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料羊
张齐贤，是最优秀的帝国官员之一。
他有很多轶事。据说他长得很美，“姿仪丰硕”，姿态仪表很丰满高大，其实就应该是个大胖子。
据说他在河南尹张全义的门下时，有好几个人的饭量，自己常常说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遇到村子里有人做祭祀做法事之类，他跟着参与，才能吃个饱饭。有一次到人家做法事，看到人家宰牛后有一张牛皮，他取来煮熟，全部吃掉。甚至还传说，他在“画地十策”时，太祖召他进入行宫，赐给他卫士们吃的工作餐“廊餐”，一份不够他吃的，就在大盘子里，也即公用盘子里，直接用手抓食。太祖好笑，就用柱斧点他的脑袋，让他说那“十策”。他就一边吃一边说，根本不害怕，据说太祖还给了他一束帛。这个记录出自大宋哲学家邵雍的儿子邵伯温，见于《邵氏闻见录》。但此说与“令武士拽出”说不同。变通一下，当时的历史场景可能是：人是拽出去的，但拽出去之后，又给了一束帛。
另一个野史，宋人周辉的《清波杂志》，还记录了张齐贤的一个梦，说他“布衣”时，在嵩山游历，醉了卧在一块大石头上，梦到有人驱赶一群羊到他跟前说：“此张相公食料羊也。”这是张相公您这一生要吃的食料羊啊。等到他富贵之后，每一顿饭都要吃好几斤羊肉，还往往不够饱。史称“健啖世无与比”，他的能吃，世上几乎无人能比。
看来张齐贤乃是大宋第一吃货，天下头牌饕客，应该没有问题。说张齐贤曾经知安陆州。安陆在今天的湖北，此地比较偏僻，一般人没有见过大官，张齐贤带着京官的身份下放地方，人们听到、知道他的能吃以后，感到此公不类常人，史称“举郡惊骇”，整个州郡都很惊奇咋舌。结果就有一个好事者——在一次与宾客的会宴中，厨房的一个小吏就准备了一个金漆大木桶，放在大厅旁边，偷偷地盯着张公吃什么，只要张公吃一样东西，他就将同样类型同样分量的东西投入大木桶内。等到晚上，又喝酒，就连酒也倒进去，最后连酒水带食品，将整个木桶都装满了。史称“郡人嗟愕”，州郡之人都很感叹吃惊，认为“享富贵者必有异于人”之处。记录这事的乃是欧阳修，就在他的笔记《归田录》里。
张齐贤因功得到提升，到了淳化二年（991）的夏天，他已经做到了参知政事，这是正式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职务，不久，又拜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是宰相正职。此时，他已经富贵。太宗知道他少年时代家庭贫寒，由母亲带大，这样的母亲带出这样的儿子，应该不是简单人物，就同时封赏了他的八十岁母亲孙氏为晋国夫人。按例，命官夫人可以到宫中来与皇后聚会，这类活动略相当于当时流行于欧洲的贵族沙龙。孙氏年老但身体康强，有时就到宫中来。太宗每次见到这个老太太，都要慨叹她有福、有寿、有令子。经常亲笔写诗、写诏书慰问老人家，另给赏赐，待她犹如家人。就像欧洲贵族得到国王恩赏，视为荣耀一样，大宋当时的“缙绅”也都认为这是个很大的光荣。
记录这事的大宋“缙绅”名流叶梦得，曾与张齐贤后人有来往，他在张府亲眼见到太宗写给孙氏的诗和诏书。诗云：“往日贫儒母，年高寿太平。齐贤行孝侍，神理甚分明。”手诏云：“张齐贤拜相，不是今生，（乃是）宿世遭逢。本性于家孝，事君忠。婆婆老福，见儿荣贵。”太宗诗文都有“简质”的特点，叶梦得认为“简质”，也即简易、质朴，也是太祖太宗历来待臣之道。故实见叶梦得《石林燕语》。
张齐贤嫉恶如仇，但对仆役下人又有优容的一面。
他在做江南转运使时，一日家宴，有一个仆人某甲偷偷地窃取了几只银器，放到怀里。恰好被张齐贤在帘子后面看到。他盯着他看，但一句话也不说。当时不说，三十年也不说，跟任何人都不说。后来他三次出任宰相之职，门下的仆役们也都有提升，而某甲的位置却一直没有动。一日，某甲瞅了个机会，对张齐贤说：“某服侍相公您时间最久，但是比我后来到府上的，都得到了一个官职，相公您独独把我遗落，这是怎么回事啊？”说着眼泪都下来了。张齐贤说：“我本来不想说，你却来埋怨我。你还记得在江南时，某日，你偷盗我银器那事吗？我带着这个往事三十年，不告诉任何人。我现在做国家宰相，推荐百官，哪里敢以盗贼来蒙羞受辱？这样，念你服侍我多年，我给你三十万钱，你离开我门下，另外去选择一个安身之地吧。我现在揭发了你过去的糗事，你应该有愧，此地不可再留你啦！”某甲闻言，又震惊又害怕，哭着离开了张府。
