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明的人，就会这样思考问题，于是，成为智者的知音。如果在朝廷，这种现象就叫“君臣际会”。
君臣际会的动人之处
吕端在做参知政事也即副总理时，一代名相寇准也在做参知政事。寇准也是一位能断大事的人物，但他比吕端要“癫”，更为刚猛，气量却不如吕端。而吕端为社稷计，知道大宋需要这个人，所以对寇准很尊重。吕端首先拜相，做平章事，而寇准没有。吕端担心寇准内心“不平”——如果是张洎，那他内心爱平不平，吕端才不去管——就给皇上上书说：“臣兄余庆任参知政事日，悉与宰相同，愿复故事。”他的哥哥吕余庆曾经在太祖朝出任过参知政事，执政权力范围与宰相是一样的，他愿意恢复到吕余庆时代，意思就是让参知政事寇准先生能有与平章事同等执政权力。太祖时代，赵普一人为相，特意为他设置“参知政事”作为宰臣的辅佐，后来一个阶段赵普受到冷落，开始由参知政事与宰臣分权。太宗知道这个过程，寇准、吕端，在他内心也实在半斤八两。于是同意吕端意见，下诏：从此以后，参知政事与宰臣轮流掌管中书大印，轮流“押班”。唐代时，上朝也即朝会，大臣奏事，由监察御史领班跟进；宋代开始由宰臣领班跟进，叫作“押班”。日常工作，另有官员朝会之后赴中书政事堂议事。“押班”，成为宋代领衔大臣的日常工作。
这样安排，实有安慰寇准的意图在内。寇准，也确实值得安慰。这是大宋三百年间一等一的功勋大臣，中国在十一世纪之后的百年和平，几乎可以说是由此人一手推演而成。真宗之所以能够平安成为皇储，寇准有功；真宗之所以能够平安继承皇位，吕端有功。吕端、寇准，是太宗晚年择选的最重要的两个人。邦国兴，在人。大宋得人，这是十世纪和十一世纪之交，最值得庆幸的大事。吕端深知寇准，寇准也深知吕端；太宗深知寇准、吕端，寇准、吕端也深知太宗；更有意味的是：吕端深知太宗知道他深知寇准，而太宗也深知吕端知道他深知寇准。尤有意味的是，吕端与太宗之间，都深知对方的深知。所以吕端有请，太宗立即心领神会，当即应允，并不解释。这种“君臣际会”，在帝制时代不是寻常可见，总有动人的一面。
吕端对太宗有感情。至道元年（995）五月，开封尹寿王元侃，即后来的真宗赵恒，奏言太康县昭庆乡华阳村的村民，捉获了一只黑色的兔子贡献给朝廷。
太宗听说后，对大臣们说：“玄兔之来，国家之庆也。”黑色的兔子能到中原，这是大宋国家的喜庆之事。
吕端等人回答：“玄色，是北方之色；兔子属于阴类，因此代表了夷狄之相。华，就是中华，中国，属于阳。这个瑞兆，意味着夷狄将要入朝，接受中原冠带。这很可能预示着国家和民生的喜庆，推动国家进入‘太康’之世。”
太宗一向不很相信“祥瑞”，但这一次谈“祥瑞”，事实上大有内心委曲。他与契丹和战十几年，最后的感悟是：虽然输不了江山，但也打不赢契丹；因此，只有“和”一条路可走。但是当他主动向契丹求和时，契丹还记着他十几年前“惟有战耳”一句狠话，“径指西楼之地，尽焚老上之庭”一篇檄文，所以不肯和。而西北西夏正在日益坐大，西蜀西川刚刚平定了李顺王小波之乱；而中原承平已久，虽然有效抑制了藩镇割据之祸，但“冗兵冗官”也开始成为一种渐起的负担。国家在繁盛的背后，已经有了疲惫之相，这让太宗不免忧惧丛生。
吕端“深知”太宗内心之苦，于是，顺势论“祥瑞”，安慰一下这个知音大老板。但太宗还是在不久之后驾崩，我认为太宗在高梁河之战中腿上的箭伤发作自是一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已经心力交瘁。
风波之言不足虑也
吕端捍卫太子赵恒顺利即位，是他决断的重要大事，也且按下不表。且说西夏李继迁。这位李继迁的哥哥李继捧曾经归附大宋，献出了所属的几个州郡；但李继迁不服气，就另立一个山头，且投靠契丹，做大河西之地。太宗时，多次与大宋战了和，和了战。有一次保安军（今属陕西志丹县）边帅在和李继迁的战事中，俘虏了他的母亲。消息传到汴梁，太宗有了诛杀这个老妇，向西夏示以朝廷威断的意思，但并未最后决定。当时寇准在枢密做副使。枢密负责军机大事，于是就招来寇准商议此事。寇准觉得此事两可，诛杀老妇，一利一弊；不诛杀老妇，一利一弊。最后准备草拟一篇东西给保安军，可杀。
寇准从宫中回来，路过相府，吕端看到，怀疑有大事，就邀请寇准过来一聊，并对他说：“陛下是不是告诫你不要对吕端说什么事啊？”
寇准说：“没有这事。”
吕端又说：“边境寻常之事，属于枢密使管辖，我吕端可以不必知晓，如果是军国大事，吕端我备位宰辅，不可不知。”
