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贽后来做官为盐铁使，当时各路（路，宋代略相当于省级行政单位）都在抓捕犯人，即使是多年前的罪犯，也不放过，甚至罪犯已死，各地还在抓捕罪犯的子孙。郭贽知道此事后，认为此举不当，于是草成奏疏，认真来说这个事。太宗赵炅知道后，当即赦免了很多人。
他还能够发现人才、举荐人才。史称郭贽“性温和，颇能延誉时隽”，性情温和，很能为贤人传扬美名。后来与名相李昉等人共同编辑《文苑英华》的大宋文豪宋白，就是郭贽引荐给朝廷，后来成就一番事业的。名臣赵昌言很小的时候，郭贽看到他，“一见器之”，第一次见面就非常器重他。等到郭贽掌管科举，特意在奏名的时候，将赵昌言排在第一个。以后，赵昌言果然做出一番有声有色的事业。延誉时隽，举荐人才，是传统人格中的道义所在。郭贽有道。
但史书给郭贽的评价一般，特别是他的晚年，总想着做生意，又吝啬，在国家大事方向上，几乎没有什么贡献，史称“晚节不事事”，晚年几乎不做政事，舆论因此对他有讥评。“不事事”，正是“疲软不胜任、惰慢不亲事”的“老好人”官员写照。这类性格做国家副总理，估计没有什么戏看。这样来看，赵炅讽刺他的“愚直”，是看透了他的为人，当初罢免他的参知政事，合宜。
藩帅移镇
“政治英雄”，无人能省略杀伐手段。
严复评价黎元洪有言：“黎公道德，天下所信。然救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则？以柔暗故！遍读中国历史，以为天下最危险者，无过良善暗懦人。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意思是说黎元洪因为“柔暗”，还不足以救国图存。读中国史可以看到，过于“良善暗懦”之人，甚至很危险，做家长，无能庇护其家；做国君，不可保护其国。
这段话讲述了政治家的责任伦理：道德完美，不是政治家的图腾，如果这个政治家缺乏足够的洞察力（无洞察力即暗）、决断力（无决断力即柔），决断，就要用到杀伐手段。此类道理展开来说，需要相当篇幅，简言之，政治性杀伐手段与人类的复杂性有关，有其合理性、合法性和正当性。故历代合法政府，有限暴力的参与是结构性存在，必不可少。推演天下秩序，没有任何一种类型的政府能够省略暴力，尤其是有限暴力。
有意味的是，太祖太宗虽然不可能放弃有限暴力，但他们在一些具有转型意义的大事件上，还是尽可能地减少暴力烈度，将国家暴力控制在尽可能道义正当的范围内。宋太祖在攻伐南唐时，曾说宁肯不要江南，也不许胡乱杀人。宋太宗在攻伐北汉时，担心攻城正酣的将士入城后屠城，竟然在就要破城时，下令暂停攻城。这种敬畏生命的政治家，在道义与功绩之间，将权重压向了道义一边，是永远值得后人敬重的。吾土至为深沉义重的道德传统，在这里，值得恒久性地予以历史表彰。
但政治家不可能省略杀伐手段。太宗赵炅的杀伐，像赵匡胤一样，像一切富有道义感的政治家一样，恒指向罪恶与邪僻。
当初马仁瑀与李汉超闹矛盾，赵炅“令”二人“置酒讲解”之后，还是不放心。出于防患未然的考虑，他又对马仁瑀做了调动，要他从防地霸州换防到辽州（今山西左权）。边帅换防，相当于过去的藩帅移镇，都是将手握重权的武夫从一个“熟地”调往“生地”。过去的藩镇最怕移镇。马仁瑀的换防，对新科皇帝赵炅来说也是一招带有“胜负手”的策略安排。但赵炅为了安抚马仁瑀，还另外做了一件大事：处理赵匡胤的小舅子王继勋。
处决皇亲王继勋
王继勋是马仁瑀的死对头，又是太祖王皇后的亲兄弟。此人在洛阳期间，买卖奴婢，虐待奴婢，凌迟奴婢，还将奴婢们当作牛羊猪肉，煎炒烹炸了吃掉。这样吃了一百多人。这个恶人的故实，已经见于《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一部《赵匡胤时间》。太宗当朝，按照大宋《刑统》，将这个皇亲正法。此事一举三得：伸张了正义，震慑了恶人，安抚了马仁瑀。天下士庶看到：即使是皇亲国戚，触犯大宋法律，也必将依法得到惩处。
处决王继勋，应该是太平兴国初年的一件大事。
顺便说，太祖时，碍于皇后身份，只给了王继勋降职罚俸的处分。但这很可能是故意留下一个破绽，要三兄弟赵光义也即赵炅来收拾。赵匡胤栽培赵光义处甚多，生时不立太子，是给三弟预留了前途；生时不取才子张齐贤，是给三弟预留一个“天子门生”；生时不动“封桩库”钱帛，是给三弟预留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财政支持；生时不处理王继勋，也有可能是预留一个政治大案给三弟，以此为三弟“立威”……将这类故事连缀起来看，线索分明。
