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病逝后第二天，赵炅颁布“五条意见”，就申明对太祖时已经定下的“纪律”也即制度，要严格遵奉执行。又过了两天，宰相薛居正等人来见太宗，要求太宗“听政”。太宗答应后，移居太祖过去办公的地方长春殿来处理政务，并对薛居正等人说：“边防事大，万机至重，当悉依先帝旧规，无得改易。”
遵照太祖遗制处理国家大事，边防大事，也要全部依照太祖旧日的规定，不能随意改变。
太祖晚年曾经征伐北汉。太宗当然有理由“依先帝旧规”，征伐北汉。“祖宗之法”中，包含了混一环宇、河山一统的政治梦想。
但是太宗立国之初，各类灾害不断，各级官员也不老实。人性中的贪婪，借着五代以来的乱世风习，即使在“太平兴国”年间，也还是不断爆出腐败、邪僻等种种恶果。
太宗要恢复汉唐旧疆，更要推演“天下太平”。他需要在江山一统之后，实现“天下太平”。太宗之梦与太祖之梦一样：实现道义天下，恢复汉唐旧疆。
阻碍这个梦想实现的外部威胁是草原帝国，内部威胁是藩镇割据。
比较起来，内部问题更为直接。
为了解决藩镇割据问题，中央集权是一个现实选择。
但在“价值应然”前提下，也即道义前提下实现中央集权，需要“平衡术”。如何既不灭裂天下道义，又能有效驾驭群雄，保持邦国秩序？太祖太宗一生就在这个场域中寻求政治弹性。
太祖已经部分完成了藩镇割据问题，但凭借对人性和政治的理解，太宗知道：只要时机成熟，“阴谋拥戴”就会死灰复燃，试图与朝廷对抗的新的藩镇就可能出现。
谁能知道，一个无德无能的藩将赵在礼，会在“被拥戴”中，成为后唐叛帅？
谁能知道，一个性情宽厚的藩将李嗣源，会在“被拥戴”中，灭了后唐开国之君，自立为帝？
谁能知道，一个远在西北的藩将李从珂，会在“被拥戴”中，夺了合法君主的位置称帝？
谁能知道，一个做着枢密使的藩将郭威，会在“被拥戴”中，推翻后汉，做了后周的皇上？
谁能知道，睡梦中的殿前都点检，哥哥赵匡胤，会在“被拥戴”中，返回京师，建立大宋帝国？
……
站在历史的后面，还可以补充一个近代故实：谁能知道，道德“天下可信”的大清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今天的上校旅长或团长）黎元洪先生，会在“被拥戴”中，反清，出任湖北都督，成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标志性人物？
“被拥戴”，是传统制度条件下，权力重新分配的一种可能性。
当可能性展开成为一种现实性时，变局就会出现。
随着“被拥戴”的变局出现，便是生民苦难。
正本清源与拔本塞源
太祖太宗的优异之处甚多，“拔本塞源”是其一。“拔本”，也即拔除树根；“塞源”，也即塞住水源。意思就是从根本上做到防患除害。
它与“正本清源”不同。“正本清源”指的是树木已经歪斜，需要从根矫正，源头已经混浊，需要从头清理。这是对“已然”祸患的整顿。“拔本塞源”是在变局尚未萌蘖之际，即将“可能性”消弭于虚无之中。
消弭者洞烛先机，世界，将因此省略一出惨剧。
但是被省略的惨剧不曾上演，庸人便以为世界当然如此，本来就没有这样一出惨剧，所以，算不得英雄手段。
殊不知，“拔本塞源”与“正本清源”比较起来，尤见英雄气象；省略“被拥戴”之“拔本塞源”，更是大英雄气象。
与“拔本塞源”相近的汉语词语有“防微杜渐、杜渐防萌、曲突徙薪、未雨绸缪”等，用在遏制藩镇之乱这个政治现象时，都可以看成大英雄在军政戾气形聚之前，觑破人性之恶，收敛天地之杀机的极高智慧。
这个智慧可以名曰“见大”。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曾感慨世间智愚不齐，做《智囊》一书，将智慧分类，第一等智慧就是“见大”。他解释“见大”说：“一操一纵，度越意表。寻常所惊，豪杰所了。”每一次操纵大事，往往出乎旁人预料之外。庸人遇事，惊诧莫名、束手无策之际，政治英雄却以前瞻性智慧，将格局控制在平衡点上。
安抚番族
当初，有位比部郎中（属于刑部官员）张全操，史称“慷慨敢言外事”，慷慨激昂，敢于大胆言说边境攻防大事。太祖对他很信任，将西北要地灵州（今属宁夏吴忠市）委托给他镇守。到了太宗朝，他循例要在西北番族中购置马匹，护送到京畿，以充禁军军用。但他依仗地方大员的权势，在交易中给番族的物资大多“粗恶”，都是劣等品，等于以次充好。番族为此而心生恚怒，拒绝交换。张全操动用武装力量，抓捕了十八个首领人物，将人家的兵仗、羊马全部没收。此事导致边境骚乱，史称“戎人大扰”，西北番族开始与灵州守备对抗，大有狼烟四起的态势。朝廷知道详情后，派出特命全权大使，带着金帛去安抚番族，申明朝廷制度，并与番族立盟，这才勉强安定了西北可能的大乱。
