当时这东西属于战略物资，地方必须按朝廷要求备齐输运到京师。哪里会有那么多仙鹤？所以，地方为了凑齐鹤羽，费劲了千辛万苦，史称“民甚苦之”。王济认为这事不行，不能这么干。他上书要求除了部分鹤羽之外，可以用鹅毛来代替，太宗觉得意见不错，就如他奏请，改了。
太宗很高兴，知道这个人有能力，于是改命通判镇州。
镇州，治所在真定（今河北正定），辖今天的河北石家庄附近七八个县市，是唐五代以来天下雄藩之一，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之后，此地地当边境，紧要性仅次于河东。所以太祖太宗以至于后来的大宋帝王，都要派出重臣把守。久之，驻守此地的文武职官就有了骄悍之气。王济来此做通判，宦海风波甚险。
但王济不怕。他本来就是河北人，出生在深州（今河北饶阳）。他的父亲王恕，在太祖开宝年间曾经知秀洲（今属浙江嘉兴），但是赶上了当地的盗匪之乱，盗匪进入秀洲，王恕被杀。家人收尸后，王济趴在灵柩上悲痛号啕。盗匪又来，要杀王济。王济看着这一伙盗贼说：“我父亲已经死了，我哪里还想活着！只恨我没有力量杀掉你们，为我父亲复仇！”史称“贼义之”，盗贼认为他有父子大义，放掉他没有杀。王济在兵乱之中，带着父亲的骨殖逃匿在山中。不久官军来剿匪，王济找到官军首领，陈说了盗贼情形，提出了破贼的建议。盗匪平定后，他的母亲也病死，于是他护送父母的灵柩回到深州。深州的主将向朝廷汇报了他的情况，太祖还召见了他。
王济经常涉猎经史，好读《左氏春秋》。太宗雍熙年间，他给朝廷上书，介绍了自己的身世，在学士院考试中中第，被补为县主簿，后来做到刑部官员。
改判镇州之后，王济面对此地藩帅太守们，有理有据地开始了法制推演。牧守们大多都是功勋之臣，大多都有捍御契丹的武功，所以多少都有点倨傲，待下人不免刻薄寡恩。王济新到，不过是第三把手，所以他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但王济从不向知州藩帅们挑战，也不向他们屈服，就是四个字：“秉公执法”。州官们也无可奈何。
戍守此地的悍卒往往恣意侵暴庶民，做不法之事。有人竟在夜里焚烧民居，乘乱盗取民财。王济知道后，就在各个兵营附近放出耳目，有一天报道某地有火，王济就安排数十壮士潜伏观察，果然在火光中看到几个兵匪带着盗窃物资往外跑。捉住后，不上报，现场平盗，当即正法。然后再“驰奏其事”，向朝廷快马报告盗贼正法之事。太宗闻讯很高兴。
有一个都校，街市上吃酒，撒酒疯，耍无赖，打落人牙齿。王济行使判官权力，不等上奏，直接给予杖刑，而后捆了这无赖，送到汴梁。
地方得到治理，史称“军城畏肃”，军事要塞镇州人知畏法，境内肃然，平安。太宗听说镇州吏治业绩，“大悦”，连下三道诏书褒奖慰劳镇州，更拜王济为监察御史，这是大宋除帝王裁断权、丞相行政权之外的第三种权力，监察权。御史属于察院，品级很低，但权限甚重，内外官吏均要受到察院监督，“御史”，为百官所忌惮。王济在御史任上更关心国家大事，上书讨论“统天下之术”，管理中国的政策策略，核心意见是“节民物之道”，包括慎重选择近臣，注意区别贤愚，理正国家名器，削减靡费用度等等，都很切合时弊。
一直到真宗朝，他在做地方官，兼任江南路安抚使时，看到大旱民饥，就亲身督促官吏熬粥，舍粥，并每天都要亲自尝一尝这粥熬得合格不合格。还录取了很多饥民作为州郡的厢兵，救活了很多人。
他在临终之际，给真宗上遗书，要皇上“进贤退谀”，并罢免不是很紧要的土木工程。他已经看出了真宗朝比太祖太宗两朝更多了谄谀之辈，也更多了奢靡之风。他不希望大宋帝国出问题。
王济的意义在于：他的执法断案，未必尽合法条，但在勋贵盘踞之地，在犯罪性质过于恶劣之际，需要“止乱”，因此就有非常法之制裁。但这之中的分寸把握很重要。如前述焚烧民居，乘乱盗窃的兵匪，王济的处置是，捉住之后，当即斩首，这是执行军法，因此是合适的。
