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是大宋朝，乃至于延续到大清朝，传统文人死后能够享有的最高荣誉。历朝不多见，大宋能够荣膺这个谥号的，李昉是第一个，随后三百年间，只有王旦、王曾、范仲淹、司马光等不足十人。
善人君子，父子相继
此前一年，正月，太宗在乾元楼观灯，召李昉坐在旁边，并亲自给他斟了御酒，取了案上水果小吃之类给他。楼上大臣不少，太宗就指着灯火中一派繁华的京师街道，对诸臣说，哪里哪里是前朝的什么什么“坊”，哪里哪里是前朝的什么什么“巷”，哪里哪里是前朝的什么什么官衙、官署，但现在这些都不见了，因为城市改造，街道拓宽为通衢大道了。说着，又发表一通议论：“过去，后晋、后汉，君臣那么昏暗，互相猜忌，枉陷贤良，当时人，民不聊生。就算他们想营建修缮京师，都没有工夫啊！”李昉回答：“后晋、后汉，臣都经历了，哪里可以与今天的圣朝同日而语啊！像今天这样四海清平，州郡平安，民物阜康，都是陛下恭谨勤政的结果啊！”这一番话似不免“面谀”，但也是实情。太宗像所有愿意听奉承话的人一样，听后也高兴，因此回顾诸臣，给了李昉一个评价：“李昉事朕，两入中书，未尝有伤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可谓善人君子矣。”李昉服务于朕，两次进入中书。但我知道的是，他从未做过伤人害物的事，善有善报，所以他有今天这样的尊享。真可谓“善人君子”啊！
李昉，就是大宋太宗朝的“善人君子”。
薛相身后荣誉在《旧五代史》，而此书，李昉也是编撰者之一。李昉身后荣誉更在《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三部大书。这是奠定他“文正”公地位的名山不朽事业，与薛相比并不逊色。更有意味的是，他教子有方，他的儿子李宗谔，也是文职起家。李昉曾经做到“三馆两制”，崇文院“昭文馆、集贤院、史馆”三馆；做翰林为皇上起草诏令，为“内制”；加知制诰，为中书门下拟定诏令，为“外制”。而李宗谔在此之后不几年，也做到了“三馆两制”，时人很认为这是一种父子相继的荣耀。李相比薛相更具士君子风采。
陆 王禹、柳开、潘阆
王禹偁乃是刚直不阿，宁折不弯的一个人物，又总想着“致君尧舜”，于是，开始了“抗疏雪铉，请论道安罪”的司法历程。他坚决不同意太宗的“勿治”主张，坚决要为徐铉雪冤，坚决要求治道安的诬告罪。终于有了结果……
磨面为生要致君尧舜
王禹偁，就是《建隆遗事》传说中的作者，如此，他似乎是一个史学家。但《建隆遗事》伪书的可能性很大，所以不足以评价他的“文人成就”，他主要的成就在政治和文学。
政治上，他提出了一些建议性意见；文学上，他是宋代著名散文家、诗人，他的诗自成一派，史称“白体诗人”，白居易风格的诗人。这些，都是推演大宋“文治”的个人成果，但更有意味的是他的行为方式。
宋太祖出生于927年，宋太宗出生于939年，王禹偁出生于954年。他是在太祖太宗之后出生的人。他出生六年后，大宋建国，他是生在大宋前，长在大宋后，耳闻目睹的都是大宋气象。
他出身贫寒，世代都是种田人，据说他家“以磨面为生”，可能有个小磨坊。但他很聪明，九岁时，居然能写文章。太平兴国八年（983），他在而立之年，登进士第，“释褐”即被授予成武县（在山东）主簿，县秘书，后来又迁大理评事，大理寺的干事，参与司法审讯。第二年就正式做了长洲（今江苏苏州）的知县。这对正处于青壮年，又是苦出身的读书人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激励。他于是对仕途有了自期于圣贤的志向。
杜甫曾有诗“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做官就要“致君尧舜”，要辅佐君王，让他成为可以与历史上的尧舜相媲美的圣君，让天下风俗回归三代时期的淳朴样子，男耕女织，各自当位；老有所养，幼有所爱，鳏寡孤独都有邦国照应，残疾人能有合理安排，等等，这种境界，就是“天下大同”，致力于这种事业，就是“天下为公”。史称“以道事君”的大义在此。杜甫的这几句诗，很精确地概括了古来士大夫出仕的目的性和价值观。
年轻的王禹偁，熟读唐诗，也读圣贤书，有了与杜甫同样的志向。
他写诗道：“吾生非不辰，吾志复不卑，致君望尧舜，学业根孔姬”。我出生在了一个好时候，我的志向并不卑下，我要做到辅佐君王成为尧舜那样的人，我的学业，之所以辅佐君王的思想资源，根基在孔子和周公。周公名姬旦。