怎么处理张全操这个藩镇大员？
宋太宗赵炅没有手软，将他果断召回，下狱，审讯。最后的判决是：“决杖，留海岛。”按律杖刑，流放海岛。
张全操事件后，赵炅还了解到帝国的另一个隐患。
原来，从五代时期开始，藩镇们大多会派遣自己的亲信，借着公事出差，往边境或各州郡做生意，路过辖境关口，都实行免税政策。这样就积蓄了很多钱财。藩镇们有了钱，就开始作，史称“务为奢僭”，一定要挥霍，生活奢侈糜烂而又僭越礼制。有些藩镇自家府上养马多至千余匹，童仆也多达千余人。皇上也没到这个份上啊。大宋之初，有功臣数十人，还承袭了这种“奢僭”习气。太祖赵匡胤对此很是忧虑，但也不能彻底根绝。
太宗时代，功臣们虽然没有了相当于“领地”的藩镇，但在地方上还是遗留着呼风唤雨的能量。赵炅于是有针对性地下了一份诏书，规定：内地或边塞臣僚，从今往后，不得借公事出差做生意。那种假公济私，挟带紧俏商品，牟取暴利的商务往来，都属于“与民争利”，从此禁绝。有不奉诏命者，州县长吏必须上奏报告朝廷。
诏书下达，地方大员经商牟利的行为有所收敛。
藩镇不得领支郡
当时有个掌管礼器制作的少府监，名高保寅，他是五代十国的南平国最后一代君王高继冲的叔父。南平国被赵匡胤收复后，高氏家族多在大宋做官。太宗任命这位高保寅知怀州（治所在今河南沁阳），当时隶属河阳（治所在今河南孟县），等于是河阳的一个支郡。而河阳节度使乃是当朝名相赵普所兼。但这位高保寅与赵普有过节，现在在赵普手下做事，不免感到别扭，有些事就像被赵普故意抑制，很不自在。史称高保寅“心不能平”，对受赵普节制不服气，寻思着这事得有个解决办法。高保寅对政治气候有判断，他看出当朝两代帝王都在千方百计削弱藩镇军政大权，于是有了釜底抽薪的谋划。
他给太宗赵炅上疏，主题就是：请求罢免节镇领支郡的旧制。
这一封奏疏正是太宗所需要的，于是当即同意，首先下诏，要高保寅执掌的怀州，不再隶属于赵普执掌的河阳，直接隶属京师，怀州的长吏有事可以直接上奏朝廷，不必再经由河阳中转。
与高保寅同时，还有一位虢州（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刺史许昌裔，上了一纸诉状，说他的上级，保平节度使杜审进的“阙失事”，做得不够合格的政事。其中就包括杜审进作为一方节镇，所领地方支郡，多由亲吏执掌关市。保义军，避赵光义的“义”字讳，改为保平军，治所在河南陕州，今属三门峡市。
杜审进何许人？乃是已故昭宪太后的兄弟，太祖、太宗的亲舅伯。杜审进做官一向谨慎，镇守保平军二十余年，鼓励农业生产，奖励仁义根本，士庶安居乐业。他官做得大，但懂得节制，从无骄矜傲慢之色，士庶认为他有儒者之风，是一个醇厚长者。由亲吏执掌地方税收，也是五代习气而来，并非有心作恶。
许昌裔则名不见经传，但却敢于弹劾当朝皇上的舅伯，也是看准了当朝收敛藩镇军政大权的基本趋势。
所以，太宗赵炅得到这封奏疏，并没有不快，当即派出一位朝官李瀚到虢州、陕州去调研。李瀚位居右拾遗，乃是朝中言官，有责任对政事做出独立讽谏，纠弹朝中过失。李瀚到了地方后，发现了问题所在。他上言道：“节镇领支郡，多俾亲吏掌其关市，颇不便于商贾，滞天下之货。望不令有所统摄，以分方面之权，尊奖王室，亦强干弱枝之术也。”
藩镇管辖下属州郡，大多派遣亲吏执掌关市税收。此事很不便利商贾，让天下的货物有所滞留，不能顺利流通。期望不要让藩镇统摄管辖地方州郡，以此来分流藩镇的军政大权，树立王室权威，这也是“强干弱枝”的方法啊。
所谓“强干弱枝”，就是太祖、赵普以来，试图解决藩镇过强的集权之梦。儒学论“强干弱枝”的说法就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重要的军政大权由朝廷、天子颁布，邦国就走向了秩序；反之，军政大权由地方、藩镇颁布，在邦国这个更大的组织系统内就会出现多头政令现象，朝廷奈何不得，于是就有地方割据。在没有联邦或邦联理念之前，地方割据，是国家灾难。世界史上，美利坚合众国之前，还没有联邦或邦联理念，更没有联邦或邦联实践（顺便说，“联邦”与“邦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宋太宗的太平兴国初年，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各国间战争不断；拜占庭帝国各地也战火连绵；丹麦甚至在入侵英格兰……“欧盟”这个近似于“邦联”的设计，连梦想都还没有，何况“联邦”！政治文明是人类自我管理的政治智慧不断展开的过程。回到历史现场，就会发现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是当然之理。当着“集权”成为历史现场最优选择的时候，讨论大宋君臣为何没有实现“联邦制”，为何没有实现“宪政管理”，是言不及义的。因此，千年之前，“强干弱枝”就是一种可以期待的政治价值。