闲话表过不提。且说赵炅，他期待五代以来的藩镇习气能够得到彻底抑制，解决还占据于一隅的吴越国问题、清源军问题，更要解决顽固地据守于山西的北汉国问题、横蛮霸占于燕云十六州的草原帝国问题！他梦想从此有一个富饶而又强大，足可媲美汉唐的大宋帝国。
如此，国家治理必须惩治贪腐与恶官。道义之邦，不能容纳蠹虫害民。史称“上注意治本，深惩赃吏”，太宗注意治国之本，对赃吏惩治很严厉。他曾下诏说：自太平兴国元年十月乙卯以后，京官、幕职、州县官，凡属于国家官员者，只要犯有贪污罪名，发配边远诸州者，即使遇到国家大赦，赃官们所在的州县，也不得放还他们，以前逢赦已经放还的赃官，各地有关部门不得录用。
处罚王继勋之后，大宋王朝人人皆知国家有法。
惩治贪官
太宗举起了正义之剑。王继勋大案之后，赵炅借势放出凌厉手段，三年时间，惩治了十几个贪官、恶官。
太平兴国初年，有“均输制”，即由各地州郡向京师派送战略物资，也即“官物”，由地方官护送进献。但京师负责接收官物的国库守藏吏多有不法，史称“硾钩为奸”，也即敲诈勒索作恶。譬如按规定进贡一百斤大米，守藏吏就说分量不足，只有八十斤。地方官就只好另外购买二十斤补齐。这补齐的二十斤，就落入守藏吏私囊。这类“硾钩”若是二十斤大米也就罢了，若是二十匹绢帛、二十两黄金、二十斛珍珠……那事就大了。但守藏吏照样“硾钩”不已，以至于来押送官物的地方小官“或至破产不能偿”，有些人甚至到了家庭私财破产都不能补齐差额。此事展开的恶相，几乎就是地狱风景。
太宗闻听此事，大怒道：
“此岂为天下守财之道耶！”
这哪里是为天下百姓看守钱财的法子啊！
于是下诏规定：
以后国库或粮库等接收地方官物，要由朝廷派出监临官，认真地看好主秤，不许欺瞒榨取！有违犯者，主秤官及守藏吏皆斩，监临官也从重治罪。
规定下达之后不久，就遇到一个粮库受贿案。
原来，自从平定南唐之后，每年都要从江南漕运粮米数百万石到京师，以此来增广国家粮库的战备储存。接收南粮者，除了守藏吏外，又由朝廷命官来掌管出纳，内侍为出纳副官。这样三重监督之下，太宗赵炅还是不放心，就秘密地派遣皇城卒也即京师公安巡警，穿了便衣到粮库去侦察。
结果查访到以太仓粮库永丰仓的计量官张遇等八个人，在称量南粮时，大斗小斗间不清不白，有受贿为奸、重入民租的情节。事实清楚后，这八个人全部正法；掌管粮仓的官员负有连带责任，被免官；派出监仓的朝廷命官右监门卫将军（掌宫殿门禁和守卫，略相当于卫戍军区警卫师副师长）范从简等四人也被罢官；同监的副官内侍宦官被“决杖”，处以杖刑，挨了一顿板子或棍子。
有一个西京洛阳的右军巡使、光禄寺丞李之才，因为与一市井哥们儿带着酒到宫殿中“聚饮”，被同事上告，赵炅调查后属实，罢了李之才的官。
外省泗州，有一个地方监察官，录事参军徐壁，同时又掌管本州部分租税。此人与属下一个名叫高贵的武官，收受租民的贿赂，而免除租民的税赋，给租民开具一张虚假的收据。奸赃事发，二人被正法，参与此事的支党都受了“杖脊”，而后发配到遥远的荒凉之地。
被“正法”恶官
有一个刺史赵彦韬，在澧州（今属湖南常德）为官，地方有一小民，说家中财产被盗匪劫夺，赵彦韬调查后得知，没这回事，纯属顽民诬告。他一怒之下亲手杀了这个顽民，开膛破肚，还用手抓取人的心肝。顽民家属认为这个刺史手段太过残忍，于是到朝廷上访，诉告。赵炅弄清事实后，将这个刺史“杖脊”，发配到淮西，禁锢不用。
大宋杖刑五等，“杖脊”最重。比“杖脊”更重的刑罚就是“杖杀”了。
有一个掌管传宣诏令的中书令史李知古，接受罪犯的钱财，私自修改刑部所规定的法条，从轻处理了犯人，被有关部门起诉。赵炅派人调查属实，“杖杀之”，用杖刑，直到打死。同案犯，负责刑房的官吏孙甫因此而被罢官。
另一个中书令史习元吉，盗取皇上近臣的印玺，伪造征调信函，从两浙人家骗取绢彩一百七十匹，也被“杖杀”。
记录中还有一个掌管宫中事务的詹事府丞徐选，外放督办漕运军粮时，利用职权收受贿赂，被濮州驿站招待所官员告发。赵炅调查属实，也被“杖杀”。
“杖杀”属于“正法”，“正法”也有种种，“杖杀”算留全尸，更厉害的刑罚，就是“斩首”。
