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周边，北汉所有的军事要塞都被拔掉了。太原犹斗，但早已是困兽。
剑舞吓人
宋军围城也很出色。
太宗赵炅来到城下，宋师士气大增。
御驾驻跸在汾水之东。汾水在太原之西，太宗就在汾水与太原城之间，城墙里面，就是北汉宫城，守军在此部署了最重要的城防力量。太宗来看望大将曹翰的攻城队伍，巡视了宋师大营，了解了部分营垒攻具，如俗话所说，亲切慰问了前线将士。然后，他在行营中亲手写了一份劝降诏书，派人送达城下，要守卫城门楼子的河东兵将诏书转给北汉主刘继元。但守卫城楼的“指战员”们不敢接，太宗劝降的意见到达不了北汉最高层。
郭进俘虏的北汉细作在城下被斩，已经让城中人丧气；太宗更发明一种游戏，吓唬太原守军。
此前，太宗曾在诸军选择身手灵便敏捷的士兵，专门要他们练习剑舞。这种剑舞很像现在的杂技演出，几百人列阵，手持利剑，耍巴一阵后，会将利剑掷入空中，而后士卒们跳跃起来，或左或右，或前或后，摆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姿势，或如“野猪进林”，或如“钟离挥扇”，或如“张飞片马”，或如“举火烧天”，或如“结跏趺坐”，或如“凤凰展翅”，或如“苍龙摆尾”……闪转腾挪间，士卒们纷纷接住空中掉落的利剑。剑光闪处，惊险万分。城上守军看得呆了，看到的人都感到很恐惧。
在汴梁时，有契丹使者来访，太宗曾要这批训练有素的士卒在大殿汇舞。契丹使者看到数百人光着膀子，鼓噪而进，挥剑而舞，跳起来、掷起来，不免摄心动魄，史称“（契丹）使者不敢正视”。等到这次巡视攻城，太宗再令这支传奇队伍做环城表演，作为御驾前导。据说“城上人望之破胆”。
荆嗣生猛
转天夜半，太宗看看刘汉没有降意，开始在城西大营观看宋师攻城。
攻城将士见皇上在身边，勇气大增。
这时，一位校官来到太宗面前，要求自己带领一支敢死队先攻。太宗看时，原来是太祖时名将荆罕儒的从孙荆嗣。当初荆罕儒曾经打得北汉屁滚尿流，但在他未加提防时，不幸被北汉名将郝贵超杀害。现在荆嗣来请战，也有为祖上“雪耻”的意思在。太宗理会他的意思，就让他攻取城西的一个门楼。荆嗣领命，带着百十个身手不凡的健卒，开始借助于云梯，登城。主帅赶紧又安排其他门楼的登城勇士同时行动，以分解荆嗣这边的压力。
荆嗣不负太宗厚望，率先登上城楼，太原西城矮墙之内有了殊死搏斗。
只见校官荆嗣满口流血，呼喊时，嘴里喷出血雾，那是他的牙齿被敌人的刀剑刺落；他挥舞起来的胳膊，一只手已经血肉模糊，那是炮石击碎了它；他飞起来的一只脚，带着两支雕翎箭，那是被守军飞羽所伤。月光之下，城楼之上，本来应该是非常富有诗意的地方，唐人就有诗歌咏叹此类良辰美景道：“片月低城堞，稀星转角楼”，在高城墙垛之上看月亮都显得那么低矮，城门角楼看到的星星都在缓缓移动。但在此刻，夜半，大山、汾水、孤城之上，骨肉生灵，却在血拼。太宗看得很感动，见荆嗣受伤不轻，赶紧派人召他回来，当即给了他慰勉和赏赐。荆嗣回营养伤。
月光之下，第一轮攻击暂停。远山有烽烟，城楼有悲笳。四野的炊火，照亮了堆放在营帐内外的羽箭，军营内像燕尾一样两角叉开的军旗，在星月之下有一种浮缓着的悲怆意味。在唐代，这类旗帜可以称为“蝥弧”。几处营帐，将校们兴致不低，在星垂平野的汾水之滨，夜宴吃酒，互相讲述攻城时出生入死的瞬间，有几个将军甚至不卸掉沉重的盔甲，就在篝火之旁举着酒器——或酒坛，或陶碗，或锡壶，或觚，或盅，或盏——跳起舞来，军士们助兴，有人会擂起喜庆的鼓声。夜色深时，司务挥舞起一面旗帜，一波一波，渐次传递到绵延几十里的大营，此起彼伏地传来一声声呼喊，这是夜寝的口令。这一幕，令人遥想起唐人《塞下曲》的意境：“野幕敞琼筵，羌戎贺劳旋。醉和金甲舞，雷鼓动山川。”“鹫翎金仆姑，燕尾绣蝥弧。独立扬新令，千营共一呼。”
宋箭宋得
太宗每次观战，都要穿上甲胄，距离城墙很近，守军的箭矢、滚木、擂石、灰土等，往往都要落在他身边。左右有人劝谏太宗离战场远一点。太宗说：“将士争效命于锋镝之下，朕岂忍坐观！”我大宋将士们都争着在敌人箭雨之下效命，朕岂忍心作壁上观！太宗这句话，很快就传遍全军。诸营将士闻言，史称“人百其勇”，每人都比此前勇敢百倍。人人都愿意“冒死先登”。