事实上，赵匡胤已经在做“强干弱枝”的工作，而且卓有成效。
从唐代以来，直到五代，各个藩镇都领有支郡。赵匡胤平定湖南马楚之后，就将原来的若干支郡从藩镇剥离出来，直接隶属京师。后来在比较大的州县屯兵，也多直属朝廷。
但到了太宗时期，藩镇领支郡还没有经由制度化改变。现在，李瀚将这个问题揭橥出来，史称“上纳瀚言”，皇上接纳了李瀚的意见。并下诏，明确天下数十个支郡，不再隶属地方藩镇，而是直接隶属京师。史称“天下节镇无复领支郡者矣”。大宋帝国所有的藩镇，都不再有管辖下一级州郡的现象了。
亲吏不得补镇将
但赵炅还知道，太祖晚年已经开始禁绝藩镇提拔自己的“亲吏”做“镇将”，也即下一级地方军政长官，这正是“藩镇领支郡”的弊端，现在，明确支郡直属京师，太宗还是担心五代余风流衍，藩镇们会不会变格，继续提拔“亲吏”做“镇将”呢？倘如此，就与“祖宗之法”的“偃武修文”原则冲突太大了。藩镇自命下属为“镇将”，等于地方干部任免权不在中央。此类流风正是汉末以来节度使自成一独立王国的源头所在。
于是，赵炅再次重申太祖时的禁令：藩镇不得补亲吏为镇将。
太宗做足了“拔本塞源”的功夫。
不仅如此，太宗还对现任的节度使老将做了调动安排。
赵炅即位之初，安远（治所在今湖北安陆）节度使向拱、武胜（今属河南邓州）节度使张永德、横海（今属河北沧州）节度使张美、镇宁（今属河南濮阳）节度使刘廷让等人，都来朝会。这四大节度使，都是赵匡胤时代元帅级别的大将军，各领一方，辖境州郡星罗，纵横千里；元帅们又多有战功，威望甚高，权力极重。尽管赵匡胤时代已经安排了节度判官，收回了藩帅们的部分财权，也安排了县一级的官员由朝廷派遣，但他们凭借资历和能量，仍然是最有可能演绎为一方藩镇的大人物。二百年来，此类演绎屡见不鲜。赵炅预为筹谋，罢免了他们的节度一职，转为朝官：向拱、张永德并为左卫上将军；张美为左骁卫上将军；刘廷让为右骁卫上将军。
为调动老帅颁下的诏令制辞中有一句话：
“不敢以藩领之任重烦旧德也！”不敢用藩镇这样繁杂沉重的工作来麻烦老功臣们！
石守信移镇
还有一位资历更老的大将军石守信，也在太宗践祚后不久被罢免了节度使之职。这不是个简单事。
石守信，是赵匡胤在后周时期的“义社十兄弟”之一，是赵匡胤团结在身边的最早的一批武将之一。石守信在柴荣时代就曾立有赫赫战功。陈桥兵变，他也是最重要的拥戴者之一。当初赵普和赵光义谋划初定，即于夜半派遣心腹武官赶回京师，面告时任殿前都指挥使的石守信等人，要他们做好赵匡胤返回京师的接应工作。赵匡胤从陈桥回师，顺利进入汴梁，石守信功不可没。后来赵匡胤讨平潞州，石守信再立战功；讨平扬州，石守信为行营都部署也即前线总司令。怎么看，石守信都是先帝留下的一位资深元老。太宗赵炅时，石守信的职务是：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这个人物也动得吗？
天平军，驻山东东平郡，治所在郓州。五代以来，军事地位虽然不如河东大藩，但也是一个重要节镇。石敬瑭、范延光、杜重威、韩通等人都曾做过天平节度使。此地相当于帝国境内东部第一大军区。
公元977年，太平兴国二年十一月，太宗赵炅忽然下诏，罢免石守信天平军节度使，保留中书令也即政事堂文职，并出为西京也即洛阳留守。
石守信官职得到提升，但军权没有了。
同时，将天平军降格，其辖境仅在郓州一地。原来隶属天平军的“支郡”都直接隶属中央。后来的节度使，皆由文官出任，又多有安抚使、转运使、提刑使，以及通判等来“分权”。这样一来，朝廷、藩镇、支郡（州郡，包括县）三级垂直管理，变为朝廷和州县的二级垂直管理。虽然有些地方、有些时刻，还有省级管理安排，但那也都属于临时性的差遣。大宋等于事实上弱化了省级机构，藩镇属州的权力得到有效侵削。西汉晁错没有完成的行政变革，在大宋赵炅这里得到一次“更化”。过去石敬瑭、范延光、杜重威之流，做大做强藩镇与中央对抗的可能性，在无形中消散。
太宗赵炅继承了乃兄赵匡胤的政治智慧，首先注重抑制藩镇，在行政区域的人事变更和区域性质的转型中推演秦汉以来的郡县结构，以此消除可能的割据力量，这样就为大宋帝国的长治久安，做出了制度性的安排。
赵炅不凡。
叁纳土归宋
