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杭州有一次火灾，府邸都被烧为灰烬。大火旺时，似乎就要绵延到国家粮库，钱俶在这紧急当口，开始举酒祷告说：“食为民天，若尽焚之，民命安仰！”粮食为万民仰靠，如果全部焚毁，万民靠什么为生？据说，祷告过后，大火就渐渐熄灭。此事连远在汴梁的周世宗也知道了，派来使者慰问。
神异的事情多了，钱俶对佛教更是笃信不疑。
他于是更在弘扬佛法中做工，杭州灵隐寺、西湖雷峰塔都是钱俶建设的，流传至今有名的国宝建筑。他还多次延请高僧大德讲法，多次派遣使者到日本、高丽求取佛经。一时间，吴越国成为中国佛教非常兴盛的地区。
钱俶几乎将佛教推演为国教。但由官方推演“国教”，那种宏大排场和精美制作都需要更多赋税支出。虽然具体数字难于统计，但五代后周时期基于民生考虑，多次抑制佛教超大规模的发展，可以作为一个佐证：佛教的展开的确占用了数量可观的民生资源。
佛教“出世间法”信仰，其正信、智信，有其规模闳敞的心灵教化之功、自我养成之效，对人间和气也有推演展开之利。钱俶受佛教影响甚深。
他算意外中被人拥戴为君，但他坚决不做“斩草除根”的恶行，保护废王哥哥钱倧，一辈子没有被人加害。即位后，也有励精图治的一面，他将国内庶民历年欠税一笔勾销，还鼓励农民耕垦荒地，“不加赋”。境内大旱时，民间有卖儿女的，钱俶就下令由官府支出粟帛，将卖出的儿女赎回，归还父母，同时开仓放粮，救济灾民。有意味的是，他还组织起“营田卒”，也即“军垦兵团”，几千人，在海边江畔开垦无主野田。史称“境内无弃田，粮食丰稔”。
钱俶“做好事”，有向佛祖祈福的意念。
唱簿鞭背
根据史料记录，也看到了钱俶时代吴越国的赋敛之重。
史称钱氏“外厚贡献，内事奢僭，地狭民众，赋敛苛暴”，对外要向中原帝国尽可能进献丰厚的贡品，对内因为笃信佛教，故礼佛多有奢靡，私人生活也有僭越。土地少、民众多，赋敛时很苛杂，手段狠毒。
升斗小民卖个鸡、卖个蛋、卖个鱼、卖个菜，很小很小的一次贩卖，都要收取管理费用。百姓如果欠了一升一斗的租税，就要“鞭背”。每次鞭打时，都要由不同的小吏拿着有记录的不同的征税簿籍，排列在受刑处。根据逃税人的数量来决定鞭笞的数量。一个小贩有可能同时欠了卖鸡、卖蛋、卖鱼、卖菜的管理费，就按顺序鞭笞。掌管鸡税的唱簿完了，掌管蛋税的接着唱。史称“次吏复唱而笞之，尽诸簿乃止”，下一个小吏接着唱名唱数额，直到把所有的账簿都唱完为止。这种“唱簿鞭背”，少的可能要挨数十鞭，多的就要达到五百多鞭。这种苛政，直到吴越国最后一年为止，都在进行中，史称“民苦其政”，百姓对经历这种苛政感到很是痛苦。
范旻来到后，将这些事一条条地上奏给太宗赵炅，请求蠲免，史称“诏从其请”，下诏同意范旻的请求。
钱俶本人日常生活不算奢靡，《钱俶墓志铭》说到他的生活，有言：“靡尚豫游，颇遵俭素”，不崇尚冶游放荡之乐，很遵奉节俭素朴之道。更多的史料，也确看不到钱俶“内事奢僭”的记录。关于吴越国，有道无道，存在着两种歧异性质的说法，此事，略通历史、略通传播规律即可知晓其中规律。
一种说法就是：吴越大地，经由范旻治理，出现了祥和富庶之相。
一种说法就是：吴越大地，在钱镠以来的钱氏治理下，本来就很祥和富庶。
吴越大地，是中国经历战乱最少的地区之一。钱氏纳土归宋之后，太宗赵炅又降“德音”，诏书善言：“赦两浙管内诸州，给复一年。”赦免原吴越境内诸州士庶，免除赋税一年。
这样，吴越，这一块膏腴之地，在钱氏或范旻治理下，在大宋的优惠政策下，成为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的鱼米之乡。它为百年后的南宋在此建立临时首都，预先做了丰盈的准备和铺垫。历史的“有机性”在此得到神秘呈现。这是后话，略过不提。
肆讨平北汉
太平兴国四年正月，太宗在长春殿宴请北伐将帅，亲自向潘美等人授以战争方略，告知潘美等先行出发，御驾将随后亲征。宴后，潘美率久经演练的宋师，在初春的寒气中，浩浩荡荡开出东京汴梁，北上，兵马雄壮。大宋伐北汉的统一战争开始了。
杨村军演
漳泉、吴越之后，大宋开始盘算攻取北汉。
太宗赵炅即位之初，就对四弟齐王赵廷美说：“太原，我必取之！”
赵炅将很大精力集中在军事方向上。经常在早朝之后，就到便殿或后苑去检阅禁兵，从中挑选健壮的充任亲军，疲软老迈体弱的，都罢去充任外州地方部队。他的这一做法，延续了赵匡胤以来的禁军制度，也即正规野战部队集中于京师，禁军即相当于野战军。采用这个办法之后，史称“自是藩卫之士益以精强”，从此京师禁军的士兵更加精壮强大。
