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就提拔他做了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而向敏中也确实不负所望，在任上成绩斐然，到了至道初年，又迁为给事中。
宠辱不惊
真宗朝时，向敏中更有一件常人难以做到的“行为”，为帝王、史家所赞叹。
向敏中被加官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监修国史。这个职务就相当于宰辅。尤其是以“右仆射”而出任宰辅，更历来被人视为职官之荣。
封官当天，有翰林学士李宗谔在旁，真宗皇帝对他说：“朕自即位以来，还没有封过仆射这个官职，现在给向敏中，这是一个特殊的任命，他一定很喜欢。”又说：“敏中家中今天的贺客一定特别多，爱卿你前去一趟，看看，不要说是我的意思。”
李宗谔就到了向敏中府邸，一看，向府并没有宴请的意思，史称“门阑寂然”，大门口冷冷清清。李宗谔带着亲随进入，从容道贺说：“今天听说天降吉祥啊，士大夫人人都很欢慰相庆。”向敏中“但唯唯”，不过随意答应而已。李宗谔又说了些皇恩浩荡的话头，向敏中还是“但唯唯”，没有一句得意忘形的话回答他。退下来，又让人去问向府的后厨：“今天有没有亲朋来宴饮的准备啊？”后厨也冷清，告诉来者，无一人宴饮。
真宗皇帝听了李宗谔的汇报，慨叹道：“向敏中大耐官职！”向敏中这个人真是能耐得住做大官。
官职升迁与否，对向敏中而言，不是荣辱所在。此即宠辱不惊。
所以《宋史。向敏中传》给他的评价是：“向敏中耻受赃物之赐以远其污，预避市舶之嫌以全其廉，坚拒皇甫侃之书以免其累，拜罢之际，喜愠不形，亦可谓有宰相之风焉。”向敏中耻于接受赃物的赏赐，以此来远离污秽之源；预先买药上任，避免广州市舶的贪渎嫌疑，以此来成全修养的廉节；坚决拒绝皇甫侃请托的书信，以此来免予遭遇不测的连累；升官罢官之际，喜怒不形于色；凡此种种，可以说是很有宰相之风尚了。
但向敏中也有一事颇为他人诟病：与名臣张齐贤争夺薛居正孀居的儿媳妇。人的复杂性往往不是“单向度”评价可以概言的。这一故实说来话长，留待日后慢表。
太宗这一次人事任免很关键。向敏中在维持帝国流畅运转中做出了卓越的但不起眼的贡献；而张咏，则成为后来平定“李顺之变”收拾残局的重要人物。
到了淳化四年十一月间，李顺变乱还没有平息，长江两岸却又闹起了有组织的“盗贼”。太宗下诏，以内殿的高官杨允恭督江南水运，并开始抓捕寇党。这时候，朝廷刚刚将今天江西樟树市附近的几个县置为临江军，而长江这股“盗贼”就到此周边开始为害地方。
杨允恭到临江军，选择骁勇的士卒，乘上轻便的小舟，侦察到他们晚上休息的地方，夜半从城中出发，三鼓时，遇到了百余人的“寇盗”。斗战中，将敌人歼灭。
平罢“江盗”之后，杨允恭又千里迢迢来到通州境上（应属江苏南通）追踪“海贼”。“海贼”将若干舟船联络一处，仿佛“连环船”，船之周围张挂起高大的帷幕，人躲在帷幕后面，向外发射劲弩、短炮，而杨允恭这边发射过去的箭镞都被帷幕遮住。杨允恭自己也受了伤，左肩上流血一直到袖口，但他不为所动，史称“容色弥壮”，气态更加勇壮。杨允恭很从容地派遣善于游泳的士卒，泅水靠近敌船，用绳子连着铁钩，散乱地扔出去，将敌船的帷幕撕扯凌乱，而后士卒大进，“海贼”不敢相接，赴水而死者大半，擒获百余人。
从此以后，长江之上，从东到西，没有了盗贼剽掠的祸患。
捌 失踪的李顺
这么大的一场民变，擒获其党酋，押送到凤翔，而不押送到京师正法，这个可能吗？城破之际，确实抓获李顺了吗？如果没有抓获李顺，他是如何逃脱的？谁在广州抓获了他？李顺的最终结局是什么？
“大蜀国”年号“应运”
李顺这边，却越做越大。
李顺仗恃着“孟昶遗孤”或“李冰神子”或“灌口二郎神巴蜀代言人”等多重混乱而又神秘的身份，成功地鸠集起越来越多的蜀民，其中不少人是“旁户”，也即被豪民所役使的各类无土地寄身的佃户。
李顺很可能在王小波死后，组织了一场祭奠仪式，祭奠中，应该有对“灌口二郎神”或“李冰之位”或“孟昶之位”的喃喃自语，其中祭奠“灌口二郎神”的可能性非常大。一百多年后，宋徽宗时的江少虞有《皇朝事实类苑》一书，记录了宋仁宗时期的官员程琳知益州的故实，说蜀州有大胆不逞之徒，聚集恶少百余人，立“灌口二郎神”像，自己私立官号，恶少则穿上士卒服装，吹拉弹唱，每天就是杀牛宰羊聚会。程琳知道后，将这批人抓住正法，并且说：“李顺由此而起，今锄其根本，且使蜀中数十年无恙。”在这类地方神崇拜中，李顺获得先手。他可能借此打出了恢复后蜀孟昶世家的旗号。据说他甚至恢复原来的姓氏“孟”，而不再姓“李”。
