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馀此时在嘉州（今属四川乐山），而张璘在遂州（今属四川遂宁），两地相距约五百里。遂州在成都东南一偏，嘉州在成都西南一偏，二地与成都形成一个三角地带。张璘以王文寿头颅做投名状，率麾下五百人投靠张馀，试图借助变民势力再打回遂州，复取成都，慢慢逐鹿巴蜀。王继恩，在他眼里不算什么。
二人合兵后，史称“贼势甚盛”。消息报到朝廷，太宗大怒。下令将五百士卒的妻子儿女全抓起来，甚至动了“诛之”的念头。近臣有人出主意，把军营中这些士卒写往家中的书信全都找出来，让家属写回信给他们，然后派遣使者前往嘉州招抚。士卒们知道家眷平安，一定会重新归附朝廷，并可因此而破贼。于是，照此做去。果然，嘉州士卒中有了动摇，不久，就有骁悍的勇士砍了张璘的脑袋，装在盒子里，送给了王继恩。
王继恩就让这批曾经走过嘉州的“虎翼卒”为向导，从遂宁向嘉州挺进。一路流畅，所过州郡全部平定，前后招降变民近三万人。
其他州郡也在一个个平定中。
在眉州，还擒杀了“大蜀国”的“中书令”吴蕴。
王继恩部下的大将杨琼、宿翰等人，攻城拔寨，战功越来越高。但没有多少人瞧得上西南招安总司令王继恩。他统御军队没有更多方略，因此，下属往往“恃功暴横”，仗恃着有功而暴戾强横。
张咏担心有一天大军还师，万一有士卒弄“阴谋拥戴”那种意外之变，风景不免恐怖。于是给太宗上了一封密奏，请朝廷尽快派心腹近臣“可以弹压王师”的人物，来川中分别屯扎师旅。
张咏的优秀往往体现在这些地方。他思考问题不仅仅是“知益州”职责范围，而是帝国职责范围。他总是在替帝国思考问题。
诏按其罪与封驳诏书
淳化四年（993）九月，王小波已经起事，张咏与向敏中已经被朝廷重用。张咏进为给事中，是秦汉时的职官，历代沿续，但功能略有变化，要旨是“封驳”。五代宋以来，不仅有“给事宫禁，以备顾问”的意思，更隶属于门下省，也即宰辅管理部门，其责任是分判本省日常事务，对国家政令、所谓“圣旨”有审议封驳的权力，也即皇帝颁下诏敕，大臣上有奏章，给事中如果不同意，有异议，可直接批改或驳还。这是帝制时代职官设计中的圣贤思路，但具体执行中往往因人而异。人，因制度而异；制度，亦因人而异；这是历史经验。太宗要张咏做给事中，所有诏令、敕令，都要他与向敏中预先审定，而后颁行。
当月，就有一事要张咏审定。
雍熙北伐失利之后，太宗任命了一批元老做节度使，其中之一是宿将张永德。他在代州做都部署，也即北边前线总司令。这时，有个小校官犯法，张永德鞭笞他，最后导致小校死亡。太宗知道后，“诏按其罪”，下诏，按律法给张永德定罪。但这份诏书到了张咏这里被按下，理由是：“永德方任边寄，若以一小校故摧辱主帅，臣恐下有轻上之心。”他担心的是因此会养成士卒更为骄悍的习气。五代以来，不是士卒怕藩镇，而是藩镇怕士卒。谁也无法预知哪里会冒出一个不怕死的士卒，为了一票富贵，铤而走险，杀死主帅，或是拥戴主帅。张咏担心的是这个方向。五代乱世，藩镇割据，种种野蛮风景，长久地让关心帝国前途的人忧心忡忡。太宗总结太祖防患未然的智慧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这里说的“事”，主要就是藩镇割据之“事”；这里说的“防”，也主要就是裁制藩镇割据之“防”。大宋帝国三百年，历代帝王都懂这个，成为“赵宋祖宗家法”。而历代“社稷臣”也懂这个，成为“曲突徙薪”的大智者。
从现代法理学考察，太宗“诏按其罪”是符合法制严肃性的；而张咏的意见施行，虽然破坏了法制的严肃性，却赢得了代州边境的平安，也很可能消弭了难言的不测。有意味的是，太宗接纳了他意见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士卒胁迫军侯的事件。这证明张咏的预见是准确的。
如何令军侯守法，又不至于士卒骄悍，这是一种军政紧张。处理这类事，并不容易。各类死守法条，不通权变，而又振振有词的“小清新”思维模式、行为模式，并不适合于责任伦理背景下的军政管理——既不适合古典军政，也不适合现代军政。
空白任免诏书
张咏省略陕西粮草转运，是为帝国减轻国力负担；预防意外之变，是为帝国防患未然。他少时经历过后晋、后汉、后周，对藩镇割据有感觉，读史，更让他懂得藩镇之所以割据的起因。陈桥兵变事后，他更懂得“权反在下，阴谋拥戴”的种种可能性。不久前，一个职官不大的指挥使张璘，还有逐鹿巴蜀的念头，那些手握重兵的大将军们又当如何？且，巴蜀史上就是一个“天府之国”，一旦割据，剑门、夔州，天险所在，地利所在，进可攻，退可守，比昔日南唐、吴越、北汉更有独立资质。张咏在替帝国谋划长治久安，所谓“社稷臣”，与寻常“循吏”“能吏”的区别在此。