有一个御史赵承嗣，监管郑州市场赋税时，与地方官吏狼狈为奸，“隐没”也即吞没收缴上来的官钱好几万，被人告发。赵炅下令刑侦，调查结果属实。有关部门认为这人可以“绞杀”，赵炅特命“斩杀”，并将与他共同作案的官吏七个人，一道在街市斩首。然后诏令诸道转运使，在各州县布告此案，将案由和判决结果制作为传单，张贴在各地官舍的墙壁上。
朝廷当时规定，不允许各地私自讲述天文历法、推测灾异。于是就有几个属于禁军精锐的“骁捷卒”，上疏说他们的指挥使戎希萼，私自在弄天文灾异之类的玩意儿。调查后，属于诬告。赵炅于是下令将这三个诬告的“骁捷卒”斩杀。另外又赏赐给戎希萼紫袍、银带、金帛等，安慰这位被诬告者。
有一个管酒库的低级京官王守忠，被人告发，说他偷盗了三百瓶官酒，事实清楚后，监守自盗者被“弃市”。
有一个著作佐郎卢佩，在南京监造酒业，转运使樊若冰发现了他收受贿赂，有“寻租”行为，当即汇报到朝廷。下狱审讯，卢佩服罪，承认前后所受赃款一百九十贯。也被“弃市”。
还有一个县尉周楚，因为贪污（数额不详），被“弃市”。
所谓“弃市”，就是绞刑或斩刑后，暴尸街头。
还有比“弃市”更重的刑罚：斩杀之前，先受刖刑。
有一个殿前的武官吴舜卿奉命到山东区招募兵勇，在泗水的驿站，酒喝高了，亲手杀了八个平民。当地州官告到朝廷，赵炅让人将他“械系送阙下”，戴上刑具送到京师，先命人斩断他的两足，然后正法。
比这个加刑更重的就是腰斩了。
有一个殿前的武官霍琼，也奉命到山东招兵，在郓州，伙同招募的兵勇劫掠邑中市民刘凝的家财，也被州里告到朝廷。赵炅令当地用槛车将他押到京师，讯问得实，在都市腰斩。
掠夺小民私有财产，在大宋帝国，是极重的犯罪，惩罚酷烈。
李飞雄大案
太平兴国年间，曾有“族诛”行为。这是宋太宗还未能脱略法家“株连”法制的一个恶果。
秦州（今甘肃天水）节度判官李若愚，他有个儿子名李飞雄。节度使，是各州郡的军政总指挥官；判官，是佐理，但由朝廷派出的京官担任，遇有大事，要与节度使一道签署文件，略相当于副省长，地位仅次于节度副使。这也是权力很重的地方官。李飞雄仗恃着“官二代”的派头，常有背离道义之举，史称“凶险无行”，凶虐险恶，不守规矩，没有道德约束。李若愚一家几乎无法容他。于是他就常常离开天水，到京师、河北一带游荡，所到之处与无赖恶少纵酒赌博，做了不少坏事。
因为他的老爸李若愚在秦州做判官，所以李飞雄对秦州的府库仓廪战略物资，以及当地地形之险要，要塞如何布局，各路兵马多少等机密信息，都了如指掌。这样，就令他产生了幻觉，以为可以据此做一番大事。五代以来的藩镇造反最终演绎为改朝换代的故实，他应该听过不少，于是这个德薄、智浅、力小的野心家有了谋夺天下的凶妄之念。
他岳父在凤翔（今属陕西宝鸡）盩厔（音粥志，今陕西周至县）做县尉，管理着地方有限的几个兵马。李飞雄从京师跑到盩厔，偷了岳父的马，假称朝廷使者，半夜又来到盩厔的马厩，招呼管理马匹的小卒，讨要马匹，说是公干。小卒举着火把出来看，李飞雄将黑市上买来的马缨在他眼前晃晃，意思这就是县尉调动马匹的证据。由马缨调马，仿佛过去的“虎符”，算是令牌性质的东西。小卒无法分辨马缨的真假，就给他配了一匹马。然后李飞雄就让一个小卒做他的“前导”，开始堂而皇之地“巡边”，并称这是奉了朝廷的差遣。
当时的“巡边”大臣要由皇上委派，有诛杀地方官的大权。此前，有个知封州（今属广东肇庆）的地方官李鹤，不遵守朝廷法度。朝廷派出的岭南使者向皇上汇报此事，很有可能诬奏了李鹤，说李鹤部下军吏试图“谋反”。这又是一个“权反在下，阴谋拥戴”的故事。太宗赵炅给出的指示是：“诛之不问状”，当即正法不必调查缘由。此案一出，地方官对巡边使者无不心怀恐惧。
李飞雄此际干的就是当初岭南巡边使者干的活儿。按照事后的结局推断，他是试图用这种办法，裹胁几位地方官，占据一座城池，而后举兵，造反。很有可能还有李逵式的那种雄心壮志：“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也弄个皇上玩玩。不然，就不能理解他的一系列失心疯般的行为。
他以“巡边”为名，先是劫掠了一位巡驿殿直（朝廷派出的巡查驿站的散官）姚承遂。然后带着他到了陇州（今属陕西宝鸡），又劫掠了当地的监军供奉官（朝廷派出的监察地方武装的散官）王守定，到了吴山县（今属宝鸡）又劫掠了县尉卢赞。李飞雄命令他们都跟着他往前走。干吗去？谁也不知道。
说话就到了他老爸所在的秦州。
这时的秦州形势不稳。当地一些“戎人”本来已经“内属”也即依附于大宋，但时常“为寇”，掳掠地方。于是朝廷派出了周承瑨、田仁朗、刘文裕、王侁、梁崇赞、韦韬、马知节等多人为巡检使，受诏屯兵于秦州附近的清水县。
