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除和国内朋友进一步接触之外，他开始在写作之余会见外宾。夏天，他出席了一个招待日本代表团的宴会。那是日中友好国民协议会和日本要求归还北方领土活动家组成的访华团。这些日本友人来前都听说作家巴金在“文革”中已经自杀了，然而当巴金精神矍铄地坐在席间时，日本客人们都振奋起来，拼命鼓掌。之后，大家纷纷过来和这位写过著名小说《家》的作者握手，祝福老人终于熬过了一场大灾大难；
不久，巴金又在他武康路寓所会见了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中岛健藏。他们谈得很好，尽管那时的巴金已有会见外宾的自由，可他心中仍有余悸，所以谈起话来还相当谨慎。后来，他又出席上海市款待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盛大招待会，接下来，他接受了法国客人露阿夫人的访问。总之，巴金重又恢复了从前那样的生活秩序。他的心中充满着快乐。阴影似乎正在心头悄悄消散，从前那已经习惯了的寂寞不见了。巴金也希望与他人交流，特别希望与那些多年不见面的朋友们交流。他开始不停地写信，和那些十多年里不知去向和音讯的友人又续上了关系。
巴金走出他幽静的小院以后，街头迎接老人的再不是冷漠和冰霜。可是，巴金并没有陶醉在鲜花和笑脸之中。他知道自己毕竟是作家，由于浩劫他已经整整失去了11年宝贵光阴。而今巴金清醒地意识到，他再也不能把大量时间消费在一些频繁的社交中。他要让自己冷静下来，把有限时间都用到写作中去。巴金不是那种情愿让时间轻易付诸东流的人。那时，他翻译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才刚刚进行了三分之一，可是，巴金的思绪却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转移到他人生暮年最重要的著作上来，那就是《随想录》的写作。
谁也不知道巴金华章浩繁的巨著《随想录》，竟然会起因于偶然。
1978年4月的一天，巴金忽然收到一封从香港寄来的信件。他感到十分意外，十几年来他和香港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是什么人会忽然从维多利亚海边寄信给他呢？怀着激动的心绪，老人拿着那封来信回到他的小楼上，坐在阳光里拆开那封特殊的函件，里面竟是一张写满毛笔小楷的约稿信。他再一看约稿者的署名，竟然是他从前在上海时结识的老朋友潘际垌。当年他在上海写小说《家》之后不久，作为文艺编辑的潘际垌就向巴金约过稿子，早从那时起，他们就成了一见如故的好朋友。让巴金尤感意外的是，潘际垌前几年始终住在北京，听友人黄棠说过他，在“文革”期间潘际垌一直在北京自来水公司里参加劳动。
可是，巴金无法知道几年的音讯久疏，潘际垌如今居然忽然又到了香港，而且据他在来信中称，自己又回到了从前供职的《大公报》，受命主持副刊《大公园》。潘际垌告诉巴金，他非常想念他。早在巴金恢复自由以后在上海《文汇报》上首次发表《一封信》时开始，在北京的潘际垌就在悄悄观察与注视这位老朋友在上海的变化。他在为巴金重新回到作家书桌前执笔写作暗暗高兴的同时，也在悄悄寄希望于有一天能再象从前那样编发巴金的文稿。如今他终于如愿地回到了香港《大公报》，所以，潘际垌现在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约巴金为他主持的《大公园》撰稿。
巴金非常高兴。因为他知道在国内尽管已有了发稿的空间，然而有些话在上海还不好写，也不好发。而香港《大公报》无疑是一块理想的发稿园地。于是他在翻译《往事与随想》的间歇，忙里偷闲的写了一篇随笔。题目就叫作《谈〈望乡〉》。巴金所以写了这个题目，不仅仅是因为他最近看了一部当时正在国内上演的日本电影《望乡》，他也决不是一个喜欢写影评的作家。巴金之所以要为一部日本电影大发感慨，完全是针对当时国内的极左思潮。
在巴金看来，《望乡》本来是一部如实再现日本战争时期妇女命运的现实主义作品，他尤对电影中的最后一个镜头大感兴趣。那些死于南洋的日本军妓们的一座座坟墓，居然都将她们的墓碑背向着日本本土的方向。巴金感到这个镜头很具有特殊的影射意义，无声的画面让老人陷入良久的沉思。他知道这组镜头足以说明影片的拍摄者，是以正义作为全片基调的。然而当《望乡》在中国内地上映以后，那些在“文革”中看惯了八个样板戏和《春苗》等电影的人们，却无法接受这样真实的电影画面。巴金心里有许多真话，就希望在香港《大公报》上找一个可以倾吐的园地。这样，他就复信同意了潘际垌的意见，并且决定马上就寄稿过去。