寇准就将此事告诉了吕端。
吕端问：“怎么处理这个老妇人啊？”
寇准说：“准备将她在保安军北门外正法，以此来告诫凶逆，对抗大宋，就这下场。”
吕端说：“一定要这样处理，不是有益的策略。请您慢慢起草文书，吕端先去见皇上，再论此事。”
吕端进入宫中，对太宗说：“过去项羽得到刘邦的父亲，说要烹了老爷子。高祖刘邦说：‘如果要烹老爷子，请分给我一杯羹汤。’古训有言：‘举大事者不顾其亲。’何况李继迁这种悖逆之人，他就更不会顾忌亲人被杀了。陛下今天杀了李继迁的母亲，明天能擒住李继迁吗？如果不能，反而白白结下一个怨仇，这就更坚定了李继迁背叛大宋的决心。”
太宗认为他说的对。但是怎么处理呢？
吕端说：“以臣之愚见，不如将老妇安置在延州（今属陕西延安），使人伺候她，善待她，以此招徕李继迁。即使他不来，不降，也可以由此而系住他的心。他知道他的母亲生命就在大宋手中，不至于太过分。”
太宗听他一番话，不禁拍着大腿说：
“没有爱卿你这番话，几乎就误了我的大事！”
随后，太宗采用了吕端的这个决断意见。
后来，李继迁的母亲病死在延州，李继迁不久也死去。他的儿子李德明改变了李继迁的政策，同时与契丹和大宋“和好”，这样就等于不再与大宋为敌，短时间，也曾迎来西部的和平，这种局面的获得，史称“端之力也”，是得益于吕端的建议。由于这个建议的价值很高，太宗晋封吕端为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吕端虽然居于相府，但已经可以参与军机大事。
吕端像张齐贤，也是个大胖子，也很能吃，他在被贬为地方小官司户参军时，还专门置办外厨，延揽宾客。他身材魁梧，又姿容瑰秀，还善于谈谑，遇到贬谪，意态“豁如”，旷达而自然。被贬往商州时，太宗还给他一个惩罚：不准骑马。官属中有人就安慰他：“您忍一忍吧，可以消灾。”吕端晃晃胖大的身躯，一笑道：“不是某消灾，现在是长耳朵的马消灾啦！”
寇准多次向太宗推荐吕端，说：“吕端不是寻常人，要早一点起用他。他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渐渐老了！”太宗还在为秦王赵廷美的案子生闷气，就说了一句气头上的话：“朕知道此人，是一个好人家子弟。但是很能吃大酒肉，其他有何本事？”但是不久以后，还是起用了吕端，显然，这话不过是一时之言，不是太宗心里话。
吕端多次升迁贬谪，都随天意，“无可无不可”。他待人厚道，善与人交往，也轻财好施，又多宽恕。有一个叫李惟清的，从原来知枢密使改为御史中丞，降级了。他怀疑是吕端在挤对他。等到吕端被贬谪，李惟清就开始从外围网罗证据，打算构陷吕端。有人提醒吕端要小心。吕端说：“吾直道而行，无所愧畏，风波之言不足虑也。”
当初，吕端的祖父因为宦海风波，被举族杀害。吕端的父亲吕琦，那时还是个小孩子，被一个同郡的老乡叫赵玉的救了出来。后来，赵玉的孙子赵绍宗被吕端视如己子。后周时的名相冯道，因为与吕端的父祖有世交，冯道家世败落后，吕端将自己的俸禄分出一部分来救济冯道的后人。
吕端的名气连草原契丹都知道。他曾两次出使沙漠绝域，敌国对他很是尊重，后来又有使者到，契丹就问使者：吕端还在做宰相吗？
奇才寇准
寇准，是太宗朝提拔上来的名相之一。
他出生于961年，是大宋建国的第二年。父亲曾在后晋时做过官，也算世家子弟。寇准少年时就有“英迈”之气，通晓《春秋》三传，即《左传》《公羊传》《@梁传》。十九岁时，中进士。太宗殿上取人，很重视老成人物，看到年纪太轻，往往不取。有人知道太宗习惯，就劝寇准虚报年龄，增加岁数。寇准答：“我寇准正在进取，可以做欺君之事吗？”于是不改。但还是中第，受大理评事，知归州的巴东、大名府的成安县。他在治理地方小县城中开始显露治世之才。县里，每当有按期与会、缴纳赋税、参与徭役之事，他都不必专门下发通知，只将官府具体事宜写一张纸，标明何人何时到何地做何事，张贴在县衙大门旁，事就办成了，史称“百姓莫敢后期”，士庶百姓没有人敢晚到不来。这事证明了他令行禁止的能力不是一般。
太宗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刚猛威断，认定他是个奇才，就将他调入京师，做朝官，做到尚书虞部郎中、枢密直学士，又到吏部负责官员审核工作。