初夏的一天，李飞雄来到清水县，假称受朝廷诏书，将这几位巡检使全都绑了。这一班人，都是身经百战的武官，朝廷派遣的命官，没有一人敢于反抗。周承瑨经多见广，但看到姚承遂等人也被绑缚，以为很可能是真有诏书，所以不觉得这事有诈，根本不敢反抗。一行人中，只有马知节看出了蹊跷，但他也不敢妄动，在等待机会。田仁朗虽然觉得不对劲，但也不敢反抗，只能哭泣着要李飞雄出示诏书。李飞雄发怒斥责他说：“我受皇上密诏，因为你们这一伙子人在抵御秦州戎寇时不尽力。诏书让我诛杀你们这一伙儿！难道你们没有听说过岭南封州李鹤的故实吗？诏书？哪是给你们看的！”
一番话吓得田仁朗都不敢再说话。
田仁朗也是一资深武官，史称此人“性沉厚，有谋略”。他的父亲曾任后晋节度使，袭父荫，他做了西头供奉官。赵匡胤时代，他曾跟着御驾征讨扬州李重进，攻城有功。讨伐后蜀，他又是凤州路濠寨都监，负责监管军营设备。那时宋师入蜀，道路艰辛，他带兵伐木开道，大军得以顺利进川。
太祖晚年讨伐北汉，田仁朗也曾立功。他官职做到大宋重要国库左藏库使时，得罪中使宦官，被进谗言，说他贪赃枉法。太祖赵匡胤大怒，立即命令将他从职场召来殿下亲自讯问。他在进入殿门之前时，太祖下令将他冠带免去，这就等于褫夺了他的官职。但田仁朗神色不变，并不屈服，他很从容地对皇上说：“臣曾经跟着大军破蜀，那时候要贪赃，有的是机会，但臣秋毫无犯——这事皇上您知道。现在让我典守国家仓库，我岂能做这种奸利之事玷污了一世令名！”一番话说得太祖不得不信，稍稍平息了愤怒，最后只暂时停止了他的职务。
开宝年间，田仁朗被再次起用，出知庆州。庆州在今天的甘肃庆阳，北宋时是西北边防重镇，这里常有异族入侵。田仁朗刚到任所，就有了边警。他没有犹豫，就率兵迎敌。两军阵营短兵相接，前锋不免胆怯，开始动摇，有了退却的阵势。田仁朗当机立断，立斩两个前锋指挥官，军中见状，有了震恐，于是人人奋力向前，效命疆场。一战，大破戎寇。此役以后，戎寇酋长好几拨人，先后前来请和。田仁朗烹牛置酒，跟他们立下盟约，互不侵犯。史称“边境乃宁”。太祖闻讯大喜，亲自写了书信，盖上玺印，褒美田仁朗。
就是这样一位阅历丰富的武官，面对太宗赵炅诏书，也不敢轻易动疑，只能束手就擒。
李飞雄带着这一班人马，往秦州开进。按他意图，准备到秦州后，将这几位命官“正法”，以此抢得他们的兵权，可以调动守兵，以秦州为大本营、根据地，开始打天下的泼天事业。
路上，李飞雄跟这些待死的囚犯吹牛，说当朝皇上做晋王时，自己过去曾在晋王府中做事，乃是晋王的亲吏。听到这话，被劫掠的刘文裕有了怀疑。他也曾在晋王府中做过事，却怎么也记不起来有个李飞雄的人物！路上，马知节瞅个空当，已经偷偷地向刘文裕表示了自己的疑心。这样一来，刘文裕疑心就更重了。于是开始和李飞雄攀拉关系。他哀告说：“我过去也曾在晋王府中做事，咱应该都是一个战壕里的人物啦！现在，您作为巡边使者，难道忍心不来营救老关系吗？”
李飞雄也需要有个称意的帮手，感到这位也许能对自己的“大事”有助益，于是偷偷地跟他说：“你能跟我同享富贵吗？嗯？”
这一句话，透露了底细，刘文裕当即判断：这位“巡边使者”乃是一个冒牌货！但是一行人都被绑了两手，一时间也无计可施。刘文裕就假作欢喜状，答应了他“同享富贵”。李飞雄很得意，就给他松了绑。
刘文裕于是在行进中靠近田仁朗，找个机会对他耳语，点破了此事之诈。田仁朗于是假装摔下马来，做出一命将绝的样子。李飞雄就跟那个前导的卒子前来观看，但见田仁朗已经气息奄奄，于是给他也松了绑。田仁朗瞅准一个时机，一跃而起，与李飞雄搏击，刘文裕从旁相助，共同擒住这个野心家。
李飞雄被擒还不死心，大呼“田仁朗谋反，要杀朝廷使者！”意思是要同行者来帮忙。但田仁朗、刘文裕凭借往日权威，早已控制了局面。于是将李飞雄带往秦州，越过他老爸李若愚，直接交给了秦州节度使，下狱，审讯，得到了有效口供，上报朝廷。
太宗赵炅下诏：
一、夷灭李飞雄三族；
二、给李飞雄马匹的那个马倌被灭族；
三、最初被李飞雄劫掠的姚承遂等人，在秦州街市被腰斩；四、抓捕此前与李飞雄有来往的同伙若干人，全部斩杀。
同时，又将李飞雄案向全国通报，并告诫朝廷和地方官员以及士庶，家中子弟如果心怀凶险，有悖于国家法令，屡教不改者，应由家族中的尊者、长者向州县告发，由州县将人上了刑具送到京师。审明原委后，当配送流放地。如果容隐不闻，近亲家属都要连坐。
为了避免今后再出现假冒钦差，所有外派巡检都要手持朝廷颁发的银牌，无银牌者即为诈伪。