大宋攻城，有掩护部队，就是弓弩手，史称“控弦之士”。登城部队在前，掩护部队在后，射出的箭雨密集程度为有史以来罕见。有史料称太宗赵炅攻取太原，这样的掩护部队有“数十万人”。我不信这个数据。整个攻取太原的部队，没有详细资料记录，但是根据各方力量之估计，包括辎重转运、战事民工、其他州郡的遥远策应（如折御卿在西北攻击北汉辖境等），宋师应在三十万人内。直接攻取太原城的部队不会超过二十万。此时，太原城内武装力量大约两万人（北汉军人总三万人）。但宋师“控弦之士”为历来最多，可能是一事实。箭手们在太宗乘舆之前列阵，一排排，成行成列，进退有法，交替前行，专门瞄准城楼、城垛间露出的人影。但城堞一般都有半人多高，且有可观的厚度，这样，城下箭镞射往城上时，就有了一个仰角，一般就会飞上城楼斗拱之间，或落入城内，成为流矢。还有些强弓，包括威力强大的床子弩，箭杆较短，但弓力强大，可以直接射入城墙之内，这样，就像外梯一样，利于攻城士兵攀爬。当敌楼发现险情，试图布置檑木滚石时，城下“控弦之士”又开始新一轮掩护，更密集的箭雨射向墙头。就在这样的争夺博弈中，宋师射出的羽箭是传说中“草船借箭”的数倍。整个太原城，城楼上、城墙上、马道上、府衙间，到处落满羽箭，如刺猬一般。以至于大宋捉到的“生口”，活着的北汉兵民，向宋师坦白道：北汉主城内储藏羽箭有限，因此动员市民搜集落到城内的羽箭，一支箭可以换十文钱，这样购买，“凡得百馀万”，得到了百多万支，都被北汉主聚集起来，储存到兵器库里了。太宗闻听，大笑道：“此箭为我蓄也！”北汉主这么干，这是在为我大宋储存武器啊。等到后来太原城被平定，楚弓楚得，宋箭宋得。
宋师有掩护部队，北汉也有忠于汉朝的弓弩手。城久不下，北汉有人。城上也不断地有箭雨俯射。北汉组织起反攻来，往往也很奏效。
洞屋
太宗从西城巡视到南城，大宋名将，彰德军（今属河南安阳市）节度使李汉琼，此地担任攻城都部署，也即南城攻城司令官。他率领将士，安排好城下掩护部队，开始亲自登城。他以司令官的身份带头行动，感动了部下，于是跟着他冒矢而上。李汉琼借助机器传送的移动云梯率先登上了城垛，但守军箭矢射中了他，其中有箭射中头部，一根手指也被守军大刀砍断。血染红了他的全身。太宗在城下看到，急忙命人死力营救。控弦之士的箭雨更密集地向城上射出，有士兵千难万难中救出了主帅，从云梯放下。
太宗赵炅亲自检查了他的伤势，为他敷药。然后表示，要到前线去，离将士们更近一些。甚至，他还要到“洞屋”去，亲自参与指挥攻城。
“洞屋”，又称“洞子”，是古来重要的攻城器械。形状很像一间长筒状小屋，可大可小，用木柱撑持，外包牛皮或铁皮，有的还要包上泥瓦，用来防止城上的箭雨、擂石、开水、石灰等。“洞屋”一般安装有车轮若干，可以由里面的士卒推着前行。一般攻城，都会事先填平城壕，或在城壕上搭建活动桥梁，供士兵靠近城根。故“洞屋”，可以直接推到城下。“洞屋”战时主要任务除了攀爬登城之外，还挖墙脚，穿洞。城内反“洞屋”，除了从城堞之上往下俯攻之外，有时还要在城内挖壕，注水或置放尖锐战具，阻遏穿洞者顺利入城，而后守军可以以逸待劳，洞口狭窄，不可能“一拥而入”，只能次第“鱼贯而入”。这样，洞中人入城，进来一个就会被杀掉一个。所以“洞屋”穿城而入的战例很是罕见。“洞屋”的功能，除了贴近城墙攀爬之外，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战。
还有一种“洞屋”，与云梯结合，轮子安在云梯下面，“洞屋”在云梯上面，略呈Z字形，状如鹅，故又称“鹅车”。这样的“洞屋”可以直达城堞之上，如果顺利送达，“洞屋”里的将士可以直接跳入城垛之内。但守军也有办法，就是抛出钩锁，在“洞屋”还没有到达城垛之际，将其拽翻，然后泼出火油、火把，将整个“鹅车”烧毁。这类攻防除了技术上的熟练高妙之外，很大程度上，还有运气。一般来说，被动的防守者反而更显主动，主动的攻击者反而略显被动。
《宋史》中说李汉琼也是一个“木强”之人，与前面说的那个解晖一样，也是一个木石一般刚强鸷猛的骁将。此人好“使酒”，也即借酒劲耍性子，但对大宋的统一战争确是战功赫赫的人物，而且忠诚。当他听说皇上要到那么凶险的前线去督战时，不禁心下一惊，马上对太宗说：“守军在洞屋那里，矢石如雨！陛下奈何以万乘之尊要到那么险恶的地方去啊！不要去啊！如果您不听臣下劝谏，是臣子失职，臣请先死！”太宗想想，接受了他的意见。
李汉琼此语有大义。三军攻城，帝王亲临，如有闪失，必酿大祸。因此，臣下如工蜂护卫蜂王，是自然法之正价值所在。忠诚，在任何时代，都具有独立方向的肯定价值。李汉琼一番话，按照现代交往理论评判，可谓“真诚宣称”，在这个语境之下，至为“妥当”。