君子、小人，永远会有。世界没有希望成为君子国，因此，这类故实就总有警世、醒世、喻世的意味。懂此理者，小人可以戒惕，君子可以守恒。
张齐贤读圣贤书，但他不是循循儒者，不是那种可以唾面自干的人物。
大宋言论自由，但很多人不大珍惜这种格局，借着可以自由说话的机会，多行诽谤之事。
“居官弛慢”与“清净之理”
张齐贤曾经以吏部尚书的朝官身份知青州，长达六年。治理地方很是“安静”，这是儒学和现代政治哲学肯认的较好治理模式，既不轰轰烈烈做泼天的政绩，也不绞尽脑汁做搜刮的恶事，地方诉诸民间自治，在“自发秩序原理”下，推演“无为而治”。但好大喜功之徒不喜欢这种“安静”模式，总要折腾点“动静”出来，于是与张齐贤有龃龉。有人就诽谤他“居官弛慢”，做官很懈怠，啥事也不管；很傲慢，啥话也不听。朝廷听说后，就将他从青州召回，免了知州之职。张齐贤对人发牢骚：“向作宰相，幸无大过。今典一郡，乃招物议。正是监御厨三十年，临老反煮粥不了！”过去做宰相，还好没有大的过错；现在执掌一个州郡，却遭到非议。这真是管理御厨三十年，到老了，反而不会煮粥了。张齐贤这话肯定是正话反说，他对“弛慢”说并不买账。
懂得“清净之理”，懂得“无为而治”的士大夫们听说这话后，对“弛慢”之说也甚为不满，认为持此说的人纯粹是对张相公的诋毁，史称“士大夫闻之，深罪谤者”。
张齐贤一生富贵，虽有起落，但不碍平安。晚年退休，不想再参与政事，做一个江湖散人。他在洛阳购得大唐中兴之臣裴度留下的午桥庄，一大片园林。这里曾经是裴度与白居易、刘禹锡等名流宴饮盘桓的居所。张齐贤得到后，很愉快，经常在院子里与老朋友乘坐一小车，带着酒具，游玩，垂钓。他还另外造一卧辇，可以坐在上面，让人抬着，一边吃酒，一边看园子里庄稼的长势，醉了，就栖息在树荫下。他还写了一首诗给人看，诗云：午桥今得晋公庐，花竹烟云兴有余，师亮白头心已足，四登两府九尚书。
裴度曾被大唐封赏为晋公；师亮，是张齐贤的名字。《续资治通鉴》说他“四践两府”，四次到两府，也即枢密院、中书省工作，一个是武职，一个是文职；“九居八座”，九次兼任八个要职，也即仆射、枢密使、六部尚书。
他对自己俗世的一生似乎很满意，但仍有内心的孤独。他似乎很明白当朝显宦们没有补天浴日的大手笔，甚至连寇准这样一等一的人物，他也不愿意再多来往。真宗朝大搞“封禅”“天书”，虽然有试图以此震慑蛮夷的隐衷，但读圣贤书的张齐贤视此为“怪力乱神”，不认为是治国正途。他给真宗上疏，没有得到肯认，于是有了退隐之念。所以午桥庄大门上题写着他的一个榜文：老夫已毁裂轩冕，或公绶垂访，不敢拜见。
老汉我已经毁弃了官服官乘，如果有当朝名公来访，老汉实在不敢相见。
他内心孤独，可能一生没有知音。
愿得制度狭小
沈伦，原名沈义伦，因为名字中的“义”与“赵光义”重合，避讳，所以改名为沈伦。
他在太祖时奉使到吴越，路过扬州、泗州时，因为“民饥”，饿死很多。沈伦回到朝廷，就说服太祖将当地的军粮储备拿出来赈济饥民。王师伐蜀，他做转运使，王全斌等将领竞相搜取民间财货子女，沈伦独居与佛寺“饭疏食”，吃粗粮素食。转运使，也是一方大员，有人就拿了搜取而来的珍异奇巧献给他，沈伦一概拒绝。东归汴梁时，他的囊中，只有图书数卷而已。
沈伦信佛。他的居处很卑陋，但他“处之晏如”，很泰然，无所谓。当时权要们都在设法冒着朝廷禁令，到陕西甘肃去购置大型木料，用来营造私宅。等到事情败露了，只好向太宗检讨。沈伦也曾为母亲购买西部的木料营建佛舍，于是也来检讨自首。太祖看见他一笑，说：“你不是破坏纪律的人。”太祖更知道他私宅还从未修过，就派遣中使带了图纸，为他营建。沈伦私下告诉使者说：“愿得制度狭小”，希望房屋构造不要太大，小一点。使者告诉太祖，太祖同意，史称“不违其志”，不违背他廉节之志。
太宗时，编《太祖实录》，沈伦为监修，李昉、扈蒙等人修撰。
他与卢多逊私交不错，卢多逊事情败露之前，沈伦已经上表请求退休；等到卢多逊事情败露，因为沈伦与卢多逊为“同列”而不能察觉其“阴谋”，太宗狠狠地斥责了他。
沈伦一直很清介，醇朴、谨慎。因为信佛，相信因果，曾经在盛夏之时坐在室中，任凭蚊虫叮咬。有照顾他的童仆拿着扇子来赶蚊子，他就将童仆斥退。沈伦期望用这种行为祈福。他在相位时，也曾赶上“岁饥”，闹饥荒，乡里人有向他借粮的，他都给予，最后的数目达到“千斛”。“斛”乃是容量单位，以前一斛十斗，约合今一百二十斤；宋时改为五斗，约合今六十斤。“千斛”，就是六万斤。这在宋代不是个小数目，对任何人家而言，都是一笔“财产”，但沈伦将粮食借出后，到了年底，把所有的借据都烧掉了。
但沈伦道义上有一事不免有“惭德”。