赵炅还在东京城西的杨村筑起一个讲武台，有时，就带着文武大臣到这个台上去观看大宋野战部队的军事演习。
最初，演习部队由殿前都指挥使、野战军司令杨信，调度、指挥。
杨信将大宋野战军在训练场上训练为一支服从号令听指挥的部队。演习的规则大部由他制定。
杨信在太祖时是一员低级军官，有功，不断晋升。太祖亲郊，也即到城外举办祭祀仪式时，杨信出任仪仗都部署，仪仗队总领队。开宝年间曾奉旨捉拿谋反武将，部署缜密，一举擒获，有功，做到了殿前都指挥使，领建武军（今广西南宁）节度使。领，是遥领，虚衔，不赴任。太祖曾经在宫禁外的后池训练水军，大兵乘军舰往来，不免击鼓呐喊，声震半个东京城。当时杨信在玄武门外居住，此地乃是汴梁内城的北门，距离后池不远。杨信不知道是在演练，听到声音疑心有外敌入侵，来不及换衣服，穿了一身家居皂绨袍，匆匆闯入后池来“护驾”。太祖对他说：“我正在教习禁军水战，不是有非常之事。”
杨信退出。太祖目送他离去，对左右说：“这人真是一个忠臣！”
太宗践祚，强化军事演习，继续由杨信部署。
杨信患有哑疾，发音困难。但就是这样，仍然可以指挥士卒。他调教出的将士，纪律严明，如臂使指。他帐下常有一个童仆名叫田玉，这个少年特别能揣度他的意思。所以杨信在皇上面前奏事、与宾客谈论，乃至于指挥部下，常常将田玉带在身边，想说话时，就回顾田玉，偶尔在手掌上写几个字，田玉马上就能领会他的意思，代替他说出来，几乎不会失去他的本意。
杨村军事演习，田玉也是他必不可少的小跟班。
有一天，杨信生病，忽然能说话了！太宗闻言大吃一惊，知道“回光返照”的故事，马上到杨府来看望这位将军。杨信自言受到两朝恩宠，很是感慨，一时涕泗横流。太宗安慰他一番后，赏赐丰厚。第二天，杨信病逝。
杨信病重时，杨村演习照常举行，太宗命令天武左厢都指挥使崔翰代替杨信指挥。崔瀚部署演习，加进了一些表演的内容。历史记录中的说法是：“分布士伍，南北绵亘二十里，建五色旗以号令，将卒望其所举为进退之节，每按旗指踪，则千乘万骑，周旋如一，甲兵之盛，近代无比。”崔翰分布演习将士，南北绵连近二十里。指挥官手持五色旗作为号令，将士们都要看着不同颜色的旗帜，根据旗帜的偃仰前后方向，作为进退的节制。常常是按照旗帜的指向，千乘万骑，进退周旋犹如一个整体。甲兵的强盛，近代以来无人可比。
太宗看着这样号令严整的战斗部队，非常高兴。他派出近臣秘密地送给崔翰一条金带，转他的话说：“这条带子，是朕在藩邸时用过的。”藩邸，就是赵炅践祚之前的晋王府邸。将一条旧物赠送将士，有体己、亲切的意味。太宗对崔翰的才干非常赏识，对左右说：“像崔翰这样的武将，一定是不会在晋朝出仕的！”意思是：崔翰这么有才干，但后晋时军政如此昏乱，用人不得法，有出息的人是不会为它卖力的。
赵炅也知道当初周世宗、宋太祖多次对北汉用兵，契丹往往来援。于是开始制定中国军事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围城打援”战役：包围太原城，阻击契丹兵。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先在太原周遭布局，并尽力在太原附近州郡解决攻城器械和战备粮草问题——这些笨重物资全部由东京汴梁或其他州郡转运，成本过高。于是下令，晋（今山西临汾）、潞（今山西长治）、邢（今河北邢台）、洺（今河北永年）、镇（今河北正定）、冀（今河北冀县）等距离太原较近的州郡，都要按规定备好制造兵器和攻城战具，没有，就要制造，需要的时候，随时听候调遣。此外，这些州郡，必须储备未来大军北上的足够粮草。攻城、打援，几十万人，大部分物资要从这些州郡调运。当然，不足部分也开始从外部漕运辇送，一时间，河北、山西两道，车船不断。
这类战略准备工作从太宗践祚之初就开始了。
冬狩之礼
北汉也不是颟顸之辈，很快就知悉了来自南国的动作。按照北汉君臣的理解，在如此近距离地区准备大战物资，只能是针对北汉的。史称“北汉主甚恐”，于是在转年开春，北汉主刘继元将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押在契丹，又送去“重币”，也即厚重的礼物，向草原帝国求援。但是契丹首领景宗耶律贤认为，从宋太祖以来，两国一直在友好睦邻，不应该有战事，因此没有特别上心。
