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者贤，荐贤者尤贤
太祖平定江南之后，贾黄中被选知宣州。不料正赶上此地饥荒，很多人开始落草为寇。贾黄中就拿出自己的俸禄来制作“糜粥”施舍，史称“赖全活者以千数”，因为他的糜粥，而能活下来的饥民上千人。然后，他设法平息盗寇，盗寇们被他感动，纷纷改邪归正，继续做良民。
太宗时，贾黄中升迁，做了礼部员外郎，又知升州。升州就是南唐的金陵，今天的南京。他为政“简易”。所谓“简易”，可以有多种解释，理解这个概念，也可以简化一下：无官僚气，即可视之为“简易”。这是古今中外，所有官员不易但又应该达致的境界。升州在他的管理下，得到有效治理，秩序良好。
有一天，他在府署中巡视，发现一个偏僻的房间，大门锁得很严实。他就命人将房门打开，发现里面存放着“金宝数十匮”，几十箱金宝，价值约数百万。原来，这是李煜时期，宫廷中的遗留物品，当初曹彬下金陵，没有清点过这批物资，时间久了，也就被人忘记。
这事，贾黄中不说，完全可以据为己有。但他当即上表，详细说清这批物资的来龙去脉、现存数量等等。太宗看到表章后，对左右说：“非黄中廉恪，则亡国之宝，将污法而害人矣。”如果不是贾黄中这么廉洁，有操守，这些亡国之宝，就会玷污法度而害人啦！
于是赏赐给贾黄中金钱三十万。
贾黄中最优秀的事迹是奖掖后进，举荐人才。
雍熙二年（985），他知贡举，掌吏部人选。端拱初年，又加中书舍人，后来再典贡部。这期间，他从“寒俊”也即贫寒而优秀的士子中，选拔了不少人才。当他举荐这些人才，安排官职之后，回过头来再看他当初的推荐辞，确实精当。他看人准确，举荐妥当，这是对帝国最大的贡献。譬如，后来著名的大臣谢泌，是一个少年时期就好学，有志操的人物。贾黄中知宣州时，“一见奇之”，一见之下就暗自称奇。谢泌后来的成功，与贾黄中的推举延誉有关。另一个名相吕端，未出名时，就被贾黄中所欣赏、尊重。皇上要让吕端出镇襄阳时，贾黄中不同意，努力推荐他做朝官，于是吕端进入中枢，先成为枢密直学士，最后做到了参知政事，副总理。
古人有句：“不露文章世已惊”，谢泌、吕端，自是人中龙凤，有不凡不俗气质，但贾黄中先生的荐举为他们的龙门一跳创造了极大机缘。故古人有言：“贤者贤，荐贤者尤贤”。贾先生当得。
他举荐人才之后，从不自我表功，当世很多人都因为他的举荐而登上名位，但很少有人知道是他推荐的结果，史称“当世文行之士，多黄中所荐引，而未尝言，人莫之知也”。
贾黄中也有一个弱点：有时缺少一点决断精神。对有些决定，他畏慎得有点过头，做参知政事时，有些文件留在中书，迟迟不能决断。这就等于没有建树，还耽误事，因此，时论对他不很欣赏。
史称贾黄中“端谨，能守家法，廉白无私”，为人端正谨慎，能守住祖宗家法，也即朝廷制度，清廉无私。在翰林时，太宗召见他，问他时政得失，贾黄中只说：“臣职典书诏，思不出位，军国政事，非臣所知。”臣的工作主要是执掌秘书，草拟制书诏令，所有思虑不出所在位置。因此，军国政治大事，不是臣应该知道的。这种态度，也是臣子一格，因此太宗更加懂他，也更加重视他，认为此人确实“谨厚”。但另一方面，太宗也希望大臣能有更大作为。
贾黄中出知澶州时，已经患病很严重。太宗关心他，就让他回到汴梁到朝廷上班。当初，他到澶州之前，循例来宫中向太宗辞行，太宗像朋友一样提醒他：“夫小心翼翼，君臣皆当然；若太过，则失大臣之体。”做事谨慎，小心翼翼，为君、为臣，都该如此；但是太过，作为臣子来说，就失去了“大臣”之体。显然，这话是说给他听的，也是说给其他大臣听的。
“大臣”，不是官儿做得大就叫“大臣”，在传统语境中，“大臣”是指那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甘以天下为己任，有担当有决断的官员士大夫。春秋时期的人认为：“国之大臣，荣其宠禄，任其大节”，国家所谓“大臣”，因为国家信任、俸禄很高，所以很有荣誉，同时能够担任国家大事。历来明君明臣都认为“得大臣体”是一种至高褒扬。太宗对“大臣”有期待，不希望有作为的臣子不去作为。
宇宙小，一身大
与太宗赵炅一样，贾黄中也有“悯农”情怀。
淳化四年（993），秋，连续几个月阴雨连绵，很多房屋都被雨水泡坏。太宗认为这事阴阳不调。而宰辅之职，哲学一点的说法就是“燮理阴阳”。这个说法意味着：天灾与人祸相连，如果治理人间无祸乱，天象也祥和，不会有灾异；反之，天降灾异，必因人间灾祸而起。太宗在大雨中，已经了解到各地有“饿殍”出现，于是责备宰辅李昉与副宰相贾黄中、李沆说：“你们接受那么多俸禄，可知野有饿殍吗？”
李昉等人羞惭而又恐惧。出来后，贾黄中对人说：“当时但觉宇宙小，一身大，恨不能入地耳！”