寇准执政，对内格外注重刑法公正。太宗也重视公正问题。淳化二年（991）的春天，中原大旱，按照“天人感应”的传统义理，天灾乃是上天对人祸的示警。太宗一朝的知识精英，与殷商以来的知识精英一样，都会借着天灾讨论人祸。于是，在久旱无雨之际，心焦如焚的太宗召来群臣，问时政得失。一般大臣知道太宗近年对大宋的“文治武功”有得意之色，于是，大多用“天数”来应对太宗，无非说天意如此，我等谨慎修德即好。他们不想直接指陈时政。
寇准就借着这个事说《洪范》，说人祸，说刑法不公。太宗听后果然不愉快，拂袖，起来回到禁中，这一次寇准没有来得及拉住他的衣服。但过了一会儿，有内侍来传寇准。寇准入见后，太宗问他哪里有什么“刑法不公”。寇准回答：“请您将二府的官员都召来，我就说。”太宗答应，就诏召二府官员。二府，乃是中书和枢密两府。都来了之后，寇准就说了祖吉、王淮同是贪赃，却得到不同处理的案子，那原因，就因为王淮是参知政事王沔的兄弟，得到庇护。
太宗处理了这个案子，更知道寇准是一个可以大用的人物。当天即拜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同知院事。
但寇准有一个天生的弱点，他不太会委婉说话。这在日常交流中，要么他听对方的，要么对方听他的，都做不到，那就只好争吵。但他一般也不愿意争吵，那样似乎有失体统。所以往往在对方的“攻击”下，自己无话可说。
刚猛宰辅不敢自辩
寇准在后来做宰相时，一如既往地“守正嫉恶”，恪守正道，痛恨恶行。这样就得罪了很多人，往往被小人倾轧。有一次，有一个布衣，肯定是受到谁谁谁的指使，就来朝廷告发寇准，说他跟王子赵元杰有勾结。寇准毫无准备，他也确实跟赵元杰有来往，但事出突然，怎么才能说清楚呢？史称“准皇恐，莫知所自明”，寇准惶恐不安，不知道怎样说清楚这个事。幸亏有另一位名臣毕士安在，极力为寇准辩白，然后将这个布衣交给审讯机构，一审，原来是诬告。
至道年间，翰林学士张洎执掌考功，负责考核官员政绩，但寇准负责吏部选事，有推荐官员任命某某职务的权力。张洎年纪比寇准大，却知道寇准正是现管，于是一力讨好寇准。而寇准也正好年少气盛，也想着有个老儒能支持自己才好，而张洎从南唐过来，有老儒之名，就很注意这个人。张洎常常观察寇准，总是冠带整齐等着寇准出入，就为了一个“揖而退”，作揖后，恭敬退下，但一句话也不说。他这就是做姿态，所以博得了寇准的好感，因此就召他来聊天。张洎乃是一个铁嘴，能说，敏捷，善于持论，所言很多都能被寇准信服。于是寇准拿他当兄长，反来尊敬他，并多次向皇上推荐张洎的能干。等到张洎与寇准一块在中书执政后，张洎对寇准态度更是恭谨。
但寇准的宦海沉浮，几上几下。太宗渐渐有点无法忍受这位老朋友的聒噪，恰恰被张洎看出。而张洎因为附和太宗打算放弃灵州的念头，议事不称旨，很担心自己的前途，就想办法巩固自己的权位。他更担心自己与寇准友好来往，将来有一天寇准被罢黜，自己也受牵连，于是，有一天奏事，堂而皇之地开始弹劾寇准，说寇准退朝之后，有很多“谤言”。这很正常，寇准因为一个阶段以来认同了张洎，“兄事之”，肯定是无话不谈，没有任何戒备。张洎就将这种不设防语境下的言论，拿来弹劾寇准。史称“准色变，不敢自辩”，寇准脸色都变了，不敢自己为自己辩解。结果，寇准又一次被罢相。
这类故实都透露出，这位刚猛的宰辅，其实不太会为自己说话，不太懂自我保护。人一诬告他与王子勾结，他就没有话说；人一弹劾他下班后胡说，他也没有话说。这在当时，都是不小的罪名，但他不懂自我保护。与吕端不同的是，吕端在张洎试图“倒吕”时，轻轻一句话，就奠定了张洎未来的败局；而寇准做不到，与小人打交道，他不在行，他的智慧不在这里。
太宗罢免寇准后，又不免想念这位聒噪者。
有一次，将寇准罢黜到青州去做官后，太宗问左右：“寇准在青州很快乐吗？”左右回答：“寇准得到一个不错的州郡，应该不算苦。”几天后，太宗又问。左右揣摩太宗可能是想重新召回寇准，但一想这个执拗的相爷太招人烦，就回答说：“陛下思念寇准，总也忘不了他。但我们听说寇准天天纵酒取乐，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思念陛下呢！”太宗听后，默然不语。但是过了半年多，还是召回了寇准，拜为参知政事。太宗知道寇准的价值。
在对待契丹、西夏方面，寇准不是坚定的“主战派”，但也不是坚定的“主和派”，他应该是坚定的“积极防御派”。真宗时的“澶渊之盟”，是寇准一手推演而成，那就既不是主和也不是主战，而是毫不犹豫地坚决拒敌于国门之外；但也毫不犹豫地坚决不做收复燕云十六州之想。严格说，这是“务实派”。
寇准为相后，西边有麻烦。