到了太平兴国三年（978）的冬天，大宋已经准备了一年多的时间，这个时候，契丹国的一位使者耶律呼图从大宋返回，见到耶律贤说：“宋必取河东，当先为之备。”耶律贤此时只有三十岁，身体状况不佳，一直由皇后萧绰执掌朝纲。耶律贤和萧绰闻言，来问大臣韩匡嗣。韩匡嗣问耶律呼图：“你怎么知道宋国要北上？”呼图说：“这事不难知道啊。你想想，大宋四方僭越之国，一个个都被吞并了，现在只有河东还没有被他们收复。宋朝皇上又总是讲武习战，这是干吗？必定是针对河东嘛！”韩匡嗣听后根本不信，认为呼图所言无非瞎猜，没有任何根据，对他说：“宁有是邪！”会有这事吗？嘁！萧绰虽然在后来的日子里成为大宋帝国最难对付的女人，但此时还是相信了韩匡嗣，“卒不设备”，最后没有对大宋可能的北上做任何准备。
韩匡嗣，乃是一个精通医术的汉人，他父亲被契丹掳往草原，最后居然成为契丹第一代君主耶律阿保机的佐命功臣，所以他也得到契丹的信任。据说阿保机的太太对待他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耶律贤没有践祚之前，与他也是好友；践祚后，即提拔他做了大官，此时的韩匡嗣，乃是契丹国的南京（今北京）留守，封燕王，也是萧绰和耶律贤非常信任的人物。
后来韩匡嗣做了枢密使，南京留守就由他的儿子韩德让代领。父子二人都做契丹南部大都的留守，很为时人羡慕。
北汉多山，太宗开始组建自带机弩重兵器的山地部队，史称“飞山军”。他在讲武台就多次观看“飞山军”发机石射连弩。史称“上将伐北汉，先习武事也”，皇上要伐北汉，先训练军伍之事。
赵炅甚至还在太平兴国三年（978）腊月做过一次“冬狩之礼”，冬天打猎的君王之礼。过去，按礼法，古代帝王有“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的礼制，四季出城到郊外打猎，是“示武于天下”。但随着文明的推演，这类田猎活动毕竟劳民伤财，渐渐被有些君王废弃。这一次，有关部门向太宗汇报，认为应该有“冬狩”活动，太宗没有拒绝。他对左右说：“《老子》有言，田猎让人心发狂；《尚书》有言，田猎让国政荒废，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为人君者不得不戒。历观前代往事，很多君王迷惑于田猎的快乐，往往导致国家败亡。这是事实。但朕今天所以狩猎，是因为要‘顺时搜狩，为民除害’，不是要自己杀生取乐啊！”显然，“顺时搜狩，为民除害”八字所指，就是要顺天应人，剪灭北汉，以此造福大宋士庶的意思。太宗一直在准备打仗。
就在这年冬天，按例诸州贡举人应该集会于京师，但太宗正在准备亲征河东，下诏暂停贡举。从此以后，这个贡举活动改为间隔一年或两年才正式举办。
也在这年冬天，契丹派遣使者提前来到京师，准备等到来年正月初一，庆贺正旦。契丹没有料到大宋会北伐。
决意北伐
兵机贵密，不可先传。故兵书有言：兵以静胜。宋太宗隐忍三年，除了跟自家兄弟赵廷美说过要征讨河东的话头之外，几乎不提北伐之事。他注意到军事信息要保密、要安全，就不可过于声张，以至于瞒过了契丹主管军事的枢密使韩匡嗣。除此之外，宋师三年静默，除了演习之外，几乎不对外用兵，赵炅也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一鼓作气，收复河东。
现在，藩镇惯性基本得到遏制；南部两个大藩，漳泉与吴越，也纳入大宋版图；剪除贪腐官员，国家秩序有了改善；大宋二十年的积蓄已经足以支撑一场大战；赵炅“三年不鸣”，似乎可以“一鸣惊人”了。
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开春，赵炅召来大宋第一名将曹彬，问他：“周世宗及我太祖，皆亲征太原而不能克，岂城壁坚完，不可近乎？”周世宗柴荣、我大宋太祖，都多次亲征太原，没有攻克。难道是他们的城墙太坚固太完善，拿不下来吗？
曹彬似乎胸有成算，他回答道：
“周世宗攻取太原时，主要因为大将史彦超在石岭关一役兵败被杀，周师人情震恐，不得已，还师。太祖时，因为阴雨连绵，大兵困在甘草地，军人染上腹疾，因此只好退师。现在看，都不是因为太原城垒坚固啊！”
史彦超乃是攻取太原时的先锋都指挥使，柴荣麾下一员猛将，当时带着二十骑为前锋，探路时，遇到契丹大军，激战中，大将李筠又带兵来援，杀契丹两千人。史彦超有了轻敌之意，史称“恃勇轻进”，独自带着几个骑士追击败寇，渐渐离开大军更远，最后在契丹的回身反战中，众寡不敌，为契丹所杀。
石岭关，则是晋北一处要隘，位于阳曲县北，东、西有山，谷底开阔，地势险峻，是太原往北，通往代县、大同等地的交通要冲。北汉与契丹联系，必走此地。周世宗、宋太祖，要收复河东，一定要在此地隔断太原与契丹的联系。史彦超在此战败，导致战局一变。
太祖时曾派出大将何继筠为石岭关都部署，成功地阻击了契丹援军。