法制需要能吏推演。
修《刑统》，重“听断”
大宋法条相当严密。
宋法制因袭唐代律令、格式，而随时有所损益。这个“损益”的文本成果就是《编敕》，类似于“宪法修正案”，是对前面唐律、《宋刑统》的修正补充。当时，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别有《敕》。太祖建隆初年，即下诏判大理寺窦仪等人，修订《编敕》4卷，凡106条，然后与新编订的《宋刑统》30卷，一道颁发天下。这些《编敕》在“损益”传统法条时，参酌轻重很详细，“世称平允”，人们认为很公允公正。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又增加《编敕》到15卷，淳化中增加到30卷，真宗咸平中增至18550条之多，太多了，不好操作，于是又下诏，由给事中多人重新修订，合并同类，删除重复，最后定为《编敕》286条。这些都预示了大宋向着法制化管理天下的努力。
《宋刑统》从《唐律疏议》而来，各类刑断都有明文规定，但如何执行？执行还是不执行？这之中就有了“空间”。地方，并不是人人都有执法能力，或按照法条执法的积极愿望。于是，太宗下诏：自今京朝、幕职、州县官，并须习读《律令格式》。秩满至京者，当试问，若全不通晓，则量加殿罚。
从今开始，在京的朝官、幕府职员、地方州县官员，都要学习《律令格式》。任期满后，都要到京考核，面试。如果全不通晓，即根据情况给予惩罚。
但是如果有哪位官员熟悉律令格式，可以上书自荐，试问通过，可以补官到刑部、大理寺任职，三年之后，可以升迁。太宗还给近臣每人颁发了一部《宋刑统》，申命百官除了日常公职之外，要看看《律令格式》之类文章，用来作为大宋法学资源，并自我检点，据此决断狱事。
太宗对武官们带兵打仗，一般可以听其自专，但对官员们判案却始终不放心。如果有冤案，那是太宗最为心痛的大事。太宗至为焦虑之事在此，于是有了“录囚”，“听断”。
“录囚”，就是帝王或官员亲自到狱中去巡视审理案件，这是传统司法不废的常典。“听断”，就是听取当事人或法官陈述案由，而后提出决断意见。也称“听讼”或“断狱”。荀子认为政令合法，举措适时，听断公明，是衡量邦国文明与否的三条标准。听断，国之大事。它的要义在于：减少误判，洗雪冤情，尽力避免司法不公。“听断不明”是很大过失。“听断不明”，必有冤情，国有冤情，必有戾气，而戾气不祥。所以大儒韩愈认为，帝王能够“躬亲听断”，是“旋转乾坤”的大事——对于罹冤的士庶而言，雪冤就是一场“旋转乾坤”的生命事件。所以“弭冤白谤”是“第一天理”。历代文明邦国之最高管理者，心底略存一点善根，略有一点天良，无不瞩目于此，大宋帝王对此事更是极为重视，所以，太宗“听断”不断，史称“太宗在御，常躬听断”，太宗在统御天下时，常常抽出时间来，亲自去审理案件，尤其是“疑狱”。
京师有“疑狱”，大理寺难于判断，太宗往往会到现场，亲临审理、判决，人称“每能烛见隐微”，往往能窥见案件隐微之处，得以公正处理。
击登闻鼓“民告官”
大宋的“登闻鼓”制度，可能是历朝历代以来实施最好的。下面有冤情，有话说，地方处理不当，都可以直接到“登闻鼓院”，敲击“登闻鼓”，直接跟皇上对话，谁也不敢拦着。
雍熙年间，大宋正在跟契丹打仗，有个开封女子李氏来击登闻鼓，案由呢，是说自己没有儿女，而且有病，一旦死去，家业没有托付。
太宗据此下诏：开封府要根据这个李氏女子的意愿裁断、处置。也即，她名下的财产，要根据她的意愿处理。
开封府在处理过程中，发现这个李氏女子的父亲还在，就囚禁了这位父亲。根据案件的逻辑分析，很可能是：李氏女子与父亲是一体的，要自行处置私有财产，但遭遇他人觊觎。于是，在他人的推动下，开封府逮捕了李氏女子的父亲。李氏女子不甘心，又击登闻鼓，搞“行政诉讼”，将官府告到朝廷。