他还在不知名时，曾娶阎氏，无子。后又纳田氏生儿子沈继宗。等到他富贵时，原配阎氏觉得自己无子，有愧，就多次将朝廷封赏给她的封邑让给田氏。沈伦的做法是：答应了，并开始为田氏营建府邸，于是正式由田氏做了正室。
这件事，“搢绅非之”，当时的士大夫都认为沈伦不对。
我也认为沈伦不对，待阎氏不公。
广开言路与楚文王
宋琪则是另一类型的宰辅。
他本来是幽州蓟人，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后，此地属于契丹。契丹也开科举，宋琪举进士及第，曾经做契丹王子的侍读。契丹侵略中原，灭后晋，宋琪跟着，并留在了中原。后汉、后周，他都在做官，曾有辨别冤狱的记录。于是太祖时，提拔他为开封府推官，负责京师刑狱工作。当时太宗赵光义为开封尹。但太宗看到他与赵普等人过从甚密，那是结党营私的节奏，因此不喜欢他，就跟太祖说，将他从开封调走，到外地做官。一直到太宗践祚，还是不喜欢他，史称“抑琪久不得调”，压抑宋琪好久不得升调。
太平兴国三年（978），授宋琪为太子洗马，这是皇子的侍从文官。但太宗在给他职官之前，召见他，为他此前与人勾结朋党之事，批评了他。宋琪拜谢，愿意悔过自新。正在他一步步升迁时，又遭到卢多逊的抑制。卢多逊败，宋琪才得到机会。后来做到尚书，成为宰辅大臣。但太宗还是有点不放心他，就特意对他说：“世之治乱，在赏当其功，罚当其罪，即无不治；谓为饰喜怒之具，即无不乱，卿等慎之。”世上的治理乱世乱局，在于赏罚分明，赏就应符合他的功，罚就应符合他的罪。这样，就没有不能大治的。假如将刑赏当作发泄自己喜怒的工具，那就没有不乱的。爱卿等人要慎之又慎。
但宋琪并不谨慎，他在“晋邸”时，就曾经因为“结党”，被当时的晋王赵光义鄙视，但还是不能改掉这类习惯。有一次，太宗很诚恳地对宋琪等人说：“过去，帝王们大多因为居于九五之尊，颜色态度很严厉，弄得左右没有人敢说真话。朕与爱卿等在一起，一直很平易，尽量和缓颜色，商榷时事，就为能通达上下之情，不要有拥塞窒碍。爱卿等尽管直道而行，不要有所顾忌避讳。”太宗这一番话，事实上是期待言论自由之下的太平治世。
广开言路，这个国策，太宗一朝堪称一以贯之。
雍熙元年（984）九月，太宗对宋琪等人说：“今岁西成，四方大稔，人民亦无疾疫，皆上天垂佑所致，当与卿等力行好事，以答天意。”
今年秋熟，四方都有丰收，人民也没有什么疾患疫情，这都是上天垂佑我们大宋所致。朕当与爱卿等做更多好事，来报答上天恩典。
然后说：“昔楚文王得茹黄之狗，苑路之矰，畋于云梦，三月不返。保申谏之，王引席伏地，申束箭五十，跪加王背者再，申趋出请死，王召而谢之，杀狗折矰，务治国事，并国三十九。朕观书至此，未尝不嗟赏数四，自古君臣，非道合何以及此。若君不信用，虽有直臣，亦无以行其道。”
太宗这话是一则比较偏僻的典故，补足前后语意和来龙去脉，大意如下：过去，楚文王得到茹黄那地方的猎狗、苑路那地方的好箭，就到云梦去打猎，三个月都不回来。得到丹那个地方的美女，就沉湎在淫欲中，一年不理朝政。大臣保申劝谏他，说：“先王让我做太保，按规定，您这样表现应该受到鞭打。”楚王说：“我从小生在富贵中，请改变刑罚，不要鞭打我。”保申说：“我承受先王之命，不能废弃这个规定。”楚文王只好接受，趴在席子上，保申拿了五十支一束的箭（一说荆条），跪着放到楚王的后背上，几次这样。就算象征性的鞭打了。楚王说：“反正我也有了受鞭刑的名，还是真实地打我一顿吧。”保申说：“对君子，要使他内心感到羞耻，如果羞耻都不能改变，皮肉受苦又有何用？”说罢，匆匆离开王宫，自己流放到沼泽之地，并请求给他死罪。楚王说：“这是我的过错，保申有什么罪？”于是，楚王召回保申，杀了茹黄的猎狗，折断苑路的名箭，放走丹地的美女，改正了以前的过错。后来楚国兼并了三十九个国家，变得强大。这是保申极言劝谏才有的结果。朕读书至此，往往要叹息不已。自古君臣，如果不是以道相合，怎么能做到这样。如果君不能守信用，即使有直言之臣，也没有办法通行正道啊！
宋琪听后，为太宗的博学感到很惊讶，就说：“这事，百年来，人君很少有知道的。如果不是陛下博览群书，哪能得到这种鉴戒。但是臣听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愿陛下勉励啊！”
这是宋琪最大胆的一次言说。
太宗认为他说得对。
但宋琪，偶然会有的那种鄙陋，暴露了他们庸人的一面，不仅与“敢以天下为己任”的赵普不同，即使与“清介醇谨”的薛相、李昉比较也有距离，甚至与沈伦比较，似也缺少一点信仰中的坚守。他看中了卢多逊的大宅子，就与同列柴禹锡串通，由柴禹锡向皇上吹风，要将卢宅转移给宋琪。广州那边转运使王延范试图“偏霸一方”的大案中，柴禹锡与宋琪也在为之辩护，让太宗不得不猜忌他们的“结党”行为。如果他们的“结党”如仁宗时的范仲淹为天下计，那将是另外一种性质。现在，为了一个远房的亲戚王延范，为了得到卢多逊的大宅子，就这样叽叽喳喳，确实有失大臣风范。