白发人拍案为哪般？(2)
巴金的《谈（望乡）》便成了他《随想录》中的首篇！
此文在香港《大公园》首发之后，马上就激起了一片叫好之声。除巴金的文笔老辣，看问题的尖锐，当然还有巴金非同寻常的名气，这一切必然都会引起熟悉他的香港读者的欢迎。于是潘际垌就再次约稿，巴金也就再写了续章《再谈（望乡）》。
接下来潘际垌决定继续约巴金撰稿。而且他还希望在《大公报》上特别为巴老开辟一个随笔的专栏。巴金那时已经对自己是否写一部数十万言的《随想录》产生了跃跃欲试的念头。他感到自己应该在翻译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的同时，也为自己写一部同类的作品，留存在他自己的身后。赫尔岑是俄罗斯人，他可以写一部让人垂青的〈往事与随想〉，卢梭可以写一部让后人惊警的〈忏悔录〉，那么，巴金为什么不能写一部属于自己的同类著作呢？产生这种大胆的想法以后，巴金就决定把翻译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作为他“文革”后期的练笔，再以大量随笔写成自己的《随想录》，这样两稿齐头并进，既完成了多年的夙愿，也可以让自己的写作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当在香港的潘际垌听到巴金这一庞大的写作计划之后，他马上写信表示祝贺，并且当即把《大公报》上的专栏命为《随想录》，专供巴金一人定期或不定期的发表随笔。
可是，让巴金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是，就在他的专栏在香港《大公报》上开辟不久，就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在上海当然会有一些反映，不过反响并不强烈，而北京则不同了，那时已经有朋友从北方给巴老写信或者托人捎信，要他最好不要继续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随笔了。因为有些人已经把巴金当成“不同政见者”看待了。
巴金听了这些流言和非议，并没有动摇自己的写作计划，只是浅浅的一笑。他再也不是“文革”期间无所适从的巴金了，他也不再是自己在〈随想录〉自责的巴金了。他记住了好友萧乾不久前的那句题词：“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巴金当然不是因为听了萧乾的话才决定在文章中讲真话的，巴金是在反思自己几十年走过的路以后，就已经悟到了这一真理：“晚年了，再也不能讲假话了。从前在那些无休止的运动中，已经违心地说了许多假话，现在再也不能那样做了！”现在当巴金听到一些意外的杂音，没有更动自己写〈〈随想录〉〉的计划，他泰然处之，对自己的朋友笑道：“别人喜欢叽叽喳喳，就让他叽叽喳喳好了，我既然要写作，就要写真话了！……”
巴金在那些熟悉他的友人中，始终是一位谦和温存的老人。他从来都是低调生活，性格儒弱而拘谨，写文章当然也文如其人。很少有人见巴金为了某一件小事发脾气。然而当一些让人不愉快的叽喳之声越来越大时，巴金在他的朋友面前终于说了心里话，他说：“五十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六十年代我也写不出它们，只有被人剥夺了自由，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我自己是个‘人’！……”
巴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脸色是凝重的。老人眼神里好象在燃烧着一股火，那是他真实感情的流露。他激动地把自己对〈〈随想录〉〉的真情写在一封寄给友人的信上：“整整十一年的时间里我发不了一篇文章，不过我自己有了思想准备，只要有机会就写，绝不放过，这一次我算对自己负了责，拿起笔我便走向己的路，我想说的，不需要别人给我出主意！……”巴金那如火如铁的坚韧性格，万没有想到会在这一敏感事件上显露出来。原来他并不是一个惟命是从、没有思想也没有主观意志的人！