知道来龙去脉后，史称“帝骇”，太宗大吃一惊。他说：“此事岂当禁系，辇毂之下，尚或如此。天下至广，安得无枉滥乎？朕恨不能亲决四方之狱，固不辞劳尔！”这种事也要拘禁人家的父亲吗？天子脚下，还出这种事！天下这么大，哪能没有枉法滥刑下的冤案呢？朕恨不能亲自去审理天下四方的案件，真要能做到，朕是不辞辛劳的！
于是，李氏女子案处理完毕后，当即派出朝廷能臣十四人，分头到江南、两浙、四川、荆湖、岭南等地，审理刑狱。规定三条：一、地方官吏在司法及军政处理方面有不作为，或渎职懈怠者，要劾罪上报；二、如有临事精明允当，勤勉机敏，刑狱公正没有延滞者，要论功上报；三、各州郡都要做到十天过问一次刑狱之事，不得拖拉。
淳化四年（993）冬，更发生了一件“奇案”。说这个案子“奇”，是因为它太小了：京畿有个小民牟晖丢了一只小公猪。更“奇”的是，这位小民牟晖居然为此而击登闻鼓。尤其“奇”的是，登闻鼓院和太宗都受理了这个“私有财产丢失案”。最“奇”的是，处理办法是：由国家拨款千钱“偿其值”，按价赔偿。
国家赔偿私人财产损失，太祖时代就有案例。当初大兵进入汴梁，有士庶遭遇痞子劫掠，太祖抓住痞子，并拨款赔偿了士庶损失。太宗此举亦然。
当时应有官员对此事提出质疑。太宗对宰相说：“似此细事悉诉于朕，亦为听决，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临天下，可以无冤民矣。”像这等小事也到朕这里来起诉，朕还为之听决，确实太可笑了。但推演这种听断的耐心公心，用以君临天下，可以做个表率，都这样做，世上就不会有冤民了。
申理冤滞，感召和气
太宗担心的是“冤民”。
他自己也说：“朕于狱犴之寄，夙夜焦劳，虑有冤滞耳。”我的心思常在刑狱诉讼这件事上，日夜焦劳，怕的就是有冤狱，久拖不决的案子。
所以，他不断地派出使臣到各道去巡视，他自己更在京师多次“听断”。有一年冬天，他亲自过问京师狱中的囚犯，一个个审理，一直到很晚。近臣都劝谏他不要劳苦过甚。太宗说：“傥惠及无告，使狱讼平允，不致枉桡，朕意深以为适，何劳之有？”
如果我这么做，能够有利于上告无门的人，让案件公平允当，不至于枉法，我会非常适意高兴，哪里有什么劳苦。
为此，他特意在宰相面前发布了一通议论：
“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务，天下安有不治者。……惠养黎庶，申理冤滞，岂不感召和气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无改易。或云有司细故，帝王不当亲决，朕意则异乎是。若以尊极自居，则下情不能上达矣。”
朝廷和地方的官员，如果都能留心政务，天下哪里有治理不好的道理！……有恩惠给百姓，审理冤案滞案，岂能不感召天地和气呢？朕常常要自己勤勉不要懈怠，这个意志是绝不会改易的。有人说，主管官员的小事，帝王不应该亲自决断，朕的意思于此不同。如果以尊贵自处，那就无法做到下情上达了。
由于相信“天人感应”学说，遇到严寒酷暑，或雨雪反常的日子，太宗就亲自来复审狱中囚犯，大部分都给予了宽大处理。淳化元年（990）四月，因为天气大旱，太宗就亲自到京师狱中“录囚”“听断”，史称“多所原减”，很多都得到了宽大处理。这一天，太宗还专门令尚食御膳房进素膳，派遣常参官分别到各道决狱，还派出中使到五岳去祈雨。
地方诸道则继续派遣朝廷能吏前往听断，诸州有大狱，更随时组成专案组，官员由太宗亲自选定，要他们乘驿站车马前往审理。临行前，太宗会有嘱托，审理完毕后，一定会详细了解审理经过。渐渐已经成为常例，后代也都遵守这个常例，这在大宋各个帝王本纪中都可以看到。
到了端拱年间，各地方的州郡负责司法的官员司理参军，也都由太宗亲自拣选。地方上士庶有到京师来喊冤的，太宗也会派出御史官员乘坐驿站车马前往地方会审。史称“数年之间，刑罚清省矣”，几年的工夫，天下的刑罚之事越来越少，显示了“无讼”“狱空”的太平景象。