太宗心里有数，又问曹彬：“我今举兵，卿以为何如？”
曹彬回答：“我大宋邦国兵甲精锐，人心都拥戴皇朝，如果此时施行吊民伐罪之举，如摧枯拉朽耳！”
曹彬的意见很重要，对赵炅有一种“定心丸”的功能。君臣一番对话后，史称“帝意遂决”，皇上赵炅北伐的决心最终定了下来。
但宰相薛居正反对。他对皇上说：
“过去周世宗举兵北伐，太原倚靠契丹的军援，坚壁不战，结果导致周师疲惫，退兵。到太祖时，在雁门关南之地，击破契丹，将河东人民迁徙到黄河、洛水之间。现在，河东巢穴虽然还在，但危困已甚。我们大宋得到它，开辟这点贫穷之地，都算不上开疆辟土。舍之不足以为患。请陛下深思熟虑。”
薛居正乃是一代名相，但这番话说得实在欠水平，逻辑都不通。北汉，作为多年敌国，“危困已甚”，正是大宋用兵良机。且燕云十六州乃是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治理华夏，必在完我金瓯。北汉与契丹沆瀣一气，直接影响到中原失地之收复，如何说“舍之不足以为患”？
但薛相意见可取之处在于：此时，平北汉，时机、程序或有问题。
在周世宗、王朴时代，在“先南后北”的战略规划中，北汉，都是应该最后平定的割据势力。按照后周战略，必先取幽燕，而后北汉失去外援，那就是囊中之物，几乎可以传檄而定，仗都不必打。北汉必当取，但必当乘兵锋之锐，直取幽燕，而后取北汉。太宗等人先取北汉，后取幽燕，违背当年柴荣、王朴的成熟画策，所以最后有“高梁河之战”的失利。太宗此际决计平北汉失误在此。这是一番大议论，其中自有直达兵机隐微之道的远猷宏谟，容后慢表。
且说太宗赵炅听了薛相“歪论”，也不爽，反驳他说：“今者事同而势异，且先帝破契丹，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为今日事也，朕计决矣！”现在北伐，虽然与世宗、太祖的北伐事情一样，但形势已经大有不同。况且，先帝当初破契丹后，迁徙北汉人民到内地，虚空那一片土地，正是为了今天的北伐。朕北伐之意已经定了，不可变更。
随后，赵炅派出了大臣出使高丽，告诉东北边部这个邦国大宋北伐。按太宗的意思，是期待高丽能够牵制一下契丹。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高丽没有动。五代以来，高丽始终依违于中原帝国和草原帝国之间，就像后来的西夏，始终依违于契丹和大宋之间一样。小国要生存，在两大国夹缝中闪展腾挪，可以理解。春秋时郑国就在晋、楚两大国的压力下，不断变换身姿，两头下注。正常。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赵炅又派出朝廷官员到各个州郡去督运军储物资，限期赶赴太原城下。
一切安排妥当，开始组建北伐指挥机关。
藩镇旧习
宣徽南院使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制置使，北伐总司令。宣徽院，掌管并总领宫禁之内诸司及殿直工作，举凡官员核定、祭祀大典、日常朝会、宴享仪式、内外供奉等，都在其管辖范围内，略似组织部副部长、办公厅副主任、礼宾司司长职务之和，但职责范围似乎还要更广。古代职官分工不如今日之细，往往一个官员“岗位”相当于今日多个官员。潘美，乃是北宋仅次于曹彬的名将，曾经在江南、南汉用兵时，功勋卓著。
太原，城广高大，易守难攻，需四面战取。于是分派崔彦进、李汉琼、曹翰、刘遇四员大将分头攻取太原城四门。
但在分派这个任务时，遇到了一点麻烦。
太原城内，西面，是北汉主的宫苑，按照军事常识，这是最难攻取的地方，因为城内必定要在此地布设最强城防力量。刘遇，当时的官职是节度使；曹翰，是观察使，较刘遇级别略低。按照职官轻重排列，刘遇应攻取太原城西，曹翰攻取城东。但刘遇知道城西凶险，不易立功，有忧虑，就提出与曹翰换地方。曹翰说：“我是观察使，班次在您之下，应当在东北。”刘遇坚决要与他调换，俩人争执几天，也没有决定下来。
太宗赵炅担心将帅不和，就对曹翰说道：“卿智勇无双，城西面非卿不能当也。”曹翰这才决定奉诏。
关于刘遇与曹翰交换阵地之事，《续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长编》有不同说法，前者记录说“（刘）遇欲与（曹）翰易地”，后者记录说“（曹）翰欲与（刘）遇易地”。按行文逻辑，《续资治通鉴》为当。但无论哪一种记录，都记录了二将不想攻击太原城的西面。