当初，有个右谏议大夫名叫许骧，王小波变乱之前，他曾经知成都府。等到任期满回朝复命，他专门跟太宗说：“蜀土久安，那里的住民容易流窜滋扰。希望朝廷能选择忠厚者为地方长吏，这样才可能镇抚地方。”当时代替许骧的是吴元载，但此人特别喜欢苛察，民间如果有流犯，哪怕是细小的罪过也不放过，甚至禁止民间游乐宴饮，所以当地人都有了怨声。王小波就在这个背景下起事了。而吴元载解决不了王小波的问题，于是朝廷又派东上阁门使郭载来知成都。
郭载来到四川梓州的时候，李顺已经开始往成都挺进。有相师看到郭载后，对他说：“成都必陷！公前往，必定受祸。如果能在梓州少住几天，这祸可免。”不料郭载闻言大怒，答道：“天子诏我领方面，阽危之际，岂敢迁延？”天子下诏让我管理一个大州，现在正是生死存亡之际，我岂敢逗留不前！
于是急往成都而行。
李顺带着“灌口二郎神”的信服者，浩浩荡荡数万之众，攻打成都几天，将西城门都烧了，但还是没有得手，又去攻打附近的汉州等地，连着攻克两座州城。郭载进入成都后，李顺又率众回马再攻，攻势更急。不久，城陷。
郭载与转运使樊知古带领余众，斩关而出，退保梓州。
李顺入据成都，当天建立“大蜀国”，自称“大蜀王”，年号“应运”。同时派出兵马四处侵掠地盘，北面一直到剑门关，南面一直到巫峡，所有的郡邑县城都被劫掠，受害。李顺“建国”成功。
剑门固守有惊无险
淳化五年（994）二月，太宗听到成都沦陷的消息，很是不安。他召集宰相说：“岂料贼寇的势力如此猖獗！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我不能忍受巴蜀之臣民陷于涂炭之中。朕当部署兵马，早晚讨平它！”于是，安排昭宣使、河州团练使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率兵前往戡乱。给他的权力范围很大，管内诸州的囚犯，除了十恶及贪赃罪，都可以“便宜处置”；军事上的事情，王继恩自作决定，不必上奏等待回复。少府少监雷有终、监察御史裴庄等并为峡路（治所在兴元府，今陕西汉中，辖境为川北诸州郡）随军转运使；工部郎中刘锡、职方员外郎周渭为陕府至西川随军转运使；马步军都军头、勤州刺史张杲等率兵直赴剑门；崇义使尹元，由峡路进兵；所有诸部，都受王继恩节制。
这阵势，俨然是一场大战的规模。太宗已经不敢掉以轻心。
李顺取剑门，战略对头，但可惜动手晚了些。剑门乃是中原通往巴蜀的陆路要道，剑门一开，成都就失去了陆路天险；守住剑门，则与中原阻隔。李顺要做“大蜀王”，自应先断剑门，阻遏中原进军围剿；但他着急先下成都，再取剑门，时间的转换中，失了先机。
李顺派遣变民数千人，北上仰攻剑门。但剑门的疲兵不过百来人，太宗自以为太平天下，地方不宜驻守太多武装力量，所以，各州郡没有多少战斗兵员。守在剑门的是都监上官正。他激励士卒，要与乱民死战。他知道这百来号人登上城楼也没有可能固守，干脆打开城门列阵迎敌。这几乎就是送死的节奏，但巧的是，被李顺攻破成都后的大宋败军，有一部分在成都监军供奉官宿翰带领下，奔剑门来了。于是上官正与宿翰合兵一处，共同迎敌。一战，大破李顺兵，几乎斩杀干净，只剩下三百来人，跑回了成都。
此一役规模不大，但意义重大。朝廷正在担心栈道危险，剑门固守，连通栈道，中原入蜀有路，于是王师长驱而至。太宗闻信，很高兴，当即提拔上官正为剑门兵马部署，剑门关司令；宿翰则拜为昭州刺史。昭州在广西，这是“遥领”，不是实封，但可以享受刺史待遇。而李顺则因为剑门一败，露出了小家子气象。跑回成都的三百败兵，让“大蜀国”的将士有了惊慌，李顺认为这些人“惊众”，将他们全部斩杀于成都东门外。这就让人们对这位渴血的“大蜀王”有了寒心，部下不免人人胆寒。
王继恩还在路上，但宋师前军已经陆续进入川东。王继恩发出告示：大兵所到之处，遇到贼党敢于抗拒，即当诛杀；如果不是同恶犯，是偶尔胁从，又能归顺者，可以释放。
王继恩从栈道进入剑州后，从外围几个要塞扫清了李顺的据点，斩首五百级。又在南下追逐中，破敌于柳池驿，斩首一千六百级。
峡路也传来战报，击溃李顺变民三千人，斩首三百级。
到了五月夏季，王继恩已经连克绵州、阆州、巴州，斩杀万余人。随即包围了成都。李顺正在城里征兵，按计划，所有征调上来的“大蜀国”士兵，一律“黥面”，也即脸上赐字作为标记。但还没有来得及干这个活儿，成都已经被攻破，十几万变民没有抵挡住宋师攻势，被斩杀三万余众，缴获无数。王继恩给朝廷的报表有言：“斩获贼首李顺首级。”按此说法，李顺被杀。