巴金当时并没有当真，在那种时候，“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可是极左的思潮并没有因为这四个代表人物走进历史的尘埃而烟消灰灭。所以巴金对那些发自暗中的非议不以为然，他始终认为自己应该讲真话了，过去11年他不敢讲真话，已经感到有些对不起读者。如果现在他再不敢讲，那么又如何让自己心安呢？于是，巴金继续给香港的潘际垌投稿。他写的随笔也仍像往常一样如期刊发在香港《大公报》的《随想录》专栏里。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以至于让巴金知晓真情后脸色因气愤而涨红了。这是老人多年来很少发的怒火。
原来，就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巴金出于对鲁迅的热爱之情，动笔写一篇《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本来他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写任何敏感的话，只是流露出巴金对这位前辈师长的真诚感情。可是，当这篇只有几千字的随笔在《随想录》专栏上发表出的时候，巴金看了不禁暗暗一怔。
此前他给《大公报》的任何文章，几乎都是全文照登，不差分毫。可是这篇小稿居然被删除了多处，有些话巴金是不同意删节的。可是，也被人粗暴的删掉了。他知道潘际垌对自己是绝不会如此粗暴横加删改的。即便他想删改，也会征询巴金的意见。可是这次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文章的背后莫非有什么不需要作者了解的背景吗？
巴金吃惊的是在这篇纪念鲁迅的文稿中，凡是他笔下涉及文化大革命的只言片语，几乎全部遭到了大刀阔斧。他实在不明白，国内已经在开始拨乱反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也在报上轰轰烈烈展开了。可是，为什么有人仍然不喜欢听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抨击已经被实践验证了的“文革”呢？
白发人拍案为哪般？(3)
巴金反复把那篇遭到报社删改的文章看了又看，他一人来到了小楼的顶楼。在这里他可以居高临下俯望楼下那幽静的小院，萧珊在时的那个秋千架，现在早已经荡然无存，花花草草在经历那场灾难以后也变得稀疏凋零，侥幸保留下来的只有那两棵萧珊与他同栽的玉兰树。老人站在灰暗的暮年晚霞中，严峻的面庞上镀上一抹淡淡的金辉。他心绪很复杂，眼神里又流露出那常有的淡淡感伤。这种神情在当年抗日的烽火中曾经有过，“文革”后期巴金眼神里的忧郁早已经消逝和淡化了，然而如今他这扇心灵的窗口再一次映现出了他心底的忧虑。
“我不能这样无声面对，我要抗争。”巴金回到楼下书房，在灯下重新摊牌开了稿纸，他决定马上就给在香港的潘际垌写一封信。老人一怒之下，决定再也不给《大公报》的《随想录》专栏写稿子了。在巴金的写上有这样的话：“我不会再给你们寄稿了，我搁笔，表示对无理删改的抗议。让读者和后代批评是非吧！对于一个写作了五十几年的老作家如此不尊重，这是在给我们国家脸上抹黑，我绝不忘记这件事。我也要让我的读者们知道！……”
巴金愤怒的抗议让香港《大公报》颇感吃惊。因为他们从没有看到巴金也会发火，而且这火一旦发作就让人吃惊。他们也不希望删改巴金的作品，潘际垌作为巴金《随想录》的责任编辑和朋友，他当然更不希望随便更动作者的原文，而是出于某种意想不到的压力，最后才不得不这样做。而如今当巴金为了一篇文章表现出的少见震怒，让报社里的上上下下都为此震惊了。直到这时，他们才意识到在《怀念鲁迅先生》一文中，并没有非要删节的必要。
潘际垌的眼前又浮现出巴金那张含笑的脸庞。早在数十年前，他就是通过向巴金约稿，才有幸与这位以《家》和〈〈寒夜〉〉蜚声海内外的大作家的。几十年过去了，巴金留给这位资深编辑心底的印象，似乎始终与微笑、温和、谦逊、宽容这样字眼不无关系。可是如今他竟为了一件小事发起火来，而且从老人来信中的字句里不难看出，巴金的火气是不可遏制的。
他似乎看到一双含怒的眼睛正在那里怒视他和无理删改他文章的人。这究竟是为什么？莫非巴金没有涵养吗？非也！没有谁比潘际垌更了解巴金的为人了。那么，是“文革”结束以后巴金地位的看涨，他会一改多年的谦和性格而变得傲慢无礼了吗？也不是。潘际垌知道像巴金这样的慈祥老人，即便到任何时候也不会改变性格中固有的东西，那就是善良与谦逊。
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宁可中断与《大公报》的联系作为发泄的条件呢？显而易见是这表面上寻常人不以为意的小事，已经深深剌痛了老作家的心。没有什么比无故擅动他笔下文字更让老人震怒的了，因为在巴金看来这是对他的一种侵害与侮辱！