平海军，这个远在漳州、泉州的僻远之地，继续保持割据状态吗？旁边那个吴越国国王钱俶，早已称臣纳贡，就差纳土归附了。这时，陈洪进的同乡幕僚刘昌言向主人上了一“计”：纳土归宋。
封桩库
解决北汉问题之前，宋太宗赵炅不失时机地解决了漳泉、吴越问题。
哥哥赵匡胤似乎有意留下这两块地方给兄弟，让他去收复，做成统一大业。从此，帝国版图扩张到东南沿海。这两块膏腴之地为大宋帝国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税赋，让大宋的财政状况有了根本性的好转，在后来的日子里，太宗甚至发现，哥哥费尽心机贮存财帛，用于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封桩库”都已经多余了。
“封桩库”是太祖时备下的一座财富仓库。每年有盈余，就将盈余的财帛存入这个仓库。那时就想用这个仓库的所有，向契丹赎买幽云十六州；如果契丹不答应，就用这个仓库所有招募勇士，攻取之。太宗时的仓库最大的是左藏库。南唐、南汉、荆湖、后蜀等国的仓库财货，大多积蓄于此。太宗有一次来库里巡查，一看这里堆积的金钱、布帛及各种财货多到不可计量，就对陪同的宰相说：“此金帛如山，用何能尽！先帝每焦心劳虑，以经费为念，何其过也！”这里金帛像山一样这么多，怎么能用尽！先帝时总是以经费为念，每日操心焦劳，太过担心啦！
假如漳泉、吴越再来归附，大宋岂不更加富有？那时节，解决北汉问题、契丹问题，也就更无后顾之忧了……
清源军
漳泉，也即今日的漳州、泉州二地。五代、大宋时期，称清源军。
此地地缘先后有变化。
大唐帝国时代，公元699年，在现在福建莆田的西部设县，名清源，此地部分隶属今日的泉州，这就是后来改为“清源军”的地理来源。
五代十国时期的“闽国”占据此地及周边地区。
公元945年，南唐发狠，与闽国开战，吴越国来援闽。最后结局是，闽国被灭，但闽地三分：南唐拿去汀州等地；吴越拿去福州等地；而泉州、漳州则两边不靠，为当地人留从效占据。
留从效势力坐大，自称“留后”，也即暂时留在此地，等待宗主国正式任命。他愿意接受南唐册封，南唐中主李璟也奈何他不得，就将留从效“留后”辖境升格为清源军，留从效则成为清源军第一任节度使，做了藩镇大员。这就是“清源军”的军政来源。
留从效，这位中国南方的藩帅，后来又先后被南唐和中原帝国封赏为泉南等州观察使，累授同平章事兼侍中，这是宰相级别的荣誉职称；更授中书令，也是宰相；又封鄂国公、晋江王，留从效政治生涯达到巅峰状态。
说起来，留从效也是乱世一枭雄。他就出生在泉州，年轻时在泉州当兵，闽国王氏当政时，他曾经做到散指挥使，这是一个实权不大的武官职务。
闽国频发国变，到了王延曦时，出了一个叛逆者朱文进，他杀了王延曦，自己做了闽国君主——但他不敢称帝，降一格，称王。闽王“首都”在长乐，即今天的福州，他派出了自己人黄绍颇到泉州做刺史。
这时候，泉州人留从效的机会来了。
他跟铁哥们董思安等几位商量好，在一个冬夜，各自带着军中亲信到自己家中吃酒。酒酣，留从效说：“朱文进杀王氏，又派出亲信分头据守各地。咱们一直受到王氏恩遇，现在却事奉这个叛逆贼人。要是有一天富沙王攻克福州，咱们这班人可就死了都惭愧啦！”富沙，属今天的闽北建瓯县。建瓯，史称建州，王延曦的兄弟王延政被封在那里称王，故称“富沙王”。“王”是比“帝”低一格的君主。王延曦是闽帝，让兄弟王延政称王，有效法“封建”（封土地、建诸侯）制度，由宗亲拱卫京畿之意。但兄弟王延政自立为帝，成立了什么大殷国，与哥哥王延曦多年打仗，互不心服。
留从效看到这哥俩的矛盾，知道虽然朱文进杀王延曦，但王延政是不会容他称帝的。所以留从效预先纠结支援力量，准备向未来的君主王延政做投名状。
亲信们虽然认为留从效说得有理，但还是不免害怕。
留从效骗他们说：“富沙王已从建瓯发兵，平定了福州，并给我密旨，令我讨伐泉州黄绍颇。再说，我观诸君状貌，都不是久处贫贱之辈。听我话，富贵可图；不然，祸且至矣！”
这一番话说得众人在恐惧中勇气倍增，决计起事，做一番功业。座中一个叫陈洪进的，尤其彪悍，当即率众踊跃而起，一时间找不到更多兵器，各人都顺手操起训练用的兵器白蜡杆，跳入府厅，擒住黄绍颇，根本就不容他说话，当即就寻了大砍刀，斩了他头颅，装入一个木匣之中。
随后，就像晚唐以来屡见不鲜的故实一样，留从效也搞起了“阴谋拥戴”。他在泉州找到王延政一个侄子王继勋，请他出面主持泉州军政大事；留从效、董思安等人则自命为“平贼统军使”。
陈洪进受“平贼统军使”的命令，提着黄绍颇的首级到建瓯去见王延政，并表示愿意拥戴王延政为闽国大帝。