“李顺之变”中，诸州被攻破不少，但梓州是一个例外。
知梓州的张雍功劳不小。
张雍守梓州
梓州距离青城三百多里，王小波作乱之初，张雍得到消息，有了准备。他在梓州开始训练士卒，得到城中兵三千人，又招募千人，用来守城。又派出推官盛梁到朝廷去搬援兵，将附近辖境绵州的金帛转运到梓州，充实库存。安排推官陈世卿治理作战工具，掌书记施谓、榷盐院判官谢涛砍伐山上树木做箭杆，熔化铜钟为箭镞，撕扭布帛为绳索，备好各类守御器械。
张雍战备中，已经听说变民攻克了附近的永康军和数个州郡，不久成都也被李顺所围。川中十二州都巡检使卢斌率六百人抵达成都救援，斗战一个来月，杀数万人，但到了第二年，成都没有保住，卢斌退回梓州，又集合十州之兵来攻取成都，没有成功。张雍就委任他为本州监军。当时正赶上江水泛滥，将梓州外围的子城堕毁。卢斌动员鼓舞州民，第二天，“畚锸大集”，簸箕、铁锨来了很多，从城西大壕沟开始深挖城堑，达数丈深。然后又开决西河的水，注入城壕，成为环城的深沟。
很快，李顺派出一位大将相里贵率众十数万来围梓州。
张雍与监军卢斌登上城堞俯瞰，但见变民来的兵众，呈现出老弱疲惫之态，连个铠甲都没有。卢斌笑着请求开北门“击之”。张雍说：“不可。贼人说不准是在故意示弱，设计窥伺我等。现在城中吏民人心未定，万一我们出城，被城内奸细所乘，那就堕入他的奸计啦！现在出击，不是良策。”话音未落，城楼上果然就有士卒据守在城门楼子间“呼啸”，与相里贵里应外合，似乎要引敌入城。张雍急忙派出骁勇将内奸砍杀肃清。
相里贵推出了高大的攻城战车，上设天梯、塔楼，又有火具。十万变民在城外昼夜鼓噪，攻城形势越来越猛。城中有了恐慌。张雍制作了抛石机，从城内向外连续发炮，大石数枚砸中敌人攻城战车。又命善射者向敌众发射带火的箭镞，在敌阵中造成了一片混乱，敌众稍退。
变民又在城西部署攻城战具。张雍假作不在意，对士兵高喊：“将士们都将装备置齐，我将开东门与敌人决一死战！”说着，还开始安排步骑五百人，向东门开拔。相里贵有瞭望哨在附近牛头山，可以看到城内动静，就以为张雍果然要出东门，于是迅疾调拨城西兵众往城东。张雍看看敌众西城守备空虚，就派出敢死之士百余人，带上硫黄火油，从城中顺着绳子爬下，将敌人的攻城战具全部焚烧。从中午到黄昏，燃烧了两个多时辰（四个多小时）。
变民几次攻城，都被击退。忽然有一天，北风起，一时间天昏地暗。相里贵认为时机已到，于是顺风纵火，急攻北门。张雍与卢斌领兵据守，站立在矢石之间，固守不动，敌人无法进入。城上也以箭矢回应。史称“贼为之少却”，敌人因此而稍稍退却。
推官陈世卿射箭很棒，被张雍安排独当一面。他像个狙击手一样，一个个，点对点，亲手射杀敌众数百人。敌人攻城很急的时候，他的幕僚都开始图谋如何自保。陈世卿慷慨陈词：“食君禄，当身死报国，奈何欲避难他图耶？”随后他对张雍说：“这样一群胆小怯懦之辈，留在城里，只能妖言惑众，动摇人心。不如将他们都派出城去，让他们去请求救援。”张雍答应了。
就这样，张雍、卢斌、陈世卿等人，随机设备，守城八十余日。
王继恩攻占成都后，派遣大将来支援梓州，相里贵溃散而去。
日前，宋师雷有终一部由峡路入蜀，调兵遣将，筹集粮草，规划战事，井井有条。宋师行进在峡路山中时，遇盗，格斗而进。山中无水，遇雨，将士将头盔取下，接水而饮。一路行进一路战斗。
到达广安军（今四川广安）屯扎时，一面临江，三面树立栅栏。正赶上当晚有雨，李顺部下来袭，鼓噪举火，宋师有了恐慌，但雷有终已经部署停当，安坐帐中，随从给他梳理头发，“气貌自若”，气态、形貌很自然、安定。等到敌众合围之后，雷有终引一队精兵从间道出现在敌后，与营中将士合击之。变民大为惊扰，投入水中、火中而死者，不计其数。
有诏拜为右谏议大夫，知益州。雷有终上任时，成都已破，但流寇还在。他路过简州，寓居在佛寺中，但看形势，估计贼人必然到来，就命令左右将大门关上，召当院人严加警备。天才黑，他与随从悄悄走出，从间道走脱。果然，变民黑压压一片，将寺庙围了好几重，等到破门而入，只有一个打更的老人在。
雷有终机敏善断，大宋人物！
父死于忠，子死于孝
王继恩虽然占据了成都，但是城外十几里，还有“贼党”占据。“大蜀国”的元帅张馀，成为继王小波、李顺之后的变民领袖。他啸聚万余众，连着攻克川中八个州郡。