潘际垌当然不肯就这样中断那个几可做为《大公报》名牌栏目的《随想录》。他仍然给巴金写信，他仍然不断向老人发出约稿的请求。潘际垌理解巴金的自尊心，没有什么比一个人的自尊心受到剌痛更为严重的了。潘际垌并不介意老人的激愤言词，他知道巴金之所以在他主持的《大公园》中设栏，并连续发表杂文、散文和文彩辉煌的随笔，当然不是为着名利。老人早在他发稿之始，就已经明确地表示：“我不索取稿酬！”
老人是为着一个非常伟大的写作计划的实现，正在百忙中灯下奋笔。他要把耽搁的时间抢回来，他希望把自己60多年对人生的阅历、感受与思考，都通过笔下文字留给后人。而他潘际垌所承担的编辑重责是任何当编辑的人都无法相比的。想到巴金最后将写下几十万字的浩瀚巨篇，想到他的〈〈随想录〉〉最后要集结出版，潘际垌就决心要把老人重新拉回到《大公报》上来。他不希望因一时的不快就中止一部历史巨作的完成。那样做不仅对《大公报》不利，也会给巴金的晚年带来无法弥漫的缺憾。潘际垌心里十分清楚，巴金这样做的用意，无疑是在以毅然和坚韧维护一个作家不可侵犯的人格！
巴金在上海看了潘际垌的信，心中的火气也消了许多。
老人也心里清楚，就这样放弃自己凝聚心血的《随想录》写作，确实有违自己的初衷。并非巴金的胸襟狭窄，也决不是他以纵横驰骋文坛半个世纪的资历来面对编辑的疏忽，而是他不能继续容忍别人对他人格的挑战和篾视。既然潘际垌仍然希望把他的《随想录》继续下去，那么，巴金为什么就只有这样一点点雅量呢？
老人决定不负对方盛邀，他再次提笔写随笔了。
不过，他写的《鹰的歌》寄出以后，居然又让老人大失所望。稿件寄到香港以后，竟然没有得到发表的机会。当然，潘际明并非不想刊发此文，也不是他不赞同巴金在文章中流露出来的锋芒，而是，他把此稿编成以后，主编不敢签字。他对潘际垌说：“这样的文章还是暂且不要发表为好？”
“为什么？”潘际垌不理解主编的谨小慎微。在他看来这篇《鹰的歌》，是自己好不容易约来的。刚刚受到伤害的巴金，想吐吐心中的愤慨也在情理之中。他为此据理力争地对主编说：“巴金把自己比作高尔基小说中的鹰，这有什么不好呢？他是一个说惯了真话的作家，他说那折断了翅膀的鹰是因为受了伤，才不得不陨落大海，调子虽然有点悲凉，可是，他的文章仍会给读者以振奋的力量啊！”
白发人拍案为哪般？(4)
主编自有主编的苦衷。他皱了皱眉，最终还是对潘际垌叹息说：“暂时还是不要发了吧。相信巴金先生最后会谅解我们的，但是，将来他的《随想录》一但集结出书，还是可以把他的《鹰的歌》加进集子中去的。这没有什么不好呀！”
巴金对此没有计较。他已经从激愤中渐渐冷静下来，他开始恢复从前的冷静与宽容。吃过十年辛酸悲苦的他，最终又开始冷静面对身边的一切。巴金开始理解好心的潘际垌，开始理解香港《大公报》的主编和同仁们了。巴金知道自己不应该因为这一点点不愉快，就轻易放弃自己晚年最想做的事情。他的著作已经可以等身了，巴金即便不写这部《随想录》，他也无愧于当代著名作家的荣耀。然而，他有许多话又非要说不可，而这些随想的文章，能否在自己走进暮年之前一篇篇刊发出来，最后再分别集结成几部可以传世的《随想录》，则是他引为至重的事情。于是，巴金在情绪镇定下来以后，又开始频频挥笔了，他仍然还像从前那样，以平和的心态写下自己心中的随想。
古都·《家》·太平湖(1)
列车沿着一条熟悉的铁路向北方飞驰。
巴金坐在飞驶的列车窗口，眺望着从车窗前疾掠而去的山川、田畴和一排排在春风中返青的林莽。江南碧绿的原野从老人眼前迅速变幻成北方尚未吐绿的大地。时光已是1978年的5月。
巴金又来到北京。
这已是他“文革”后第三次赴京了，古老而雄伟的京城，对于巴金来说始终是魂牵梦绕的地方。自1966年6月他在这里参与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回上海后，眨眼就十一年光景了。这期间巴金失去了自由，他始终没有机会走出上海，北京当然就成了他心仪的所在。1977年10月，巴金忽然得到上级的通知，要他随上海人民代表团，前往首都北京参加毛泽东纪念堂的开馆活动。他为随团赴京瞻仰毛泽东的遗容而倍感振奋。
这是巴金在拨乱反正后第一次来到北京。古都久违了，然而，北京的金秋仍然让老作家心往神驰。因为这里有许多文坛上的友人，也留有巴金难忘的记忆。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虽然给他带来了灾难，然而在这位作家的心里，始终没有改变对这位伟人的敬仰。在纪念堂里巴金面对巨人的遗体，长时间的凝思着。历史烟云似乎在那一刹间在他的脑际里翻腾，又在他的头脑里定格。那些他亲身经历的历史，就构成了巴金形象思维新的灵感。他承认任何人，包括静卧在水晶棺材里的一代巨人，他也有历史的局限性甚至会犯错误。而巴金正是从毛泽东的一生中悟出了许多人生的真缔。