从唐末以来，番族部落，有一部分居住在渭水之南。当时有名臣温仲舒知秦州，将这些部落驱赶到渭水北岸，而且设立军事要塞，设卡子口，不允许番族南来。太宗看到这个简报后，很不愉快。他对寇准说：“古羌戎尚杂处伊、洛，彼蕃夷易动难安，一有调发，将重困吾关中矣！”古代的羌族戎人，不只在渭水一带，甚至在河南的伊水、洛水，都与中原人杂居，这个很正常嘛！西北那边的番族部落喜欢动，不喜欢静，很难让他们定居。万一边警一起，那就会让我关中地区陷入困境啦！
寇准回答：
“唐宋璟不赏边功，卒致开元太平。疆场之臣邀功以稔祸，深可戒也。”
宋璟乃是唐初名臣，时突厥在边境时有骚乱，边将曾擒杀突厥首领，但宋璟担心边将一心立功，自夸威武，容易“为国生事”，于是抑制边功，一年后才颁发赏赐。大唐之所以有开元盛世，与宋璟以静制动的治国风格有关联。
寇准也担心边将乘机“邀功”，那样就容易启动“边衅”，所以不赞同驱赶番族。
太宗认为寇准有理，就派他出使渭北，去见番族首领，安抚了地方。温仲舒则被徙往其他州郡。
太宗朝，寇准最大的决断是帮助大宋帝国选择了第三任君主宋真宗。
君臣选太子
至道元年（995），寇准加给事中。这时已经是太宗在位二十年，快六十岁的人了。大臣冯拯上疏要求立储。太宗大怒，将冯拯贬往岭南。从此朝廷内外没有人敢说这件事。当时寇准从青州刚刚被召回来，按礼要来入见。太宗正在处理“高梁河之战”受到的箭创——这个旧伤近来似乎越来越严重，总是“旧创复发”。
看到寇准进来，太宗就撩起衣服来给寇准看箭伤。一面问：“卿何来缓耶？”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寇准回道：“臣非召不得至京师。”我没有皇上的命令是不敢到京师的。
太宗直接问他：“朕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我的儿子谁可以做继承人？
寇准回答：“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陛下为天下选择后继君主，如果向后宫、宦官谋划，是不可以的；向近臣谋划，也不可以的。唯有陛下自己选择，看看谁符合天下人的愿望。
寇准这话答得很是机智。一方面将选择大权给太宗，一方面又提出“副天下望者”。当时太宗的长子赵元佐已经疯癫，被废；次子赵元僖已经暴薨；“副天下望者”只有三子赵元侃，也即后来的宋真宗。所以，寇准表面上给太宗一道选择题，其实是让太宗自己说出寇准也想拥立的太子。
但太宗还是很认真地想了又想。史称“俯首久之”。
太宗“俯首”之际，寇准就待在那里，等待结果。他看了太宗大腿上的箭伤，很严重。他知道结果是什么。
果然，太宗将左右屏退，悄声问寇准：
“襄王可以吗？”
襄王，就是赵元侃。
寇准马上回答：“知子莫若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最知道儿子的就是父亲。圣上的考虑既然认为可以，请立即决定下来。
于是，定了下来：襄王赵元侃为太子。
这事还有另外的版本，说立赵元侃，就是寇准直接提名。说太宗将寇准从青州召回，就是想“问后事”，所以才给他看大腿上的箭伤。但寇准回答：“知子莫若父，臣愚，不知也。”太宗不满意，坚决要寇准提名。寇准再拜后说：“臣观诸皇子，惟寿王得人心。”寿王，就是赵元侃，此时封襄王，正式立太子后，改封寿王。史官记录，往往以后封者为准。
史称“上大悦，遂定策”，太宗非常高兴，就定下国策，“以寿王为皇太子。”
《续资治通鉴长编》也有记录说：“以襄王元侃为开封尹，改封寿王。用寇准之言也。”虽然这条记录的时间不准确，但太宗立太子，寇准居第一功，是没有疑问的。
立太子，那是要有一番大礼的，很盛大。这种册立太子的“嫡子继承”皇位制度，从唐代中期以来，已经荒废很久了。现在，到了太宗时代，得到恢复。当太子从太庙回来，车驾走在街上，京师之人都聚拢来看，一个个都很喜悦，有人看到太子的丰仪，就说：“少年天子啊！”
后人有议论：“由此可见，真宗之立，不仅是太宗本意，也出于大臣之议论，庶民之推戴，而非出于太宗之私心也明矣。”
但寇准“刚猛威断”得罪人太多，后来遭遇诋毁，再一次让太宗不满意，二次罢官，去做邓州的知州了。这样，太宗病逝时，吕端独自承担起拥立太子的职责。这是后话，容当慢表。
太宗晚年，将吕端和寇准提拔为宰辅，实有作为顾命大臣的意图在。他这个决定，让大宋和平进入第三代，且持续性地步入太平盛世。
价值制衡
钱若水，是完全不同于所有名流的一位大臣。