陈洪进走到半路，碰到朱文进的福州戍守兵士数千人，这些人挡住道路，也是在提防泉州、漳州的“叛逆”。陈洪进见势不妙，就骗这些士卒说：“我起义的大军已经诛杀了朱文进。我正从小道去迎接真正的君王继承者。你们这帮傻子还守在这里干啥啊？”
说着，将黄绍颇的首级假作朱文进的首级，向士卒展示。士卒一见，血肉模糊的一个人头，哪里分辨得清，于是认为国家元首已经不在了，一哄而散。其中有几个将军还跟着陈洪进一块去见王延政。王延政大喜过望，当即封官许愿，以王继勋为侍中、泉州刺史；留从效等人则升为都指挥使，方面军总司令。
留从效一战成名
刚刚做了闽国王的朱文进听说泉州兵变，最亲信的黄绍颇被杀，很恐惧，重赏之下招募了两万兵马，派出几位将军前往征讨。两万人的队伍，从福州出发，前后分队而行，史称“钲鼓相闻五百里”，声势也颇浩大。
殷主王延政闻讯，唯恐泉州有失，也派遣大军两万来援。
福州兵先到。留从效不犹豫，直接打开城门，列阵与福州兵战，大破之，斩一将，擒一将。
王延政又派遣水军帅战舰千艘攻打福州。
福州兵败泉州城，又来劲敌围城，朱文进万般无奈，派遣子弟作为人质到吴越国求救。
后面的事就是南唐与吴越在三闽大地争夺势力范围的故实了。我在《大宋帝国三百年》前几册中有详叙。
且说朱文进被部下所杀，王延政投降南唐，泉州还在王继勋管辖之下。但“泉州保卫战”中，留从效一战成名，威望大增，取得实权，王继勋已被架空。
南唐将福建设威武军，泉州、漳州、福州等地皆在管辖范围之内。但这样一来，在试图有效管理泉漳之地时，遇到了困难。
王继勋本来想对南唐派出的威武节度使李弘义修好，但书信中却用了平行格式。李弘义认为泉州隶属威武军，王继勋来信，应用上行格式。被征服之地如此“抗礼”，李弘义咽不下这口气，就派他的兄弟李弘通率兵一万来讨伐泉州。
泉州都指挥使留从效的机会再一次来临。
他声言王继勋不能统御士卒，因为赏罚不公，所以无人愿意效命。然后直接找到王继勋对他说：“福州李弘通兵势甚盛，这事对我泉州生死攸关。士卒因为使君您赏罚不当，谁都不肯效力死战。如此，泉州危矣！使君应该避位，自省！”于是将王继勋废黜，勒命回到他的私人宅邸，留从效则开始代领军府事。
泉州兵因为留从效曾夜袭黄绍颇、遥尊王延政、击败朱文进，都是大事决断，故对这位“都指挥使”有畏服之心，于是与李弘通大战时，多肯卖命。一战，将李弘通击败。
但留从效并不想得罪南唐，随即向李璟上表报告泉州之变。李璟像五代时期所有的君王一样，对藩帅自署“留后”不敢兴师问罪，也采取了所谓“羁縻政策”，干脆承认其地方割据现实，将“留后”转正。李璟将王继勋召往金陵，正式任命留从效为泉州刺史，董思安为漳州刺史，另外派遣南唐将领来领任威武节度使。刺史，比节度使地位要低。到这个时候，泉州还没有真正独立。
随后，留从效还跟着南唐将领征讨过福州朱文进。但是平定朱文进之后，留从效带兵回到泉州，发现了南唐派遣来的戍守将军不是对手，于是，他的机会再一次来临。
留从效对南唐将军说：
“泉州与福州世为仇敌，此地南接岭南大海，是瘴气疠病蔓延之乡，地势险要，但土壤贫瘠。更由于连年战火不断，农业桑园大多废弃。每年的冬夏两季税赋，仅仅够自己养活自己。哪里还敢有劳大军长久在此地驻扎呢？”
说罢，更不做商议，即摆酒宴，为南唐将士送行。南唐将军看来看去，但见留从效的亲信们一个个按着刀剑把手，虎视眈眈，知道这个地头蛇已经坐大，且早有准备，似乎也没有别的更好选择，只好率兵回国。
南唐主继续采取“羁縻政策”，同意留从效管辖此地，还加封他为检校太傅。
留从效并不满足。
几年之后，已经是后汉乾祐二年，公元949年，董思安被留从效的哥哥毒杀，这样，留从效就拥有了泉州、漳州二地。李璟见状，只好将泉州升格为清源军，任命他为“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从此名正言顺地做了藩镇大帅。
留从效的野心到此为止。追溯他一生的经历，可以知道，他从未有过逐鹿中原、争霸天下的野心。他很满足于做一方藩镇。
留从效“疽发背卒”
漳州、泉州，隔着南唐与中原相望。历史上来看，五代时期，无论周边诸国如何强盛，最强盛的还是中原帝国。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折腾下来，还是比南唐、后蜀、吴越几个割据邦国要强大。清源军靠近南唐，南唐比清源军个头大得多，但是与后周比，还是呈现为弱相、疲相。中国一统，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传统，在华夏这块土地上，所有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物，无人能摆脱这种理念惯性。如果说“中国特色”，历史上来看，“大一统”应是其一。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开始，中国就在缔造政治影响所及地区的文化共同体。没有人能长久地安于一隅。留从效骨血中也有此本能记忆。