宋琪本来是燕人，对契丹形势很熟悉，他曾经给太宗上表，长篇大论讨论攻取契丹的谋略，有大而无当之处，也有切合实际之处，太宗曾有选择地采纳过他的意见。后来在攻取西夏时，他也有可取的意见贡献。
与薛相、李昉比较，沈伦、宋琪这两个宰辅少一点“大人”气象。
吕蒙正与太宗的博弈
吕蒙正，在宰辅中比较特殊。
他是正式科班出身，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宗朝头一场科举，他获进士第一，“释褐”授绶将作监丞，通判升州（今江苏南京）。
吕蒙正很顺利做到参知政事。最初，他的父亲好“内宠”，与妻子刘氏不睦，于是休了妻子，吕蒙正跟着母亲一块被扫地出门，生活很窘迫。但他像后来的范仲淹一样，越是困窘越是努力，终于一举中第，朝廷赐给府邸一座，于是接父亲母亲来住，但刘氏仍不与前夫来往，二人同堂异室，吕蒙正仍然恭谨伺候父母，没有怨言，直到吕蒙正父亲去世。
吕蒙正气量很大。参知政事是国务工作最有实权的宰辅职务，他第一次进入朝堂时，被朝士轻视，其中一人指着他说：“这小子也参政啊？”吕蒙正假装没听到走过去。同列人不能替他咽这口气，回头就问是谁这么大胆口吐狂言。吕蒙正急忙阻止他说：“不必不必。若果一旦知道此人姓名，恐怕终生不能忘。不如不知道为好。”此事传出，时人都很佩服他的气量。
太宗对这位新科状元有期待，对他说：
“凡士未达，见当世之务戾于理者，则怏怏于心；及列于位，得以献可替否，当尽其所蕴，虽言未必尽中，亦当佥议而更之，俾协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一般士大夫还没有发达时，往往看到当世政务有悖于义理的地方，就内心不快；现在你已经位列朝臣，有机会可以批评时政哪些有益哪些有害，贡献有益于政制的意见，要尽所能有的智慧。即使某一个意见未必精当，也应当群策之际有所变更，使适用的意见有益于正道。朕是不会自恃地位崇高而让人不敢说话的。
不久，李昉罢相，吕蒙正拜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监修国史。这就从副总理往国务总理又迈进一步。在宰辅期间，吕蒙正为政重内涵，不重形式，务行宽大，有简易之风。这是宰辅的正经品质。因此不久就获得士林“重望”。吕蒙正也更以正道自持。他记住了太宗的一番嘱咐，遇事敢言，每一次议论时政，有不精允的地方，他一定要争论，要求趋于精允。太宗很欣赏他这种“无隐”的工作风格。赵普也欣赏他。
吕相的敢言，是薛相、李昉、沈伦、宋琪做不到的。
淳化年间，太宗检讨此前的历代征伐，有一番自我辩解的话头。他说：“朕以前征讨北汉、契丹，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民除暴。如果我要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天下恐怕早就被战火烧光了。”
这番话说的是实情。如果战争一味求胜，不计一切代价，也许会有另外的战绩，但那样一来，天下恐怕就会出现杜甫《兵车行》中的场景：“……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如此“武功”，是太宗，乃至于大宋王朝十八帝都不愿意看到的风景。惜民力、重民生，是大宋与其他王朝比较，很突出的“特色”。
但吕蒙正还不满意，他进一步敲打皇上说：
“隋唐数十年间，四次征伐辽东，那时人没有法子承受王朝命令。隋炀帝乃至于全军覆没，唐太宗则自己都运送土木去攻城，最后还是没有法子成功。说起来，治国之要，在内修政事！做到这一点，则远人自会来归，国家也可以因此自然导致安静。”
显然，“修德以来远人”，也是吕蒙正的关键词。就此也可以判断，他是一个“主和派”。
有一次晚上张灯设宴，乘舆之外，士庶云集，都在看皇上。吕相与太宗在一起。太宗再一次对自己的文治武功有了飘飘然的自诩。他对吕相说：“五代之际，生灵凋敝，丧亡太多。周太祖郭威，从河北南归，士庶都担心大军剽掠。那时候，下面是火灾，头顶则是彗星，看到的人都很恐怖。朕当时亲历那个乱世，以为不会有太平日子了。但现在朕亲揽庶政，到今天，已经做到万事粗粗理顺。朕就经常想，感恩上天的赐予，让我大宋如此繁盛。于是朕知道：治理乱世，在人。”