他志向“不卑”，因此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道义担当。于是在做朝官之后，敢于在陈述意见时直言，讽谏很大胆。他知道自己的直言富有道义价值，甚至在诗中自诩“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我还要磨一把斩断奸佞的宝剑，打算自我开始树立一面直言的旗帜。为此，他甚至多次得罪太宗。
《端拱箴》与《御戎十策》
端拱元年（988），王禹偁被提拔为右拾遗，并直史馆。拾遗，还是谏官，太宗内心其实还是想听到他的直言。史馆是文职的荣誉所在，文臣在史馆工作，都有一种自豪感。王禹偁还是坚持初衷，不改直言之习。恢复朝官不久，他就写了《端拱箴》，文中很多犀利言辞，继续批评朝廷，批评太宗。他说：天生蒸民，树之司牧。开物成务，膺图授籙。爲君实难，惟辟作福。在以欲而从人，不以人而从欲。位既尊大，时惟开泰。渐忘焦劳，或生懈怠。乃有谏诤，乃陈箴诫，箴诫惟艰，斥君之过；谏诤惟艰，救君之祸……
天生黎民这么多人，要为之树立一个管理者。通晓各种事物者可以接受天命，成为君王。为君不容易，因为只有君王才能作威作福。所以君王要以自己的欲望服从他人，而不能以他人的欲望服从自己。但是在君王这个位置上久了，年景也好了，君王就会渐渐忘了过去的焦劳，有时就会生出懈怠之心来。于是，有我们这些谏官的谏诤，陈述古往今来的道义；谏诤的艰难在于指斥君王的过错，谏诤的艰难也在于救护君王的灾祸……
他的意思是君王生活过于奢靡，其实这个指斥并不真实。宋太宗在历代君王中，生活可能是相当平衡的。他不奢侈，也不作态故求简朴。后宫连粗人宦官都算在内，不过三百人。但太宗对这类批评，心里有数，所以一般也不苛求。收到他的《端拱箴》之后，还给他加官，做左司谏，知制诰。
王禹偁过了一段风光的日子，还给皇上献了《御戎十策》，讨论边庭战略。大意说“外任人，内修德”，边防线上要多布置间谍，离间西北外患之敌。
又赶上一个灾年，冬旱，王禹偁上疏，认为这种天象意味着“君臣之间，政教有缺”，他要求，对外，停止每年要购买物资，对内，则停止工巧之技。近来城外掘土，往往破毁人家的坟墓，要重新礼葬填埋。外州有些发配的罪犯，如果不是贪赃之罪，可以释放。他还要皇上下诏，从皇上开始，下至百官，再到不担任宿卫的军士，边庭将帅，都要减少俸禄，以此来上答“天谴”，下服“人心”，每个月递减，一直到雨足而后停止。还说他自己在朝臣中，虽然家最贫，俸禄也最薄，但愿意带头减少俸禄。他认为用这个办法，“但感人心，必召和气”，那样就会解除冬季干旱问题。
带头减少薪俸，这个新鲜。但太宗并未采纳。
道安尼姑案
几年之后，庐州有个尼姑叫道安，千里迢迢来到开封府，状告一个人：她的弟媳妇。具体案由，今天已经很难复原，但知道的结果是：所告不实。也即诬告。恰好这个道安的弟媳妇是名流徐铉的妻子的外甥女。当时徐铉知道此事后，可能给开封府判官张去华递了条子，于是张去华没有判道安弟媳妇的罪，反而把道安从开封府“械送本州”，作为诬告犯罪分子，戴了刑具，遣返回庐州了。道安不服判决，又再次千里迢迢来到开封府，击登闻鼓，状告“徐铉以尺牍求情，去华故不为之”，徐铉给开封府写信为他太太的外甥女求情，所以开封府判官张去华故意不治理此案。
这事惹恼了太宗。他痛恨冤案。于是交大理寺“推问”。王禹偁恰好刚刚提升为这里的主管。但王禹偁审理的结果是：维持原判，此案就是道安这个尼姑诬告，没有影子的事；徐铉、张去华是干净的。太宗不放心，又经过刑部宋湜等人复审，结果是继续维持原判。递上来的结果是：张去华审判正确。
很奇怪，太宗不想给道安治“诬告”罪，猜想他的心思可能是：这一伙子人，徐铉、宋湜、王禹偁、张去华，难免不勾结一气，欺负人家一个女尼。于是“有诏勿治”。别人听了这个结果也倒罢了，但王禹偁乃是刚直不阿、宁折不弯的一个人物，又总想着“致君尧舜”，于是，开始了“抗疏雪铉，请论道安罪”的司法历程。他坚决不同意太宗的“勿治”主张，坚决要为徐铉雪冤，坚决要求治道安的诬告罪。终于有了结果：他再次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而且连宋湜、徐铉、张去华一道贬。徐铉已经很老了，遭贬不久病死。
太宗对王禹偁是又烦又爱。他知道这个文人性格刚正不容他物，就告诉宰相要告诫他。然后重新提拔他做了朝官，并直弘文馆。
但王禹偁做官久了，俸禄确实不高，感到了生活的压力，于是要求补一个郡官，多一点收入，以便于奉养老人。于是皇上又命他知单州，并赐钱三十万。他到单州才十五天，又被召回为礼部员外郎，再知制诰。
但王禹偁“直言”的性情一直不改。