李汉琼因此不惟得到庙堂肯认，也同时得到江湖肯认。名气虽然不如杨老令公、呼延赞等人，但也有声有色。后世流传杨家将故事（不是故实）有《李汉琼智胜番将，杨令公大破辽兵》的段子。说大辽将军韩匡嗣与宋师李汉琼部遭遇，惊慌害怕，在逃跑中被李汉琼追及。看看危急之中，大辽猛将刘雄挺身来斗。李汉琼更不搭话，与刘雄战不几合，一刀将其劈落马下。
小尉迟呼延赞
名动天下的呼延赞也参与了这一次平定北汉的战争。他当时任铁骑军指挥使，马军铁骑部的司令官，跟随太宗来太原。他见攻城久久不下，于是也像李汉琼一样，率部亲自登城。当云梯把他送入城堞上时，他竟连续四次站立不稳，跌落下来。史上没有说他跌落到哪里，是跌落到城墙里面，还是外面。如果是前者，那就已经进城了，况且城堞到城内城道只有半人多高，摔不坏，足可翻身起来与守军格斗。但如果是跌落到城外，那城墙高达十来米，三四层楼高，四次摔下，不可思议。根据推断，他应该是摔落城外。太宗见状，亲自赏赐了他。
呼延赞后周时入伍，入宋后曾在先锋队伍中，跟随王全斌讨伐后蜀，有功。这次征伐北汉之后，他又跟随崔翰戍守定州，作战勇敢。后来也曾向太宗献阵图，以及打仗时的要领、建构军营的方法等意见书，想以此求取边关将帅之职。太宗让他显示自己的武艺，呼延赞就打扮起来，全副武装，带着四个儿子，在宫苑中骑马盘旋好几圈，手中的铁鞭挥舞起来，很有声势；还能使枣木长槊，也颇虎虎生威。太宗很高兴，给了他们父子五人几百两白金。不久，太宗任命他为保州刺史，治所在今天的保定。那时候，这里已经是大宋边疆。但史称此人“无统御才”，没有驾驭部下的才能，太宗给他换了个地方，出任辽州刺史，治所在今天的山西左权县。史称“又不能治民”，又不能治理当地政事，没有办法，只好继续做职业军人，当了个“都军头”，某军某部的军事长官。但是因为有资历，还是给他“遥领”了一个刺史，但不管具体军政事务，也不须赴任。
史称呼延赞“有胆勇，鸷悍轻率”，有胆量有勇气，鹰隼一般猛悍，常置生死于度外。坐骑乌骓马，战时像日本人那样在额头上来一道红色巾帛，史称“绯抹额”或“绛帕首”。这东西额头一亮，军中望去煞是鲜艳。故《宋史》说他“服饰诡异”。不仅如此，他的兵器也很“诡异”。他制作多种古怪兵器，其中有“破阵刀”“降魔杵”等，还有一种类似于三尖两刃刀之类的东西，每一种都重达十数斤。他一生仰慕大唐太宗时名将尉迟恭，自称“小尉迟”。
他常对人说，愿意效死沙场。又说“受国恩深，誓不与契丹同生”，于是开始遍体刺字，自己全身刺满了“赤心杀贼”四个字，全都用墨将字染黑，嘴唇里面也刺字，也弄黑。又给几个儿子在耳朵后面刺字“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他所使用的马鞍子以及兵器战具，也都刻了字。最后又召来会刺字的兵卒，让他给自己的妻子也刺这几个字，理由是“受重禄无补”，接受国家这么重的俸禄，却没有办法报答国家，所以应该脸上刺字“以表感恩之意”，如果不听话，不刺字，当场就要斩首。此举一出，全家号啕。因为女人家家脸上刺字，从古不见这类“感恩”法子，以后还怎么见人？所以全家哀求他说“妇人黥面非宜，愿刺臂”，妇女人家脸上刺字不合适，愿意刺臂来代替。呼延赞想了想，同意了刺臂。于是妻妾仆人都被胳膊上刺了四个字：“赤心杀贼”。
史称呼延赞其人“性复鄙诞不近理”，性格鄙陋荒诞，有时不近情理。譬如，他会在盛冬季节，用冷水给孩子来个兜头一盆，希望能借此法，让孩子长大后不怕寒冷，身体健壮。他有个小儿子，才刚过“百天”，还在襁褓中呢，被他提到城楼，扔到城楼之下，孩子居然不死，人问他何以这么干，他回答说：“用这个办法来试试孩子的命大不大。”也许呼延家确有异禀，他自己就在太原城上摔下四次，毫发未伤。但他也很疼爱儿子，有个儿子生病，他居然相信江湖术士意见，割了自己腿上的肉做羹汤给孩子治病。
呼延将军不识字，有时在宫中值班，内侍宦官们喜欢他，就往往围着他侃大山。呼延赞有时心血来潮，就召来跟着值班的仆从研磨，然后取出佩刀，刺自己的胸部，出血，流到砚台里，跟墨汁混了，写奏章。主题就是：希望能调自己到边疆“捍边杀虏”，捍卫边疆、痛杀契丹。宦官们恶作剧，开玩笑说：“您这可是够忠心的，但要是把心脏掏出来，割了，流血，写奏章，那就更能明白您的忠心了！”呼延赞说：“我不是爱生不爱死，但契丹未灭，现在死了，白白丢一个躯壳而已。”