他在宋初的“君臣博弈”中，以臣子的清望和独立，展现为前所未有的模型。他脱略了五代以来的积习，直接回到春秋战国，以一种孤傲清隽的人格力量，让君王不敢小觑。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在钱若水这里得到一次意味深长的铺垫。
至道三年（997）的一个夏天，太宗对钱若水说：“士之学古入官，遭时得位，纡朱拖紫，跃马食肉，前呼后拥，延赏宗族，此足以为荣矣，岂得不竭诚报国乎？”士大夫学古人经典，考举入官，遇到天时得到官位，穿戴官服，骑马吃肉，前呼后拥，朝廷荣赏连及宗族亲属，这风景，也足够得上荣耀啦。这样的士大夫，能不竭诚回报国家吗？
钱若水没有料到堂堂大宋帝王，会说出如此一番没有格调的意见。于是，他给出了一番格调高远的回应：高尚之士，不以名位为光宠；忠正之士，亦不以穷达易志操。其或以爵禄荣遇之故而效忠于上，中人以下者之所为也。
高尚的士大夫，没有人会拿名位当作荣宠荣耀；忠正的士大夫，亦不会因为穷困或腾达而变异志向操守。陛下说的这些，因为有爵位、俸禄、皇上的恩宠，这才效忠于社稷、朝廷、皇上，这是中等以下的所谓士大夫才有的现象。
太宗羞愧，“然其言”，认为他说得对。
这是“价值制衡”的又一个有趣例证。
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士大夫所有者，价值，是一绝大权重。在任何一个有道邦国中，价值制衡，都是有效的。在价值沦丧、人性泯灭的无道邦国，价值制衡，不过是一个稀薄的梦想。而在价值被嘲笑，犬儒主义盛行的末世邦国，所有的试图诉诸价值制衡的士大夫，都是不明智的。所以孔夫子有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逊）。”对于士大夫而言，在有道邦国，要有批评的勇气也即“危言”，要有正直的行为，也即“危行”；在无道邦国，要有正直的行为，但言语要小心谨慎，也即“言孙”。孔夫子甚至主张，“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邦国有道可以做官；邦国无道就藏身退隐。钱若水认为他所在的大宋邦国是有道邦国，故可以“危言”而且“危行”。而太宗也确实是一个有道君王，对他的“危言”，理解，认同。
但不久，正做着工部侍郎、同知枢密院事的钱若水被罢为集贤院学士、判院事。这等于从一个军政职务改为文职官员。虽然文职很荣耀，但实际的军政权力没有了。这事也许与钱若水的一番孤傲直言有关。依钱若水的敏感，他不能不多想一点。
后来有个叫刘昌言的给事中被罢官，太宗对赵镕等人说：“看到刘昌言了吗？”赵镕回答：“经常能看到他。”太宗问：“他涕泣了吗？”赵镕答：“跟我们说话时，常常流泪涕泣。”太宗说：“一般都这样——当被晋用的时候，不能悉心做好在职之事，一旦被贬，又涕泣哀叹。”钱若水在旁，不喜欢帝王对士大夫的这种奚落，就说：“昌言实未尝涕泗，盖镕等迎合上意耳。”刘昌言其实没有涕泣，这是赵镕等人在迎合陛下而已。
刘昌言，并非士大夫中的佼佼者，此人毛病不少；但涕泣与否，在钱若水这里却是个大问题。它与士大夫的风骨有关。假如一个士大夫对于升迁贬谪十分在意，对那一份俸禄十分在意，就会因为贬官，收入减少而哀叹。而这并不是传统圣贤所期待的风景。
我相信当太宗对刘昌言如此轻蔑时，钱若水有一种刺痛感。
不久，又有吕蒙正被罢免宰辅，去做仆射一事，太宗又对钱若水说：“人臣当竭节以保富贵。蒙正前日布衣，朕擢为宰相。今退在班列，想其目穿望复位矣。”人臣应该竭尽忠诚和节操，以此来保住自己的富贵。吕蒙正以前是一个布衣，被朕擢拔为宰相，现在又退列在下僚班列，估计他望眼欲穿在盼着复相呢。
钱若水继续讽喻太宗道：
“蒙正虽登显贵，然其夙望，亦不为忝冒。仆射师长百僚，资品崇重，又非寂寞之地。且蒙正固未尝以退罢郁悒。当今岩穴高士，不求荣爵者甚多，如臣等辈，苟贪官禄，诚不足以自重。”
吕蒙正虽然曾经登上显贵之位，但考察他的生平声望，也不算忝冒，他很合格，当得这个尊荣。他现在做的这个“仆射”也是百僚之长，资格品位都很崇高重要，那也不是什么寂寞之地。况且，我知道吕蒙正也从未有过因为不做宰辅就忧虑郁闷。当今很多岩穴高士，不愿意求取荣华富贵高官厚禄。像臣这样的人，如果就想着贪图官位俸禄，那就确实不足以自重，毫无尊严可言了。
太宗无话可说。
钱若水这种“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的士大夫孤高之气，在真宗朝也有记录，但这种记录与前述记录有“重合”，因此可能有的地方“失真”。