吕蒙正避席，一本正经回答：
“陛下现在看到的灯火辉煌，是因为陛下的车驾所在，士庶都聚集来看，所以繁盛如此。臣曾经在京师城外不几里地的地方，看到很多因为饥寒而死的百姓。所以‘繁盛’不一定都是这样。期望陛下能够看到近处也看到远处，这是苍生的幸运啊！”
太宗听到这一番话，变了脸色，什么话也不说。
吕相不慌不忙，泰然回到自己座位。
史称“同列多其直谅”，同列僚属们事后都称赞他的正直、诚信。
这一个故实，有意味的是“同列多其直谅”。大宋正在太宗一朝形成精英敢于同君权博弈，推演文明价值的倾向。乃至于这种倾向到了仁宗一朝，有了精英们越是被贬黜，越是光荣的风尚。大宋“敢言”，不仅仅是“胆儿大”的问题，而是价值认同的问题。精英们有了这种“民生为重”的理念，君王必得向此倾斜，否则就是“无道”，就要遭遇士大夫的“清议”批评。久之，以道义价值制衡君王权力的力量产生了。除非遇到“混不吝”式的痞子皇帝，否则但凡有一星一点价值敬畏之心，就不得不严肃对待这种来自于王朝精英的“道义价值制衡”。一般来讲，没有哪一个帝王敢于向“道义价值”挑战。这是传统中国，秩序治理方向上的一大隐秘力量。在现代政治哲学中，还没有足够的讲述理清这一隐秘力量。它在何时，以何方式，由什么人主持，推演这种隐秘力量？帝王为何在道义价值制衡模式下老老实实，不敢挑战？个中更隐秘的力量是什么？都需要更大篇幅来条分缕析。这是一篇思想史大论文。
吕相对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会一直坚持，在跟太宗的“博弈”中，不胜出不罢休。这个特点很像赵普对太祖。
不可夺之志
有一次，太宗要派遣人出使朔方，下旨告诉中书选人，要选那种可以负责做事的人。吕相提出了一个人选。太宗不许。第二天，太宗又问，吕相还是提这个人选。三问，吕相人选不变。太宗恼火，将他的奏章扔到地上，道：“一定要换人，你怎么这么执拗？”吕相答：“不是臣执拗，是陛下还不了解这个人。”然后又固执地推荐此人道：“这个人可以出使，其他人都不及他。臣不愿意用‘媚道’来随意地顺从君主之意，怕害了国家大事。”说罢，将举着的笏板错开，让出脸来，俯首，将奏章拾起，纳入怀中，徐徐而退。同列都屏住呼吸，替他害怕。太宗退朝后对左右说：“这老家伙的气量，我不如。”后来就用了吕相推荐的这个人，果然很称职。太宗对他这种“不可夺之志”很赞赏。
吕相也确有知人之明，为朝廷推举贤人不遗余力。
他有一次问自己的儿子：“我做了宰辅之后，外间对我有何议论？”儿子实话实说：“大人您做丞相，四方无事，蛮夷都向化本朝，很棒。但也有人说：吕相无能做事，朝中权力都被同僚们争去了。”吕相说：“我确无能，但有一能，善于用人而已。这才是真宰相应该做的事。”
吕相有个“夹袋”，就是一个小布囊，里面有一小册子，常常随身带着。遇到新结识的某某人，或遇到官员之间的替代，也即交接任免，他都要与人交谈，了解对方有何特殊才干，以及对方所在之地有何特殊人才。客人走后，他就马上记录在小册子上，人才在这个小册子上都有分类。等到朝廷有这类型人才需要，他就随时找出向皇上或百官推荐。
真宗朝时，他年老要求回到洛阳居住后，真宗曾两次到洛阳去看他。有一次还问他：“爱卿诸子哪个可以大用？”吕相回答：“诸子皆不可用。但有一个侄子吕夷简，正在出任颍州推官，这是一个宰相之才。”从此吕夷简浮出水面，在后来的日子里，吕夷简成为仁宗一朝重要的栋梁人才。
还有一个人，叫富言，是吕蒙正的门客。一天，富言对吕蒙正说：“有个小儿子十来岁，想让他进入书院，可以干个小活。”蒙正答应。等到见到这个孩子时，大吃一惊，道：“这个小家伙，他日名位跟我差不多，但是功勋会比我还大！”于是让富言的儿子跟着自己的几个儿子一块学习，供给很丰厚。富言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大宋名相富弼。
吕蒙正就是这样富有鉴别人才的能力。
吕相也有后来的名臣王安石的风采，对各类误解，基本不辩解。
吕相四故实
吕蒙正刚做宰相时，有个金部员外郎张绅，知蔡州，因为贪污事被免职。有不满意吕相的人就说：“张绅乃是西京洛阳的豪富，哪里肯接受赃物？那是吕蒙正还没有中进士时，曾经向张绅求资助，未能如意，所以现在因此而锻炼成一场冤狱。”太宗听说，就恢复了张绅的官职。但吕蒙正并不解释，任人去东说西说。不久他还因为这个原因而罢相，他也不申辩。正好赶上考课院这个审查部门得到了张绅过去事的实情，此人确有贪赃事，于是罢黜了他。而蒙正也再次复相。太宗对他说：“张绅果然是真的犯有贪赃事。”吕蒙正听了，给个耳朵而已，也不谢。
吕相故实多。