太宗赞同张咏意见。于是命枢密直学士张鉴、西京作坊副使冯守规一道，前往川中。临行前，召二人到后苑，面授方略，大意要他们安排军队调动，不要让骄兵悍将擅自做主。
张鉴知道此行是个苦差，就对太宗说：“益州刚刚收复，军旅之中往往不和。如果忽然听说朝廷使者到了，又替换他们的部队，臣担心他们会有猜疑恐惧。那样将变生不测。请给我们‘安抚’的名义。”
太宗答应了他，甚至还给他们一个特权：可以随时调遣将领，重新任命。
为此，太宗给了他们空白任免诏书，让他们可以根据实际局势，填写被任免人姓名，随机颁布。
张鉴等人到成都后，王继恩不以为意，还是一如既往的傲慢。他以为朝廷不一定知道他在川中的肆意放纵。他当初拥立太宗，自以为有泼天大功一件，一般人不放在眼里；但他忘记一个人情事实：这个世界，不存在任何值得傲慢的理由，除非面对傲慢。当他傲慢时，他已经被人所轻鄙。
张鉴不动声色，与张咏一道，研究填写空白诏书的任免者名单，根本不向王继恩打招呼。二张一时间成为川中军政主要负责人，所有戍守、作战的派出将军名单，都出自二人之手。而王继恩麾下的使臣，也大多被遣返回京。同时还以太宗诏书的名义，督促王继恩继续“讨贼”。
王继恩这才知道大权已经旁落。
二张更从容施行安抚政策，招诱变民，安定反侧，防患未然，蜀民燥火之气渐消，脑袋可以安稳地靠在枕头上，睡个踏实觉了，史称“蜀民始奠枕矣”。“奠枕”者，安枕也。君王“奠枕”，是忠臣愿景；而庶民“奠枕”，是君王、宰臣的共同愿景。
朝廷做法开始越来越得人心。
大将宿翰从眉州引军向嘉州而来，未战，“大蜀国”嘉州知州王文操献城投降。宿翰入城，晓谕士庶。张馀出城，投奔邛州。
但在邛州，张馀势力已成强弩之末，一战，败北。张馀无所归附，辗转于邛州、嘉州之间，至道元年（995）二月，宿翰擒获张馀，将其正法，首级放入木盒中，送到成都大本营。史称“余党悉平”——但这话并不准确，直到半年多以后，还有变民藏匿山谷之中，据险顽抗，并四处剽掠。
这时已经是至道二年（996）的十一月。太宗令峰州团练使上官正、右谏议大夫雷有终，并为西川招安使，替代王继恩，要王继恩回汴梁。
平定川中，张咏功绩为最高。他主张派遣能臣入川，预防可能的兵变，更属于“拔本塞源”“防微杜渐”“未雨绸缪”“曲突徙薪”“防患于未然”的智者意见。这个意见很可能省略了一场“陈桥兵变”。
乖崖之名，聊以表德
如张齐贤一样，张咏也是一个很有故实的人物。看看他的故实，有助于理解大宋廊庙与江湖的种种生态。
张咏自号“乖崖”，为何起这么个名号？他自己说：“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乖”与“和”为反义，意思就是“不和”，所以有“乖离”“乖戾”之语词。“崖”，本指山崖、悬崖，引申为“傲慢而孤高”之义，汉语语词是“崖岸”。说一个人与他人交往，自以为正确，他人不正确，界限分明，标识高悬，可称“崖岸甚深”。张咏以此为号，就是看到这两种不正常的人性弱点，用以自警。但还不止于此。他甚至还有一种“我就乖！我就崖！”的意思在内。这也是古来富有独立品格的士人自我标榜或自我嘲讽的一种模式，如唐代僧人陈宝通自号“大颠和尚”，明末画家朱耷号“驴屋驴”等。
不过他性情中也确有“乖”“崖”的一面。
他本来就是急性子，脑袋后面还生了个大疮，病重时，常常疼痛难忍，一吃饭，更疼痛加剧。这个病也让他有了“性情乖张”“自立崖岸”的一面。
他知益州时，盛暑吃馄饨，头顶发髻，发髻有发巾，发巾有一带子，从头顶到耳边到下颔处打结系住。打结后，带子两端往往垂下。吃馄饨俯就间，这带子就总是掉到碗里捣乱。张咏不断地用一只手往外捞这带子，烦透了。于是大怒，将发巾一把抓下，直接摁到馄饨碗里，一面说：“但请吃！”
他因为有脑后大疮，自己不愿意跪拜，也不愿意别人给他跪拜。每次有宾客来，典客也即司仪都要预先告诫，不要跪拜。但宾客中有人过于重视这个礼节，以为不可省略。张咏遇到这种情况，要不就跟着对方连拜不已，要不就粗野地劈着两腿大骂不止。
知崇阳县时，他看到农民有到城里买菜的，就将人召来训斥道：“城里居住的人，没有地种菜，买菜倒也罢了；你这个村民都有自己的土田，为何不自己种菜而要费钱来买菜？嗯？”于是上“笞刑”，用竹板子拍打了人一顿后背，放了。这农民也是，从此以后自己种菜吃。据说直到沈括写《梦溪笔谈》时代，当地还把菜园子种的芦菔也即萝卜称为“张知县菜”。
但张咏在“乖崖”之外，也有格外动人的通情达理。