说钱若水在做枢密副使时，吕端曾经罢相，真宗第二天对辅臣说：“闻吕端命下，哭泣不已。”我听说罢免吕端的敕命一下，吕端一个劲哭泣。
史称“钱公厉声曰：安有此！”钱若水严厉说道：“哪有这种事！”
钱若水很气愤，退朝后，还对诸公说：“我辈眷恋爵禄，为上见薄如此！”我们这一班人，太眷恋爵位俸禄了，以至于让皇上如此轻薄瞧不起！
于是，钱若水开始要求辞职，不要这份爵禄。
还有一位名相，王曾。真宗有一次对臣僚说：“王曾已经罢相辞退了，但他却‘逡巡却立’，转悠来转悠去，不走，这是希望能再次起用他啊？”众人听了这话，都唯唯诺诺称是，钱若水“挺身”而对答道：“王曾以道去国，未见有持禄意。陛下料人何薄耶？臣等弃此如土芥耳！”
王曾因为守道而离开朝廷，没有看到他有保住那份俸禄的意思。陛下评价人物怎么这么轻薄啊？臣等抛弃这份爵禄，像抛弃一份土坷垃一样，不会留恋的。
说罢，“愤而出”，愤怒地离开了朝廷。当天就将表示身份的礼服毁裂，穿上道士服，“佯狂归嵩山”，装疯，回到嵩山。记录者说，真宗“大骇”，多次召他，也不回来，最后在嵩山终老。
这事记录未必真，但钱若水从太宗轻视朝臣开始，就有了退隐的念头是真。
《续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几部野史，如宋人魏了翁的《鹤山笔录》、元人张光祖的《言行龟鉴》，都记录了钱若水的一番“心理活动”，这在史书记录中，是比较罕见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录是：若水因自念：人主待辅臣如此，盖未尝有秉节高迈，不贪名势，能全进退之道以感动人主故也，将俟满岁即移疾。
钱若水因此开始自己琢磨：君主如此对待辅臣，这是因为他还没有看到，朝廷里也确实没有那种秉持高尚情操，不贪名位与权势，能够保全自己的“进退之道”，也即“达可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物，所以无法让君王为此而感动。现在君王所见者，多为利禄之徒而已。我钱若水，应该等到这个文职任期一满，立即要求告退。
但是这一年正赶上春旱，太宗为此而“焦劳甚”，焦虑辛劳很是忧惧。钱若水看到国家有事，没有提出辞呈。不久又有西北用兵的事，到了第二年，太宗驾崩，他试图辞职的报告始终没有递上去。
但是到了真宗继位，他看到国家一时还算清平，就提出辞职，理由是母亲太老了，需要照顾。连续上了两道奏章，真宗这才勉强准了。但在退休前，真宗还召他到便殿、后苑，多次聊朝廷大事。最后，真宗问他：臣僚中谁是可以“大用”的栋梁之才？钱若水说：“有个中书舍人叫王旦，此人有德望，足可托付国家大事。”真宗很高兴，对他说：“这人也正是朕心里所期待的一个人才。”史称“若水好汲引后进，推贤重士，胸中豁如也”，钱若水好接引晚辈后学的人才，推举贤良，重视士大夫，但并不居功，胸中很敞亮豁达。
但真宗并没有让他“全退”，还是让他以工部侍郎身份，在集贤院做事。钱若水曾参与修撰《太祖实录》，真宗又让他主持修撰《太宗实录》。他引进了几个当世名流，一同修撰，成书八十卷。内中记载太宗故实甚多，真宗浏览自己父亲的往事，不禁流下泪来。
钱若水，是第一个在帝王面前推动士大夫气节的宋代大臣，值得注意。
若水雪冤
钱若水为官一方，“弭冤白谤”的作为，也了不起。
他在同州做推官，负责地方各类案件审理工作。但知州却是个性格褊急的人物，多次任性处事，钱若水跟他争，他也不听。最后钱若水发布一个“预言”：“你这么干下去，有一天朝廷会罚你，让你赎铜。”
“赎铜”是唐代开始对某类人实行某类赎免政策的刑法。有时是刑法之上再加“赎铜”。就是要犯罪人向国家缴纳铜金属，一般从一斤到百斤以上不等。犯罪越大，“赎铜”越多。
这位知州还真叫钱若水说中了，果然有一事处理不当，被朝廷驳回，并处赎罪论。知州很惭愧，向钱若水道谢，但改不了，很快故态复萌。
同州有一个富民家的小女仆逃亡了，怎么也找不到。小女仆的父母就告到官府，知州就命令府衙的录事参军来审理此案。
这位参军过去曾经向富民家借贷，富民家没有答应，他早就怀恨在心，于是借这个案子开始制造冤狱。参军看小女仆找不到了，干脆就锻炼成小女仆被富民家父子数人合谋杀了，尸体丢到水里找不到了。总之大狱炼成，富民一家数口都是死罪。不服，就上刑。最后富民一家忍受不住酷刑，只好承认。州官也反复审验，认为没有问题。