总之，这是个事件。这个事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于此可以看到北宋将帅沿袭五代以来藩镇习气有多么严重。怕吃苦、怕流血，固然是人之常情，但战争以“士气”为重，丢了“士气”，军人质量是有问题的。一代雄主赵炅对此也只能优容，足见汉唐“尚武”精神，经由五代乱世，斫丧之深。这是后来的大宋君臣，除了少数例外，一直未能有效解决的内部问题。军令之严，五代以来，仅见于周世宗柴荣一人而已。史上“弱宋”之论，主要是指军人之“弱”，而军人之“弱”，又往往与领袖对将帅的这类优容有关。
北伐，攻取太原，四面城要有联络部署，要有人巡视四面城壕，随时通达信息，也要有人观察攻城器械损失状况，以便随时补充。赵炅也做了安排。
粮草准备，早已通知地方，并已经安排督运，现在，又派出河北转运使与陕西北路转运使分掌东、西两路转运使事。山西，居于河北、陕西之间，这样部署，考虑到运输线路最短，可以快捷调运。太宗对粮草有足够重视。他在后来御驾亲征时，在河北邢州（今河北邢台市），认命唐州（今河南唐河县）团练使曹光实到陕西去转运当地粮草。曹光实想到疆场效命，对太宗说：“臣愿提一旅之众，奋锐先登太原城。”太宗说：“军用资粮事大，足够你展示自己本事了！”
更重要的是，太原与草原之间，石岭关一带，必须派出得力将军，阻断可能的契丹来援。赵炅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云州（今山西大同）观察使郭进。
太宗赵炅从公元976年执政，到997年病逝，二十一年间，总与契丹发生战事数十场，互相间各有杀伤，按战例统计，宋师赢得多，输得少，但“高梁河之战”和“岐沟关之战”两场战役宋师吃亏较大，让大宋君臣意识到问题的严峻。这数十场战役，是中国史上意义重大的“澶渊之盟”实现之前必要的前奏。之所以有“澶渊之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双方都深入骨髓且不无悲哀地认识到，谁也无法吃掉谁。在这个基本“共识”面前，双方有了向着“和平”趋近的主动性。各自都有了“求和”的真诚意愿。宋太宗与契丹多年征战，等于在为后来签署“澶渊之盟”的宋真宗“做工”。
但在“共识”来临之前，战争无法避免。
“惟有战耳”
就要到来的“石岭关之战”，是太宗朝与契丹之间的第一场战争。
这是大宋平北汉战争的组成部分。
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大宋名将郭进大败契丹。
郭进是北宋名将，参与多次战役，几乎无败绩。他是少数御下严厉，而又懂得节制、有名士风范的将军。当初，他镇守边防，赵匡胤给他派遣士卒时，对士卒训话就说：“你们到了郭帅那里，可要恭谨守法啊！我这里，可以原谅你们，到了郭帅那里，犯了法可就没命了！”五代以来，郭进是少数最富荣誉感、责任心，并带兵有方的优秀军人。
话说契丹，闻听大宋在部署北伐，耶律贤不禁长叹道：“耶律呼图真能料事！朕与韩匡嗣虑不及此啊！”
在耶律贤看来，伐北汉，即等于伐契丹，也就等于撕毁了契丹与大宋多年以来心照不宣的“和约”。于是，他派出了使者到东京汴梁，来质问太宗：“何名而伐汉也？”你们以什么名义讨伐北汉啊？
太宗赵炅这时不失时机地说出了一句铿锵名言：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故；不然，惟有战耳！
河东悖逆天命，理当问罪。如果你们北朝不来援助河东，大宋与契丹的和约一如往日；如果你们援助北汉，没有办法，那就只有一战！
太宗这句话，与当初后晋景延广“十万横磨剑”论一样，都彻底激怒了对方。从此，终太宗一朝，没有与契丹恢复和约；乃至于到了太宗晚年，感到不仅战胜契丹无望，收复燕云十六州也无望，开始主动向契丹求和时，契丹也没有答应。契丹与大宋的“睦邻友好”，要一直到宋真宗时代，“澶渊之盟”才开始。
与景延广不同的是，景延广是一时大言，事实上并无底气自信；太宗伐北汉，则准备了三年时间，有非同寻常的自信。
公元979年，太平兴国四年正月，太宗在长春殿宴请北伐将帅，亲自向潘美等人授以战争方略，告知潘美等先行出发，御驾将随后亲征。当时，太祖时擒住的南汉国末帝刘 、太宗时归顺的漳泉藩帅陈洪进、吴越国王钱俶，都在座。刘 嘻嘻哈哈地说：“朝廷威灵波及远方。四方僭窃的割据之主，今天都在座中；等到早晚平定了太原，刘继元也到了。臣刘 乃是座中最早来朝的人物，到了那一天，愿意拿着木棍作为‘权杖’，充当各位‘降王’之长。”一番话说得太宗赵炅大笑起来，给了他不少赏赐。
宴后，潘美率久经演练的宋师，在初春的寒气中，浩浩荡荡开出东京汴梁，北上，兵马雄壮。