“狱空”，就是监狱里没有人，这就预示着无人犯罪，是传统至为赞叹的治理成果。而大宋也确实经常性地出现“狱空”。太祖太宗时代，凡是地方州郡有“狱空”现象，一般都会降诏褒奖。如果州司、司理院“狱空”达到三日以上，就可以随处建立一个道场，供奉神灵，表示感恩。道场所用的供奉之物，如酒肉水果香料布幔之类，都由官钱支付，州府节镇给五贯钱，州郡给三贯。而且道场建立，不许扰民，也不许扰吏。
但是由此也出现制造“假狱空”的现象。当时一个州府有司理院、有州司，还有靠近州郡的县城，都是系捕囚犯的地方，有时地方就会将囚犯从司理院移往州司，这样就腾空一处，可以报“狱空”。为了解决这类问题，有人建议允许本州官吏互相监督，如有虚奏“狱空”，就要受罚。另外规定，司理院、州司等都要没有禁囚，才可以上报“狱空”。
由此也可以看到，即使是制度性规定，即使在大宋，即使都是读圣贤书的人物，即使有严刑峻法，也还总是有人钻空子，弄虚作假。这不是制度问题，而是人性弱点问题。
烂葱案
太宗亲自“录囚”“听断”这个做法，曾经有不少人反对。但太宗虽然褒奖他们的建议，却并不接受他们的意见，继续“录囚”“听断”。
有一个归德（今属河南商丘）节度使的推官，名叫李承信，他购买大葱时，发现里面有烂的，于是就鞭笞了这位卖葱的菜园农民。卖葱，以次充好，也是一过，但不至于遭遇鞭笞。更麻烦的是：这位农户被鞭打后，伤口感染发炎，几天后，死了。农户家人不干，告到朝廷。太宗“听断”后，认为这位推官是滥用职权，等于私设公堂，故意伤人致死，被正法。“私设公堂”，在太祖时称为“擅掠囚者”，擅自以酷刑对待囚犯，是一大罪恶。
太宗对“狱囚”的同情几乎是一种天性的善良。当时有规定，死刑大案，必须由朝廷覆按审核。但这样一来，有些未必够得上死刑案的案子，也要大理寺审阅。这样一拖，就是几个月，甚至长达一年以上。太宗在“听断”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对宰相说：“每阅大理奏案，或节目小有未备，必移文按覆。封疆遥远，动涉数千里外，禁系淹久，甚可怜也。自今卿等详酌，如其非人命所系，即与量罪区分，勿须再鞫。”
朕每次阅览大理寺的案卷，看到有些案例，有的是有些文案方面的小的环节没有完备，这就要下文重新审核。大宋封疆很远，动辄就是千里之外，这样，狱囚在里面待得太久，实在是可怜。从今天开始，卿等要详细斟酌这些案卷，如果不是人命关天的大案，就尽快量罪，做出处分，不要来回来去地审核了。
太宗对“录囚”“听断”的躬亲，源于对天道的敬畏。在儒学设计中，“天道制衡君权”，是一种不宣之秘。圣贤深通“不语怪力乱神”之基本语境，但全面接受了“天人感应”学说，这之中，就有“制衡君权”的大义。君主非神，与士庶一样，乃是介于神与兽之间的存在。在没有宪政制衡的条件下，天道制衡，就是选择之一。且传统圣贤对此几乎众口一词，形成了强力传统，无人可以挑战这个传统。在文明推演中，“天道制衡”，成为君主的自觉选择，成为一种值得自豪的荣誉。
礼治未病，法治已病
传统中，“礼”与“法”有着密切联系。一般来讲，“礼”更重，“法”不过是“礼”的补充。假如将邦国视为一个有机体，则“礼”是用来做预防的，是“治未病”的；“法”则是用来临床治疗手术的，是“治已病”。“守礼”者，不罹于法；“守法”者，可近于礼。传统认为：只要天下守礼，法可搁置勿用。这样的世道被称之为“太平盛世”。
大宋帝王们一生一世追求的就是太平盛世。
但“礼”的推行，帝王要做表率。
端拱元年（988），太宗到东郊以“太牢”大礼祭祀先农神之后，开始“耕籍田”。
