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宋朝当时有多少军队，为什么很多影视作品中都说：八十万禁军，这样是不是有点少？
吴钩：宋仁宗年间，“皇祐之初，兵已一百四十一万”，军人数目达到1410000人。南宋绍兴末年，全国作战部队的总兵力约为410000余人。
问：吴老师，宋代的军队是否有低保的作用？如此大的开支（60%）怎么还是战斗力不行？是因为老弱病残太多吗？
吴钩：宋朝对入伍的官兵，通常赡养终生。老弱病残的很多。即便退伍，国家也要给钱给地给粮。伤残军人则由国家养老。这得需要花多少钱啊。
问：老师您好，请问岳飞被杀有没有部分原因是由于高宗担心迎回二圣之后自己可能退位呢？
吴钩：假设岳飞被杀确实出于宋高宗的意思，是因为高宗担心迎回二圣之后自己可能退位。这个假设若要成立，须有两个前提：
1.被俘虏的徽宗与钦宗具有很高的威望，至少威望要高于高宗。但是这个前提并不成立，在南宋人眼里，徽宗、钦宗都是亡国之君，而高宗是中兴名主。即使迎回二圣，他们又怎么可能有权威逼高宗退位？
2.高宗是一个非常贪恋帝位的皇帝，或者他非常希望将皇位传给自己嫡系子孙。但这个前提也不成立。因为高宗很早就丧失了生育能力，并无子嗣。而且高宗后来是内禅给孝宗皇帝的，并没有当皇帝当到死。
问：你觉得元灭宋是历史必然吗？怎么看待元？你是皇汉吗？
吴钩：元灭宋就是军事胜利，并不是什么历史必然。只要蒙元一直持续保持强悍的军事攻击力量，灭掉南宋是不意外的，但我们不可将这种军事征服当成历史必然性。我不是皇汉。
问：吴老师说宋朝亡于恶劣的地缘政治与错误的国防战略，能详细解释一下么？
吴钩：在历代正统王朝中，宋王朝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可能是最恶劣的，辽、西夏、金、蒙元等非常强悍的草原帝国相继崛起于北方，都对宋朝虎视眈眈。宋朝与辽朝后来达成澶渊之盟，实现一百多年的和平，这一和平协议本应当永久坚持下去，但宋朝收复燕云故土心切，趁着金国在辽国背后崛起之机，撕毁澶渊之盟，与金国结成海上之盟，联金灭辽，结果唇亡齿寒，失去大辽的屏障，金兵即可长驱直下，最终灭了北宋。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宋朝亡于错误的国防战略。类似的悲剧，在南宋末又重演了一遍：联合蒙古汗国灭了金国，结果也是以虎拒狼。
问：蒙元在欧亚大陆横扫一番，为什么欧洲会出现现代文明，中国大地却陷入更黑暗的专制？
吴钩：蒙古骑兵横扫欧亚大洲，却止步于多瑙河，没有直接统治西欧（被蒙古汗国直接统治了数百年的东欧出现了现代文明没有？）。由于蒙元帝国的开放性与对商业的重视，许多西欧的商人都往来于中国，并将中国的学说与技术带到欧洲，这些访华欧洲商人对中国的描述，在当时欧洲形成了一种迷人的“东方想象”，激发起欧洲人对东方的浓烈兴趣，可以说，宋朝文明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提供了一部分思想资源。比如哥伦布，之所以执着要航往东方，就是因为他读了《马可·波罗游记》后，对中国与印度十分向往，所以决心要闯出一条抢先到达东方的航路。这才有了阴差阳错的发现新大陆。
而在中国本土，草原帝国的直接统治，却导致唐宋变革所代表的近代化方向发生逆转。举个例子说，我们知道，宋代实行募兵制，人民已基本上不用服兵役，劳役亦不多见，差役也开始折钱结算。入元之后，征服者却按草原旧制，推行全民当差服役的“诸色户计”制度：将全体居民按职业划为民户、军户、站户、匠户、盐户、儒户、医户、乐户等等，职业一经划定，即不许更易，世代相承，并承担相应的赋役。这就是倒退。
问：宋朝灭亡时，是不是所有血统纯正的汉族人都随皇室一起跳崖了？日本是不是真的举国同丧呢？
吴钩：关于宋朝灭亡时日本举国同丧的说法，来自南宋遗民郑思肖的《心史》记载：“日本即古倭也，地在海东，先朝尝入贡，许通商旅。彼近知大宋失国，举国茹素。”但缺乏其他史料的佐证。所以现在很难说是不是真有其事。