攻取开州（今重庆开县）时，监军秦传序与敌战不胜，投火而死。张馀初到时，秦传序督促士卒与敌斗战，寡不敌众，很多长吏都投奔了张馀。有人也劝他赶紧投降，以免遭遇不测。秦传序对士卒说：“尽死节以守郡城，吾之职也，安可苟免乎！”尽忠臣死节来守卫郡城，这是我的军人职责，哪里可以期求侥幸免祸呢！城中用度不足，粮食很少，秦传序就将自己上任来开州随身带的行囊，以及行囊中的服饰文玩，拿出来买酒买肉，犒赏士卒并鼓励他们。众人都感动得哭了，于是奋力抵抗张馀。但张馀的势力太大，眼看城破，秦传序制作了蜡丸帛书，派人间道送往京师，帛书有言：“臣尽死力战，誓不降贼。”城破，秦传序赴火而死。
秦传序家在荆湖，儿子秦奭闻讯后，逆流而上，寻找父亲的尸体，那哪里找得到。最后在水中溺死。人们对父子之死甚为哀悯，认为“父死于忠，子死于孝”。太宗抚恤秦传序一家很优厚。
与世无争崔遵度
张馀攻忠州（今四川忠县），知州崔遵度乃是一介文弱书生，大宋著名的古琴家。他带领全城甲士百余人，背城而战。张馀部众顺利翻过城堞。崔遵度一跃冲入江中，拟自杀。但被州兵救起。
史称崔遵度是一个“淳澹清素，于势利泊如也”的人，性情淳和、淡泊、清介、朴素，对权势和利益看得很轻，很不在意。他曾经作为太宗的“右史”，记录太宗之言。十余年间，他总是静静地躲在大殿楹柱的后面，自我屏蔽，不要太宗看到他。史称“恬晦”，恬淡而又自我韬晦。他与世无争，口不言是非，寓所很狭小，但即使如此，他还是在有限的居住之地开辟一个小阁院，种上几株绿竹。退朝后，就默默地坐在绿竹之下，鼓琴，独酌，在俗世难于理解的静谧中，享受琴趣。这境界，在崔遵度那里，即使是给他个“南面王”，也不会换。他似乎很少与人交游，落落寡合。他的兴趣鼓琴之外就是读《易》。他曾有言：“意有疑，则弹琴辨其数，筮《易》观其象，无不究也。”这意思是，如果与人交往有不明之处，就回到小阁弹琴，来分辨其中的阴阳运数，或用《周易》来卜筮所成之象。显然，这是求得理解世界的一种神秘办法。
这样一个与世无争，在自家世界中徜徉终生的人物，不是张馀的对手。
张馀得到大宋投降的士卒，又攻陷了几座州郡，更为自信，势力也更为强盛，于是率众十万，乘胜攻夔州，应有“舳舻千里，旌旗蔽空”的壮观。张馀在李顺败后，实力不减。
夔州在瞿塘峡口，地势雄峻，形势险要，堪称川东第一军事重镇。扼守夔州，即可在水路西控巴蜀，东瞰中原。渝、川、陕、鄂，欲有军政作为，此地实乃兵家必争之地。而张馀，恰恰就是欲有军政作为的一代雄杰。
故夔州在所必争。
夔州危急！
屠杀
此前，太宗赵炅了解到川中形势后，派出了大将白继赟为峡路都大巡检，总巡视官，统领精兵数千人，昼夜兼行，赶往成都。作战任务是，协助王继恩平定川蜀之乱。巧的是，增援队伍到达夔州时，正赶上张馀来袭。于是白继赟与夔州巡检使解守颐有了默契，二人城里城外同时发动总攻，夹击张馀。
张馀的雄心在此地第一次受挫。腹背受敌中，他失去了战场主动权，大败，被斩首两万级。史称“流骸塞川而下，水为之赤”，尸体漂浮顺流而下，江水被鲜血染成了红色。
这是一场屠杀。
站在时光的后面，我看到两万殇魂在宽阔的长江之上，遥远地浮荡，有了书生气十足的伤感。我甚至胡思乱想，假如我是赵炅，假如我是张馀，假如我是白继赟，是不是可以免去这一场屠杀？我没有找出可以免去屠杀的可能。大宋太宗赵炅先生，必定要维护大宋帝国；大蜀元帅张馀先生，必定要破毁大宋帝国；而白继赟必定要放出辣手，杀戮破毁者。当夔州危急时，各自都已经没有选择。吾土吾民，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就在致力于“公道—仁德”理念的推演。圣贤之完整气象在此。而这种理念、这种气象，必定是以天地之大德为形而上背景的。而“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间最大的道德是——敬畏生命。所以《周易》要说：“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生生之谓易。”所以《尚书》要说：“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所以《论语》要说：“焉用杀！”所以《孟子》要说：“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当吾土吾民种种杀戮连绵不绝时，我与时下“制度论”者的不同思考是：是什么样的邪僻力量在阻遏“公道—仁德”理念的推演，在妖魔化传统圣贤？优良“制度”并不能免去杀戮，就像传统“圣贤”也不能免去杀戮一样。但优良“制度”从不演绎杀戮，就像传统“圣贤”从不演绎杀戮一样。因此，“制度”与“圣贤”都不是杀戮之因。那种将历史上的杀戮推给“制度”或“圣贤”的意见，逻辑上都是荒谬而又浑浊的。