秋光却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兴浓
他在知益州时，在成都府开府办公，按规定，各级地方官都要“庭参”，也即按礼拜见知州。拜见时，自己要宣唱自家官名姓名。即使是带着京官身份，但只要在州府差遣，就要“庭参”。有一个书生，是京中官署的干事，在成都府任录事参军，负有监督和官员档案管理的职责。他就不“庭参”，有司就责备他，他坚决说不。张咏知道后，也发火，叫人传话给他：“唯致仕，乃可免。”这是规定，除非你提前退休，可以免掉“庭参”，否则不能免。书生当即写了辞职报告，请求“致仕”，退休。报告后面还赋诗一首，末两句是：“秋光却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兴浓。”这个秋天不咋地，秋味淡淡的，像官场人情一般又寡又薄；满眼的山色也淡淡的，远远不如我回家的兴味浓厚。张咏也是有诗情的才子，一见之下，大为称赏，自己走下台阶来拉着这位倔强书生的手说：“部内有诗人如此而不知，咏之罪也！”咱这系统内有这么棒的诗人，而竟没有人知道，这是我张咏的过错啊！说罢，将辞职报告还给他，从此待他为上客。
还有一事。说张咏公事处理完毕后，退下，看到有个小吏在堂边昏睡，不禁心下一动，就叫醒他问：“你们家里有什么事了吗？”小吏很惶恐，答道：“我母亲病了很久了，我哥哥在外地做客不知，很久没有回来。”张咏派人去调查，小吏所言属实。第二天就派一个场务工人给他，帮他料理家务。张咏对人解释说：“我办公的地方，有人敢睡觉，一定是有隐情，忧闷，困极了才这样的。”
此事证明张咏对人情人心不乏感同身受的洞察力和同情心。
张咏是今属山东的濮州鄄城人，太平兴国五年（980），在濮州被举为进士，当时州郡议论应该首推张咏，但张咏知道本郡有老儒名张覃，始终未能中举，就向州郡举荐了张覃，认为他应该首推。这是张咏能“让老”，年轻时，就有“温良恭俭让”的儒家修养。
但他放出辣手来，也不含糊。这方面，他做得太过，有失正道。
辣手张咏
张咏年轻时学过击剑，为人慷慨，好出大言，乐为奇节。
有一年他到长安，在旅馆里，听到邻居一家夜半聚在一起哭泣，声音很悲酸，就去问怎么回事。主人忍不住告诉他：“我做官不自谨慎，常私用官钱。结果被家仆所挟持，想娶我家女儿。拒绝他吧，我们害怕惹祸上身；服从他吧，则女儿就要失身。日期就在近期，所以全家很悲哀，不知该怎么办。”张咏第二天到门边上等着，看到这个仆人出来，就对他说：“我跟你家主人说了，要借你到一亲旧家做点事。”仆人不很情愿，张咏用一种办法强迫他上路。到了城外一个悬崖边，下马，张咏数落他一番罪过，仆人还来不及答对，张咏挥剑将其砍落崖下。回来后，告诉邻居说：“你家那个仆人不会再来了，赶紧回家吧你们。以后要谨慎做事啊！”
这事与柳开在驿站中杀恶仆的事类似。
有可能是一件事分别安在俩人头上，也有可能当时恶仆较多，各有各的段子。此事考查起来，恶仆实恶，用这类黑色手段处理，虽然于法不合，但好歹也算是“原始正义”一把，故对张咏可以不必过多指责；但后面几件事，则透露了张咏“草菅人命”的一面，实难为他回护。
他知益州时，成都忽然有了民间流言，说有个东西叫“白头翁”，是兽是鸟，是人是怪，全不知；知道的是这个东西到了午后，就要吃人家的儿女。流言一起，州郡不安，甚至到了晚上，街上都没人敢再走路。有人主张请道士方士之类来作法“压胜”。但张咏不同意。他设法捉住了这个流言的制造者，当即将其正法，一城皆安。他对人说：“之所以有‘妖讹’兴起，是因为有灾害不祥之气作怪。妖有形，讹有声，流言就是讹言。终止讹言的办法，在于能够识别、判断它，而不在于所谓‘压胜’之类巫术。”
但这个“讹言”制造者，按法当诛吗？
史称张咏“刚方自任”，以严正、刚猛自诩自任。治理僚属往往威断。
他在做崇阳县令时，有一个小吏从仓库出来，鬓角边的头巾下有一个小钱露出。问他这钱哪儿来的。小吏瞒不过，告诉他是“库钱”。张咏命令给以杖刑。小吏倔强，回复道：“一钱何足道，即能杖我，宁能斩我耶？”张咏当即拿出笔来，写了一个判词：“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于是就给了这个小吏一个立即执行的死刑，而且是自己拿着剑，在台阶下将小吏杀掉。完事后，上表申述，自己作检讨。
知益州时，又有一小吏，因为某事触怒了他，一怒之下，他给这位小吏戴上了枷锁。小吏心不服，又发牢骚，顶撞这位“益州”的“省长”说：“哼，给我上枷容易，拿下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你不拿我的脑袋，我还就不脱这个枷锁了！”张咏对他的“悖逆”很恼火，当即说一句：“脱亦何难！”脱掉这个枷锁，又有什么难处！当即将他戴枷斩首，枷锁拿下来了。