大宋君臣，对民生苦难，有担当。这种羞耻心是最接近圣贤气象的地方。
贾黄中从澶州回来后，太宗已经开始建立储宫，也即为太子建府邸。这样就需要选择“大臣”中有德有望的人物来做太子宾友，贾黄中本来也在这个名单中，但因为他病情较重，改为李至、李沆。但太宗知道他的为人，就改任贾黄中为礼部侍郎，兼任秘书监。后者是秘书办公室主任的工作，可以接触到很多宫中典藏图文书籍。这正是贾黄中喜爱的——他一生喜爱读书，史称“素嗜文籍”，所以进入内阁，他很欣慰。
淳化年间，贾黄中曾拜相，出任给事中、参知政事。太宗还召见了他的母亲王氏，赐座后，对老人家说：“教子如是，真孟母矣！”你能教育出这个优秀的儿子，真有昔孟母的风采啊！说罢，还作诗送给王氏，另外赏赐也很丰厚。但太宗事后对侍臣说：“朕尝念其母有贤德，七十余年未觉老，每与之语，甚明敏。黄中终日忧畏，必先其母老矣。”朕看着贾黄中的母亲一直有贤德，身体还很好，七十多岁了，不显老。我每次跟贾母说话，都觉得她很明白很敏锐。但贾黄中则总是忧心忡忡的样子，弄不好他要走在贾母的前面。
结果，第二年，贾黄中就病逝了，而贾母“尚无恙”，还没有任何疾病。太宗很忧伤，知道贾黄中一向清廉，家中并不富有，于是赠礼部尚书之外，另赐钱三十万。等到葬事完毕，又召见他的母亲王氏，再赐白金三百两。还对王氏说：“勿以诸孙为念，朕当不忘也。”不要为你的孙儿们担忧，朕不会忘记他们。
《宋史》中，贾黄中与名臣李昉、吕蒙正、张齐贤同《传》，史称“四臣”。李昉为人毁谤时并不与之计较；吕蒙正被人污蔑时并不辩论；张齐贤被同列牵连并不解释；这些，与贾黄中多次荐引他人而不自居其功，是同样的品德。《宋史》中盛赞了“四臣”的这种君子人格，认为有圣明的君主才有贤明的臣子；正因为有了贤明的臣子才足以辅佐圣明的君主。这样的明臣顺应时代，道德高尚，与太宗一起，由修身明德而造就“承平之治”，“可谓君臣各尽其道”。这是传统军政治理中，很动人的风景。
人民，本也，疆土，末也
张齐贤，可能是大宋历史上最难于理解也是性格最丰富的一个人物。
说清张齐贤，要先看看他给太宗的“主和”上疏。
太平兴国五年（980），太宗“高梁河之战”失败后，朝臣中很多人还想“速取幽蓟”，张齐贤反对，他说：圣人举事，动在万全。百战百胜，不若不战而胜。自古疆场之难，非尽由戎狄，亦多边吏扰而致之。若缘边诸寨抚御得人，但使峻垒深沟，蓄力养锐，以逸自处，宁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赵也。所谓择卒不如择将，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则边鄙宁，辇运减，河北之民获休息矣。然后务农积谷以实边用。敌人之心，固亦择利避害，安肯投诸死地而为寇哉！臣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土，角强弱之势而已！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尧、舜之道无他，在乎安民而利之尔。民既安利，内安本固，则远人敛衽而至。陛下爱民人、利天下之心，真尧、舜也。臣虑群臣多以纤微之利，克下之术，侵苦穷民，以为功能。至于生民疾苦，见之如不见，闻之如不闻，敛怨速尤，无大于此。伏望审择通儒，分路采访两浙、江南、荆湖、西川、岭南、河东，凡伪命日赋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赋税课利通济，可经久而行，为圣朝定法，除去旧弊；诸州有不便于民者，委长吏闻奏，使天下皆知陛下之仁，戴陛下之惠，以德怀远，以惠利民，则契丹不足吞，燕蓟不足取也！
这一段文字说尽后来“主和”意见的义理。各种史料记载原文略有不同，我略为之整理补纳，疏通其大意是：圣人做大事，不动则已，动就要考虑周全。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胜。自古以来，不得已诉诸疆场的种种灾难，不一定都是由异族导致，很多也是驻守边疆的官吏自生边衅所致。如果沿边要塞的将军任命得人，只需要修缮城防，高墙深沟，积蓄力量，养育锐气，以逸待劳，从容自处，不去侵扰敌人，宁肯敌人来侵扰我——这就是战国李牧之所以在赵国大破匈奴的功用。这就是所谓“择卒不如择将，任力不如任人”。这样，则边境安宁，转运减省，河北一带的士庶能够休养生息了。然后，积极务农，储存粮谷，以此可以充实守边之用。敌人的心也是人心，他们也会趋利避害，哪里肯心甘情愿趋赴死地来做寇盗呢？我听说统御宇宙者，以天下为心，岂肯争夺尺寸之地，角力强弱之势呢？所以说圣人做事首先务本，而后关注枝节，这就是先安定内部，以此来教化夷狄。