巴金第二次再来北京，是在1978年2月。
那是他“文革”后期首次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许多久违了的友人，都在这次会议上重聚与相逢。金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在历经十几年的风雨之后，依然还象从前那样雄伟壮观。只是巴金心头感到有些悲哀的是，许多熟悉的友人都已经不在了。其中最让他怀念的人就是周恩来。也是在此之际，巴金提笔写了一篇怀念周公的文字，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间，他最崇敬的就是周恩来了。而今当巴金随着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走进这座熟悉的辉煌建筑时，他心中就不能不产生一种隔世之感。
这一次——距参加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仅仅过去了三个月时间，巴金再一次进京，他是为作为出席中国文联三届三次会议的代表而来的。作为中国文联的领导人之一，巴金知道这次会议对于他和所有在浩劫中幸免于难的文艺界人士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无疑是真正的解放，也是动荡过后难得的一次隆重聚会。巴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在有生之年还有这样的机会。
“《家》是我四十六年前的作品，四十六年来我写过好几篇序，跋和短文，谈我自己在不同时期对这部作品的看法，大都是谈创作的结果和作者当时的思想感情，很少谈到小说的缺点和它的消极作用。”巴金前往北京出席全国文代会之前，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已经就再版他46年前在上海面世的成名作《家》，进行过多次的洽谈。巴金完全没有想到他在有生之年还会看到国家一级的出版社，有一天会再版他那部在“文革”中多次受到批判的小说。“文革”前他家的二楼书房中还珍藏有少量《家》原版的几种版本。“文革”期间楼上的书都被造反派们查封了。他解放以后，手边只有一本《家》，也还是解放后再版的。那时候，大地已经解冻，一些有幸来到他武康路小楼里作客的友人，多么希望索要一本由巴金签名的《家》以留作纪念。然而那时的巴金几乎无书可送给朋友。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竟然主动要再版此书，此事对巴金来说不啻是最大的幸事。出版社希望他在此书再版之前，最好亲笔再写一个序言或后记。所以，巴金在临去北京之前就已经打好了腹稿，他不知对今天的读者该如何谈自己那部心血的结晶——《家》呢？！
巴金又住进了北京饭店旧楼。
这里他十分熟悉，“文革”以前他多次来京，大多都在这里下榻。而今天巴金来到长安街上，发现这里还像从前那样繁华与喧闹，车如流水马如龙。长安街，久违了！他记得自己在上海受到专政的时候，只要从广播里听到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实况转播，巴金就会想起眼前这条宽敞笔直的长街。
形势毕竟大变了。这不是梦，而是一个鲜活的现实。巴金在“四人帮”粉碎以后，确实比从前年轻了许多，尽管脸上不时还会现出一丝淡淡的忧郁，那是他在怀念死去的亡妻，不过他从心底确已逐渐驱散了阴霾。自己现在74岁了，已经到了人生的暮年，不过巴金丝毫没有感到自己的身体比别人差。他在73岁的那年秋天，总算释完了《往事与随想》的第一、二卷。这说明他宝刀不老，译成以后他在北京的朋友何其芳竟然获悉了此事，便马上给巴金寄来了一封信，称他看了巴金在报上发表的文章和听说他正在翻译的赫尔岑回忆录后大为感动，表示他一定要向巴金学习，要多学一种外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赶上形势，巴金心里自然十分振奋。
巴金的上海寓所也再不是门可罗雀，许多从前不理睬他的政府高官们现在开始鱼贯而来。特别让他振奋的是，去年九月里，巴金被允许在上海会见他从前的两位日本老朋友，一位是德高望重的中岛健藏，一位是日本文坛上卓越的人物井上靖先生。