但此人不争功。真宗时，他跟着皇上到河北巡幸。真宗皇帝在此地与诸将聊天，要将帅们各自说说自己的功劳。于是将帅们来了情绪，都在争着叙说自己如何出生入死，如何斩获敌方将帅，如何攻取战略要地，等等。争到最后，已经喧哗一片。只有呼延赞不争。真宗问他，他说：“臣月奉百千，所用不及半，忝幸多矣。自念无以报国，不敢更求迁擢，将恐福过灾生。”臣每月有俸禄十万钱，连一半都用不完，已经感到给我的太多了。自己想来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国家的，更不敢请求升迁。也主要是害怕福气太大了要生灾害。
说罢，再拜而退。
众人听他一席话，感到他“知分”，知道自己的位置和实际，但他这种不争的姿态，还是得到了众人的赞誉。
他的忠诚也有特殊的方式。
大宋建隆年间，也即太祖时代，曾经在郑州为大唐名将李靖建庙。真宗时也对李靖多次褒奖，以至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真宗在郑州为大唐名将李靖立了一块御制碑，史称《灵显王庙之赞》。碑文称赞了李靖，认为他“功存于国，惠浃于民”，功勋永存于国家，恩惠长利于人民。（顺便说，事实上此地原有庙，是纪念另一李姓历史名人北魏大臣李冲的。此碑今尚在，就在郑州市内一条街道边上，已经开始风化剥落。）
呼延赞虽然没有赶上真宗立碑故实，但他知道两代君王都对李靖敬慕有加。正好他的母亲也姓李，于是他就专程跑到郑州设有李靖泥塑像的殿里去拜，称李靖为“舅舅”，自己是李靖的“外甥”。
呼延赞，是一个有点心机的莽撞人。
劝降北汉主
且说太宗督阵攻取太原城。
说话间到了五月，又是一个夜晚，太宗再一次动员诸将发起急攻。天麻麻亮时，已经攻陷了太原的羊马城。羊马城乃是史上若干著名大城的城外城，相当于主城垣的第一道近身防线。它位于四面壕沟之内，离开主城有十步之遥，大约十五米到二十米之间。羊马城破，主城就没有了最后的屏障。
北汉开始出现恐慌情绪。
这一天，北汉大臣宣徽使范超认为大势已去，于是乘羊马城陷，混乱之际，出城，准备投降。但宋师一见，以为不早不晚，这个时候出城，说是“归降”，谁信啊？于是认定他是“突围”，就将其生擒，而后不容分说，拉到大旗之下，斩了。而北汉那边，因为他未经许可就出城，认定他是“投降”，于是，也不容分说，将他的妻子儿女也绑了，割下首级，扔到城外。宋师这才知道：原来这小子是真投降啊！
战乱中，个人的悲剧各式各样。范超究竟是“归降”还是“突围”，也许现在已经不好判断。
北汉代州刺史刘继文，以及北汉主的女婿卢俊，远在几百里外，就放弃了守城，投奔了契丹。
北汉马步军都指挥使，也即骑兵、步兵总司令郭万超，做出妥当姿态，卸掉盔甲，归降了大宋。
太宗心情振奋，来到城南，对诸将说：
“明天中午，咱们应当到城里去吃饭。”
说罢，又起草了一份诏书给北汉主刘继元。
这一天夜里，城上现异象，据说有苍云很像人状，在月光下看得很清楚。
攻城队伍轮流上阵，昼夜不息。宋师战士在太宗督促下，人皆准备奋力一搏。史称“士奋怒，争乘城，不可遏”，这是振奋而激怒，争着登城，几乎无法控制、遏阻。但是太宗赵炅看到将士如此奋勇，反而生出恐惧之心。他知道刚刚处理的北汉宣徽使范超，就是一个战例。这位北汉正部级大员，已经在战士的捆绑中不断告知是来“归附”大宋的，但战士根本不听，还是将他杀了。这样愤懑的情绪带到破城之际，一旦失去约束，岂不就要屠城？
大宋“祖宗之际”，也即太祖、太宗时代，最动人的责任伦理开始发挥作用。这二位读圣贤书的政治领袖，即使在政治条件最为险恶的时刻，也不忘记圣贤教诲，或者说，往日的圣贤教诲，如“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已经内化为他们的政治性格和道德自律。颠沛造次之际，唯有“公道、仁德”不可丢弃。这类简单但博大深邃的儒学原理，让这两个帝王，成为圣君、贤君。纳入世界范围来看，太祖太宗与那位谦和、宽容的罗马皇帝奥勒留比较，并无逊色。
赵匡胤当初征服南唐时，要统帅曹彬不得枉杀一人，甚至在将帅们表示不杀人无法攻城略地时，赵匡胤斩钉截铁地回应道：“朕宁不得江南，不可辄杀人也！”
现在，太宗面临了同样的局面。
这些将士乘勇下城，可能就在弹指间，但就在这弹指间，他似乎预见了屠城的可能，于是，史称“帝恐屠其城，因麾众少退”。太宗担心将士屠城，因此指挥将士稍稍退却。他要将士们冷静下来，听从朝廷节制。