人民，就是根本；疆土，就是枝节。从五帝三王以来，没有不先注重根本的。尧舜之道没有别的，主要在于安民、利民而已。人民安利，内部之本就坚固，夷狄就定会恭敬前来朝贡。陛下爱民人、利天下之心，真是尧舜在世。但臣担心群臣会为了微小的个人利益，施行苛刻下民的盘剥之术，以侵犯穷苦百姓为功为能。以至于民生疾苦，看到了就像没有看到，听到了就像没有听到。招惹怨恨、导致过错，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恳望陛下审慎地选择有通识的大儒，分路采访过去吴越盘踞的两浙、李唐盘踞的江南、武平盘踞的荆湖、孟昶盘踞的西川、刘@盘踞的岭南、北汉盘踞的河东，看看他们过去都有哪些赋敛苛刻沉重的制度规定，以圣贤之意为根本，将其改正过来，并因此而行利民之道，使国家赋税有定额，可融通调剂四方之用，可经久而行，这是为圣明的天朝立法，除去旧日的弊端。而各州郡有哪些不便于民生的旧式章程，可以委托有道义的地方官员直接向朝廷汇报，也要将其改正过来。这样，天下都知道陛下仁爱之心，普受陛下仁德之惠。用仁德来怀柔远方，用利益来惠泽人民，大宋能做到这个分儿上，吞灭契丹、收复燕蓟，实在不是什么难事了。
不仅如此，张齐贤这一番话事实上还另有深意。
原来，张齐贤在“高梁河之战”后似乎是“主和”派，但在后来的“岐沟关之战”前，他又是“主战”派。结果他“主战”的“岐沟关之战”大败，太宗很羞愧，对张齐贤说：“你看着，你看我以后还干这种事吗！”张齐贤更羞愧，几乎无地自容。
这个令人不解的矛盾，其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张齐贤，在我看来几乎称得上是太宗朝绝顶聪明的智者、志士。他为何会有此前后不一的陈言？这不是“反复”小人的做派吗？
王夫之先生看出了个中门道。
概括王夫之《宋论》中的意见就是：
张齐贤事实上是“主战”派，这就是他在后来的岐沟关之战中赞同北伐的原因。但他看到太宗时代实在是无像样的将帅，如此，出征必败，所以主张暂缓征伐。但契丹得到燕云十六州，时间越长对大宋越是不利，因为契丹得其地，更知道大宋有收复之意，所以非常警觉，日夜修缮城防，边地日益巩固；契丹得其人，时间越久，当地士庶回归中原的意识也就越是淡漠。到岐沟关之战时，其地其人已经沦陷近五十年，故老还在的，不足百分之一，更多人则食用契丹之俸禄、耕种熟悉之土地，渐渐为契丹同化。当地人已经开始视中原为“绝域”，太过于遥远的隔绝之地；视衣冠为“桎梏”，不愿意承受束缚之礼。这样，沦陷区士庶之心已经渐渐开始忠诚于契丹而不再忠诚于大宋。如此，则山前山后，永无可以收复之期了。所以，有志之士，急切地争取早一点恢复汉唐旧疆，还在担心已经迟暮，哪里还忍心继续等待呢？太宗使用的曹彬、潘美将帅，也都不是张齐贤心目中的名将，与战国李牧比，他们还差得太远。但现状如此，张齐贤也只好姑且听之，长久蕴蓄在内心的收复之志，不得不“降志”，降低自己的期待和意志，姑且顺从这个安排吧！张齐贤为何在瓦桥关战役后反对太宗北伐？为何又在岐沟关战役前赞同北伐？这种前后矛盾并非是张齐贤主张的摇摆，更不是反复多变，实在是因为他知道无可以统帅之将，但又不能一时一刻忘掉幽燕之耻啊！但有志于恢复汉唐旧疆的名士，胜利不足以得意，失败也不足以沮丧，这就是为什么岐沟关战败之后，张齐贤独守代州而有捷报。与那些怯懦的臣子们在一起，张齐贤实在无能改变他们，只好孤独地出头，独当一面，“少寄其磊砢之壮志而已”，稍稍以此一战之捷寄托其磊落不平的壮志。据此可以知道，张齐贤始终以收复为心，而不是游移多变、没有定力的人物。太宗也深深地知道他有忧国之诚，但也实在是因为藩镇割据以来“阴谋拥戴”的祸患太重太深，不得不疑忌将帅，不能消除这种私念，所以在控驭武将时，不期望他们坐大；武将们也深知太宗之情，故一力躲避大的战功、推卸大的军权。由张齐贤的前后矛盾之言，察看言论背后深不可测的隐情，君子实在认为张齐贤这种作为，是一大悲剧啊！
《续资治通鉴长编》说到张齐贤这个上疏，有评论道：齐贤之论，其知本矣。然齐贤徒知契丹未可伐，而不知燕蓟在所当取。岂惟齐贤不之知，虽赵普、田锡、王禹偁亦不之知也。
张齐贤的议论，可以说是“知本”之论了。但张齐贤也仅仅知道契丹不可以讨伐，却不知道燕蓟必须要收复。太宗时，又岂止张齐贤不知道此理，就是赵普、田锡、王禹偁等人也不知道啊！
按这评论的意见，张齐贤不过是为“主和”而“主和”。显然，此论并非知人论世，还远没有洞悉张齐贤内心的隐衷和苦衷，更无法理解张齐贤“智慧的痛苦”。与王夫之的精彩评论比，二者见识，高低顿现。理解人物很难；理解智者更难；理解大贤尤难。看懂史上智者、大贤，须别具只眼。