古都·《家》·太平湖(2)
让巴金高兴的事情不止这些，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再版他的小说《家》后不久，有关部门又允许巴金的法文本《家》在国外出版发行。当他提起笔来为法译本《家》写序的时候，巴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文学的春天来到了。
去年十月当《上海文学》复刊的时候，编辑部主动向老人约稿，这时他决定把改了又改的短篇小说《杨林同志》拿去发表。这是他从修改了多少遍也不肯轻易出手的中篇小说〈〈三同志〉〉中，精心提练出来的一部情节。应该说这篇〈〈杨林同志〉〉才是巴金晚年小说创作中最为满意的一篇。当然，巴金希望的并不是它在文坛上引起什么的轰动，而是想圆他自己多年的一个梦！他总是认为自己欠了朝鲜战场上那些英雄们的一个债，当然是文债！现在老人总算还上了！
巴金感到在过去的一年，他在政治上也真正翻了身。十二月底，上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协上海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同时举行。巴金又坐在了大会的主席台上，当巴金的电视画面出现在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上时，围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们竟然一片欢呼：
“巴金出来了！”
“没想到他还活着！”
“你们看，巴金老人还象从前那样精神，他没有老，只是头发全白了！”
也就是在自己公开亮相不久，巴金又在《人民日报》编辑部举办的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个题为《除恶务尽》的发言。为篇谈话在报上发表以后，全国读者都看到了久违的巴金！巴金又回到了久违的文坛！
一九七八年对于巴金来说，无疑是个振奋人心的年头。早在二月下旬，他就从上海来到了首都。巴金又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了。同月，他的《处女地》新译本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给赴会的巴金心中平添了无限喜悦，他感到自己又可以写作了。大会结束已是三月初，巴金回到上海马上就开始了紧张的写作，他感到从前的时间都荒废了，现在时间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紧了，他有一系列庞大的写作计划都摆在面前，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刚刚开始，构思多年的长篇小说也仅仅写了几千字，在这时候各报的稿约又频频向他飞来，巴金实在有些应接不暇了。但是，他仍然抽出时间替别人作工作，例如一份上海师大中文系鲁迅著作注释组的访问纪录稿《〈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起草经过及其它》就摆放在老人的面前，他必须拨冗审定，老人之所以如此，是他认为自己能为别人研究鲁迅作一点工作是荣幸的。
如今，五月的春风吹绿了塞北大地。巴金只好暂且放下手边文稿，匆忙地赶到北京参加中国文联第三届第三次(扩大)会议了。他在这次会上要发表一篇讲话，巴金已经把这个《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的发言，看了又看，改了又改。就在巴金修改这个发言的时候，他敬重的老前辈郭沫若忽然逝世了！巴金感到悲恸，本来他想利用会议休息的机会，前往北海附近的寓所去探望郭老，然而他没有想到同样经受“文革”灾难的文学前辈郭沫若，竟然在国家走向万象更新的时候挥手西去了。
在这种时候，巴金的思想仍然停留在阴影末消的水平上。他希望在自己的这个后记里讲讲自己的错误。他想对读者这样说：“我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写作了二十年，写了几百万字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坏的和比较坏的。即使是我的最好的作品，也不过是象并不高明的医生开的诊断书那样，看到了旧社会的一些毛病，却开不出治病的方子。……”