罗马帝国对犹太人的杀戮，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杀戮，与罗马制度或奥斯曼制度无关，他们的制度并没有规定要杀灭犹太人或亚美尼亚人；也与西方历史上的圣贤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无关，西贤也从未有过要杀灭犹太人或亚美尼亚人的理性推演。吾土吾民历史上的杀戮，也与“制度”或“圣贤”无关。杀戮，犹如历史若干重大事件一样，它的呈现，是“偶然”的，是此前多种力量“耦合”的结果。预见杀戮，并同时推演杀戮，太过于邪恶。白继赟、赵炅与张馀，都没有事先即可预知“杀戮两万人”，并推动“杀戮两万人”的理性动因。世界上只有一种东西，可以在已经预知杀戮人数时，启动杀戮机器，那就是纳粹以及其他极权主义魔鬼。
蜀民两万，殇魂飘散，走入虚空，白继赟立功。
当他将杀戮报告，包括“夺得舟千余艘，甲铠数万计”，汇报给朝廷时，他得到了嘉奖。
但太宗网开一面，下诏言“两川军民被李顺胁众诖误者一切不问”，整个巴蜀，在“李顺之变”中，被李顺借着神秘力量欺骗而趁起的军民，一概不追究、不拿问。当“群盗”溃散，纷纷走入山泽自保时，太宗又下诏，要各州“招诱”，并“倍加安抚”。太宗，为这一场共同体之间的杀戮注入了一丝温情亮色。
查道戴枷督税
太宗一直坚持“招抚”政策。
巴蜀乱后，太宗曾派出使者，访问川、峡诸州的治理地方合格优秀的人物，当时就有知夔州袁逢吉、知忠州邵烨、知云安军薛颜、知遂州李虚己、通判查道等七人以“称职”上报朝廷，太宗都分别给了他们诏书奖谕。
内中一个通判查道，是过去南唐名臣查文徽的孙子。他做了太宗朝进士，在一个县城做尉官时，收入低，但性情廉介，与妻子甘苦与共，采集野菜与杂米煮粥“疗饥”而已。当地要办理地方租税，几个县吏不得力，被州官招到州郡，上了木枷，让他们回去。其他的县官在回去后，将木枷脱掉，只有他还戴着，而且还戴木枷下乡督税。乡里富民试图贿赂他，以酒肉招待，他不吃，还杖责富民。于是其他民众看到，就很惊讶，于是将拖欠的租税缴足。
转运使樊宗古知道他的节操德行，就打算向朝廷推荐。查道推辞，要求举荐主簿叶齐。樊宗古说：“我也不认识叶齐啊！”查道就说：“公如果不推荐叶齐，我查道也不愿意被公所推荐。”樊宗古不得已，同时推荐了两个人。查道被改为光禄寺丞、直史馆。
不久，查道从遂州调动到果州（今属四川南充）做知州，正赶上蜀中民变基本平定后的零星反抗。有个变民首领何彦忠集结了二百余众，在果州一个叫大木槽的地方，打家劫舍。诏书招抚没有成功，于是地方都请求发兵平定。查道说：“彼惧罪，欲延数刻命耳，其党岂无诖误邪？”他们不过是害怕治罪，打算延缓几天的活命罢了。其中能没有被欺误、胁迫的人吗？于是，他换了普通衣服，一匹马，几个仆人，不带兵器，直接到了变民的驻地，将太宗的诏令陈说一遍，并耐心讲解了大宋的宽大政策。有人认识他，就说：“这是咱们的郡守啊，他可不是害我们的人啊！”于是纷纷放下兵器，跪在地上请罪。查道给他们每人都发了赦免的证书，让他们回家去种地。
查道将此事通过驿站报到朝廷。太宗很高兴，史称“赐诏书奖谕”，颁赐诏书，奖励慰勉了查道。
张馀逃脱，拒绝大宋“招诱”，继续组织力量与大宋对抗。
李顺其余各部也大多拒绝了大宋的“招诱”，两川多个州郡，还在战火中。
变民余部数千人来攻取施州。在知州李鹏的指挥下，施州指挥使黄希逊的儿子黄文卓、黄文范、黄文战，以及兵马使黄延霸，率领城中丁男只有百余人，大多手持木棍，打开城门与敌众搏击，居然擒获百余人，余众大多被赶往江水之中溺死。
又一队变民约数万人来袭取广安军，被峡路雷有终行营击破，斩首五千级，生擒三十人。接着，雷有终又派出主力，在嘉陵江口杀获两万余众。再回师，在合州与宋师友邻会合，破敌万余人，斩首五十级。几天后，雷有终进入成都。这期间，各州郡小股敌军时聚时散，但大多被宋师平定。
王继恩谁都对不起
平蜀，王继恩立功。
王继恩是四朝宦官，服务于周世宗、宋太祖、太宗、真宗；他还有一位张姓的养父。但这五个人，他谁都对不起。
后周时，他以张姓之子张德钧的身份，阉割后进入后宫，服侍大帝柴荣。赵匡胤践祚后，他又成为赵氏宫禁的宦官。江山易色，他没有任何表示，直接投靠新主，对不起故主周世宗。
太祖时，他成为宦官班首，第一大太监。但在太祖死后，皇后要他去找皇子，他却去找皇弟。于是，太宗即位。他让太祖一系在整个北宋期间，与帝位无缘，对不起故主赵匡胤。