偶像李大亮
张齐贤几乎算得上一个传奇人物。
他是跟着哥哥学习儒学经典的，后来的滕公，也即向拱的老师，滕秀才，也对他有提携之功。他在贫困中长成后，逐渐有了四方之志，与友朋们论及时事，往往慷慨激昂，陈述意见，很有远略。史称“孤贫力学，有远志”，“议论慷慨，有大略”。
像很多年轻人一样，他少时也有自己心目中的偶像，是唐代的李大亮。
李大亮乃是大唐一等一的开国功臣。他的文武才略在很年轻时就已经显露出来，而且气场强大，在一堆人中，他最显眼。当初他曾与瓦岗军作战被捕，瓦岗军有一大将张弼，一见之下“异之”，当即认为此人不简单，于是杀了跟他一起被俘的一百来人，独独留下了他。俩人一番长谈之后，成为莫逆之交，成为一生的朋友。以至于后来李大亮富贵了，还在到处找张弼。但张弼也是人物，不想麻烦人，就总是躲着李大亮。过了很久，李大亮在街上认出了他，抓住他胳膊就大哭起来，说要将自己的财产全部赠送给他。张弼不受，李大亮就奏明唐太宗李世民，说自己之所以能为大唐立功，主要就是因为张弼当年有过不杀之恩，表示要把自己的官爵俸禄全都转赠给他。唐太宗就封赏了张弼。
李大亮还对民生问题很关注，对战后逃荒的难民，他都有周到安排，官财不够用时，他就卖掉自己的坐骑，资助百姓。
抗击突厥时，他更是屡立战功。有一次，他驻守一个小县城，突厥来犯。他看到形势不妙，众寡不敌，于是单骑到突厥营垒，与豪帅谈判，聊了一通祸福之理。史称“群胡感悟，相率请降”。李大亮又将自己的坐骑当场杀掉，与突厥宴饮，随后徒步而归。如此，突厥先后投降的有一千多人。
后来，他在大唐名将李靖麾下做凉州都督时，在青海大败吐谷浑，俘获其名王二十人，斩首数千级，缴获羊马牛畜二十万。他还曾经打疼了北方一个著名的异族薛延陀。
在平定国内叛乱时，李大亮曾连下十余城。
李大亮还有“中原本位”思想，在唐宋以来的“主战”“主和”争论中，他这个意见显得与众不同。当时境外突厥以及诸夷，有的归附大唐了，有的还没有归附。唐太宗李世民感到境外的番落部族在天寒地冻中，很苦，于是派人将粮食运输到边境，让李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赠送各部落，以示天朝皇恩浩荡。李大亮反对。他认为中原士庶也并不富有，将“本根”需要的生活资料这么大方地赠予外邦，是对本邦的扰烦。于是，给太宗上疏，留下了一段著名的奏章。他说：“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于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我听说要安抚境外远方的部落，一定要先安定最近的人。中原百姓，乃是天下根本；四夷之人，好比枝叶。扰烦自己的根本，用来厚待枝叶，以此来求长久安定，是从未有过的。自古以来的明王圣君，教化中原靠的是诚信，驾驭夷狄靠的是权变。所以《春秋》有句话说得好：“戎狄部落像豺狼一样，很难满足他们；华夏诸民像亲人一样，不可以放弃。”
李大亮“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说，深得儒学精髓，也符合现代社会学对“组织”系统的分析。国家，也是组织。按社会学理论，组织系统内部，与组织与组织之间，其公平诉求和程度是不一样的。组织内部，作为本体，就是“本根”。那种薄待组织系统内部，厚待组织系统外部的行为，在文明组织之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大学》有言：“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就这个意义而言，李大亮实乃大唐儒将。
画地十策
张齐贤为何欣赏李大亮？
他在给太宗赵炅的上疏中，恳切讨论“本末”问题，说“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似可看到与李大亮的脉络相近之处。圣贤人物，往往心意相通，在各类政策性决策矛盾时，圣贤人物的第一选择是民生，而不是君王、社稷、江山，或其他“大词”。
大唐名相房玄龄曾对唐太宗夸赞李大亮，“每称大亮有王陵、周勃之节，可以当大位”，经常表章李大亮有大汉顾命大臣王陵、周勃的节操，可以将大事托付给他。《旧唐书》认为房玄龄对他的评价公允，“名下无虚士”，是一个名实相副的大唐名士。
此中所论李大亮种种，也正是张齐贤后来所追求的，有些故实几乎就是对李大亮的模仿。张齐贤这一生就在做大宋名士。他也确实成就了自己的名士风范。顺便说，向拱也是这样的人。张齐贤为向拱作传，也有自家寄托。