他还很清廉。过去，大臣入相，子弟可以“袭父荫”博得一个清要之职，就像皇上的子弟出生不久就可以封王，享受“食邑”一样，大臣的儿子也可以在出生之后即享受俸禄。这算是一种皇朝特权，与现代君主国，袭用祖辈爵位意思相仿佛。但这种“特权”只在物质俸禄和荣誉尊严方面，并没有政治上的参政议政权力。卢多逊做宰相时，循例为儿子卢雍授官，起家即为水部员外郎。这是属于工部的一个司下面的干事，当为八品，后来就援例成为制度。现在吕蒙正儿子也要“袭父荫”，就上奏说：“臣忝居甲科及第，释褐只得授将作监丞，九品京官。天下才俊，很多人没有机会，最后老于岩穴，默默无名，不沾寸禄者，太多了。今臣之子刚刚离开襁褓，就获这个荣誉职务，臣担心受到阴间谴责。请求以臣释褐时的九品小官补给他吧。”太宗答应他的请求，从此成为定制。
吕相应该属于“不语怪力乱神”“不贵难得之物”的人物。有一个朝士家里藏有一个古镜，自言这面古镜“能照二百里”，打算献给吕相，意思就是要与吕相结交。吕相一笑道：“我一张脸横竖不过碟子大，哪里用得到去照二百里。”听到的人很叹服他的机智。
吕相没有做官时，因为母亲被休，生活很贫困。等到富贵以后，特别爱吃一种“鸡舌汤”，每天都要吃一碗。有一天他在自己家花园游逛，老远看见墙角有一座土山，就问这是谁干的，干吗用的。左右回答：“这就是相公您吃鸡杀的鸡毛啊。”吕蒙正很惊讶：“我能吃多少鸡啊？能有这么大一座土山？”左右回答他：“鸡，一个舌头才多大点？相公您一碗汤要用多少鸡舌头？您吃鸡舌汤多久了？”吕蒙正这才恍然大悟。于是默然反省，从此绝不再食。
太宗驾崩后，营葬时，吕蒙正感到自己这一生主要业绩在太宗一朝，很感谢太宗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他不弄虚假的“感恩”，直接拿出家财三百多万，来资助修建陵寝。下葬日，他哭得特别悲哀。人以为“得大臣体”。
吕蒙正死后的谥号是“文穆”。
风浪中端坐
吕端，是那种轻易“不动心”的人物，看事、做事，有定力，外界纷扰，不影响他的判断力。
太宗朝，他做朝官考功员外郎兼任侍御史知杂事，前者略相当于负责考核官员政绩的组织部干事，后者则属于监察院和最高法院的副官。在这个职务上，他有一次漂洋过海出使高丽，回程时，大船遇到风浪，船上桅樯被大风折断，船上人没有不恐惧的，但吕端就是不恐惧，端坐读书，一如在自家斋阁之内。跟他同行的另一位官员，将船上所有比较沉重的东西，包括高丽国的赠送物品，都扔到海里，这才勉强回到中原。
此事一如后来的王阳明，在千军万马箭矢飞射中，可以端坐不动，在死亡来临之前，可以微微一笑，道一声“此心光明，亦复何求”，而后长眠。这种修养，史称“功夫”。获致这种“功夫”，必有此前多年历练而后可以功成。
“功夫”，来源于孔子。孔子可以在恶人桓魋的围困中，道一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还可以在颠沛流离中“弦歌不辍”。而在日常的姿态，则是“恭而安”，心存对天道的恭敬，而安于种种际遇。
这种“功夫”的思想源头则来源于《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知止，就是知道自己的存在目标。对一个心存高远的人来说，他的目标即是使命，那是必须要达至的此岸存在。当这种目标已经内化为生命运动惯性时，轨道是不可能变更的。如是，外界种种纷扰，不可能让他“动心”。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安。
吕端是知道自己方向目标的人物——读圣贤书、致君尧舜时或立德，或立功，或立言，此生不朽。当着樯倾楫摧之时，死亡来临之际，慌乱，是无意义且有失圣贤气象的。夫子有言：“死生有命”，无须为猝临之灾难手忙脚乱。
看懂吕端这个故实，可以理解为何太宗要评价他“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凡是与“知止”无关的事，在他看来都是“小事”，可以“糊涂”处理；凡是与“知止”有关的事，都是“大事”，必须勇决判断。
我猜想，就是在高丽回国的大船上，吕端被人讥笑为“糊涂”的。
但吕端在大事上，确实“不糊涂”。
吕端曾在秦王赵廷美府邸公干，赵廷美做开封尹时，他就在府中做判官。当赵廷美被贬黜后，秦王府中一干署吏也都因为“经济案”遭到了“清算”，纷纷被贬。吕端被贬到商州为司户参军，从副部级贬到副科级。但他从容上道，不辩解，不忧虑。后来又被移往汝州，再被召回京师，做朝官，又出知蔡州。在蔡州时，有善政，当地吏民签名上表挽留。但还是被改为祠部员外郎，知开封县，迁为考功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然后出使高丽，回来后，一直做到右谏议大夫。