太宗时，他升官发财，带兵打仗，获得生命中最高荣誉和成就。但太宗已经定下传位于赵元侃也即宋真宗，他却试图改变这个格局，密谋拥立已经“疯癫”的赵元佐（一说要拥立太祖的孙子赵惟吉），对不起故主赵炅也即赵光义。
真宗时，知道他试图变更继承人，开始并没有给他治罪，但他不思悔改，继续与同伙结党营私，露泄宫中隐秘之事。真宗这才将他发配外地。他也对不起宽宏大量的新主宋真宗。
养父张氏好歹将他抚养成人，到了太祖时代，他做了“内侍行首”，也即大内总管，要求回复本宗，不再姓张，改姓王，对不起养父。
王小波李顺之变，他带领大军入蜀，平定乱局，有功。
太宗之所以肯于让一个宦官带兵，还是对他有信任。他拥立太宗即位，这是一件泼天大事，也证明此人确有某种决断能力，为太宗所赞赏。此前，王继恩也曾在太祖麾下平定江南等战事中表现不俗，所以，太宗继续起用他参与军事行动。王继恩也渐渐开始“恃宠”而“生骄”。
后宫与宦官不得干政
从汉代以来，中国帝制政制就有一条经验教训：后宫及宦官不得干政。这类人最接近君主，一旦干政，往往可以左右政局。又因为这类人所有的政制干预，并没有经由宰辅廷臣的议事，甚至故意绕开宰辅廷臣，这就往往要诉诸非光明手段，构成一种与“天下为公”政治根本总诉求完全背离的程序不公——而程序不公，往往即导致事实不公。政局由不公而生紊乱，由紊乱而生变乱，由变乱而生权力非正常更迭，于是，皇室内部杀戮，以及由外部权臣以平定皇室杀戮而展开的杀戮，屡见不鲜。而杀戮中改朝换代的所谓“兴亡”，没有例外地将殃及民生。亡，百姓苦；兴，百姓苦；原因种种，其中直接原因，往往多因后宫与宦官干政而起。不讨论后宫与宦官干政的政治发生原理，从已经看到的历史演绎而言，这是一个经验事实。
所以，历来比较明智的君王与大臣，往往都要为之设防。
王继恩曾推荐文人潘阆做官。太宗开始答应了他。但潘阆得官后，很快流露了他的“倾险”，也即用心“险恶”的特点。他曾多次劝王继恩要太宗“立储”，册立太子。那时候，太宗还没有正式册立儿子赵元侃也即后来的宋真宗为太子，但赵元侃名望已经很高。潘阆对王继恩说：“南衙自谓当立，立之将不德我。即议所立，宜立诸王之不当立者。”南衙，指的就是赵元侃。潘阆的意思是：如果赵元侃当了皇上，因为没有“我们”的拥立之功，所以不会感谢“我们”。要想让未来的皇上感谢“我们”，就应该从现在开始，要在诸王之中拥立一个没有希望当皇上的人，如此，则“我们”才有拥立之功。这一番话，说得王继恩迷迷糊糊，认为大有道理。然后他弄明白了这个“买卖”的意思，开始有了册立东宫的进言。史称“继恩入其说，颇惑太宗”，王继恩讲述了一番拥立某位亲王的道理，弄得太宗很有点迷惑。
太宗也许约略听到了潘阆的狂悖，也许没有听到；但就在他答应王继恩给潘阆官做的时刻，应该是想起了“后宫及宦官不得干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他没有贬黜王继恩，但将任命潘阆的诏书追了回来。这就等于做了一个姿态给王继恩看：你，不得干政。
宣徽使与宣政使
平定“李顺之变”后，王继恩作为招安使，前线总司令，当时朝廷讨论封赏时，中书宰辅和诸臣，都认为他有功，议论给他一个宣徽使来做。宣徽使，是宣徽院的主任；宣徽院掌管内侍户籍，略相当于中央机关人事局长；又掌管祭祀大典，略相当于文化部长；还掌朝廷会议、宴会等，略相当于中直机关办公室主任。这个职务由来已久，唐、五代就有设置，一般还就由宦官充任。但太宗觉得王继恩做这个不合适，他说：“朕读前代史书，不欲令宦官预政事。宣徽使，执政之渐也，止可授以他官。”
他认为这个职务很容易走上“执政”，所以不同意。但可以给他一个别的官职来做。
但宰辅认为王继恩平蜀功高，不这样封赏，不符合封赏的规章制度。太宗发火，深深地责备了一通大臣。然后命学士张洎、钱若水议论如何处理。最后议定专门设立一个“宣政使”给王继恩；与此同时还设立了“昭宣使”，都是宦官中的高级品阶，正六品，但“宣政使”班序在“昭宣使”之上。另外给王继恩一个“遥领”防御使。
至道二年（996）春，又有布衣韩拱辰到朝廷上言，认为“继恩有平贼大功，当秉机务，今止得防御使，赏甚薄，无以慰中外之望”。“秉机务”，就是要执政。太宗闻言大怒，认为这位韩拱辰先生“惑众”，将他“杖脊黥面配崖州”。
大臣和庶民要求封赏王继恩，都有“上怒”，太宗大怒的记载。浏览太宗一朝，看他回应言事臣庶，很少发怒的记载。这事发怒，有意味。