宋人杨仲良撰《皇宋通鉴纪事本末长编》记录这段故实的文字是：“帝复诏谕继元速降，当保终始富贵。诏虽入城，而诸将锐攻不可遏。帝犹虑城陷害良民，麾兵少却。”太宗再次下诏给北汉主刘继元，让他马上投降，可以保全他的富贵终身。但是诏书虽然进入城内了，这边宋师诸将急切猛攻的阵势几乎不可遏制。太宗还是担心城破之际节制不住会伤害良民，于是指挥将士们稍稍退却。
由这段记录可以得知，太宗之所以劝降北汉主，实在是担心“城陷害良民”。
刘继元投降
城中人还想固守太原。这时，北汉老臣，退休在家的宰相，左仆射马峰，带着病躯，要人抬着他来到宫中见北汉主。他流着眼泪，向刘继元陈述了天下兴亡的大义，更讲述了大宋天命所归的大义。刘继元天性中的一点理性开始发挥作用，北汉士民蒙福不浅——他听懂了马峰的一番道理，并接纳了马峰的意见：归降大宋。就在这天的夜里，天快亮时，刘继元准备好了降表，派遣大臣李勋带着降表来到太宗赵炅的行营。
太宗大喜，当即命负责礼仪的通事舍人薛文宝带着诏书，跟李勋入城，抚谕太原军民。
当时，“夜漏未尽”，也即凌晨时刻，太宗来到城北，就在城台上宴请从臣，同时接受北汉末代君主刘继元的投降仪式。之所以来到城北，是要完成一个“坐北朝南”的礼制规定。刘继元率领他的大臣都褪去王袍官服，穿了素服纱帽，在台下待罪。太宗下诏，免去他们的“罪恶”，然后将他们召到台上，慰劳了他们。刘继元见到这位御驾亲征的帝王，匍匐下来，叩头道：“臣自闻车驾亲临，即欲束身归命，盖亡命者惧死，劫臣不得降耳。”臣子自从听说大驾来临，当时就要捆绑了自己归附天朝。但是有好几个从天朝投降到我这里来的亡命之徒，他们害怕回到天朝，于是多次劫了臣子，让我没有办法投降啊！
赵炅想想也是，过去有多少投奔北汉和契丹的宋人，可恶至极。于是让刘继元交出这部分人的名单，派出卫士，将这批逆臣拿了，全部正法。
就在这个太原城北的台子上，赵炅瞥见了纳土归宋的吴越国王钱俶。原来他一直在扈从太宗北征。想起钱俶的大功，对比北汉的逆命，赵炅有了感慨，于是很真诚地对钱俶说：“卿能保一方以归于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爱卿你能保留一方土地归于我大宋，以至于没有血刃相加，真是太值得嘉赏啦！
随后封赏刘继元为大宋右卫上将军，封彭城郡公。又以其臣李恽为殿中监，马峰为少府监，郭万超为磁州团练使，李勋为右卫将军。
太宗派出性格纯谨的转运使刘保勋知并州。河东，史称并州，太原是其治所。刘保勋待人和气，但又精于吏事，军政事务很繁杂，但他处理起来往往有条有理。此人也廉洁。曾对人说：“吾受君命未尝辞避，接同僚未尝失意，居家积赀未尝至千钱。”我接受君王的差遣任命从未有过推辞逃避，结交同僚与之来往从未有过争执不和，居家过日子储蓄金钱从未超过一千钱。
刘继元是一个性情残忍的人。在太原，只要臣下有人稍稍违逆他的意愿，他就会动用“灭族”的手段。但太宗还是在他投降后，保全了他。
他曾对他人说：“晋司马昭回应刘禅‘此地乐，不思蜀’，调戏他说：‘你这话说得很像法正之言啊。’这件事，很是不仁。亡国之君都是因为昏妄不明、懦弱不正所致。如果他们有远识，哪里会亡国呢！这都是很可怜悯的人，干吗还要戏弄侮辱他啊？刘继元是朕的俘虏，但我待他如宾客，还担心不能安慰他，实在不忍再去像司马昭那样，戏弄侮辱他。”
名将杨老令公
北汉有个刘继业。
此人就是传说中的杨老令公杨业。
宋师攻取太原城时，刘继业也即杨业在守城。
他现在在哪里？
史上记录于此出现了歧异。
《宋史》的说法是：太宗征太原前，很早就听说过刘继业也即杨业的大名，曾经花重金招降他，没有达到目的。太原快要被攻破时，刘继业也即杨业曾经劝谏北汉主投降，以此保护士庶免遭屠戮。北汉主于是投降，太宗乃使人去召刘继业，一见之下大喜，封他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北伐军回到京师后，又授给他郑州刺史。更因为他“老于边事”，洞悉北边军政大事，再升迁他兼任代州兼三交（地名，在晋北）驻泊兵马都部署，成为山西北部边帅。
按这个说法，是刘继业也即杨业劝谏北汉主归降了大宋。
《续资治通鉴》的说法是：北汉将刘继业，向来骁勇，等到北汉主投降了，刘继业也即杨业还在“据城苦战”，盘踞在所守卫的城楼上，与宋师苦战不已。但是太宗想活捉这人，不想在战斗中伤害到他，于是就让北汉主去劝降刘继业也即杨业。等到刘继业也即杨业得到北汉主的劝降书，就冲着北面再拜，大恸，涕泣一场，脱下盔甲来见太宗。太宗大喜，抚慰后，赏赐很多，又令他恢复原来姓氏。并授领军卫大将军。不久任命他为郑州防御使。
按这个说法，不是刘继业劝降北汉主，乃是北汉主劝降刘继业。