张齐贤“画地十策”的故实，正史、野史都有记录。这故实很方便让人看到大宋初年的文人做派、帝王做派。
说张齐贤年轻时，什么功名还没有的时候，赶上太祖赵匡胤巡幸西京洛阳，张齐贤就自我推荐，拦住太祖御驾，说有平定天下的“十策”，史称“布衣献策”。古人做官要有官服、朝服，未做官时，年纪又轻，只能穿“布衣”。但这个“布衣”其实是麻衣。棉花用来织布并普及是很后来的事，而丝绸绫罗要老年人才可以穿。所以没有功名的人一般都穿麻布、葛布、兽毛衣服，而且多是短衣。“布衣”又称“褐”，所以古人又称做了官、中进士为“释褐”，就是脱去布衣的意思。这时，太祖就召这位“布衣”到行帐里，在便座前让他面陈。
张齐贤举止大方，在帝王之前毫无扭捏惭怍之相，他开始侃侃而谈。没有带“十策”的文字材料，就随手在地上比画。他献上的“十策”题目是：一、下并汾。攻取河东北汉伪政权的方略，内中当涉及“选将”重要意见。
二、富民。此策乃是文明邦国题中应有之义。由张齐贤提出，带有“天下为公”的自觉意识。自觉“富民”，乃是推演国家目标、天下目标的制度性努力。民生问题，在张齐贤这里居于重要位置。
三、封建。主张起用宗室作为大宋屏藩。根据后来的军政演绎观察，虽然恢复西周封建制可能性不大，但是如果强化一下宗室分封于地方的力量，也许在靖康年间、祥兴年间，抵抗北方铁骑，会有另外可能性。《宋史。宗室传》，史官就认为：宋代宗室，虽然有分封，但名实不符，最后世代一远，宗室中人已经与士庶之家没有什么区别。到了靖康之乱，遭遇金人之虐，一个原因就是“无封建之实”，所以没有得到“封建之国”的助力。就这个意义来看，张齐贤有在大宋帝国恢复东周制度的美妙设想。
四、敦孝。孝道，是生命对生命的感恩文化。有此感恩，方有敬畏；有敬畏，方能对道德律令有坚守，方能有望演绎道义天下。因此传统中国秩序良好的时期都是主张并推行孝道的时期；反之，乱世，一般都是反孝道的。近代以来亦然。
五、举贤。邦国治理，举贤为重。古人成就自我，很大程度上要依托他人举荐，也包括自荐。制度设计为人才脱颖留出口，一般就会形成公序良俗；反之，遏制人才脱颖，就容易形成士庶戾气，久之，即形成社会危机。
六、大学。即太学。自西周以来即为传统培育高端人才的教育机构，但太学又不仅为培育人才而设计。更重要的功能，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论“学校”，有言：“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这就是在“学校”也即“太学”中演绎“天下为公”的舆论场，仿佛战国时齐国的“稷下论坛”。读书人可以在此评论时政和天下大事。这就是西哲所谓的“言论自由”。
七、籍田。核定土地，公平收税。国家财政主要来源在此，但必须透明公正。
八、选良吏。国家官员，从朝官到地方官，都有一套考核指标，德、能，是重要的两个尺度。
九、惩奸。贪赃枉法者、奸邪酷毒者、里通外国者，各类邪僻，在礼制和礼治无效时，即诉诸王法法条。
十、恤刑。疑罪从无，是古来圣贤至为切要的治狱、审案精神。“明德慎罚”，不以惩罚为主，而以明德为尚，对罪犯给予尽可能的文明待遇，是收敛天地不祥之气的必要法门。滥逞酷刑，非圣贤之道。
“画地十策”不俗。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一个无官位、无职称、无声望的人物，会做这类思考？不说犬儒主义理解不了这种情怀，一般士大夫也总是先有著作，而后攀援名流，干谒豪门，等待荐引提携，而后成就一生，也很难理解这种情怀。人间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格局的差异。“布衣”张齐贤，出手就是宰辅气象，这就是凡人与天才的差异。但有意味的是：赵匡胤理解他，而且深深地理解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情怀。
于是，赵匡胤认真思考了他的“十策”，认为其中四策很合理，可以施行。
不料张齐贤不干，坚持说其他那六策“皆善”，都好，都可以施行。
俩人在御驾行进的路边争执起来。这位“布衣”操着鲁西南口音，梗梗着山东人的倔脾气，一个劲儿地说这“十策”多么多么重要。皇上则操着豫中口音，梗梗着河南人的倔脾气，一个劲儿地说只有“四策”可行。我仿佛听到俩人像庄稼汉一样在比画，在争论——
赵匡胤：“噫！恁说的那个不中，为啥@？我告诉你@……”
张齐贤：“啥不中？俺说的那些个没有一个不中，俺要讲那个道理啊，老鼻子去了。你听我慢慢儿跟你说……”
赵匡胤：“恁还说啥@？就有四条中，剩下的全不中！”
张齐贤：“中！我说中就中！”
赵匡胤：“不中！”
张齐贤：“中！就中！”