巴金仍然还在写自己的批判！他那时的思想还停留在自省自悟与对灵魂深处封建思想的反思之中。巴金并不是故意装出来的假谦虚，而是当时的历史背景留给他心灵上的烙印太深太重。他始终感到自己还是一个有待改造的人物，尽管他的问题早已经得到了解决，写作的自由与出席各种社会活动已让巴金重新找回了那个淡忘了的世界。然而一遭蛇咬，三年怕井绳的畏怯感与旧时代作家的“自卑”，仍然时时在束缚着他的思想理念。
后来，在《家》再版的时候，巴金果然把上面一些想法变成了文字，写进了该书的后记。让读者们读来感到不可理解的是，巴金在这篇后记中竟然如此严肃地解剖自己的灵魂：“小说里面我个人的爱憎实在太深了。象这样的小说当然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我承认，我反封建反得不彻底。我没有抓住要害的问题，我没有揭露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我对自己批判的人物给了过多的同情，有时我因为个人的感情改变了生活的真实。……”
北京的六月是炎热的。
全国文代会期，让巴金最动感情的还不是他在会议中又见到了许多劫后余生的文坛老友。让他大伤其心的是，参加作家老舍的骨灰安葬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布置了一个既简朴又隆重的会场，正面黑色的帷布上高悬着老舍那熟悉的遗像。巴金看到那张照片，就会想起自己和老舍生前见到的最后一面。那是1966年飓风乍起的盛夏，他奉命从上海来北京筹备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也是6月初的一天上午，他忽然在人民大会堂的某一个厅里经过，这时，他对面忽然走来一个熟悉的身影！
古都·《家》·太平湖(3)
“老舍？！”巴金那次到北京，由于毛泽东已经接连批了两个有关文艺团体的重要批示，所以他刚到北京就有一种恐惧感。加之会议筹备的紧张，巴金很少有机会外出，探望在京的朋友。当时，他特别想有机会看望一下老朋友，其中就包括老舍。不过巴金为少给别人带来麻烦，还是让这一念头自生自灭了。可是他没有想到，老舍现在竟然出其不意地来到了自己面前。
“巴金先生，你好！”与此同时老舍也认出了他，他们紧紧地握着手，然后来到大厅一隅，悄悄地谈了几句知心话。他看出老舍并不像自己想的那样紧张，尽管北京的形势已有山雨欲来之势，老舍却依旧处之泰然。他对巴金说：“请放心，我很好。请告诉上海的朋友们，我没有问题。”
“这就好！”巴金听了他坦荡自若的话，悬着的心便放下了，他记得当时这样对老舍说：“我们都相信你！”
那次在人大会堂短暂而匆忙的一面，对巴金来说十多年后仍然记忆犹新。但是，他当时决不会想到的是，泰然自若、心胸坦荡的老舍，竟会在与他相见的一个月以后，就猝然惨死在北京的一次批斗大会之后。如今，在阵阵哀乐的旋律中，巴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他在经过老舍遗像，向老舍夫人等死者家属走去的时候，脑际里老是浮现着在大会堂见最后一面的场面。那俨然一个铭心刻骨的镜头，已经深深地刻在他的心上了。
巴金在一个金霞满天的傍晚，独自来到北京德胜门附近的太平湖。眼前的湖波依然泛起层层涟漪，只是当年的悲剧不会再发生了。他不知当年的老舍究竟是怎样来到这幽幽泛动碧波的湖水之畔，也不知他一个人在太平湖边默坐了多久，才决定结束自己的一生的。巴金也同样经过那种可怖的年月。他对当初在大会堂里那么有自信的老舍，最后选择这条路的心路历程，渐渐由不解而转为理解了。巴金知道他和老舍的心是相通的。他们可以没有饭吃，也可以没有车座，甚至可以忍受生活的苦难与艰辛。然而他和老舍却不能忍受非人的待遇。尤其是人格的侮辱与践踏。不久前他在上海遭遇到的香港《大公报》删改稿件的难堪，就足以让他更加从心里理解一死了之的老舍了。
太平湖上飘起了霏霏雨丝。巴金仍然一个人静静伫立在湖边，凝思着。
血沃中原肥劲草，
寒凝大地发春华。
英雄多故谋夫病，
泪洒崇陵噪暮鸦。
不知为什么，巴金在湖畔徘徊的时候，心里忽然想起鲁迅1932年写的那首《七绝·无题》。 他在蒙蒙的雨雾中凝思着，湖波依然汩汩涌动，纷飞的细雨越来越稠，巴金的衣服已被小雨淋湿了。他仿佛在雨雾中又看见了老朋友——老舍含笑向他走来，似在向他询问：“巴金先生，别来无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