《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说法与《续资治通鉴》相同，文字略异。但在行文中，又引用五代史资料《九国志》等，推断说：流泪劝谏北汉主投降的人是马峰，因为如果是杨业劝降，那么应该跟着北汉主一道来见宋太宗，哪里还用得着再派人去召他？不过《续资治通鉴长编》对这一番推断也不自信，甚至还留下了太宗封赏杨业的一篇“制词”，略云：“百战尽力，一心无渝，疾风靡摇，迅雷罔变。知金汤之不保，虑玉石以俱焚，定策乞降，委质请命，忠于所事，善自为谋。”意思是：杨业将军身经百战，每次大战都能尽力向前，一心一意，从未有过不忠，即使是动荡变乱之际，也不动摇，惊险危急之时，也不变节。但将军知道河东城池难于自保，忧虑战火中玉石俱焚，于是制定战略，请求归附，谦恭卑辞向大宋请命。可谓忠诚于事奉的君国，善于规划自身。
按这个说法，刘继业有劝降北汉主的可能。
歧说俱在，这事今天已经很难“真实复原”。
但不要紧，要紧的是：如果刘继业也即杨业劝谏北汉主归附大宋，是个人污点吗？如果君主已降，臣子不降，是个人荣誉吗？现在看，都不是。我想把这个问题用最简洁的话语说清楚，当我说完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我能“重行推断”出史上这个记录之所以“歧说”并存的原因何在，逻辑在哪里。
先说第一个问题：刘继业也即杨业为何劝降北汉主？
北汉，是五代十国的“十国”之一，最后一个被收复的割据政权。它必须被收复。理由之一就是“大一统”。
“大一统”，是三千年中国之规律性存在。“大”在这里是动词，有“尊崇”“重视”之意。中国幅员辽阔，需要一种足够规模的国家疆域以完成有效治理。历来圣贤所以尊崇河山一统，不仅是民心所向，也是族群生存的政治哲学所在。按照东周以来的经验事实可知，那种割裂华夏的地方政权，是从负面影响共同体生存质量和生命质量的权力形态。“民生”凋敝，在割据政权下是至为常见的共同体生态。所以孙文先生认为真正的政治核心是民生。
按照“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讲述，之所以有“大一统”国家理论，是因为农耕时代灌溉系统的需要。中国之黄河、长江、淮河，不能想象如多瑙河一般，可以由割据政权分段管理。于是，统一，成为规律性的政治诉求大义。
就这个意义上说，大宋是当之无愧的统一力量，因此也是健康力量。北汉在天命所归之际，犹自顽梗，就是逆天而动，所以，大宋称其为“逆命”自有道理。当此之际，杨业劝降，就是“知命”。他所挽救的是更多士庶生命，使之不再继续无谓的流血。北汉抗命，不是正义事业。就像当年轴心国士子多投奔盟国一样，杨业拟投奔大宋，也是正义选择。
杨业劝谏君主投降，符合邦国演绎趋势，政治正确；符合士庶民生要求，伦理正确。
但太原城已下，杨业犹自苦斗，这第二道理怎么算？
说起来，两个方向可以解释清楚。
第一，刘继业乃是军人，军人就有军人之职业道德。守城，敌我力量悬殊之际，更是彰显军人荣誉之时；敌军破城之际，尤其是军人本色呈现之时。老将军到了这个时刻，已经不再是为北汉而战，是在为自己而战。这是五代十国那些“跳槽”“换单位”般的武夫难以望其项背的道义精神。当着大宋雄师鼓噪入城，城内烽火四起，故国大势已去的凶险局面终于来临时，将军背靠老城，据守街巷，利用地形地物，镇静地等待最后时刻，冷静地指挥亲信辗转于刀头剑锋时，那一时，天地为之低昂，风云为之变色。那是末路尊崇的高大群雕。老将军完成的是历史性悲剧，一种由人间生发，但气冲斗牛的艺术。他在自我形塑，成为五代十国迥然不同于杜重威、杨光远、符彦卿等“名将”的“异类”。他在刀光血影中扼守孤独。
第二，他不知道北汉主投降的信息。将军期待更多沙场立功机会，更明了天下大势，因此，他向往大宋。期待在大宋王朝更有作为，所谓“策功茂实，勒碑刻铭”，跟着宋太宗与契丹征战，“宣威沙漠，驰誉丹青”，如此戎马一生就太完美了。所以他要向北汉主劝降。但现在，他在没有得到北汉主投降的命令之前，他就是军人，是将军。他没有资格决定自己投降。很可能，宋师已经告诉他北汉主已经归附啦，但他没有得到北汉主的“诏令”时，还是不能轻易相信宋师的通知，兵不厌诈，这个将军懂。
现在可以做一个“复原历史现场”的推断了——
刘继业也即杨业，确实曾经向北汉主劝降；当时北汉主没有降；城破之后，乱阵中，老将军没有得到北汉主已经投降的消息，所以，他要“据城苦斗”。宋太宗于是让北汉主亲自去劝降老将军，因为他知道，任何人都不可能说动这个职业军人。作为军人，死亡威胁不能让他匍匐，但是君主命令必须遵守。