太宗一如既往地保留了“曲突徙薪”的智慧，这就消弭了“焦头烂额”的可能。宋人吕中评论王继恩平蜀事，颇精彩：莫难于除盗，尤莫难于盗已去之后。故既命继恩以讨之，复命张咏以抚之，始威终惠，两得之矣。抑继恩宦者，使之掌兵，得无陷李唐之弊政耶？然继恩虽有功而不敢骄，虽不与宣徽而不敢怨，太宗盖有以处之也。其与童贯握重兵在外而朝廷无以制之之道异矣。使当时不知所以制之，愚恐无夷狄之骄，亦必有宦官之祸矣。
平蜀之事，没有比扫除盗匪更难的了；但是更难的是扫除盗匪之后。所以太宗开始命王继恩征讨盗匪，后又命张咏抚慰川中，开始于凌厉之兵威，终结于和惠之仁政，两个方面都有成果。但王继恩是个宦者，要他掌兵，难道不会陷入唐代那样的宦者掌兵左右天下局势的弊端吗？但是考察下来，王继恩虽然有功，但不敢如唐代那些宦官似的，对上傲慢；虽然不给他“宣徽使”的职官，但他不敢发牢骚。太宗一定是有办法处理这事的，太宗的办法与后来徽宗时，童贯手握重兵在外，而朝廷没有办法驾驭他，完全不同。假使太宗当时不知道如何统御王继恩这样的宦官，恐怕即使没有夷狄的骄狂扰华，也必有宦官的骄狂祸华了。
追回任命潘阆的诏书，就是制御宦官干政的办法。后来又派出另外一个大内宦官卫绍钦前往川中与王继恩“共同带兵”，等于在分权。更在川中大致平定后，立即任命张咏治蜀，而不任命王继恩治蜀。川中撤兵前，又派出张鉴、冯守规带着空白诏书，分掌原属于王继恩的临时任命权。有功之后，不授他执政之始的宣徽使，而另外特设一个“宣政使”职官；“防御使”的军职也只是遥领，而非实际差遣，凡此种种，都是太宗“曲突徙薪”，有意处置之道。王继恩之所以没有成为童贯，原因在此。
有人认为“宣徽使”“宣政使”不过一字之差，太宗在此玩弄了一个文字游戏，实质差不多。这个意见没有弄懂太宗此举事实上含有控驭之道。“宣徽使”由来已久，职权相应，其权，联系宫禁与中书最为便捷；而“宣政使”则是临时设置，有职无权，若无具体“差遣”，等于无事可干，很大程度上属于荣誉职称。看上去与“宣徽使”是一字之差，但就是这一字之差，其“名”不同，其“器”也不同。“宣政使”不见于宋之前，玩笑一点说，犹如“弼马温”不见于各类职官表，因此这属于不承认宦官进入大宋传统职务的一种权宜性设计。
王继恩在蜀，手握重兵，到处摆威风。宴饮取乐之外，每次出行，前呼后拥倒也罢了，还要奏乐。他爱下棋，还备有专人负责带着棋盘棋子。所以上行下效，侍从们也一个个威风凛凛，恣意作恶。平叛的官军，成为害民的兵匪。
所以王继恩平蜀，有功，也有罪。
陷名将马知节于死地
王继恩在川中，还有一大劣迹，挤对名将马知节。
马知节有父风，他的父亲马全义在太祖一朝作战勇猛，马知节更有全局观念。有一年，他知定远军（今属河北东光县），当时有议论，定远军储粮多有霉变，因此要调发河南十三个州的民夫转运粮饷，河北转运使樊知古负责此事。当二人商讨此事时，马知节提出：“定远军兵士不多，但粮食还不少，将腐烂变质的部分簸筛干净后，估计还能得到十之六七。”
樊知古接纳了他的意见，果然获得可食用的粮粟五十万斛，于是分发给各个要塞，省去了河南十三州的一场转运。
马知节执法也严。
当时有辖境庶民，多走入要塞，躲避契丹入寇。但他的部下有人偷盗妇女首饰，被军中护军也即指挥官发现，鞭笞一顿。马知节知道后，认为此刑过轻。他说：“民避外患而来，反罹内寇，此而可恕，何以肃下？”庶民躲避外患而来，不想到却遭遇内部盗匪！如果这个可以宽恕，那怎么让下属严肃军纪？当即命令执行军法，斩首。
在川中平叛时，王继恩很是傲慢、托大，喜欢要人逢迎他。但马知节不买账，不愿意讨好他。王继恩于是就有了故意陷害的举动。
他命令马知节去守彭州，只给他老弱兵卒三百人，原来属于马知节调遣的精兵都调回成都。马知节知道彭州是李顺党羽一定要攻取的要害之地，多次请求增兵，王继恩根本不听。结果变民来了十万人攻取彭州。马知节带着羸弱之兵与敌人奋力拼战，从早上一直到下午，士卒很多人都已经战死。马知节长叹道：“死在贼人之手，不是壮士啊！”于是“横槊溃围出”，挥舞着长槊冲破重围出来。直到第二天，才引来援兵，再次呐喊着冲入敌阵，敌人败退而去。
太宗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叹息道：“贼众我寡，知节不易当也！”敌人多而我兵少，马知节这仗打得不容易！
地方官与社稷臣
蜀地变乱基本平定后，小股乱民还在四处流窜。王继恩不能服众，如何“治蜀”，对太宗构成挑战。
参知政事苏易简曾经推荐张咏，认为他可以管理四川。
这时张咏已被太宗留意，准备大用。
到了淳化五年（994）九月，时任枢密院直学士、虞部郎中的张咏，受命知益州。益州，就是指川蜀全境，其治所在成都。临行前，太宗嘱咐他说：“西川乱后，民不聊生。卿往，当以便宜从事。”