大宋伐北汉的统一战争开始了。
赵廷美不做“留守”
宋师正月北伐，二月，北汉又到契丹请援。此时，契丹已经得到太宗“惟有战耳”的刺激，也正在做着援汉的准备。
契丹国内一直施行“一国两制”制度，南部由南院也称南府管理，多施行中原汉人制度；北部由北院也称北府管理，多施行草原契丹制度。接到北汉请援报告后，耶律贤即组建了以南府宰相耶律沙为都统，也即总司令的援军队伍。同时，又派出南院大王耶律斜轸带领所部，为后续部队。契丹的队伍声势不小。
太宗赵炅在潘美之后，率部亲征。
皇上出行打仗，首都要有太子或最亲信的人物“留守”也即“监国”。当时按照“金匮之盟”的逻辑，太宗之后，应该是太宗的兄弟赵廷美做国君，于是，太宗就指定赵廷美执掌京师“留务”。赵廷美当时的职务职称是开封府尹，东京市长，封秦王。府中就有一位判官名叫吕端，闻听消息后，对自己的顶头上司赵廷美说：“主上栉风沐雨，吊民伐罪；秦王您处于亲族贤人之位，应当做出表率：扈从主上亲征。如果留下来掌管监国之任，不符合大义。”赵廷美认为吕端说得对，就主动上表请求跟随大军北行。
赵炅答应了兄弟赵廷美的请求，改派宰相沈伦为东京留守兼判开封府事，宣徽北院使王仁赡为大内都部署。
吕端这一建议得到了赵炅的赏识，在后来的日子里，吕端成为太宗一朝的名相。提升他的时候，有人认为“吕端糊涂”，太宗说出了那句名言：“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考吕端生平，他确实做了几件“大事”，对安邦定国发挥了了不起的作用——尽管，这几件“大事”看上去不那么起眼。这是后话，书中自会讲到，这里表过不提。
太原外围攻防战
太宗车驾离开汴梁，五天后，到达黄河口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
此地，有个地方小县城的文书小官在道路旁向太宗献书。太宗见他署名“宋捷”，不禁心头一喜，感觉讨了个吉利彩头：宋捷、宋捷，宋师大捷嘛！于是提拔他做了将作监丞，这是朝廷负责建筑和各类宫廷艺术品用度的官员。宋捷先生很有可能借自家姓名来撞运气，史称“以姓名盗爵禄者也”，用姓名来盗取官爵俸禄的人啊。大战在即，“宋捷”算是好兆头，太宗喜欢。
到了三月初，潘美大军在部署包围太原城时，太宗大驾到达了河北境界。潘美施行了“蛙跳”战术，越过北汉南部若干据点于不顾，直接进驻太原城下。太宗则替潘美做扫清太原周边的工作，组织了一场场小型战役。
在河北镇州（今河北正定）驻跸时，太宗派出大将去攻取隆州（今属山西祁县）。此地在太原南一百五十里，地势险峻，是北汉抗拒大宋的南大门。隆州破，太原南部无险可守。北汉仗恃着隆州要塞，试图遏制南师北进。但潘美大军径直绕过此地，直扑太原时，此地守军未敢出城拦阻。太宗到达河北后，即传令大将将此地包围，等于在太原之外，另辟战场。这一支围军的主要任务就是看住城中北汉兵，免除潘美后顾之忧。
但隆州南一百六十里还有一个沁州（今属山西沁县），也是北汉安插在河东的一处战略要塞。此地虽然不大，但一旦动起来，也有摇撼大宋围军的可能。太宗也没有给北汉这个机会，同时派出将军远远地将沁州围了，不得令其出城。
不久，又派出河北大将分兵进攻盂县（今属山西阳泉）。此地在太原东偏北约一百五十里，是北汉重要的东大门。
太宗从汴梁北上，在河北镇州，与太原东西相望，遥控全局，战略部署非常完美。围攻隆州，等于给了太原一个直击态势；围攻盂县，则等于给了太原一个右手勾拳的态势；围攻沁州，则相当于补充力量，连环直击，让北汉这些零星的防地成为待剔的死子。整体上，太宗摆出的是一个钳形攻势，逼迫太原龟缩城内，不敢略动——无论实动、佯动，太原都没有机会了。
但石岭关那边出现了状况。
原来，太宗担心郭进独立支撑打援任务，有凶险成分，就再责成时任汾州防御使的田钦祚支援郭进，也屯兵于石岭关附近做郭进的护军。但是此人与郭帅不睦，当敌人来时，他竟闭关自守；敌人撤退时，他又不追；还积蓄军用物资，大有谋利的倾向。郭进几乎无法与他配合。田钦祚的部下向太宗打了小报告。太宗下诏组成前线军事法庭审查此事。田钦祚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太宗还是采用了优容政策，没有动用杀罚手段，只将他斥责一顿，改领睦州（今属浙江淳安）防御使，尤为失策的是，居然要他继续护军，与郭进同守石岭关。
石岭关大捷