史上有一种记录也常见，说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平北汉，八月才招降刘继业，我唯独不信这个记录。逻辑不合。
赢得起，也输得起。尊崇荣誉，不怕死；服从命令，不求名。这就是军魂。这才是军人。
杨业，就是太原人氏。他的父亲曾经做过刺史。少时，杨业就有“倜傥任侠”，风流仗义的性情。他善于骑射，经常去打猎。跟着他人一起打猎时，他的收获总是多于他人数倍。为此，将军也很得意，他对从者说：“有一天，我要是能够带兵打仗，也就像现在这样，用鹰犬追逐禽鸟野兔一般。”
年轻时，他投奔到北汉第一任君主刘崇麾下，作战骁勇，有战功，一些战役中，都是胜仗。国人给他外号“杨无敌”。但杨业本名杨崇贵，为了避讳北汉主刘崇的名字，改名为重贵；后来刘崇又将其收留为“义孙”也即刘钧的“义子”，改名刘继业。与北汉最后一个君主刘继元是“义兄义弟”。所以他必须忠于刘氏北汉。
杨业降。北汉平。
大宋得到10个州，1个军，41个县，35220户人家，士卒3万。这个数据可以概见北汉支撑国力的艰难，几乎是每户要出一个士兵。不算女子、儿童、老人，北汉几乎就是“全民皆兵”。但它能支撑到五代十国最后一个亡国，也算是奇迹了。
从此，西北、西南的“羁縻之地”不算，大宋帝国已经得到了唐代末年，中原王朝所拥有的基本版图，除了燕云十六州——但太宗赵炅，在行营大帐中，在北汉宫禁中，暇时浏览天下形势图时，眼光已经瞄向了这一片绵亘数百里的“汉唐旧疆”。
伍高梁河
当太宗发动“取燕蓟”战争时，契丹尽管处于守势，尽管也有人曾提出放弃燕蓟，但最后的决策还是，不仅要“山后”，也要“山前”。战争打到后来，契丹胃口更大，连周世宗攻克的关南之地也想要，耶律休哥甚至想要黄河以北。宋辽之争因此成为一场纯粹实力的比拼。
太原城遭毁
平定太原后，太宗赵炅开始暗自谋划攻取“燕云十六州”。
在太宗的心事里，十六州之中，主要是契丹的南京，也即幽州，今日之北京。其他州郡有的被周世宗夺回，已经固守在关南；另外一些州郡在晋北，距离中原较远。幽州则志在必得。而且攻克幽州，相信其他州郡可以指麾而定。
这事像往年试图攻取北汉一样，他将谋划藏在肚子里，暂时不透露口风。谁也不知道他会连着发动第二场战事，将士们本来还以为可以得胜还朝，马上就要得到封赏了呢！封赏大事，赵炅连想都没有想。
在大军兵锋东指之前，太宗做了五件事：
第一，派人告慰宗庙。
他命令随军而来的著作佐郎、直史馆文臣石熙古返回京师，将平定三晋之地的大喜事，告知宗庙，要列祖列宗高兴。当时的将帅们估计也有纳罕：告慰宗庙，班师回朝再行大礼也不晚啊，怎么就差那么几天，还要派人回去干这个活儿？他们不知道太宗的心事……
第二，给原北汉地政策性优惠。
赦免河东境内各类罪犯，“常赦所不原者并释之”，往常大赦有规定，某类罪恶深重的罪犯遇赦不赦，这一次也赦免了；人户两税（夏税与秋税），两年之内蠲免；士庶有多年拖欠官方的租税也都免除了债务。更规定：正常的赋税之外，如果原来地方还有“无名配率”，也即巧立名目的榨取盘剥，诸州都要一条条列出来，报告给朝廷。
第三，祭奠战死将士。
这是春秋之义。祭祀国殇，仪式隆重。烈士的后人子孙，都要受到朝廷恩惠，可给予一个官职，享有国家俸禄。
第四，毁掉太原城。
太原乃是河东治所所在，历史上多少藩镇盘踞在此，让中原王朝头痛不已！远的不说，李存勖占据河东时，后梁奈何不得他；石敬瑭占据河东时，后唐奈何不得他；刘知远占据河东时，后晋奈何不得他；刘崇占据河东时，后周奈何不得他；刘承钧占据河东时，大宋奈何不得他！现在，此地被平定，谁知道以后会由谁来盘踞此地？太宗跟他的大臣们想了想，议了议，决计铲除它。于是，做出一个部署：将太原城拆毁，此地改为平晋县；另以附近的榆次县为并州治所。太原附近的僧人、道士，以及富有的大户人家，都迁往洛阳居住。一年以后，甚至还下诏壅塞汾河的晋祠之水，而后灌太原，将老城堕毁淹塌。这就从行政降级、文化南迁和经济削弱三大政策上，狠狠降低了太原的历史地位，让后世据守河东称藩称王，没有了可能性。大宋三百年，没有再出现“河东藩镇”，应该与此有关，当然，更与邦国抑制藩镇的一贯性政策有关。
但这件事成了大宋太宗赵炅的一个政治污点。
所以这样说，理由有二：
（一）伤人甚众。