但钱若水怀疑此案，留这个卷宗在推官办公室好几天，没有提出判决意见。录事参军就找到他，倒打一耙，问道：“你是不是接受了富民家的钱财，要替他脱罪啊？”
钱若水笑着对他说：“现在这好几口人，都要被判死刑正法了，岂可不多留几天，我认真看看这些判词状子？”
一直留了十来天，知州多次催促他赶快给意见，但钱若水就是不副署个人意见，同州上下都很奇怪，不知他要干什么。
有一天，钱若水找到知州，屏退从人后，对他说：“我钱若水之所以留着这个案子不动，是因为秘密地让人在找这个小女仆。现在，找到了。”
知州惊问：“小女仆没有死？现在哪里？”
钱若水就叫人将小女仆带到知州，也将她的父母带来。然后隔着帘子问小女仆的父母：“你们要是见到自己的女儿会认识吗？”
小女仆父母答：“哪里有不认识的道理啊！”
于是，将小女仆推出来见。
父母一见之下认出，于是抱头痛哭。
知州升堂，将富民一家从狱中提出，打破枷锁，放他们走。
但富民一家不走，对知州说：“没有您，我们一家都被灭族啦！”
知州说：“这是钱推官的功劳啊，不是我的功劳。”
富民一家又去见推官钱若水。钱若水不见，说：“这是知州自求得到的结果，跟我没有关系。”
知州因为钱若水为人雪冤，救活好几个人，要为他奏论请功。但钱若水看得很清楚，对知州说：“我钱若水只求狱事正，人不冤死，至于论功，不是我的本心。况且，如果论功，那录事参军会怎么办？”知州对他这种姿态很是叹服。录事参军则到钱若水办公室，“叩头愧谢”。钱若水不说这事，但知州和录事参军在说，于是远近都知道了这件事。
这件事，就记载在司马光的笔记《涑水记闻》中。
钱若水也有捍御契丹、平定西夏的谋略，曾上书朝廷谈自己的战略意见，得到嘉赏。太宗一朝，钱若水得大臣体，有名士范，为后来的大宋名流，形塑为一种特殊的人格模型。
李昉不朝宋太祖
李昉是太宗一朝最有影响力的文人之一。
他在后周时代就享有大名。周世宗曾读过他的诗，对人说：“吾久知有此人矣。”于是，将李昉提拔为知制诰、集贤殿直学士，后来又加史馆修撰、判馆事。李昉成为后周的一等一笔杆子，文名之大，仅次于范质。后周恭帝嗣位，“赐金紫”。所谓“金紫”，指“金印紫绶”，“金印”可以是印玺，也可以是金鱼袋，这是一种表明职务职称的饰品；紫绶，则是紫色的官服，都是高官显贵可以享有的身份标识。这时，他可能正在担任汴梁市长的职务。
但有意味的是，陈桥兵变之后，李昉，这么重要的文臣，却没有得到太祖重用。从建隆元年（960）开始，史上看不到李昉的记录，直到乾德元年（963），才知道李昉“为给事中”“权知衡州”，此前有三年时间，没有他的身影。
李昉，是一个在士林中享有盛誉的人物，他死后，光环不减，著名收藏家、文臣宋绶，曾经为孀居的李昉夫人上寿。宋绶带着二十多人到李府，李夫人在帘后答礼。宋绶在堂下拜祝道：“太夫人您不能饮酒，我请以茶代酒为您祝寿。”说着，从怀里拿出一壶茶来，斟满了，献给李夫人。再拜而去。
李昉死后，在士林中，仍然享有如此人望。
李昉是一个自尊心很重的文人，这方面，他可能仅次于钱若水。
太祖自陈桥进入汴梁，后周三大名相范质、王溥、魏仁溥都已经称臣；另一个文人陶谷，更在实行禅让大典时，将预先准备好的“禅位诏书”，在众人仓促无备中，拿出来邀宠。而李昉，则在这一最重要的现场，失踪了，不见了。他一定是没有出席典礼。
野史，宋人陈师道《后山谈丛》记录一故实，可以从中看出端倪。
“李相昉在周朝知开封府，人望已归太祖，而昉独不附。王师入京，昉又独不朝。”宰辅李昉在后周时，知开封府，当时太祖赵匡胤已经有了很大威信，很多人都在攀附这位殿前都点检，只有李昉不去巴结。等到陈桥大兵进入京师，李昉又独自不去朝见。
这样，李昉就成为大宋建国的一个异数。
所以，初期，赵匡胤将他贬为道州司马。道州，在今天的湖南南部，与广东接壤。从汴梁到道州，有两千多里路。李昉上路后，步行，每天走十几里。同行有监护，问他，他说：“不急，等着，后面还会有诏命。”太祖知道后，下诏要他骑马去上任。他不去买马，去买了头驴，慢慢骑着去上任了。
后来又调到延州做别驾。延州，即今天的延安，那时属于边境地区。别驾，相当于通判，是州郡的第二或第三把手。按规定边境州官有三年期限，但到了期限，李昉不愿意往内地迁徙。后来朝中宰相向太祖推荐了李昉，说“可大用”。于是召他到兵部。李昉辞别了五次，不准，于是进京。但路上走到长安时，称病两个月，朝廷派来的中使催促他尽快回朝复命，到了洛阳，又称病一个月，而后才走。好不容易这才到了汴梁。见到太祖后，他在等待一个结局。没有料到的是，“上劳之”，皇上很是慰劳了他一番。李昉这才受到感动。仿佛卧龙先生被刘玄德“三顾茅庐”感动一样，于是，说了一句让太祖感动的话：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