太祖夫人皇后病故，葬礼不够规格，群臣的丧服不像给一位皇后下葬，怠慢了这个开国皇帝的皇后。王禹偁认为不公，于是与宾友说：“皇后曾经母仪天下，应该用旧礼，隆重下葬。”这不算“劝谏”，应该是背后的牢骚话，但有人将这话汇报给太宗时，他不想收回，也不“悔改”，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这位做着翰林学士兼知审官院的朝官，拜罢为工部郎中，知滁州。太宗给他的罪名是“轻肆”，轻薄、放肆。
为了证明罢黜王禹偁的正当性，太宗还对宰相解释：“人之性分固不可移，朕尝戒勖禹偁，令自修饬。近观举措，终焉不改，禁署之地，岂可复处乎。”人的性格真是不可移易。朕曾经告诫过王禹偁，让他自我修饬，不要太过轻肆。但看他近来的行为举措，始终没有改变。宫禁翰林之中，这么重要的地方，哪里还能让他继续待下去呢。
太宗也确实曾经当面告诫过他，对他说：“卿聪明文章，在有唐不下韩、柳之列。但刚不容物，人多沮卿，使朕难庇。”爱卿你的文章成就，如果在大唐，不会在韩愈、柳宗元之下。但你这个人太刚硬，不能包容其他人。这样就容易让人阻碍你，如此一来，朕也无法庇护你。
这一番话说得很知心，史称“禹偁泣拜”，王禹偁哭着拜谢了太宗。
以夷制夷
王禹偁在朝廷期间曾经为对付西夏李继迁，贡献过一个战略意见。他认为朝廷多次讨伐李继迁，而李继迁依旧今天投契丹，明天归大宋，摇摆不定，此人可以不必劳动大宋力量去征讨他，只需要公开声明并列举他的罪状，晓谕边庭番汉各部，设立赏赐，给予高官，只要这样做，用不了多久，李继迁不是被擒获，就是被枭首，边庭诸部落人自会立功。这也是“以夷制夷”的一种韬略。对付李继迁，似乎也只有这一招最好使。而后来的结果也确实如王禹偁所料：李继迁在内部被人所杀，西夏曾经一度归附大宋。
到了真宗朝，王禹偁成为宿臣，得到真宗的敬重。
咸平四年（1001），王禹偁知黄州（今湖北黄冈），在任期间，州境之内有两只老虎搏斗，其中一只死，被吃掉一半。这一期间，还有群鸡夜鸣，一个多月了都不停止。冬天时，天上打雷。这类现象，弄得朝野不安。王禹偁上疏，引用传统经典《洪范》关于天人感应的说法，自己检讨，认为此事当应在我王禹偁身上。真宗当时正有泰山封禅的大典安排，他在百忙中赶紧派遣使者乘坐驿马到黄州去安慰他，并为他做法事消灾。法事期间，使者问道教主持人，主持人说：这事应在守土者。真宗惜才，听说后，觉得不能让王禹偁“当其咎”，就给他转移州郡，让他到蕲州去做知州，这样也许就能偏离开所谓的天上惩罚。王禹偁很感动，给真宗上了一份感谢信，内中有“宣室鬼神之问，不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止期身后”这样的字样。这都是不吉祥的文字。“宣室”，是汉代未央宫的宣室殿，汉孝文帝曾在这里向贾谊请教鬼神之事；“茂陵”，是汉武帝的陵寝，汉武帝曾有封禅大典的故实。王禹偁的意思是：有天人感应这类鬼神之事，我并不奢望还能活着；至于陛下您一直要效法汉武帝，准备泰山封禅的大事，我只期待能在我身后施行。这些话说得就像“谶语”一般，史称“上异之”，真宗很惊异。果然，王禹偁到了蕲州，不出一个月就死了，只有四十八岁。
“谶诗”与“势利”
王禹偁故实多。
《宋史》对他的评价是“词学敏赡，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写诗填词有功夫，很机敏，很丰富。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敢于言说，喜欢评价人物，直身行道是他的基本品质。他常常跟人说一句话：“吾若生元和时，从事于李绛、崔群间，斯无愧矣。”元和，是唐宪宗时期的年号，宪宗时，大唐出现短时间的兴旺发达局面，史称“元和中兴”，而李绛、崔群，则是元和年间敢于直言的大臣。王禹偁这个说法，大有“恨古人不见我”的自诩。
他小的时候，当时已经是名流的毕士安，正在他所在济州做事，听说这个小孩子有才，就去看他。王禹偁正在推碾子磨面，毕士安就让他以《磨面》为题，作一首诗。王禹偁当即对道：“但存心里正，无愁眼下迟。若人轻著力，便是转身时。”毕士安一听，很惊奇，就将他留在子弟间读书。有一天聚会，济州太守出了一个诗句：“鹦鹉能言争似凤。”坐客一时对答不上。毕士安就将这个诗句写在屏风上。王禹偁见了，写了一句在下面：“蜘蛛虽巧不如蚕。”毕士安一见，叹息道：“经纶之才也！”治理国家的栋梁之才啊！于是给他穿上士大夫的衣冠，呼他为“小友”。等到毕士安做宰辅时，王禹偁也开始入朝掌制诰。
古来大见识有二，一为识英雄于微时，一为料结局于事先。毕士安有慧眼，王禹偁有天才。此事，成为一段文坛佳话。