他知道中原帝国必将一统华夏，清源军，还不过是华夏被割据的一块土地，迟早要归附中原，如果不能自家统一中原的话——而留从效知道，他无能统一中原；他连南唐也“统一”不来。
但中原有可能统一南唐，南唐有可能统一清源军。
这是清源军面对的天下大势。
在这种大势推动下，他从未有过“北伐”之念，甚至没有继续扩张地盘的念头。他安于清源军，也安于“节度使”这个职务职称。若果说有一点野心的话，他期待能像晚唐以来的节度使们做过的那样，也能让自己的后代们继承节度使的职务职称……
他做出的第一个战略决定是：就像南唐“羁縻”清源军一样，清源军也要“羁縻”南唐。
南唐，是隔离开中原的巨大存在。常识也告诉他：只要南唐国存在，清源军被中原收复的可能就很小。因此，他希望南唐长久存在，以此来庇护清源军，不被收复。所以，当南唐与后周开战时，留从效多次给李璟上表，谈天下利害，谈用兵之道。周世宗柴荣御驾亲征，正在属于南唐的江淮之地强势横击之际，李璟倾全国之力，部署南唐兵十万，出师紫金山（今安徽寿县），力保淮上。按李璟战略：江淮乃是南唐北部屏障，犹如燕云十六州是中原北部屏障一样，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丢失江淮之间的要塞，南唐就只有长江一条横线，再也没有陆地缓冲。周师过江，即意味着南唐转入内线作战，凶多吉少。故江淮志在必守。但李璟不明白的是：江淮，柴荣则志在必得。各自有志，这个时刻，志向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实力、运气。李璟的实力无法与柴荣比，运气也差得多。但他似乎看不到这一点，留从效却看到了。
紫金山一役，他给李璟连续上表，提出忠告。根据种种蛛丝马迹分析，留从效的上表很可能包括如下要点：不可与周师开战；如开战，不可如此派兵布阵；万一机动不利，甚至宁可让出江淮，保存实力，退守长江。留从效的上表认为，南唐大军在紫金山一线“顿兵老师，形势非便”，大军困守此地，士气已经衰惫；战略形势非常不利于我。李璟没有接纳他的意见，史称“既而果败，江北之地尽入于中朝”。不久果然大败，江北之地全都被中原后周侵占。
留从效眼见自己如此卓绝的战略意见不被南唐采纳，于是开始秘密讨好后周。
他派出自己的亲信牙将，换穿了商人的服装，避开南唐的关卡，渡过长江的风涛，从偏僻小道，千辛万苦地跑到汴梁，来见周世宗柴荣。然后，这位牙将从皮带中挖出了一幅隐藏的绢表，那就是留从效向后周称臣的文书。
随后，留从效又派遣使团，向后周进贡，并请求在京师开办一所“清源军进奏院”，略相当于后世的驻京办事处，以此将清源军直接隶属中朝。
但柴荣征讨江淮，攻克全境之后，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战略规划，开始第二阶段战略规划的实施：挥师北上，拟收复燕云十六州。柴荣因此特别需要一个可靠的大后方，因此与南唐正在睦邻和好中。依柴荣的英雄性格，不大可能首鼠两端，一面与南唐修好，一面又挖南唐的墙脚。于是，柴荣婉言拒绝了留从效的建议，并给他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件，信中说：“江南近服，方务绥怀，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图。若置邸上都，与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于朕。卿远修职贡，足表忠勤，勉事旧君，且宜如故。如此，则于卿笃始终之义，于朕尽柔远之宜，惟乃通方，谅达予意。”
江南新近已经归服中原，我大周正在设法绥靖安抚。爱卿你过去一直长久地侍奉金陵南唐，现在不可改变主意。假如像你说的那样，在京师设置进奏院官邸，那你岂不等于同金陵抗衡？朕如果接受你而拥有了你的清源军，那么，与南唐断交的罪过就在朕身上啦。爱卿远道来我大周进奉贡品，已经足以表示忠诚勤勉，可以继续努力事奉你旧日的君主，一切如故。这样的话，对爱卿来说可加深有始有终的君臣情义，对朕来说可尽到安抚四方的义务。深望爱卿通情达理，体谅明白朕之本意。