为什么说宋是中华文明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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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宋朝的几个四字的年号是如何产生的？比如太平兴国、建中靖国。
吴钩：宋代的年号，有时候只是寄托某种良好的政治愿景，有时候则类似于一种政治宣示，暗示接下来要推行的政治路线。比如宋哲宗改元“绍圣”，“绍”是“继承”的意思，“圣”指哲宗先父神宗皇帝。所谓“绍圣”，即意味着宋哲宗亲政，准备更改元祐时的保守路线，恢复神宗皇帝的变法路线。
再如，宋徽宗继位，太后垂帘听政，改元“建中靖国”。“建中”意即“建立中正之道”、“靖国”是消除朋党、安定国家的意思。暗示此时的徽宗皇帝将实行折中、调和左右的政策。后来他改元“崇宁”，意思很明白，“追崇熙宁之道”，则表明宋徽宗欲恢复先父宋神宗的变法。
问：有观点认为，王安石变法导致了北宋的衰亡，一则在实施过程中与民争利，变法失败之后又有多次反复；二则由此开启了政坛严重的党争，特别是士大夫阶层的严重分化和对立，严重破坏了宋建立以来宽容的社会环境，您认为如何？
吴钩：如您所言，王安石变法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与民争利，也确实恶化了北宋的党争（仁宗朝也有党争，但这时候的党争是良性的），特别是士大夫阶层的严重分化和对立，严重破坏了宋建立以来宽容的社会环境。但我不同意说王安石变法导致了北宋的衰亡。北宋覆灭，有很大的偶然性。
问：听说王安石是个犟脾气？他搞变法，到底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
吴钩：王安石为了顺利推进变法，1.大量起用投机小人，导致新法在实施过程中严重被扭曲；2.听不得反对意见，排斥台谏中的反对党，破坏了权力制衡的权力构架。3.变法的步子迈得太大，导致朝中几乎所有的正人君子都反对王氏变法。
问：有人说，宋真宗的形象被低估了，尤其是在后来的戏曲作品中为了突出寇准的形象所以矮化了他。您觉得宋真宗是个什么样的皇帝？您最喜欢宋朝哪个皇帝？
吴钩：宋真宗是宋朝第一个守成、文治的皇帝。太祖、太宗都有开国拓土之力，是一代雄主，而从真宗开始，宋朝进入庸常的常态治理。宋朝的士大夫政治基础，基本上是在真宗朝完成的。
我最赞赏的宋朝皇帝是宋仁宗。其实不仅是宋代一朝，放在整个帝制历史上，宋仁宗都是我最赞赏的君主。他是为人君者的典范。宋人评价仁宗：“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在宋朝的士大夫政治构架下，国家的治理主体是士大夫，不是皇帝，皇帝“百事不会”没有关系，因为君主不必亲决庶政；要紧的是守住君主的本分，即如何“做官家”；甚至不妨说，“百事不会”才是君主应有的美德。
顺便说一下我最讨厌的宋朝皇帝，那就是宋徽宗。《宋史》对他有一个评价，恰好跟宋人对仁宗的评价相反：“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一个皇帝什么都会，什么都要逞能，这很糟糕。可不，宋徽宗成了亡国之君了。
问：宋朝如何对付官员嫖娼？
吴钩：按照宋朝的立法，官员是不允许召妓买醉的。宋朝青楼对所有的市民开放，只要您掏得出钱，但官员不可以涉足，官员自己也明白“身为见任，难以至妓馆”，他们若眠花宿柳，一旦被人揭发、弹劾，便可能受刑责或者丢了官职。宋神宗熙宁年间，两浙路有三个官员，仅仅因为“赴妓乐筵席”，便遭黜责。当时乃王安石当政，王氏不爱女色，却有点贪恋权势，为厉行新法、打击异议，他曾不只一次用“扫黄”的办法来收拾政敌和异己，顺他者昌，逆他者嫖娼。
问：宋朝难道没有文字狱么？比如乌台诗案。宋朝的文官政治真的那么完美么？
吴钩：宋代有无文字狱？这得看我们对“文字狱”的定义。如果将“文字狱”定义为文字引出的刑狱，那宋代肯定有文字狱，如乌台诗案、江湖诗案。但如果将“文字狱”限定为统治者出于钳制思想与言论之目的而对文人的镇压，则宋代的诗案还不能说是文字狱，因为这些诗案都不是出于要钳制思想与言论，而是因为党争，一派借故打压另一派。