史上记录的“谶诗”“谶语”很多，王禹偁这里就有几个案例。他有《病鹤》诗，内中两句道：“埋瘗肯同鹦鹉冢，飞鸣不到凤凰池。”大意说仙鹤即使死了，也不会跟鹦鹉在一起同葬；尽管仙鹤飞鸣高蹈不会到凤凰池。凤凰池是朝廷政事堂、中书省的譬喻。这诗一语成谶，王禹偁这么高的才华，这么高的志向，最后却没有做到宰辅，谶语成真。
淳化年间，他做梦写诗，梦里念给太宗听，还记得其中一句是：“九日山间见菊花。”醒来不知道啥意思，第二天，就被贬，到商州去做团练副使。到了官邸之后，满眼都是菊花。
即幻见真。这类“谶诗”故实，可以看作人们对他诗才的肯定。
犹如所有人的丰富性一样，王禹偁也有“势利”的一面。
太宗想周知天下事，因此有规定，即使是很疏远的小臣，有意见，也可以到朝廷来面见直言答对。王禹偁反对这个制度，认为不可。他上疏，奏章中有一句话：“至如三班奉职，其卑贱可知。”三班，是低级武官，当时设东﹑西﹑横三班。做武官入仕，先做“三班借职”，转“三班奉职”，然后，一级级升迁，最后可以做到节度使。“三班借职”是没有品级的。王禹偁这话一出，得罪不少人，而且流传开来，史称天下“盛传其语”。到了他自己被贬商州，有一天是“国忌”之日，他跟着太守到寺庙进香，天还没有亮，朦朦胧胧，也看不清什么。佛殿之前，有一个人仿佛穿着紫袍，端着笏板，王禹偁认为这人可能官阶不低，就想跟他聊聊天。这个人将笏板收起，对他说：“某即‘可知’也。”王禹偁听不懂，这个人解释说：“公曾经上疏言‘三班奉职，卑贱可知’。某今即官为‘三班借职’，是即‘可知’也。”史称王禹偁听后“怃然自失”，很惊讶，若有所失，怅惘了半天。
王禹偁瞧不起“三班”应该是一低级错误。他忘记了他原来也曾在家里“磨面”，连“三班”也不是。各类人皆有时运不济之时，落魄不是本质，何况初入仕途，“三班”不过是一个初阶，前途如何全在未知之间。所以这个故实看似嘲弄王禹偁，实则是对世相的一个讽喻。人性中的“势利”，古今一致，大宋也不例外，王禹偁一代名流，也未能免俗。
贬谪文化
王禹偁曾经谪守齐安郡（今属湖北麻城），此地荒凉，各类供给都很困难。但在聚会时，也有营妓作陪。不过此地的营妓模样不佳，王禹偁就写诗说事：“忆昔西都看牡丹，稍无颜色便心阑，而今寂寞山城里，鼓子花开也喜欢。”回忆过去我在西京洛阳看“牡丹”（暗指洛阳营妓）时，稍稍颜色差一点，就提不起兴趣。到而今，来到这个寂寞的山城里，看到野草一般的鼓子花（暗指此地营妓）也心生喜欢。
营妓，是大宋的一个制度性规定。也称官妓，在各州郡多有，用来“给事”不带家眷的官属。官妓有身价，高低不等，一般都来自“勾栏”，也即风月场所。宋代“勾栏”很“发达”。南宋试图革除这类规定，但还是有零星存在。事实上，营妓，也即随军妓女，是一个世界性现象。
他在替徐铉“雪冤”一案中，被贬商州，为此还写了《三黜赋》，内中有句云：“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这几句话好懂，意思就是虽然连续遭遇贬黜，但我还是要走正道。“正直”与“仁义”，是他一生所要坚持的内核。凭着这一篇东西，他成为“贬谪文化”的中坚。中国历来不乏因贬谪而知名的文人，此前，韩愈“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故实广为人知。此后，范仲淹连续三次被贬，第一次，有送行的人说：“此行极光！”第二次被贬，送行的人说：“此行愈光！”第三次被贬，送行的人说：“此行尤光！”故史称范仲淹“三黜三光”。王禹偁在真宗朝曾有变法主张，可以称得上是范仲淹“庆历变法”的先声。
被贬黜，一是官职下降，一是俸禄降低。因此，按世俗的眼光看问题，会认为这类人“吃亏”。但正是这类“吃亏”，有了道德预设：被贬黜的官员，都是敢于直言，有正义感，有道义担当，敢以天下为己任，为百姓仗义执言的人物。士风以为被贬光荣，被贬者也认为被贬光荣，于是，凡“以道事君”而不是“为稻粱谋”而“事君”的，有荣誉感的士大夫，就有了不怕贬谪而坚守圣贤立场的故实。有意味的是：朝廷与君王也容许大臣们以被贬而自豪。在这类奇妙的“默契”中，推演出了一种“中国特色”的“贬谪”文化现象。
王禹偁在为太祖皇后“仗义执言”被贬后，好友苏易简中进士第一的那一榜，有何进等进士三百五十三人。这些人都很钦佩王禹偁，于是由苏易简带头，联名给太宗上奏，请求给王禹偁送行。太宗答应。到了那一天，三百多人浩浩荡荡将贬官送到西短亭，诸生在官桥之下向王禹偁拜别。王禹偁很感动，写诗给苏易简留念。但送行者还是有些害怕，不大敢过于亲密。只有一个叫窦元宾的书生拉着王禹偁的手流泪说：“天啊，这难道就是命运安排吗？”王禹偁记住了他，后来有诗给他，内中两句道：“惟有南宫窦员外，为余垂泪阁门前。”