凭好恶喜怒发落部下，且杀人，实属大恶。两个小吏都罪不当死。
他最令人发指的辣手，是一桩灭门案。
他还没有“释褐”时，曾经在汤阴一带游历。县令喜欢他，赠给他一束帛，一万钱。他就让驴子驮着，带着一个小僮回山东老家。有人跟他说：“从这里往北，有丘陵湖泽，人烟稀少，可以等有了同行的伴侣再走不迟。”张咏说：“天气凉了，家中有老亲，还没有给他们准备过冬的衣服，哪里敢再停留！”于是临时打制了一柄利剑上路了。
行走约三十里，天色已晚，在一个孤零零的小店投宿。店中只有一个老翁和俩儿子，看到他来，露出很高兴的样子。张咏生疑，后来就听到仨人悄声密语：“今夜有好买卖啦！”张咏当即心动，陡然而生一股恶念。于是睡觉前打了一捆柳枝有一抱粗，放在房间内。小店老翁来问：“弄这么个作甚？”张咏答：“明天天没有亮就要走，用它来举火照明。”张咏的意思是：你们这帮恶人，要动手，就早一点，别让我睡过头了！果然，午夜才过，老翁就让他的大儿子来叫：“鸡都叫了，秀才可以走啦！”张咏听到，装睡，不答腔。这大儿子就来推门。张咏预先用房间内家具顶住了左边那扇门，大儿子就推右边这扇。张咏先顶着右扇门，然后一松手，退立一旁，大儿子即踉跄而入。张咏抓着他的头发，将其刺死。随后将尸体拽进屋里。一会儿，小儿子又来，像刚才一样，也被张咏杀掉。等到他提着剑去找老翁，发现老翁正在烧火做饭挠痒痒。当下就将其斩杀。
然后，叫上小僮，牵驴，出门，纵火，北去。
走出二十里路，天才开始亮起来。渐渐有后来者说起：“前边有一个小店失火，全家都被烧死了。”
此事实难评说。但能下得如此辣手，也是朗朗乾坤下的一个忍人。
后来张咏也知道自己有这个恶习，于是对人说：“张咏幸生明时，读典坟以自律，不尔，则为何人邪？”我张咏幸亏出生在大宋这个文明时代，可以读圣贤经典，用以自律；如果不是这样，我要是生活在五代那样的乱世，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从这话可以看到，他对大宋有一种由衷的敬意、温情。所以他也曾对友人讲：“事君者廉不言贫，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为君王服务，廉节而不能说自己贫穷；勤敏而不能说自己劳苦；忠诚而不能说自己效力；公正而不能说自己能干；做到这样，就可以为君王社稷服务了。
这话说得不错，但他诛杀讹言制造者和倔强的小吏，将野店一家灭门，不能算“公”。
超脱于仁愚、贤不肖之上的智者
张咏治蜀有办法。治蜀，就离不了审案。审案，他有一句名言：询君子得君子，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党询之，则无不审矣。
要想了解君子的作为，就找他周围的君子来调查；要想知道小人的作为，就找他周围的小人来调查。各就其友朋党羽来调查，没有弄不清楚的案件。
他审理的案件中，有一个特别富有“春秋决狱”的性质。
说有一个民家子与姐夫有家财分配的纠纷。姐夫辩解说：“我岳父临终时，我这小舅子才三岁，所以由我来掌管岳父家的财产。岳父还留有遗书，说他日小舅子长大，要以十分之三给他，而我留十分之七。”
张咏看罢遗书后，长叹不已，还找来一壶酒向地上浇酹，然后对他说：“你岳父真是一个智者啊！因为他的儿子太小，只有三岁，所以不得不托付给你。如果遗书中说十分之七不是给你，而是给儿子，这个儿子会早早死在你手里啦！”
于是判决：十分之七给民家子，十分之三给这位姐夫。
士庶闻听如此判案，都服气张咏判断明白。
理解这个故实，须勘透人性之“恶”；尤须勘透人性之“善”。按“春秋决狱”考量本案，岳丈有遗书，即为立约，修辞立其诚，各方当守信不移；但财产本来是岳丈家的，理应传子，即使按今天的法理考量，儿子也应该是第一继承人，故儿子应该至少得十分之七；女婿当初接受这个本末倒置的遗书，就是人性之贪，也违背了法理逻辑。本案张咏如此判决，事实上是回归了事件本身的逻辑。在善恶之外，张咏明智。
此类事，古今一体，大宋距今不远。
张咏，是那种超脱于仁愚、贤不肖之上的智者类型。宋人张舜民撰写的笔记小说《画墁录》说：“张乖崖浴为猿。”张咏洗澡的时候现原形，是一只猿。这故实说他原来是猴子变的。此说背后也含有世人对他不乏机智这一特点的调侃。
治蜀时，兵火之余，人情不安，各种“反侧”不断。宋师有不少人投降了“大蜀国”，投敌是死，造反也是死，难保没有人动这脑筋。这是特别容易出现“阴谋拥戴”的多事之秋。