要求他主要关注民生，这方面，可以自由裁量，随机决断。这是给他相当大的地方治理权限。
他来到地方，很快展现了不仅仅是“地方官”，而是“社稷臣”的军政治理洞察力。
他在路上看到从陕西发往四川的民夫运粮队伍络绎不绝，这正是峡路转运使要干的活儿。他也知道入蜀的道路有多么艰难。当他到达成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问粮草。他得到的数据是：城中屯兵三万余人，而粮草不足半个月支用。于是他开始访问民间，知道当地盐价腾贵，而蜀中士庶特别希望能得到廉价盐。恰好府中还有不少历年集聚的食盐，于是他做出一个决定：降低盐价，但士庶要用粮食作价兑换。
士民大为高兴，于是家家都肩挑人扛，牛拖车运，拿米来换盐。不到一个月，得到粮米数十万斛。军士也高兴，喜欢地说道：“以前吃的大米，大多杂有糠土，很难下咽；现在每一顿饭食都很精美。这个老家伙真是善于干国家大事的人！”张咏闻言，也高兴，说道：“从此以后，我的命令可以在益州执行啦！”
当时成都四邻还有很多变民的营垒，王继恩要求成都白天也要关闭城门，以防奸细进入。但城门关闭之后，内外交通也断绝，外面的物资很难自由进入，城里的物资也很难自由外出。成都，在这一个阶段，就相当于一座孤岛，吏民都感到不便利。
王继恩没有心思“讨贼”，只想乐和一天是一天。张咏虽然不受他调遣，但王继恩也不受张咏调遣，所以张咏一时拿他没有办法。思前想后，张咏采用了特殊斗法。
当时王继恩麾下人吃马嚼，每天都需要大量粮草，马匹需要量尤其大。于是，当他军中的司务长来讨要粮草时，张咏只给他人吃的粮食，马吃的粮草则一律折算成银两支付，至于黑豆杂粮干刍草，一粒一支也没有。王继恩发火，找他说：“国家打仗用的战马，难道能吃铜钱吗？”张咏道：“城中的草料场已经被贼寇焚烧而尽，马料就应该到民间去取。公现在闭城高会，马料从哪儿进出？如果开门讨贼，还愁马儿吃不到粮草吗？——我张咏已经将这个事写好了奏章，准备上奏朝廷了。”
王继恩一听，碰到了厉害家伙，不敢再多说话。
正好赶上另一位大宦官卫绍钦带着诏书来催促，要王继恩继续“讨贼”，平定巴蜀。王继恩这才开始分兵四出。
卫绍钦也是一个狠家伙，在扫荡变民中，辣手迭出，但对迅速平定李顺余党“功勋”不小。
且说王继恩，出兵之后，捉到三十多个“盗贼”，按律，请知州兴狱处理。但张咏与“盗贼”聊天后，要他们回家务农，全部无罪释放。
王继恩大怒。张咏回应他说：“以前，是李顺胁迫民众做贼，今日，我张咏与公一道，化贼为民，哪有什么不可以的啊？”王继恩听了倒也无话可说。
王继恩这位剑南、两川招安使，帐下的亲卒有了劫掠民财的兵匪行为，有人来向知州张咏投诉。张咏得知这些兵匪有人劫掠财富后夜半从城楼垂绳而逃。张咏就派出精明吏卒前往擒拿，并嘱咐吏卒说：“捉到这几个兵匪，就把他们捆了，扔井里，不要带回来。”他不愿意公开此事，与王继恩闹翻。吏卒将这件事情办了，王继恩感到没有丢失面子，所以也没有更多怨恨，而他帐下的亲卒，闻听此事，却吓得咋舌，从此不敢再干抢夺私有财产的勾当。
王继恩分兵“讨贼”之后，张咏计算城中“以盐易粮”，所有积蓄可以支用两年，就上奏请求罢免陕西粮草转运。
如此一来，陕西民力得到宽解。这是太宗非常在意的大事，对诸臣高兴地说：“过去益州每天都请求转发粮草！转发粮草！张咏到了没有几天，就有了两年的储备！这样看，此人什么事办不成？朕从此没有忧虑了！”
虎翼卒谋反
王继恩麾下也有一位宦官高品，名叫王文寿。所谓“高品”就是宦官中有高级职称的人物。此人性急，带着两千禁军中的一支“虎翼卒”到遂州“讨贼”时，督促部下甚为严厉，这就惹恼了“虎翼卒”中的士兵，指挥使张璘察觉到士卒怨气不小，于是有了“做大事”的谋划。当时“大蜀国”元帅张馀还有部众十万左右，势力不算小。张璘认为如果能与张馀合兵一处，灭王继恩，应该不算难，而后就可以占据成都，分兵取益州各个州郡。如此，把断剑门、扼守夔州，川中就别是一个独立邦国。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取这一票富贵，也不枉世上走了一遭。一天晚上，高品王文寿正在高卧，于是，张璘派遣了几位勇悍卒子，“排闼径入”，撞开门，直接进入，就在榻上取了这位高品的首级，送给张璘。当时天色昏黑，张璘还担心这是不是王文寿的脑袋，燃起火炬来辨认。然后说：“是也。”这才放心，于是放心投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