白体诗《畲田词》
王禹偁是宋初著名文学家，成就是多方面的。宋初有三家主要诗派：“白体”“西昆体”“晚唐体”。王禹偁在“白体”阵营中成就最高。他有一首《畲田词》，颇为时论所赞赏：“鼓声猎猎酒醺醺，斫上高山入乱云。自种自收还自足，不知尧舜是吾君。”这诗写的是部落族人刀耕火种的景象，很像古诗《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种风景，看似对“尧舜”有“不敬”，事实却是传统政治哲学原理，也是现代政治哲学原理对“尧舜”的最高褒奖。其大义就是：无为而治。君王朝廷国家政府不对士庶指手画脚，士庶在自发秩序环境下，在充分自主的自由选择中，安居，乐业。现代充分市场条件，从根本上推演的也不过就是这种境界。“安居乐业”是《击壤歌》也是《畲田词》的主题，更是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落实于民间的至美风景。人类，还远远没有实现“安居乐业”。
他的词也写得好，可惜传世的只有一首《点绛唇》。词曰：“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阑意。”这词好在哪里？实在不是“赏析”类文字可以说清。读下去，反复读，吟诵，就会慢慢发现词的美。王禹偁仅凭这一首词，足可以进入宋词大家行列。
他的诗晚年开始学习杜甫，曾经偶尔写诗，与杜甫暗合，就记录此事说：“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本来想做白乐天白居易的后进学生，但也敢于期许我的前身也许是杜甫杜子美先生。
他散文成就也是宋初翘楚。他的政论散文《待漏院记》有言：“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这在“君相博弈”的政治大环境中，将“相权”提到了一个重要高度。他是最早认识到“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人物之一。
馊主意
王禹偁做左司谏时，曾经给朝廷出过一个建议：“请自今群官诣宰相及枢密院使，并须朝罢于都堂请见，不得于本厅延接宾客，以防请托。”请从现在开始，大小官员要见宰相或枢密使，都要在退朝以后，到都堂去求见，宰相和枢密使，不能在东府或西府之本部大厅接见宾客。——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搞私人请托。
司谏，是言官，主要负责考察朝廷缺失，一旦发现，就要直言论奏；如果事情较大，还要敢于当廷谏诤。王禹偁在朝堂日日观察得失，发现有人不尴不尬走后门，办私事，于是，想出这么个办法试图杜绝私人走门路、通关节，立意也是为公。但这却是一个馊主意。
此事涉及太宗朝的“广开言路”政策，也与一个叫王沔的人有关。
王沔是一个颇有机心的人物。
当初，他曾经与张齐贤一同执掌枢密（略相当于国防部或参谋联席会议）工作。等到张齐贤外放，出守山西代州时，王沔有机会升职为枢密副使，并参知政事。五代以来，文官兼任枢密武职很常见。枢密院称“西府”、政事堂称“东府”，二者同在一个大院，人称“二府”。“二府”之间是都堂，应为二府合议或接见宾客之地，是总的办公地点。陈恕当时主管央企盐铁工作，也来到东府。但陈恕生性“苛察”，王沔在中书政事堂做过一些不漂亮的事，很担心同僚有人跟陈恕说旧事，于是很不自在。
这时候，左司谏王禹偁上书，提出那个建议。
王沔觉得这个主意正好可以分离政事堂人跟陈恕等人说他的往事，就上书力挺王禹偁，认为此事可行。
太宗一时昏聩，觉得既然能施行，也好。就令御史台宣布这一决定，施行之。
这不是个小事。
王禹偁的这个主意等于鼓励皇上猜防大臣，离间君臣关系。按儒学意见，这不是“诚之道”。
谢泌两批太宗诏书
太宗朝虽然还在开国之初，“人才粗疏”，但就中也有明白人。反对王禹偁这个意见的明白人是左正言谢泌。
“左正言”，在唐代就叫“左拾遗”（杜甫就曾做过“左拾遗”），与王禹偁的“左司谏”都属于谏官，地位略低于“左司谏”，负责观察并提出各类批评性或建议性意见，也称言官。
谢泌是太宗朝推动言论自由的重要人物。