有一天阅兵，军队刚刚出城，张咏从军队东北方向骑马走过。军人们忽然冲着他高喊“万岁”。张咏毫不犹豫，当即跳下马来，也冲着东北方向，三呼“万岁”。完事后，上马，揽辔继续缓缓而行。众人也不敢喧哗。这事就过去了。如果他问：“你们喊谁‘万岁’呢？”这事就大了。如果他逮捕带头喊“万岁”的，后面会有很多事说不清。任何一种处理方法都不如他这种“假痴不癫”，这一招几乎就是《三十六计》中“浑水摸鱼”“金蝉脱壳”“李代桃僵”“隔岸观火”“暗度陈仓”“釜底抽薪”“反客为主”“偷梁换柱”“无中生有”“声东击西”，最后“瞒天过海”的天才杂糅。
大宋名相寇准跟张咏是一生的朋友，寇准也曾遭遇过类似经历，他处理得就远不如张咏漂亮。说寇准跟一个朝官张逊有矛盾。有一次寇准与宰辅温仲舒一块在街上骑马走路，路上遇到一狂人，迎着马儿高呼“万岁”。寇准没有反应。不久张逊就指使一个叫王宾的朝官参了寇准一本，无非是说有人喊他“万岁”，定是寇准唆使，乃是有叛逆之心之类。寇准感到这个事太大，赶紧引温仲舒来做证，意思是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事，事发偶然等等。解释得要多笨有多笨。说来说去，张逊也参与进来，与寇准在堂上有了口角，互相指斥短处，形同街头吵架，全没有了那种持重得体的尊严。太宗大怒，将二人同时贬黜。
不仅寇准处理不当，事情过去多少年后，张咏的孙婿赵济，说给名相韩琦听时，韩琦也感叹：“当是时某亦不敢措置！”就是我韩琦赶上那个时候那个事，也不敢这么处理！韩琦乃是仁宗时有担当、断大事，最负盛名的“社稷臣”，连他也自认这事难于措置。
张咏治蜀，从大处着眼。何为大？在张咏那里，是“文治”。这就再一次与帝国力图恢复道义天下的努力不谋而合。
从太祖时代开始，大宋就有四大主题，也是四大难题：契丹问题、藩镇问题，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民生问题、道义问题。太祖太宗瞩目于此，致力于此。张咏知道自从汉代文翁开始，治蜀就开始兴办教育。于是，他也在此下了功夫。他看到蜀人虽然愿意读书、向学，但不乐于科举、出仕。他认为这事需要一种激励机制，于是考察下来，发现几个为乡里称赏的读书人，就勉励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后来这几个人都登科，做了地方官。蜀民从此知道自我努力。这就为帝国输送文职人才，源源不断地提供了为圣贤理念所熏陶的读书种子。
这是继文翁之后，又一次为蜀地文明展开做出的官方推演。
秦李冰、汉文翁、蜀孔明、宋张咏，都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巴蜀文化英雄”。
李顺死生之谜
李顺守成都，城破，很有可能没有死，跑出城去了。
《宋史》《续资治通鉴》都记录说：淳化五年五月，西川行营破贼十万众，斩首三万级，收复成都，获贼李顺。……丙子，将李顺同党八人，在凤翔处死。
但这么大的一场民变，擒获其党酋，押送到凤翔，而不押送到京师正法，这个可能吗？城破之际，确实抓获李顺了吗？如果没有抓获李顺，他是如何逃脱的？谁在广州抓获了他？李顺的最终结局是什么？
宋人王明清《挥麈后录》、沈存中《梦溪笔谈》、陆游《老学庵笔记》，以及传为明人杨慎所著《全蜀艺文志》等记载李顺逃脱事，很详细。综合诸书，可以约略复原几个细节。
第一个细节：时人怀疑李顺未死。
平定李顺之变后，当月，就有一个官员名叫张舜卿，他奏事说：“臣闻顺已遁去，诸将所获非也。”臣听说李顺已经逃跑，诸将所谓抓获并正法的那个人不是李顺。太宗闻言道：“平贼才数日，汝何从知之？徒欲害人功尔！”平定蜀贼这才几天啊，你是从哪里知道的？你只不过想害人立功罢了！
太宗不信，或故意不信这个传闻。他甚至想当场将造谣惑众的张舜卿推出去斩了，但是看在他父亲曾经做过节度使，有功于宋的分儿上，没有动真格的。
这事证明，李顺是否被抓获被正法，时人是有议论的。
第二个细节：李顺可能“失踪”。
“失踪”，可以有多种猜测，其中之一是：死于乱兵。那个曾经被太宗让人扇了几千个耳光子的刘锡，在平蜀战争中，以工部侍郎身份做西川随军转运使。他应该是亲临成都的官员。事后，他曾经写过一篇《至道圣德颂》，歌颂太宗和太宗时代。内中说到宋师平蜀，有言：“李顺力屈势穷，藏于群寇，乱兵所害，横尸莫知，既免载于槛车，亦幸逃于袅首。”说李顺战斗到最后，支撑不住，藏在变民中，被乱兵所害，到处都是尸体已经无法辨认谁是李顺。这样，他既免予被抓获后囚车押送，也避免了最后被砍头的结局。