幸亏郭进有江海气象，更有战神风采，静如林立，动如山倒，敌兵不接触，几乎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一旦接触，郭进出手极快。在通往石岭关的路上，一个叫西龙门寨的地方，郭帅重创了北汉守军，擒获千余人，并将这些俘虏送到太宗所在的行营镇州。
这时候，契丹加大了支援力度。耶律贤一面派出北院大王等人增兵戍守南京（今北京），一面动员了山西北部，也即当年石敬瑭出让的大同一线武装力量，增援北汉。而先头部队，由南府宰相耶律沙为都统的契丹劲旅，已经到达石岭关附近，在一个叫白马岭的地方，遇到了一条山涧。
郭进大兵也已经到达此地。
涧水不深，耶律沙与郭进隔涧相望，互相看得见各自的旗帜。虽然各自都有心理准备，知道此地将有战事，但两彪军马蓦然撞见，还是有了大战前的紧张。耶律沙乃是契丹总领南院事的大臣，做事稳重，他见郭进旗帜严整，兵马雄壮，而且漫山遍野，随着草原骑兵的两侧展开，郭进骑兵也在两侧迅即展开。耶律沙担心不能迅即取胜，想与后面即将到来的耶律斜轸会合后再战。但跟从他一起来的枢密副使穆济、冀王塔尔等人，求功心切，认为“急击之”比较好。耶律沙犹豫，又没有理由否定他们的意见，于是同意。
塔尔等人于是率领先锋部队开始渡涧。
骑兵在涧前空地迤逦伸展，而后响起了呜呜的号令，牛角声壮。骑兵开始冲锋，马蹄溅起的水花在初春的空气中飞舞。弯刀在半空中挥动。骑兵后面是呐喊着的步兵，长枪大戟，金属相撞，石岭关山鸣谷应。
令耶律沙惊异的是，郭进大军如数万尊石雕，冷冷地，一动不动。他稍稍勒住马缰，滞后观察。
这时候，契丹数万铁骑已经冲锋到了涧水之半。郭进发出了迎击的命令。只见大宋这边石雕般的兵马忽然发出震天撼地的吼声，迎着半渡的草原兵，山一般碾压过来。郭进率先刺入敌阵。
后面的事就简单了。契丹猝不及防，所见到的宋师瞬间爆发出来的士气，不可阻遏，于是在稍稍出现的一点犹疑惊恐中，士气顿衰。当草原兵返身逃跑时，宋师有了切瓜削菜般的快意恩仇。
契丹兵一时大败。冀王塔尔战殁，大将图敏战殁，将军唐古战殁，塔尔之子华格战殁、耶律沙之子德琳战殁……
耶律沙急忙组织督阵，但郭进大兵已经推进到涧边，甚至几次将耶律沙围住。紧急时刻，契丹南院大王耶律斜轸后续部队到达，迅即组织弓箭向胶着中的宋师射击。郭进一面组织反射，一面指挥部队撤离，退回到涧水之南。回顾涧水，已被血液染成红色，到处是契丹兵尸体。史称耶律沙、穆济等“仅以身免”，勉强活着逃出了战场。
这时巡逻兵来报，捉了北汉派出的细作。郭进将搜出蜡丸打开看时，原来是北汉送给契丹，告知“守城待援”的紧急请求。
郭进一面向太宗赵炅汇报石岭关捷报，一面将北汉细作派人押赴潘美围城部队。在城下，宋师向城头呼喊，在北汉守军的眼皮底下，将细作斩首示众。史称“城中气始夺矣”，太原城中见援军迟迟不到，派出去的细作也被擒杀，“誓死守卫”首都的士气因此开始衰落了。
与此同时，太原周遭也不断有州郡被宋师攻克，没有攻克的，也被看住，无法出城“勤王”。
太原大城被潘美十几万大兵围得密密匝匝，契丹援军被郭进布防得法的骁勇阻遏得寸步难行，诸州郡被太宗派出的宋师看守得水泄不通，眼瞅着北汉已经岌岌可危。这时北汉主刘继元的驸马都尉卢俊，在三百里外的晋北代州，获悉太原城危，于是主动派人驰往契丹告急。但史称“辽人败衄之馀，不能再发兵救”，契丹石岭关以及诸州不断遭遇败绩，暂时没有能力再派兵救援。
太宗在河北镇州，了解到战役形势后，开始向太原这座困守中的孤城进发。
镇州到太原，要翻越太行，近五百里山路，从四月壬戌日到庚午日，太宗一行走了八天。一路上，不断有捷报传来。
北汉有“鹰扬军”，被宋师击破。
骁将解晖
一向与中原来往不多的夏州（今属陕西靖边县）节度使，党项人首领李继筠，派遣两位刺史，带领蕃、汉大兵，列阵渡黄河，攻略河东辖境，以此策应大宋讨伐北汉，史称“以张宋朝军势”，以此来扩大宋朝讨伐军的势力。
太原西北四百里的军事要塞，北汉固守多年的岢岚军（今属山西忻州），被折御卿攻克，擒获守军大员。随后又南下，攻克太原西北二百多里的岚州（今属山西吕梁县），在此地擒杀北汉一位刺史，活捉一位节度使。
折御卿乃是府州（今陕西府谷县）观察使、永安军（治所在府州）节度使。折家世族，为后周时晋北大户。折、佘音近，后世小说家言称为佘氏，为佘太君家族原型。折家在太祖时归附大宋，镇守北疆，多次击溃契丹，乃是宋初名将。
包围多日的隆州，也被攻克。
破隆州的宋师司令是骁将解晖。
征北汉之前，太宗令他在太原南部泽潞地区筑城，作为看守北汉的军事要塞，城成，取名“威胜军”，就以解晖为威胜军节度使。史称此人“鸷猛木强”，像鹰隼一般猛烈，像木石一般刚强。每次受诏征伐，解晖都战斗在最前列。一般人看着害怕、忧虑的战局，在他看来很简单、很容易。他浑身都是创伤，从太祖时起就屡立战功。