李飞雄属于谋逆，按律确当严惩；太宗立朝也需要“立威”，但“灭族”一事，实是赵炅磨灭不了的污点。
古罗马也有族诛的株连刑罚，也可以称之为“奴隶连坐法”，公元10年，罗马元老院就讨论通过了这一项法令：如果主人在住处被谋杀，这一住处的所有奴隶无一例外将被处死，妇女儿童也无能幸免。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的《编年史》曾经记录过四百名奴隶被“连坐”，判处死刑的故实。
说古罗马的故实并非要为大宋开脱，而是要说，人类的残忍源于恐惧的本能——罗马贵族恐惧自己被奴隶谋杀，太宗赵炅恐惧帝国被谋逆颠覆，以及渴血的冲动。从野蛮步入文明，需要一个演进和反省的自觉过程。
大宋法制的局限所在不少，宋仁宗时恢复“磔刑”，宋太宗此际的“族诛”，是灿烂大宋的丑陋、罪恶之一面。
画家郭忠恕
太宗赵炅还惩办了一个名满天下的文人，他就是中国绘画史上著名画家郭忠恕。他遗留至今的绘画作品都是稀世之珍。
事实上，他不仅是一个画家，还是书法家、文字学家、文化学者。《宋史·艺文志》记录他的学术著作就有《佩觿》三卷、《汗简集》七卷、《辨字图》四卷、《归字图》一卷、《正字赋》一卷等五种，都属于文字学专著。《宋史》本传还记录，当时大宋通行的《古今尚书》及有关《释文》，也是他整理编撰的。
《佩觿》的“觿”字，音西，是古人一种实用的玉石佩饰，状如弯月，可用来解开绳结。郭忠恕这部书论汉字形声讹变的缘由，分析字画疑似的脉络，虽然有不少舛误，但用《四库总目提要》的说法就是：郭忠恕“洞解六书，故所言具中条理”，因此自有不俗的学术成就。书名《佩觿》，意思就是可以解开汉字疑惑之死结，故可以猜测成书之际，郭忠恕相当自信。
《汗简集》也名《汗简》。是对秦以后的篆字、隶字的总结研究。这书完成于五代后期，当时即在文字学界有广泛影响。蜀地文字学家李建中，从后蜀进入大宋时，曾经亲手抄录《汗简》进献给大宋。大宋名臣夏竦，带兵打仗糊涂无能，对西夏用兵时多次败绩，被西夏首领李元昊所轻鄙（《大宋帝国三百年》第四部将写到这个人物），但却是一个很优秀的文字学家，他在专著《古文四声韵序》中就说明是郭忠恕“首编”《汗简》。
郭忠恕很小的时候，就已经通晓史书和“九经”，并对汉语言文字有不凡的颖悟力。传统中国承认人之差异，少年亦然。国家和地方，常将荣誉、尊崇向“幼敏”少年倾斜。那些有特殊禀赋、超越于其他少年的天才，往往被人称为“神童”。郭忠恕七岁那年就被地方举为“童子”，名气很大。
顺便说，大宋似乎是历朝神童最多的朝代。杨亿、苏轼、王禹偁、黄庭坚、叶梦得、孔文仲……可以罗列一个长长的名单。
郭忠恕留在史上的记录，除了艺术、学术之外，就是特立独行的性格。
湘阴公刘赟
后汉开国君主刘知远传位于儿子刘承祐，刘承祐在郭威的兵变中被杀，刘知远的侄子徐州节度使刘赟，被朝廷推举为帝。后汉还派出名相冯道去迎接新君。刘赟闻讯大喜，即刻从徐州西行，打算尽快赶到京师践祚。但他走到宋州（今属河南商丘）时，冯道也到了宋州。这时，传来郭威已经进入京师“监国”，并以太后的名义下诏，废黜刘赟的消息。诏书中，将准备称帝的刘赟降封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上柱国、湘阴公”，这都是名誉性质的职位爵位。然后刘赟在宋州被囚禁，随后，宋州节度使李洪义又出于讨好郭威的心思，毒杀了刘赟。郭威称帝，建国后周。
历史记录在这里出现歧义。
《宋史》说郭忠恕“弱冠，汉湘阴公召之，忠恕拂衣遽辞去。周广顺中，召为宗正丞兼国子书学博士，改《周易》博士”。这是说，郭忠恕根本瞧不上后汉湘阴公刘赟，到了郭威的后周初年，反而做了官。
《五代史补》则记录了郭忠恕的另一种面目。说郭忠恕年方弱冠，被徐州节度使刘赟辟为从事（相当于办公室干事、科员）。到了刘赟西进京师准备称帝，在宋州被拦截后，郭忠恕知道大势已去，于是正色责备冯道说：“令公乃是累朝大臣，诚信之名为天下所知，四方士大夫谈论起先生来，都认为您是个道义长者。现在忽然做了‘脱空汉’，让你前面的信誉功业一下丢空。请问令公：您这心下可安？”
“脱空汉”的意思是“言行诈伪之人”。古人的解释就是：凡事据实而言，才涉诈伪，后来忘了前话，便是脱空。
郭忠恕这一番话，让前来“迎帝”的冯道无言以对。
郭忠恕向湘阴公刘赟建议：杀掉冯道，投奔河东大本营。当时刘赟的父亲刘崇正在河东做着节度使。后来，正是这位刘崇，听说儿子被杀，在河东称帝，史称北汉。