柴荣一番话，讲述了政治纷争不得影响伦理道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诉求，而不是利益诉求，对五代乱世间的天下意识，有拨乱反正之功能。一番话等于一次棒喝。在留从效的生命背景中，大约从无这种价值考量。柴荣的道义，对他，是全然陌生化的。
但留从效应该从此知道，中原大朝自有格局，不是藩邦小国所可梦想。也是出于对清源军前途的考虑，从此以后，结好中原成为他的既定政策。
太祖赵匡胤践祚后，留从效立即上表称藩，表示清源军乃是大宋一个藩镇，不敢独立于大国之外。并对大宋贡奉不绝。这时也正赶上南唐中主李璟害怕大宋，要从金陵（今南京）迁都到洪州（今南昌）。洪州与清源军属地相连，留从效怀疑李璟是准备南征，试图屯兵清源军，非常害怕。留从效没有儿子，就派遣他的侄子留绍錤带着厚重礼品向李璟进献；同时又派出使节借道吴越，向大宋进贡。这个时期，留从效极为忧惧。赵匡胤也知道这位清源军节度使的难处，就派出特命全权大使给他“厚赐”，并发诏安慰他。这位大使走在半路上，留从效就在忧惧中生病，病重时，部下乘机发动叛乱，劫持了他，另立新主。留从效忧虑、恐惧，又加上愤怒，最后结局是：“疽发背卒”。
像“扼吭而死”一样，“疽发背卒”也是史书记录中常见的死亡方式。“扼吭”就是用绳索勒住咽喉，自缢；“疽发”就是背痈，西医说法是背部皮下蜂窝组织急性弥漫性化脓感染。
留从效已矣。
他出自寒微，但与其他藩镇比较，算是少数知晓人间疾苦的地方长官。史上说他“在郡专以勤俭养民为务”，在清源诸州，生活节俭，注意养民。他不嗜奢华，平常穿的衣服都是素布，没有花里胡哨的装饰。公服比较讲究，但他却将它放在府厅中门的侧面，出门办公时才穿上。他常说的话是：“我素贫贱，不可忘本。”我一直很贫穷，出身卑微，不可忘本。
他在漳泉地区实行开科取士制度，名曰“秋堂”，每年都有“进士、明经”得到提拔。这是在乱世中施行文官制度的尝试，很了不起。
留从效对泉州地区的经济文化展开，也是有功之人。
他曾对泉州城重新修缮、增广增高。据记录中的说法，泉州城高近六米，周长二十里，比闽国前身威武军，当时的第一任节度使王潮建设的泉州城扩大了七倍。城内面积增大，于是可以“开通衢，构云屋”，还蠲免了多项遗留的苛捐杂税，清源军的士庶可以自由贸易，以此招徕外国商人。他还在环城种植刺桐，史称“刺桐城”。后来，大宋时期，泉州成为中国对外经济往来的第一大港，史称“刺桐港”，这个中国南方大港，其规模和繁华程度，那时几乎可以与埃及亚历山大港有一拼。多年经营的留从效确是桑梓功臣。
他还有一个德政，很少被人提及。闽国君王有两个女儿嫁给他管辖地区的人为妻，留从效很恭敬地对待她们，常常会给她们丰厚的赠予。虽然王氏闽国不是他颠覆的，但作为臣子，在闽国被南唐消灭之后，他仍然向南唐称臣，就是不忠。他用厚待王氏后人这种方式抚慰自己内心的不安。可以看出此人心灵的隐秘处仍然存有一点柔软的东西，乱世中，心灵的柔软是一剂能够略略化解邪僻酷毒、凶妄戾气、冷漠无情的解毒剂。留从效愧怍中不忘故主的人伦道义，一如赵匡胤厚待柴氏后人一般，是人类政治行为中的伦理之善，值得表彰。
乱世中，留从效实际管理漳泉诸州十七年，州郡之内，很得百姓爱戴，史称“部内安治”，辖境之内，平安有序。
地震
留从效没有儿子，就将哥哥留从愿的两个孩子留绍錤、留绍鎡过继过来。他病重时，留从愿在守漳州，留绍錤在金陵，而留绍鎡尚幼。这时，清源军的实力人物张汉思、陈洪进二人发动兵变，张汉思自称“留后”，以陈洪进为节度副使。也有一种说法是：留从效死后，留绍鎡主持“留后”军府事，一个多月后，陈洪进污蔑留绍鎡，说他想召唤吴越人反叛南唐。于是，将留绍鎡抓起来，送到南唐，并且推举当时的节度副使张汉思为留后，自己做节度副使。
陈洪进，乃是留从效老乡，也是泉州人士。史称此人“幼有壮节”，少年时期很有壮士风范，也曾读书，修习兵法。年轻时，人们都认为这是个人才，有勇略。在闽国时曾参与过几次战役，有功，升为泉州副兵马使。
他跟着留从效杀黄绍颇时，众人议论要将黄绍颇首级送建州王延政，以此请他出兵为援。但是由谁去送这个首级，当初却颇费了一番周折。原来，没有人敢出这趟差，因为道路险阻，福州朱文进到处设卡，此行恐怕凶多吉少。只有陈洪进担心事情久了再生变故，那样，这一场“泉州兵变”就不知道会有什么结局。于是，“独请往”，独自请求来做这个事。他成功了。
现在，留从效没有了，兵强马壮的陈洪进就动了“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他也确实找到了机会。