史称“太祖怒”，赵匡胤发火了，令武士将张齐贤拽出行帐，扔道边上去。
但在起驾回东京的路上，他越想越认为“十策”确实“皆善”，虽然未必一定要挨个施行。在东京，赵匡胤对兄弟赵光义说：“我巡幸西京洛阳，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一个张齐贤。我不想给他爵位，给他官位，以后，你可以将他收在朝廷，让他辅佐你做宰相。”
这是老赵对兄弟的爱，也是对张齐贤的爱。对兄弟，他决计死后传位，且为大宋第二任帝王预备人才、延揽人才。此外，让张齐贤在太宗一朝最终成就宰辅事业，也是对他二人的一个期待。张齐贤后来在真宗一朝时说过：“臣受陛下非常恩，故以非常为报。”这是古来士子的一种普遍心态，也是儒学“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基本模型。孟子更将这一层意思发挥尽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赵匡胤要张齐贤去受太宗的“非常恩”，去做“非常报”。这种对大宋未来结构的安排，只有政治家赵匡胤做得出。
对张齐贤，太祖所做是部分肯定，然后挫抑他的傲气，让他明白世界是有规则的，多一点谦逊敬畏之心，会成就更大。史上如此培育人才的案例不少，老赵这里是一个。
法贵有常，政尚清净
另有一个记录说是赵普向太宗推荐了张齐贤。张齐贤还在“布衣”时，多有士大夫行为，也即“士行”，赵普很欣赏。张齐贤出生于后晋石敬瑭时代，父亲去世早，他三岁时跟着母亲到洛阳。父亲死的时候，家中几乎没有钱来办丧事，河南的一个县吏为他们操持了这个事。张齐贤一辈子没有忘记这个人，以“兄礼”来对待他，直到他富贵之后，这个“兄礼”也没有变化。有个太子少师名叫李肃，张齐贤年轻时也曾寄托在他那里。李肃待他不薄。张齐贤做官后，李肃病逝，张齐贤一力操持办理了他的丧事。据说赵普一开始推荐时，太宗没有用。赵普于是将张齐贤这些事讲给太宗听，并说：“陛下如果能进用张齐贤，张齐贤感恩，他日给陛下的回报会比这个还多还大。”于是太宗起用了他。
是天才就不会受挫后一蹶不振。受挫感太强，一般离天才较远。天才的自信不是外力可以击垮的。“画地十策”之后，张齐贤在超级自信中，继续磨炼，动心忍性。他在修炼中等待。
一年后，太祖崩，太宗践祚。张齐贤来考进士。太宗想起哥哥的推荐，放榜时，很想将张齐贤拔为高等，但主持考试的官员将他置于第三甲之末。太宗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考分”，但他也有变通的办法。等到这一榜进士要任命官职时，太宗将所有进士全部放为京官，再到地方通判州郡。张齐贤这一榜“释褐”就做了将作监丞的京官。将作监，为掌管宫室建筑和用器的官署，丞为将作监的监事。一说张齐贤“释褐”为大理评事，大理即大理寺，略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法院，评事，大理寺属下官员，掌推按，参决疑狱。然后以这个京官身份到衢州去做通判，正六品，比七品知县职位还高。
张齐贤在官期间，做了不少利民利国事，除了抗击契丹，所有政绩都与“民生”主题相关，以至于他离开地方时，地方士庶都很怀念他。这里不做介绍了，说几个张齐贤跟“法”有关的故实，看看这些故实是大事还是小事。
他刚到衢州，就赶上一个大案，当地抓获了一起劫盗犯罪分子。地方论及这个案子，要将所有人全部正法。但张齐贤不愿意这样简单执法，他从中很细心地甄别出五个人，属于“失入者”，非主观作恶，不小心掉入“劫盗”之案的人。这就等于救了五个人。
这是小事还是大事？
就帝国而言，甚至就地方而言，这确实不是大事；但就这五个人中的每一个人而言，就是大事，天大的事。事实上，就张齐贤而言，也是大事。儒家伦理，自孟子以来，就有这样一个铁逻辑：“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传统中国法系，自从汉代以来，就有儒学儒家的介入，因此，经由儒学儒家推演的法理，成为“法上之法”，它具有西方所谓“自然法”的性质。这个“法上之法”的核心是“救人”而不是“杀人”。中国史上，凡读圣贤书者，皆知此理。