在王禹偁提案之前，太宗一直提倡士庶上言，但到了端拱初年，读书人见到上书言事往往可以封官获赏，于是言事者越来越多。之中所言事，良莠不齐。于是太宗下诏给阁门，也即接受士庶上言的办公室，只接受那些不怀有“侥望”之心的上言。所谓“侥望”，也即“倖心”，意思指试图借助上言而得利的心思。这样一来，面对种种上言，阁门就要完成一个判断：这位是不是怀有“侥望”之心啊？如此一来，从阁门这里接受上言时，事先就有了盘问。阁门官员自然也是良莠不齐，在盘问中就有了对上言者不够尊重的动机性诘问。这样，一方面是从阁门开始，就按下了很多上言；另一方面，上言者也往往有性情清高的人物，不愿意接受这类问诘，更不想得到“侥望”的讥评，干脆放弃了上言。史称“由是言路少壅”，从此士庶上言的通道略略有了壅塞，不够流畅。
显然，对于广开言路而言，这不是吉相。
谢泌于是“抗疏”，直言诏令之非。他针对太宗的诏书批评说：边鄙有事，民政未乂，狂夫之言，圣人择焉。苟诘而拒之，四聪之明，将有所蔽。愿采其可者，拒其不可者，庶颙颙之情，得以上达。
国家边境还没有安宁，国内政事也还没有太平。这时候，即使是狂夫之言，圣人也应该能够从中择选。假如像现在这样，盘问上言人是不是怀有“侥望”之心，那么四方聪慧明智的意见，就会遭遇壅蔽。希望能够采用可行的意见，拒绝那些不可行的意见，就可以了。不必设置什么上言的条件。这样，所有上言人就都能将自己心里的期盼意见说出来，上达朝廷了。
太宗见自己发布的“指示”遭遇如此犀利批评，没脾气，收回成命而已。
现在，谢泌又遇到左司谏王禹偁所谓“杜绝请托”的谏言，忍不住又上了一本，批评王禹偁，也连带着批评宋太宗。他说：伏睹明诏，不许两府接见宾客，是疑大臣以私也。天下至广，万机至繁，陛下以聪明寄于辅臣，苟非接见群官，何以悉知外事！古人有言曰：“疑则勿用，用则勿疑。”若国祚衰季，强臣擅权，当此之时，可以为虑。今陛下鞭挞宇宙，总揽豪杰，朝廷无巧言之士，方面无姑息之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奈何疑执政大臣，为衰世之事乎？使非其人，当斥而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也！设若杜公堂请谒之礼，岂无私室乎？塞相府请求之门，岂无它径乎？此非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大臣展四体以报陛下之道也。王禹偁昧于大体，妄率胸臆，以蔽聪明，狂躁之言，不可行用。
这段话大意是说：我谢泌看到了关于不许两府接见宾客的诏书，窃以为这是猜疑大臣有私情的诏书。天下那么大，陛下那么忙，所以才将个人的聪明才智寄托于辅臣。如果不是接见群官，怎么知道朝廷以外的事情！古人有言道：“疑人勿用，用人勿疑。”如果是国运衰末，强臣专权，那个时候，怀疑大臣还说得过去；现在陛下已经收拾天下，总揽了四方豪杰，朝廷并无巧言令色之徒，地方并无姑息放纵之将，礼乐征伐各种重大命令都从天子发出，为何要怀疑执政大臣，做这种衰乱之世的事儿呢？假使用的不是合适的人，就应当斥退；既然用的乃是合适之人，放权给他，又干吗要怀疑他呢？就算杜绝公堂私人请托之事，难道两府大臣就没有自己更隐秘的私室了吗？杜绝相府请求这个门径，真想请托的人，难道找不到其他门径去请托吗？这个诏令可不是陛下推赤心待大臣、令诸大臣舒展四体报答陛下之道啊！左司谏王禹偁对国家大体太糊涂，昏头妄语，以此遮蔽了陛下的聪明，概属于狂躁之言，不可推行使用啊！
史称“帝览奏嘉叹，即命追还前诏，仍以泌所上表送史馆”。皇上看罢谢泌的奏章很是嘉赏赞叹，当即命令追还前面一份诏书，并将谢泌所上的奏章交送史馆存档。
谢泌，是东晋太傅谢安的二十七世孙，有文采，著述多种。多次给太宗、真宗进言，他的意见一般都能得到采纳。作为言官，谢泌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
他看到国家图书馆藏书目录整理混乱，就提出要按照唐代“经史子集”分作四库的做法管理大宋的藏书。太宗觉得有理，就按他意见做，并让他出任四库“集库”的主管。
当时升殿奏事的人，得到皇上认可后，就带着奏章到有关部门去“传达”，这个过程难免有“巧妄”之举，也即投机取巧，妄言夸大的举动。谢泌就上言，要求从今往后，凡有上言，属于政事的，要送中书，属于军机的，要送枢密院，属于经济的，要送三司，都要经过复核，而后执行。这样，就避免了执行“准奏”时的人为走样。谢泌的这个意见，被采纳后，成为大宋“定制”。
差点挨板砖的大臣
谢泌，是赵炅很喜欢的一个大臣。
有一次，谢泌在史馆负责安排落榜的举子，当时落榜者不少，有些谣言在流播，以至于有些举子“怀甓以伺其出”，“甓”就是砖瓦，落榜的举子们不服气，以为谢泌不公，怀里揣了“板砖”准备给他一下子。谢泌听说后，从其他小路踅进史馆，躲起来，多日不出门。
太宗听说后，大笑，对左右说：
“谢泌职责是考试审校，哪里敢营私舞弊！这是落榜小人不自己掂量分量，反过来埋怨主考官。但这事也不得不防。”