至于“宋朝的文官政治真的那么完美么”这个提问非常奇怪，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好像并没有人说过宋朝的文官政治很完美啊。包括我这个宋粉，也没有这么说过。
问：有人说宋代皇帝离平民的距离比其他朝代更近，请问您怎么看？
吴钩：说“宋代皇帝离平民的距离比其他朝代更近”，这话我赞同。我举个例子说明。
按历代卤簿仪仗制度，皇帝出行，仪式极为隆重、严肃，但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宋朝君主往往简化了出行的仪仗与仪式，甚至出现“不成体统”的情况。北宋仁宗朝，“车驾行幸，非郊庙大礼具陈卤簿外，其常日导从，惟前有驾头、后拥伞扇而已，殊无前典所载公卿奉引之盛。其侍从及百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其道中。步辇之后，但以亲事官百余人执挝以殿，谓之禁卫。诸班劲骑，颇与乘舆相远，而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所过有旗亭市楼，垂帘外蔽，士民凭高下瞰，莫为严惮。逻司街使，恬不呵止，威令弛阙，玩习为常。”
如此简陋的皇家仪仗，恐怕还不及后世一个县长下乡视察时之威风。围观皇帝的士庶，非但没有跪伏、回避，还跟随在皇室扈从之后，“夹道驰走，喧呼不禁”。皇帝车驾经过的街路，“士民凭高下瞰”，官方也“不呵止”。
问：宋代虽然也有太监，但有宋300年，太监之患没有像前面的汉唐和后面的明朝那样恶劣，请问何解？
吴钩：宋代对宦官势力的遏制远比汉、唐、明三代严格而有效。宋人自认为本朝“宦寺供扫洒而已”，当然不够实事求是，因为宋代宦官实际上是允许参与政务的，包括率军作战。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宋代确实没有出现宦官窃权乱政的情况。原因何在？《宋史》的《宦者传序》说得很清楚：“祖宗之法严，宰相之权重”。“祖宗之法严”代表了皇室对宦官的抑制态度，唐代宦官乱政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不能不令宋代皇帝对内臣专权充满警惕。宋室的防范措施包括限制宦官的数量，如太祖强调宦官“自有定员”，不得超过50人；到宋哲宗时，宦官改为限额100人。宋代虽然有宦官率军作战，但都是临时性差遣，并不能长期独掌兵权（童贯是唯一的一个例外）。
对宦官集团更重要的掣肘力量来自以宰相为首的政府，即所谓“宰相之权重”。宋代采用“以外统内”的治理框架，外廷宰相领导的文官集团有权过问内廷事务，包括参议宦官之任用、升迁。而内廷则不许干预外廷国政，用宋人吕中的话来说，“我朝所以无内朝之患，以外朝之除拜，在内不得而知，内庭之请谒，在外可得而知之也。”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宋仁宗时，有个叫作杨怀敏的宦官因有过失，被罢免了“入内副都知”的职务，但皇帝大概比较宠信他吧，准备下旨让杨怀敏官复原职，但是皇帝的意见（当时称为“词头”）却被政事堂（宰相机构）下面的知制诰驳回了。知制诰告诉仁宗皇帝：根据本朝制度，被免职的副都知，是不可以官复原职的，所以臣不敢草拟这道诏书，封还词头。
问：感觉宋朝的宰相都好牛，也不怎么给官家面子，是因为宋朝独特的继承制度吗，就是太祖和太宗血脉交替继位，您怎么看？
吴钩：宋朝的宰相牛，我觉得是因为宋朝士大夫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自觉与抱负，同时宋代又形成了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共识与格局。
问：有观点认为，宋代士人的地位空前提高，甚至到了可以与君主共治天下的地步，但也有观点认为宋代一系列制度使得权力进一步集中，皇权得以更加强化。您如何评价这两种看法？