如果这个记录是可能的，那么被王继恩在凤翔正法的那八个人里，就不应该有李顺。
第三个细节：李顺乔装僧人出城。
说李顺在城破之前，忽然召集城中数千僧人施舍斋饭，说是祈福。而后又剃度童子数千人为僧，都在府中削发，穿僧衣。午后让这些僧人从东西两个城门全部走出。李顺也不知哪里去了，很有可能也剃了头发逃遁。
第四个细节：抓获者，不是李顺。
说王师入城后，听说李顺是一大胡子，就抓了一个大胡子，状貌很像，于是被杀，但很可能不是李顺。张舜卿所奏事，有根据。
第五个细节：真李顺在南方被抓。
说真宗天禧年间，一说景祐年间，在岭南或广州被抓。这时人们才意识到，当初张舜卿所奏事，是真的，不是造谣。于是有人主张典明正身，在闹市正法，名臣吕夷简认为不可，就在狱中杀死。
当时抓获李顺真身的是原漳泉节度使陈洪进的儿子陈琏。陈琏时任广州巡检使。据说那时李顺已经七十余岁，推验明白，此人就是李顺。又用槛车送到京师，覆按明白，确是李顺。但朝廷认为平蜀将士功赏已经颁行，这时如果说过去正法的是假李顺，会有很多人不自在。于是就直接秘密斩杀李顺，再赏陈琏。
据说陈琏家有《李顺案款》文件，叙说本末很详细。
按《李顺案款》说法：李顺本来是蜀江王小波之妻弟，当王小波反于蜀中时，不能有效统御徒众，于是众人推举李顺为主。李顺召集乡里富人大姓人家，命令他们申报财产，然后根据家中人口，留下足用之外，一切都调发给大军和贫民。起事后，又能录用才能，存恤良善，号令严明，有秋毫无犯的军纪。当时川中大饥，十天之间，归附李顺的贫民有数万人。所到州县，都开门迎纳。传檄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完整的城垒，全被攻破。到他失败时，人们常常怀念他，所以李顺得以顺利逃走。直到三十多年后，才被俘就刑。
民变领袖，往往有“不死”的传闻。
黄巢，这位唐末民变领袖，据说直到后梁后唐时，还有人在洛阳看到过他。还有人说黄巢留下一首传颂甚广的诗：“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问，独倚危栏看落晖。”天津桥，乃是洛阳著名的一座桥梁。
五代时，有一“巨寇”明马儿，后周时不知所去。汴梁有封禅寺，陈桥兵变时，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曾在此处藏身，得到一个主僧的照顾。说太祖践祚后，对这个主僧给予优厚待遇。主僧八十多岁时，临终对弟子们说：“吾即泽州明马儿也。”
明末李自成，也有脱身为僧的传说。
这类故实，或真或假，但就人间的黑色智慧而言，我宁肯相信它们都是真实的。大盗之狡黠，容或有常人不及处。
无论这些大盗在起事后，有多少劣迹——根据对人性的考察，他们是一定会有劣迹的，但他们最重要的功绩在于：用一种暴烈手段，向执政者的欺凌与不公说不。传统圣贤有言：“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安抚我们，就是我们的领袖；虐待我们，就是我们的寇仇。这是天地不易之理。
当着两川“博买务”在“榷茶”时剥夺了茶农生存的权利，茶农们是有理由要一个说法的。
宋太宗下《罪己诏》
淳化五年，公元994年，“李顺之变”后，大宋王朝给出了两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宋太宗下《罪己诏》。
意味深长的是，这个《罪己诏》颁发在张咏知益州之前。
《罪己诏》由翰林学士钱若水起草，太宗看后，亲自改动，内容多为引咎自责，语气深切。很多材料保留了这份《罪己诏》。文字大略为：朕委任非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筦榷之吏，惟用刻削为功，挠我蒸民，起为狂寇。念兹失德，是务责躬。改而更张，永鉴前弊，而今而后，庶或警予！
朕任命巴蜀的地方官不合格，是因为自己看人不明，结果导致本来应该是“亲民”的官吏，反而不能行惠政、施和气；而那些税务官员们，只知道刻薄侵削百姓，以此作为政绩，结果是损害了百姓利益，让庶民成为叛逆。想想这种“失德”，原因都在朕一个人身上。我要改过，重新做起，并永远记着这个沉痛的前车之鉴！而今而后，希望能以此自我警戒！
文中最大的亮色有两个：一个说巴蜀民变，原因是地方官的作恶；而地方官的作恶，是由于我赵炅用人不明；另一个说我赵炅“失德”，但我会改，并以此为深刻教训。