吕端也曾在许王赵元僖任开封府尹时，再做判官。但没有想到的是，元僖，这位太宗很期待的太子，居然暴病而死。有人就认为吕端“裨赞无状”，作为王府判官，对王子没有有益的帮助。于是，御史武元颖、内侍王继恩就来到王府找吕端“谈话”，史称“推问”。
吕端正在堂上办公，看到人来，慢慢站起。二位使者很客气地说：“有诏推君。”有皇上诏令，要来推问先生。
吕端神色自若，对侍从说：“过来取走我的帽子。”
二位使者说：“哪里到那个地步？”
吕端说：“天子有诏令来问，那就是犯罪嫌疑人；既然是犯罪嫌疑人，哪里可以在堂上对待制使。”
于是，下堂，面对制使，随问而答。
吕端由始至终，讲礼，守礼。
得嘉赏未尝喜，遇抑挫未尝惧
赵元僖之死，是个大事件，吕端作为副职有轻微的连带责任。事件要处理，最后贬一级，由开封尹判官贬为卫尉少卿，俸禄掉了不少。这时又赶上“考课”也就是述职审查。群官之中有受到迁谪成为闲职的，那样，就没有了正职的重要俸禄，收入少一大截。到了跟皇帝“引对”，也即回答皇帝询问时，很多人在哭诉削官之后，家中不免饥寒。轮到吕端“引对”时，吕端说：“臣以前辅佐秦王，因为没有尽职，所以贬谪商州，但陛下还是擢拔了我，继续委任要职。现在许王暴薨，更是臣辅佐不像个样子。陛下又没有重重惩罚我，还是让我列于朝官。臣真是罪过太大，幸运太大了。现在有关部门又来考核，决定我们的进退。如果能得到一个颍州副使，这是臣的愿望。”
太宗对他说了四个字：“朕自知卿。”考课之后不久，吕端又恢复旧职，还被提升为枢密直学士，这是参与军机的文官之职。
升迁谪降过程中，吕端始终雍容大度，从容闲暇，不忧不喜。当时赵普在中书，观察到吕端气量洪深，就对太宗说：“吾观吕公奏事，得嘉赏未尝喜，遇抑挫未尝惧，亦不形于言，真台辅之器也。”我看吕先生奏事，得到陛下嘉赏，他也不喜形于色，遇到陛下挫抑，他也不忧惧生色，也不解释缘由。这人，真是台辅宰臣的大器啊！
赵普“倒卢”，反对“取幽燕”，有“鄙夫”的一面，但他那种“敢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人格局，让他有一种“英雄惜英雄”的天然直觉感知能力。他推荐的人物，太祖太宗都很重视。于是，不久，吕端又被拜为参知政事。
事实上，不待赵普推荐，太宗就一直很重视他，很想让他来做宰辅，转了一圈，等于在给他一个历练的机会。太宗不说，吕端东转西转，心里明白。他知道自己能断大事，知道如果做到宰辅的位置，自有“燮理阴阳”之功。但万事需要水到渠成，这不是个焦躁的事。所以他在连续的转换工作中，很踏实。这是对自己人生大事的一种决断姿态。他不忙。
终于，太宗将吕端提拔到与吕蒙正相近的职位上来，官拜参知政事。这是副相，却是主管中书实际事务的副总理。
据说，雍熙初年，太宗在后苑赏花钓鱼，有时就与群臣赋诗唱和，史称“曲宴赋诗”。有一天，吕端在后苑与太宗在一起，太宗有诗两句“欲饵金钩深未达，磻溪须问钓鱼人”，这意思是：我很想获得更大成绩，但是力量有限，水太深，我做不到；因此需要问一问在磻溪钓鱼的那位姜太公。这里的姜太公，太宗暗指就是吕端。吕端也和诗两句道：“愚臣钩直难堪用，宜问濠梁结网人。”这是吕端谦虚的说法。但此时的吕端，也确实没有更多功绩，太宗怎么就会将他视为姜太公，西周第一名相呢？应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四弟赵廷美很可能向太宗推荐和讲述过秦王府中的人才。赵廷美应该对吕端很尊重。
第二个原因，当初太宗征讨北汉，本来要赵廷美做京师留守，但吕端说服赵廷美不要留守，而是跟着哥哥去平北汉。这事让太宗很惊讶。吕端这个意见，是深通人情世故，明了君臣奥秘，看透委曲心思，至为练达的一种决断。吕端很可能懂得未来权力再分配的格局。如果赵廷美接受留守京师的委托，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可能的合法继承人之位；那就很容易先期引发兄弟之间的隐微打量。现在吕端请秦王跟随君王北征，等于“忽略”了京师留守这个相当于“监国”的继承人位置，如果此事是为秦王想，等于加持秦王平安过渡；如果是为太宗想，则等于暗中提醒太宗：秦王是不是可以做继承人。无论吕端在为谁想，他都已经介入到一场天大的格局中来。这不是小机者可以纵横捭阖的场域。但吕端很从容、镇定地在这之中游走，让人不可小觑。