就资历言，他不如张汉思；就实力言，他远超张汉思。但他并没有贸然行动，甚至还在推举张汉思，做出“节制”而又“当位”的姿态。
张汉思则属于比较谨慎的人物，年纪又大了，治理军府事，往往力不从心。于是，清源军大小事务都由陈洪进来决定。久而久之，陈洪进有了专断的倾向。这事让张汉思做着牙将的儿子们看了不爽，胆子大一点的，就有了图谋陈洪进的念头。张汉思也越来越觉得不对劲，感到了陈洪进这个人物确有不同于凡俗的地方，对他有了戒心。
延宕着到了夏天四月，张汉思做出了一个决定：除掉这位可能的祸患。
他找了个名头，搞了一场超级酒席，大宴将吏。泉州的方方面面都请到了，府厅大院都是人物。隐秘处埋伏下了刀斧手，只等一声令下，就会擒了陈洪进，然后给个罪名，当众一宣布，这事就算搞成了。但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人算不如天算。酒过了几巡，眼瞅着就要令下，看上去，陈洪进一条性命已经没有别的机会了。张汉思做事谨小慎微，几步棋算计得几乎相当艺术，没有任何人透露消息。就在这个紧急当口，意外发生了。
地震。忽然地震了。
往事，按部就班地运行时，忽然出现转捩点。就在这个“偶然性”的地震事件中，历史出现了另外的可能性。犹如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一生在为私生子儿子恺撒·博尔吉亚执掌最高权柄，做好各种铺垫，眼看就要成就大事之际，父子俩人都没有料到的是：教皇忽然中毒而死。于是，所有的权谋铺垫都变成了没有结局的故实，悬想中的“可能性”像一炷香燃后的烟缕，在空气中消失了，不见了，没有了，踪影皆无。“偶然性”在众缘和合的“耦合”力量中，显现了近于决定性的影响力。
这一场地震，让清源节度使张汉思的府厅栋宇摇晃、梁柱作响，大厦将倾，所有的坐立者都无法控制自己的动作。
惊慌中，张汉思的同谋认为这可能是老天有意惩戒谋杀者——陈洪进很可能是膺有天命的大人物。于是，同谋者在那一个瞬间转换为背叛者，他将节度使的阴谋告诉了节度副使。陈洪进闻言，迅即离去。众人惊悸而散。
从此以后，张汉思更加担心陈洪进，经常配备戒严般的警卫保护自己，史称“严兵为备”。
一把锁头换来节度使大印
陈洪进两个儿子都是泉州指挥使，多次要带领部下直接攻击张汉思，陈洪进没有允许。他知道，张汉思也有儿子，那样一来，拼的就是血肉，胜负难料，且不雅，传扬出去，就是武夫火拼，诸侯间会轻看了我。
一直到有一天，他经由长考，觉得已有胜算，就在袖子里携了一把大锁头，带着两个儿子，几个随从，穿了平常的休闲装，很安详的样子，踱步到节度使府中。当时有值班的卫兵几百人，散在各处，陈洪进就以节度副使的名义给他们下了命令，要他们散去。
陈洪进随即走入内宅小院，将房门在外面锁上。然后又让随从叩门，张汉思来见，一看，已经走不出大门。
疑惑间，他听见随从对他说：
“郡中军吏都拥戴陈将军做咱们清源军‘留守’。众情不可违啊。请大人将节度使大印拿来。”
张汉思再不明白，也知道五代乱世的“规矩”。他知道事情到了这一步，已经没有退路，惊慌恐惧中，从门间将大印送出。受电视剧影响，一般人以为这个官印会很大，至少像半个鞋盒子那么大；事实上，节度使印玺不大，一般只有六七厘米的边长。门从外锁，门向里开，两门缝隙间距不小，足可容得节度使大印递出。
陈洪进用一把锁头换来了节度使大印，迅速召集将校官吏，告诉他们说：“汉思昏庸、老糊涂，不能治理军府大事，现在已经主动将节度使大印授予我，从此以后，请我来管理清源军事。”
诸将吏平素也知道陈洪进的彪悍和胆略，事已如此，顺水推舟，史称“将吏皆贺”。
当天，就把张汉思转移到别的住所，又加严兵看护。
随后，陈洪进草拟了表章，给南唐朝廷——这时，南唐中主李璟已经病逝，后主李煜继任。李煜按照历史惯性，继续执行“羁縻政策”，任命“留后”陈洪进为清源军节度使，并郑重地授给他节度使的权杖“节钺”。
两头下注
这个期间，太祖赵匡胤已经平泽、潞（均在山西），下扬州，取荆湖，兵锋指处，所向披靡。后蜀、南唐都在风雨飘摇中，陈洪进极为恐惧。他一面维系与南唐的附庸国关系，一面又极力讨好新兴的大宋帝国。他派遣亲信牙将魏仁济走小路到达汴梁，送上归附的表章，自称“清源军节度副使、权知泉南等州军府事”，表章中说到了张汉思“老耄不能御众”，太老了不能统御清源军士庶，现在我陈洪进暂时领任州郡军政事，“恭听朝旨”发落。表章中，他不敢自称“节度使”，只说自己原来的正式职务“节度副使”，等于向大宋讨好，不承认南唐给他“节钺”的合法性，期待着大宋对他重新任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