传统有“五礼”：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向先祖或天地神祇祈福称之为吉礼；丧葬哀吊之事为凶礼；朝见、聘问、会盟为宾礼；与战事、田猎、筑城等相关事为军礼；婚庆宴飨之类为嘉礼。籍田，属于吉礼。一般在年初正月，春天来临之际，由天子率官员或诸侯亲自耕田。这种耕田，是向天下示以农时，告知天下耕种季节的开始。天子带头耕种，是“祈年”的礼仪。“年”是五谷丰熟的意思。“籍田”，是传统中国自周代开始就施行的礼仪。
“籍田”，一般规定，天子有千亩，诸侯百亩，这都属于天子或诸侯私人所有。“籍”的意思是“借”，也即天子先自己耕种，而后“借”民力继续耕种。所以，天子“籍田”，只是象征性的耕种，开个头。
太宗下到田里，亲自执犁翻地，按礼制，他应该往前推三条垄，返回来再推三条垄，史称“三推三反”。王公诸侯们要“五推七反”，公卿大夫们“七推七反”，一般士大夫“九推九反”。太宗“三推三反”后，有司高唱：“礼毕。”但太宗说：“朕志在劝农，恨不能终于千亩，岂止以三推为限！”朕来做这个“籍田礼”，志在鼓励天下务农，更恨不能亲自将我这千亩良田都耕一遍，岂止以“三推”作为限度。于是，继续翻耕，旁边的侍臣一个劲要他停止，太宗这才放下犁头，回宫。
为此，太宗还做了诗，说东郊籍田事，并将诗赐给诸臣。他说：“国之上瑞，惟丰年尔。自累岁登稔，人无疾疫，朕求治虽切，而德化未洽，天贶若是，能无惧乎？”
国家最高的祥瑞，是丰年啊！自从这些年连着丰收，世人也没有大的流行疫病；朕虽然求治心切，但自认为道德教化还不够好，没有料到的是上天给我们这么大的恩赐。想到这里，能不心存敬畏吗？
于是，又下诏：诸道百姓有生活艰困的，要在当地发放粮库的粮食接济他们。他对宰相们说：“累年以来，百物丰阜，自京师达于四方，并无灾沴，五谷顺成。若非上穹降福，何以及此！今郡县至广，生齿甚众，每闻一方小有凶歉，即命赈给，虽不能遍，亦表朕勤恤之意也。”
多年以来，国家越来越富有，从京师到地方，也没有太大的灾害，五谷丰收。如果不是上天降福，哪里会有这么好的景象！现在郡县这么广大，百姓甚多，朕每次听到有一个地方小有凶灾、歉收，就命令地方赈济，虽然也许不能周遍，但也以此来表示朕勤于政务，存恤四方的一点意思啊。
赵普在旁，鼓励这位君王道：“文王葬枯骨，天下称仁。夫民犹草也，草上之风必偃。若帝王用心行道，上合天意，民自悦服。臣等每闻陛下发言必思为苍生建长利，宁忧和气之不降也？”
过去文王收葬野外的枯骨，天下认为他行仁道。民很像草，草上有风一定随风俯仰。君王就像风一样。如果帝王用心行仁道，上合天心天意，下民自然高兴而钦服。臣等常常听到陛下发言，一定是在为苍生推演长久之利，这样，哪里还用得着担忧上天不降和气呢？
心里总是存有苍生之“长利”，就不会以任何“宏大”借口，掠夺侵凌苍生的私有财产；敬畏、感恩于上天所降之福祉，就会远离种种血脉贲张的激进情绪，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邦国管理中，星星点点地改善民生。爱民、敬天，有此政制之主要诉求，于是可以在“礼”与“法”的规定情境中，推演并建构帝国的秩序。如此，就是有道邦国。
“法当原情”
太宗执法，有一个基本思想：“法当原情”。
这个思想事实上来源于“春秋决狱”，而“春秋决狱”又来源于孔子“亲亲相隐”的法学大义。说清这个问题需要相当篇幅，但也可以用有限的文字勾勒这一公案的义理。
父亲偷了羊，儿子要不要举报？在文明邦国看来，可以不举报，因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一种源于亲情的当然之理，是“法上之法”，符合自然法原理。西方现代法律也承认，当事人有犯罪嫌疑，亲属没有举报的责任，应回避。但在激进思潮主导下的国家主义“法律”中，规定必须举报，否则就是藏匿罪犯，属于犯罪。显然，“亲亲相隐”奠定了中华法系的文明道种。