第三件事，就是出使高丽遭遇风浪的故实。那不是常人有的定力。这等人物，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机关幽显断得透，栋梁，栋梁，不就是这等人物吗？
至道元年（995）四月，原吏部尚书、平章事吕蒙正被罢为右仆射。右仆射，也是丞相级别，但不在中书办公，更多属于荣誉职称。随后，提拔吕端为户部侍郎、平章事。到了平章事，就是名副其实的实相宰辅了。
为了安慰吕蒙正，太宗特意跟吕相解释：“仆射，是百官师长。朕认为中书事情太多太麻烦，让吕端上来，跟你平均一下劳逸。”
又对吕端说：“庙堂之上，做宰辅，没有虚的；只要能进荐贤人，斥退不肖，就是称职。卿可要自勉啊！”
吕端这时已经六十岁出头了，做了近四十年官，这才做到宰相位置。太宗常常埋怨自己用吕端太晚了。但吕端在相位上，并不“作为”，史称“以清净简易为务”。有人在朝廷奏事，往往有很多“异议”，但是吕端几乎没有什么建议性意见。有一种记录甚至说吕端“端笏却立俟顾问”，端着、捧着笏板等着皇上发问。不问不答，不扣不鸣。甚至皇上有时问大臣一些事，吕端也听着其他人回应，自己也不说话。太宗也渐渐发现中书报来的“异议”，很多不过是显示自家见解高出一筹，但事实上施行起来，未必有什么利好。于是太宗发布一道手札，戒谕中书诸官：“从次以后，中书这边有事，必须经过吕端详细斟酌，再来上奏。”
曲突徙薪，方为真智者
至道二年（996）五月，西北那边西夏有事，大宋已经经过了多年的战和，西夏始终反复。而灵州这个地方，在今天的宁夏吴忠市，那时是大宋的北境。此地守卫，难度很大；但放弃守卫，西夏就会侵占。太宗有点犹豫，一时间，更倾向于放弃，以节省民力。于是下诏要诸臣讨论。讨论前，太宗还略略说了下自己的担忧：灵州孤绝于西北，万一有事，救援恐难及时。然后还特意点名宰相吕端、知枢密院事赵镕等人各自说说守卫还是放弃的利害关系。吕端主张守卫，但没有说，只说要和赵镕讨论后，做一道劄子上奏。
这时，从南唐归附过来的文臣张洎超越班次上奏弹劾吕端说：“吕端等人作为宰辅，皇上有问询，居然沉默不语，不符合为国家规划大事的体统。”
吕端反驳说：“张洎有所言，不过揣摩陛下意见而已。”
太宗看着二人，一时心有所动，但什么话也没有说。
不久，张洎上了一道奏疏，主题是请求放弃灵州。
当初太宗有这个意思，也想放弃，但现在已经后悔了，思考后，觉得放弃灵州可能是个错误。而这时恰好接到张洎的劄子，很不高兴，就回给张洎说：“卿所陈言，朕一句也没看明白。”
张洎闻言知道押宝错误，流汗而退。
太宗召来同知枢密院事向敏中，对他说：
“张洎的上言，果然被吕端料中。”
社稷臣的特点，就是：决断大事，不以帝王之意为意，而以天下、以苍生之意为意；以事件之自身逻辑方向为方向，而不是以帝王喜怒偏好方向为方向。张洎才情不俗，但他揣摩“上意”，判断“上意”是放弃灵州，于是，就做一篇放弃灵州的奏章；如果“上意”是固守灵州呢？他也会作一篇固守灵州的奏章。这类鄙夫做法，就距离“社稷臣”荣誉差得太远了。
吕端的做派，其实正是古来持重者的风格。
只要中书流畅运转，宰辅不必生事。
坊间一般乐于称赏“惊天动地”的大事，以此来评价宰辅功过。事实上，越是维持中书波澜不惊，越是证明宰辅“燮理阴阳”功大。那种无端生出乱事，再去平定乱事的宰辅，反而更被坊间“叫好”，是因为不通一个基本道理：“曲突徙薪”比“焦头烂额”更富智慧含金量。
人间的悲剧也往往在此：看重“曲突徙薪”者，寥寥。
吕端在中书，贡献更多的就是防患于未然的“曲突徙薪”之议，这些议论一定很多，他阻止的动议也一定很多，“以清净简易为务”，一定也有不“以清净简易为务”的动议。吕端一定是否定了若干动议，但被记录下的很少，即使是史官，也未必认为“曲突徙薪”有多么高明，所以懒得去记录。
譬如，假定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个企业家要投资一笔较大资金，总经理否决了这个意见。事后可以分析得出，如果投资，蚀本的可能极大。但这个总经理的意见，会在事后被董事会赞许为一个业绩吗？一般很难。否定性意见，往往难于进入“业绩”。但圣明的人物懂。他知道“远见”的价值；尤其知道否定性“远见”的价值。假如这个否定性意见告诉他，要将“突”（烟囱）弄成“曲”（弯曲）状，以避免失火，假如这间房屋价值十块钱，这个意见就等于为他保留了十块钱；假如是一个亿，一万个亿呢？假如是一座江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