刘赟听到郭忠恕之言，犹豫不决，最后还是没有杀冯道。结果刘赟遇害。
《五代史补》说郭忠恕在刘赟死后“窜迹久之”，隐姓埋名，亡命避难很久。并没有在后周做官的记录。
这两种歧义的记录都可以见出郭忠恕的传奇性格。郭忠恕生当五代末年，少年得志，且满腹锦绣，又看遍了帝王将相的丑态，于是天下名流在他眼里，都不过尔尔，当代文武将相概不入其法眼。按《宋史》意见，郭忠恕对徐州节度使很是藐视；按《五代史补》意见，郭忠恕对后汉当朝宰相冯道，以及兵变大帅郭威，很是藐视。
进入大宋之后，郭忠恕应该是带着后周时的官衔“宗正丞”（掌管皇亲宗族事务）。他同时还是“《周易》博士”。太祖建隆初年，他在上朝前饮酒，借着酒劲跟一位监察御史争吵，事后被御史弹劾。郭忠恕当堂叱责御史，并夺过他的奏本，直接撕毁。这事未免有失体统，被贬为地方官，到乾州（今陕西乾县）做了司户参军，户籍科科长。在地方，他又借着酒劲，殴打一位办公室科员。并且不顾职官律令，自由散漫，擅自离开职所，到各地行走。结果被太祖赵匡胤除去公职，做了自由民。
从此之后，他流落于民间，不再求取功名，游走于陕豫之间。平日纵酒，不修边幅。碰到好山好水，就待上十天半个月。
这之后，就有了种种传闻，据说他可以超过一个月不进食。大夏天的，可以在日头下坐卧，连汗都不出；隆冬季节则可以凿开河上的冰冻，跳下去洗澡，他身体周围的冰凌像遇到热汤般，渐渐融化。
他的书画早已名动天下，尤其善于做“界画”，也即以各类建筑为主题的山水画。史称“所图屋室重复之状，颇极精妙”。他也常常在王侯公卿之家游走。官员们都想得到他的画，往往要用美酒伺候，预先在墙壁上陈设“纨素”，也即白绢，郭忠恕如果想画画，就乘兴画之；如果不想画，官员们还执意请他画，他“必怒而去”。所以世间以得到他的画当作珍宝收藏。
说他在陕西时候，有个富人很喜欢他的画，每天好酒好菜伺候他，很久之后，才说想求他一幅墨宝，并给他一匹珍贵的白绢。郭忠恕将这匹白绢展开，看有数丈之长。略一思忖，就在白绢的下角画了一个放风筝的小童子，上角，对角画了一只风筝。中间隔着的数丈空白，被他袅袅地画一根细线连起来。一幅“后现代”作品诞生了。史称这位“富人子大怒，与郭遂绝”。
显然，这位“富人子”还是不解这幅作品的创意韵味。
另有一位镇守陕西的节度使郭从义，就比“富人子”有情趣得多。这位郭帅也喜欢郭忠恕的画，更知道这位艺术家乃是当代一高阳酒徒，就专门为他设计了一个适合吃酒挥毫的环境，白绢、笔墨都是现成的，天天请他喝酒。几个月后，郭忠恕先生忽然来了灵感，就张开白绢，但他只在一个角落画了几个远山的山峰而已。但郭帅“亦宝之”，还是拿它当宝贝。
太宗赵炅即位后，久闻郭忠恕大名，就召他“赴阙”，到朝廷来，继续做官，给他的官职是国子监主簿，太学的一等秘书。并给了他很多赏赐，让他住在太学里，主要工作则是让他“刊定历代字书”，整理历代关于文字方面的典籍。
儒者的游戏
在太学，郭忠恕总是伺机奚落嘲弄他人，不管对方是谁。
太宗召他时，他住在内侍省宦官窦神兴的官邸。窦神兴，乃是另一个“武宦”窦神宝的哥哥。窦神宝带兵打击契丹抗击西夏，都有战功。窦神兴也是宦官中的首领，权势很大。郭忠恕本来长了一副美髯，看到宦官窦神兴没有胡须，肉肉的脸蛋，就来了情致。有一天，他将所有的胡须都拔掉了，窦神兴一见，大为吃惊，问他为何放着现成的美髯公不做，郭忠恕说：“聊以效颦。”老夫暂以这个法子向您老学习。窦神兴闻言大怒，所以不断地向太宗说他的坏话。后来郭忠恕倒霉，大约跟这个玩笑有关。
他这一生奚落别人，很少遇到对手。只有一次折在儒生聂崇义手下。
聂崇义乃是五代末到宋初的大儒，尤其精于礼学。后周时，曾摹画多种礼器图形，并解释其用途。到了宋初太祖建隆年间，完成《三礼图表》。这书对于国家礼制的推演具有划时代意义。中国千年礼制，此书实为一大重镇。聂崇义身为学官，日常生活极为低调，但学识渊博。郭忠恕有一次拿他的姓氏“聂”字开玩笑，嘲弄他说：“近贵全为聩，攀龙即作聋。虽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聪。”
你看你这个“聂”字，都是“耳”。要是“贵”字贴近“耳”，就是个“聩”，失聪。要是“耳”字攀上“龙”，就是个“聋”，也失聪。所以，“聂”字虽然有三个“耳”，奈何也成不了“聪”。
听觉灵敏为“聪”。郭忠恕这个嘲弄，就文字游戏言，确有才。
但他遇到的聂崇义，是更有才的人。