以前，诸州郡有罪人，大多要解送京师，由朝廷审问。地方这么做的原因与“抑制藩镇”有关。自太祖时代起，对地方大员，“收兵权”，也收“财权”和“法权”，这是为了从源头上解决藩镇作恶的问题。就“法权”而言，五代以来的地方藩镇独立处理法案，杀剐随意，草菅人命，没有任何制度性的制衡。这种司法不公，造成的冤假错案，比比皆是。于是太祖时代将终审权收归朝廷，死刑更必须由朝廷复核，而后才可以执行。那种地方随意“以法治之”的现象，渐渐转换为“依法治之”。但这样一来，又新生一个弊端。地方上干脆将疑难案例上交，不再承担责任。随后就出现了更糟糕的事：各地往京师递解“嫌疑犯”，越来越多，朝廷等于在为地方干活。这种越俎代庖的事，事实上在瓦解着帝国的司法管理正当性——你还有没有能力管理邦国的执法？不仅如此，“嫌疑犯”们在往京师押送时，从江南到京师，从河北到京师，从甘肃到京师……路途遥远，五冬六夏，气候无常，又因为没有法律法规保障，吃喝都没有人愿意无偿供给。所以这样的“嫌疑犯”，一路上比林冲发配沧州还惨。史称“诸州罪人多锢送阙下，路死者十常五六”，路上要死一半人以上。这个现象应该从太祖时代就出现了，但是没有人看到，或没有人愿意为这个事情在“吏治”方向上想对策。张齐贤，这个读圣贤书的书生，在后来做江南西路转运使时，路上一次次碰到由江南诸州送往汴梁的一队队“嫌疑人”，他都要向解送的官吏要犯人的案卷查看。从中，他发现了很多判决被正法的犯人不是首犯，于是，就一个个为他们伸冤。并因此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后，凡是往京师递送囚犯，未送之前，要有地方委托精明有能力的官员反复审问，落实，再递解；如果审问不实，则从事审问的官员算犯罪。
这个意见得到了太宗的认可、接纳。地方官员开始认真办理案件，谁也不敢玩忽职守。从此，江南送往京师的罪囚减少了一大半。
这就是从制度性源头解决问题的“社会零星改造工程”，也即不做“彻底”“坚决”“一揽子”改变社会的梦想，而是从一个个具体的弊端开始，改造。西哲波普尔认为这是自由邦国应该有的决策模式，有意味的是，吾土大贤王夫之先生也持这样的意见。而张齐贤，以及大宋帝国的圣贤们，往往就是这样一点点地在改造着中国。
显然，这不是小事情。甚至，比起他的“画地十策”来，更重要。按照王夫之先生的意见，甚至范仲淹，动辄“一揽子”解决帝国问题的“策划案”，那种“亟议更张”，着急要讨论大的变革，也是导致后来王安石变法种种问题的“先声”。于是“百年安静之天下”开始有了纷扰。如此，则张齐贤的“画地十策”与范仲淹的“条陈十事”，就有了逻辑上的同构关系。从政治“安静”这个秩序原理来看，太祖赵匡胤只肯认“十策”中的“四策”是有道理的。这个话题较大，留待以后慢慢展开。事实上，张齐贤后来再也没有重新提起过“画地十策”的实施，即使他多次出入相府，也没有再继续推行的念头了。这是因为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法贵有常，政尚清净”，实在是天下福音。
这八个字就是张齐贤的语录。
他说这句话，也是他在做转运使时对民间疾苦的一次考察。
南唐李氏朝廷，对民间多有搜刮。一些小民居住在“国有土地”上，就要缴纳“地房钱”，这也罢了，但有的地方小民居住在江边，江水已经淹没了租住地，也要收“地房钱”；更有甚者，有人租不起地，就编排了大木筏，浮在水上居住，也要榨几个散碎银子出来，巧立名目曰“水场钱”。这些前代的弊政、恶法，到了张齐贤这里，全部割除，免掉。
他还看到一个现象。李氏据有江南时，有一个规定：稍稍有钱的人家，纳税超过三千钱以上的人家，每户都要出一个壮丁，还要在脸上刺字，并要这户人家自备军服盔甲和兵器，然后送到官府代为保管。遇到战事起，就将这些军服盔甲兵器交给壮丁，每天给米两升，组成武装力量，名“义军”。南唐归附大宋后，这些人都被太祖放归，重新务农了。但是到了太宗朝，有人认为这些壮丁过去曾经算行伍之人，恐其不乐于耕种，可以派遣使者挑选一些人重新入伍，并其家属一块都送到京师来。张齐贤反对这个意见。他上言道：“江南义军，例皆良民，横遭黥配，无所逃避。克复之后，便放归农，久被皇风，并皆乐业。若逐户搜索，不无惊扰。法贵有常，政尚清净，前敕既放营农，不若且仍旧贯。”
江南过去的“义军”，一个个都是良民，不幸横遭刺字，配隶行伍，没有办法逃避。大宋克复江南之后，都放归务农了。多年来已经在皇风之下，安居乐业。如果像这位说的，挨家挨户搜索，去找够得上条件送往京师的壮丁，那是免不了要惊扰地方的。法律，最珍贵的是稳定不变；政制，最崇尚的是清净无为。太祖时既然已经下诏要他们回家务农了，不如不变，“仍旧贯”。
“法贵有常，政尚清净”，这是受过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训练的思想者都能理解的正价值。文明邦国的政治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以及这个道理的重要性。尤有意味的是“仍旧贯”三个字，这是孔夫子非常赞同的一个意见，是孔子的弟子闵子骞语录。此事重大，值得略略展开。