于是问左右：“做什么官，前后的引导、警卫比较雄伟，以至于城里人都得回避一下？”
左右奏道：“只有台省知杂，比较威风，很多警卫，闲杂难于靠近。”
台省，指的是尚书省、中书省，也包括御史台，知杂，是御史副职，负责纠弹百官，大约得罪人较多，故出入府院，保卫工作做得比较认真。
太宗听后，就任命谢泌做了虞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以此来避免遭遇“板砖”之祸。
谢泌生性朴素简易，对道家方式有个性化理解。据说他临终时，沐浴更衣，穿了道家服装，焚香端坐而死。
谢泌多次议论时政得失，所论一般都能切合时弊，多次令太宗收回已经发出的诏书。太宗为此很高兴，更多次嘉奖他的忠诚。有一次，在便殿公干，太宗当面表扬了他。谢泌回答说：“陛下从谏如流，故臣得以竭诚。昔唐末有孟昭图者，朝上谏疏，暮不知所在。前代如此，安得不乱！”
大唐僖宗时，宦官田令孜专权，当时也是出任左拾遗的言官孟昭图求见不得，就给唐僖宗上书，直言田令孜之罪，被田令孜按下奏章不报，同时还假传圣旨贬孟昭图外放，路上又派刺客将孟昭图冤沉水底。
谢泌就是这样抓住一个个机会，规劝太宗赵炅做好事别做坏事。
史称太宗听了谢泌这一番话“动容久之”，很长时间情绪激动难平，他太需要这样直言上书的忠臣了！
有意味的是，太宗赵炅，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虚怀纳谏的君王。这方面，他比乃兄赵匡胤做得还要出色，甚至比宋仁宗也要出色。他是真诚喜欢直言的性情中人。宋仁宗虽然也鼓励直言，但真的面对直言，他也往往气得鼓鼓的，不过是碍于经筵教导（少年时代受过的儒学教育）、祖宗家法、成人理性，“忍”着不发作而已。忍着忍着，忍到后宫，还是忍不住要背后发牢骚。太宗不必。太宗听到直言，如果感觉有道理，马上接纳，会很自然地改正错误；如果感觉没有理，他就沉默，即使被臣下误解，他也不做解释。这方面的坦荡与气度，超过了赵匡胤，也超过了宋仁宗。赵匡胤有时还会为大臣的直言气恼，要不就抓过铁斧子把人家的门牙敲掉，要不就拿一支墨笔在人家脸上画花脸。
太宗赵炅，确有异禀。
王禹偁要求“杜绝请托”，却导致“言路壅塞”的公言上疏，是文人从政的一个教训。假如没有足够的政治洞察力，仅仅凭借情绪化冲动，在自以为“政治正确”的动作中，很有可能走向了“政治错误”。政治，作为国家管理的最高形式，它的内部展开，很复杂。自以为“正义在胸”，但没有足够的世事洞察力和思想穿透力，并不能保证言说的正义。
大言柳开
宋初文人，还有个柳开。
他比王禹偁略长几岁，是一个言说中笃信孔孟之道的人物。他自诩：“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这种论点，后来有很多评说，大意是认为这是视文学为道统的附庸，因而不可取。但事实上这是个难度很大的工程，不是不可取，而是做不到。柳开如此自我期许，除了一点比喻的意义之外，实为大言。后人之“道”，追踪孔孟尚不能及，径直说自己的“道”就是孔孟之“道”，言过其实。至于说柳开我之“文”就是孔孟彼之“文”，那距离更大，他无能达致这个圣贤高度，因为他不是圣贤。
柳开充其量属于“狂狷”者。
柳开有粗野狂妄的作风，他的名字都带着自命不凡的意味。他自称“师孔子而友孟轲，齐扬雄而肩韩愈”，所以名“肩愈”，是比肩韩愈的意思；又字“绍元”，是接续柳宗元的意思。后来对韩柳有了意见，又改名“开”，字“仲涂”，号“补亡先生”，意思是由他来开出大道，补缀前贤之不足。
他在太祖开宝六年（973）中进士，做过宋州（今河南商丘）的司寇参军，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曾知常州、润州，做过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雍熙年间，做监军，因用兵问题，与主帅有冲突，被贬。后又复官。真宗时代，加如京使，知代州、忻州，咸平四年（1001）卒，年五十四岁。
柳开算是唐宋古文运动在宋代的先驱人物，算是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的先声。在倡导质朴文风，反对浮靡文风方面，他成就斐然，令唐末五代以来的文章风气有所变化。
但他自己文章写得一般，没有多大影响力，还没有他的轶事影响力大。
据说他年幼时颇有异于常人之处，胆子大。后周显德年间，他跟父亲在一起，晚上与家人站在庭院里聊天，有强盗入室抢劫，众人都不敢动，柳开当时只有十三岁，急忙操起一把剑来，与贼搏斗。强盗居然被夺气，吓得翻墙逃走，柳开挥剑，斩断盗贼的两个脚趾。