聂崇义说：“仆不能为诗，聊以一联奉答。”我不能作诗，姑且用一个对联来回应您。当即说道：“勿笑有三耳，全胜畜二心。”
您不要笑“聂”这一个字有“三耳”，整体来看，全都胜过“忠、恕”这俩字藏着“二心”。
“二心”等于说士大夫不忠不信，那个时代，是骂人的狠话。但聂崇义用一种典雅手法拈出，又是对嘲弄的合理回应，所以，郭忠恕招辱，第一次被嘲弄，羞愧得没有话说。
旁边人听到，都很推许聂崇义“机捷而不失正”，机敏捷智而保持言说之雅正，史称“真儒者之戏云”，聂崇义的应对，真是儒者才有的游戏啊！
大宋这类“雅谑”很多，这个“聂三耳”和“郭二心”的故实，与后来的“假蝗虫”“芦多损”故实有一拼。
说大宋名相卢多逊恃才而傲，有时也喜欢拿人姓名开玩笑。当时贾黄中做宰相，卢多逊做参知政事，有人来报说京畿附近有蝗虫。
卢多逊就笑着说：“某闻所有乃是假蝗虫。”这个“假蝗虫”与“贾黄中”音近，他就如此来奚落老贾。
但老贾也是才子，就回复他道：“亦不闻伤稼，但芦多损耳。”还可能真是假的蝗虫，所以老夫也没有听说伤害庄稼，但是“芦多损”，损失了很多芦苇。以“芦多损”谐音“卢多逊”，弄得对方无话可说。
“出将拜相”情结
郭忠恕在太宗朝仍然放纵自己，史称“忠恕性无检局，放纵败度”，不懂克制约束自己，多次败坏国家法度。但是太宗爱才，每次都原谅他，史称“上怜其才，每优容之”。不料这位郭先生，更加酗酒，并放言诽谤朝廷、诽谤时政，这些也都罢了，太宗也不与计较，才子嘛！
最后，郭忠恕犯了罪——经常将官府中的东西拿去倒卖，得到的钱财都自己留下花了。
这事严重。读书人贪赃，那是知法犯法，按律当斩。但太宗特意下诏：免死，决杖流放登州。
这是太平兴国二年（977）的事。登州今属山东，一般流放登州是到沙门岛，此地在今山东长岛县西北，格局仿佛拿破仑流放的那个孤岛，四面环海。五代时期，这里就是重犯流放地。进岛容易出岛难，似乎还没有几个流放沙门岛的罪犯能活着出来。有时，遇到大赦，沙门岛的罪犯也往往不赦。郭忠恕大约估摸到了生命的结局，于是自己设计了一个末路行为。走在半路，大约到了今属济南的地界，他对押送警官说：“我今逝矣！”我现在就在这里升天了。于是开始在地下挖坑，大约挖了篮球那么大的一个小穴，他估计可以容得下自己的脸面了，就趴下来“俯窥”，随即死去。被葬在道路旁边。过了几个月，有老朋友来，准备给他改葬，抬着他的棺椁，感觉里面很轻，“空空然若蝉蜕焉”，空空的，就像蜕皮的蝉那般。打开看时，只有衣冠，史称“尸解”，也即本真遁化，空留遗物而去。
郭忠恕为何“性无检局，放纵败度”？宋初王禹偁曾有诗咏叹郭忠恕，内中有两句，可以点破个中隐秘：“忽以伎术召，此意殊郁郁。”
郭忠恕经多见广，当初斥责冯道，又鼓励刘赟杀冯道而投河东，刘赟不听，导致身死败亡。刘赟如果投奔河东，后来时局的演变还会有另外的可能性，至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曾经有过的这类决断，让他有了幻觉。他自以为应该属于“致君尧舜上”的政治人物，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朝野都拿他当学者、画家看待。他认为世人包括帝王在内，都看轻了自己。就这个意义分析，郭忠恕也不能免俗。他还不懂得《佩觿》《汗简》才是万世事业，书法、丹青才是人间寄托。比较起来，乱世当权，或治世职官，都还不过是过眼烟云。但他属于那个时代的“官本位”思考者。从西汉班超视“笔砚”为小道，立志“封侯”，到东汉扬雄视“诗赋”为小道，“壮夫不为”，传统文人多有“出将拜相”之情结。太宗给他这个当年主张诛杀冯道的政治家一个“国子监主簿”，这类“伎术”职务，他是不满意的。所以有了“郁郁”不得志的表现。
大唐初期，那个画过《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和《步辇图》的阎立本，官拜主爵郎中、将作大匠、刑部侍郎，与郭忠恕一样，他也认为自己是个当朝命官，社稷重臣，大唐栋梁，画儿，只是个零头！但没有料到的却是一生被人称为“画师”。乃至于唐太宗李世民在太液池荡舟，看到水鸟在画舫前飞舞，就命人传“画师阎立本”来“写真”。阎立本遭此召唤，深感耻辱，当晚，回到家中，把儿子们叫来，很认真地说道：“……今天的事儿，你们都知道了。我自幼读书，文章比当朝哪个公卿也不差；官做到刑部侍郎，品阶比谁也不低；不料现在独以画画见名当世，皇上、差官传呼起我来，就像传呼厮役皂隶一样，这可真是天大的耻辱啊！记住：汝辈之中，不得有人再习水墨丹青！你们要把这个当作一条戒律！”（据唐·刘肃《大唐新语》。）