在此基础上，汉代董仲舒提出“春秋决狱”。这个意见的框架是：以《春秋》大义为司法裁判的思想资源，同时援引儒学各类经典，作为审判依据。凡是法律无条文规定的案例，法官即可援引儒学经义定谳。在具体判案中，第一考量案件事实，第二考量犯罪动机。如某甲之父与人斗殴，某甲持棍帮助父亲，但不小心将父亲打死。由于某甲动机并非打死父亲，所以，按“春秋决狱”，某甲无罪。这类动机性考察，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甚重，因此，确有利弊参半的结果，但是，即使现代司法，全重证据，细细考察，也是利弊参半的。人类问题，没有一揽子彻底解决之道。试图一揽子彻底解决人类问题的政治诉求，是一种辉煌梦想，梦很美，但不具有现实品格。就这个意义说，“春秋决狱”自有其合理性、合法性、正当性。它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
“春秋决狱”，有“原心”也即考察动机之必要条件。如果动机善，有罪也可减免；如果动机恶，无罪也可加刑。
宋太宗赵炅在此基础上提出“法当原情”，“原”是考察案件的缘由，“情”即天理人情。判决结果，要将天理人情考虑进来，这样，就让司法有了更趋于公正的可能性。
西北泾州（今甘肃泾川）安定县，有一个庶民的妻子，对庶民前妻的儿媳妇很是痛恨，将其断喉杀死。此事成为一个大案。按一般法条，这是“婆婆杀儿媳”，而“婆婆”属于父母一辈，“儿媳”属于儿女一辈，这样就可以界定为亲族之内因纠纷而起的杀人案，且因被杀者为子女辈，或有“忤逆”情节，故“婆婆”杀儿媳，似可减免一等罪过。
卷宗到了太宗那里，看过后，给出的意见是：法当原情。此必由继嫡之际爱憎殊别，固当以凡人论也。
司法应该考察天理人情。这个案子，一定是嫡子继承，继母心不能平，因此有绝然不同的爱憎喜恶所导致。可以不必考虑宗族内部关系，就当是普通士庶杀人论罪。
撇开“婆媳关系”，按法律事实定罪，这个“庶民之妻”就是一个“杀人犯”，“婆婆”的身份并不能让她享受豁免权。这是从“杀人”的动机给予定罪的大宋案例，具有“同态复仇”的自然法精神，也符合“春秋决狱”的“原心”大法。太宗还因此下诏，对《宋刑统》做了补充意见：“自今继母杀伤夫前妻之子及其妇，并以杀伤凡人论。”从此以后，凡是继母杀伤丈夫前妻的儿子及儿媳妇，都要以普通人杀伤论罪。
与此连带的还有继母改嫁问题。
继母的丈夫死了，家中的财产归谁所有？继母还是前夫的子女？太宗给出的意见是：继母改嫁自由，但不得占有已死丈夫的财产，应当全部给丈夫的子孙。丈夫的子孙如果年纪幼小，要有官方为之检查，封存财务，待幼子长成后，交给他。如果继母将财产带走，以盗窃论处。
这个处理看似对继母不公，但丈夫与前妻留有子女，如果继母将财产带走，则子女不免处于啼饥号寒之中；而继母改嫁，后夫应该能满足她的生存所需。如此处理，也是对丈夫和前妻以及他们的子女权益的一种保护，值得肯定。
叔叔告侄内有隐情
宋时，有“场务”，经营各类物资，包括粮食、木材等，也有制造业，造船、造酒等。“场务”属于官办企业，由朝廷派出官员监管。一般由官方额定经营指标，指标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钱帛。完成指标之后，还有盈余，这个就叫“羡余”，也称“羡利”。有些比较贪的监官，往往就将这部分盈余收归己有。但难免被人告发。一旦败露，按当时大宋法条，属于“监守自盗”，应“弃市”，也即街头正法。太宗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认为量刑过重，不符合法典精神。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凡是贪用“羡余”的，只算“偷盗”，不算“监守自盗”，刑罚只能判处“流”罪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