这类《罪己诏》，是帝国秩序与圣贤教诲的双重产物。它对认识大宋政治秩序以及帝国治理的文明运作，不失为一个经典案例。无论帝国还是酋长国，共和国还是民主国，都会犯错误，但犯错误肯认罪、认错，这个罪错就可以得到天道人心的原谅；如果不能认罪认错，那就恒定的是一种罪恶或错误。圣贤有言：“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又言：“知耻近乎勇。”又言：“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张咏记住了太宗的《罪己诏》，在治蜀时，成就卓著。
也可以把这份《罪己诏》看作是王小波、李顺用自己的方式，逼迫大宋帝国做出的“说法”。
改良“榷茶”制度
第二个说法，大宋帝国开始改良“榷茶”制度。
当时，名臣陈恕负责三司工作，这是帝国最重要的经济管理部门。国家盐铁税收，主要由三司负责。这个工作也有内在的紧张，合理又合情，个中自有平衡之道，做好这个平衡，就是称职，否则就是不称职。陈恕称职。太宗曾表彰他，亲自在殿中柱子上题写“真盐铁陈恕”五个大字。
两川因“榷茶”而有民变之后，陈恕开始着手处理茶法。
他不是坐在“计省”也即三司办公室闭门设计，而是采用了非常现代的做法，搞“听证会”。他召来茶商数十人，让他们各自陈说茶法的利弊所在，一条条说，他一条条记。然后商讨一个合理的“茶法”。根据茶商的意见，整理为“上中下三等办法”。他详细推演了“三等”的规则，最后，他对三司僚属说：“吾观下等固灭裂无取，上等取利太深，此可行于商贾，不可行于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济，吾裁损之，可以经久。”
我看这上中下三等办法，“下等”实在无利可言，朝廷一旦实行，等于瞎忙；“上等”办法则取利太多，这样的赚钱，商人可以干，但朝廷不能干；只有“中等”之法，可以做到公私兼顾，我再做一做裁损，让它更趋于合理，这样也许可以长久推行。
于是，开始推行新的茶法，史称“货财流通”。
新的茶法对于巴蜀茶民当是一个利好消息。但也可以把“新茶法”看作是王小波、李顺用暴烈的方法逼迫大宋帝国做出的“自我更化”也即“改良”。
大宋的优秀在于：认错；讲理。
玖 太宗之死
太宗赵炅，在大唐帝制继承制度紊乱之后，在经历了五代乱世之后，与寇准协议定立太子，为大宋第三代帝王的顺利交接做出了基础性安排，最后在大臣吕端的决断之下，保证了这个安排的顺利施行。于是，大宋没有乱，没有回到乱唐，更没有回到五代。
向契丹“请和”
契丹问题，让太宗与臣辅头痛。大宋满朝精英已经知道：契丹，也即大辽，是一个有力量的存在。它的力量不比大宋弱。“岐沟关之战”后，大宋停止了对契丹的战略进攻。公元989年，端拱二年以后，大宋更没有主动向契丹发起过攻击。契丹也渐渐有了收敛。淳化年间五个年头没有大的战事。想起太祖时代与契丹的和约，太宗认为，如果可能，就与契丹再次签订和约，而后，修德，未来的事，交给神。
于是，淳化五年九月，大宋开始主动请和。史上明白记录：帝再遣使如辽约和，弗许。
太宗再一次派遣使者到契丹去请求恢复太祖时的和约，契丹不答应。
太宗当初“惟有战耳”“径指西楼之地，尽焚老上之庭”，这样的狠话放出，已经成为契丹的“民族创伤”，契丹不能忘。“乘胜取幽蓟”也是一句狠话，在占领敌方土地的战事中，“克”是指费力拿下；“取”是指不费力拿下。传统“春秋笔法”有此一说。欧阳修做《新五代史》就特别注意此类“笔法”。当大宋放出话来，要“取”幽蓟，几乎等于是对契丹的一场羞辱。所以，终太宗一世，契丹没有原谅他。
南宋史论家吕中有一段话，说大宋与契丹的和战，颇有见地：和非中国得已之计也。然和出于彼则和可坚，和出于我则和易败。太祖当南征北伐之始，而契丹复与太原相援，以汉高帝处此，必有平城之忧；唐太宗处此，必有借助之举。惟太祖专任边将，来则拒之，去则御之。且未尝遣一骑以出境，亦未尝命一使以通和，必待其边臣贻书而后命边臣以答之，必待其来聘有礼而后遣通和之使以报之，其得中国之体矣。景德之和所以久而宣和之和所以败者，以景德之和在彼，而宣和之和在我也。
与契丹和好，是中原不得已的办法。但即使如此，如果和好的要求出于契丹方面，则和约可以巩固；出于我这一方，则和约难成而败。太祖时，正当南征北战之际，而契丹与河东的北汉互相有军事同盟，即使以汉高帝面对这样的政治环境，也会有被匈奴在平城包围的忧虑；唐太宗处此，也会有不得不借助突厥的举动。只有太祖专任边将，契丹来，就抗拒之；契丹走，就防御之。而且不派遣一个骑兵出境骚扰契丹，也不派遣一个使臣与契丹通和。一直到契丹的边臣有了向大宋求和的书信，而后命令边臣回答他们；必要等待契丹来使行聘礼，而后派遣使者到契丹去回报。这种做法，很得中原大国之体。真宗景德年间的和约之所以长久，而徽宗宣和年间的和约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景德之和，是契丹提出来的；而宣和之和，是大宋提出来的。