郭忠恕应该知道阎立本的故实。他对新朝应该有期待。期待落空，于是走向放浪形骸一途。这也正是传统中国文人所谓“不得志”之后慨叹“不遇”的行为之缘。
矫诏开仓
宋太宗赵炅用法严酷，这与他立朝之初，急切于推演帝王威权有关联，更与他心系北汉、志在幽云有关联。但他操练帝国法条也有一个铁门限：如果有益于庶民，即使犯法也不治罪。
就在秦州，因为当地“岁饥乏食”，这年歉收闹饥荒，百姓没有粮吃，朝廷下诏，由附近延州（今陕西延安）开仓，拿出战备粮粟米二万斛，借贷给贫民。但后来朝廷又派出使者刘文保，带着皇上的诏书，匆匆赶到秦州，下令收回开仓放粮的前令。知秦州的张炳与刘文保现场看到，不断有百姓饿死在道路沟壑之中，于是假传圣旨，开仓，史称“民饥益甚……矫诏开仓，救百姓倒垂之急”。这两个大宋文官，一个是地方州官，一个是朝廷京官，在这一个历史性的“严重时刻”，选择了对庶民负责的姿态，居然置圣旨诏令于不顾，毅然救民。这故实很少被人讲述，但在我看来，这就是传统儒学表彰的“爱民”精神，也是孙文先生揭橥的“民生”精神，很了不起——能够做到敬畏生命在先、服从命令在后的善良而又正直的官员太罕见了。
这二人也知道如此抗命，自有大宋法条伺候，于是上疏，承认罪责所在，表示愿意“属吏”，交由司法官员按律处理。赵炅知道情况后，特意颁下指令，免除了这两位“违诏”的刑罚惩处，史称“诏释其罪”。
秦州“民饥”灾荒发生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四月，到六月二位官员上疏，赵炅不过践祚半年多，正是“杀伐立威”的时段，这一次赈灾令，以及收回赈灾令，都是赵炅初为帝王之后的第一次。如果诏令无效，帝王之威风何在？但他居然放过了二位官员。这一事件证明了赵炅杀伐之外另有道义。由他出任帝国领袖，即使今天来看，也是合理、合法、正当的。
战备粮救灾
太宗一面以杀伐立威，一面又将国家政策不断向“民生”倾斜。大略考察，太宗在位二十一年，几乎年年动用战备粮赈灾。
太平兴国八年（983）三月，同州（今陕西渭南）地方官告知当地饥荒，国家发仓粟四万石（一说四十万石）赈之。
雍熙二年（985）四月，因为江南数州去年秋天略有旱情，百姓口粮紧张，赵炅不放心，随即派遣多位朝官到江南几个州，与地方长吏做细密调查，看到有缺粮户，马上发粮赈贷。同时，还开放地方的“常平仓”，将国库中的粮米减价出售，以平抑粮价。借这个机会，又命令下放的朝官访察地方吏治，官员为政的善恶，以及民间利病，做成报告交到朝廷。
雍熙三年（986）八月，剑州地方官报告“谷贵”，赵炅下诏开放地方粮库，赈济饥民。
端拱二年（989）八月，乾宁军（今河北青县）报告“民饥”，赵炅下诏以官粟二万石赈之。
淳化元年（990）二月九日，京东转运使何士宗报告：“登州（今属山东）岁饥，文登、牟平两县民四百一十九人饿死。”赵炅当即下诏，并派遣使者，开仓赈灾。死者，由官方代为葬埋，并发给死者家属抚恤金，“以钱五百千分给之”，用了五十万钱分给家属。由于地方官没有及时报告灾情，导致地方饿死人事件发生，赈灾之后，开始追究责任，“仍劾罪以闻”，推定官员渎职罪责的惩罚办法，上报朝廷。
至道年间，契丹的威胁愈益严重。但京畿及河南百姓遇到了灾年，乃至于春播的种子出现紧张。一场雨后，赵炅当即下诏，以官仓粮豆数十万石贷给庶民做种子。有关部门考虑到战马需要养护，请求留出一部分给马匹食用。赵炅说：“但竭廪以给之，国马食以刍藁可矣。”春雨及时，正是播种时机。百姓没有粮种不能尽地利，只管倾尽粮库给农民，相信到了秋天会有百倍收获。至于“国马”，就用干草做饲料可以啦！……
太宗“国马论”，很接近孔夫子在马厩失火后的发问：“伤人乎？”不问马。赵炅赈灾从未有过犹豫。民生，在赵炅这里具有不容动摇的重要性。
祖宗之法
大宋帝国流行一个说法，就是“祖宗之法”，说的就是太祖、太宗为大宋帝国的“立法”。宋人称太祖、太宗做皇帝的那一段时间为“祖宗时”。当说到“祖宗之法”或“祖宗时”这几个汉字时，往往含有“我大宋那时定的规矩”之含义，并以此来告诫、规劝、讽喻当朝皇帝“不要坏了规矩”。故“祖宗时”订立的“祖宗之法”，实有大宋最高法条的性质，可约略称为宋代三百年的“大宪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