解晖的父亲就是军人，后唐时西征蜀国阵亡，当时解晖年纪尚幼，但那时即立志：成人后要做军人，为父报仇。后晋时，解晖投军，跟着石敬瑭攻击叛臣安重荣，曾领精兵百余人，夜袭屯驻数万大兵的敌军营栅，在敌军看来，夜色中来袭的这一伙骑兵，犹如从天而降。解晖在敌营中左右冲突，居然斩获甚重，凯旋。那一仗让他成名，天下皆知有解晖者“鸷猛”如此。后周时，北汉刘崇与契丹联军入侵晋南，解晖与枢密使王峻前往迎击。夜半，他再一次发挥“鸷猛”性格，率三千人奔袭契丹军营，契丹兵大乱，如沸腾四溢的粥锅一般，四散而逃。后来又跟随周世宗南征淮南，生擒南唐一位刺史。
进入大宋，为太祖麾下一位步军司令。太祖在北征泽潞李筠时，解晖也立战功，一次战斗中，眼睛被箭矢射中，但仍然如夏侯惇般力战不已。太祖派将南征荆楚，解晖所部水军生擒岳州守军头领以及高级将领十四人，俘虏斩杀数千人。太祖征太原时，在北汉辖境击破敌军，斩首千余人。因功改为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刺史。
这一次太宗北征，派他带领所部围攻隆州要塞，他的部下西头供奉官，负责武装制度的朝廷内部官员袁继忠，武骑军校、军中骑兵队长许均，二人率先登上城楼。
许均身上有八处受伤，但仍在汗血淋漓中，咻咻气喘中，勇战不退，带领部下从城楼杀到城内，擒杀守军三百余人，活捉北汉派遣到隆州前线来的招讨使，也即司令官李珣等六人。
太原已是困兽
袁继忠在解晖麾下，也是一人物。
他在后周时就是一个有战功的将军。入宋，太祖时，参加了多次讨伐战役，所在有功。这一次征讨北汉，他进入敌区，连破三座要塞，擒得敌军将校多人，更俘获敌兵、牛马、铠甲、器械数以万计。但有意思的是，他的同列多人在敌区搜掠，却没有更多收获。这些人担心，对比之下，你那么多战功，我们咋办？于是，就很实在地跟袁继忠说了这个忧虑，史称“乃以诚告”。袁继忠不认为这帮人没出息，也不认为这帮人在挤对自己，就很慷慨地将自己的俘获分给众人，让他们“列表”，算作他们的战功，上报。此举很像东汉名将大树将军冯异，从来不居功。后来的日子，他在代州，击破入侵的契丹兵，在长城口，又一次击破契丹兵，与主帅一道，杀获数万敌众。但很多战功与主帅和战将捆绑在一起，有些就不好算在袁继忠头上，有人看到他功勋卓著，就劝他上表自论其功，史称“继忠不答”，袁继忠根本就不回应这个问题。
强将手下无弱兵。解晖的部下，就有这样的将士。
此一役，太宗知人有道，用人得法。
太宗一路收获着好消息，这一天，来到太原城下。
望着周世宗、宋太祖两代人没有攻克的大城，太宗赵炅有了一点隐隐的期待。他开始暗暗地谋划北汉之后的地缘战略。他应该有远迈前人的武功。他认为他能做得到。恢复汉唐旧疆，可能不是梦。
正在这时，来了一个坏消息——镇守石岭关的大将郭进，薨。
跟郭进在一起的田钦祚，多次放纵做奸利不法事，郭进曾多次向太宗汇报。田钦祚知道郭进是个没有什么心机的人物，而且性情木讷刚烈，就在二人接触时，多次以语言凌侮郭帅。郭帅也拿他没有办法，打不得骂不得，抗争不得，辩别不得，一怒之下，气昏了头，自缢而死。但田钦祚向太宗汇报时，却说郭帅是“中风眩”。太宗悼惜很久，缓不过神来。
史称“钦祚性阴狡”，田钦祚性情狡诈。他的劣迹不少（《大宋帝国三百年》前几册中说到他的故实），奇怪的是，历经太祖、太宗两朝，他居然没有被赵家兄弟看透，也没有受到朝官弹劾。想来他的“阴险、狡诈”骗不过史家，却骗了时人，奸人自有奸道，可能是局中人无法勘透的。不过他的战功不低，最煊赫的是，太祖开宝年间，他曾以三千人的宋师与六万人的契丹兵周旋，剪灭不少敌兵。最后退守小城，在敌人包围中，还能整军而开门，突围而去，居然三千士兵“不亡一矢”，连一根箭矢都没有丢失。此事近似于神话，据说在草原那边都在传扬“三千打六万”的故实。也许正因为此人还有骁勇的一面，所以太祖、太宗对他有了睁一眼闭一眼的姿态。
太宗赵炅在行营揣摩良久，最后派出了冀州刺史牛思进替代郭进为石岭关都部署。石岭关必须由猛将据守。牛思进也是奇人。据说他有一对铁耳朵，将强劲的弓弦挂在耳朵上，一只手扯弓背，居然可以将弓扯满！还有本事，可以背靠墙站住，随你找两个力气大的将卒，拽着他的胸部，想从墙下拉动他，门儿也没有。他就好像长在了墙上，巍然不动。史称“军中咸异之”，军中将士对他这个本事都很惊异。围城打援，在打援部署中，牛思进与郭进都很称职。俩人先后钉在石岭关，终河东之役，契丹没有越过关口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