太祖时，契丹涿州的刺史耶律琮曾经致书大宋雄州知州孙全兴，认为二国可以不必打仗，长久为邻国。孙全兴请示太祖，太祖命孙全兴给耶律琮写信，认为可以。于是，与契丹有了“修好”的来往。太祖一朝，除了石岭关一战，何继筠打退契丹来援一战外，和约之后，没有战事。
契丹来“求和”事在大宋开宝七年（974）十一月。但《续资治通鉴》又记录说，早在此前半年，也即开宝七年三月，太祖曾经“遣使如辽，辽使涿州刺史耶律昌珠加侍中来聘，议和”。这样，似乎是大宋首先与契丹议和，而不是契丹首先与大宋议和。
此事不确。因为如果这一条记录是真实的，那么十一月间耶律琮与孙全兴的书信来往就没有了着落，而且以此为契机，后面的一系列展开，也都没有了着落。所以，宋人吕中的议论有根据，而“太祖于开宝七年三月‘遣使如辽’”说，是一种传闻异词，不足凭信。
御戎三策
且说太宗，见契丹没有和意，就再一次动了战争的念头，“于是募人泛海，赂女真及乌实等部叛之，二部不从”，招募精干人士，从海上到契丹后方，贿赂女真部落及乌实部落，让他们背叛契丹。但是这两个部落也不听从。
此前三年，女真一直在与中原通好，甚至向大宋“朝贡”。他们朝贡的路线是跨越渤海到泥姑口（今属天津塘沽）以南，或跨越黄海到山东登州上岸。但契丹对此很不爽，于是在距离海岸四百里处下寨，增设军事堡垒三处，每一处有三千兵守卫，隔绝女真与中原的联系。于是女真再次艰难渡海，与大宋研究军事同盟，至少先把契丹三处堡垒铲除，女真愿意集合全国三十首领来做这一场战事。如果大宋确定日期，女真将首先集合兵众在北部等待。
这是一个机会，但大宋经历了“岐沟关之战”，已经没有必胜信念。史称“帝但降诏抚谕，不为出师”，太宗只降下诏书，安慰女真一番，不同意出师。从此以后，女真只好死心塌地归附了契丹。
此时，再去约会契丹起兵，为时已晚。
就在淳化五年（994）五月，在大宋向契丹请和四个月前，高丽也曾无法忍受契丹的欺凌，试图与大宋恢复和好，要求大宋出师，与高丽夹击契丹，太宗也没有允许。从此以后，高丽也死心塌地归附了契丹。
契丹已经没有了后顾之忧，几乎可以全力对付大宋，而大宋还要对付西夏，此际，川蜀也乱起来。
在如此严峻的战争环境下，太宗一朝，赵普、宋琪、张洎、田锡、李昉、薛居正、王禹偁、张齐贤等大臣无人认为可以“取幽蓟”，更不做“犁庭扫穴”之想。以张洎的说法为代表，御戎之道有三策：下策是：“练兵选将，长驱深入，拥戈@而肆战，决胜负于一时”，训练士卒，拣选将帅，长驱直入，带上各种武器快意一战，与契丹决胜负于一场战事。
中策是：“偃革櫜弓，卑辞厚礼，降王姬而通其好，输国货以结其心，虽屈万乘之尊，暂息三边之戍”，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谦卑言辞，准备厚礼，以和亲政策与其通好，输送国货与其结好，虽然陛下身份有所屈辱，但却可以停息边境战争之劳。
上策是：“缮修城堡，依凭险阻，训戎聚谷，分屯塞下，来则备御，去则勿追”，整制修缮沿边城堡，依靠凭借天然险阻，训练武备，广积粮草，分兵屯聚边塞，契丹来就防御，契丹退也不追。
朝廷大臣，十世纪的中国精英，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上策”。太宗赵炅也选择了“上策”。
于是，“缮修城堡，依凭险阻，训戎聚谷，分屯塞下，来则备御，去则勿追”，成为大宋帝国淳化年间之后的基本战略防御政策。
但契丹在大宋主动求和之后，另外就部署了三场局部战争，侵扰大宋。
第一场战事，可称“契丹攻宋子河汊之战”，大宋胜。
第二场战事，可称“契丹攻宋雄州之战”，大宋胜。
第三场战事，可称“契丹攻宋永安军之战”，大宋胜。
三场战事，都发生在至道元年（995），而且都在边境发生，而且有两场都在府州也即折御卿镇守的陕北北部发生，而且大宋都取得了胜利。这样，太宗在群臣推演下制定的积极防御战略，已经奏效：只要不主动攻取契丹守地，契丹奈何不了大宋。虽然想起“燕云十六州”来，就心痛心酸，但力量达不到，这个事实是必须在屈辱中承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