就学之后，喜欢讨论经义问题，与当时的一般名流，如范杲、杨昭俭、卢多逊等人，都有交往。
雍熙北伐时，柳开向前线运送军粮，快到涿州时，赶上契丹酋长与大将米信交战，当时相持不下。但契丹来人表示愿意投降，米信有点信，柳开想得开。柳开认为兵法有言：“无约而请和，谋也。”敌人一定是有什么麻烦了，急攻，可以取胜。米信犹豫，结果几天后，契丹果然来继续挑战。后来知道，契丹之所以表示愿意投降，乃是缓兵之计，因为箭矢用光了，正在从幽州往前线运输中。有此经历，柳开对自己有了新的期许，他认为他可以带兵打仗。于是要求上前线，给太宗上疏写得很自信，说是“今契丹未灭，愿陛下赐臣步骑数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为陛下复幽、蓟，虽身没战场，臣之愿也”。他认为给他几千兵马，他几乎可以收复幽燕十六州。太宗也正好要用文臣带兵，就让他以崇义使身份知宁边军（今属河北省蠡县）。
雍熙北伐后，宋师岐沟关失利，不久，边境雄州、霸州等地相继传来“谍报”，说契丹将要入边，于是，各地开始备战。柳开所在的宁边军也得到情报，而且一天连续接到八十多份情报，都说契丹要来。所有人没有不信的，只有柳开不信。他给边将郭守文写信，陈述了五个理由，说契丹一定不会来。不久，果然传来切实消息，是谍报人员得到了假情报，警戒解除。当时谍报频来之际，汴梁也得到消息，太宗甚至想再一次御驾亲征，后来知道契丹不至，这才作罢。
这些事，都证明，柳开虽然不过一介文人，但对付契丹，似乎有特殊的直觉。
柳开为官三事
有个契丹“贵将”名白万德，是河北真定人，此地距离柳开所在的宁边军不远。宁边有豪杰，是白万德的姻族，有亲戚关系，因此常常出境去走亲戚。柳开与豪杰素有来往，知道此事后，就劝说豪杰，要白万德为内应，带着整个幽州，归附王师。事有成，当“裂地封侯”，也即给他个节度使。柳开等于在“代表”太宗行使“恩赏”大权。这事诱惑相当大。无论契丹还是大宋，武人能做到节度使，那就是过去藩镇，是国家的方面大臣。白万德还真就答应下来，并派遣使者过来“请师期”，问宋师伐幽燕的时间。这个使者还在宁边军没有回去，柳开却接到了调动报告，要他到全州去做知州，策反大事，就这样没有做成。
但这事也有另外的可能：白万德诈降。他来询问“师期”，就不得不防。事情没有成，各种可能都不存在了。
柳开移知南方，到全州（今属广西桂林），“收复幽、蓟”，从此无缘。
但他到全州，干了个漂亮事。
当地有个部族，称“西溪洞有粟氏”，有五百余人，经常抄截地方的庶民粮食牲口，柳开准备了衣带巾帽，算作礼品，又在衙吏中选了有勇气、口才棒的三个人，要他们进入这个部族的内部，劝诱部族归附，大意说：如果能归附我全州府，我柳开有重赏，给你们田地房屋定居；不然，发大兵深入，将你们一族全部灭掉。这一套恩威并施的办法，生效了。史称“粟氏惧”，于是留下两个衙吏作为人质，部族首领率四个酋长和一个衙吏一起到了全州，表示愿意归附。柳开很热闹地犒赏了他们，全州吏民也很高兴，都愿意友好地与他们吃酒交朋友。一直流连了好几天，放他们回去了。不久，部族按照约定的日期全部来到全州。柳开当即安排他们安居。这个多年的麻烦解决了。
柳开也很得意，写了《时鉴》一篇说这个过程，还为此刻了石，很隆重地纪念此事。然后，又让酋长到京师，入朝，太宗也高兴，授这位首领为全州上佐，赐给柳开钱三十万。
全州有个士卒，不知为何对柳开不满，直接在全州府诉讼柳开，柳开坐堂，见此人讼自己，一怒之下，给他一个徒刑，杖背、黥面，送到京师。“徒刑”是传统“五刑”之一，第三等重。再严重就是“流刑”戴枷发配远方，更严重就是“死刑”，正法了。但朝廷有关部门认为这个士卒“罪不及徒”，罪行还不至于到“徒刑”一级，柳开量刑过重。于是，将柳开削去两个官职，贬黜为一个团练副使。后来又复官、移官，最后知邠州（今陕西彬县）。
邠州此地正在征调粮储，运往与西夏接境的环州、庆州。但这一次，转运使催督甚急，百姓不堪，几千人到州府来哭诉。柳开就给转运使写信，大意说：“我最近从环州那边过来，知道那边的情况，现在即使刍粮不再继续征调，大兵也可以支用四年左右。方今蚕农正在农忙时节，多次调运，已经是老幼疲敝，牲畜困竭，怎么没完了，还在转运？请罢征调。如果不罢，我柳开就派出驿乘，告到朝廷，去跟皇上说去。”
转运使闻言，罢免了当地的转运。
柳开此举有“为生民立命”的道义担当，值得表彰。
真宗朝时，柳开知代州，这是张齐贤曾经立功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