仍旧贯
《论语。先进》：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鲁国要重建国库。闵子骞说：“仍用旧库的老样子，怎么样？何必一定要改建？”孔子说：“此人很少说话，但一说话就在点子上。”
改作，就要大兴土木，就要劳民伤财。所以不如因袭旧事不动为好。朱熹为《论语》做《集注》说：“言不妄发，发必当理，惟有德者能之。”因袭旧事，是一种“有德者”的保守姿态。动辄求新“改作”，其实是不自爱不自信之表现。从思想背景考察，“改作”往往与激进或激进主义有关。府库翻新，若无必要，即属多事。这类求新在现代市政建设中往往可以概见。一些城市的老建筑，承载着历史的文化信息，凝固为城市的古典音符。古建筑的存在，因为时间参与，具有了四维的性质。它们在寂静中给人的沧桑感，透逸出的古雅之美，是不可再生，不可再创造的。每一栋古建筑，都是一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公开破毁这类古建，就是在公开破毁艺术品，与公开焚烧一幅名画没有什么两样。这是比焚琴煮鹤还要煞风景的蠢行。但一栋栋古老的艺术建筑，在“求新”的建设心态（以及利益的追逐）下，已经（并正在，且还将）频频遭遇破毁。这类“改作”行径所透露的就是激进思想。而激进，是与保守完全不同的一种思想理路。
在文明的推演中，保守或保守主义，是比激进或激进主义，更值得推许的思想价值。原因就在于，保守主义尊重人类往昔的创造，注重经验的累积，不相信世有“能人”可以快速地推进历史进程。这样，在保守主义的文化保守过程中，共同体间的传统得以保存，道德的架构得以保存，文明得以保存。而激进主义不这样。激进主义专以破毁为要务。有意味的是，一些破毁，却是打着建构的旗帜出现的。为了建构一个新世界，必须破毁一个旧世界，就是激进主义的常见模式之一。而破毁的结果是：共同体间的传统也遭遇荼毒，道德架构开始崩塌，文明罹难。文化的浩劫，往往起源于激进或激进主义。激进或激进主义，往往远离文明，这是今天的人们应该反思的精神事件。
孔子和闵子此处讨论的，可能有节俭的观念，但更重要的还是保守精神。这是圣贤的光荣，很珍贵，值得今人记取。
张齐贤对南唐壮丁案，坚持“仍旧贯”思想，已经与“画地十策”时的慷慨激昂，有了距离。
此外，“政尚清净”也是政治治理中的一大关节。
淳化四年（993），太宗赵炅已经接受张齐贤的意见，有此思想。他对宰辅吕蒙正、吕端等人说：“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务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至如汲黯卧治淮阳，宓子贱弹琴治单父，此皆行黄、老之道也。”
以清静无为而达到天下大治，这是黄帝、老子非常深奥的道理。天下万物大都从“有为”而走向“无为”。无为之道，朕应当努力施行。从古人经验来看，汉代的汲黯，清静不多事，卧在床上就治理了淮阳；春秋时的宓子贱，清静不多事，每天弹着琴就治理了单父县；这都是在行黄帝、老子的清静之道啊。
参知政事吕端回答说：“国家若行黄、老之道，用这种办法来达致升平之世，效果很快。”宰臣吕蒙正说：“老子称‘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说那鱼不要一个劲地去翻动搅扰。锅里的鱼来回翻动搅扰就烂了；邦国之民来回翻动搅扰就乱了。现在大臣中，上封事议论制度变更的人很多，陛下可渐行黄老清静之化，来镇定这些议论。”
太宗回应说：“朕不欲塞人言。狂夫言之，贤者择之，古之道也。”朕不想堵塞人的言路。狂人有话让人家说就是，贤者自有选择，这是古来之道。
这一段对话意味深长。
它至少表明了如下几层意思：
一、张齐贤“政尚清净”说，在太宗这里得到肯认。
二、此说来源甚古，与“黄老哲学”相关。而这种不扰民，也即“无为而治”的思想，其实也是儒学的。“无为而治”就是《论语》而不是《老子》中的话头。而这个思想最为接近现代政治哲学哈耶克“自发秩序原理”。
三、大臣们在淳化年间已经有了“上封事”议论更化的意见。这些意见，有的属于折腾。所以吕蒙正主张“镇之”，也即中止他们的进言。
四、太宗认为“人言”不可“塞”。即使是折腾言论，也让他人去说，说话在人，选择在我，是“古之道”。
史称张齐贤做转运使时，周行若干州郡，“勤究民弊，务行宽大，江左人思之不忘”，勤于研究调查民间之弊政，务必行使宽大政策，江南士庶都很思念他，无法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