臣此前只知为后周服务而已。现在愿以为后周服务的忠心为陛下服务。
史称“上大喜”，皇上大喜，说：“宰相不谬荐人！”宰相真没有胡乱举荐人。能得到李昉，太祖真心高兴。
李昉就用这种方法，“前倨后恭”，完成乱世之后，读书人的一点孤傲式自尊。看起来很可笑。与誓死不背叛后周的韩通将军比，他屈服了；但是与范质等人比，他扼守了一点士大夫的荣誉；与陶谷比，他坚守了不主动阿附的门限。值得庆幸并值得原谅的是，大宋乃是一个有道邦国，李昉此举，气节有亏，但不是附逆。文明展开，需要更多模型，李昉的模型，意味深长。
《后山谈丛》记载的李昉故实，与国史记录或有抵牾，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对于进入传统且有效传播的故实而言，文本可以独立获得独立的意义系统。至于如何鉴别“真伪”，需要思想史和辨伪学的双重介入。
与薛相一样，李昉并没有多少传奇故实，但他代表了那个时代士大夫的一种倾向：明哲保身，立言自重。
太祖晚期，对赵普的“专断”有所警惕，当赵普被雷德骧、雷有邻父子弹劾时，他有了罢黜赵普宰辅的意思，更由于卢多逊与赵普不和，太祖也听到了更多赵普的坏话，因此，特别想听听后周宿臣李昉的意见。但李昉的回答很让太祖不满，李昉说：“臣职司书诏，普之所为，非臣所知。”臣的职责所在，主要是负责草拟书诏，至于赵普的所作所为，不是我能知道的。
太祖时，李昉没有做到宰辅。到了太宗朝，因为赵普、宋琪做宰相很久了，朝廷也希望能有后继者，但宰辅需要资历，在老臣中，没有人比李昉资历更老，于是李昉开始参知政事。赵普出镇河阳后，李昉又拜平章事，正式成为国家丞相。太宗一朝的“文治”，因为有李昉这样的文人参与，越来越有文明气象，距离五代乱世，已经越来越远。
李昉为相，在处理大宋与契丹的关系上，是“主和派”。他的名言就是：“屈己修好，弭兵息民”，皇上要委屈自己，努力与契丹修好；尽量停止战争，让百姓休息。
这一条原则，后来成为大宋诸臣中“主和派”劝谏君主的关键词，也成为君主自我标榜的关键词。
为了做到“弭兵息民”，李昉几乎不讨论北向用兵之事。几次应诏上书，也都是主张不用兵。对边备也不上心，更多的日常生活，都在“赋诗宴乐”。这样的姿态，连“布衣”人物都看出来了。于是有个“布衣”名叫翟马周的，就击响了“登闻鼓”，诉讼李昉这些事，认为他不适合做宰相。太宗听后，也适当地给了李昉一点“薄惩”。
一钱不值
李昉人很厚道，待人有“恕道”，史称与人打交道“不念旧恶”。乱世中，他看到了太多的睚眦必报，因此，在朝臣的位置上，他总是小心谨慎，“无赫赫称”，没有那种盛大显著的样子，很低调。但即使这样，还是被人嫉妒。陶谷嫉妒他，卢多逊嫉妒他，张洎也嫉妒他，尽管他对陶谷一让再让，对卢多逊从无一句恶语，对张洎更主动交好，但嫉妒，该来，还是来。
李昉与卢多逊平时很友好，但卢多逊多次在太宗面前说李昉坏话。有人甚至透露过卢多逊的背后毁谤之言，但李昉不信。直到李昉做了宰辅，太宗跟他说卢多逊事，李昉还在为卢多逊辩护。太宗忍不住说：“多逊居常毁卿一钱不直。”卢多逊平常把你糟践得一钱不值。“一钱不值”成语在此。
李昉这才知道他交了个什么朋友。
但李昉做事也有原则，他守住读书人那一点清高，从不请托，也不倚老。他在中书做宰辅时，总有人来求他，请他在皇上前美言，以求晋用。李昉若明知此人可以拔用，但还是“正色”拒绝，却在背后推荐此人。如果明知此人不可大用，反而会和颜悦色对待他。李昉的子弟们就问他为何如此。李昉回答：“用贤良人才，是君王之事。如果接受人才的请托，那就是买卖私人的恩典，所以遇到可用之人，一定要严肃拒绝，这样就能将恩典归于君上，我不必居功。如果遇到不可用的人，让他失望，又没有好话给他，那是容易收获怨恨的，所以要和颜悦色对待。”
李昉患有心悸病，几年发作一次，一次发作，就要一年才能恢复。据说这是他执掌诰命三十多年，因为劳役思虑所致。等到他做了宰辅，更加忧虑畏惧。至道二年（996），李昉陪同太宗到南郊参加祭天大典，烦琐的礼仪完毕后，诸臣入贺。李昉“拜舞”中，忽然仆地，应该是心肌梗死，被台吏扶出回家，几天后，薨，年七十二岁，谥号：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