吴钩：我当然更认同前一个看法。虽然“共治”一说早已有之，如汉宣帝自谓“与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乎”，唐太宗也曾对群臣说：“朕与公辈共理天下。”但汉唐皇帝所说的“共治”（共理），只是将士大夫当成辅政之工具，只有到了宋代，士大夫才得以以政治主体身份，当仁不让地要求与君主“共治天下”。
问：为何以士大夫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在宋朝能与皇权形成均势平衡的局面？
吴钩：简单点说，我认为，1.宋代士大夫群体自身力量的成长，士大夫群体以天下为己任意识的养成。2.宋朝皇帝本身的文明与克制。3.宋朝形成了一套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君臣各有职守不可相侵的制度。
问：综合来讲宋是中华文明的巅峰时期，同意这个观点吗？
吴钩：同意。王国维先生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问：宋朝的经济科技文化都是华夏历史上的巅峰，可是后世中国人都以汉唐为傲。请问这是何故，谢谢！
吴钩：我也有同样的疑问，一直以来，“人们往往一提到汉朝、唐朝，就褒就捧：盛世治世。一讲到宋代，就贬就抑：积贫积弱”（宋史学家张邦炜先生语）。反观海外的汉学界，他们评价最高的却是宋代中国，美国多所高校采用的历史教材《中国新史》（China：A New History），其中有一章的内容宣称“中国最伟大的朝代是北宋和南宋”（China’s Greatest Age：Northern Sung and Southern Sung）。
这种截然相反的评价非常有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中国人看待中国历史，往往摆脱不了对国运的关注，因而影响情感的取舍，更看重国家的强盛。而海外学者则能够保持超然的心态去评估一个王朝的文明表现。正是从文明的角度，他们发现了宋朝的诸多了不起的成就。
问：有人说你是宋吹，认为你把传统社会理想化了，你怎么看？宋朝真的比西方社会更美好么？哪怕是某些方面。
吴钩：我对传统社会的讲述是不是有美化，欢迎据（史）实反驳。我不觉得我理想了传统社会，很可能是这么说的人在头脑中预设了妖魔化传统的立场。至于宋朝是不是比西方社会更美好，这得看是什么时候的西方。如果拿一千年前的宋朝跟今天的西方社会相比，你觉得公平吗？而如果是跟同时期的西方比，宋朝时候，整个西方还处于黑暗的中世纪中，毫无疑问，其文明程度远远比不上东方的宋朝。
三、从数目字看宋代中国的成就
【政府岁入】
两宋的财政岁入，基本上都保持一亿（贯）以上。北宋治平二年（1065）的数字是11600万（贯）——这个数目并不是北宋岁入的最高额，却已是唐代最高岁入的一倍，其中货币性岁入为6000万贯以上，比重超过了50%。
作为对比，明末在田赋中加派“三饷”，又派出税监矿使，四处搜刮工商税，搞得天怒人怨，岁入也不过增加了2000万两（其中税监搜刮的工商税每年只有四五十万两）。
【财税结构】
在宋朝的财政收入中，从宋真宗朝开始，来自工商税与征榷的收入超过了农业税，北宋熙宁年间，农业税的比重降至30%，南宋淳熙—绍熙年间，非农业税更是接近85%。
作为对比，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全国田赋正额约为2680万石，占全部税收的75%。隆庆朝与万历朝前期（1570—1590），国家的杂色岁入（含商税、海外贸易抽税、盐课、轻赍银、役与土贡折色等）约370万两白银，这个数目只及宋代征榷收入的零头。而清代在道光朝之前，地丁银（农业税）占全部岁入的70%以上，关税与盐课的比重不足30%。
【外贸收入】
在南宋政府每年近一亿贯的财政收入中，来自市舶的收入（包括进口商品抽税、进口香药专营利润）最高贡献了340万贯，大约占3.4%。年进出口总额接近3800万贯。
作为对比，晚明的隆庆开关，只是开放一个月港，海关抽解每年不过区区二三万两银，跟宋王朝整个海岸线都对外开放、每年抽税以百万贯计的格局不可相提并论。
【铁产量】