毁掉太原，另立新城，需要迁徙市民。诸史都记录了这个事件。这是太原历史上不幸的时刻。《宋史·太宗本纪》中记录的说法是：“尽徙余民于新城，遣使督之，既出，即命纵火。”将太原城中所有还没有搬离的“余民”都迁徙到新城榆次去，为此还专门派遣使者督促。等到人都离开房舍了，当即命令纵火焚城。但《续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文字略异，大略说：“遣使分部徙居民于新并州，尽焚其庐舍，民老幼趋城门不及，死者甚众。”派遣使者分头安排居民到新的并州治所居住，然后将太原城内所有房舍焚烧。当时居民中的老人孩子有来不及到城门的，死了很多人。
《宋史》中没有“死者甚众”这四个字，而且还有“既出”才纵火的说法，好像已经安排了太原市民的妥当去处，没有遭遇反抗。但考虑到人性，考虑到人性中对私有财产必有捍卫之心的倾向，《续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录应该是可信的。当时必有抗命者，遇到暴力强拆，定会以死抗争，不然如何会死人？此事不容回护。赵炅毁太原，自有政治家的责任担当，是抑制藩镇的战略总规划之一部分。但站在时光的后面来看，此举实是侵害私有财产权、剥夺庶民生命权的一大罪恶。
乾隆皇帝曾有《御批纲鉴》一书传世。书中对历史故实的评点良莠不齐，对大宋君臣也多有嘲弄，但他在论“毁太原”一节中所论，我同意。他说：“仁者之师，应该救民于水火之中。现在宋师却纵火害民，这是什么居心？这事跟太宗行事也太矛盾啦，当初围城没有攻陷时，还能顾虑城破之际屠城会杀伤很多人，因此颁下大义谕旨，劝降河东主。现在这些‘趋门不及者’，难道独独不是当初所不忍心加害的良民吗？”
“仁者之师”的说法出自孟子。乾隆以亚圣的意见批评赵炅，立意甚高，值得嘉许。
（二）因噎废食。
太原被毁，确实抑制了藩镇的生长可能性，但同时减弱了中原北部一座规模闳敞的军事要塞的守卫功能。后来的太原城市规模与老太原已经不可比。所以一百四十六年后，金兵来侵，志在太原，太原守将王禀守卫二百五十多日后，还是被金兵攻占。王禀的故实气壮山河，极为精彩，我将在后面的书中说到。现在可作一遐想：假如北汉都城老太原，原来规模不变，势必将大大增加金兵攻占的难度。故今日太宗这一决策，堪称史上政治败笔之一。就政治荣辱而言，是太宗之耻，一个抹不去的政治污点。
事实上，可以不必毁城。太祖时代已经实现文官权知制度，太宗事实上也在推行这个制度。如此推演的结果已经足可消弭藩镇大帅们的割据之念，并从制度保障上杜绝了割据之可能。太宗这种出于政治恐惧，而不惜支付过高成本的预防之举，像所有政治家的此类荒谬一样，套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都是一种“政治不成熟”。帝王时代的非理性结构，不适合做现代性诊断，但也不妨说，即使就普遍性之“政治智慧”而言，赵炅此举，也“过”了，而“过犹不及”。这与他一生在政治平衡中奉行中庸大智慧的故实比较，显得很刺目。
第五，安排文职官员。
刘保勋知并州外，太宗还安排其他文人出任原北汉州郡各级地方官。
太宗坚持乃兄太祖的职官政策：文官权知，武职带兵，一律由朝廷任免。文官执掌政务，安排判官副署；如果带兵在外，就安排监军副署。看上去如此简单的制度性设计，如果了解唐末以来，五代乱世的藩镇世袭，权反在下的军政故实，就知道，这类安排几乎是革命性的。神奇的是，大宋在实现这类革命性转型时，几乎没有遭遇流血。
所谓“副署”，就是主管一把手签署文件，要有二把手或三把手同签才有效。知州签署，通判副署；主帅签署，监军副署，这样，就等于给主管做了分权处理，也是克制专断的必要手段。
但在太原这次人事安排之后不久，出了状况。
有八个朝廷官员分赴诸州，其中，右赞善大夫臧丙知辽州（今属山西左权县），秘书丞马汝士知石州（今属山西吕梁市）。因为这些地方都在边境，属于军事要塞，因此给他们各自都配备了军队，并派出了监军。
不料马汝士与监军不和，一天晚上，腹部被一柄利刃穿入，流血而死。地方报上的审验结果是：自杀。
但远在四百多里地外的臧丙知道此事后，迅即上疏，认为马汝士绝非“自杀”，愿意来调查此事。
这时，太宗已经与契丹在幽燕之下完成了一次较量，失败而归（故实容当后表），闻言大惊！才派出去的知州能被人所杀？于是当即派出使者去弄清事情原委。然后，又将臧丙召到京师问询他为何关心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