按日本学者吉田光邦的估计，北宋的铁年产量为3.5万-4万吨，美国学者郝若贝则相信有7.5万-15万吨，国内学者葛金芳也认为宋代一年用铁约在15万吨上下。
作为对比，到18世纪初，整个欧洲（包括俄国的欧洲部分）的铁总产量才有14.5万-18万吨。
【货币发行量】
北宋的最高年铸币量则是570万贯，这还不包括铁币与纸币的发行，平常年份都维持100万贯至300万贯之间。
作为对比，唐代的最高年铸币量为33万贯，通常年份只是维持10万贯左右。而明代近300年的铸币总量，竟然不及宋神宗元丰年间一年所铸的货币量。
【城市人口】
北宋东京有26万户，以每户6人计算（这是保守的估计），26万户即有156万人之众。另按赵冈先生在《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中的推算，如果计入郊区的人口，南宋临安的总人口“应有250万人左右”。
作为对比，宋代那时候，伦敦、巴黎、威尼斯等西欧城市，人口不过10万，被欧洲人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的大马士革，人口也不过50万，相当于唐代的长安。今日开封市的市区人口，也才80多万。
【城市化率】
北宋的城市人口占20.1%，如果以1亿人口计算，即有超过2000万的宋朝人成为城市居民。南宋时达到22.4%。如果据斯波义信的看法，南宋鼎盛时期的城市化率可能达到30%。
作为对比，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约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
【农业产量】
葛金芳教授认为，宋代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食在4000斤上下，跟1984年每个劳动力产粮4379斤的水平大致相当。另据宋史学者方健的推算，在江南，每个农户可以养活2.35个五口之家，粮食商品率达40%。当时民间有谚：“苏湖熟，天下足。”
宋代南方的稻田平均亩产约有二三石（米），低产时也有一石，最高时亩产量可达六七石（谷），这个产量差不多是战国时期的5倍、唐代的3倍。
【劳动力报酬】
不管是当佣工，还是在城市做点小生意，一名宋代底层人的日收入，基本上在“100文”这个水平线上下浮动。
这个收入水平相当于明朝一位知县的月俸。另据黄冕堂《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的统计，明代城市佣工的日工价以30文为常价，农村佣工则以20多文为常价。到清代时，日工价才回升到50～70文。换言之，一名宋代佣工的收入，相当于一名明代佣工加一名清代佣工的收入。
【人均收入】
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提出：“在960-1280年间，尽管中国人口增加了80%，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由4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增加了1/3，以后一直到1820年都保持着此水平。欧洲在960-1280年间，人口增加了70%，人均国内总值则从400美元增至500美元，只增加了1/4。”也就是说，宋代的经济与生活水平，不但在纵向上优于其他时代，而且在横向上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
另据香港科技大学刘光临先生的估算：宋朝人均国民收入为7.5两白银。这个水平超过了被认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晚明（晚明人均国民收入才2.88两）与所谓的大清“康雍乾”盛世（人均6.45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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